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兵制，約可分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征服之族，全體當兵，被征服之族則否，是為部分民兵制。
第二期，後來戰爭劇烈了，動員的軍隊多，向來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為全體皆兵制。
第三期，天下統一了，不但用不著全體皆兵，即一部分人當兵，亦覺其過剩。偶爾用兵，為顧恤民力起見，多用罪人及降服的異族。因此，人民疏於軍事，遂招致降服的異族的叛亂，是即所謂五胡亂華。而中國在這時代，因亂事時起，地方政府擅權，中央政府不能駕馭，遂發生所謂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亂華的末期，異族漸次和中國同化了，人數減少，而戰鬥顧甚劇烈，不得已，乃用漢人為兵。又因財政艱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養。於是又發生一種部分民兵制，是為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敗的。府兵之製，因此廢壞。而其時適值邊方多事，遂發生所謂藩鎮之兵。因此，引起內亂。內亂之後，藩鎮遍於內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後，竭力集權於中央。中央要有強大的常備軍。又覷破兵民分業，在經濟上的利益。於是有極端的募兵制。
第七期，元以異族，入主中原，在軍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卻東施效顰。其結果，到底因淤滯而敗。
第八期，清亦以異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腐敗。中葉曾因內亂，一度建立較強大的陸軍。然值時局大變，此項軍隊，應付舊局面則有餘，追隨新時代則不足。對外屢次敗北，而國內的軍紀，卻又久壞，遂釀成晚清以來的內亂。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壓迫，走上一條曠古未有的新途徑。
以上用鳥瞰之法，揭示一個大綱。以下再逐段加以說明。
第一期的階級制度，看第四十、第四十四兩章，已可明白。從前的人，都說古代是寓兵於農的，寓兵於農，便是兵農合一，井田既廢，兵農始分，這是一個重大的誤解。寓兵於農，乃謂以農器為兵器，說見《六韜·農器篇》。古代兵器是銅做的，農器是鐵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臨戰才發給（所謂授甲、授兵），也只能供給正式軍隊用，鄉下保衛團一類的兵，是不能給與的。然敵兵打來，不能真個制梃以自衛。所以有如《六韜》之說，教其以某種農器，當某種兵器。古無稱當兵的人為兵的，寓兵於農，如何能釋為兵農合一呢？江永《群經補義》中有一段，駁正此說。他舉《管子》的參國伍鄙，參國，即所謂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和高子、國子，各帥五鄉。伍鄙，即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乃所以處農人（按所引《管子》，見《小匡篇》）。又引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按見《左傳》定公八年）。以證兵常近國都。其說可謂甚精。按《周官·夏宮·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則六軍適出六鄉。六鄉之外有六遂，鄭《注》說：遂之軍法如六鄉。其實鄉列出兵法，無田制，遂陳田制，無出兵法，鄭《注》是錯誤的（說本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司馬法非週制說》）。六鄉出兵，六遂則否，亦兵在國中之證。這除用征服之族居國，被征服之旅居野，無可解釋。或謂難道古代各國，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階級嗎？即謂都有此階級，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國，數逾千百，我們略知其情形的，不過十數，安知其千篇一律？ （二）何況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黷武之國，即素尚平和之國，亦不得不肆力於軍事組織以相應，既肆力於軍事組織，其製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雖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軍事領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漸和民眾相離，而與征服之族，同其位置。 （三）又況戰士必須講守禦，要講守禦，自不得不居險；而農業，勢不能不向平原發展；有相同的環境，自可有相同的製度。 （四）又況我們所知道的十餘國，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極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為部分民兵制，實無疑義。
