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有薩哈羅夫式的人物出現嗎？中國的科學技術！王益發展，對專家已不再提出政治要求。在將會十分擁擠的未來世界，'掃國個性自由的表現程度比任何其他國家更難以預測，因為中國組織嚴密，在習俗和道義上都是反個人主義的。他們是否將證明個人主義已經過時了呢？
國際社會常用“中國的發展被延誤了”或“中國是獨特的”這兩種理論，將中國納入世界。第一種理論是，中國祇不過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了，但一經踏上現代化的路途，就將和我們一樣發展工業，並隨之會帶來罪惡和榮耀。第二種理論，當然也是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的慣用理論，就是中國是獨特的，並將永遠有別於其他國家。 （既然中國顯然與別的國家有相似和不相似之處，這一問題的爭論就是模棱兩可的，爭論雙方都能自圓其說。）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國必須遵循世界性的發展規律，這一觀點使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中國現代科學理淪研究落後於蘇聯，因此像學者薩哈羅夫這樣的事件，在中國至今仍未出現，但將來會有的。我們可以這樣推測，也許最終會有一此特殊的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把他們個人的看法流露出來。但人民中國正處於進化之中，在這一階段，平均主義仍是主要哲學，教育只是為了公共日的，培養人員掌握技能是為了避免舊統治階級傳統的複活，在大學裡不允許出現學生貴族。據此，中國和蘇聯一樣已開始步我們的後塵，但前進的路途仍十分漫長。
如果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社會組織及政治，比我們這些局外人公認得更為複雜。這一觀點，同毛的正統哲學相吻合。毛的哲學認為，蘇聯已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而中國仍保持著共產主義的風貌，且能避免資本主義的邪惡，包括美國式的個性主義。
從這兩種觀點來看，中國正在建立一種新的模式，在如何運用科學技術為現代生活服務的難題上，得出新的解決方案。例如，由於人口眾多，不可能大量生產小汽車供個人消費，這樣，中國就避免了汽車文明帶來的破壞性後果。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度，社會集團不會輕易瓦解，而且在農村，農民有高度的道德約束力，這顯示出一個民族能廣泛吸收現代技術而又不致造成當地的社會混亂。
這種觀點表明，中國之所以缺乏西方個性化政治表現形式，既有傳統的原因，又有當今環境的影響。在中國，人們的生活是依照道德規定而不是《人權宣言》，因為人們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識，公眾輿論和個人利益服從社會集體利益，而不看重通過訴諸法律來解決問題。雖然有組織的旅遊業使人們與國際社會的接觸日益增多，但中國人口稠密，足以使毛的這種生活方式在工業化進程中得以維持。鑑於中國的人口、資源和傳統，中國人不得不創建一種全新的反個性主義的社會。他們從蘇聯人那裡得到了許多經驗，但沒有任何國家能為其提供發展的模式。
但那些認為自身有較充分個人自由的西方各類學者，將繼續在浩瀚的中國書的海洋裡，尋找將來有可能在中國出現的個性主義的跡象。所有的中國人都是一部龐大生產機器中盡職而可互換的零件嗎？持不同政見者在社會中的作用如何？他們受到的限制有多大？持異議者是如何被處置的？
中國對勞改營中各類人的處置受到蘇聯的啟發，但又的確是以中國方式而不是蘇聯方式發展起來的。一位法中混血兒在中國的勞改營中度過了7年貧困的生活，他知道如何適應營中生活，並於1964年法國承認中國後獲釋。他寫了一部回憶錄，記錄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加多年的遭遇。
吉恩·帕斯克利尼1926年出生於中國，父親是法國軍人，母親是中國人。他從小和中國夥伴一起長大，相貌、談吐都像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他在法國天主教會學校學會了法語和英語，並在中國持有法國居民護照。 1945年至1948年，他先後在美國第五艦隊憲兵部隊和美陸軍犯罪調查部中做一名民事專家。 1953年，他在北京一個西方使館中工作。 1957年12月，在反右運動中被逮捕。
