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四元祐更化

高太后能被稱為“女中堯舜”，足見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歷史上最激烈、最殘酷的黨爭也發生在這一時期，甚至從元祐時期一直延續到宋哲宗親政後，在朝的大臣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變法派，都不可避免地捲入激烈的黨爭。這其中，複雜微妙之處難以言表，既有保守派與變法派之間的政治之爭，也有宋哲宗與高太后的衝突，還夾雜著許多無法說清的個人恩怨。 司馬光上台後，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舊法一一恢復。司馬光在宋神宗變法時隱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他廢除新法之徹底，不能不說他受到了自己數年來政治上鬱鬱不得志情緒的影響。然而，高太后卻不僅一味信任司馬光，委以重任，還在司馬光病死後，將其反對變法的措施執行到底，並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彥博、呂公著、範純仁和呂大防等人。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元祐更化”。

其實，此時王安石變法已經有十餘年之久，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變法派，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對變法的態度都與最初的有所不同，比如保守派蘇軾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就流露出他對變法偏激言行的反思，而變法派中的章惇也認為新法中有不少弊端，需要糾正。這充分說明，經歷了十多年的時間，雙方都看到了新法的利與弊。十分可惜的是，司馬光的上台使得兩派的矛盾再也無法調和，黨爭進入白熱化的狀態。 保守派入朝，意味著變法派就有可能下野。變法派大臣感覺到危機，為了保全權位，以“三年無改為孝”的說詞，攻擊高太后不應該擅自更改宋神宗的新法，陷小皇帝宋哲宗於不孝不義。高太后義正詞嚴地說：“孫兒幼衝，不能親政。既然由老身主持政事，這就不是皇帝他以子改父，而是老身我以母改子！再說，我只是回歸仁宗皇帝的祖宗舊制，誰曰不宜？”如此，變法派的敗勢已露。

這里特別要提一句，“以母改子”的意思是以宋神宗母高太后的名義來變更宋神宗朝的政治措施，這是高太后最有力的駁詞，但也由此埋下她與孫子宋哲宗不和的導火線。 司馬光也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狂熱地反對新法。當時有些頭腦較為清醒的人曾經勸告司馬光，要他為年幼的宋哲宗設身處地，異日若有人教以“父子義”，唆使宋哲宗反對今天的“以母改子”，後果不堪設想。司馬光竟然說：“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 元祐元年（1086年）閏二月，變法派開始有計劃地被驅逐出朝，第一個便是前面在立儲一事上興風作浪的蔡確。宋神宗死後，蔡確為“山陵使”，負責治理宋神宗喪事。御史劉摯等人彈劾他沒有入宿守靈，懷有不恭之心，於是被排擠出朝，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不久，又因為其弟蔡碩（治平二年進士）招權納賄罪，蔡確受到牽連，被奪職，貶於安州（今湖北安陸）。

蔡確到了安州，去遊覽車蓋亭，即興賦詩十首。車蓋亭是安州名勝，魏文帝曾於此留下“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詩句，故有此名。不過，蔡確隨意寫下的這十首詩卻成為知漢陽軍的吳處厚（福建邵武人）發泄私憤、陷害蔡確的依據。吳處厚曾在蔡確手下為官，因沒有被蔡確舉薦而懷恨在心。吳處厚將蔡確的詩上呈朝廷，說其中“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其中有“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一句。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時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讓位給皇后武則天，郝甑山上奏反對。吳處厚歪曲詩意，說此處是將高太后比做武則天。高太后看到後怒不可遏。諫官劉安世乘機進饞，說蔡確“罪惡昭著，何待分析”。張燾、範祖禹、王嚴叟等人紛紛要求太后馬上給蔡確定罪。蔡確先被貶為光祿卿。但范祖禹則認為：“蔡確之罪，天下不容。而今尚為列卿，恐怕平息不了民憤。”執行大臣吳安詩、梁燾等人也乘機落井下石，認為處理太輕，應從嚴制裁。於是，高太后將蔡確貶到新州（今廣東新興）。

