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我們自身已相當不易，要理解與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和我們相距遙遠的中國人就更加困難。但我們仍需設法去了解，也許，這種了解已有所進展。
以人權這一新的美國宗教為例，它與文化有超過我們想像的密切聯繫。在中國，人權不會成為主要教義，除非它成為和美國一樣的法治社會，但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似乎難以實現。簡言之，這是因為權利和責任分別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遺產，結果產生了個人奮鬥和集體合作的強烈對照，這一矛盾是3000年曆史的遺產，不會輕易被消除。
例如，在考慮犯罪動機時，美國法律就表現出對個人主觀意願的重視。故意殺人是謀殺，但意外或沒有預謀致死被指控為殺人時，會受到另一種處罰。而在中國古代卻遠非如此，沒有犯罪動機，並不能幫助犯人減輕罪責。舉個典型的例子。 1821年，一名叫泰拉洛瓦的美國水手從船上丟下一隻壇子，砸中一個舢板上的女人，使她落水而死。為能在廣州繼續做生意，美國商人把這名水手交給了中國司法部門。按照中國法律，他很快就被絞死了。這一事例導致治外法權制度的產生，這在1844年的第一個中美條約中得到充分闡述。從這以後直到1943年這一不平等條約被廢除的100年間，治外法權（或美國領事館官員對美國人在中國的人身、財產擁有裁判權）一直是各種條約的中心內容。它不但使在中國的美國人享有特權，而且也避免了許多敵意。
簡言之，在帝國主義侵略時期，英國人和美國人在中國所享有的治外法權，是我們今天稱之為人權的具體表現。現在與過去是緊密相連的。在中美關係中，還有兩個主要特點，即美國想在中國取得巨大貿易利益的期望至今仍未實現；傳教士們想把自己的文化精華傳給中國人這一夢寐以求的願望也未實現。基督教傳教士做了許多重要有益的工作，卻很少有皈依的教徒。在中美關係中，我們一直想表達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念，而中國則以自身的價值觀來回應。為便於我們應對正迅速到來的、充滿未知數的美中關係，我們應注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形成和發展的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
這種印象當然非常不可靠，它首先是由那些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權威創造的，其次是由那些旅行家、傳教士、記者、領事、商人、學生和旅遊者，將其所見所聞轉述給他們的聽眾而形成的。由此對中國產生的印象至多不過像一隻萬花筒，呈現出紛繁雜亂的景象，而且變幻無常。人們常根據課本、回憶錄、小說、電影、廣播電視和評論來積累、編織中國形象。在這紛繁的景象之中，每一代美國人似乎都能得出一個為人廣為接受的觀點，至少是在那些有頭腦的市民中。把這些觀點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劃分，也許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國。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有200年的歷史，在這200年中，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是從零開始的。我們最早接受的是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即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的觀點。到18世紀90年代，英國、荷蘭已在北京建立了使館，這時，弱小的美國對中國的印象仍受著啟蒙運動時期的影響，儘管中國為1773年成立的波士頓茶會提供了茶葉：傑西斯顯示了早期傳教士在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關係方面的才能，他寫的題為《有益而有趣的書信》的報導廣為流傳。傑西斯用孔教經典中比比皆是的理想化的詞句描繪了中國。為傑西斯提供情況的中國人滿腦子充塞著這些美好的詞句，他們都是由傳統的科舉體制的思想工廠中造就出來的。皇帝具有超人的智慧和仁慈（除他在你有錯誤想法時責罰你之外），他的子民富裕、安樂，生活水準與歐洲人相比毫不遜色。啟蒙運動思想家們想用傑西斯對中國理想的報導來說明，沒有的教訓，你依然可以相當文明。當然，啟蒙運動時期人們對中國的印像是抽象、神秘和不真實的。
19世紀初，西方物質文明有了很大發展，與中國的接觸更為直接，從這時起，西方人的幻想開始破滅。 18世紀，歐洲人都把夜壺倒進溝裡，而中國則有收集、輸送糞便做肥料的習慣；但當自來水及洗手間在歐洲盛行時，中國落後了。西方人因與中國貿易而直接聞到了廣州街頭的糞臭。中國很快“衰落”了，缺少蒸汽機、大砲及其他的文明成果。先不說司法改革、警察、醫院這些西方近代的產物，僅就中國至今仍在追求的現代歷史發展的兩大動力，即科學和民族主義這兩方面，西方已處於領先地位。
因此，18世紀夢幻般的中國被無情地蒙上了骯髒、落後的陰影，當新教的複興精神使美國傳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區時，他們宣稱，工業、民主和基督教是產生西方強國的三大要素。中國的學者、官員認為他們自己更明事理，但卻無從證明這一點。船堅砲利是一決定性的事實，而且，極具道德原則的傳教士也會無孔不入。
