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國政策建立在華盛頓、北京和台北的表面協定之上，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任何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都能看出這是個不切實際的聲明，因為它闡述的只是個外交概念。稍經思考即知道，由於北京和台北都宣稱自己是惟一的中國，它所代表的是兩個相對立的概念。華盛頓兩頭為難，進退維谷。要從這些極不平等的競爭者即中國的各黨派中解脫出來，第一步先要看看我們是怎樣陷人這種困境的。
美國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角色已有100多年的歷史。 1844年，我們的第一個條約維護了大英帝國在1840年至1842年鴉片戰爭中獲得的全部特權。在此後一個世紀，美國的商人和傳教士成為中國變革的動因，幫助促進了偉大的現代中國革命。 1943年，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正式廢除，那時，我們已作為對日宣戰的同盟國而深深捲入到中國的內部事務之中。自1954年以來，同台灣當局簽定的安全條約，把我們置於在尚未結束的中國內戰中支持一方的地位。不管願意與否，美國人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比我們所普遍認識到的更為緊密地捲入到中國人民的生活之中。
尼克鬆一基辛格1972年的突破，即華盛頓與北京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已經為時太晚。顯然，1960年中蘇決裂以後，只有共和黨右派領導人才能結束由於美國同中國革命相隔絕而帶來的災難。採取這一行動的主要動機，是希望美國在同中國和蘇聯的三角關係中保持平衡，這樣，蘇聯就不能成為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中間人了。 1972年2月，尼克松、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其非同一般的功績，在於揭示出雙方的分歧點和一致處。但它所展望的正常化的確切期限尚有未確定。
總的來說，現代中國革命包括兩個主要區域，可稱之為大陸中國和海上中國。今天的大陸中國是一個由擁擠在可耕地上的農民組成的國家，它繼承了中華大帝國由首都的官僚機構管理政府的傳統。這是一個忙著使自己現代化的農民的官僚帝國。
海上中國較為年輕，然而它的歷史也可追溯到公元紀年的開始。中國的商人、帆船來往於東亞沿海已近2000年了。在最近1000年裡，他們留下了可觀的有關貿易和與東南亞交往的記錄。這些打了隔離艙、很適於航海的小船（正如在其他許多領域中一樣，中國人也是航海技術的先驅）早在歐洲的船舶到達之前就已航行於澳門、廣州到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洋的航道上了。 1514年第一個進人中國的葡萄牙人，就是通過這些中國帆船的貿易航線進人中國的。那些經常到東南亞並最終相繼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都在主要港口發現了中國的商會。
海上中國在歐洲殖民勢力到來之前就已經存在，這種源於中國南部的海上傳統，當然與大陸中國的傳統有很大不同。在對外貿易上，私人企業是基本成份，冒險投資是必要的，商業核算必須占主導地位。
總之，海上中國的發展，是歐洲在東亞擴張的一個縮影，它自哥倫佈時代以來，不斷在全球擴散，並且仍然主導著西方對現代歷史的看法。中國人在航海和海上貿易的能力如此之強，以致14世紀初，明朝派出七艘大探險船去印度並跨越印度洋到達阿拉伯和非洲時，比因成功繞過好望角而開創歐洲航海新紀元的第一批歐洲人早了幾乎一個世紀。如果中國願意，可以早在歐洲人之前就把整個東南亞變成殖民地。中國並未這樣做，因為海外殖民地對統治大陸中國的官僚們沒有吸引力。中國北方的政府對海上貿易不感興趣，他們全神貫注於對付來自亞洲中部蒙古人的威脅。
歐洲殖民主義者從彼此競爭的統治者商業式甚至海盜式的貪婪中，初次嚐到了苦頭。這種極度的貪婪，使中國朝廷感到震驚，中國一直信奉孔老夫子輕商的觀念，而且認為貿易應由政府官員來掌管。明、清兩代的統治者，都曾徒勞地禁止過對外貿易，並且封閉海岸以杜絕沿海的海盜活動和異邦政治制度的侵入。例如，在17世紀，台灣成為中國探險家鄭成功勢力範圍的大本營。 18世紀，廣州成為對歐貿易的惟一通商口岸。 1842年以後，英國人的槍砲逼迫通商口岸開放，海上中國的發展有了更大的空間。掌握外商對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買辦，很快成為其職權範圍內的中方商人，現代商業和金融階層出現了。這種發展雖然被對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權所減弱，但它的確是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一部分。