他因犯罪活動被判處12年徒刑，在中國勞改營中以中文名字包若望度過了7年的勞改生活，成為幾百萬勞改大軍中的一員。勞動改造不同於勞動教養。他於1964年戴高樂承認人民中國以後獲釋；隨後，他第一次回到巴黎。他現在是巴黎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文教師。
1969年，《生活》雜誌駐巴黎記者魯道夫·卡爾明斯基在莫斯科機關工作兩年後來到巴黎，聽到帕斯克利尼令人震驚的故事。他們倆經過3年合作，寫出《毛的囚犯》一書。不久，卡爾明斯基“發覺吉恩和我們寫的書都不是反中國人，甚至也非反共產主義的（這真令我驚異不已）。坦率地說，他在勞改營中受到強制勞動，但他不得不敬慕中國人民強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所遇到的大多數中國干部的正直與盡職”。
此書確實獨特，也許不失為一部經典之作。像比爾·辛頓1966年寫的《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一樣，書中將對話、人物性格和富有戲劇性的事件巧妙地穿插編織在一起，並創造性地把蘇聯的勞改營同中國的勞改營做了偏向於中國的比較。帕斯克利尼以冷峻的筆調，詳細描述了對他的一次嚴厲審問，但這一事件是以言行絕對忠於革命為社會背景的。中國古代孔老夫子的學說認為，通過教育和引導，人可以日臻完善。因此，個人必須完全馴服並努力改造自己。
帕斯克利尼證實了研究者從與逃往香港的廣東人的談話中得到的印象，即在中國勞改營中很少形成“囚犯小集團”。在現代美國監獄及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中，強制的監牢生活在囚犯中造成一種非正式的次文化結構，這種次文化結構控制著囚犯並阻礙著他們的改過自新。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並不重視政治再教育，相反，那些刑事犯常被置於政治犯的管轄之下，這也許能促進生產，卻收不到改造效果。
中國人則避免了這些弊端。帕斯克利尼說，中國對勞改營的管理十分有效，並能從中獲益；中國人與蘇聯人不同，他們知道單靠強制並不能使犯人努力勞動。在帕斯克利尼服刑期間，中國的製度是用飢餓作為一種主要的懲戒，再加上互相監督、互相批評和自我鑑定作為自律手段。除勞動外，主要重點放在學習和自我改造上。對進過勞改營的上百萬人來說，這種經歷常常伴其一生，很少有人能過上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數人在刑滿後，就留在勞改營工廠做一名“自由工人”。他們能在嚴格的紀律下享有一些權利，因為這時他們已經是徹底改造好的具有生產能力的人了。
帕斯克利尼（包若望）被捕後，在一個審問中心關了15個月，由看守人員嚴密監視。 12名同室犯人經常互相鼓勵，要改過自新，並感謝政府給了他們贖罪的機會。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但關鍵在於要絕對服從領導。
包曾被領進一間佈滿可怖刑具的審訊室，他起先大吃一驚，後來被告知，這是從國民黨時代保留下來的一個博物館。在他整個服刑過程中，肉體拷打是嚴令禁止的。監獄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實，幾乎常常佔去整天的時間。囚犯們都低著頭，不顧左右地一溜小跑。他們都嚴格按時做各種日常工作，包括按時像“一群佛教徒一樣”盤腿坐在床上反省。一周內有5天用來坦白、審問。每個人都要和審問者絞盡腦汁周旋一番。包共寫了700頁的坦白材料。星期天政治學習，星期二打掃衛生，包括互相傳遞一隻“指甲盒”。監獄工作人員每月收盒子，將指甲賣給中藥店做藥材。這筆錢可用來每四個月組織一場電影。在這個拘留中心的15個月中，包只“吃過一次米飯，從未吃過肉。被捕後6個月，我的肚子凹了下去，由於身體和通舖接觸，關節處開始出現特有的青紫塊”。由於缺乏維生素，他開始掉髮和脫髮。 “我們必須集體學習，互相監督，對得起政府”，牆上貼著這樣的標語。學習中常穿插著鬥爭會，這是“中國人發明的一種文明的、由許多人甚至幾千人對一個人的批鬥，其中夾雜著威脅、侮辱和純粹的肉體折磨。被鬥人不能自衛，甚至連說明實情的權利也沒有”。這種鬥爭會可以持續不斷地開下去，直到被鬥者表示悔悟。惟一的出路是培養一種革命熱情，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首先充分坦白自己的一切。按規定，犯人在夏天每天要睡兩小時午覺，“任何一個睜著眼的人，都會收到書面批評。如果批評次數多了，就要開鬥爭會。我們都很聽話，像乖順的孩子”。