古代之國，其兵數是不甚多的。說古代軍隊組織的，無人不引據《周官》。不過以《周官》之文，在群經中獨為完具罷了。其實《周官》之製，是和他書不合的。按《詩經·魯頌》：“公徒三萬，”則萬人為一軍。 《管子·小匡篇》說軍隊組織之法正如此（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一軍）。 《白虎通義·三軍篇》說：“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二千人”，亦以一軍為本萬人。 《說文》以四千人為一軍，則據既加二千人後立說。 《轂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這個軍字，和師字同義。變換其字面，以免重複，古書有此文法），一師當得二千人。 《公羊》隱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稱師，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五百”二字必後人據《周官》說妄增。然則古文家所說的軍隊組織，較今文家擴充了，人數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說制度，代表較早的時期，古文家說，代表較晚的時期的一證。當兵的一部分人，居於山險之地，山險之地，是行畦田之製的，而《司馬法》所述賦法，都以井田之製為基本，如此，當兵的義務，就擴及全國人了。 《司馬法》之說，已見第四十四章，茲不再引。按《司馬法》以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如前一說：一封當得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一畿當得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後一說：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外，定出賦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有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一畿有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見於《漢書·刑法志》。若計其人數，則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萬五千，一畿七十五萬。 《史記·周本紀》說：牧野之戰，紂發卒七十萬人，以拒武王；《孫子·用間篇》說：“內外騷動，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都係本此以立說。 《司馬法》之說，固系學者所虛擬，亦必和實際的製度相近。春秋時，各國用兵，最多不過數万。至戰國時，卻阬降斬級，動以萬計。此等記載，必不能全屬子虛，新增的兵，從何處來呢？我們看《左傳》成公二年，記齊頃公鞍戰敗北逃回去的時候，“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可見其時正式的軍隊雖敗於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戰國策》載蘇秦說齊宣王之言，說“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竟不守；戰而不勝，國以危亡隨其後”，可見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調出去，充作正式軍隊了。這是戰國時兵數驟增之由。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全國皆兵的，怕莫此時若了。
秦漢統一以後，全國皆兵之製，便開始破壞。 《漢書·刑法志》說：“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建武七年）說：“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則漢兵制實沿自秦。 《漢書·高帝紀》《注》引《漢儀注》（二年）說：“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禦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裡。”《昭帝紀》《注》引如淳說（元鳳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是為卒更。貧者欲得僱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此為秦漢時人民服兵役及戍邊之製。法雖如此，事實上已不能行。晁錯說秦人謫發之製，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見《漢書》本傳），此即漢世所謂七科謫（見《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注》引張晏說）。二世時，山東兵起，章邯亦將驪山徒免刑以擊之。則用罪人為兵，實不自漢代始。漢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國兵之時多，武帝中年以後，亦多用謫發。此其原因，乃為免得擾動平民起見。 《賈子書·屬遠篇》說：“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十里而至。秦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十錢之費弗能致。”此為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時代，人民習於戰爭，徵戍並非所懼。然路途太遠，曠日持久，則生業盡廢。又《史記·貨殖傳》說，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則當時從軍的人，所費川資亦甚鉅。列侯不免借貸，何況平民？生業盡廢，再重以路途往來之費，人民在經濟上，就不堪負擔了。