比爾·辛頓（注：中文名叫韓丁）在1945年第二次去中國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工作時，還是個身材高大、開朗、不怕任何右的或左的“主義”的年輕人。從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畢業後，他給革命的中國帶去了博愛的集體奮鬥精神和技術才能。正是利用這種精神和才能，他母親卡米莉塔·辛頓在佛蒙特州的普特尼創辦過一所進步學校。 1947年，他第三次去中國，為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職務是拖拉機技術員。 1948年春天和夏天，他陪同中共的一個工作組，對北京西南山西省武鄉縣黃土高原上中莊村的土地改革作了調查。
在兩名翻譯的幫助下，辛頓廣泛收集村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經濟變革的情況。村民鬥爭了地主豪紳——地主特權階級，為每個人劃定了階級成份，把村里的財產平分，以創建一個新的、更公正的社會。辛頓於1953年最終回到美國時，美國海關總署和國會的一個委員會出於安全原因沒收了他的筆記。辛頓花了5年時間和一大筆訴訟費，才把筆記弄回來。他後來於1966年出版了一本題為《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的著作，書中描寫的是外國人所能了解到的有關中國農民革命最內幕的情況。書中援引了許多人的談話，並對人物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
1971年中美關係解凍時，比多·辛頓是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農民。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他在夏天和秋天回中國作為期7個月的訪問，包括對中莊村的訪問。和以前一樣，他還是共產黨一個工作小組的觀察員。但不同的是，這次協助他的是他的女兒卡瑪。卡瑪十分能幹，天真活潑。她出生在北京，而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長大成人。由女兒作翻譯，比爾·辛頓的採訪記錄整整有十大本，而且“許多內容是相互矛盾的”。
他根據這些筆記，寫出一部大部頭的著作《深翻》。此書描寫了數十個人物的生活，他們的小計謀、愛與恨、希望與問題等，就像是一部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 “翻身”的意思是轉向新秩序；而“深翻”指“深耕”,也就是新秩序下所發生的變遷。辛頓的前一部著作基調樂觀，描寫村民經過鬥爭，取得勝利，過上了新生活。而第二部著作卻較為憂鬱，寫村民如何努力想解決村中的問題，卻總得不到解決的情況。它追溯了中莊村村民1947年至1971年的歷史，這23年包括4個連續的革命階段，每個階段對中莊村的村民都有不同的影響。 1948年後開始的第一階段是集體化時期，土地改革把土地平均分給農民，但此舉卻使共產黨面臨一個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允許一部分有膽識的農民通過自己的努力發展富農經濟呢，還是讓每個農民都走向平均主義的集體化？毛力主實行集體化。集體化運動分為3個階段，包括互助組、合作社（在合作社里，農民按照土地、牲畜、農具和勞動的投入量分配收人），直至最後的生產隊把農民的所有財產都買走，再按農民所掙的工分付給他們報酬。 1956年以後，所有地界都被拆除，再也沒有人能認出自己的土地，土地已成為公有財產。中莊村整個村子是一個大隊，下分7個小隊，其中6個小隊搞農業生產，1個小隊搞副業生產，糧食產量幾乎翻了一番。同時，國家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並禁止向城市移民。此舉使國家容易收購餘糧，並對糧食實行計劃供應。
中國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在過了一代人之後又引起人們的興趣。鄧小平推行的個人承包和家庭農場等新的“責任制”，目的在於刺激人們的勞動熱情，提高生產效率。但是，現在我們又聽說，村民在拆除集體設施的同時，把所種的樹也砍了，學校的門窗也被偷走。
中莊村革命的第二個階段，是1958年的大躍進。這是一場調動所有人力以實現農村工業化的群眾運動。辛頓發現，村民對大躍進感到振奮。儘管大躍進未能持久，但在當時卻是一場真正了不起的運動。這種動員勞力修建大型公共設施的做法，不僅僅是中國一種古老的傳統，而且是中國為實現現代化而作的一種努力。使用這種方法需要學習電力學和應用力學。
