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蒙古帝國的不斷擴張，其疆土也不斷擴大，特別是西征征服了中東歐之後，疆土更是雄跨歐亞大陸。如此幅員遼闊的國土，他們如何做到上情下達，以最快的速度傳遞信息呢？
自成吉思汗建國後，便仿效中原的驛傳制度，在境內恢復或新建了一批驛站，供來往使臣等使用；窩闊台汗時，進一步擴大了設驛站的範圍，建立了貫通整個大蒙古國疆域的站赤系統，並初步製定了有關站赤的管理制度；忽必烈即位後，尤其是統一全國後，各地遍設驛站，站赤系統得到進一步發展，構成了以大都為中心的稠密交通運輸網絡，像神經和血液一樣，伸展到四面八方，控制著這萬里疆土。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在他的《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對站赤系統作過生動的描述。他以十分欽羨的筆調寫道：“這是一種十分美妙奇異的製度，簡直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從漢八里（大都）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達的道路。道路十分寬敞。每一條大路上，每隔40或50公里之間，都會設有驛站，築有旅館，接待過往商旅住宿，這些就叫做驛站。這些建築物宏偉壯麗，有陳設華麗的房間，掛著綢緞的窗簾和門簾，供達官貴人使用。即使王侯在這樣的館驛下榻，也不會有失體面。因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從附近的城鎮和要塞取得。”
他還記錄道：“每一個驛站，常備有400匹馬，供大汗的信使們使用。驛卒們傳遞緊急文書，一日可以飛馳320公里，即640華里。全國大約用於此項事業的馬匹超過二十多萬……在各個郵站之間，每隔約五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小村落，有紅色門樓一座，牌額一枚，十二時輪子一枚。這裡住著步行的信差。他們走遞時，皆腰革帶，懸鈴，持槍，挾雨衣，齎（帶）文書以行，夜則持炬火，道狹則車馬者、負荷者，聞鈴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也。……他們腰繫數個小鈴，以便當他們還在很遠的地方時，聽見鈴響，人們就知道驛卒將來了。因為他們只跑約五公里……一個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鈴聲報知他們的到來。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準備，人一到站，便接過他的郵包立即出發。這樣一站站依次傳下去，效率極為神速。只消兩天兩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遠地方的按平時速度要十天才能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採摘季節，早晨在大都採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運到上都。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馬可·波羅遊記》卷二）
馬可·波羅的記敘，基本上是符合元代站赤系統的運作情況的，既寫了驛站，又描述了急遞舖的傳輸，只是馬匹數和日程數有不准確的地方。實際上，當時全國驛站的馬共有四萬多匹，而最快的驛卒日程則為500裡，不是600多里。在元朝中期，步傳也逐漸被馬傳所替代。
就是通過這種站赤制度，驛站信差們不管淫雨紛飛，還是霜雪寒潮，也不管是赤日炎炎，還是月黑風高，日夜奔馳在驛道上，以最迅速的方式把大汗的命令傳達到帝國各地，各地的消息也通過這一通信網源源不斷呈送到大汗面前。
站赤，蒙古、元朝驛傳的稱謂。蒙古語的譯音，源於古阿爾泰語，意為掌驛站者。元代文獻中，通常指驛站或站官。元世祖定都大都後，站赤制度的規模越來越大，他下令修築了以大都為中心四通八達的驛道，這些驛道，因所處位置的不同而不同，有的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錐，樹以青松、白楊品種為多。一步為5尺，50步合今25丈（約80米），10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白楊。一路上綠影婆娑，十分美觀；而有的地方僅能供一人行走。
在四通八達的交通線上，元朝政府設置了成千上萬的站赤，以便“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在當時，蒙古地區的驛站，專設通政院管轄；中原地區的驛站，則歸兵部掌管。站赤分陸站和水站。陸站用馬、牛、驢或車，遼東有些地方運輸時用狗拉橇行於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則用船。據記載，全國站赤共有1400處，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邊遠地區和四大汗國間的驛站。