這是物質上的原因。至於在精神上，小國寡民之時，國與民的利害，較相一致，至國家擴大時，即不能盡然，何況統一之後？王恢說戰國時一代國之力，即可以製匈奴（見《漢書·韓安國傳》）。而秦漢時騷動全國，究竟宣、元時匈奴之來朝，還是因其內亂之故，即由於此。在物質方面，人民的生計，不能不加以顧卹；在精神方面，當時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漸廢郡國調發之製，而改用謫發、謫戍了。這在當時，亦有令農民得以專心耕種之益。然合前後而觀之，則人民因此而忘卻當兵的義務，而各地方的武備，也日益空虛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時的利害，有時與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調劑於二者之間，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壞，形式上是在後漢光武之時的。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自此各郡國遂無所謂兵備了（後來有些緊要的去處，亦復置都尉。又有因亂事臨時設立的。然不是經常、普遍的製度），而外強中弱之機，亦於此時開始。漢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騎、胡騎，及長水（見《漢書·百官公卿表》。長水，顏師古云：胡名）。其時用兵，亦兼用屬國騎等，然不恃為主要的兵力。後漢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實在是上谷、漁陽的兵，邊兵強而內地弱的機緘，肇見於此。安帝以後，羌亂頻仍，涼州一隅，迄未寧靜，該地方的羌、胡，尤強悍好鬥。中國人好鬥的性質，誠不能如此等淺演的降夷，然戰爭本不是單靠野蠻好殺的事。以當時中國之力，謂不足以製五胡的跳梁，決無此理。五胡亂華的原因，全由於中國的分裂。分裂之世，勢必軍人專權，專權的軍人，初起時或者略有權謀，或則有些獷悍的性質。然到後來，年代積久了，則必入於驕奢淫逸。一驕奢淫逸，則政治紊亂，軍紀腐敗，有較強的外力加以壓迫，即如山崩川潰，不可複止。西晉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軍閥擅權的結果，五胡擾亂的原因。五胡亂華之世，是不甚用中國人當兵的（說已見第四十章）。其時用漢兵的，除非所需兵數太多，異族人數不足，乃調發以充數。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晉諸役是。這種軍隊，自然不會有什麼戰鬥力的（軍隊所靠的是訓練。當時的五胡，既不用漢人做主力的軍隊，自然無所謂訓練。《北齊書·高昂傳》說：高祖討尒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見軍隊只重訓練，並非民族本有的強弱）。所以從劉、石倡亂以來，至於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權，始終在異族手裡。這是漢族難於恢復的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機會，正多著呢？然則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機北伐？此則仍由軍人專橫，中央權力不能統一之故。試看晉朝東渡以後，荊、揚二州的相持，宋、齊、梁、陳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爭鬥的情形，便可知道。
北強南弱之勢，是從東晉後養成的。三國以前，軍事上的形勢，是北以持重勝，南以剽悍勝。論軍隊素質的佳良，雖南優於北，論社會文明的程度，則北優於南，軍事上勝敗的原因，實在於此。後世論者，以為由於人民風氣的強弱，實在是錯誤的（秦雖並六國，然劉邦起沛，項籍起吳，卒以亡秦，實在是秦亡於楚。所以當時的人，還樂道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以為應驗。劉項成敗，原因在戰略上，不關民氣強弱，是顯而易見的。吳、楚七國之亂，聲勢亦極煊赫，所以終於無成，則因當時天下安定，不容有變，而吳王又不知兵之故。孫策、孫權、周瑜、魯肅、諸葛恪、陸遜、陸抗等，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矯然與北方相抗，且有吞併中原之志，而魏亦竟無如之何，均可見南方風氣的強悍）。東晉以後，文明的重心，轉移於南，訓卒厲兵，本可於短期間奏恢復之烈。所以終無成功，而南北分裂，竟達於269年之久，其結果且卒並於北，則全因是時，承襲漢末的餘毒，（一）士大夫衰頹不振，（二）軍人擁兵相猜，而南方的政權，顧全在此等北來的人手中之故。試設想：以孫吳的君臣，移而置之於東晉，究竟北方能否恢復？便可見得。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無怪杜甫要對呂蒙營而感慨了。經過這長時期的腐化，而南弱的形勢遂成。而北方當是時，則因長期的戰鬥，而造成一武力重心。趙翼《廿二史札記》有一條，說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見自南北朝末至唐初，武力的重心，實未曾變。按五胡之中，氐、羌、羯民族皆小，強悍而人數較多的，只有匈奴、鮮卑。匈奴久據中原之地，其形勢實較鮮卑為佳。但其人太覺兇暴，羯亦然。被冉閔大加殺戮後，其勢遂衰。此時北方之地，本來即可平靖。然自東晉以前，虎鬥龍爭，多在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數省境內。遼寧、熱、察、綏之地，是比較安靜的。鮮卑人休養生息於此，轉覺氣完力厚。當時的鮮卑人，實在是樂於平和生活，不願向中原侵略的。所以北魏平文帝、昭成帝兩代，都因要南侵為其下所殺（見《魏書·序紀》）。