大躍進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有些做法太過火。猛烈的“共產風”使人們一味追求平均主義，而完全忽略了既得利益或互利原則。不著邊際的浮誇被視為巨大的勝利，政府中的官僚把統計數字誇大到荒唐的地步。更糟糕的是，領導幹部已變得昏昏然，脫離了實際。他們提出各種計劃，並要求別人照計劃辦，但實際上這些計劃只會招致失敗。相互矛盾的指示和過高的積極性，使農民筋疲力盡。最後，他們完全失去了信心。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最大的災難是說胡話。”接踵而來的是農業欠收和半飢餓狀態。
此後，中莊村的革命又經歷了60年代的“四清”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圖把“階級鬥爭”宣傳為必不可少的革命的更高階段，但這種做法未能得到群眾的支持。總的看來，群眾接受繼續劃分階級成分以及由子女繼承“權利”的做法。但劃分成分的標準很不明確，因此無法準確執行。這些整風運動引起了一些個人恩怨，而這些恩怨的根源是地方爭鬥和其他非經濟性質的問題。
最後一個階段，是1966年毛主席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由於反對新官僚主義者的“階級鬥爭”在上層未能奏效，毛就利用十幾歲的紅衛兵在下層“發動革命”。 《深翻》描述了中莊村以及山西全省和東南部高原上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的情況。
在毛號召“炮打司令部”和革命造反派奪權的同時，官僚們也同樣在動員紅衛兵和部署他們那一派的力量，以便保護自己，同毛杭衡。隨著黨政領導人被趕下台和新人物上台，鬥爭方式也逐步從遊行、集會升級到拳打腳踢，直至使用武器。
許多地區出現了全面內戰，隨後軍隊也介人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中立的態度。中莊村出現了一個玩世不恭的機會主義領導班子，很快這個班子就變得腐化、專橫起來。到1971年，辛頓加人試圖扭轉這一局勢的工作組時，文化革命似乎已快壽終正寢。
在參加工作組的會議時，比爾·辛頓反映了革命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問題。新建的黨政機構再一次把官僚階層與普通百姓分離開。人們現在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但這種權利必須服從壓倒一切和至高無上的集體利益，最終也就是服從由黨代表的國家至上的利益。辛頓還注意到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即嚴厲譴責、義憤填膺和不容妥協的傾向。這些傾嚮導致了派性，把文化大革命引人災難。辛頓感到吃驚和困惑的是，只要一有運動，一些小組織就會聯合起來，組成兩大對立組織。和中的情況一樣，這些組織建立在個人間的關係和對派別領導人效忠的基礎上。一派總是把另一派稱為反革命，這是他們的戰斗口號，也是為處死被認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所找的藉口。同時，人們面對一種巨大的盲從的壓力，想不介入任何一派是很困難的。但是，參加任何一派反對另一派的正義鬥爭，在意識形態方面毫無意義。當然，從歷史上看，這種派性鬥爭源於中國農民生活中村落之間的傳統怨恨。同時，官僚主義繼續提出種種要求。例如，他們命令把溝挖得寬些，實行麥子和棉花套種。比爾·辛頓是位有經驗的農民，他並不欣賞這種做法。套種意味著拖拉機和大車都無法進到莊稼地裡。這樣，農民就必須把肥料肩挑到地裡，因而把地又踩實了，不得不多鋤幾次。這在人力上是極大的浪費。
上級幹部要求實行的另一個策略，是讓家家戶戶都養豬，這一政策耗費了大量糧食。有一陣子，養豬等副業生產曾被斥為“農村資本主義尾巴”，上面還下過把豬都殺掉的命令。自負、無知的干部儘管缺乏農業方面的經驗，卻發布有關翻地、栽種、種子和農民的命令，導致無盡的災難。官僚作風威脅著集體化。
然而，今天，比爾·辛頓仍然擔心，家庭農場的複興和解散農民辛苦勞作的集體化合作，能否適合中國將來的需要。
“過去，我以為中國傳統的國家機構是為地主階級服務，並保護他們利益的。現在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舊的國家機構已經轉化成一個自主的實體……20世紀的中國革命徹底根除了地主……卻重新產生了基層官僚機構，不由使人想到過去的封建王朝。”
總而言之，中國肯定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變化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麼大。
此篇評論的是威廉·辛頓所著《深翻：一個中國村莊的繼續革命》（紐約，蘭登書屋，1983年），發表於1983年5月15日的《波士頓星期日環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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