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正處於兩大強國的對峙之間，我們也是如此。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和蘇聯、美國一樣，是一個核大國。緊張的中蘇關係需要強有力的美國加以平衡。在美國和日本看來，中國是西太平洋地區的大國，重視台灣的地位，關心台灣以北大陸架石油資源的開發、日本的裁軍和對日貿易以及與日本和美國有關的類似問題。
所有這些，都促使北京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同美國接觸，加入聯合國，但北京歷經艱辛才做到這一點。
50年代，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在中蘇同盟的保護下發展，後來毛主義變得愈加民族主義化和激進，並試圖通過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馬上實現工業化。這時，中蘇同盟出現裂痕。
60年代初期，中蘇裂痕隨著雙方的激烈論戰日趨擴大。北京決定獨自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支持世界各國特別是亞、非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向他們派出文化團體，舉辦展覽，提供軍事援助和顧問。 1965年9月，毛的接班人林彪在《論人民解放戰爭》的講話中，系統闡述了毛努力站在第三世界立場、反對兩個超級大國集團的理論。林彪元帥把中國革命的經驗推向世界，認為中國革命的模式可以運用到佔人口2/3的不發達國家和區域，進行反對工業化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
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是“農村包圍城市”，但如何在世界各地具體實施這一策略，中國並沒做出書面的指示。中國主張，人民革命必須獨立自主，這意味著中國可以指路、提供援助，但必須由各國人民聯合起來，爭取世界革命的勝利。這並不是希特勒那樣的擴張侵略，它使人想起中國古代諸侯國與北京的附屬關係——中國是各國的模式，各國都自願跟隨並受中國領導。中國是在其外交關係處於低潮時為各國人民革命提出這種“自力更生”的革命主張的。 1965年2月，美國開始轟炸北越。雖然美國保證不侵犯中國南大門的北越領土，但實際上人民共和國為不能保護歷來是中國衛星國般的鄰國，不得不忍受屈辱。
中國一直試圖組織召開除蘇聯之外的亞、非大會。 1965年6月，這一努力失敗了。接著，在10月，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政變流產，導致大量親北京的印尼共產黨員被殺。簡言之，1965年中國試圖領導世界革命的努力屢遭挫折。這一切使中國轉向國內事務，並開始集中精力發動1966年至1969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最後在嗚咽中結束時，它使經濟明顯處於停滯狀態。毛先生打碎了政府官僚體制，復活了革命，在政治中註人新鮮血液。但最後平息事態的是軍隊領導，軍隊控制、管理著全國。 1969年4月，第九屆黨代會最終確認中國經濟處於停滯狀態，決定再次著重抓經濟建設，並把那些召回的大使重新派往國外。北京是在先獨自領導第三世界，隨後又同外部世界一度中斷聯繫之後，重新回到世界政治中來的。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北京精心策劃的人民外交會拋棄通常的顛覆計劃和強硬的討價還價。許多美國人急於從越戰的泥潭中解脫出來；尼克松政府也為與北京接觸做好了充分準備。這一切表明，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機已經成熟。尼克松訪華僅是一個開端。
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北京。讓我們站在中國的角度來歷史地觀察尼克鬆的訪華。國家首腦互訪是中國的老習慣。北京作為首都已有近1000年的歷史，幾乎每年都有外國君主或使節來訪，就像冬至、秋分一樣有規律。這些來訪的外國君主和使節當然各有目的，大多數是來獻禮以求在貿易上有所收益，有些是來尋求對其國家合法化的承認，還有些是來請求軍事援助，很少有吵鬧著來討債的。
有些君主則是不情願來的，如15世紀初的滿喇加國國王。還有些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在北京，如1215年的成吉思汗，1644年的清朝順治皇帝。但不管怎樣，北京之行總是富有特殊的韻味，有種令人難以忘懷的神秘感。尼克松先生及其隨行人員當然不知道這麼多，他們踏上了前人多次走過的旅途。
沒有人要尼克松行三拜九叩之禮。 1793年，馬克特尼勳爵曾拒絕行這種禮（儘管尼克鬆比馬克特尼勳爵瘦多了，磕起頭來更方便）。毛領導的革命一直致力於消除不符合現代生活的舊習俗，但中國的自我中心主義和為能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做到自給自足而感到驕傲的心理是不易被消除的。事實上，到北京一遊的魅力之一，就在於它仍是另一個世界的中心，它根本不關心道·瓊斯指數、裙子的底邊、年度冠軍棒球聯賽或下屆總統大選。任何一個人只要在這裡住上很長一段時間，就會發現自己被同化了，逐漸適應了另一個世界的事物，同時也接受了另一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念（如不提倡個人主義）。尼克松先生在北京停留的時間不長，沒有感受到文化差異的衝擊或被中國化，但中國人務實的觀點使他深有感觸。儘管這種觀點有其前提條件，可還是很理智的。它對人性有深刻的了解，強調自律，願將短期利益服從長期利益。這也正是管理那些急於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的部落首領們所必需的方法。近期發生的事，當然有其影響。在越南的美國軍隊完成了從西貢撤回舊金山的和平之旅。尼克松先生從華盛頓到北京的和平之旅，無疑也是成功的。
但革命化的中國和我們一樣生活在歷史的陰影之中。美國的報界和司法機關現在還在引用始於乾隆末期時代的人權宣言，同樣，周恩來在接待外國來訪者時，也在沿用中國以往慣用的原則。外國訪問者是國家的客人，必須像別的客人一樣遵守一定的禮節：不能在爭論時用手指著主席的鼻子。這可與尼克松當副總統時與赫魯曉夫主席的爭辯不同，尊嚴優於主張。
正如人的言行反映人的性格，國家的禮賓儀式也能反映出國家的社會秩序。無論尼克鬆的訪華是確立了中美兩國的關係，還是被一種“人民外交”所覆蓋，這次訪華確實強調了他個人對和平的渴求。他的訪華是負著使命而來，必須實現諾言。
這樣的訪問當然需要事先做好充分的準備和談判。清帝國與塔夫脫當政時的美國做生意時，在北京的西方達官顯貴們沮喪地發現，許多詞語在譯成中文時都走了樣。 “個人自由”(Liberty）被譯成“特權”(License）。即便在今天，“自決”（Seif-detemaination）和“主權”(Sovereignty）在中文裡是什麼意思？兩者的關係如何？ 17世紀的俄國大使們一直就叩頭長期爭論不休，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基本的國家體制。中國現在的國體大不相同了，確是一種新體制，只是尚不完善，仍在發展。其主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思想”給“美國資本帝國主義”留了空間，但不能把榮譽歸於客人。
可以這樣講，對一位美國總統來說，訪問北京的路途是最長的，準備工作越充分越好。
此篇部分發表於1971年4月18日的《紐約時報》，題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機已成熟》；其餘部分發表於1971年7月19日的《華盛頓郵報》，題為《中國的舊俗：接納了千年帝王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