然到道武帝，卒肆其凶暴，強迫其下，侵入中原（道武帝伐燕，大疫，群下成思還北。帝曰：“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卹乎無民？”群臣乃不敢復言，見《魏書·本紀》皇始二年。按《序紀》說：穆帝“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而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誅。”其殘酷如此。道武帝這話，已經給史家文飾得很溫婉的了。若照他的原語，記錄下來，那便是“你們要回去，我就要把你們全數殺掉”。所以群臣不敢復言了）。此時割據中原的異族，既已奄奄待斃，宋武帝又因內部矛盾深刻，不暇經略北方，北方遂為所據。然自孝文帝南遷以前，元魏立國的重心，仍在平城。屬於南方的侵略，僅是發展問題，對於北方的防禦，卻是生死問題，所以要於平城附近設六鎮，以武力為拱衛。南遷以後，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釀成六鎮之亂。因六鎮之亂而造成一個尒朱氏。連高氏、賀拔氏、宇文氏等，一齊帶入中原。龍爭虎鬥者，又歷五六十年，然後統一於隋。隋唐先世，到底是漢族還是異族，近人多有辯論。然民族是論文化的，不是論血統的。近人所辯論的，都是血統問題，在民族鬥爭史上，實在無甚意義。至於隋唐的先世，曾經漸染胡化，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則無可諱言。所以自尒朱氏之起至唐初，實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的時代。要到唐貞觀以後，此項文化的色彩，才漸漸淡滅（唐初的隱太子、巢剌王、常山愍王等，還都係帶有胡化色彩的人）。五胡亂華的已事，雖然已成過去，然在軍事上，重用異族的風氣，還有存留。試看唐朝用番將番兵之多，便可明白。論史者多以漢唐並稱。論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較漢朝為尤大。然此乃世運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進步）。若論軍事上的實力，則唐朝何能和漢朝比？漢朝對外的征討，十之八九是發本國兵出去打的，唐朝則多是以夷制夷。這以一時論，亦可使中國的人民，減輕負擔，然通全局而觀之，則亦足以養成異族強悍，漢族衰頹之勢。安祿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橫行中原，都由於此。就是宋朝的始終不振，也和這有間接的關係。因為久已柔靡的風氣，不易於短時期中訓練之使其變為強悍。而唐朝府兵的廢壞，亦和其擱置不用，很有關係的。
府兵之製起於週。籍民為兵，蠲其租調，而令刺史以農隙教練。分為百府，每府以一郎將主之，而分屬於二十四軍（當時以一柱國主二大將，一將軍統二開府，開府各領一軍），其眾合計不滿五萬。隋、唐皆沿其製，而分屬於諸衛將軍。唐制，諸府皆稱折衝府。各置折衝都尉，而以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而免。全國六百三十四府，在關中的有二百六十一府，以為強幹弱枝之計。府兵之製：平時耕以自養。戰時調集，命將統之。師還則將上所佩印、兵各還其府。 （一）無養兵之費，而有多兵之用。 （二）兵皆有業之民，無無家可歸之弊。 （三）將帥又不能擁兵自重。這是與藩鎮之兵及宋募兵之製相較的優點。從前的論者多稱之。但兵不惟其名，當有其實。唐朝府兵制度存在之時，得其用者甚少。此固由於唐時征討，多用番兵，然府兵恐亦未足大用。其故，乃當時的風氣使之，而亦可謂時勢及國家之政策使之。兵之精強，在於訓練。主兵者之能勤於訓練，則在預期其軍隊之有用。若時值承平，上下都不以軍事為意，則精神不能不懈弛；精神一懈弛，訓練自然隨之而廢了。所以唐代府兵制度的廢壞，和唐初時局的承平，及唐代外攘，不甚調發大兵，都有關係。高宗、武后時，業已名存實亡。到玄宗時，就竟不能給宿衛了（唐時宿衛之兵，都由諸府調來，按期更換，謂之“番上”。番即現在的班字）。時相張說，知其無法整頓，乃請宿衛改用募兵，謂之騎，自此諸府更徒存虛籍了。
唐初邊兵屯戍的，大的稱軍，小的稱城鎮守捉，皆有使以主之。統屬軍、城鎮守捉的曰道。道有大總管，後改稱大都督。大都督帶使持節的，人稱之為節度使。睿宗後遂以為官名。唐初邊兵甚少。武后時，國威陵替。北則突厥，東北則奚、契丹，西南則吐蕃皆跋扈。玄宗時，乃於邊陲置節度使，以事經略。而自東北至西北邊之兵尤強，天下遂成偏重之勢。安祿山、史思明皆以胡人而懷野心，卒釀成天寶之亂。亂後藩鎮遂遍於內地。其中安史餘孽，唐朝不能徹底剷除，亦皆授以節度使。諸鎮遂互相結約，以土地傳子孫，不奉朝廷的命令。肅、代二世，皆姑息養癰。德宗思整頓之，而兵力不足，反召朱泚之叛。後雖削平朱泚，然河北、淮西，遂不能問。憲宗以九牛二虎之力，討平淮西，河北亦聞風自服。然及穆宗時，河北即復叛。自此終唐之世，不能戡定了。唐朝藩鎮，始終據土自專的，固然只有河北。然其餘地方，亦不免時有變亂。且即在平時，朝廷指揮統馭之力，亦總不甚完全。所以肅、代以還，已隱伏分裂之勢。至黃巢亂後，遂潰決不可收拾了。然藩鎮固能梗命，而把持中央政府，使之不能振作的，則禁軍之患，尤甚於藩鎮。
