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賦稅，合幾千年的歷史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以最大多數的農民所負擔的田稅、軍賦、力役為基本，隨時代變化，而成為種種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終被看做是最重要的賦稅。其（二）自此以外的稅，最初無有，後來逐漸發生，逐漸擴張，直至最近，才成為重要部分。
租、稅、賦等字樣，在後世看起來，意義無甚區別，古代則不然。漢代的田稅，古人稱之為稅，亦即後世所謂田賦。其收取，據孟子說，有貢、助、徹三法。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週人百畝而徹（五十、七十當系夏殷頃畝，較週為小，不然，孟子所說井田之製，就不可通了）。又引龍子的話，說“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即是取幾年的平均額，以定一年的稅額。樂歲不能多，凶年不能減。所以龍子詆為惡稅。助法，據孟子說，是將一方里之地，分為九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一方里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歸公家；私田所入，亦全歸私家，不再收稅。徹則田不分公私，而按畝取其幾分之幾。按貢法當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時征服之族與被征服之族，尚未合併為一，截然是兩個團體。征服之族，只責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納農作品若干。其餘一切，概非所問（此時納稅的實係被征服之族之團體，而非其個人），所以有此奇異的製度。至於助、徹，該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製度，在田畝自氏族分配於家族時代發生的（參看第三十八、第四十一兩章自明）。三者的稅額，孟子說：“其實皆十一也。”這亦不過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說，明明是九一，後儒說：公田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各耕公田十畝，則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語粗略，計數更不精確，這是不足以為懷疑孟子的話而加以責難的根據。古代的田制有兩種：一種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劃，是為井田。一種是崎嶇之地，面積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是為畦田（即圭田）。古代征服之族，居於山險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規劃，還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既說周朝行徹法，又說雖周亦助，也是這個道理（參看第四十章自明）。
賦所出的，是人徒、車、輦、牛、馬等，以供軍用。今文家說：十井出兵車一乘（《公羊》宣公十年，昭公元年何《注》）。古文家據《司馬法》，而《司馬法》又有兩說：一說以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遞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鄭《注》引）。又一說以四井為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注《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引之，見《小司徒疏》）。今文家所說的製度，常較古文家早一時期，說已見前。古文家所說的軍賦，較今文家為輕，理亦由此（《司馬法》實戰國時書。戰國時國大了，所以分擔的軍賦也輕）。
役法，《禮記·王制》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官·均人》說：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 《小司徒》說：“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之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案田與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起徒役則是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地方上固有的事，總是與人民利害相關的，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則利害未必能一致，或且相反。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輕重。然到後來，用兵多而差徭繁，能否盡守此規則，就不可知了。古代當兵亦是役的一種。 《王制》說：“五十不從力政（政同徵，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與服戎。”《周官·鄉大夫》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疏》說七尺是二十歲，六尺是十五歲。六尺是未成年之稱，其說大約是對的。然則後期的徭役，也比前期加重了。
以上是古代普遍的賦稅。至於山林川澤之地，則古代是公有的。手工業，簡易的人人會做，艱難的由公家設官經營。商業亦是代表部族做的（說已見第四十一章），既無私有的性質，自然無所謂稅。然到後來，也漸漸的有稅了。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數山澤，可見漢世自天子至封君，將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皆作為私奉養，由來已久（參看第四十一章）。市井租稅，即係商稅。古代工商業的分別，不甚清楚，其中亦必包含工稅。按《孟子·王制》，都說“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徵。”廛是民居區域之稱。古代土地公有，什麼地方可以造屋，什麼地方可以開店，都要得公家允許的，不能亂做。所以《孟子·滕文公上篇》，記“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然則市廛而不稅，即係給與開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稅，這是指後世所謂“住稅”而言，在都邑之內。關譏而不徵，自然是指後世所謂“過稅”而言。然則今文住稅、過稅俱無。而《周官》司市，必“兇荒札喪”，才“市無徵而作布”（造貨幣）；司關必兇荒才“無關、門之徵”（門謂城門），則住稅過稅都有了。又《孟子·公孫醜下篇》說：“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徵之”，龍即隴字。龍斷，謂隴之斷者。一個人佔據了，第二個人再不能走上去與之並處。罔即今網字。因為所居者高，所見者遠，遙見主顧來了，可以設法招徠；而人家也容易望見他，自可把市利一網打盡了。這是在鄉趕集的，而亦有稅，可見商稅的無孔不入了。此等山川、園池、市肆租稅，都是由封建時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各自徵收的，所以很缺乏統一性。
