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中華民族的複興。直到19世紀90年代，在世界範圍有影響的古代王國中，中華帝國一直是最穩固的一個。這個帝國現在已演變為被稱作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它強加給中國公眾的政治秩序，缺乏我國公民所享有的那種自由權。毫無疑問，舊中國對專制主義實行了某種限制，但這種限制在復興的國家中如何起作用，尚不能確定。現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正在減弱，而且已從報紙頭版中消失。學者和記者正對毛在這場革命中的專制地位以及新秩序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生活質量，作出成熟的判斷。許多中國人就像遭龍捲風襲擊的倖存者一樣，一直搞不清自己究竟受到了什麼打擊。但至少在目前，一連串的回憶以及與局外人較輕鬆的接觸，使我們對這場革命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
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毛的大躍進就使我們，特別是冷戰時期的美國人難以理解。 1960年，《中國季刊》在倫敦出版，成為對毛的革命進行學術討論的先驅。 《中國季刊》首任主編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花了8年時間，才使這家雜誌出了名，隨後，他又相繼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倫敦的皇家國家問題研究所潛心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毛在1966年至1969年間先是打破繼而又重建他所創建的國家政體的做法，震撼了中華大地，使世界人民感到極為震驚。因此，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與1789年和1917年革命相媲美的偉大革命。在這些革命中，政權都被解散，然後又重建。麥克法誇爾先生所著三部曲的第一部題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此書於1974年出版後，麥克法誇爾作為工黨代表，當過5年議員。他說：“70年代英國的溫和社會主義，遠不能與中國的空想共產主義相比。”然而，他在議院的經歷，顯然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領導人與追隨者、意識形態與政策以及——用他自己的話說——“政客與官僚……良心與妥協”之間的相互作用。三部曲的第二部與他撰寫的描述1914年戰爭起因的外交史杰作（這些傑作在通訊極為發達之前是不可能出現的）一樣，使用了大量有關何人在何時、何地說過何話的材料。麥克法誇爾仔細研究了在毛的最後10年（1966—1976年）中出版的大量出版物以及後來的平反工作，找出了導致災難的毛主義政策的根源及變遷。世界上尚無人對大躍進做出過如此精闢而又全面的總結。
毛主席的弱點是，他總想幹自己最擅長的事——發動群眾對現狀發起衝擊。其結果是三幕悲劇：第一幕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把中國的許多開明人士和專家打了下去；第二幕是1958年至1960的大躍進，使經濟遭到破壞；第三幕是1966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和中國共產黨進行沖擊。毛在1956年後的全面影響，毫無疑問是使中國倒退了，儘管在此期間中國也取得過一些成績。中國共產黨現在也同意這種看法，儘管這使它感到難堪，但這種看法畢竟是正確的。現在當政的毛的受害者們的地位已十分鞏固，完全可以對這段歷史作出判斷。
麥克法誇爾先生對中國的決策過程，作了專門而廣泛的剖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十分繁忙，總在各地巡視，卻不斷相互磋商。當他們看到，中國農業無力支撐蘇聯式的重工業化，便於1958年初到各地視察，制定了使用中國最大的財富——人力——來取得中國式的突破，實現經濟現代化的計劃。 1958年1月，毛首先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同地方官員磋商，隨後相繼到最南部的廣西、廣東，然後回到北京；2月，毛去東北；3月，到了西南部的四川；4月，毛視察中國中部的武漢和長沙，後來又去了廣東；5月，他回到北京，和他的副手劉少奇一起正式發動大躍進。
在這些磋商會上，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使麥克法誇爾得以持續追踪其政策發展情況。他發現毛總是處於主導地位，力主進行帶冒險性的巨大創新。例如，公社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剛成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1957年每社平均只有164個農戶，不足以動員所需人力修建水壩、大堤、水渠和其他水利設施。為此，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合併為更大的組織。 1958年的磋商會是鼓勵這一作法的，但當時並未替這些組織命名。