禁軍是唐初從征的兵，無家可歸的。政府給以渭北閒田，留為宿衛，號稱元從禁軍。此本國家施恩之意，並非仗以戰鬥。玄宗時破吐蕃，於臨洮之西置神策軍。安史之亂，軍使成如璆遣將衛伯玉率千人入援，屯於陝州。後如璆死，神策軍之地，陷於吐蕃，乃即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仍屯於陝，而中官魚朝恩以觀軍容使監其軍。伯玉死，軍遂統於朝恩。代宗時，吐蕃陷長安，代宗奔陝，朝恩以神策軍扈從還京。其後遂列為禁軍，京西多為其防地。德宗自奉天歸，懷疑朝臣，以中官統其軍。其時邊兵賞賜甚薄，而神策軍頗為優厚，諸將遂多請遙隸神策軍，軍額擴充至十五萬。中官之勢，遂不可製。 “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唐書·僖宗紀》讚語。參看《廿二史札記·唐代宦官之禍》條）順宗、文宗、昭宗皆以欲誅宦官，或遭廢殺，或見幽囚。當時的宦官，已成非用兵力，不能剷除之勢。然在宦官監製之下，朝廷又無從得有兵力（文宗時，鄭注欲奪宦官之兵而敗。昭宗欲自練兵以除宦官而敗）。召外兵，則明知宦官除而政權將入除宦官者之手，所以其事始終無人敢為。然相持至於唐末，卒不得不出於此一途。於是宦官盡而唐亦為朱梁所篡了。宦官之禍，是歷代多有的，擁兵為患的，卻只是唐朝（後漢末，蹇碩欲圖握兵，旋為何進所殺）。總之，政權根本之地，不可有擁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過其中之一罷了。
禁兵把持於內，藩鎮偃蹇於外，唐朝的政局，終已不可收拾，遂分裂而為五代十國。唐時的節度使，雖不聽政府的命令，而亦不能節制其軍隊。軍隊不滿意於節度使，往往譁變而殺之，而別立一人。政府無如之何，只得加以任命。狡黠的人，遂運動軍士，殺軍帥而擁戴自己。即其父子兄弟相繼的，亦非厚加賞賜，以餌其軍士不可。凡此者，殆已成為通常之局。所謂“地擅於將，將擅於兵”。五代十國，惟南平始終稱王，餘皆稱帝，然論其實，則仍不過一節度使而已。宋太祖黃袍加身，即係唐時擁立節度使的故事，其餘證據，不必列舉。事勢至此，固非大加整頓不可。所以宋太祖務要削弱藩鎮，而加強中央之兵。
宋朝的兵制：兵之種類有四：曰禁軍，是為中央軍，均屬三衙。曰廂軍，是為地方兵，屬於諸州。曰鄉兵，系民兵，僅保衛本地方，不出戍。曰番兵，則係異族團結為兵，而用鄉兵之法的。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將廂軍之強者，悉升為禁軍，其留為廂軍者，不甚教閱，僅堪給役而已。鄉兵、番兵，本非國家正式的軍隊，可以弗論。所以武力的重心，實在禁軍。全國須戍守的地方，乃遣禁軍更番前往，謂之“番戍”。昔人議論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詆毀。甚至以為唐朝的所以強，宋朝的所以弱，即由於藩鎮的存廢。這真是瞽目之談。唐朝強盛時，何嘗有什麼藩鎮？到玄宗設立藩鎮時，業已因國威陵替，改取守勢了。從前對外之策，重在防患未然。必須如漢之設度遼將軍、西域都護，唐之設諸都護府，對於降伏的部落，（一）監視其行動，（二）通達其情意，（三）並處理各部族間相互的關係。總而言之，不使其（一）互相併吞，（二）坐致強大，是為防患未然。其設置，是全然在夷狄境內，而不在中國境內的，此之謂“守在四夷”。是為上策。經營自己的邊境，已落第二義了。然果其士馬精強，障塞完固，中央的軍令森嚴，邊將亦奉令維謹，尚不失為中策。若如唐朝的藩鎮擅土，則必自下策而入於無策的。因為軍隊最怕的是驕，驕則必不聽命令，不能對外，而要內訌；內訌，勢必引外力以為助，這是千古一轍的。以唐朝幽州兵之強，而不能製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鎮遍於內地，而黃巢橫行南北，如入無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後把他打平；五代時，又因中央和藩鎮的內訌，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鐵一般強，山一般大的證據。藩鎮的為禍為福，可無待於言了。宋朝的兵，是全出於招募的，和府兵之製相反，論者亦恆右唐而左宋，這亦是耳食之談。募兵之製，雖有其劣點，然在經濟上及政治上，亦自有其相當的價值。天下姦悍無賴之徒，必須有以銷納之，最好是能懲治之、感化之，使改變其性質，此輩在經濟上，即是所謂“無賴”，又其性質，不能勤事生產，欲懲治之、感化之極難。只有營伍之中，規律最為森嚴，或可約束之，使之改變。此輩性行雖然不良，然苟能束之以紀律，其戰鬥力，不會較有身家的良民為差，或且較勝。利用養兵之費，銷納其一部分，既可救濟此輩生活上的無賴，而餉項亦不為虛糜。假若一個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則其人已經過長期的訓練；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數的性質，必已改變，可以從事於生產，變做一個良民了。以經濟原理論，本來宜於分業，平民出餉以養兵，而於戰陣之事，全不過問，從經濟的立場論，是有益無損的。若謂行募兵之製，則民不知兵，則舉國皆兵，實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在昔日，兵苟真能禦敵，平民原不須全體當兵。所以說募兵之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當的價值。宋代立法之時，亦自有深意。不過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見罷了。宋朝兵制之弊在於：（一）兵力的逐漸腐敗。 （二）番戍之製：（甲）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既不便於指揮統馭。 （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習地形，又和當地的人民，沒有聯絡。 （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費，卻等於三年一次出征。 （三）而其尤大的，則在帶兵的人，利於兵多，（子）既可缺額刻餉以自肥，（醜）又可役使之以圖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許；每逢水旱偏災，又多以招兵為救荒之策，於是兵數遞增。宋開國之時，不滿二十萬。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萬。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萬。