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外交政策的一個缺點是，人權並非像人的正義感那樣深入人心，因此，自命正確的革命者在蘇聯和中國壟斷了人們的正義感來反對美國的說教。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曾懷著戒心接受過一點西方的人權思想，而北京的領導人則從沒這樣做過。在基督教和羅馬法律告訴我們每人都有不死的靈魂和自由的權利之前，中國就已產生了特有的通過仁慈行為達到仁政的傳統。孔夫子的道德觀強調人的責任而非權利，並把它視為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粘合劑，個人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是個貶義詞。事實上，雖然世界共同信奉人權思想，但它卻受到文化環境的製約。人權思想崇尚至高的法律和法律程序；而毛澤東主義者則不能容忍法律的存在，甚至蔑視法律的威嚴。他們讚揚毛的行為道德準則，把我們的民權視為巨大物質財富的政治表現形式，是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相一致的。因此，中國不需要這種思想。中國人的個人是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與國家和社會相關聯的。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差異一直很感興趣，兩者像男人和女人之不同一樣吸引人，只是這種區別更為複雜，不易明辨。中國人從美國的大街上和新聞媒介中看到許多反面例證，他們是否從中了解到一點我們的道德觀念是很難確定的。中國人的群居歷史比我們長，也許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物質生態學和個人的自律。佛教和孔教教會他們，社會不安定主要是由人的慾望引起，而這正是我們的消費廣告、旅遊業、健康事業和性工業所追求的。我們以個人主義的名義發揮自己的才幹，可這正是富於集體精神的中國所要避免的。
然而，個人主義信仰是美國文化的核心，那些在中國未被文化衝擊迷惑的美國人都想在中國尋求友誼，希望交流思想和看法，享受在中國特有的經歷。而對中國新秩序的組織者來說，這種行為是資產階級的，有顛覆和毒化人們思想的危險。正如在19世紀卯年代，西方人爭著試驗看誰能在被趕出西藏之前離拉薩最近一樣，現在到人民中國去的外國人，也爭著看誰最能和一個中國人進行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
奧維爾·謝爾參加了一個年齡在18—60歲之間由20人組成的美國旅遊團，於1975年訪問中國。他同旅遊團一起參觀了北京、延安、西安、湖南毛主席的故鄉和上海，而且還在上海的工廠和山西大寨紅旗生產隊的農田裡止幹活。這次接觸中國平民“大眾”的活動，是辛頓家族（佛蒙特州卜特尼學院）組織的，長期以來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的一個立足點（比爾·辛頓的《翻身》成為一部介紹40年代中國土地改革的經典著作）。當時，謝爾35歲，精通漢語，對歷史已有所研究，並在越南等地當過兩年記者。
在我1972年以來讀過的大量與中國有關的書中，《人民共和國》是最好的著作之一，謝爾因此書在其美國同行中享有聲譽。他並沒有敘述在這次旅行中遇到的重大事件，而是著重描寫了他與中國人的私下接觸及山此而產生的感想。他在與中國人交流思想、尋求友誼時困難重重。首先，美國對中國人來說十分遙遠，鮮為人知，因此，他們對美國都不感興趣。更糟的是，中國人似乎對美國人所特有的注重個人選擇、自我形象和個人經歷的個性無動於衷。相反，中國人是集體主義者，好像急於趨同另一方，重集體輕個人，循規蹈矩不越雷池，總是從集體和政府領導的讚揚中而非從實現個人目標或其他個人的享受中得到滿足。這種淡化自我和在集體中實現自我滿足的觀念，當然不是一時興起的，而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強調孔教家庭集體主義的結果。現在，中國強調“為人民服務”。
西方記者很難理解這種缺乏個人主義的無私精神。謝爾指出，他那些香港同行，以故意誇大中國境內的污垢來掩飾其不純潔的外部世界。例如，他們總是報導北京、上海那些專賺外國人錢的業餘妓女，而事實上，從總體上看，中國幾乎沒有賣淫的。 “中國的純潔對那些生活在充滿危機和競爭社會中的人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們只能把充滿貪婪、淫欲、自私和自我滿足的中國呈現在世界面前。”
謝爾在從宿舍到工廠的路上，遇到一位有一雙明亮眼睛的漂亮姑娘韶楓（譯音）。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公共場合單獨在一起，往往被認為是約會。韶楓發覺白己處在了“一對一，小伙兒會姑娘”的情形中，就叫了一位女伴同行，這樣她才感到自在。後來，在劇院裡，韶楓無意間坐在謝爾旁邊。謝爾想進一步與她交往，但與他同來的中國夥伴馬上看出問題，跟他換了座。謝爾不禁想到，是否中國人“已學會了抵制性吸引，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卻是以此為中心，並因此而流於世俗”。 “美國人總是想方設法讓中國人多談論一些個人關係方面的問題。他們會對滿座的公社幹部和官員提問，並希望得到有關婚前性行為問題的答案。”謝爾認為，中國人迴避性是“價值觀念的問題而不是性壓抑”。他發現，“在兩性關係上，人們很直率”,“他們沒有時間，也不受鼓勵去尋歡作樂。”
人們對國家政治問題和決策也採取同樣的迴避態度，他們所廣泛討論的只是那些已決定了的政策（過去，群眾不許參政，現在，他們仍非常謹慎）。謝爾說，中國人情願討論那些“已解決的問題，而不願議論正在議論中的問題”。懸而未決的問題不能成為新聞議題，只有那些定死了調子的，尤其是和黨的路線相符的問題，才能放心大膽地討論。這就像對老影片的情節瞭如指掌，卻總看不到新奇之作出現。我們意識到，這些紙張、印刷術和書籍的發明者以及官員考核者，很早以前就學會了等待官方的既定教材，而不是口頭上就時事隨便發表不成熟的看法。謝爾總結說：“中國人談論最多的恰恰是他們最難進行的。中國人大談批判權威思想……但他們在權威面前卻顯得非常馴服，幾乎不敢輕舉妄動。”
謝爾在大寨的一家商店裡，遇到一位“下放”勞動的果樹專家黃先生。他很有頭腦，談吐風趣。謝爾和他交談得很愉快，並要求再次安排與他交談。那天晚上，他沒去看電影，在家裡寫作，準備睡覺。突然，頭頂上的燈亮了，一位負責幹部告訴他，他與黃先生的會談被取消了，並說，既然謝爾病了，第二天可呆在家裡，不用出門。謝爾意識到，他太好問了，“總想單獨活動，而沒完全遵守規定好的日程安排”。
此篇評論的是奧維爾·謝爾所著《在人民共和國》（紐約，藍登書屋，1977)，發表於1977年5月12日的《紐約書評》以及謝爾所著的另一部著作《警惕這些外國客人：中西沖突》（紐約，四角叢書出版社，1981年），發表於1981年4月16日的《紐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