審問結束後，包看到揭發控告他的檔案材料。他發現各種各樣的朋友、同事都寫了批判材料，現在輪到他寫批判別人的材料了。 “我們要你改過自新，但你如果不向我們揭發與你有關的人，我們怎能判定你已真正走上了止路？批判別人是你贖罪的好辦法。”
阻止犯人抱團的另一種方法，是讓同室犯人根據每人提出的要求，自己決定每人的伙食定量。沒人會幫助朋友吃好點，這樣就避免不了互相批判、鬥爭。最後，包受到審判。 “不用解釋，問你，才許回答。我們已指定某某人為你辯護。”辯護律師做了簡短的說明：“被告已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因此，不需要任何辯護。”等候宣判時，包被轉到位於風景怡人的陶然亭公園附近的北京實驗科學儀器設備廠。他在那里和其他犯人一起，把3尺長2尺寬的紙折三次，做成書本紙。晚上供12個人睡覺的大床板，白天要拆掉做工作台。一開始，新到的犯人很難達到每天30為張紙的定額，但平均定額是每人每天4500張，而政府的要求是儀翔）張。每人的伙食定量根據勞動表現而定，新來的犯人每月31斤，一天能完成3000張的每月41斤。勞動時間為每天上午5點至晚上7點半。熟悉一段後，包每天能折3500張了，但他的體重掉到只有100斤。到他離開這個工廠時，指甲幾乎掉光了，但每天能折1萬張紙。最後他被判處12年勞改。也許因為他是外國人，對他的宣判相當明確。在許多情況下，較短的刑期如10年徒刑，是不對本人宣布的，讓他覺得是20年或無期徒刑。這樣，當他被告知已刑滿並成為自由工人時，雖然仍在勞改營，但會覺得自己的刑期顯然縮短了，並對政府充滿感激之情。
包在關押一年半後，才同妻子和幾個孩子中的一個會見了6分鐘。囚犯會客前要被徹底搜查，衣服內襯要用剃須刀割開檢查；會客時，必須隔著木欄大聲交談。但這也比“丟臉的會見”好，因為如果哪個犯人敢於頑抗，不服管教，管理人員就把他家里人找來對他進行斥責，勸告他努力改造自己的言行。
1958年至1959年，囚犯們也捲入了當時的運動。監管人員催促包寫對自己服刑及所犯罪行的感受，包因此犯了一個錯誤。他十分認真地對待此事，並寫到政府對他的關心是偽裝的，政府需要的是犯人的勞役。很快，在這場政治改革運動的後期，這句話使他成了鬥爭的靶子。他被戴上手銬，關在一間只夠他坐著而不能站立或躺下的4尺見方、4尺半高的禁閉室中。室內還有一隻整天亮著的大燈泡。吃飯時，手由背銬改為前銬，使他不致於像狗一樣抵食。但由於雙手被銬，他對身上迅速滋生的蝨子無能為力。
5天后，他要求同公安部的人談話，說政府欺騙了他。看守向他保證坦白有獎，要他把最壞的想法寫在紙上。 “我對政府和黨十分信賴，於是我就這樣做了。但我得到的是關禁閉。我哪裡做錯了？”這樣，他被放出了禁閉室，因為“毛的指示十分注重其一貫性，並以此為驕傲”。
1959年9月，包被轉到北京第一監獄監禁，這是一所模範監獄。在那兒，“我被當成一個人來對待，因此我很吃驚”。監獄中的伙食質好量多，看守人員和藹、人道。 “也許這是一種巴甫洛夫式的管教方式……經歷了二年痛苦的羞辱之後重新過上了像樣的生活，這使他受到強烈的感化。”包第一次寫下一份全面的思想匯報。在這所監獄中，同獄外一樣，也要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犯了錯誤必須馬上主動坦白，其他人必須立刻幫助犯錯誤的人，使他更快認識錯誤。只有在這一切都不見效時，才開鬥爭會和關禁閉。包在思想匯報中特意寫道，對他的判決是非常寬大、公正的，並坦白說沒有遵守監獄有關必須兩個人一起活動的規定，有好幾次都是一個人上廁所，學習時沒按規定方式坐著；工作時間說了話。可糟糕的是，他不願給那些同他要好的人打小報告，雖然實際上揭發別人“對雙方都有好處，它能幫政府了解發生的事情，也能幫被告者認識自己的錯誤”。他最後發誓說，一切聽從政府的指示。他知道此時只能明哲保身，“在我離開中國監獄之前，我一直這樣寫、這樣想，一個老犯人告訴我：'要想在監獄中生存，惟一的出路是坦白。而且把自己的罪過說得越深越好，……但千萬不要暗示監獄領導或政府對你的罪過負有任何責任'。”
包被診為染上結核病，在醫院治療了幾個月。出院後，他到清河勞改農場幹農活。當時，中國正處於營養不良的困難時期，獄中犯人的定量自然受到影響。包周圍盡是些老人或病人，紀律相對鬆一些，規定較少，幾乎沒有衛兵。他是強勞力，負責處理豬糞，並學會瞭如何生存。在寒冷的夜晚，他依偎著豬取暖。
由於伙食不好，他從未看到犯人有性方面的問題：但有一天，勞改營中的理髮師誘奸了一個弱智的年輕犯人。不出幾小時，這個理髮師就被帶到群眾大會上，受到批評、譴責，然後執行槍決。 “我讀到過在西方監獄有強奸的事發生，但在中國，這樣的罪犯會被就地槍決。”
