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丘吉爾會見羅斯福時，美國人對中國的感傷情緒曾使他大為驚異。 45年之後，這種感傷情緒仍在白宮中瀰漫，儘管它已減弱到僅僅關心台灣的命運。這是一個需要歷史學家做出解釋的問題。我們必須把美國的中國政策放到美國人對今日外部世界不甚關心這一社會背景來看。美蘇對抗就像好萊塢電影中反映的同克格勃進行戲劇性爭鬥一樣，它使得美國人養成了不切實際的思維模式。裡根先生使他的聽眾們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了美國橫貫歐洲和環太平洋擴張的傳教士與牛仔精神——正言相勸要發展民主，無論如何，應迅速用武力支持我們為之承擔義務的盟友。
美國常把這些與文化相關的福音傳道用強暴的手段施加給鄰國，但對處於特殊環境的中國，最初卻並未這樣做。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為得到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在中國干了這種不體面的勾當，這使美國人能夠不必使用武力便享有了進行貿易和改變中國人政治信仰的機會。我想，這正是美國人對中國的永久性情感。他們對中國懷有基督教式的衝動感情，但同時又沒有承擔政治義務。英國海軍提供了砲艦，美國人就可以佈道了。今天，裡根先生對台灣的優慮和撒切爾夫人對香港的態度同帕默斯頓時代英國人的政策是一樣的。回顧帕默斯頓時代，英國人利用了與清王朝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與中國的貿易能在外國法律下繁榮興隆，同時，治外法權保護著外國人在中國的人權。不要嘲笑我們的先人，人權仍是一個充滿火藥味的話題。
美國人在朝鮮、台灣海峽和越南進行戰爭的起因，可以追溯到邁克爾·亨特所稱的“門戶開放的支持者”身上，他是指那些“負有公共使命的利益集團——美國的商人、傳教士和外交官，這些人滲入到中國，並在美國國內宣傳保衛和改革中國的觀點”。 1784年以後，美國人從廣東的鴉片、茶葉和絲綢貿易中獲利，開拓了久未實現過的神話般的中國市場。 1830年以後，新教傳教士的先驅發現並沒有皈依者，便發展了其作為精神造物主的雙向職能。一方面，他們把基督教、民主和物質進步一併傳給中國人，另一方面又向他們的家人描述中華文明在腐朽、罪惡和偶像崇拜的沉淪中漸漸失去了它的絢麗光彩。 19世紀90年代，他們要求得到門戶開放的機會，尋求中國的買主和依者，貿易和福音的利益合二為一了。
這種“特殊關係”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非常不公平。 19世紀中葉，廣東的過剩勞力發現了加利福尼亞，很快，到那裡去的中國人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了到中國的美國人。其中的對比是很有趣的：在美利堅的中國苦力和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很多是移民，並帶來了各自的文化。在通常情況下，這便在他們各自的故鄉產生了許多仇視異邦的百姓，“這明顯反映出人們對想像中墮落的傳教士和移民的憂慮，他們公然反對禁慾而以利用毒品和麻醉劑誘騙輕率的婦女和兒童……中國的教試和美國的唐人街都被認為是顛覆活動的溫床”。
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傳教士有時為中國的暴民所傷，而受僱建造美國西部鐵路的中國勞工又被美國工人的暴行所傷。在這些對應但並不相關的暴力騷亂中，死了許多中國人，卻幾乎沒有美國人。由於中國非常缺少堅船利炮，所以中國人只被視為普通的外國人。
正如美國傳教士兼公使秘書威爾斯·威廉姆斯早在1868年指出的：“如果在中國的美國人所忍受的痛苦超過了自1855年以來在美華人所受痛苦的1/10，肯定會發生戰爭。”中美條約規定了雙邊貿易和居住的權利，但仍在為獲取生存權利而鬥爭的美國勞工運動，卻不允許中國勞工擁有這種權利。在美國西部，排華運動不斷高漲，由廣東到加利福尼亞的開放門戶驟然關閉；同時，中國擺脫傳教士的運動導致了1900年不足稱道的義和團起義。這之後，傳教士越來越多，中國的門戶開放對美國人來說已是陳詞濫調了。
中國長期企求美國的親善、調解、中立或與美國結成完全的同盟來反對其他列強；美國人始終使中國對美國抱有很高的希望。中國人覺得，美國沒有帝國主義的腐敗、墮落，美國人的意圖是誠實和公正的（他們不需要不公正）。美國的公使和領事官員告訴中國人，他們不相信其他列強，美國人熱心於和平、友好，並準備幫助中國。美國人的姿態幾乎完全不帶功利色彩，但這種高談闊論的友好沒給中國帶來任何好處，只是把中國人引上了歧路。每當需要行動的時候，美國人總是採取消極態度。
以李鴻章為例，他試圖利用同美國的外交合作來防止在朝鮮有不幸事件發生。美國的海軍軍官、外交官、顧問甚至美國前總統格蘭特，每次總是很快在言辭上做出反應，但從不採取有效行動。國務卿約翰·海受英國人門戶開放構想的啟發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但他從未就此同中國人磋商。 20世紀初，張之洞和其他政治家為把東北（滿洲）從俄日共同管轄下拯救出來，曾多次向反對帝國主義的美國求助，但絲毫沒有成功。與此同時，美國移民局經常刁難和侮辱試圖進人舊金山的中國學生、學者甚至政府官員。亨特發現了一份駭人聽聞的反映美國種族傲慢的報告，美國的這種種族主義觸發了1905年中國第一次反對美國利益的愛國運動。
