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使我們迷惑不解，它同樣也迷惑了中國人自己。代總理鄧小平被免職就是一個例證。過去，皇帝僅僅為顯龍威，可以今天罷免重臣，明天又讓他官復原職。帝王政權是獨斷專行，反复無常的。為官者總是感到忐忑不安，官職越高，突然被罷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毛主席作為當時的最高領袖，繼承了這種不可預知的帝王性格。
當然，中國政治也常因我們的無知而使我們感到神秘莫測。我們必須清楚，中文書面語比語音字母文字具有更大的威力。任何事一旦落實到書面，就會比僅憑口頭表達嚴肅得多，因為文字及學識的魅力，給中文書面語增添了力量。在19世紀，想發動一場反對某個不受歡迎的官員或胡作非為的傳教士的運動，其方法是張貼佈告，召集人們在指定的時間、地點集會，此後的事情就容易辦了。今天的大字報和牆報，就是這一古老習俗的直接後裔。
我們必須以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待毛澤東的逝世給中國人帶來的創傷。不幸的是，中國深奧難懂的政治語言使人感到費解。首先，中國仍處於悠久歷史的巨大陰影之中。 1912年中國末代皇帝退位時，毛澤東已經是個青年人。 1976年7月，就在毛逝世前兩個月，中國唐山發生強烈地震，這和一位天子的死是如此巧合。毛抱怨對他的個人迷信，但我懷疑他是否會避開它。在這樣一個有2000年獨裁歷史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實行瞭如此長時間的統治，無疑給這個國家和社會留下陰影。中國長達10天的悼念活動，使我們想起對羅斯福和肯尼迪的追悼活動：在那段淒滲的時間，連商業廣告都停止了。中國因為沒有商業廣告，其電視、廣播系統所受的干擾相比之下就少的多。要對此做進一步比較，還要看看我們因失去全國崇拜的領袖亞伯拉罕·林肯而經歷的悲哀。拯救了聯邦的偉大解放者林肯，在美國當政只有4年，而統一中國的偉大舵手毛澤東，則在位達27年之久。除他之外，幾乎再沒什麼最高層人士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另外，中國人更多地依賴道德品性和人際關係，而不是通過一定的程序來確立領袖。福特先生在北京永遠也不會成為總統。他在華盛頓所做的一切證明，我們的憲法是以法律程序為依據，而孔教信仰者和毛的追隨者對此不屑一顧，認為它有礙於真正的道德。因此，中國在更換領導人時顯得比我們更脆弱，更不安全。天子只有死了才退位，週總理和毛主席亦是如此。
但為什麼鄧小平受到攻擊？不同階層有不同的回答。首先，人們認為他失去了他的保護者周恩來。鄧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是周把他從屈辱中解救出來。 1月8日周恩來的逝世，對中國和我們來說都是一大損失。週在他去世前的25年中，一直是政府最高層決策人之一。周恩來年輕時到過日本，隨後又到法國留學，而毛則從未出過“家”門。週曾多次代表中國出國訪問，足跡遍及歐、亞、非很多國家。從更廣義上看，週還是一位傑出的調解人，他不僅平息了一系列爭吵，還在毛領導下保持著中間地位。
40年來，毛、週關係的關鍵，是周對毛的忠誠。在外交領域，周恩來創建外交部，選派了大批駐外人員，除此之外，他總是避免出現黨內派系。 20年來，劉少奇的地位一直僅次於毛，在黨內居第二位。劉對城市無產階級組織和工人運動更有經驗，而毛則擅長農民運動。劉在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後，他“第二”的位置被當時的軍隊領袖林彪所取代，後來林彪神秘地死在了一起據稱是刺殺毛的未遂行動中。當時，週一直穩坐第三把交椅，從未有任何爭權奪利的跡象。可是，週1973年患癌症後，鄧小平很快作為代總理，接替了他的位置。
鄧受到以毛為後台並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家的激進分子的抨擊，這並不難理解。毛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隨著道德復興與技術進步以及“紅”與“專”之間衝突的激發而發展。這就是中國政治傳統的兩重性。古代孔夫子的信條是：人是有理智的，人的行為可以因教導、規勸以及學習以往的榜樣得到改進。結果，孔教的改革家們接連不斷站出來譴責官僚階層的腐化墮落，甚至進諫皇帝。他們常引經據典，很像那些用國旗裹身斥責親共或親外傾向的美國的。他們表現得非常正直，使官員們膽戰心驚。
當革命來臨時，這種思想意識上的異常正直，就能在中國獲得意外的成功。一方面，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傳統繼承人的今日官僚組成了黨派和政府來完成現代職責，擴大生產，從而把中國從貧困落後中解救出來。但另一方面，道德更新是革命的本質，毛澤東主張用不斷革命來更新中國人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同時，他第二章毛的中國之內幕領導了整個運動。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創舉，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為文革的第二個目標。 1973年，鄧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對此毛的感情是複雜的。
