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遏制政策的主要依據，是北京的“擴張主義”。印度宣稱，1962年10月，中國突然襲擊印度邊防軍，是沒有理由的侵略。這無疑更加深了美國認為中國是“擴張主義者”的印象。內維爾·馬克斯韋爾仔細研究過中印邊境衝突的材料，駁斥了作為遏制政策對象的中國正在進行擴張主義的觀點。他指出，這是世界，尤其是印度的錯覺，其次是美國人的錯覺。他告訴了我們中國人處理邊境爭端——如果不是一般外交關係——的方法，並為中美關係的未來，特別是台灣問題，提出了可供思考的問題。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是一位澳大利亞人，曾就讀麥克基爾和劍橋大學，在倫敦《泰晤士報》駐華盛頓辦事處工作過三年，後於1959年作為《泰晤士報》駐南亞記者前往新德里，在新德里報導了中印邊境爭端以及尼赫魯政府最後幾年的情況。周遊印度八年後他回到倫敦，在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著書立說。如他所說，在近期發生的國際衝突中，還沒有比中印衝突“記錄材料更全面……卻又被如此廣泛誤解的”。像阿拉斯泰爾·蘭姆（《中印邊境：邊境爭端的起源》和《麥克馬洪線：印度、中國和西藏關係研究，1904—1914年》的作者）及其他英國研究學者一樣，其豐富而全面的歷史材料不僅源於親身經歷，還來自印度方面的保密材料。
即使馬克斯韋爾沒有北京方面的內幕材料，從印度方面的記錄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在這場衝突中的表現，從一開始就顯得符合情理、富於理智，而印度方面卻越來越無理、不理智。尼赫魯反復強調⑴為了和平事業，他願與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舉行會談，但⑵他絕不就印度神聖的邊境問題舉行談判。尼赫魯對“會談”和“談判”的區分，使他深得世界同情，同時也避免向中國就邊境問題提出實質性的解決方案。
中印邊境問題為政治家施展才華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它不像今天的台灣問題那樣充滿火藥味。 2000年前中印兩國人民在喜瑪拉雅山脈兩側各自創造出燦爛的文明。但中國和印度各自成立共和國，推翻了帝國主義統治者以後，馬上對以前帝國主義統治者設置的邊界提出歸屬聲明。
因此，1911年，當中華民國結束清王朝統治以後，馬上聲明擁有清朝的疆域，包括外蒙古和西藏。蔣介石也一直這樣認為，只是當時中國沒有能力使這些聲明付諸實施。今天，中國人仍為外蒙古處在蘇聯的支持下保持獨立而感到失意。印度在英國統治下從未把西藏變為保護國，使之成為世界公認的主權國家，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把它稱為“中國西藏地區”時，從國際法中也找不到可以反對的理由。
中、印有爭議的地段是東、西兩端的邊境。在東端，後來變得非常出名的麥克馬洪線，其實不過是一個叫亨利·麥克馬洪的英國上尉在1914年劃定的界線。中國對此從不承認。此線在阿薩姆平原以北140英里的青藏高原，沿山脊向東延伸。在英國人撤走前十年，印度聲明此線重新生效，並把邊界哨位移到麥克馬洪線以南的有爭議地區。他們繼承了這塊佔領來的土地。中印邊境的西端更不明確，既未劃定，也未撤銷原劃定的邊界線。在印度的英國總督曾提出過三種不同的方案，這三種方案又演變出11種不伺的計劃。 1954年，印度根據尼赫魯的指示，採取早先英國總督提出的邊界方案中最為激進的方案，聲稱對喀喇崑崙山以外直到崑崙山脈，包括阿克賽欽（Aksai Chin）或稱“白石沙摸”在內的區域擁有主權，儘管印度巡邏兵從未向北深入到如此遙遠的地方。印度發現中國在1956年至1957年間，已經修建了一條750英里長的公路，由莎車(YarKand）穿越阿克賽欽到喀托克（Cartok)，把西藏和新疆連接起來。西藏和中亞商人一直在利用這條惟一可以通汽車的公路。印度人或印度政府的代表從未到過這一地區，印度在1958年才對這一地區提出正式的主權聲明。