蔡確被貶新州，開創了宋廷朝臣貶到嶺南先例。當時的嶺南被認為是“煙瘴最甚”，有“人間地獄”之號。在那個時代，被貶往嶺南，實際上就相當於被判了死刑。蘇軾曾有詩云：“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意思是說，被貶到嶺南的人，沒有幾個能夠生還，由此可見嶺南環境之惡劣。 蔡確名聲雖然不佳，但也有人不希望看到他死，何況車蓋亭詩案本身就是無中生有、穿鑿附會。呂大防和劉摯曾以蔡確母親年老，嶺南路遠，主張改遷他處。高太后懷恨當初蔡確詆毀她打算廢掉宋哲宗趙煦一事，斬釘截鐵地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蔡確被貶時，範純仁（范仲淹子）對呂大防說：“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此下場。”範純仁雖然是保守派人士，但卻不希望見到蔡確有如此下場，還特意請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然而宋哲宗畏懼祖母，只以沉默來抗議。宋哲宗親政後，將大批高太后任命的元祐大臣貶至嶺南，印證了範純仁當日的憂慮。

車蓋亭詩案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文字獄。保守派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變法派開始進行清算。蔡確被貶到新州後不久，就染上當地的疫病，之後病死於貶所。蔡確倒台後，章惇就成為下一個目標。 章惇，字子厚，建州溥城（今屬福建）人。少年時英俊有豪俠氣，博學又善文。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中進士。當時，長他十歲的侄子章衡中進士第一名，章惇覺得作叔叔的竟然名次在侄子之下，深以為恥，竟推辭敕令而出。之後，在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章惇再次參考，舉甲科，調為商洛令。 章惇與蘇軾交好，二人曾經同遊南山。走到仙遊潭時，見仙遊潭下臨萬仞絕壁，壁上有一塊很短的橫木。章惇請蘇軾到壁上題字作記。蘇軾俯身望一望潭下，煙霧氤氯，深不見底，當即搖頭，連說不敢。章惇卻從容走到潭邊，吊下繩索攀著樹，提起衣服就爬下去了，用毛筆在壁上大書：“蘇軾、章惇來。”然後攀樹緣索，回到潭邊，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蘇軾當即拍拍章惇的肩膀說：“君他日必能殺人。”章惇不解問，“何以知之？”東坡說：“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章惇聽罷哈哈大笑。

據說章惇出生時，父母不想要他，打算把他放在水盆裡溺死，被人救止。蘇軾贈給章惇的一首詩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愛水雲鄉”之句，章惇認為這是嘲諷自己，很不高興，二人因而交惡。其後，蘇軾落難之時，章惇曾經多次打擊蘇軾。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執掌朝政後，王安石很賞識章惇的才華，用其為中書校正。當時朝廷正在經制南、北江少數民族，又任命章惇為湖南、湖北查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說峽州一帶的少數民族百姓苦於其酋長的剝削，正在商議內附朝廷。辰州一個叫張翹的布衣百姓也說南、北江的一些少數民族欲歸附大宋。王安石於是把招附少數民族的事下派給章惇。章惇招募流人李資、張竑前往兩江招附。這兩個傢伙卻是好色之徒，只顧和當地婦女淫樂，結果被酋長發現殺死，酋長大怒，發兵討宋，一時兩江震動。宋神宗深怪章惇擾命誤事，貶修起居注，後召回京師，知樞密院事。章惇與蔡確關係密切，二人曾經一唱一和，矯稱擁立宋哲宗定策有功，為高太后所忌。