廣東人成為東、西方偉大的中間人。在著名的“六公司”引導下向加利福尼亞遷移的中國人，主要來自該地區。中國第一個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就是廣東人，美國和英國的傳教士最初也是在這裡取得的成功。 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閎也是廣東人，他在19世紀70年代成功地把在雙邊文化中起到先鋒作用的中國教育代表團帶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其中受過訓練的年輕人大都是廣東人。
今天，廣東又一次主導著中國的對外貿易。海上中國己成熟，它現在包括英國殖民地香港、新加坡共和國、台灣和數以萬計的在吉隆坡、檳榔嶼、曼谷、馬尼拉、科隆坡和其他地區的華裔，他們將其忠誠奉獻給了東南亞新獨立的國家。在所有這些地方，中國商人和企業家的經濟發展之路，與日本、韓國和那些具有孔子倫理背景的東亞國家相似。
就其結果而論，這是一次比大陸中國的一切經濟活動更具有說服力的經濟革命。在為美國和西歐所熟悉的家庭的或合作企業的基礎上，它預示著沿海地區將聯合起來加人到國際貿易社會之中。海上中國的人口可能只有2500萬或3000萬，而它在國際貿易中的活動能量，曾一度超過擁有10億多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的自相矛盾之處在於，其經濟是“海上中國”的一部分，但它的意識形態卻仍然是“大陸中國”的。我贊成一個中國的概念，這是2000年來所有大陸爭權者的主要思想。在這2000年裡，至少有1/3的時間，中國實際上存在一個以上政權或有組織的城邦。然而，統一的思想——所有炎黃子孫統一在由天子領導的惟一朝廷之下——一直被奉為最終的政治目標。在其餘2/3的時間裡，這種思想得以實現，這就更加強了上述思想的說服力。
如同以往的年代一樣，中國在20世紀以避免內戰和軍閥掠奪的方式體現出對統一的渴望。 1912年，中國避免了日本人的入侵，使統一得到暫時維持。 1928年，中國以極大的自豪和喜悅取得國家的統一。蔣介石畢生致力於國家統一的事業。儘管20世紀30年代南京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統一是不完整的，但統一中國，並使其強大到足以抵抗帝國主義的鯨吞蠶食，是蔣介石的畢生信念。因而他的台灣政權30年來一直把統一的思想作為政治信仰，重申其光復大陸的決心。
最高統帥之子蔣經國領導下的台灣政權，出於父子關係上的忠孝，在道義上有責任按既定方針辦。台灣共享著東亞經濟起飛的奇蹟，但仍未擺脫大陸中國政治思想的傳統。這是一個陳舊思想與現代實踐並存的奇特例證。
更重要的是，台灣所持一個中國的思想使其處在一種同人民共和國保持內戰狀態的位置。中國盟友那不可根除的、帶有宗教成分的成見，橫阻在想從中國內戰中擺脫出來的美國人面前。
假如蔣介石的自傲和對理想的忠誠允許的話，在20世紀5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只要放棄對大陸的要求，就可以合法加入聯合國而成為其一個成員。這種做法是建立在民族自覺的基礎上的，不受西方思想的干擾。然而，過去30多年生活的事實表明，中國人的政治思想根本就不認同這種做法。台灣朋友仍然要求我們把其作為與人民共和國勢不兩立的朋友來支持他們。甚至在今天，“兩個中國”對北京和台灣都是個雌醒的詞兒。
北京在這個問題上也沒讓我們輕鬆多少，他們在日常口號中反復強調，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決要收復台灣。這是我們可以理解並必須慎重對待的。北京的統治者在清除爭權者方面沒少費力氣。明朝的永樂皇帝甚至派出遠征隊出海搜索那些申請留居海外的逃難者。清朝康熙皇帝在一次大的內戰中肅清了明朝的倖存者，而且在台灣獨立40年後，又收復了台灣。剷除奪權者對北京來說一直是必需的合法行動。
自帕特里克·赫爾利和喬治·馬歇爾斡旋於重慶和延安以來，我們參與中國國內戰亂已超過30年。顯然，從1972年起，我們只有形式上的地位，中國內戰中彼此爭權的黨派之間的問題，該由他們自己解決，而沒有我們什麼事。然而，歷史還是把我們扯了進去，我們同台灣於1954年簽訂的雙邊安全條約，表現出與激發我們早在19世紀介入中國人生活時就有的、美國人對貿易和接觸的興趣。那時的海上貿易世界屬於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而今天的海上貿易世界則屬於跨國公司與新帝國主義。共產主義者對此繼續表示痛惜，而有時又要與它們競爭。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正在向新的事實讓步。