雖然這些問題懸而未決，但在50年代，建立在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之上的中印關係“親如兄弟”。尼赫魯是不結盟運動著名的政治家；印度同共產主義中國競爭，要引導亞洲的發展。兩國的福利和發展都不依賴被上帝遺棄的喜瑪拉雅山脈和崑崙山脈群山峻嶺中的雙方邊界。它除了成為尼赫魯和全印度愛國主義表現的焦點外，再也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當這一問題提出時，其最根本的戰略意義在於，由於北坡較為平緩，中國能把公路修到聲明的邊界，而印度處於喜瑪拉雅山脈陡峭的南側，汽車開不到邊界。
馬克斯韋爾指出：“到1958年，帝國時代留下的中印邊界兩邊的無人地帶都被佔領了，雙方出於戰略和實際的考慮，都把居民從這一地區撤走。”中國認為雙方對邊境問題有爭議，但尚未明確劃定，因此需要談判解決。中國願意將接受尚未承認的麥克馬洪線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因為印度人已經在那兒了，而印度也應根據同一精神，接受中國對阿克賽欽的主權。這是中國一貫堅持的原則，它涉及不到神聖的祖國領土問題，因為在阿薩姆喜瑪拉雅和喀喇崑崙山區，從未有中國人居住。問題的關鍵是，雙方都必須作出讓步。
但在印度方面，問題可沒有這麼簡單。中國進駐西藏，鎮壓西藏暴亂分子，1959年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尋求政治避難，然後指控中國在西藏進行大屠殺……這使新德里的政治氣氛變得異常燥熱。對周恩來提出的談判建議，尼赫魯回絕說，印度的邊境早已明確，不需要再舉行談判。周恩來建議，在舉行邊界談判時，可以接受雙方爭議地區內的現狀，但尼赫魯玩弄辭令，同意維持“現狀”，可中國必須回到修建阿克賽欽公路以前的“現狀”，並從所有印度聲明擁有主權的地區撤走。因此，尼赫魯所謂的“現狀”，實際上是指“現狀前”。尼赫魯對新德里反對黨所提的意見置若罔聞，而且他的默武主義叫囂愈演愈烈。不久，他就聲稱，在那些19世紀英國總督提出的幾乎為人忘卻的、無效的邊界方案中劃歸印度的領土，“從歷史上看一直是印度的邊疆”，而且“不用和任何人談判”。中國確實想佔有喜瑪拉雅，它是“印度的皇冠”，是印度“文化、血液和葉脈”的一部分。中國“據傲無禮，炫耀武力，使我們只能默默忍受”。中國是想欺負印度，和中國談判就意味著退卻。
尼赫魯進而聲明，事實上邊界早已確定，“現在的邊界已有近3000年的歷史了”。
這些強烈的辭令，不免有點自相矛盾。 1959年8月9日，尼赫魯說西部邊界從未明確過，但到11月，他聲稱“任何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會承認，印度這一具有傳統和歷史的邊界，近2000年來一直與印度的文化和傳統緊密相連，並已成為印度生活和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些華麗辭句的效用是使外界相信中國確實像西方世界認為的那樣，極具侵略性。但最糟的是，印度總理自己也被矇騙了，他把中國人出現在阿克賽欽看成是侵略，因而決定要採取行動。結果，他採取了“激進策略”，從1960年開始派印度巡邏隊到中國占領的阿克賽欽地區建立流動哨，破壞中國人在該地區的正常活動。馬克斯韋爾指出一個極為有趣的相似之處：印度對付中國人的策略，事實上與印度以前用以對付英國人的非暴力、消極抵抗和不合作主義的策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印度這次不是市民的非暴力抵抗，而是派武裝軍隊來實施。他們要迫使中國人退卻，如果中國人動用武力，就會像英國人在印度一樣引火燒身。
對那些印度軍隊中的職業將軍來說，這一策略非常危險、荒唐。在中印邊界東、西兩端，中國方面有供給線，可用汽車為邊界哨卡提供給養和增援部隊。相反，印度軍隊新建的前沿哨卡，根本沒有公路為其提供給養。所有供給，包括水，都得空投。那些在海拔14000英尺或15000英尺以上巡邏的部隊，需要配備高原用具，但他們常常連防寒棉衣都沒有。印度的巡邏兵只能披著毯子、背著彈藥去巡邏。
