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北京吸引了許多西方人定居，因為近1000年來，北京一直是外族征服者和漢族合作者的首都。公元947年，遼代契丹蒙古人建都北京；1122—1234年，通古斯金朝佔據北京；而後，1368年，蒙古人進人北京；1644年以後，北京一直被滿族人佔領。 1800年，英法聯軍長驅直入，中國古都的官吏和商人像以往接受外族人一樣，接受了英國人和其他西方人。不久，滿漢官僚們讓英國人幫他們打敗了上海周圍的暴亂者，又讓帶著愛爾蘭式精明的厄爾斯特青年羅伯特·哈特幫他們從對外貿易中獲得新的財源。因此，當英國人熱衷於謀求合法地位、保護商業擴張的利益時，中國統治者利用英國人的圖謀和能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英帝國內部的中國派係被引進管理機構，匯入了搖搖欲墜的清朝統治集團之中。
1900年，基督教聯軍（加上日本人）鎮壓了試圖驅逐他們的義和團運動以後，外國定居者更喜歡北京了。從1901年到1937年新征服者來臨之前的這段時間，是外國人在北京少有的快樂時期，是一個外國人享有特權和特殊自由的時代，他們可以毫無阻礙地深人到中國人的生活中。 20世紀初，在北京的外國人同13世紀的蒙古部落首領或17世紀的滿族領袖或馬可·波羅所見到的凱姆布魯克和法斯卡爾領導的天文局一樣，有一種特殊的身份（我們現在稱之為治外法權）。而且，他們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模式中，賭賽馬或信仰上帝。對在他們家中和辦公室勤快工作的中國僕人來說，文化共生現象像是一篇古老的傳說。任何操著俚語的北京人，都會使外國朋友感到疑惑不解，這些外國人試圖通過語言侵人中國文化，但他們卻無從下手。
在這種文化情勢下，出現了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公眾的中國問題學者和漢學家，他們的中文水平（像中國的官僚階層那樣）使他們獲得了顯赫的地位並且受人尊敬。這兩種角色是相關的，但並不能輕易融合。 《時代》記者G·E·莫里森對中國的評論，沒有受到任何語言知識的限制。 J·O·P·布蘭德只懂得一點實用的中文，但寫了大量廣為流傳的著作。這兩位學者常常能從中國問題專家埃德蒙·泰洛尼·貝克豪斯那裡得到一些關於中國的文獻資料。
回顧以往我們知道，北京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國著作的外國漢學家和把中國介紹給他們同族人的外國學者。像莫里森這樣精力旺盛的學者甚至能成為著名學者，成為一個能向中國人解釋侵略者奇特生活方式的外國顧問。這些人在兩種文化之間如履薄冰，有時他們被他們的國人所迷惑，相信“中國人是無組織的一盤散沙”,因為文化差異從理性上講是難以解釋的。這種差異有時使你感到可怕，有時又令人神往。只有性格堅強的漢學家才能不受他的國人對“中國人”的偏見的誘惑。事實上，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是複雜和神秘的。中國空談家的預見能力並不比現在更強，而且，他們遇到莫測高深的問題不能解答時，往往用無關的細節描述來掩蓋，這是中國學者的慣用伎倆。在北京俱樂部廣泛流傳的街談巷議，與人們在西城中國人圈子中得到的消息相比，只是些簡單的事實而已。
1901年到1937年間，一個在北京有很好社會關係的英國人，可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追求個人的目的和歡樂，而對其後果卻可以不負責任。北京是外國人扮演浪漫角色的溫床：城東南受武裝保護的使館區內居了著養靠國內匯款生活的嗜酒的高官顯貴：有外交背景、愛交際的寡婦，退了休領養老金的音樂家，喜歡孩子的困窘詩人，藝術收藏家，誠摯的學者，天主教前傳教士，身為考古學家的教士，還有一些毛姆式的人物，雖然他們的動機各不相同，但都被中國的名勝、喧鬧、烹飪和北京的風俗迷住了。他們有權資助僕人、商人、中文教師（主要是滿人）、馬童、女僕、廚師、衛兵、人力車夫、清潔苦力、賣花商、街頭小販以及那些能幫他們接觸中國人生活的人。外國團體爭相體驗這種經歷：然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有一個他們只知其名但從未見過面的漢學家埃德蒙·貝克豪斯爵士，把他們都甩在廠後面，他住在西城過著當地人的生活。