那我們該怎樣處理這兩個相對立的矛盾體呢？保知想想，“一個中國”的原則只是為巧妙地操縱那些單純的野蠻人而使用的中國古老謀略中的一個。我們的關係如同小說中的三角戀愛：每位小姐都說“只愛我一個”，並要我們拋棄另一個。基於這一點，在1/4世紀裡，我們否認了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同越南關係緊張。此後，北京希望我們徹底反過來，否認我們長期的盟友和被保護者的存在。但美國的世界是多重的，不能滿足每一個中國政黨。
從1895年至1945年的50年間，台灣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是在中國共產黨接管大陸時，才處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指出這一點對於“一個中國”的神話，面子上是不大光彩的。日本殖民主義者儘管沒有發展台灣的文化生活，但發展了它的經濟，美國此後的援助，也扶持了台灣的經濟發展。總之，來自中國大陸的內地人還有台灣人所開辦的企業，創造出現在的高生活水平和在國際貿易中的生產能力。作為海上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因其高度資本化和出口型的工業，已變得不大容易被新的大陸社會所同化，實際上是消化不了。
至於台灣的獨立，除了從未以國民黨政府實際替代者的面目出現過的地下台獨運動分子外，沒有哪個中國人會支持這種想法。中國的愛國者根本不想分裂中國的國土。台灣獨立不僅會使北京一華盛頓的和解惡化，而且也是對北京的公然挑釁，對此，北京絕不會漠然處之。總之，來自太平洋彼岸與中國有截然不同政治思想的美國人，即使在幫助製造一個並不統一的局面時，也不得不接受中國傳統的關於中國統一的思想。
這就迫使我們藉助於一種構想。我們無力使台灣回歸到大陸的控制之下，因為台灣是一個能獨立生存的政體，它裝備精良，經濟發達，並且積極而堅定地抵抗北京政府的征服。要想扼殺這樣一個政體將是徒勞的。由於我們用不著把“一個中國”當成我們政治信念的基本條款，所以我們沒有義務打破台灣同大陸的分裂狀態，但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同台灣的長期合作，在道義上我們頗有責任使它維持下去：對國民黨政府約半個世紀的承認（自1928年）以及對海島王國1/4世紀的支持（自1950年），產生了思維的延續性和不能擺脫或是不能輕易丟棄的友誼的紐帶。台灣社會畢竟是我們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正通過貿易、文化、教育和其他途徑，同我們越發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我們有許多相同的觀念和憲法機構，破壞這種關係既不可行也不人道。然而，我們同幅員遼闊的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在外交、貿易、旅遊和互派科技代表團方面獲得穩步發展。北京接待了越來越多的美國公民（其中2/3帶有中國血統），安排他們做為期幾週的遊覽。放棄同大約佔世界人口1/4的人民進行交往，是不負責任甚至是不道德的，而且，這個政府具有核威懾力。沒有北京一華盛頓的合作，人類未來的和平將難以保證。當然我們對蘇聯也表示關切。至少，我們要使同中國的接觸同與蘇聯的接觸程度相等。
幸運的是，北京與台北在台灣歸屬問題上的興趣有所不同。中蘇關係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矛盾時，與美國的分歧就成為次要矛盾——包括美國在台灣的插足(“佔領”）。事實上，就現實政策而言，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繼續存在，是為中美和解局面所接受甚至是所希望的，只要它維持穩定（即抵制蘇聯的擴張），且不觸犯中國的長遠利益（如對台灣的主權）。這樣，北京理論仁的長遠利益就與台北實際的短期利益不同了。我們也就可以從夾縫裡溜過去。
