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史迪威具備最優秀的美國人所具有的特點——精力旺盛、足智多謀、堅韌剛毅、有進取精神、勇於自我反省。這些品德把我們送上了月球，也把我們帶入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總之，史迪威是體現美國人品德的典型，這樣的品德使我們在國內外遭受了許多災難，在當今我們進行自我重新評價時，這種品德得到了充分顯示。史迪威是我們解決中國戰時問題的最好人選，可他所做的並不完美，他沒能抓住要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中國的努力並不適於中國的革命，這主要在於這些努力與人民的需要毫無關係。
史迪威是年輕有為、聰明勤奮的西點軍校學員，他以責任和國家榮譽來要求自己。他體魄強壯，是橄欖球比賽中的四分衛和紐約揚克斯海1/4英里賽跑的選手。他在西點經受住了第一年的艱苦訓練（有兩名新生不幸地死去）。他身材中等，體重較輕，卻是個出色的運動員。他生性好強。 1904年他在菲律賓當步兵，1906年回到西點用法語和西班牙語教授學生並輔導體育訓練（講解籃球）。夏天，他被委派到危地馬拉和墨西哥，1911年取道日本和中國再次回到菲律賓，第一次目睹了中國的革命。他在遠東時已對外國人民和語言產生了特殊的興趣。
在西點再次執教（教歷史和西班牙語）之後，由於美國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迪威像他那一代軍人一樣，被突然從和平時期軍隊的日常工作中抽調出來。 1917年，他34歲，等待時機顯示自己的才幹。他首次發現自己掌握了一套訓練軍隊的特殊方法。在普拉茨堡，美軍的任務是盡快訓練100萬士兵。但很快，陸軍少校史迪威因精通法語而被調到法國。他是G—2聖·米黑爾進攻計劃的製定者，同領導，G—3計劃的喬治·C·馬歇爾一起工作。聖·米黑爾計劃獲得了成功，在和平到來、在軍隊縮減到和平時期的規模之前，聰明的士兵已開始謀劃將來了。軍事還沒有成為一個主要行業。 1919年，史迪威從和平的鬱悶中掙脫出來，成為被委派到中國的第一個軍隊語言教官。他開始在伯克利學習中文，後來到了北京。 20世紀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他主要呆在中國北部，先在公使館研究了三年語言，然後又在天津的第15步兵團呆了3年。喬治·馬歇爾先於他到了那裡。最後，在30年代後期，史迪威以使館陸軍武官的身份住在北京，這期間他周遊了全中國。他非常喜愛民眾，喜歡在中國旅行時過那種有意思的野外生活。
30年代的中國之所以吸引史迪威這個美國人，既不是因為他在中國享有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特權，也不是因為他的現代意識和他所受到的先進教育和掌握的先進技術。真正的魅力來自中國人民自身，他們經受著人類面臨的各種苦難，並堅定不移地盡著自己最大的努力。到珍珠港事件爆發時，史迪威無疑是中國戰區最好的軍事專家，他非常熟悉廣大地區的地形，熟悉當地領導人和他們所面臨的巨大問題。
在1941年的危機中，馬歇爾升任參謀長，這時的史迪威已是美國最好的中國問題軍事專家；在美國國內任職期間，他的功績已使他成為正規軍中最優秀的領導人之一。當然，和平時期，軍隊減少到人們幾乎看不到他們存在的程度。 1939年9月，美軍人數僅17.4萬人。史迪威在軍事演習中顯示出不平凡的獨創性和主動性，他確實是閃電進攻的天才。 1940年，他成為一名將軍，在加利福尼亞指揮訓練一個師。他決不“紙上談兵”,他是富有獨創性的軍人，對己對人絕對嚴厲，不留情面，有人說他是“冷血動物”。他非常接近下屬，對那些裝腔作勢的傲慢之徒充滿了敵意。他嚴於律己，著裝隨便，親自帶隊行軍。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馬歇爾挑選史迪威指揮體育家行動計劃，這將是美國在北非的第一次進攻性戰役。馬歇爾從軍事演習中看出，史迪威是“一個傑出的戰略家，想像力豐富，足智多謀，充滿自信；他研究過軍事史，長於訓練”。按戰功而論，史迪威在九個軍團指揮官中名列榜首。而且，如果他最後指揮北非登陸，無疑會繼續在歐洲戰區得到提升，至少可以和後來的布萊德雷的職務一樣。中國的危機改變了這一切。
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巨大衝突，可以在幾次合作中從幾個角度看出來。他們不僅都有強烈的個性，而且是兩個國家領袖人物性格的典型。從中國革命的角度來看，史迪威批評了中國軍事機構的弊端，這有助於我們了解國民黨的崩潰。蔣腐敗的權力機構的組成是基於忠誠而不是效率。史迪威同情廣大的士兵，不信任那些貪污、賄賂的中國官員。
史迪威改革和建設一支現代化中國軍隊的努力，遲早會使舊的軍事權力機構分崩離析。蔣介石在軍隊中努力維持著中央的權力。飢餓的新人伍者、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剋扣官餉和國民黨軍隊中的忠誠勝過功績，加之抗日的壓力和財力消耗，造成了中國極為保守的現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自身的利益，我們的中國政策是用漂亮的允諾、金錢和軍事裝備來鼓動中國人不斷抗擊日本人。這也是羅斯福的天真想法，即幫助戰後的中國，彌補由於戰胜日本而帶來的權力空白——美國人的這一理想從未實現，因為它忽視了中國革命的現狀。