牛津大學現代史講座教授休·特里沃，羅伯認為，貝克豪斯是個文學大騙子，其主要著作《琦善閣下的日記》，作為重要章節收在《慈禧太后統治下的中國》(1910年）一書中，這是一部晚清朝廷的秘錄。 《琦善閣下的日記》由貝克豪斯提供材料，布蘭德執筆，這是那個時代惟一部有影響的著作二貝克豪斯說，這部日記是他在義和團起義之後的1900年，在琦善的書房發現的。日記把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榮祿描繪成一個反對義和團過激行為的溫和派。學者們早已指出，這本日記不可能對這一事件做出聰明的預見，而且，它抄襲了後來發表的材料，但像布蘭德那樣的一些人卻堅信貝克豪斯是無辜的，這個捏造的罪名是強加給他的。
《北京的隱士》一舉推翻了這種辯解。貝克豪斯爵士是個少有的騙子，他不斷地在高層宮僚中進行金融交易，但每次又都詭密地使之成為泡影。杜撰只是他機敏地把自己的夢想當做事實傳給世界的一種手段。特里沃·羅伯先生的著作，揭開了貝克豪斯捏造事實的偽裝。貝克豪斯的父親是巴克萊銀行的董事，他弟弟是英國海軍元帥。他因負債無力償還離開牛津，呆在國外。 1899年他到了北京，這年他只有25歲，靠國內匯款生活，同時他已經是個老練的騙子。他給羅伯特·哈特爵士帶去幾封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勳爵、德文郡公爵和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寫的介紹信。這位神通廣大的年輕人靦腆、可愛，有著天賦的語言能力，他主動結交了很多人，很快便成為莫里森和後來的布蘭德的中文翻譯，並與他們密切合作。
貝克豪斯偽造琦善日記只是個開始，1910年以後，他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寫出一系列非常吸引人的杜撰之作。他自稱同中國文化上層的知情者有聯繫，軍機處大臣王文韶、大太監李蓮英、總督徐世昌、國務總理段棋瑞、郵傳部大臣梁士治，凡是他認為合適的人，都是他的好友。這些生活在同一城市的高官顯貴，對外國人來說形同陌路，文化、語言、社會的隔閡使外國人難以滲透到這些人組成的圈子之中，但並沒有外國人就他們與貝克豪斯之間的友誼提出疑問。他超越了文化的斷層。
1910年，他通過欺騙結識了大船業公司的經理人約翰·布朗。 1916年，通過和中國政府“談判”，他讓這家公司“為中國海軍提供6艘10400噸級的海防戰船”但就在那一年他從北京消失了，這筆交易也隨之告吹。
與此同時，他還經營大宗中國武器交易：1915年，他成為英國公使約翰·查頓爵上的秘密代理人，在中國秘密購買武器，以便在歐洲與德國人對抗。買主是英國陸軍部和吉青納勳爵（英國陸軍元帥）。鑑於貝克豪斯在不列顛和中國如此神通廣大，他理所當然地承擔了這一微妙使命（中國是中立國，德國反對中國出售武器）。很快，他報告說已經購買到幾十萬條毛瑟槍、來福槍，幾百挺機槍、幾百門野戰炮，聽有這些都是從當地將軍手裡秘密購買的。他到處忙於協商、談判，說武器要由長江“船運”而來交易一筆接一筆，英國出錢，滿載武器的商船由上海開往香港。英國外交部的愛德華·格雷爵士提出要日本派一艘巡洋艦護航。船停在福州，後因改道滯留在廣州。
查頓在中國度過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光，他是在中國最有影響、最有見識的外交官。他直接找到袁世凱總統，但袁高深莫測地“假裝完全不知道整個交易”,在這種情形下，貝克豪斯用秘密報告和密碼電報甚至包括德國人向袁發出的“外交抗議”，編造他的“天方夜譚”，這使英國外交部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清醒過來。查頓讓貝克豪斯把整個經過告訴政府總攬財政的梁士治，梁大吃一驚說，他認為貝克豪斯被人騙了。查頓報告說：“很顯然，樑和貝克豪斯那伙人之間有分歧。”貝克豪斯太巧言令色了！查頓漸漸意識到，這根本就是個騙局，好在無人知曉。
同時，創造力旺盛的貝克豪斯開始了他宏大的紙幣計劃。他為美國紙幣公司“聯繫”了一筆秘密交易，欲使之成為“惟一一家印中國紙幣達10年的外國印刷公司”。印鈔數量據說迅速增加，在貝克豪斯4次“私訪”袁總統之後，印數已達到65億。 1916年底，貝克豪斯親自到紐約向公司匯報。回到北京，他遞交了總統和首相簽名的中文合同，得到5600英鎊的佣金，後來這筆交易卻沒了下文。最後，公司代理人告到法院，他被監禁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家人把他保釋出來。
由於這些事和許多類似的事件長年秘而不宣，使得貝克豪斯還能從事學術研究。 1913年，他向博德利圖書館捐贈了一批極有價值的中文圖書藏本，包括15世紀初期珍貴的六卷本《永樂大典》。這部收有17000個條目的大典的確是無價之寶。牛津大學正式向他表示感謝。他還被選為倫敦皇家學院中文客座教授。他和布蘭德合著的第二本書《北京宮廷史話》（1914年）出版後引起了轟動。