面對氣候條件的惡劣和邏輯上的荒謬，印度軍隊直到1961年底仍裹足不前。後來，尼赫魯改用政治將領統帥軍隊，他的策略才得以貫徹。這些政界人物對軍隊毫無經驗可言，印度軍界指揮權的政治化，使本已處於劣勢的印軍，在指揮上更顯得無能和愚蠢。
1962年，印度實施激進政策，加速了印度的最終失敗。印度在其聲明的邊界上設立哨位，雙方軍隊嚴陣以待，形勢十分緊張。印度這時仍拒絕談判。周恩來重申他的主張，建議通過談判解決邊境問題，在談判期間，雙方均後撤20公里，直到外交官發表談判聲明。這些都被尼赫魯政府拒絕。印方斷言，它做出的單方面聲明是不容談判的，同時又向世界宣稱，印度邊防軍正在抵抗中國的侵略。邊界武裝衝突開始出現，但中國一直忍讓，沒有反擊，儘管中國軍隊的裝備要比印度軍隊精良得多。
印度的政治家向那些將領保證中國人不會還擊，並會被迫後撤。 “當西方國家的政府和新聞界看到，印度對其所認定的中國的侵略作寸土不讓的勇敢鬥爭時，都在為印度吶喊助威。”
到1962年8月，印度在中國前哨的槍口下，在中國聲明的中國境內，建立了40個哨卡，每個哨卡有12名至40名士兵把守。這些士兵只靠空投，孤立無助，成了“在新德里的尼赫魯及其文武官員斷言中國決不會反擊的人質”。然而，尼赫魯把印度用武力而不是通過談判迫使中國撤退的危險的冒險行動，說成是印度清白的抵禦行動，因此，若有任何讓步的跡象，便會立刻遭到新德里官員們的反對。尼赫魯使自己陷人絕境。印度派25閱名身穿夏裝的士兵，攜帶武器，跨過麥克馬洪線以北的高原關卡，進玫山脊上修築牢固的中國地堡，武裝衝突由此暴發。許多印度將領都反對這種近乎自殺的行動，可那些政治將領握有指揮權。例如，從簡易機場給海拔15500英尺高的哨卡送給養，需要一個搬運工爬5天大山，來回就是10天。這樣，他背送的東西除維持自己生存的食物，幾乎剩不下什麼別的。在麥克馬洪線以外的2500多名士兵中，只有二三百人有冬衣和帳篷，誰也沒有斧子和挖掘工具，更不用說重武器和充足的彈藥了。他們受命發動一場小規模的進攻，但10月10日中國軍隊就把他們趕了回來。
中國軍隊反擊印度軍隊在麥克馬洪線以北的進攻，在新德里掀起了戰爭熱潮，而且使新德里欣喜若狂。周恩來提出的雙方都維持現狀、舉行談判的建議，再次被斥為侵略。尼赫魯說：“中國的建議意味著（印度）靠乞求一個狂妄自大、富有擴張主義的鄰國的憐憫而謀求生存。”他開始接受美國、英國和蘇聯的軍事援助。馬克斯韋爾說：“人們幾乎忘記，印度軍隊實際已開始採取進攻性行動。印度政府拒絕了中國指出的和談要求。”同時，中國軍隊擊退印軍後，開始修築公路，支援前線陣地；而印度軍隊則分散在各個無防禦設施的兵營裡，仍然相信中國人不敢進攻。
11月17日，中國軍隊再次發動反擊，並在3天內擊潰東、西邊界上供給極差的印度軍隊。許多勇敢的印度士兵死在哨位上，幾個月後，屍體都冰凍了。印度政治將領的行動像無頭蒼蠅一樣，使印度軍隊遭到徹底失敗。 1962年11月21日，中國單方面宣布停火，並在西端逐步撤到實際控制線以後20公里處，在東端撤到麥克馬洪線以北。這樣，他們3年來一直提示的邊界要求，得到了滿足。
但印度政府一方面事實上接受了停火，一方面又公開反對談判。它的激進政策失敗了，損失了二三千印度士兵。但“不談判”仍是印度的政策。 “在邊境衝突問題上，外界幾乎一致認為是中國無故入侵印度，這更證明了人們對中國的印象，即北京遵循一種冒險的、沙文主義的外交政策。”中國贏得了戰爭，而印度底得了世界輿論。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描述了印度的無能，許多印度和國外的觀察家通過對印度的研究，最後也得出類似的結論。馬克斯韋爾描述中國人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富有情理，與後來證明的沒什麼兩樣。中國的談判者有很多談判方式。周恩來願意為阿克賽欽公路和麥克馬洪線進行談判，這和在朝鮮板門店談判桌前時，中國軍隊毫不妥協的軍事行動，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們從中印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國處理中印邊境問題和處理中美關係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國在與印度交界的邊境上集結大量軍隊，在不能通過談判合理解決邊界問題時，便只有用武力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但做得併不過分。而在台灣海峽，中國的軍力不足以與美國第七艦隊抗衡，因此，中國不能用武力實現對台灣的要求，而只能用強硬的措辭表達其強烈願望，有時還不得不承認或譴責一些不合人意的狀況。