元豐八年（1085年）十月，高太后突然下旨，提升慶州知州範純仁為左諫議大夫，知虔州（江西贛州市），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庭為左正言，蘇轍為右司諫，範祖禹為右正言。任命名單下達到三省和樞密院後，高太后問執政大臣對這五人的晉升有何意見。 章惇作為知樞密院事，事先竟然不知道這五人的任命。他感覺已經被冷落，心中不快，忍不住發問道：“按照慣例提拔諫言先由兩制（翰林學士、知制誥）官推薦給中書，然後由執政大臣向皇帝匯報，皇帝批准後再作宣布。這次任命範純仁等人為諫官，本人身為執政大臣，居然沒有得到兩制官的推薦意見，不知太皇太后從何處得到的名單，難道是左右近臣推薦的嗎？這種違背祖宗舊制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語氣已經相當咄咄逼人。高太后不得已，辯解說：“這五個人均由各位大臣推薦，並非宮內宦官等近臣所薦舉。”章惇冷冷道：“倘若是大臣所薦，就應該光明正大。”

一時間，高太后極為尷尬。呂公著、司馬光等老臣不得不挺身維護高太后，辯解說：“之所以推薦範祖禹、範純仁等人，是因為與我等有密切關係。”這下就被章惇抓住了小辮子，他立即按照祖宗法加以駁斥：“臺諫官乃是糾察執政大臣過失和錯誤而設置的，倘若執政大臣建議提拔親戚及所薦舉人任臺諫官，必須將被推薦的人任命為其他官職，這是祖宗成法，是不能違背的。” 司馬光無可奈何，只好說：“範純仁、範祖禹等人任諫官是眾望所歸，不能因為我的緣故而擋住賢臣晉升之路，倘若必須如此，那麼我寧願辭職。”章惇見佔了上風，十分得意，還不忘教訓對方一番：“我也知道韓縝、呂公著、司馬光不會徇私舞弊，但如果將來有一天奸臣執政，以此為例提升諫官，而且以親疏為標準，臺諫官就失去意義了，這會造成政治的昏暗，關乎國家安危。”

這件事後，高太后不得不下詔申明祖宗舊制，範純仁也被改任為天章閣待制，範祖禹為著作佐郎，其餘三人依舊。章惇贏了這個回合，迫使司馬光等人做出了讓步，但他卻將高太后和司馬光深深得罪了。 之後，司馬光動員全部臺諫力量，開始對章惇進行大反攻。侍御史劉摯、監察御史王岩叟即上書高太后，彈劾章惇超越職權範圍對政事橫加干涉，說本來皇帝已經御批五人為諫官，是符合祖宗舊制的。後來劉摯、王岩叟等人又藉題發揮，猛烈抨擊章惇，指責章惇與驕橫不法的宋用臣勾結起來，宋用臣已被罷，章惇仍然在位，何以服天下等等。章惇的處境愈益艱難。 很快，蔡確被貶出朝廷，章惇心中惴惴不安，與保守派的衝突越來越激烈，甚至還與司馬光在高太后簾前爭論，言辭極為尖銳。高太后大怒，劉摯、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機上奏指責章惇。於是，章惇被貶出朝廷。此後，變法派人人自危，惶惶不安。變法派呂惠卿在貶黜時甚至不敢喝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保守派抓住把柄。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保守派首領司馬光病死。司馬光雖然為相僅八個月，但卻使得保守派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權。其後，文彥博（其時已八十一歲）、呂公著、呂大防、範純仁等先後執政。 在高太后垂簾的八年中，保守派不僅控制了整個朝廷，並且對變法派的打擊和傾軋也始終如一，從未放鬆過。各級變法派官員有的被貶，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廷，不一而足。不僅如此，保守派還搞了個“三賢”、“三姦”的新花樣兒，將司馬光、範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姦”。除了完全廢除新法外，保守派呂大防、梁濤、劉安世等人還把支持變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劃入王安石、呂惠卿、蔡確等人名下，認為他們結成死黨，將親黨名單張榜公佈，以此警告天下人。 保守派佔盡優勢後，開始分化為若干小集團。程頤（程顥弟，當時程顥已死）以皇帝老師自居，與翰林學士蘇軾日漸對立。於是，程頤與賈易、朱光庭等結為朋黨，因首領程頤是洛陽人，稱為洛黨。蘇軾兄弟與呂陶等為一黨，他們是蜀人，稱蜀黨（也稱川黨）。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等為一黨，他們是河北人，稱朔黨。三黨相互攻擊，陷入一片混鬥之中，持續了整個元祐年間，史稱“元祐黨爭”。 