如果史迪威改造中國軍隊的想法得以實現，那麼他將創造最終破壞蔣權力機構的軍隊和指揮官，而且無疑會出現某種軍事政變。蔣意識到這種危險。因此，在和有美援撐腰的史迪威打交道時，蔣反對這位狂熱追求戰功、受過戰火磨煉的效率專家。蔣主要關心的不是效率，也不是作戰，他反對的是共產主義者一直在進行著的革命。美國人要求中國所做的戰爭努力，只會進一步破壞中國的現狀。美國要向中國共產主義者提供援助，這大大攪亂了蔣虛弱無力的圍殲計劃，他不得不竭力阻撓史迪威握有實際指揮權。蔣成功地阻止了史迪威的這一企圖，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國。
史迪威多次努力對日本人發動進攻，為實現這一目的，他準備在印度創立一支現代化的中國軍隊，但他最終認識到，歸根結底，蔣總司令並不需要這樣一支現代化的軍隊——他擔心自己難以控制。再者，國民黨中國已經耗盡了財力。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要靜觀戰爭結束（在國民黨中國，珍珠港事件被稱為“停戰紀念日”）。
史迪威的努力被蔣介石傳統的戰略、戰術理論攪亂了。蔣遵循古代經典戰爭論著《孫子兵法》，強調防守的重要性，先讓敵人運動而後殲滅之，除在佔據極為優勢兵力的情況下，從不主動出擊。
在這種形勢下，史迪威決心先在緬甸迎頭痛擊日本人，將其逐出緬甸並殺回中國，這是再恰當不過的了。中國簡直是一個不會為任何戰爭做好準備的國家。緬甸北部叢林密布的山谷向南延伸，從東向西穿越公路和補給線的地形十分複雜。因此，史迪威在發動跨越中緬的戰役中所取得的戰績，可以說是一部顯示高度智慧的英雄詩篇。他是我們最有才能的指揮官之一，他在根本沒有優先權的補給線的遙遠盡頭孤軍作戰。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海、空力量可以橫跨太平洋，削弱日本人的力量，美國無需在中國建立基地。當史迪威向蔣攤牌說，美國命令他指揮中國軍隊時，美國在中國的戰爭努力已開始失去抗日的意義。美國的援助已介人了中國的內部政治鬥爭。
如果從美國對外擴張的角度來看史迪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史迪威失敗了，蔣也失敗了。首先，自命不凡的美國人一心想打敗日本人贏得戰爭；軍隊為這種使命而訓練，並形成了民族精神。美國軍人在追求這一目標時，成了現代技術的奴隸、他們為責任感所驅使，致力於發展組織機構和火力的潛能，並在戰爭中贏得勝利：政治不是美國軍人的第一使命，也不是第二使命、《孫子兵法》認為，戰爭的目的在於使敵人屈從自己的意志，用一切辦法使之投降。美國軍事專家更為關注的是建立突擊部隊，解決並設置戰場所必需的後勤供給、至於和平實現後可能會發生什麼，顯然並不是他們的責任。他們受訓時也不被要求去考慮這些。
儘管方式和目的不同，美國人仍在利用中國來實現打敗日本這一共同目標。中國不想被利用，它顯然更為關心國內革命，這時，美國人便大為抱怨。從這點來看，作為外國人的美國人，對中國時局的影響微乎其微。史迪威帶著一些會講中文的國務院官員會見延安的共產主義者，這個軍事觀察團（自然被稱作“南部使團”，因為是前往敵占區）暫時抓住了機遇，美國人和中國共產黨或許能發展一種合作關係，至少可以避免彼此交戰。當時，美國日趨強大，很快就要戰胜日本，對中國現實的客觀估價似乎顯得不必要了。在這種情況下，赫爾利特使對這種富有建設性的合作所做出的反應是草率和漠不關心的，這種合作很快成了泡影。雖然沒有人明確指出，但20世紀40年代，在革命初期的中國，由一個美國將軍來指揮中國軍隊的計劃實在是一劑毒方。它很可能使美國軍隊在法律和命令的驅使下反對這場革命。美國人天真地臆想蔣的舊政權或許會被“改革”所拯救。假使史迪威真的指揮了中國軍隊，將會比他被召回造成更大的災難。他被人接替說明，我們想通過戰爭努力拯救一個衰竭政權的企圖失敗了。
我們可以把史迪威看成美國技能、活力、實乾和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精神的象徵，他是一個脾氣暴躁但仁慈並且有實際能力的人。他在中美友好時代度過了他的中國生涯，當時兩國人民之間有了廣泛的接觸。幸運的是，他沒有活著看到我們相互變成了敵人，沒有進入限制戰爭規模的核時代。史迪威屬於偉大的帥才之列，從漢尼拔到羅伯特·李，他們都曾努力但最終被命運挫敗了。他們生活在一個只追求個人英雄主義的時代，這個時代離我們似乎已經很遙遠了。
此篇評論的是巴布拉·W·達斯曼所著《史迪威與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歷，1911—1945年》（紐約，麥克米倫出版，1971年）,發表於1971年3月27日的《新共和》和1971年2月13日的《商業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