把台灣作為邊境爭端，必須從兩個不同方面加以分析。其一是在法律程序方面：“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成為國家的主人，擁有台灣的主權。在這種新形勢下，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呢？美國支持台灣獨立，在北京看來，這是繼承了帝國主義時期的傳統。我們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台灣自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控制下，一直和大陸分離，已達50年之久。 1950年以後，台灣又處在美國海軍的保護之下。
因此，消除舊的帝國主義殘餘，一直是北京的一項原則。我們可以注意到，北京要求重新就由英帝國遺留下來的麥克馬洪線和中緬邊界進行談判，以便消除其帝國主義成分，儘管1960年中緬協定和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都使中國接受了最初由英國人建議劃定的邊界線。至於台灣問題，一般人認為，中國祇是在形式上讓世界承認中國人的主權。北京和台灣都力爭這一點，雖然雙方仍在爭執由誰統治整個中國，卻都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二是事實上的關係問題。很清楚，台灣作為一個海島，60多年來在政治上一直獨立於大陸，這種狀況也許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這是因為除北京之外，還有許多方面對台灣感興趣，其中包括台灣族的中國人，他們在1400萬總人口中佔1100萬之多，在數量上大大超過控制國民政府的大陸來的中國人。美國公眾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也許都同情台灣中國人要求自治的要求。日本和美國在台灣有其戰略和經濟利益，可以預測，日本在台利益會與日俱增，而美國的在台利益會相對減弱。
如果台灣獨立於中國大陸在將來能成為事實，那麼，如何解決台灣自治和中國要求收復台灣的矛盾呢？如果有何解決辦法的話，答案便在“自治”一詞中。在中國詞語中，自治一詞的內涵很廣，可以指中央政府對自治地區的各種不同程度的控制。
20年前，中國在與印度邊境衝突中的表現表明，我們對中國法律和道義上的要求以及中國的實力，都必須予以重視；周恩來的談判者們對實際要求很靈活，例如，他們能在談判桌上接受帝國主義者劃定的麥克馬洪線，只要這不構成一種戰略威脅。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只要台灣不再構成一種戰略威脅，台灣自治只要不損害中國主權，在某種情形下，是會被接受、容忍的；但如果台灣在邊境地區仍是一種軍事威脅，中國仍會以猛烈、短促的邊境戰爭方式來解決，只要中國自覺強大到足以這樣做。簡言之，中印邊境衝突表明，中國的擴張主義是反擊性的，並不是主動的或天生的，只要有人像尼赫魯那樣自尋事端，就會遇到麻煩。
此篇評論的是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所著《印度的中國戰爭》（倫敦，J·凱普出版社，1970年；紐約，四角叢書出版社，1971年），發表於1971年4月22日的《紐約書評》，題為《是中國挑釁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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