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萬。仁宗時，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後雖稍減，仍有一百一十六萬。歐陽修說：“天下之財，近自淮甸，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重，至於不可複加。”養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戰，亦伏危機，何況並不能戰，對遼、對夏，都是隱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時，仍驅鄉兵以御敵呢？當時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顧慮召變而不敢裁。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任廂軍的免為民，兵額減至過半。又革去番戍之製，擇要地使之屯駐，而置將以統之（以第一、第二為名，全國共九十一將）。安石在軍事上，雖然無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氣，是值得稱道的。惟其所行民兵之製，則無甚成績，而且有弊端。
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製連帶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為一保，設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五百家為一都保，設都保正、副。家有兩丁的，以其一為保丁。其初日輪若干人儆盜。後乃教以武藝，籍為民兵。民兵成績，新黨亦頗自詡（如《宋史》載章悖之言，謂“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趨赴，馬上藝事，往往勝諸軍”之類）。然據《宋史》所載司馬光、王岩叟的奏疏，則其（一）有名無實，以及（二）保正長巡檢使等的誅求，真是暗無天日。我們不敢說新黨的話，全屬子虛，然這怕是少數，其大多數，一定如舊黨所說的。因為此等行政上的弊竇，隨處可以發現。民兵之製，必要的條件有二：（一）為強敵壓迫於外。如此，舉國上下，才有憂勤惕厲的精神，民雖勞而不怨。 （二）則行政上的監督，必須嚴密。官吏及保伍之長，才不敢倚勢虐民。當時這兩個條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餘於利。至於伍保之法，起源甚古。 《周官》大司徒說：“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這原和《孟子》“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意相同，乃使之互相救卹。商君令什伍相司（同伺）連坐，才使之互相稽查。前者為社會上固有的組織，後者則政治上之所要求。此惟亂時可以行之。在平時，則犯大惡者（如謀反叛逆之類）非極其秘密，即徒黨眾多，聲勢浩大（如江湖豪俠之類）；或其人特別凶悍，為良民所畏（如土豪劣紳之類），必非人民所能檢舉。若使之檢舉小惡，則徒破壞社會倫理，而為官吏開敲詐之門，其事必不能行。所以自王安石創此法後，歷代都只於亂時用以清除奸軌，在平時總是有名無實，或併其名而無之的（伍保之法，歷代法律上本來都有，並不待王安石的保甲，然亦都不能行）。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的一變。自此募兵之數減少。元祐時，舊黨執政，民兵之製又廢。然募兵之額，亦迄未恢復。徽宗時，更利其缺額，封樁其餉，以充上供，於是募兵亦衰。至金人入犯，以陝西為著名多兵之地，種師道將以入援，僅得一萬五千人而已。以兵多著名的北宋，而其結果至於如此，豈非奇談？
南渡之初，軍旅寡弱。當時諸將之兵，多是靠招降群盜或招募，以資補充的。其中較為強大的，當推所謂御前五軍。楊沂中為中軍，總宿衛。張俊為前軍，韓世忠為後軍，岳飛為左軍，劉光世為右軍，皆屯駐於外，是為四大將。光世死，其軍叛降偽齊（一部分不叛的，歸於張俊），以四川吳玠之軍補其缺。其時岳飛駐湖北，韓世忠駐淮東，張俊駐江東，皆立宣撫司。宗弼再入犯，秦檜決意言和，召三人入京，皆除樞密副使，罷三宣撫司，以副校統其兵，稱為統制御前軍馬。駐紮之地仍舊，謂之某州駐紮御前諸軍。四川之兵，亦以御前諸軍為號。直達朝廷，帥臣不得節制。其餉，則特設總領以司之，不得自籌。其事略見《文獻通考·兵考》。
北族在歷史上，是個侵略民族。這是地理條件所決定的。在地理上，（一）瘠土的民族，常向沃土的民族侵略。 （二）但又必具有地形平坦，利於集合的條件。所以像天山南路，沙漠綿延，人所居住的，都是星羅棋布的泉地，像海中的島嶼一般；又或仰雪水灌溉，依天山之麓而建國；以至青海、西藏，山嶺崎嶇，交通太覺不便，則土雖瘠，亦不能成為侵略民族。歷史上侵掠的事實，以蒙古高原為最多，而遼、吉二省間的女真，在近代，亦曾兩度成為侵略民族。這是因為蒙古高原，地瘠而平，於侵掠的條件，最為完具。而遼吉二省，地形亦是比較平坦的，且與繁榮的地方相接近，亦有以引起其侵略之慾望。北族如匈奴、突厥等，雖然強悍，初未嘗侵入中國。五胡雖佔據中國的一部分，然久居塞內，等於中國的亂民，而其製度亦無足觀。只有遼、金、元、清四朝，是以一個異民族的資格，侵入中國的；而其製度，亦和中國較有關係。今略述其事如下。
