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根先生認為在日本海“保持和平”需要一個武裝精良的日本，這使人想起了半個世紀前日本的軍事擴張。幸運的是，一個把刺刀熔煉成轎車的國家顯然並不想使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日本無論軍事或工業在近代的崛起，都會給我們以啟示。為什麼一個貧窮的、自然資源遠遠落後於我們的島國，現在在物質技術方面幾乎走在我們前面？這一問題顯然值得深思。答案顯然是非物質的動力。
兩位經歷不同的領導人——一個是內閣成員，一個是革命的參與者——的兩部自傳性著作論證了這種動力。兩部作品都是作者被攻擊時出於自衛寫成的。陸奧宗光是1894一1895年中日戰爭時期的外務大臣，宮崎滔天是世紀之交孫中山最著名的日本支持者。陸奧和宮崎都認為，日本有督促東亞地區西方化的使命。 19世紀卯年代，與西方接觸了40年後，變革已使日本作為一個強國登上了世界舞台，它的使命感仍然是純樸和清白的，它對未來似乎充滿了希望。它的主要願望是改造中國。確實，使孫中山成名的1911年辛亥革命，主要是在日本醞釀發動的——部分受日本模式的啟發，部分得到日本“懷有崇高目的”的汎亞主義者的支持（他們試圖在大陸尋求一種冒險事業）。
宮崎滔天（1870—1922年）是個身材高大、滿臉鬍子、相貌可怕的人，滿腦子言過其實的思想，一心想為偉大的利他主義事業做出貢獻，倘若他能在神誌清醒的時候找到它。他“懷有崇高目的”的自我形象，正是日本封建主義衰退的一個證據。日本的武士階層仍熱衷於純粹的奉獻，他們崇尚武力，並把自身置於誠實的勞動平民之上，但又不容易在社會上找到用武之地、如果他們能在西方找到同行，那一定是中世紀的遊俠騎士或好萊塢私人偵探。
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於1902年連載發表，按日本人的算法，當時他33歲。 1900年，在靠近香港的惠州，他用船為孫中山的起義運送了大批武器，這使他引起公憤，聲名狼藉。人們可以推測，作者是為了洗刷污點，才向公眾坦白了一切，他的一生都是充滿善意的，不可能從事一種有計劃的販運行徑，更不用說進行一場有組織的革命運動。總而言之，坦誠直率和非常吸引人的自傳，披露了他是一個具有浪漫和博大精神的人，也披露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渴求、追逐妓女，他把感情奉獻給反叛事業、同謀、酒友以及一時的妓女朋友（他在書中一共列了285個這樣的人）。他感情衝動，喜歡做出高姿態而不講實際。他是這樣一種人：匆匆趕到香港只是為了確定在途中的18天裡，船可以在5個地方停泊。有宮崎滔天這樣的支持者，孫中山的計劃不需敵人的破壞便自行滅亡。 22年過去了，宮崎在孫中山最後得到第三國際和蘇聯的支持以前死去，蘇聯人的武器倒確實能及時運到。
橫跨太平洋的合作者詹森和江藤教授，對宮崎著名而廣為流傳的著作做了很好的註釋、翻譯。他們在導言中把宮崎看成一個勇敢、無私和富有騎上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雖然宮崎生來就是個叛逆者，但有一段時間他曾被視為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他努力維持中國地下組織領導人的團結與合作。 1898年，他把被驅逐的改革者康有為從香港護送到日本，並試圖為統一中國的革命運動，讓康和孫中山攜起手來。所有這一切都未成功。除了這種勇敢之舉，宮崎著作的吸引力主要在於它生動描寫了他的冒險經歷和浪漫主義理想。宮崎撇下陷於可怕貧窮中的母親、妻子和兒子，讓他們靠救濟度日。他在夢幻的世界度過了大半生。 “我想像自己進入了中國大陸，站在一大群中國人面前，成了一位騎白馬的將軍……我歡呼雀躍並以酒壯膽。在其他時候，……這位將軍死於敵人刺客的匕首之下……我最終走進了藝妓館……那位將軍只是我遠大抱負的幻影……我還沒有意識到，我生命的一半是由酒和性組成的……我如何才能以恢復人性的決心修正這種品行呢？”
陸奧宗光不存在這類問題。事實上，他得了肺結核並在擔任外務大臣的兩年中因肺結核病逝。他出身於土佐的封建領地，譯者戈爾登·馬克·伯傑認為，這促使他參與由薩摩藩士和長州藩士操縱的，而且能以一個局外者的身份認識寡頭政治的客觀現實。他加入了新政府，但“在1878年，因與土佐謀劃推翻政體的陰謀有牽連”，服了五年刑。然而，寡頭政治還是把他納人了他們的行列——主要因為他的才能，也是為了與陸奧聯合的民眾權利運動取得和解。他擔任了兩年日本駐華盛頓公使，1892年成為新政體下伊藤博文第一任內閣的外務大臣。
陸奧在1894年和1895年推行的現實政策，比起宮崎滔天的夢幻更有實效。在短短12個月內，日本控制了朝鮮，並引人注目地打敗了中國的陸、海軍，同時使日本擺脫了不平等條約（這種不平等條約給西方國家以特權，並持續損害中國主權達半個世紀之久）。陸奧阻止了西方列強繼續干涉中國的努力，並完全打亂了東亞的強權關係。日本人強迫中國領導人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佔領了台灣和滿洲南部的遼東半島。在短短的幾天裡，俄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三重干涉，要求日本歸還中國的遼東，日本被迫答應了，但日本帝國也誕生了。英日於1902年簽訂同盟（直到1922年）。 1905年，日本在滿洲打敗了俄國，在東亞升起了。
