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至8月，三位訓練有素的《紐約時報》記者先後訪問了中國。實際上，他們所報導的中國共產主義一革命，似乎一直是成功地解放長期受壓迫的中國人民的好事，對我們並無特別的惡意。 20年來，我們對中國的懷疑和敵意逐漸減弱。從這些報導來看，那些年我們似乎仍在萬無一失的防務上浪費投資，其實，我們的技術足以承擔行之有效的防禦。 8月，詹姆斯·羅斯頓在上海寫道：“中國人對生活的態度和追求使人們想知道，為什麼華盛頓如此擔心中國是一個侵略性和擴張性的國家。他們比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更注重內部事物……在我們試圖'包圍'中國以前，他們就國門緊鎖，自我滿足。他們有足夠的土地、資源和人口。”1944年，隨軍記者哈里森·福爾曼獲准訪問延安，他很快感到毛及其同事們有遠大的前途。 28年後，《紐約時報》對紅色中國的報導證實了這一觀點。為了照顧那些仍未跟上《紐約時報》對外政策變化的頑固分子，封面上用紅字印著“紅色中國”，但也提到了人民共和國（用小號字）。封底是斯科第·賴斯頓和周恩來並肩而坐，正在商談政策。在8月9日的《紐約時報》上，他們的交談佔了整整26頁，提供了許多信息，而一個月前基辛格和周之間20個小時的交談卻未做任何報導。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只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人。
第爾曼·德頓在毛掌權此前，已有15年報導中國的經歷。西摩·托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之後了解了中國，他的妻子奧德麗捐獻出大量的新聞電訊和照片、她是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羅寧的女兒，很有天賦、，她1946—1948年在中國，1966年第二次來中國。鑑於賴斯頓此前和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許多領導人交談過，因此，我們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合適的人來做出評價。
德頓像漢學家里普·萬·溫克爾一樣，將新舊中國做了一番比較研究。他發現在新中國沒有敬畏祖先或宗教戒律的跡象，沒有女人使用化妝品，沒有舊的文學或戲劇，沒有絢麗的婚禮或葬禮，“甚至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品行似乎也發生了變化……人們似乎更直率而很少拘泥於禮節”。德頓重申，他隨行的國際記者小組“並不同人民接觸，只是由翻譯帶到供外國人參觀的地方遊覽”。另一方面，奧德麗·托平於5月和父親到了他的傳教故地——湖北武漢西北175公里的樊城。他們發現，那裡的人口由原來的4萬上升到18.9萬，大大小小的工廠共有200餘家，38所中學，1.3萬名學生，確實是新中國。
這些非常有經驗的觀察家對中國總的印像是這個國家很年輕、自信、組織有序，而且勤奮地致力於解決物質生產、衛生、掃盲和技術改進等社會問題。老城破舊，城郊的新工業區非常簡陋，但更適於居住。鄉村是發展的重點，毛主義正把農民轉變為具有政治活力和責任感的城市居民。交通工具仍只限於鐵路、汽車和自行車。公共保健事業運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向農村發展，消除疾病，減緩人口增長。經濟上的努力是使工業區分散，把生產消費品的分配盡可能維持在公社一級。在以前的集市上，建起了農村公社、生產隊。它們實行地區性的自給自足，作為中國總的自給自足中的一部分。杜勒斯先生還擔心什麼呢？
賴斯頓在北京常想起“一個世紀前美國人在邊疆生活的情景……國家正致力於使許許多多的合作社倉庫充實……使我們想到我們以前簡樸的耕作生涯”。這很吸引人，卻沒給中美的未來帶來什麼啟示。
我們的兩種文明顯然會繼續並存：一個讚美公民自由，一個強調自我犧牲；一個指責警察國家，一個反對個人主義。無論是毛澤東的學說還是美國新聞處的那些記者，都不會把水稻化的中國和汽車化的美國歸人平均主義的新世界。美國人會繼續相信擴張——不管我們把它稱之為在這一代改變世界的信仰，還是把人送上月球的自由企業——而很久以前發明了崇拜祖先、官僚政治和科舉制的中國人，將繼續把信仰投人到社會組織中。對這些不同文化的直接觀察和前後對照，使《紐約時報》的記者們對中國現實的評估遠遠走在美國政府的前面。 35年前，尼克松清洗了一批美國駐華外交人員，諸如約翰·卡特·文森特、埃德蒙·歐·克拉伯、約翰·巴頓·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等，如果他們不被撤職，或許能為白宮提供有益的看法，而這些看法不是源於歐洲的研究。
克拉伯先生進人學術界後，出版過兩本關於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著作，其中一本《中國與俄國：大遊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71年）把現在的中蘇關係放到了兩個帝國間漫長而復雜的背景之中。戴維斯先生的回憶錄收在《龍尾巴》一書（紐約，諾頓出版社，1972年）中。謝偉思先生出版過一本有啟發性的專著《美中關係史中的一些問題》（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中國研究中心編，1971年），分析他第一次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當時，毛和周提出與美國發展一種合作關係。 1945年1月，他們甚至要求會見羅斯福，商議抗日軍事合作的細節。我們能為有這些提供當時歷史真實的著作感到慶幸，但更值得慶幸的是，作者之一能夠參加我們的小組，在1972年2月21日後的那個星期訪問北京。如果我們在1965年問及這些官員，他們中不會有一個人接受這種觀點，即可以用炸彈把亞洲人轟到談判桌上。
