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記者發現在中國大眾身上有許多個性卻很少有個人主義精神，而羅克西恩·威特克在江青身上卻同時發現了這兩種品質。作為一個公認的漢學專家（曾在賓漢頓、斯坦佛、芝加哥和伯克利等大學從事研究），威特克為研究中國的婦女運動，於1972年7月來到北京。江青把她看成女埃德加·斯諾，花了6個小時向她敘述自己的經歷。但威特克遇到了麻煩：那些記錄稿只譯了個開頭，便沒下文了。幸好，她與江青在廣州做過一個星期馬拉松式的交談，並做了大量記錄，拍了許多照片。在此後一年中，又得到一些有關江青的材料。中國官方告誡江青不要接受此次採訪，可她仍堅持，並想讓人為她寫本傳記，記錄她30年代在上海舞台和電影界、40年代在延安，特別是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
埃德加·斯諾在1936年寫毛的英雄傳奇時進展順利，而威特克的傳記則較為冗長，敘述也不明晰。 《江青同志》是一本裝瀟精美、篇幅很長的著作，書中收有珍貴的照片，是一本有價值的編年史，並列有人名、專有術語和研究批註。在江青當政10年倒台後6個月，《時代》周刊發表了該書簡介。無論失望還是振奮，批評家們都不能否認此書的獨到之處，但要確定其中的史料價值尚需一定時間。
首先，有關江青生涯的記錄是一份不完整的政治文獻，真實的成份只佔江青隱秘經歷中的一小部分。試想，的歷史依據，只是基於國會記錄和哈羅特·艾克斯片面的回憶錄！江青的傳記雖經過周恩來及其他一些人審閱，但它所記錄的，顯然只是個人的經歷而不是就如何評價過去所做出的集體判斷。書中未提及被江青清除的四人集團（周揚、田漢、夏衍和陽翰笙）,他們在她之前壟斷著文化界的大權。江青沒有直接或間接談論權勢人物之間的關係，也未就她簽署或立案的決定做任何評論。此書不像《赫魯曉夫回憶錄》那樣根據談話錄音編寫，而是在1972年將江青的口頭敘說和回憶，通過翻譯由羅克西恩·威特克錄音，然後由威特克結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編輯而成。錄音裡有兩個聲音，但把江青的話加上引號顯然不恰當。作者只是把她記錄的江青的話呈現在讀者面前，並加以評論。因此，讀者只能跟著作者的思維走。
江青成了反黨叛徒，人們可以想見江青如何用秘密形式對北京的前領導人口誅筆伐。處在更為開放和多元世界，試圖揭開中國政治之迷的美國人，無疑將感謝羅克西恩花費大量心血編寫了江青的故事，儘管其可信度值得懷疑。
簡言之，江青的早期生涯是在貧困艱辛中度過的，她想當女影星，後來參加了革命。 1933年她19歲時加人共產黨。她並不了解這一組織，但她在上海從事著危險的共產主義地下工作。當時，她只是一個名叫李雲鶴的女演員，後來，成為影星藍萍。她說在1933年被國民黨關押了8個月（現在這成為她的一條罪證），後來經一個與基督教青年會有關係的外國人交涉才得以釋放。
1937年8月，她帶著這一革命歷史來到延安，取名江青（淡青色的大河）。毛澤東當時44歲，很快對她發生興趣，不久倆人就結婚了。江青豐富的城市經驗彌補了毛由農村背景帶來的不足。她在23歲時就有了充分的女權主義思想，並且有足夠的精力了解毛的農民生活方式。 1947年至1948年內戰期間，她一直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住在農民的茅舍中，還要經常夜行軍，以牽制國民黨軍隊。這段艱難困苦的歲月，使她的健康受到很大傷害（得過肺結核、癌症、肝腫大等）。 50年代，她幾乎一直病魔纏身，不得不先後四次到蘇聯治病療養。她只是在50年代末，才以一個領導人的面目出現在黨中央和歷次運動的舞台上。
江青最終是以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倡導者踏人歷史舞台的。她曾參與土地改革，1959年回到上海，並從1962年開始在表演藝術界抨擊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殘餘。 “她使主席相信，必須在文藝界確立無產階級的絕對領導地位，以控制意識形態（她為此與毛爭論了好幾年）。”她認為中國的文化生活與經濟和政體不同，尚未清除解放前的餘孽。