陸奧是取得這些成就的中心人物，他通過駐倫敦、聖彼得堡和其他國家首都有才能的外交官發動外交攻勢。他逐漸影響了伊藤，說服內閣中寡頭政治的執政者，而且利用了日本輿論界侵略主義的叫囂。在朝鮮，他兼用武力和詭計威嚇中國，而且始終關注國際法的微妙之處和西方列強的特殊利益。他和他的駐外使節在戰爭期間商定了新的平等條約，這威脅到列強的利益。 1895年4月17日，他擬定並批准《馬關條約》，雖然在3國干涉下，4月23日取消了條約中的一部分。 （5月4日，日本接受三國干涉，5月8日，交換批准的中日和平條約，5月10日，在帝國詔書下達後，把遼東歸還中國。）這樣的外交進展是罕見的。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從未成功地越過這層薄冰。
所有這一切實現以後，陸奧下台了。 1895年6月5日，西園寺公望接替外務大臣職務。沉醉於榮耀的日本侵略主義分子和在野的政客，看好時機，極力反對歸還中國的遼東，陸奧出於自衛的目的寫了一份年度工作報告。然而，這本他稱之為《自強不息》的報告披露了太多的內幕，伊藤首相認為這份報告“使人憂慮不安”,因此直到1929年才被公之於世。
除編輯方法之外，伯傑先生的翻譯、註釋堪稱典範。題目《自強不息》，對那些熟悉中晦澀中文詞組的日文發音的人來說，當然是意味深長的。其他人或許被告知，它是指“一部勤奮工作的記錄”。但這本引人注目的譯作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是否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對於可理解性的東西而言更注重深奧難解的風格。基於這種考慮，書目提要和註釋中引用了許多日文、朝文和羅馬體印刷的中文。當然，對一個要讀懂此書的聰明的外行人，還需在這個題目下加上英文翻譯。也許他或她會對所使用的原始材料有某種興趣。陸奧指出了日本在侵略的每一階段所採取政策的理論依據，這顯示出，他與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哥哥艾倫·杜勒斯有許多相同之處。首先，1894年日本出兵朝鮮，是為了支持那裡的力量與中國抗衡。 “我們決心讓中國人成為侵略者。”但當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都到達之後，“甚至未能因故找出什麼說得過去的藉口，也沒有開戰理由……現在的關鍵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而製定幾套外交策略。”結果，日本要求改革陳腐的朝鮮政府，這是同樣陳腐的中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中國人聰明地指出：“舊本顯然沒有乾涉的權利，因為她承認朝鮮的獨立。”陸奧寫道，這種頑固“限制我們勢力範圍”的企圖，顯示出中國人是如何成為“自己妄自尊大的階下囚的”。
日本人扣押了朝鮮國王，任命年老的掌權。大院君是個孔教信徒，詛咒所有的現代事物。陸奧繼續率直地解釋為什麼當時在朝鮮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沒有理由駐在朝鮮。陸奧是個精明而講求實際的現實主義者，他“認為沒有必要打著民族騎士精神的幌子，開展任何改革行動……我從未感到，朝鮮的內部改革在其自身是非常重要的”。這的確是個很合適的藉口。我們終於理解，為什麼《自強不息》被隱瞞了34年。
關鍵的時刻出現了，伊藤和陸奧在馬關把和平協定強加給李鴻章。他們摧毀了李的陸、海軍，拒絕停戰，使72歲的李鴻章陷人窘境——要么立即接受日本的協定，要么眼見戰火越來越燒近北京。但在1895年3月20日談判開始後的第四天，李被一名自稱是日本人的刺客擊中了眼睛。突然，全日本都為這樣對待一個客人而感到深深的恥辱，皇后也準備了繃帶。伊藤和陸奧擔心，如果李鴻章因病回國，外國列強可能最終干涉，日本就會失去對時局的控制。他們終於說服內閣同意停火，這樣，裹著繃帶的李鴻章在寢室裡繼續談判。三國干涉出現時，伊藤和陸奧就能夠對付了。
在1895年那個箭拔弩張的春天，天皇住在皇宮，而內閣和新議會則在廣島召開會議，這時距廣島被毀滅恰好是50年。陸奧的現實主義手段和宮崎滔天的浪漫主義冒險早已被日本帝國的擴張主義者所繼承。當我們今天面臨發展起來的索尼、三菱、尼桑和其他日本產品滲入美國人生活的時候，仍能看到這種現實主義手段和浪漫主義冒險以一種更具建設性的形式起著作用。
此篇評論的是陸奧宗光所著《自強不息：中日戰爭的外交報告，1894—1895年》，戈爾登·馬克·伯傑編譯（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2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和宮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宮崎滔天回憶錄》，莫里斯·詹森、江藤新吉譯（普林斯頓，普林頓大學出版社，1982年），發表於1983年4月13日的《紐約書評》，題為《真實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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