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不能說的秘密

上面的詩是清人何焯所寫，直言宋朝統治者對武將的猜忌到達了極點，以致軍事疲軟，只得任由異族欺凌。 事實如此，有宋一代，歷屆統治者最擔心的事就是武人跋扈，權力過大，威脅皇權。 王夫之一針見血地指出：“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折武夫。” 當年，為了壓制武將，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將全國的正規軍分別劃歸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兵司三司掌管，但明令規定他們無調兵之權，調兵之權由樞密院掌控。造成有兵的三司無權調兵，有權調兵的樞密院無兵可調，從根本上消除了武人專權的製度。倘有武將膽敢手握權柄，就堅決予以剪除。這既是製度，也是祖宗家法，代代相承，縱是在風雨飄搖的危急關頭也不例外。 靖康之亂以來，政府正規軍的編制基本被打散，國內的軍事武裝大都在戰爭中建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統軍將領的私人武裝，既不屬三司統管，樞密院也調動不了，只聽命於主將，比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軍”、“韓家軍”、“劉家軍”等。

趙構迫於大敵當前，承認了這些軍隊的合法性，並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將的地位、增多物質獎勵等），收買人心，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 但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 趙構的戰爭目的很簡單，以戰求和，通過戰爭乞求偏安一隅。 隨著抗戰的深入，武將的權力不斷膨脹，趙構也就越來越坐臥不安。 他無法容忍本朝基本國策發生任何改變。 在他看來，國內武將的威脅比金人的威脅更嚴重。他之所以不惜放棄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就是不願意讓武將的權力在戰爭中進一步膨脹。

為了恢復北宋那種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製度，朝廷的文人士大夫一致力挺趙構。宰輔一類首席大臣擔心戰功日著的武將威脅到自己的地位，也日夜謀劃著怎樣解除武將的兵權。 建炎初年，戶部侍郎柳約就直言不諱地進言道：“諸大將提兵入覲，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軍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建炎四年（1130年），給事中兼直學士汪藻上疏斥責諸大將：“現在有的大將官兼兩鎮之重，躋身於執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錦衣肉食，出入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禍患甚於金虜，可謂上負國家，下負百姓，罪惡如此，用古法皆當誅。” 到了紹興元年（1131年），汪藻再次上奏章，大談“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獻上“馭將三策”，建議趙構要“漸銷諸將之權”。當時，趙構的回答是：“後十年卒如其策。”

兵權遲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紹興八年（1138年），監察御史張戒也進言說“諸將權太重”，提醒趙構早日削減諸將的兵權。趙構對此大為讚賞，當即表示“一二年間事當自了”。 左宣議郎王之道更是不顧金人在側，虎視眈眈，上書趙構，強烈要求收繳諸將兵權，恢復以文臣統軍的傳統，他呼籲說：“臣願陛下深思熟慮，選擇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鉞，俾統六師。” 可以說，對於岳飛、韓世忠、劉光世等人的兵權，幾乎每一任宰輔大臣都動過削奪的心思。 張浚在相位時，就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為由，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但也因此引發了淮西兵變，他本人坐謫引退，第一次收兵奪權的行動只能草草結束。 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兩人依舊想收奪武將兵權，他們將各大將部下的偏裨將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將的兵權，達到化整為零的目的。他們的實驗對像是張俊，但因為秦檜回來了，趙鼎、王庶相繼罷官，這一次收兵奪權行動還沒來得及展開就無疾而終。

有第一、第二次，就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不解散“岳家軍”、“韓家軍”這幾支龐大的軍事武裝，趙構無法安睡。 趙構雖稱“中興之主”，但並不像人們想的那樣那麼有追求。 從他寫給粘罕那封肉麻的投降信就可以看出，他膽小怯懦，畏敵如虎，貪圖享樂。 故土能不能收復，他並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能擁有多大的生存空間，會不會被金人俘虜，能不能安全地苟活下去。就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他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求和投降之路——只要和議成功，所有的擔心就可以通通歸零。 有人推測，趙構之所以不支持、不贊成、不響應北伐，是擔心北伐成功，二聖歸來，自己就當不成皇帝了。說這種話，實在是抬舉趙構了。 金人的數次入侵，趙構早被嚇得患上了嚴重的“恐金症”。在他的心中，金國永遠是那樣的堅不可摧，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金國也根本不可能失敗。

而宋徽宗趙佶早在五年前被金人虐待致死，所謂的“迎回二聖”就只剩下宋欽宗趙恆了。趙恆與趙構是同輩，按禮數，趙構並沒有讓位的義務，又怎麼會擔心自己當不成皇帝呢？ 再者說了，趙恆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的，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就落入金人的魔爪，在位期間既無建樹，對金策略又一錯再錯，整個皇族被人家一鍋端。到了金國，又受盡凌辱，尊嚴盡喪，假使能回國，又有何面目與弟爭登帝位？況且，現在南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全是趙構在長達十四年的執政期間一手提拔起來的，根基穩固，他趙恆在位時間不過短短一年，手下的大臣被擄到金國，死傷殆盡，自己形單影只，又拿什麼資本來跟弟弟爭？ 對此，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就認為：“中國歷史上唐玄宗和肅宗，明正統和景泰的事例證明，即使宋欽宗回來，也未必會威脅到宋高宗的寶座。”玄宗和正統回朝的時候，他們在朝中還有一股潛在的政治勢力可以倚仗，然而在新君面前，他們只能接受既定事實，俯首稱臣——至於正統帝后來發起的“奪門之變”，其實是景泰帝沒有兒子，帝位自動傳回來的。