美國的新教領導人把他們表達的理想模式同對現實的估價混淆了起來，詹姆斯·里德就是由此人手開始研究所謂傳教士思想的。他們所說的“基督教文明”的擴張，實際上就是北歐和北美白人基督教的擴張。在提到“基督教的中國”時，希望總是和現實糾纏不清。因此，1914年，剛從中國復興宗教大會上歸來的福音傳教士舍伍德·埃迪宣稱：“我們絲毫不懷疑，我們將為耶穌基督贏得亞洲。”總之，新教傳教士是靠臆想生存的。 1912年，英國的“中國通”布蘭德把美國人熱心於中華民國的革命看成是一種傳教機構的“美國人天性同情失敗者和樂觀主義”的反映，“對他們來說，樂觀主義是一種職業的需要”。
這種臆想和十足的非現實主義觀點影響了美國的政策，因為只有美國的傳教團體掌握著第一手資料，而且美國的對華政策對他們有著切身利益。里德估計，假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共有300多名在中國的傳教士回美國休假，他們在公眾中露面的機會一年至少有3萬次，這足以保證大約500萬新教徒成為他們的支持者。但當時，美國的商業機構發現，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只占美國對外貿易的2％。南北戰爭之前，美國人在同古老中國的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益，到19世紀90年代，美國人已準備打開中國市場、從總體上看，美國的決策者關心的是歐洲事務。外交在美國還未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美國人的翻譯上要來自教會系統。
因此，由傳教士思想形成的美國對華政策是有偏差的，“1905年到1915年間，建設基督教文明的運動成了一種十字軍東征……上千名年輕聰慧的新教學生志願者從舊金山出發航行到亞洲，建設基督教文明……到1915年，外國傳教士將近一萬……每1500名新教徒中，便有一個外國傳教士”。
由於得不到更大經濟、戰略利益，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只在中國扮演具有仁慈心和高度原則性的角色。這使他們能廣泛接觸中國人，而中國人常常被外國的友好所哄騙。保羅·S·瑞恩慈牧師幾乎一手推動了美國聲明反對1905年日本的“二十一條”的行動，他並沒向國務院透露此事，只是每大晚上和一個年輕的外交官威靈頓·古秘密協商。古極力描述日本人的威脅，但沒有透露太多細節。古求助於瑞恩慈教授仁慈的政治溫情主義，並最終受到另一位政治科學家伍德羅·威爾遜教授的支持。威爾遜後來當選美國總統。
亨特有關“門戶開放政策的支持者”的觀點和里德對傳教士思想的闡述都認為美國的政策有家長製作風和傲慢侵略的性質，這兩位作者認為後來發生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正是由此引發的。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是不現實和誤人歧途的。里德寫道，這是因為“美國人意圖雖好但很危險”，而亨特認為“這是有缺陷和本質上有種族優越感的設想造成的”。亨特還觀察到：“中國幅員遼闊，人員眾多，在節新和衰落間徘徊，為美閏的擴張主義提供了無窮的機會。”可以進一步認為，中國不僅提供了一種機會，同時還需要具體的幫助，這包括傳教士有益的工作和後來約翰·D·洛克菲勒所提供的幫助。在中國方面，這種特殊關係可以從導致中國革命的錯綜複雜的反抗中找到起因。這種特殊關係和為耶穌贏得中國的理想循環往復地出現在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之中，中國向現代變革發展的潛能不斷增強。
受現代變革壓迫的中國文化比起歷史上別的文化是最獨特、鮮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給自足、平衡和龐大的。因此，中國在過去150年中間斷發生的周期性革命，是歷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規模的社會變革。信奉變革的美國人隱約意識到這種變革是偉大和曲折的過程，他們所做出的反應是多種多樣的，對此，歷史學家已做了充分描述。由於中國人陷人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們對美國人有一種特殊的要求。確實，現在這種情況仍未改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亨特關於中國人在美國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報導，會增加老傳教士們的負疚感，而且只有行善事才能贖罪。歷史需要不斷修正，但終將會慢慢消逝。台灣和香港，裡根和撒切爾夫人，甚至傳教士與牛仔都將慢慢消逝，但這一切尚沒有結束。
此篇發表於1983年6月24日出版的《泰晤士文學增刊》，評論的是邁克爾·亨特所著《特殊關係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與中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33年）和詹姆斯·里德所著《傳教士思想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1915》（馬薩諸塞，坎布里奇，東亞研究委員會，哈佛大學，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