從更深一層講，美國觀察家千萬不要忘記，中國實際上仍是一個農業國，農民不關心政治；我們也不要忘記，由有文化、有身份的人組成統治階級來管理中國的一切事物，是中國最為牢固的傳統之一。總之，中國在唐朝就確立了科舉制，而西歐在此幾百年之後才有印刷的書籍，才開始尋求合格的官員，這意味著，毛澤東革命思想的核心“為人民服務”，就是要建設農村，為生活在那裡的人民服務。建設國家和發展工業是一個完全不同、更合乎常規，對我們來說也更易理解的目標。但如果不惜一切代價發展工業，就會扼殺革命。因此，毛一直堅持中間偏左，並向那些掌握新聞媒介的激進分子提供攻擊政府要員鄧小平的機會。
當時，鄧小平雖然被另一位代總理排擠掉，可還保留著在黨內的基本地位和中央軍委的最高領導權。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該如何理解那些攻擊鄧小平的標語和報刊呢？要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就必須看到，1976年，美國和中國都處在危機四伏的痛苦之中。這一年，我們先進行了30次總統初選，而後兩個政黨相繼開會，最後是全國大選。中國與我們不同，由於毛澤東是革命之父，他們所面臨的危機更嚴重。周恩來先於毛逝世，無疑削弱了毛的勢力。如果周恩來仍是國務院總理，尼克松會被再次（水門事件以後）邀請訪問北京嗎？尼克鬆的第二次訪華，使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這正是尼克松創建的）更加緊密，這也正是中國人民所盼望的，同時也暗示他的繼承者在履行1972年2月簽署的《上海公報》中的美國義務時表現遲緩。
毫無疑問，中國人知道這一切。毛主席似乎支持和寬恕了這位因違反憲法而被迫辭職的丟人總統的所作所為。我們只能認為，毛主席對這些原則問題表現得特別遲鈍。簡言之，尼克松先生冒犯了美國對人權及法律程序的信仰。在美國人眼裡，他是一個不肖子，但毛擇東似乎很少注意人權及法律程序。也許他曾極力為他以“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為基礎而發出的邀請開脫，但這仍不能使他的形像在美國人眼中變得更加高大。
如果不是周恩來掌管中國的外交政策，毛澤東主席就會採取另外的方針，這一點我們不會感到奇怪。北京的政策本身就反映出工業革命與社會革命之間的區別。現代工業革命無論在工業還是農業，都由於新技術、新知識、公共衛生、資金投入以及新型組織的出現而提高了生產能力，這在今日中國也是實用的。這是“實用主義者”和“溫和主義者”們的研究領域，對他們似乎可以理解、認同（但事實上，他們堅決反對自由企業和個人主義）。中國的社會革命獨具一格，遠遠超出了我們的經驗，它是一場針對中國最有歷史傳統的統治階級的革命。這一包括孔教關於社會秩序的傳統教義，以老少、男女、主僕之間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為基礎，注重傑出人物統治論。由少部分人組成的統治階級創造出中國燦爛的文學和哲學，保護著藝術和商業，而且在靠農民養活的同時統治著當地和整個帝國的大小事務。 1927年，毛澤東發表了一篇論述農民問題的異端報告，這實際上是革命的先導。從這時開始，攻擊中國陳腐過時的社會結構，就一直是毛的使命。在1936年至1946年延安的10年間，“解放”使農民獲得自由，他們有了學文化和技術的願望。延安初步培養出一批新的黨的干部，他們發動群眾投入到生產、戰爭和政治之中。 1949年以後，大型的民眾組織和全國性運動又造就了官僚和學者，並逐步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但毛澤東驚愕地發現，消滅舊統治階級的殘餘還遠遠不夠，傑出人物統治論的思想流毒仍瀰漫在國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來的農民，不僅具有歐洲式資本家的雛形，而且，其骨子裡也有提高社會地位並最終成為新統治階級的慾望。特權重新出現在共產黨內部，並在中國傳統的土壤裡萌芽了。毛在1966年至1969年這一階段的“文革”中，曾設法剷除這種特權。 “五七幹校”顯示出中國的獨特，它對美國人來說十分陌生。從圖書館館員到政府工作人員等所有城市白領工人，在“五七幹校”裡像農民一樣乾著農活。從此，“階級鬥爭”在中國社會歷史中有了特殊的含義，“為人民服務”意味著不再有上層階級的特權。
毛的最高指示使這個國家一直尋求克服的困難變得簡單了。現在如此龐大的中國官場，繼承了它所聲稱的對大眾實行仁政的傳統。在完善中國上層社會“把秩序引人帝國”的責任的過程中，毛作為一位聖人和導師，採用一種教導的方式，把人民大眾引人政治生活，使他們走上自我發展的道路。像本世紀初梁啟超那樣的改革家很需要教育和培養那些對政治不敏感卻又經常反叛的農民自治。孫中山把教育作為他政策的中心，毛澤東則把它用在其他方面，但他後來倡導的平均主義的秩序仍然由一些黨內精英管理。來中國的旅遊者都對中國強烈的等級觀念感到驚異。現在中國的等級觀念，仍然是社會秩序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們也為黨的干部把“為人民服務”這一獨特的口號作為其義不容辭的職責而深感震驚。