四朝之中，遼和中國的關係最淺。遼的建國，系合部族及州縣而成。部族是它的本族，和所征服的北方的游牧民族。州縣則取自中國之地。其兵力，亦是以部族為基本的。部族的離合，及其所居之地，都係由政府指定，不能自由。其人民全體皆隸兵籍。當兵的素質，極為佳良。 《遼史》稱其“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能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部族實為之爪牙”，可謂不誣了。但遼立國雖以部族為基本，而其組織軍隊，亦非全不用漢人。世徒見遼時的五京鄉丁，只保衛本地方，不出戍，以為遼朝全不用漢人做正式軍隊，其實不然。遼制有所謂宮衛軍者，每帝即位，輒置之。出則扈從，入則居守，葬則因以守陵。計其丁數，凡有四十萬八千，出騎兵十萬一千。所謂不待調發州縣部族，而十萬之兵已具。這是遼朝很有力的常備軍。然其置之也，則必“分州縣，析部族”。又太祖征討四方，皇后述律氏居守，亦摘蕃漢精銳三十萬為屬珊軍。可見遼的軍隊中，亦非無漢人了。此外遼又有所謂大首領部族軍，乃親王大臣的私甲，亦可率之以從征。國家有事，亦可向其量借。又北方部族，服屬於遼的，謂之屬國，亦得向其量借兵糧。契丹的疆域頗大，兵亦頗多而強，但其組織不堅凝。所以天祚失道，金兵一臨，就土崩瓦解。這不是遼的兵力不足以御金，乃是並沒有從事於抵禦。其立國本無根柢，所以土崩瓦解之後，亦就更無人從事於復國運動。耶律大石雖然有意於恢復，在舊地，亦競不能自立了。
金朝的情形，與遼又異。遼雖風氣敦樸，然畜牧極盛，其人民並不貧窮的。金則起於瘠土，人民非常困窮。然亦因此而養成其耐勞而好侵掠的性質。 《金史》說其“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致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可見其侵掠的動機了。金本系一小部族，其兵，全系集合女真諸部族而成。戰時的統帥，即係平時的部長。在平時稱為孛堇，戰時則稱為猛安謀克。猛安譯言千夫長，謀克譯言百夫長，這未必真是千夫和百夫，不過依其眾寡，略分等級罷了。金朝的兵，其初戰鬥力是極強的，但遷入中原之後，腐敗亦很速。看《廿二史札記·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一條，便可知道。金朝因其部落的寡少，自伐宋以後，即參用漢兵。其初契丹、渤海、漢人等，投降金朝的，亦都授以猛安謀克。女真的猛安謀克戶，雜居漢地的，亦聽其與契丹、漢人相婚姻，以相固結。熙宗以後，漸想把兵柄收歸本族。於是罷漢人和渤海人猛安謀克的承襲。移剌窩斡亂後，又將契丹戶分散，隸屬於諸猛安謀克。自世宗時，將猛安謀克戶移入中原，其人既已腐敗到既不能耕，又不能戰，而宣宗南遷，仍倚為心腹，外不能抗敵，而內斂怨於民。金朝的速亡，實在是其自私本族，有以自召之的。總而言之：文明程度落後的民族，與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遇，是無法免於被同化的。像金朝、清朝這種用盡心機，而仍不免於滅亡，還不如像北魏孝文帝一般，自動同化於中國的好。
元朝的兵制，也是以壓制為政策的。其兵出於本部族的，謂之蒙古軍。出於諸部族的，謂之探馬赤軍。既入中原後，取漢人為軍，謂之漢軍。其取兵之法，有以戶論的，亦有以丁論的。兵事已定之後，曾經當過兵的人，即定入兵籍，子孫世代為兵。其貧窮的，將幾戶合併應役。甚貧或無後的人，則落其兵籍，別以民補。此外無他變動。其滅宋所得的兵，謂之新附軍。帶兵的人，“視兵數之多寡，為爵秩之崇卑”，名為萬戶、千戶、百戶。皆分上、中、下。初制，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職，死於病者降一等。後來不論大小及身故的原因，一概襲職。所以元朝的軍官，可視為一個特殊階級。世祖和二三大臣定計：使宗王分鎮邊徼及襟喉之地。河、洛、山東，是他們所視為腹心之地，用蒙古軍、探馬赤軍戍守。江南則用漢軍及新附軍，但其列城，亦有用萬戶、千戶、百戶戍守的。元朝的兵籍，漢人是不許閱看的。所以佔據中國近百年，無人知其兵數。觀其屯戍之製，是很有深心的。但到後來，其人亦都入洪爐而俱化。末葉兵起時，宗王和世襲的軍官，並不能護衛它。
元朝以異族入據中國，此等猜防之法，固然無怪其然。明朝以本族人做本族的皇帝，卻亦暗襲其法，那就很為無謂了。明製：以五千六百人為衛。一千一百十二人為千戶所，一百十二人為百戶所（什伍之長，歷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數內，明朝則在其外。每一百戶所，有總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為一百十二人）。衛設都指揮使，隸屬於五軍都督府。兵的來路有三種：第（一）種從征，是開國時固有的兵。第（二）種歸附，是敵國兵投降的。第（三）種謫發，則是刑法上罰令當兵的，俗話謂之“充軍”。從征和歸附，固然是世代為兵，謫發亦然。身死之後，要調其繼承人，繼承人絕掉，還要調其親族去補充的，謂之“句丁”。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為本，而加以補充的。五軍都督府，多用明初勳臣的子孫，也是模仿元朝軍官世襲之製。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有私心，要把一群人團結為一黨，互相護衛，以把持天下的權利，其結果，總是要自受其害的。軍官世襲之製，後來腐敗到無可挽救，即其一端。金朝和元朝，都是異族，他們社會進化的程度本淺，離封建之世未遠，猛安謀克和萬戶千戶百戶，要行世襲之製，還無怪其然。明朝則明是本族人，卻亦重視開國功臣的子孫，把他看做特別階級，其私心就不可恕了。抱封建思想的人，總以為某一階級的人，其特權和權利，既全靠我做皇帝才能維持，他們一定會擁護我。所以把這一階級的人，看得特別親密。殊不知這種特權階級，到後來荒淫無度，知識志氣，都沒有了，何謂權利？怕他都不大明白。明白了，明白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了，明白自己的權利，如何才得維持了，因其懦弱無用，眼看著他人搶奪他的權利，他亦無如之何。所謂貴戚世臣，理應與國同休戚的，卻從來沒有這回事，即由於此。武力是不能持久的。持久了，非腐敗不可。這其原因，由於戰爭是社會的變態而非其常態。變態是有其原因的，原因消失了，變態亦即隨之而消失。