10月中旬，包作為志願者，長途跋涉到了地處中蘇邊境哈爾濱以東荒野上有名的興凱湖農場。 “在東北，一切都顯得那麼富足，看上去一點也不像監獄。”勞改營佔了很大一片田野，有營房、瞭望塔和村落。 “一切都井井有序，管理得當。”居民們把新來的犯人當普通人一樣熱烈歡迎。伙食是一流的，“這裡的伙食定量標準由態度好壞而非勞動力強弱而定，在田里幹了幾天后，我為能來到這塊荒野感到由衷的高興”。不幸的是，有人意識到他是個外國人，在這敏感的邊境地區不合適。因此，在這令人勃發朝氣的環境中只做了短暫的停留，他便和其他幾位華僑一起，被送回北京的清河農場。 1960年秋末，寒冬將至，包此時仍在為溫飽努力工作。勞動時間減為每天六小時。由於食品供給日益減縮，情況越來越令人絕望。勞改農場開始把紙漿混在食物中，起初這確能使饅頭變大，並更能充飢，但不久全農場的人都得了“可能是醫療史上最為嚴重的集體便秘，因為紙漿粉末吸乾了消化道中的水份……我不得不用手指從肛門裡摳出一團團像鋸末一樣的干塊”。後來農場又嘗試食用沼澤中的浮游生物，實踐證明，人體很難消化吸收這些東西。儘管如此，看守們還是在新年之際給犯人準備了米飯、肉和蔬菜。
到1961年，包的政治思想覺悟已達到很高的水平：他相信看守的話，尊敬大多數衛兵，深信即便政府不真正憐愛他們，至少在其能力範圍內會盡力使他們在困難時期保持健康。在這半飢荒的歲月中，看守們讓所有犯人參觀廚房，表明他們和犯人一樣靠吃甜薯粉加玉米稈為生，這消除了犯人中流傳的謠言。 “中國共產主義分子經常是很狂熱的，但他們都非常坦率、正直。”作為一個外國人，包知道犯人中只有他有機會離開中國。因此，他盡量不觸犯禁止搜取額外食物的規定。但他患了低血壓，得了許多缺乏維生素的病症。這時，同室的人就教他去偷蘿蔔，或把別人丟棄的老菜葉拿來重新加工，以此來補充維生素。同室中有一人給了他一些散發著強烈氨臭味的玉米粉，這是那人從馬糞中偷來的。 1961年5月，包得了痢疾和貧血，生命垂危，住進醫院。他的同伴常給他送來一些特別食品（都是偷撿來的）。當他恢復健康、重新開始勞動時，這些同伴告訴池：“包，你是惟一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你總有一天會邁出這個大門。只有外國人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不行。你是惟一一個以後能把這些情況跟外面講的人。”夏天，他們又重新回到水稻田乾活，可以捕到青蛙。 “我們就地剝去蛙皮，然後生吃。先從嘴剝起，然後把蛙頭連脊柱一起剝掉。”
一個寒冷的夜晚，包沒有跑到200米以外的公共廁所小便，而是對著牆角撒尿。 “我還沒撒完，屁股上就重重挨了一腳。回頭一看，是看守。'你不知道衛生規定嗎？'他問道。看守是對的，可他踢了一個理論老手的屁股。'我承認我錯了，但我印像中記得，政府工作人員不許動手打犯人。我認為虐待犯人是不允許的。”'看守承認了錯誤，並說將在下一次學習會上做自我批評。然後，看守把包帶回牢房，讓他寫檢查。包坦白說，他在牆上撒尿是“無視政府教誨，抵制改造，是暗中發洩對政府的不滿。這就好像乘人不注意時，碎政府的臉。因此，我只能要求政府從重處罰我。”結果，他未受到處罰。
到了1963年，包在政治上的積極活躍使他當選為室長。 “我帶著一個真正改過自新的人的熱情，想方設法為政府服務，幫助我的伙伴、朋友。”夏天，他曾為節省政府的皮鞋，光腳走路。但他最後還是坦白自己有壞念頭：如果中國領事要求接觸在印度牢營中的中國人（當時，中國正在這樣做），那法國領事也應有辦法接觸到在中國的包。他知道有這種想法就是錯誤的，可還是這樣想了。他寫道：“如果我對政府隱瞞這種想法，那我就是不誠實。”他思想改造得非常深刻，這也許是他在中法1994年建交後作為一個法國公民得以釋放的原因。
其他一些外國人和曾旅居海外的中國人，則未能得到像包一樣深刻的改造。他記錄了許多同類犯人的個人悲劇，海外背景使他們屢遭不幸。
總的來說，中國知識分子不可能完全放棄其個人主義。 “同蘇聯一樣，中國的意識形態十分輕視和不信任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總愛形成令人不快的自己的思想。”
此篇評論的是包若望（吉恩·帕斯克利尼）、魯道夫·卡爾明斯墓所著《毛的囚犯：一個倖存者關於新中國監獄制度的報導》（紐約，考厄德，麥肯和喬賀根出版社，1973年），發表於1973年11月1日的《紐約書評》，題為《中國的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