1958年4月，河南省27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把所屬9369個農戶組成一個嚴密的勞動組織。同年6月，毛突然開始要求把公社作為中國的基本組織，把“農業、工業、商業、文教和民兵合為一體，即全民皆兵”。到8月底，政治局在海濱勝地北戴河召開會議，在經驗尚不足的情況下，把公社正式作為建設中國新農村的多功能萬人大軍。正如麥克法誇爾所指出的，他們完全忽視了這一烏托邦式的躍進“在意識形態方面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影響”。因為這一躍進使中國人民生活公社化的程度，在共產主義世界是史無前例的。莫斯科後來譴責了這種做法。
毛及其同事在1958年夏天染上烏托邦狂熱病，也有國際上的原因：赫魯曉夫於7月31日會見毛，兩位領導人未就兩國海軍在中國沿海進行合作達成協議。 8月23日，毛獨自決定開始對金門島上的國民黨軍進行砲擊。此舉加劇了蘇聯與美國之間的對峙，葛羅米柯飛抵北京，在毛放棄收復金門的冒險計劃後，蘇聯人才公開表示願意支持中國。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怨恨的種子已經播下”，毛和他的同事更加相信應該自行其是。
烏托邦主義很快佔了上風。在金門問題上的讓步，被一場巨大的“全民皆兵”運動所掩蓋，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組織民兵。到1959年1月，中國共武裝了2.2億人，但這些人有武器的不多，有彈藥的更少。同時，人人都享受“供給”制，在食堂吃飯，人人都自願做工，而不需領取物質主義的“資產階級”工資。教育必須與體力勞動相結合，工廠必須與學校相結合，以便培養劉少奇所說的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種全國性的狂熱病，在大煉鋼鐵運動中達到瘋狂的地步。麥克法誇爾在書中列舉生動的例證，來說明1958年底席捲數億人的生產熱。在這一生產熱中，連必要的炊具都被扔進高爐熔化；公社的農業生產也像打仗一樣實行軍事化；糧食產量一次又一次翻番（其結果是糧食上交定額增加，以致農民自己缺少口糧度日）；深耕破壞了土壤。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愚蠢行為，包括消滅麻雀運動。許多待收的農作物只好爛在地裡，因為人們忙得沒有時間收割。
到1959年年中，人們已明顯看到：生產數字浮誇；大煉鋼鐵運動失敗；農業遭到破壞；農民筋疲力盡，營養不良。麥克法誇爾這部戲劇性作品的高潮是“廬山的明月”，描寫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在那次會議上，解放軍的曉將和領導人彭德懷將軍（他從不對毛獻媚奉承）把責任歸咎於偉大領袖。毛實施自衛反擊，把彭將軍打人冷宮。政治局全體成員都與這場危機有牽連，他們在毛與彭之間只能選擇毛。其結果是以一種“復興精神”繼續開展大躍進，使這場災難更加複雜，並使其成為1965年後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所有這一切，根源何在？這種輕率的浪漫主義，不可能調動美國法爾戈、弗雪茲諾或普羅沃這些地區農民的積極性。大躍進是革命熱情的一種奇特的喜悅，這一喜悅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因此人們希望有內容充實的歷史書籍，把它同中國歷史上的先例聯繫起來。遺憾的是，有關中國的製度史仍然不發達，管理國家（政事）的偉大傳統（即官僚們如何慣於組織和操縱民眾）被忽視，歷史學家們現在都紛紛研究社會史，認為這種研究更適合當前的要求。
從體制和歷史的角度對大躍進作分析，首先必須從研究與經濟有關的歷代王朝史著手。這些歷史著作詳細記載了新政權在統一中國後，是怎樣普遍使用搖役修建大型公用設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盡），例如在農民中實行“均田制”，並把他們組織成相互監督、相互負責的小組。歷代王朝所用的巧方法不下幾十種，其中包括各地的“永豐糧倉”和在邊境上使用兵士開荒屯田。這些方法雖有歷史記載，但卻無人研究。至於在實踐中學者兼管理者的這些巧妙方法究竟效果如何，這一問題至今基本上仍無答案。這些學者兼管理者，代表著統治者無可爭辯的特權，他們通過身體力行，制定取締法規、進行道德規勸和給予應得的懲罰等方法，來組織人民的生活。
我們知道，毛很讚賞“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史書記載，1368年以後，明代第一個皇帝在宮廷種了許多樹，讓大臣們禮儀性地擊打。事實上，他已變成妄想狂，殺戮重臣，威嚇學者。我想，精通歷史的毛明顯繼承了其許多前任的精神，他常常使用他們的方法，只是毛還有些新點子，做得也更匆忙。
麥克法誇爾最後列舉了一組可怕的數字，表明大躍進確實建起了重工業，但人力上的代價是巨大的，在農民中就更是如此。 1960年，農業欠收，死亡率翻了一番。 “由於大躍進，在大躍進期間多死了1640萬至2950萬人”。這一災難的直接原因是“毛因素……。因為如果沒有毛，就不會有大躍進，……不會有公社，……不會有大煉鋼鐵運動，……不會有大躍進的複興”。精熟歷史記載的政治家會說，這已經足夠了，但史學家也許還能補充說：如果沒有中國古代的帝王專制，也就不會有毛。
此篇評論的是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第二卷《大躍進：1958年至1960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發表於1984年1月19日的《紐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