總之，毛為人民所進行的革命，從一開始就不能由人民來領導，民主參政只能有組織地進行。毛是個偉大的鼓動者，他向人民宣傳農民權利、婦女解放、公共福利、科學技術、自尊以及民族自豪。但宣傳也是有代價的，要填平山谷就必須削平山峰，要改變整個民族的性格，就必須向人民灌輸正統觀念和大同思想，限制知識、壓制個性。知識分子渴求書本，同時又懼怕教條主義的組織者。高等教育終止了5年，代之以技術培訓。中國有些人爭辯說，就是尖端技術需要時也可以進口，認為“純科學”是沒用的，他們只看重“實用”。很奇怪，這一現像很少有人研究。那些倡導道德品質（紅）而反對物質技術（專）的人，讓人想起19世紀的儒家官員。在儒教帝國中，文人低毀西方的物質文明，主張由德高望重的人來掌權。那些用孔教教義打扮自己的狂熱的保守派耽誤了一代人向中國現代化邁進。我並不是說毛與19世紀的那些人有什麼直接關係（江青也不是慈禧太后），他們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同之處。用絕對的道德標準肆意攻擊對方，歷來是中國人也是毛的習慣。在政治局內部矛盾衝突的背後，還有許多美國政治家們看不到的東西。
北京的路線鬥爭反映出北京的歷史，同時也產生出兩個難以決定的選擇，即把毛反對的傑出人物統治論和特權的鬥爭進行到何種程度以及如何重視、培養必需的現代科技管理專家。 “紅與專”、政治道德標準與技術生產能力仍將是一對矛盾。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旁觀者只能透過一層神秘的薄紗朦朧地感覺到。問題之一是神秘感本身，中央委員會像座城堡，一切行動不為人知；外國記者被當成間諜，他們為弄懂中國政策，被迫像中國人一樣學習晦澀的詞句和間接的厲史引喻。這種狀態能持續多久？也許，還需很長時問。 1860年，英法的槍砲使西方外交宮能長駐北京，此後17年，中國的外交官才被派駐歐洲各國首都。我們不能只靠自己去評價中國，但我們每天都在努力。如何評價毛澤東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他不是一般人物。讓我們看看他是如何對待美國的。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人在中國人發動的偉大革命中助過一臂之力，但在1949年革命勝利後，又反對這場革命。我們根本沒必要與中國人在朝鮮開仗；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並準備開赴鴨綠江、征服北朝鮮之前，周恩來就警告我們，中國不會坐視緊鄰中國東北工業基地的友好鄰邦被公開的敵人佔領。在朝鮮，我們造成中國傷亡100萬人。這之後，我們又對北越狂轟濫炸，多次入侵中國領空（這是對所有中國飛行員的污辱）。但毛忍受住了這一切，最後，他邀請我們戰敗的領導人訪問北京，因為這時與蘇聯相比，我們對中國的威脅變小了。顯然，他還會就國家大事與這個洋鬼子飲茶座談。
在周恩來和成千上萬人的支持幫助下，毛領導人民共和國走過了一段歷史時期，現在這一時期已告結束。毛和他的一代已經成為過去，我們能對中國問題有更全面的了解嗎？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同以往一樣仍孜孜埋頭於國內事務，我們只有突破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障礙，自己努力了解中國。毛、周是一對非常出色的搭檔。如果我們既要承認北京對台灣的主權，又要保證台灣的穩定與自治，以保持同北京的正常關係，那就必須學習毛、週的深謀遠慮、耐心和堅韌不拔的精神。
然而，我們錯失了良機。 1949年以前，我們與中國接觸很多，卻沒有把握住機會。中國革命領導人在掌權之前就已廣泛接觸了美國人和美國方式。周恩來與馬歇爾將軍談判過。週的情報主任曾就讀於上海教會學校，他的姐姐和羅斯福夫人一起工作過。中國派往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畢業於清華大學，該校是美國用清朝庚子賠款援建的。他在聯合國的繼承者曾就讀於著名的美國教會大學燕京大學。埃德加·斯諾為毛寫傳記。當人民共和國在延安還處於醞釀中時，到那裡去的美國人比蘇聯人還多。像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正因為1949年以前美國對中國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共產主義革命才覺得必須清除這種影響，因而，美國人有一種“失去中國”的感覺。但從集中體現毛澤東思想的矛盾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儘管美國在中國的歷史中站錯了立場，但中國人了解了美國，並覺得可與美國重修前緣。後來的歷史證實了這一點。
現在，熟悉我們的一代中國人已經消逝。許多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中國教授和科學家，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或正要退休。 1946年馬歇爾將軍斡旋失敗後，中美之間產生了隔閡。那些發動偉大革命並知道美國曾是反日同盟的中國人正在教育一代新人，使他們從教科書中得知，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是被打敗的轟炸越南的國家。 1946年以前存在的中美友好關係消失了，其實我們本應利用這種友好關係，同北京建立更有建設意義的接觸，但當時沒有這樣做。毛、週時代的結束，並沒有使中美關係通向和平、發展的道路變得平坦。
此篇部分發表於1976年3月26日的《每日新聞》，其餘選1976年10月14日《紐約書評》中的《論毛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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