值得強調的是，元祐期間，宋朝廷的一切舉措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縱下進行的，宋哲宗根本無法參預政事，成了一件擺設。因此，有人稱其為“垂簾太后，影子皇帝”。其實，小皇帝和祖母矛盾的種子，早在宋哲宗即位之初便深深埋下了。宋哲宗除了對前面提過的“以母改子”一說始終耿耿於懷外，還對高太后對待自己生母德妃朱氏的態度也不能釋懷。 德妃朱氏出身貧寒，年幼時父親即病逝。朱氏隨母親改嫁，卻為繼父所不容。母親只得將她送往親戚家。長期寄人籬下的生活，養成了朱氏溫柔恭順的性格。她入宮後，先為宋神宗侍女，後來被宋神宗臨幸後，生下皇子趙煦，但一直到宋神宗病逝前一年才晉封為德妃。朱氏性格柔和，侍奉高太后和宋神宗皇后向氏恭敬有禮。宋神宗病死後，朱德妃作為遺孀，護送神宗的靈柩前往永裕陵安葬，途經永安。當時，老臣韓絳任河南知府，親自到永安迎接宋神宗靈柩。當韓絳得知德妃也跟在靈駕後面時，便不顧衰老之軀，又向前奔走數里，跪拜相迎。後來高太后知道了此事，勃然大怒，呵斥德妃說：“韓絳今年七十三歲了，他是先朝老臣，作過宰相，政貫卓著。從情理上講，應該是你登門去看望他，你怎能受他的大禮？”德妃被婆婆的嚴厲嚇得惶然不知所措，只得流著眼淚謝罪。 宋哲宗即位後，向皇后被尊為皇太后，德妃只被尊為太妃。兒子是皇帝，母親卻不能母以子貴。即便不算上親情的因素，面子的因素對皇帝來說也相當重要。之前宋英宗（宋哲宗祖父）頂住巨大的壓力，搞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濮議，其實就是為了給生父爭個名分。當時宋英宗的生父早已經亡故，對死人都是如此，活人更是要爭一口氣了。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德妃朱氏雖然被尊為太妃，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待遇。在如何對待朱太妃問題上，朝廷中還有不同的意見。有人想趁機拍高太后馬屁，建議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級，以此來彰顯垂簾的太皇太后的尊貴。此處可以看出，高太后並不是很喜歡朱太妃。倘若婆媳和睦，旁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有空子可鑽。但也有人想到將來終究是宋哲宗當政，建議尊崇朱太妃，以顯示天子的孝道。高太后則在朱太妃的問題上採取了壓制的態度，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秋天，才允許朱太妃的輿蓋、儀衛、服冠可與皇后相同，但還是比向太后的待遇要低許多。 宋哲宗當時年紀雖小，卻並非不懂事，這些事他都看在眼中，記在心裡。如同蟄伏的暗流，終有洶湧爆發的一天。宋哲宗親政後，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將母親朱太妃的待遇提高的完全與向太后相同。 宋哲宗少年聰慧，八歲時就能背誦，能寫一手漂亮的字，因此頗得父親宋神宗的喜愛。宋哲宗即位後不久，遼國派使者來參加宋神宗的弔唁活動。當時的宰相還是蔡確，他擔心宋遼兩國服飾不同，年幼的宋哲宗見到遼國使者會害怕，便反复給宋哲宗講契丹人的衣著禮儀。宋哲宗一直沉默不語，等蔡確囉裡囉嗦地講完，忽然正色發問道：“遼朝使者是人嗎？”蔡確一愣，回答說：“當然是人，但是夷狄。”宋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辭極其鋒銳，根本不像一個十歲的孩子所說出來的話。蔡確竟然無言以對，只得惶恐而退。 關於宋哲宗生母待遇的問題，其間折射出許多微妙而復雜的政治鬥爭。隨著宋哲宗年歲漸長，對祖母把持朝政越來越不滿，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又在其中挑撥離間，宋哲宗開始對祖母懷恨在心。 高太后垂簾聽政時，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靜，參與朝政是迫於無奈。但權力這東西是相當誘人的，一旦到手，就不容易放下。古往今來，鮮有人能逃脫它的誘惑，高太后也是如此。在朝堂上，宋哲宗的御座與高太后座位相對，本來應該是宋哲宗理政，高太后聽政，但當時軍國大事全部由高太后和她所信任的大臣處理，宋哲宗沒有任何發言權。群臣也認為宋哲宗年幼，政事理所當然地取決於高太后，所以奏事時都是面朝高太后，背向宋哲宗，奏事完畢後，也不回身向宋哲宗禀告，全然不顧君臣之義。