所以從歷史上看來，從沒有一支真正強盛到幾十年的軍隊（因不遇強敵，甚或不遇戰事，未至潰敗決裂，是有的。然這只算是僥倖。極強大的軍隊，轉瞬化為無用，這種事實，是舉不勝舉的。以宋武帝的兵力，而到文帝時即一蹶不振，即其一例。又如明末李成樑的兵力，亦是不堪一擊的，僥倖他未與滿洲兵相遇罷了。然而軍事的敗壞，其機實隱伏於成梁之時，這又是其一例。軍隊的腐敗，其表現於外的，在精神方面，為士氣的衰頹；在物質方面，則為積弊的深痼。雖有良將，亦無從整頓，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世人不知其原理，往往想就軍隊本身設法整頓，其實這是無法可設的。因為軍隊是社會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廣大社會的影響。在社會學上，較低的原理，是要受較高的原理的統馭的）。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這種思想，亦是以常識論則是，而經不起科學評判的。因為到有事時，預備著的軍隊，往往無用，而仍要臨時更造。府兵和衛所，是很相類的製度。府兵到後來，全不能維持其兵額。明朝對於衛所的兵額，是努力維持的，所以其缺額不至如唐朝之甚。然以多數的兵力，對北邊，始終只能維持守勢（現在北邊的長城，十分之九，都是明朝所造）。末年滿洲兵進來，竟爾一敗塗地，則其兵力亦有等於無。此皆特殊的武力不能持久之證。
清朝太祖崛起，以八旗編制其民。太宗之世，蒙古和漢人歸降的，亦都用同一的組織。這亦和金朝人以猛安謀克授渤海、漢人一樣。中國平定之後，以八旗兵駐防各處，亦和金朝移猛安謀克戶於中原，及元朝鎮戍之製，用意相同。惟金代的猛安謀克戶，系散居於民間；元朝萬戶分駐各處，和漢人往來，亦無禁限。清朝駐防的旗兵，則係和漢人分城而居的，所以其衝突不如金元之烈。但其人因此與漢人隔絕，和中國的社會，全無關係，到末造，要籌劃旗民生計，就全無辦法了。清代的漢兵，謂之綠旗，亦稱綠營。中葉以前的用兵，是外徵以八旗為主，內亂以綠營為主的。八旗兵在關外時，戰鬥之力頗強。中國軍隊強悍的，亦多只能取守勢，野戰總是失利時居多（洪承疇松山之戰，是其一例）。然入關後腐敗亦頗速。三藩亂時，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自此至太平天國興起時，內地粗覺平安，對外亦無甚激烈的戰鬥。武功雖盛，實多僥天之幸。所以太平軍一起，就勢如破竹了。
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兩種潮流潛伏著，推波助瀾，今猶未已，非通觀前後，是不能覺悟出這種趨勢來的。這兩種潮流：其（一）是南方勢力的興起。南部數省，向來和大局無甚關係。自明桂王據云貴與清朝相抗，吳三桂舉兵，雖然終於失敗，亦能震盪中原；而西南一隅，始隱然為重於天下。其後太平軍興，征伐幾遍全國。雖又以失敗終，然自清末革命，至國民政府北伐之成功，始終以西南為根據。現在的抗戰，還是以此為民族復興的策源地的。其（二）是全國皆兵制的恢復。自秦朝統一以後，兵民漸漸分離，至後漢之初，而民兵之製遂廢，至今已近二千年了。康有為說，中國當承平時代，是沒有兵的。雖亦有稱為兵的一種人，其實性質全與普通人民無異（見《歐洲十一國遊記》）。此之謂有兵之名，無兵之實。曠觀歷代，都是當需要用兵時，則產生出一支真正的軍隊來；事過境遷，用兵的需要不存，此種軍隊，亦即凋謝，而只剩些有名無實的軍隊，充作儀仗之用了。此其原理，即由於上文所說的戰爭是社會的變態，原不足怪。但在今日，帝國主義跋扈之秋，非恢復全國皆兵之製，是斷不足以自衛的。更無論扶助其他弱小民族了。這一個轉變，自然是極艱難。但環境既已如此，決不容許我們的不變。當中國和歐美人初接觸時，全未知道需要改變。所想出來的法子，如引誘他們上岸，而不和他在海面作戰；如以靈活的小船，制他笨重的大船等，全是些閉著眼睛的妄論。到咸同間，外患更深了。所謂中興將帥，（一）因經驗較多，（二）與歐美人頗有相當的接觸，才知道現在的局面，非複歷史上所有。欲圖適應，非有相當的改革不可。於是有造成一支軍隊以適應時勢的思想。設船政局、製造局，以改良器械；陸軍則改練洋操；亦曾成立過海軍，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即至清末，要想推行徵兵制。其實所取的辦法，離民兵之製尚遠，還不過是這種思想。民國二十餘年，兵制全未革新，且複演了歷史上武人割據之局。然時代的潮流，奔騰澎湃，終不容我不捲入旋渦。抗戰以來，我們就一步步的，走入舉國皆兵之路了。這兩種文化，現在還在演變的中途，我們很不容易看出其偉大。然在將來，作歷史的人，一定要認此為劃時代的大轉變，是毫無可疑的。這兩種文化，實在還只是一種。不過因為這種轉變，強迫著我們，發生一種新組織，以與時代相適應，而時代之所以有此要求，則緣世界交通而起。在中國，受世界交通影響最早的是南部。和舊文化關係最淺的，亦是南部，受舊文化的影響較淺，正是迎受新文化的一個預備條件。所以近代改革的原動力，全出於南方；南方始終代表著一個開明的勢力（太平天國，雖然不成氣候，湘淮軍諸首領，雖然頗有學問，然以新舊論，則太平天國，仍是代表新的，湘淮軍人物，仍是代表舊的。不過新的還未成熟，舊的也還餘力未盡罷了）。千迴百折，似弱而卒底於有成。
幾千年以來，內部比較平安，外部亦無真正大敵。因此，養成中國（一）長期間無兵，只有需要時，才產生真正的軍隊；（二）而這軍隊，在全國人中，只佔一極小部分。在今日，又漸漸的改變，而走上全國皆兵的路了。而亙古未曾開發的資源，今日亦正在開發。以此廣大的資源，供此眾多民族之用，今後世界的戰爭，不更將增加其慘酷的程度麼？不，戰爭只是社會的變態。現在世界上戰爭的慘酷，都是帝國主義造成的，這亦是社會的一個變態，不過較諸既往，情形特別嚴重罷了。變態是決不能持久的。資本的帝國主義，已在開始崩潰了。我們雖有橫絕一世的武力，大勢所趨，決然要用之於打倒帝國主義之途，斷不會加入帝國主義之內，而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