退一萬步說，如果趙構真覺得趙恆會威脅到自己的帝位，他只需像朱元璋謀害小明王韓林兒一樣，在大破金國之際，神不知鬼不覺地將趙恆辦了，這樣，所有問題不是全都解決了嗎？ 所以，趙構並不害怕趙恆回國，相反，為了提高自己在國內的聲望，他多次打出“迎回二聖”的旗號。 （很多人以為“迎還二聖”的口號是岳飛的專利，其實不是，趙構才是最早喊出這個口號的人，其即位後的第一封詔書中就有“同徯兩宮之复”的言論）將趙恆接回，由自己直接控制，顯然要比留在金國充當金人的棋子要好得多。 趙構堅持認為靠打仗是絕對要不回“二聖”的，他自己就說過，“今日梓宮、太后、淵聖皇帝畢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 自從得知父親徽宗皇帝的死訊，每次和議，他都不厭其煩地要求金人送還趙恆。當然，送還趙恆只是和議內容中的一個附帶條件，和議的真正目的還是為了爭取到自己的生存權。

為了和議，他可謂處心積慮，絞盡腦汁。從逃亡的那一天起，他從來都沒放棄過對和議的追求。 也許有人會為他辯護道：南宋初建，基礎差，底子薄，又遭受金國連續打擊，國民經濟嚴重受創，民生凋敝，趙構既覺得金國過於強大，自己無力收復失地，他通過和議來解除來自金國的威脅，使國家得以生存，又可以休養生息，使國力得到恢復，不也很好嗎？ 是，趙構在這個問題上是太悲觀了，他沒能正確判斷出隨著抗戰的深入，宋金的勢力對比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宋軍收復中原失地根本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但是，從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角度出發，趙構你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一半的領土被異國占領、自己的一半人民被異族奴役嗎？ 古羅馬在皮洛士戰爭中曾對希臘人高喊：只要有一個外國人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羅馬就決不談和。再弱小的國家，也有責任去捍衛自己的領土和尊嚴，縱使國滅身死，也在所不惜！

但趙構既沒有這樣的血性，也沒有這樣的勇氣。在蹂躪和欺凌跟前，他選擇了卑躬屈膝。 金人摧毀了他的故國家園，擄掠他的臣民，殘殺了他的親人，甚至虐殺了他的父親，姦淫了他的母親，姦殺了他的妻女……但面對金人，他卻能一口一句地自稱“臣構”。 對他而言，只有和議，才可以獲得自由、獲得新生。 為了和議，他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不會在乎歲幣，不會在乎領土，歲幣給得再多，也不會影響到臨安小朝廷的侈靡生活，領土割讓得再多，也還有半壁江山可以揮霍。 膽小如鼠的趙構是真的擔心岳飛“稍有挫衄”，全盤皆輸，戰火一旦引到江南，臨安就做不成安樂窩了，最好的選擇莫過於見好就收，鞏固現有成果。 而戰場上的發展態勢卻被一代奸人秦檜正確地估摸到了，他非常清楚，金國一滅，他秦檜秦相公在南宋的地位將一落千丈、一文不值了。

現實的經歷告訴他，剛回國便能躍居上相位，完全是因為自己背後有金國撐腰；而他在紹興元年（1131年）之所以遭到罷免，則是沒能成功地為趙構牽線搭橋搞好宋金關係。這次重返相位，他深諳其中奧妙，也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地位。 絕不能容許岳飛立有蓋世之功，挾有震主之威！ 秦檜和他的黨羽殿中侍御史羅汝楫等人一天到晚在趙構耳邊發表他的悲觀戰爭論：“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詔，且令班師。”然後鼓吹和議的種種好處。 “金人會同意議和嗎？”趙構對著秦檜弱弱地問。 “皇上放心，這次一定會成功的。”秦檜胸有成竹。 這次的形勢確實比紹興八年（1138年）好得多，而金人也已主動放出了和議的風聲了。

就在趙構和秦檜打得火熱之際，岳飛奉命回來了。 岳飛知道朝廷有秦檜作梗，“終不得行其志”，覺得與其這樣用兵動眾，“今日得地，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便懇切地向趙構申請解除兵權，回家養老。 岳飛主動解除兵權，應該是趙構希望看到的，但和金人的媾和才有一點點眉目，還遠沒到過河拆橋的地步，趙構不得不假惺惺地說：“朝廷之事，還須從長計議，現在還遠不是休兵罷戰的時候。雖然你夢想著逍遙山林，但也不能忘了水深火熱的朝廷啊！”（“方資長算，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雖卿所志，固嘗在於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於王室？所請宜不允。”） 也幸好趙構挽留了岳飛，否則，萬事休矣！ 兀術數次慘敗，終究咽不下這口氣，知道岳飛全軍已撤，全速再次佔領了穎昌、淮寧、蔡、鄭諸州，還不滿足，仍繼續向江淮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