江青試圖建立革命的教育、藝術和文學的文化上層建築的努力，起源於40年代毛在延安所發動的思想改造運動的設想和方法。但如威特克指出的：“獨裁的政治統治和獨立的創造性之間的矛盾衝突，永遠是不可調和的。在毛統治時期，這一不可調和的矛盾被簡化為'兩條路線的鬥爭'：毛的正確路線……和與他對立的錯誤路線。”簡言之，毛用政治上的思想改造來說明，“在認識上與他相左這一事實本身，即是對他個人的不忠”。這一邏輯同樣為江青所用，她在30年代不為黨的文化委員們所賞識，對此始終耿耿於懷。到60年代，她把他們都打成反革命，並取代了他們的位置（30年來，他們一直控制著文藝界）。
當毛髮動文化大革命時，江青起草了關鍵性的文件，開始改革京劇，並很快公開露面，甚至發表講話，成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軍隊的文化顧問，最後，在1966年成為引導整個運動的文革領導小組成員。 1969年，她達到權力的頂峰——當上政治局委員，負責所有文化工作。她本人只有8年學歷，其中包括5年小學。她使大學關閉了5年，停止了非官方書籍和電影的出版、發行，主持創作了8部革命樣板戲。這種人物形象黑白分明、男女主人公戰勝敵人的模式化的樣板戲統治了全國的舞台。英雄人物總是緊握雙拳，意志堅定，雙目炯炯有神，正氣浩然。這種無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在1976年10月即毛去世後一個月他的遺孀被捕以前，一直支配著整個文藝界。
如何評價江青在歷史中的作用，取決於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外國對文化大革命的評論多持貶義。我們從照片上見過狂熱的青年揮動著毛主席語錄的小紅寶書。毛動員這麼多青少年紅衛兵，為的是肅清黨內官僚主義。但在這之後，幾百萬紅衛兵被疏散到了農村。這些混亂最終有何收益呢？
我們美國人對毛髮動的第二場革命迷惑不解，我想，這是由於我們對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傳統的無知。在古代，一切組織形式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不幸的是，毛所追求的要把中國大眾引人現代生活的那種平均主義，與鼓勵由中央控制的大眾交流技術恰好一致。革命所追求的社會關係和生活條件的平等，並未減弱人民對最高權威的需要。因此，與過去儒家用孔夫子的教條管理約束老百姓相比，一黨專政可以更為積極主動地操縱政治和群眾。
共產黨認為傑出人物產生於廣大群眾之中，江青贊同這種觀點，認為到群眾中去，與群眾打成一片，贏得群眾的信任並且領導群眾，是革命者的最高職責。如毛月成兌：“只有虛心當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如果他自認為是群眾的主人……群眾就不需要他。”話雖如此，中國仍實行獨裁政治，而且，這個管理8億中國人的龐雜的精英政府，近期內不會改觀。從這一角度看，我們誰能說江青搞的模式化的樣板戲在中國大眾中不是有效的？我們仍然缺乏足夠的材料，來全面評價江青當政的10年。
就目前而論，有個結論是明確的：一個被選出來用平均主義統治大眾、維持現政權統治的傑出人物，不可能擁護外國資產階級的民權信條。在我們敲響對華政策的人權之鼓以前，需要從文化差異中找出共性，並尋求共同的基礎。對許多中國人而言，我們的自由大概更接近放縱。我們應該承認，雙方都不能成為彼此的楷模。讓我們共同來研究人類的生存問題吧。
此篇評論的是羅克西恩·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波士頓，小布朗出版社，1977年），發表於1977年5月12日《紐約書評》，題為《毛夫人與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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