宋哲宗在朝堂上所看見的，“只見臀背”，實際上只看見群臣的背部和屁股。這對於一個早慧的少年皇帝而言，是何等屈辱。 少年老成的宋哲宗知道高太后和大臣們不將自己放在眼中，偶爾也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不滿。每次大臣向宋哲宗和高太后奏報時，宋哲宗都沉默不語，也沒有人主動去征求他的意見。但突然有一次，高太后想起了對面的小孫子，就奇怪地問宋哲宗為何不表達自己的看法。宋哲宗回答：“娘娘已處分，還要我說什麼？”暗示他這個皇帝不過是個擺設而已，語氣中已經流露出強烈的不滿。 宋哲宗喜歡使用一個舊桌子，高太后有一次看見了，就派人換掉，但宋哲宗又派人搬了回來。高太后覺得不解，追問原因，宋哲宗回答說：“是爹爹（神宗）用過的。”高太后聽後大驚。因為她執政後一直強調“以母改子”，盡廢兒子宋神宗推行的新法。孫子話裡的意思，顯然是更崇拜父親。高太后由此非常擔心，更不敢輕易交出手中的權力。 宋哲宗十七歲時舉行大婚，立孟氏為皇后，孟氏即後面要提到的華陽教主。按照慣例，皇帝大婚，即意味著成年，高太后應該還政，但她卻絲毫沒有放棄權力的意思，繼續積極地聽政。群臣都是高太后所任命，心知肚明，也不勸高太后撤簾，依然有事先奏高太后。高太后和大臣們的這種態度惹惱了宋哲宗，他心底一定不只一次地發過誓：這一切的委屈，將來要有徹底的報復和清算。正因為如此，宋哲宗才會在親政後，立即大力貶斥元祐大臣。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重，自知不起。她召呂大防等大臣晉見，感嘆地說：“這幾年來，我為了皇帝，為了國家，自問已盡心盡力。只希望天下太平，上不負祖宗遺澤，下不負百姓仰望。只不知，我這點深心摯意，官家是否知道？相公和天下是否知道？”當時，宋哲宗也在一旁，高太后這番話，其實是要說給皇帝聽的。令人意外的是，大臣們還沒有來得及說話，宋哲宗開了口：“呂大防！你們退下！”語氣極為冷淡。大臣們面面相覷。這時候，在場的人都意識到，這一段元祐承平的時代要過去了。 之後，高太后私下對呂大防、範純仁二人說：“我死以後，皇帝（宋哲宗）是不會再重用你們的了。你倆應當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動退避，讓皇帝另用他人，以保身家性命。”這是高太后的深謀遠慮，她已經料到自己一旦撒手西去，變法派定然會利用她與孫子的矛盾，捲土重來。 幾天后，高太后病故，享年六十二歲，朝野哀痛，諡號為宣仁聖烈皇后。高太后的死意味著一個時代結束，而另一個完全屬於宋哲宗的時代即將到來。 十九歲的宋哲宗終於親政了，他立即改元“紹聖”，意思是紹述宋神宗之政，紹述就是繼承的意思。這一方面表示高太后當政的元祐時代結束了，另一方面表明宋哲宗要全面恢復宋神宗時的新法。 事情的悲劇性在於，宋哲宗跟他所痛恨的司馬光一樣，政治抱負中帶有濃厚的個人宣洩出的情懷。他之所以大力推崇宋神宗，並非因為崇拜父親，想實現父親的變法理想，而是高太后當政時，他對元祐政治不滿，要否定元祐政治，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肯定被元祐政治否定的宋神宗新法。因此，所謂的“紹聖紹述”，完全是出於一種個人報復的心理。 宋哲宗首先起用變法派章惇為宰相。經歷了元祐時期保守派的殘酷傾軋後，章惇的性格已經遭到嚴重的扭曲。他跟親政的宋仁宗一樣，對元祐時期執政的保守派懷有強烈的報復心理。章惇大力提拔變法派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週俠、翟思、上官均等人居要職。這樣，變法派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權。宋哲宗聽從章惇的提議，追奪司馬光、呂公著死後所贈諡號，推毀所立碑石；貶斥呂大防、蘇軾、蘇轍、劉摯、梁燾、範純仁、範祖禹、黃庭堅、文彥博等人出朝廷。在貶逐保守派官員的同時，宋哲宗、章惇等又逐步恢復新法。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紹聖紹述”。 在這系列大反撲進行之前，呂大防和範純仁二人聽從高太后的建議，已經主動上書請求辭職。而蘇軾也感覺到“山雨欲來”的聲勢，主動請求外放為官。即便如此，三人仍然不能免去再遭貶黜的命運。 之後，宋哲宗還不解氣，再次追貶司馬光、呂公著及王岩叟等人；呂大防、蘇軾、蘇轍、劉摯、梁燾、範純仁等人流放到嶺南；貶韓維、劉安世等三十多人官職。凡是高太后垂簾時彈劾新黨和罷免新法的官員幾乎無一人倖免於報復，在世的元祐大臣幾乎都相繼貶到了嶺南。