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們以為近代歷史始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這場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國人為謀取自身利益而採取的典型的侵略行動。中西交往的大門就是以這種方式打開的，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在這以後同帝國主義國家所進行的幾次戰爭的性質似乎都一樣。雖然美國在一個世紀中同中國保持的友好關係以及在中國享有特權的不平等條約隨著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已成為過去，但學者們越來越緊密地把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歷作為一基本事實來研究。一個世紀前，我們的先人雖然沒有今天的強大火力，卻充分利用了新式的類似英國“復仇女神”號的明輪砲艦。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他們所需求的貿易利益與當時文明的傳播相一致。
從印度販賣鴉片到中國是近代持續了很久的有組織的國際犯罪，但由此而造成的罪責卻被其經濟利益沖淡了，以致鴉片貿易延續了百年之久。鴉片產於印度，然後由英國人統治的印度政府進行定期販賣。那些把鴉片販到中國的人只是些私商，他們把鴉片運到海岸，由中國的走私者負責銷售。 1800年以後，中國人口過剩，時世維艱，貪污腐敗嚴重，中國對鴉片的需求日益增長，中國強大的銷售網絡——對此我們至今尚未認真研究過——正好滿足了這種需求。
起初，中國吸毒成癮者很少，但到19世紀末，吸食鴉片者已逾千萬，而且中國的鴉片產量已可以和印度競爭。沉溺於鴉片之中，對中國古老的生活方式而言是一種災難，因為孔教十分注重自律和對家庭的責任，而吸鴉片者不得不首先滿足自己的慾望，繼而犧牲家庭和自身。從一開始，買賣雙方就認識到由鴉片貿易帶來的道德問題，英國議會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曾六度就此問題投票表決，但直到1917年，這種貿易才停止。
讓我們先來看看英國進行鴉片貿易的動機。儘管英國首相帕默斯頓強調貿易自由、外交平等和英國法律對英國人的保護的重要意義，但真正的動機是金錢——先是通過鴉片生意和在印度徵稅，然後是對英國進口茶葉的稅收，這種茶葉貿易主要靠在廣東銷售鴉片提供資金。
其次，看看進行戰爭的手段。戰爭起因是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試圖在廣東禁銷鴉片，限制英國人的貿易。主張貿易自由的鴉片商人威廉·查頓博士直接向帕默斯頓遞交了發動這場戰爭的計劃並闡述了進行戰爭的目的。販運鴉片的船隊幫著從印度運送遠征軍，鴉片商船的船長受僱成了艦隊的領航員，鴉片公司的職員成了翻譯。遠征軍軍官和外交官從鴉片商的殷切款待和提供的情況中得到不少好處；英國軍需官在倫敦銀行通過賣證券得到銀兩，這些銀兩是從沿海鴉片接收地的中國買主手裡換來的。從一開始英國人就想讓中國賠償遠征軍的全部費用。這場戰爭實際上是一場索賠戰爭損失的投機買賣，這樣，英國人可以間接賺到許多錢。戰爭結局，清政府戰敗，簽訂了賠償英國2100萬兩白銀巨額賠款的《南京條約》。
在那個時期，英國報界熱衷於報導阿富汗戰爭和再次征服喀布爾，鴉片戰爭顯得不那麼重要，因為前者對印度王朝有更直接的關係。鴉片也流入了英國，不僅像托馬斯·德·昆西和吞食過1/4磅鴉片醉混合劑的薩姆爾·泰勒·柯勒律治這樣的名人，甚至改革領導人威廉姆·威爾伯福斯都成了鴉片犧牲品。每年約有500箱鴉片流人英國，而運到中國的鴉片有兩萬箱，最後達到八萬箱。年輕的格拉德斯就鴉片貿易曾發表過人道主義的言論，但這種言論被後來要求治理英國工業化進程中不斷出現的罪惡的呼聲淹沒了。由於鴉片市場被中國的生產者佔領，英國的鴉片貿易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結束了。厭惡鴉片但支持戰爭的新教傳教士們，面臨著這段歷史中出現的懸而未決的道德問題，天主教傳教士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中國國內，他們一邊擴張一邊進行顛覆活動。天主教的使命成為侵略的一部分。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傳教士在秘密基督教團體的庇護下穿行於各省，在日漸衰敗的王朝中維持著一種異端的崇拜。在中央王國殉教的法國教士，同在沿海地區活動的鴉片商人查頓及其同僚亞歷山大·麥森一樣，公開嘲諷中國當局。天主教牧師——更不用說新教徒——旅行時常求助鴉片商人為其提供交通和資金上的便利。西方人的侵略是多方面的，這已成定論。
事實上，根據西方人的報導，中國的開放只不過是一種中外聯營。拿撒路會和耶穌會的新人教者幫助維持基督教小團體，在中外貿易中，他們成了茶葉買辦和中國鴉片販子的同行。外國人得出一條在中國活動的基本規律：沒有中國人的支持，什麼事也乾不成。從一開始，鴉片貿易就是中外聯合的行動，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遠勝於蘭開夏的紡織品，由此出現了超乎外國人想像的鴉片銷售網絡。參與西方侵略的中國人都是一些無賴、投機者和地痞流氓。香港變成了走私者和被逐出孔教的幫會成員的避難所。雖然基督教會和中國的基督教團體，在20世紀終於以新中國最優秀、最愛國階層之一的面貌出現，但在中國走向革命和再生之路之初它們走的明顯是下坡路。
19世紀40年代，人們經常能看到鴉片商人指導外交官和援助英國軍隊。中國的政府官員多次從經驗和災難中總結教訓，想努力趕上西方的軍事技術。 1800年，英法侵略軍終於洗劫並焚毀了圓明園。今天的研究報告揭露了鴉片貿易的罪惡、陰謀和政府在這種貿易中充當的不光彩角色，並譴責英國人侵略的不道德，儘管他們打著制裁的招牌。
19世紀衰敗、沒落的舊中國通商口岸與日漸繁榮的社會景象形成了鮮明對照。因此，英國的主要代表查爾斯·艾略特上校一直希望停止戰爭，恢復貿易，這使他贏得了人道主義和反對鴉片貿易的聲譽。英國商人對額爾金勳爵人道主義觀點的厭惡當然是人所共知的。額爾金在1858—1860年間完成了1836年開始的“開放”中國的工作。
鴉片是一種類似現代海洛因和尼古丁的能使人上癮的麻醉劑，長期吸食會使人成為這種社會罪惡的犧牲品。人道主義者試圖終止英國人在印度的鴉片生產和向中國販運鴉片，他們遇到的困難同當今美國人的難題差不多，美國人力圖使一些大的煙草公司停止香煙生產。
我們都承認，香煙對人體健康有害，但我們發現，許多州仍對此抱著濃厚的興趣，反映在國會裡，時有議員為之叫囂鼓譟；再者，煙草公司的股東們也有利可圖。簡言之，我們知道現在對煙草的嗜好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但煙草生意對美國經濟的幫助太大了，以致不能輕易放棄。如果我們還在因鴉片貿易繼續譴責英屬印度的話，那我們也該反思自己了。
本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1976年1月11日的《紐約時報書評》，評論的是彼得·沃德·費伊所著《鴉片戰爭，1840—1842，19世紀初在天朝的野蠻人及他們強迫打開中國半封閉大門的戰爭》（卡波爾·希爾，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出版社，19755年；坎布里奇，劍橋大學出版社，1975年）和傑克·比慶所著《中國鴉片戰爭》（紐約，哈考特·布雷斯·喬瓦諾維奇出版社，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