以上考慮把我們引到了“正常化”的來龍去脈上來。讓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把我們的政策作一區別。既然接受“一個中國”的理論，那我們除了以協定的形式承認北京對台北享有主權外毫無辦法。如果像中國人那樣做一個現實主義者，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接受過去80年的既成事實，即台灣有一個游離於大陸的政府，我們姑且稱之為自治，而且看起來無論我們怎樣做，它都會長期保持這種狀況。基於這點，我們可以斷定，北京對台灣的主權是一種延期兌現的主權。原則上，我們任何時候都承認這種主權，而實際上卻徒有其名。至於我們的經濟關係，如果我們對北京的承認使其在同美國的貿易上獲得最惠國的地位，那麼在“一個中國”的信條下，我們可以推斷，這種最惠國待遇同樣適用於台灣。這樣我們在處理同北京關係的其他方面時，只要是在“一個中國”的名義下，就能很自然地主張給台灣以平等待遇。當然，有許多法律程序需要解決，以便使台灣的貿易和交往以其原有的方式持續下去。然而，這是美國人的事，它關係到我們所製定的規章制度，但法律的圓滑能使我們得到所需的方案（1980年初，美國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就是所需的結果）。
日本把在北京的貿易使團變成大使館，而把在台灣的大使館變成貿易使團，這種日本模式為我們鋪了路。日本的經驗為我們樹立了調整法律一經濟程序的榜樣，在1972年通過有關三方間的艱難協商才找到這樣的解決辦法。法律的構想使日本在台灣必要的領事功能繼續得以執行，並使其在台的貿易、旅遊和繼續投資成為可能。
當然，日本模式缺少的主要是安全條約，而我們針對台灣的軍事部署才是問題的關鍵。台灣的安全及我們為台灣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對日本有直接的吸引力——是我們的防務承諾保障著日本的發展。
按照1972年尼克鬆一周恩來的聲明及以後的允諾，美國答應削減和從台灣撤回美國軍隊，但並未提及在菲律賓和沖繩的美軍基地。從蘇比克灣到台灣並不很遠，而且美國單方面聲明將保護該島不受攻擊，這具有永久的可信度。美國的義務不再是保護一個已不承認的政府，而是保護一個區域，同時還要避免觸犯北京有關主權的思想，我們單方面允諾的只是“保持西太平洋的穩定”。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應以盡可能少的官方意識來理解，我們認為，如果有必要，第七艦隊仍會巡護台灣海峽。
同北京進行艱難地或許是非正式地商討，也許能解決向台灣軍隊提供軍援的問題。但作為一個向半個世界提供武器的國家，通過第三方或其他途徑對台灣進行某種形式的援助不是不可能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法律構想必須相當成熟。我們可以要求，在承認“一個中國”的條件下，有權向駐京使館所不及的地方派遣領事。或者，我們讓駐香港的總領事館對其附近的島嶼享有管轄權。我們早先同中國做生意的商人，充當了以商業利潤為報酬的領事。國際法中有許多在特殊環境下產生的特殊解決方法。
這種正常化的設計，把我們從在一場尚未結束的內戰中疏遠一方的境況中解脫出來。它不會解決北京和台北間的軍事對抗，而我們那份雖經掩飾卻是真正保護台灣的承諾，仍會使我們介人中國的政治。但更明確地承認“大陸中國”的存在，不再充當中華帝國古老的“一個中國”神話的奴隸，將是向現實主義邁進了一步。它使我們能自如地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雙方共同關心的關係全球生存的議事日程進行磋商。台灣的穩定相對於更大的目標，只是一個開端。
所有必要的能解決我們繼續保持與“大陸中國”以及西太平洋上“海上中國”關係的創造性的安排，應以一種務實的和不給人難堪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必要的法律構想，相對祟高的政策、原則而言，是低層次和次要的，只是給雙邊關係帶來了某些方便。我們同北京未來的關係，應以北京所得到的具體好處來說明其正確性。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將證明，徹底放棄同台灣可能保持的關係是值得的。不管法律構想是否可行，沒有誰能威脅今天的人民共和國或中國人民的長期利益。我們老是把它們的存在解釋成一種對“一個中國”偉大理想的必要反應，而這並不是一個可操作的事實。
有一點是基本的：從正常化退回來，將是向上個世紀潛伏著可怕戰爭危機的帝國主義的倒退。說得實際點就是，雖然我們承認“一個中國”的思想，但我們不能接受任何一方，即北京和台北的中國朋友所提出的“一個中國”的要求。如果我們永遠不能從中國的內戰中坐收漁利，那就必須在北京為台灣安置的自主權（延期的）和台北的自治權（有限的）中選擇其一才能得以解脫。這樣才能保持西太平洋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