後來，他聲稱身體欠佳、眼睛有疾，結束了學術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他辭去皇家學院的客座教授，又回到北京。此後，他允諾向博德利圖書館贈送5.8萬冊書，使這所“著名的宮廷圖書館”興奮不已。這些書在從天津船運之前，必須先用馬車運700英里，送到甘肅西部的火車站。但博德利圖書館從未收到這批預支了錢的圖書。
如果還需要什麼來說明這一騙局的話，可以從貝克豪斯為瑞士駐北京公使寫的兩卷粗糙的回憶錄中找到確鑿的證據，這是他1944年1月死於北京之前寫的。這兩卷回憶錄再次提供了詳細的證實琦善日記真偽的材料。貝克豪斯以色情的筆調詳細記錄了琦善和那個時代許多大人物長期的同性戀生活。貝克豪斯估計，他看見過琦善為慈禧提供性服務大約有150次到200次。這些想入非非的推測細節和這個荒唐故事一道廣為流傳。 《北京的隱士》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因為它披露了稀奇古怪的內幕，還因為其構思像本偵探小說。特里沃·羅伯先生是個熟練的敘述者；他能吸引住讀者，把精彩的事件意想不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最後，他認為，貝克豪斯富於幻想的性格，是“完全一貫和合乎情理的”。成功的欺騙“取決於個人的魅力……坦率真摯……外在真實……實踐的韌性”，以及“非同尋常的細節描寫”。當然，還需要一種寫作方法，使他成為惟一的記錄者。
至於他的動機，我們只能推測。特里沃·羅伯先生把貝克豪斯看成一個附庸風雅的假紳士，他厭惡教友會的中間階層，受到了“19世紀90年代'唯美主義'、性狂熱以及目空一切富於進取思潮”的影響。在這種“空虛”和“目空一切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之下”，他背離自己的文化跑到中國，最後向法西斯主義發展。喬納森·斯賓斯教授的英文評論《神秘的生活》（《泰晤士文學增刊》1976年10月29日）進一步提供了說明他的動機的證據，其中包括一個沒人注意到的小弟弟，他比埃德蒙晚一年出生，3歲就死了，以後又生了一對孿生兄弟，取了他的名字以示紀念，後出生的這對孿生兄弟受人寵愛並很有作為。在前面的開頭一段，我曾試圖證明，北京的社會環境如何能培養一個粗俗的年輕人的脾性——他會講兩國語言，這能使他很快進人一種有兩種文化的雙重生活。
貝克豪斯的故事一直很有趣，斯賓斯先生評述了貝克豪斯的計劃中體現出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特點——國家政權和商業公司的天真、無知和“一時糊塗”。雖然《北京的隱士》找到了了解許多問題的線索，但對中國方面的研究顯然很不夠。如特里沃·羅伯指出的，肯尼思·斯科特·拉脫瑞特的《中國人》濫用了《北京宮廷史話》中的材料，因而受到指責：布蘭德以起訴相威脅，使麥克米倫在拉脫瑞特不在的情況下刊登了《一份自認為過失的道歉書》。 （這使人們想到，在50年代《中國人》出版後，羅斯·科恩在《中國活動家》一朽中堅決把同樣的材料刪去了。）布蘭德和貝克豪斯對歷史的貢獻需要重新估價和綜合認識。
漢學研究當然是愛挑剔者的樂園一位叫“郵傳部先生”的人，聽起來使人懷疑為是“郵電部張先生”,這顯然被弗蘭奇勳爵曲解了。再者，雖然琦善日記被說成是“非常難認的'草書'”，但基本中顯示的部分更像較易認清的行書。在多大程度上，貝克豪斯參考了晚清朝廷大量的色情文學？在多大程度上，他是依靠從中國人那單得來的信息？他和榮祿家放有無聯繫？
特里沃·羅伯很籠統地描述了他的材料來源，而且還列了75個“資料小注”，幸好他用的不是哲學博士式的腳註。無疑，熱心的讀者將讓他給予更多的指導。因此，他也許可以開辦貝克豪斯工業。事實上，爭議已經開始了。
特里沃，羅伯先生1973年去博德利圖書館檢查藏書時，在巴賽爾機場得到兩卷回憶錄，他由此開始了對貝克豪斯的研究。戰時幫助過貝克豪斯並委託他寫回中憶錄的瑞士公使雷恩哈德·霍布利博士,20世紀30年代是北京協和醫院著名的寄生物學專家。 （1933年，我的妻子威爾瑪在那里為他編過一些文章。）他在1973年去世以前，準備出版回憶錄，並親自寫了一篇後記，評估回憶錄的價值並記錄了他同作者的關係。在11月到次年1月的6期《泰晤士文學增刊》中，新學院的理查德·埃爾蒙先生和特里沃·羅伯先生就霍布利是否被貝克豪斯欺騙進行了3次辯論，埃爾蒙為霍布利做了辯護。兩位作者都引用了霍布利留在博德利圖書館裡一般讀者難以看到的後記，雙方均直言不諱，這種論戰顯然是現代式的決鬥。如果語言能傷人，那他們倆都會住進醫院，而埃爾蒙先生肯定會在病危之列。所有的跡象表明，埃德蒙爵士將永垂青史。
此篇評論的是休·特里沃·羅伯所著《北京的隱士：埃德蒙·貝克豪斯爵士的神秘生活》（紐約，諾普出版社，1977年），發表於1977年4月14日的《紐約書評》，題為《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