當德頓和托平進行前後對比時，德國記者克勞斯·馬漢特向美國公眾做了全面而詳盡的介紹，並把它同中蘇關係做了比較。馬漢特熟知四種文化，他父母是德國人；他生在莫斯科，20世紀30年代初生活在俄國；30年代後期，他到了伯克利和火奴魯魯，娶了一個美國妻子；40年代初他在上海編一本雜誌。他最初了解中國是在1929年和1936年。 1957年，他又一次到中國。 1971年，他借助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的幫助，在乒乓外交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前一年，歷經一個月，遊歷了14個省。
作為一個得到特殊機遇的西德訪問者，馬漢特行程3000英里，幾乎沒有遇到一個西方人。他不僅訪問了廣州、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還到了西安、延安和山西省的大寨以及某些模範單位。他提到些敏感的問題，如獎勵制度；他的報導不像《紐約時報》的記者被限制在幾百字，而是更豐富、更透徹。如果說美國記者使美國國務院相形見細的話，克勞斯·馬漢特則將他們遠遠拋在後頭。這主要因為他很熟悉蘇聯體制，這有助於他對中國的深人了解。他尤其通曉兩個共產主義國家間意識形態領域的論爭，在蘇聯和毛澤東中國兩者間，他更容易了解中國。
馬漢特在山西著名的大寨大隊呆了24個小時。他得知在這片53英畝的土地上，住著83戶人家、420口人，有150個全勞力、100頭牲畜、150口豬、400隻羊。全國性“農業學大寨”的日號召來了450萬參觀者，這個口號是在1963年水災後村民們自力更生、重建家園時提出來的。 1971年，大寨人甚至建起對電力索道，運送黃土修梯田，今漢特指出，大寨的秘密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不為金錢，只為“敬仰毛主席和社會主義祖國”。農民們把錢存入銀行，卻不知道利率。男壯勞力一天得10個工分；體力差些的女壯勞力一天得7個工分。這些人沒有日工資，只是每天記工分，但薪水標準要在一年一度的村民集會上討論確定，這主要看人們的“政治覺悟”。 （毛去世以後披露的情況告訴我們，大寨是個虛假的典型，不是聲稱的那個樣子，例如有些勞動是士兵們幹的。毛精心塑造的樣板村莊現在被人們厭惡了。）
馬漢特還參觀了北京東北的“五七”幹校，城市千部和知識分子在那裡從事體力勞動，以求更好地“接近群眾”。那裡有1255名男女幹部和文化工作者。據扼要介紹，這些人改造荒蕪的土地，打井，修建住宅，建造磚廠、金屬製品廠和罐頭廠，人們在毛主席教導和“革命覺悟”的提高中無效而努力地工作著，打掃廁所，運送糞便。只有當人們想到遠古統治階級給予中國文人學士的特權時，才會理解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多大衝擊。
馬漢特覺得俄國和中國無法比較，一個是工業化和專家管理的國家，另一個是農業化和反專家的國家。他把蘇聯看成一個注重個人功績和消費的社會，而中國是注重平均主義和生產的社會。蘇聯的集權統治和官僚主義同中國的權力下放和自覺性形成了對照。但蘇聯越來越少於空談，逐漸對外開放，而1971年的中國卻依然與世隔絕，中國正致力於積極分子的自助和毛反對新特權滋長的不斷革命的努力。馬漢特懷疑用毛思想武裝起來的大公無私的人能否被很快創造出來，他擔心“中國人的思想可能會被輕易控制、利用”。 （他發現對毛的崇拜無所不在，當然，現在這種崇拜已被打破。）閱歷較淺的美國領導人將如何對待毛的中國呢？中國特別邀請外國客人到中國去看革命成果，這導致大量著作的出版。雪莉·麥克雷恩寫出了《我看中國》。這本書的前半部《由此至彼》詳細描繪了她在好萊塢和電視台的經歷與麥戈文運動以及那些邪惡的個人主義者、性變態者和市儈商人，毛的革命無論如何要避免這些醜惡現象。 1971年底，麥克雷恩受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他是個對人類實踐感興趣的社會學家）之邀，率一行12名婦女到中國訪問。 1973年4月，代表團到了中國。她們就像從諾亞方舟來的，人人各異：一位是來自密西西比，體重200磅，胸部巨大、皮膚漆黑的婦女，一位是來自得克薩斯的瓦萊塞特，還有一名新墨西哥州人，一名12歲的女學生萊辛，一名嚴肅的共和黨人，幾名大學生，一位攝影師。 “她們都是爭取女權運動的人，都有自己獨立的個性和事業。”
這些美國人對在中國的旅遊路線毫無準備，被搞得筋疲力盡，並受到巨大的文化衝擊，中國“走向她們”。她們身在上海，思想卻仍在美國。正如其領隊所說：“我同人們談宗教、死亡、結婚、金錢和幸福，我始終努力去理解他們的新社會。”最後，她們帶回了大量信息，無疑，她們的中國主人依然相信毛的思想：“造反有理。”
雪莉·麥克雷恩認為，中國革命的成就，不能簡單歸之於無產階級專政，“其中還有一些別的因素起作用，人們以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方式彼此聯繫著”。她認為，這是自我批評的結果，這種自我批評不允許有個人創造力的表現。 “也許在新社會，誠實的人們交換意見不需要個人主義的藝術表現”。她把中國同“狂暴、犯罪和賄賂的美國風氣……以及濫用自由的美國做了比較”。一年以後，麥克雷恩說：“中國使你相信，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此篇部分選自對威廉·德頓，詹姆斯·羅斯頓、西摩·托平和奧德麗·托平所著《＜紐約時報＞對紅色中國的報導》（弗蘭克·辛格編，紐約，四角叢書出版社，1972年）和克勞斯·馬漢特所著《中國回歸》（紐約，杜頓出版社，1972年）的評論，發表於1972年2月24日的《紐約書評》；部分選自對雪莉·麥克雷恩所著《由此至彼》（紐約，諾頓出版社，1972年）的評論，發表於1975年5月1日的《紐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