19世紀上半葉，西方人在與中國接觸後感到失望。當時，一名傳教士兼印刷商威爾斯·威廉姆斯寫了一本全面介紹中國的非常有參考價值的書《中國》，副標題為“中華帝國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會生活和宗教”，全書分上下兩卷（1848年出版）。 1883年又出了增訂本，副標題改為“中華帝國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學、社會生活、藝術和歷史”。這部廣為流傳的著作，是區域研究的開山之作，它強調必須把一種不同的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從各個角度展開研究。在描繪中國時，語言、歷史、社會和文化不能相分隔。這種綜合研究被稱為漢學。 《中國》一書綜述了兩件事：一是英美傳教士先驅有關中國沿海地區狀況的研究，這主要來自1832年之後傳教士在澳門、廣州出版的刊物《中國寶庫》；二是在書中，威廉姆斯描述了中國在進人現代社會之前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使他和他的讀者深信，中國人不但需要蒸汽機和西方的物質文明，而且還需要耶穌基督的精神教誨，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基督教典型的擴張模式：“我們有之，他們缺之，我們把他們所缺乏的給予他們，這樣他們就會效仿我們，就會追求我們的理想。”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們美國人仍在設法使中國人不光接受我們的科學技術，包括社會科學，而且接受我們注重人權的個人主義。顯然，我們雖有了進步，但仍未擺脫威廉姆斯在《中國》一書中表達的價值觀及其包含的對中國的態度。簡言之，在美國人看來，就文化價值觀而言，中國的歷史有極大的繼承性。
繼1848年威廉姆斯的中國論著之後，又出現了許多有關中國的著作，其中包括1934年出版的肯尼斯·斯科特·拉托瑞特的《中國人：歷史及文化》。這類論著很多，不勝枚舉。在拉托瑞特時代，對中國古典文化及歷史的研究產生了許多學術成果。中國古代榮耀與現代衰落的對比非常強烈，這種現象今天仍然存在。值得慶幸的是，是英國人而不是我們使用砲艦鞏固了我們的治外法權，英國人沒有讓我們介入他們從印度販賣鴉片到中國的貿易。歷史的記錄使我們感到，我們還是非常仁慈的。我們覺得，我們與中國有一種溫和的“特殊關係”，但我們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策略是與所有的外國侵略者發展一種特殊的關係。
19世紀的西方人對中國的幻想破滅了，這在另一本廣為流傳的名為《中國人的特點》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說明。作者阿瑟·史密斯牧師在山東農村居住了很多年，他試圖自下而上使中國基督教化，他還仔細觀察了中國農村的習俗。 《中國人的特點》是作者於19世紀80年代寫的一組論文，1894年出版，它以美國中產階級的眼光對中國人的生活做了出色的描寫。此書標誌著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它列舉了許多令人矚目的社會差異，成為以後社會學分析的基礎。史密斯著重論述了“貧困”和“社會和諧”的社會差異。中國的社會學研究開始於20世紀初。這時，對中華帝國的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礎。西方人通過一系列戰爭，使其在不平等條約下獲得的特權進一步擴大。到20世紀，保障這些特權的法律如迷宮般錯綜複雜。 H·B·莫斯的《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第一卷於1910年出版，第二、三卷於1918年出版，他重新闡述了這些特權的由來。莫斯作為中國政府的海關專員，在中國工作了33年，對中國官員的生活有廣泛的了解。他概述了外國在中國建立特權的經過，為不平等條約（止於1943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美國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從已確立的模式中形成自己的看法，近代史可以說明這一點。
先以1900年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為例，這一事件造成了19世紀最為嚴重的人質危機。在那個炎熱、漫長的夏季，狂熱的義和團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圍攻了外國使館區內475名外國平民、450名來自八個國家的軍人、大約3000名中國基督徒和150匹賽馬（不久，這些馬就被吃掉了）。由於歐洲國家相互聯合，能容忍彼此的帝國主義行為，所以，各軍事大國間不存在火併的危險。俄國人奪取了滿洲，日本人並沒有乾預俄國人的行動，直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人才把俄國人趕出滿洲。從此，日本人和白人一起登上了國際舞台。當八個主要國家的軍隊解救了駐北京的外國使團之後，義和團退到了鄉村，而清政府仍被保留，以維持中國的和平，這樣有利於外國貿易。 1900年的中國，在美國人的印像中是骯髒、野蠻的，同尚未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文明相比，相差甚遠。
然而，令人感到荒謬的是，正是1900年的危機導緻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出籠，這一政策不僅要使美國在“利益均霑”的基礎上進人中國，而且還使中國有機會發展成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 20世紀上半葉，美國對中國的印像是野蠻、落後交織著民族主義向現代化的奮進。在義和團危機過後10年的1911年，中國成立了共和國，美國人對此普遍持歡迎態度，認為中國將和我們人樣成為一個基督教共和國。我們對中國的軍閥混戰感到痛惜，與此同時，我們在中國扶植起12所基督教學院。我們非常支持中國反對日本的侵略。當1915年日本人試圖通過“二十一條”鞏固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並超過其他西方帝國時，美國輿論站到了中國一邊。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把山東從德國手中重新奪了過去。我們拒絕承認這一條約。從這以後到1949年的30年間，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支持中華民國反對日本的侵略。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政治態度的左右搖擺，繼續左右著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成立南京政府（1928—1937年）時，中國國內外的外國人都抱有很高的希望，認為它將解決面臨的一些緊迫問題。不幸的是，國民黨上台後，反對盟友中國共產黨，殺戮那些在城市被抓的共產黨人，並把像毛澤東這樣的倖存者趕到了荒郊野嶺。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最終走向軍事化，從而壓制了社會革命。