作為站赤的站戶，他們的戶籍從一般的民戶中分離出來，在蒙古各部中，一般選擇畜產多者應役；在中原、江南地區，一般是按戶等從中戶裡簽發。一旦被簽發為站戶，登記入籍後，就世代相承，不能改變。站戶除按規定提供交通工具，馬站出馬夫，水站出船夫外，平時負責按時修整道路，架設橋樑，並在可能栽種的道路兩旁種上杉、松、冬青、楊、柳等樹木遮陽，為過路人馬避免日曬之苦。部分站戶還要向過往使臣提供肉、面、米、酒等。各站所領站戶數目不等，多者兩三千，少者只有幾十戶，一般為百餘戶至數百戶。
驛站系統的功能，與軍政要務的傳達、處理關係密切，因此，要想接受驛站的服務，需要有官府的證明或宗王的令旨。官府證明分鋪馬聖旨（又稱鋪馬劄子、御寶聖旨，鋪馬是站赤的另一種說法）、金字圓符（鐵製，又稱圓牌）、銀字圓符三種。 “朝廷軍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圓符給驛，其余小事只用御寶聖旨。諸王、公主、駙馬亦為軍情急務遣使者，佩以銀字圓符給驛，其餘隻用御寶聖旨。”《元史·刑法志二》）站赤驗符、旨給驛供應酒食，因身份和品級的不同，元朝規定驛路上“使臣”的給驛標準也不同。比如給馬，規定三品官給馬五匹，四五品官給馬四匹，六品、七品官給馬三匹，八品以下則給兩匹。路上的食宿供應標準也按品級給予不同的待遇，如有的使臣給白面、大米、油、酒、肉等，一應俱全；有的則僅給一頓粥飯，最低的甚至只給一升米，一般持圓符者有優先的權力，除此之外，“毋得擅差鋪馬”。
和驛站相鋪而行的，是專用以傳遞緊急文書的機構叫急遞鋪。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鋪，每鋪置鋪丁五人。鋪丁一晝夜行四百里，輾轉傳遞軍政機要文書。凡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公文及各地緊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鎖，標明號碼、日期等，交給急遞鋪傳送。各鋪均要驗件簽押，以保證遞件的安全和傳送速度。和站赤系統一樣，急遞鋪不久亦面臨“衙門眾多，文字繁冗，急遞之法大不如初”的局面，不得不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發遣”。後來，又規定了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種官衙的文書可以通過急遞鋪傳送，各投下總管府等二十種官衙的文書不許經由急遞鋪傳送，以減輕急遞舖的負擔。
站赤系統開始之初，運行良好，但隨著元朝統治階級的日趨腐敗，站戶所負擔的賦役也越來越重。這些站戶，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農牧民，他們要供應各驛站來往官員的飲食，這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特別是後期，蒙古官僚貴族，甚至一些高級僧侶都千方百計覓取鋪馬聖旨和圓符，享受免費供應的站馬和酒食。稍不如意，便大發淫威，輕則謾罵，重則吊打；其次，就是交通工具的供給。當時主要是馬，有的地方則為牛、驢、狗，加上車輛舟船等，飼養幾十頭馬畜需要大量的飼料，再加上各種工具的維護與保養，這筆開支也不在少數，如元祐元年（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僅甘肅省就奏報死了鋪馬199匹、驛駝24頭；不光如此，站戶還負擔驛站的勞役，如為使臣充當嚮導、車夫、船夫、搬運工、維修道路、架設橋樑、植樹護林等，不但是無償的，還要自備飲食。
這些負擔壓得站戶喘不過氣來。有的實在堅持不了，就只得背井離鄉，成為流民。 “盛冬裘無完，豐歲食不足。為民籍佔驛，馬骨猶我骨。束芻與鬥菽，皆自血汗出……”（《至正集》）元代詩人許有壬以詩歌的形式描寫了他們的悲苦生活，為他們的遭遇吶喊，“生兒甘作奴，養馬願飼粟”，難道我們世世代代甘於當牛做馬、賤如奴隸嗎？
在這樣沉重的壓迫剝削下，站戶們紛紛破產，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戶們血汗基礎上的元代站赤制度無法維持下去。據《永樂大典》說：“站赤消乏，積非一日”。到14世紀初葉，據甘肅省甘泉驛站統計：60年前，這個站共有站戶348戶，到60年後只剩下176戶了。站戶們紛紛逃亡或出家為僧了。
元朝站赤制度之盛是我國歷史上少見的，特別是元世祖忽必烈時期，修路、植樹，疏通交通大動脈，對維持帝國在全國，特別是在邊疆地區的統治，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如“元朝政府的神經和血液一樣”，把朝廷的政令傳遞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對於促進經濟的交流與發展、民族的融合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