章惇、蔡卞還奏請挖開司馬光、呂公著的墳墓，劈開棺木，揚屍暴骨。幸好有大臣以“發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諫，宋哲宗才沒有同意。但司馬光和呂公著的後代都被牽連遭貶。 紹聖初，恰逢郊祀大禮，按照慣例，皇帝要下詔大赦天下，死囚一般都可以免去死罪。當時有大臣試探地請示宋哲宗：“陛下能不能赦免那些被貶謫的保守派大臣？”宋哲宗回答得極為乾脆，說：“決不可以！”由此可見宋哲宗對元祐大臣痛恨之深。 章惇在貶黜元祐大臣時，還以被貶者的姓名來定貶所。比如蘇軾字子瞻，便將他貶到儋（音dan，同單）州，因為“瞻”類似“儋”；劉摯字莘老，於是貶新州，因為“新”字音近似“莘”；黃庭堅字魯直，貶宜州，因“宜”字似“直”。到劉安世時，有人說劉安世曾算過命，命極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說：“劉某命好，讓他去昭州試試。”蘇軾當年曾經說章惇能“判命”，果然不幸而言中。 章惇還組織人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豐八年四月以後所有攻擊新黨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類，再給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這是一項相當嚴厲的措施，工作量也不小，在宋哲宗執政時一直在進行。 這里特別要提一句，章惇本人是相當能幹的，但他性格張揚跋扈，好勝心極強，這從他兩次參加科舉考試就能看出。加上之後他瘋狂地報復保守派，恃強凌弱，扶植黨羽，剷除異己，名聲十分不佳，因而在《宋史》中被列入了《奸臣傳》。其實，以司馬光上台後打擊變法派的手段來看，他何嘗又能好過章惇呢？所以說，正史往往是被簡單化了，通常都是以道德觀念來衡量歷史人物，而這道德觀念往往還相當粗淺。 章惇雖然地位顯赫，但他不封官爵給自己的親友，他的四個兒子除二子章援曾作到校書郎，其餘都庸庸碌碌做個小官，終無顯達。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的結髮妻子張氏端莊賢淑，夫妻二人感情極為深厚。章惇入相時，正逢張氏病體垂危，她臨終前叮囑章惇：“相公為相主政，千萬不要恃權報私怨。”張氏去世後，章惇悲痛欲絕，在以後的日子裡也一直難以忘懷，常對太常博士陳瓘表達自己對亡妻的思念。陳瓘冷言相譏：“與其徒自悲傷無益，何如念其臨終所贈之言？！”章惇則無言以對。 在變法派對保守派大加打擊時，還有一個插曲。王安石已經在司馬光上台後不久憂鬱死去。依照司馬光的意思，宋朝廷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表面上是備極哀榮。時任中書舍人的蘇軾作了一篇《王安石贈太傅制》，句句皆褒而又處處寓貶，顯然是秉承司馬光的意旨。王安石死時，正處在保守派“變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的嚴酷時期，因而一般人都不敢前來弔唁，生怕與王安石沾上關係，靈堂前痛哭的只有王安禮、王安上等至親。曾經聲動天下的王安石，死後竟然如此淒涼，除了世態炎涼外，更多地體現了元祐時期空前緊張的政治氣氛。宋哲宗親政後，變法派核心人物蔡卞上疏要求重修《神宗實錄》。 《神宗實錄》當日為範祖禹等所修，裡面大力攻擊了蔡卞的丈人王安石。在得到宋哲宗允許後，蔡卞以王安石的《日錄》為據，重新刊定了《神宗實錄》，王安石的地位重新得到肯定。之後，在蔡卞的大力推動下，王安石追諡文公，配享宋神宗廟庭。 蔡卞有個黨羽，知道宋哲宗痛恨司馬光，竟然建議毀掉司馬光所著的原版。的寫作歷時十九年，宋神宗以其“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親自命名為。全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傳狀、文集、譜錄等三百二十二種。幫助編撰者有劉攽、劉恕、範祖禹等，各就所長，分段負責，先排比材料為“叢目”，再編成“長編”，然後由司馬光總其成，刪訂定稿。內容以政治、軍事為主，略於經濟、文化。全書貫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有“考異”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錄”以備查閱之用，系統而完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銷毀的消息傳出後，正義之士不敢公然爭辯，生怕因此更加惹怒變法派。