然而，生活在農民中間的革命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爆炸力。當賽珍珠的暢銷書《沃土》（1931年版）使美國公眾了解到中國的農民時，毛正和他的戰友們醞釀如何發動農民為政治鬥爭服務。堪薩斯城的年輕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版）一書中，記錄了毛的故事。
但美國卻把麵包上的黃油塗在了國民黨一邊。儘管蔣介石給予我們的回報與我們的投資相比甚微，我們還是和他打交道。到了40年代，我們對蔣和國民黨顯然已不能抵禦共產黨的進攻而感到失望。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延安時期，卻給外國觀察家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許多中國問題專家把延安看成發展的希望。但不久，當美國人看到中國似乎成了杜勒斯先生所稱的由莫斯科一手導演的世界性陰謀中“專制的、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的一部分時，他們的幻想破滅了。我們沒有農民，因此，我們認為，只有莫斯科這個反基督教大本營，才能發動這樣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在美國人看來，冷戰時期也可說是極權主義階段。 50年代，一些人對中國共產黨折磨、殺死了那麼多仇敵感到悲痛，而另一些人則稱讚其為社會發展剷除了渣滓，解放了農民，恢復了秩序。
70年代，中美開始恢復外交關係，原先中國給外國觀察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隨著我們對文化大革命中可怕暴行的了解，很快就被壞印象取代了。 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毛澤東時代已經結束，中國進人了新的時期：美國人像以往一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抱有希望，並出現了旅遊中國的熱潮。
人們可以注意到，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件是如何對體現我們文化價值觀的道德模式產生影響的。從我們對相互移民的條約定而不遵，19世紀80年代驅趕中國人以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一直波價值觀念牢固地束縛著。
有一點我們知道，今天的中國人民對我們的態度要比我們對他們的更富有正義感。事實不是這樣嗎？以對人工流產的爭議為例：為了避免人日劇增帶來的飢荒（到200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2.4億），中國試圖讓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希望以此將出生率降到1.7%，雖然這仍會帶來人日增長，因為年輕人太多，但終將會使人口不至於像癌細胞一樣繁殖而趨於穩定：除此，中國人還能怎樣做呢？作為這種努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實行人工流產。
但是，中國人發現他們的美國朋友正處於新的宗教崇拜和對新生兒（不考慮母親）的崇拜之中。這種崇拜同聖靈感孕意義相同。中國人在19世紀聽說過這種聖靈感孕，但他們沒有接受，中國人能從美國人這種誠摯的正義感中得到什麼呢？
我們只能希望，我們兩國的極端分子不要強力剝奪婦女所選擇的人生權利。中國的極端分子想強迫婦女去流產，而美國的極端分子則想強迫婦女不要這樣做。這此極端分子有共同之處，並無疑會為了維護各自雖然對立但義頗為相似的原則而相互爭鬥、美國人強調嬰兒出世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中國人則強調個人利益必須完全服從社會需要。婦女們無所適從了。
在本書後面的章節中還將提到許多其他的文化衝突。雙方都應認真研究對方的歷史，找出對方誤入歧途的根源。同時，在兩國占大多數的溫和派還需要和平共處。
如何對待兩種不同的文化，我想有一項指導原則值得提出來。我們美國人在分析別國革命時，常忽視一個基本因素，即領導人的理想或夢想，領導人常以此來鼓動自己的追隨者。中國的革命正是由這樣兩種夢想推動著：一是愛國主義者想看到一個新中國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的地位，消除古代舊有的階級貴賤的社會差別。在革命進程中，這兩種夢想相互競爭，以求引起人們的注意。
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第一種強大的現代國家物質文明的夢想，比第二種社會夢想更易於接受。這無疑是因為我們已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第一種夢想，而對後者卻很少把它視為一個迫切的、急待解決的問題。如何使眾多的中國農民同受過高等教育的上流社會人士一起，分享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務的利益呢？中國人比其他民族有更強的文化同一性，但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他們必須創立新的社會價值觀和新的政治體制。像龍一樣拚搏過的毛澤東，正是以此為目標。而鄧小平所領導的改革家們也懷有同樣的目的，只是其形式更為實際、靈活。在下面的研究中，這些特色會得到充分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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