為了挽救這本曠世之作，太常博士陳瓘利用當考官之際，引用宋神宗的《資治通鑑序》，製成策問題，來考問士子。按照慣例，策問題要用皇帝發問的語氣，既然皇帝都要引用的內容，就不能再銷毀了。如此，在陳瓘迂迴婉轉的良苦用心下，才保全了司馬光一生的心血所寄。 變法派雖然重新執政，卻再度出現分裂：章惇與李清臣不合，李清臣被彈劾，出知河南府；張商英與來之劭不合，張商英被貶官外出；楊畏與孫諤不合，楊畏落職；蔡京與孫諤不合，孫諤又被罷官；曾布攻擊呂惠卿，呂惠卿始終不能在朝；曾布還攻擊章惇、蔡卞，在變法派中反复無常，起到很大的破壞作用。變法派這次東山再起，勢力本來薄弱，內部分裂，力量更削弱了。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正當宋哲宗努力擺脫掉高太后的陰影、施展自己的抱負時，卻一病不起，在二十五歲時早逝，在位十五年，真正執政不到七年，留下了無限的遺憾。 但元祐一案並沒有就此結束，反而演繹出更多風波。宋哲宗無子，向太后也沒有其他兒子，在向太后的支持下，宋哲宗弟弟趙佶繼位為宋徽宗。宋徽宗即位後，對向太后感恩戴德，請求向太后垂簾聽政。向太后是新法的反對者，她當權後，變法派再次遭到沉重打擊。向太后起用韓琦之子韓忠彥為宰相。曾布因在嗣位一事上附和向太后，也得到重用。韓忠彥、曾布薦用陳瓘、鄒浩等人，掌握了朝政，恢復了歸鄉養老的範純仁官職，進而追复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職，變法派章惇、蔡京、蔡卞、安惇等幾乎全部被貶黜出朝。 向太后後病逝，宋徽宗親政，善於投機的曾布又慫恿宋徽宗紹述父兄，宋徽宗也想消除朋黨，穩定政權。但是，黨爭經歷了元祐、紹聖兩代，已經無法調和，宋徽宗乾脆罷免韓忠彥和曾布的相位，貶斥出朝，重新起用蔡京（蔡卞兄長）入相。 蔡京能夠當上宰相，還要歸功於宋徽宗身邊的宦官童貫。蔡京雖然在政治上屬於變法派，但他卻是個典型的投機分子，善於見風使舵。當時蔡京貶居在杭州，剛好宋徽宗派遣心腹宦官童貫到杭州搜訪書畫奇巧。蔡京聽到消息後，盡一切所及巴結童貫，又以所畫屏風、扇子等進獻。童貫回京後，向宋徽宗大力推薦蔡京，道士徐知常也在宮中為蔡京活動。於是，宋徽宗召蔡京入相。 蔡京當上宰相後，重新起用變法派，為了鞏固權位，還想將元祐時代的舊黨群臣“趕盡殺絕”，以文臣執政官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範純仁、韓維、蘇轍、範純禮、陸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範祖禹、晁補之、黃庭堅、程頤等四十八人，餘官秦觀等三十八人，內臣張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共計一百二十人，分別定其罪狀，稱作奸黨。鼓動宋徽宗親書奸黨名字，刻在石碑上，立在內府端禮門前，稱“元祐黨籍碑”，又稱“元祐黨人碑”、“元祐奸黨碑”。不許黨人子孫留在京師，不許參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錄用”。後來，更增“元祐黨人”為三百零九人，蔡京還親自書寫他們的名字，然後發到各州縣，仿照京師立碑“揚惡”。 好笑的是，蔡京的用意原本想昭告天下：元祐群臣都是“奸邪”，變法派才是“忠良”，要讓天下人唾棄這些元祐大臣，讚美變法派的新法新政。結果適得其反，百姓對此議論紛紛。甚至有刻碑的石匠要求，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後，顯然是以刻碑為羞。後來因為天上星變，宋徽宗也害怕了，接受建議，毀“元祐黨人碑”，解除黨禁。而那些“元祐黨人”的家屬後代，卻以祖、父、兄長能名列“元祐黨人碑”為榮。 至此，跟“元祐”相關的人和事就基本結束了，但關於王安石，還有後話。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在蔡卞的建議下，王安石追封舒王，配享孔子廟，列於孟子之上，與顏回相對。這樣，王安石就成為孔子和孟子之外的第三個聖人。至此，王安石達到了尊榮的頂點，地位已經到了所能達到的最高點。然而，這過於抬高王安石的行為，反而惹來了世人和後世不少的非議。而蔡卞自己，因為在政治上主張遵循王安石，與忙於搜刮民財的兄長蔡京不合拍，被排擠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