賦稅的漸增，固由有土者的淫侈，戰爭的不息，然社會進化，政務因之擴張，支出隨之巨大，亦是不可諱的。所以白圭說：“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即說：“子之道，貉道也。”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則賦稅的漸增，確亦出於事不獲已。倘使當時的諸侯大夫，能審察情勢，開闢利源，或增設新稅，或就舊稅之無害於人民者而增加其稅額，原亦不足為病。無如當時的諸侯大夫，多數是不察情勢，不顧人民的能否負擔，而一味橫徵暴斂。於是田租則超過十一之額，而且有如魯國的履畝而稅（見《春秋》宣公十五年。此因人民不盡力於公田，所以稅其私田），井田制度破壞盡了。力役亦加多日數，且不依時令，致妨害人民的生業。此等證據，更其舉不勝舉。無怪乎當時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然這還不算最惡的稅。最惡的稅，是一種無名的賦。古書中賦字有兩義：一是上文所述的軍賦，這是正當的。還有一種則是不論什麼東西，都隨時責之於民。所以《管子》說：“歲有凶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國蓄篇》）輕就是價賤，重就是價貴。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無，下令責其交納，人民只得求之於市，其物的價格就騰貴，商人就要因此剝削平民了。 《管子》又說：以室廡籍，以六畜籍，以田畝籍，以正人籍，以正戶籍。籍即是取之之意。以室廡籍，當謂按戶攤派。以田畝籍，則按田攤派。正人、正戶，當系別於窮困疲羸的人戶而言。六畜，謂畜有六畜之家，當較不養者為富（《山權數》雲：“若歲兇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此以家無孳畜為貧窮的證據），所以以之為攤派的標準。其苛細可謂已甚了。古代的封君，就是後世鄉曲的地主。後世鄉曲的地主，需要什麼東西，都取之於佃戶的，何況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權力呢？無定時、無定物、無定數，這是最惡的稅。
秦漢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古代租稅的系統，還覺分明。漢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稅，其取之甚輕。高祖時，十五稅一。文帝從晁錯之說，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為三十而稅一。後漢初年，嘗行十一之稅。天下已定，仍三十而稅一。除靈帝曾按畝斂修宮錢外，始終無他橫斂（修宮錢只是橫斂，實不能算增加田租），可謂輕極了。但古代的田，是沒有私租的，漢世則正稅之外，還有私租，所以國家之所取雖薄，農民的負擔，仍未見減輕，還只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製時，詔書說漢時的私租，“厥名三十，實十稅五”，則合三十稅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漢代的口錢，亦稱算賦。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錢百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見《漢書·高帝紀》四年、《昭帝紀》元鳳四年《注》引如淳說引《漢儀注》。按《周官》太宰九賦，鄭《注》說賦是“口率出泉”。又說：“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泉錢一字。觀此，知漢代的算賦，所謂人出百二十錢以食天子者，乃古代橫斂的賦所變。蓋因其取之無定時、無定物、無定數，實在太暴虐了，乃變為總取錢若干，而其餘一切豁免。這正和五代時的雜徵斂，宋世變為沿納；明時的加派，變為一條鞭一樣（見下）。至於正當的賦，則本是供軍用的，所以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漢代的錢價，遠較後世為貴，人民對於口錢的負擔，很覺其重。武帝令民生子三歲出口錢，民至於生子不舉。元帝時，貢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歲乃出口錢。見《漢書·貢禹傳》。役法：《高帝紀》二年《注》引如淳說，《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疇之義為類。古行世業之法，子弟的職業，恆與父兄相同（所謂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參看階級章）。而每一類的人，都有其官長（《國語·週語》說“宣王要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說“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數的證據），此即所謂疇官。傅之疇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負這一類中人所應負的義務了。這該是古制，漢代的人民，分類未必如古代之繁，因為世業之製破壞了。但法律條文，是陳舊的東西，事實雖變，條文未必隨之而變。如淳所引的律文，只看作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該當一切差徭就夠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將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徵收人民的勞力的，有役法，則公家舉辦事業，不必要出錢僱工，所以在財政上，也是一筆很大的收入。
財政的規模，既經擴張，自當創設新稅。創設新稅，自當用間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於農民。此義在先秦時，只有法家最明白。 《管子·海王篇》說，要直接向人民加賦，是人人要反對的。然鹽是無人不吃的；鐵器亦不論男女，人人要用，如針、釜、耒、耜之類。在鹽鐵上加些微之價，國家所得，已不少了。這是鹽鐵官賣或收稅最古的理論。此等稅或官賣，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漢代郡國，有的有鹽官、鐵官、工官（收工物稅）、都水官（收漁稅），有的又沒有，即由於此。當此之時，自應由中央統籌全局，定立稅法；或由中央直接徵收，或則歸之於地方。但當時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學的，王莽實亦兼採法家之說（見第四十一章），所以弘羊柄用時，便筦鹽鐵、榷酒酤，並行均輸、算緡之法（千錢為緡，估計資本所值之數，按之抽稅），王莽亦行六筦之製（見第四十一章），然行之既未盡善，當時的人，又大多數不懂得此種理論。汲黯說：天子只該“食租衣稅”。晉初定律，把關於酒稅等的法令，都另編為令，出之於律之外，為的是律文不可時改，而此等稅法，在當時，是認為不正當，天下太平之後，就要廢去的（見《晉書·刑法志》）。看這兩端，便知當時的人，對於間接稅法，如何的不了解。因有此等陳舊的見解，遂令中國的稅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賦兩種項目，是從晉定《戶調式》以後，才合併為一的。戶調之法，實起源於後漢之末。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只許每戶取綿絹若干，不准多收（見《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九年《注》）。大約這時候，一、人民流離，田畝荒廢，有能從事開墾的，方招徠之不暇，不便從田租上誅求。二、人民的得錢，是比較艱難的（這個歷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稅徵收谷帛，在前代，是有益於農民的。必欲收錢，在徵收租稅時，錢價就昂貴，谷帛的價，就相對下落了）。漢世錢價貴，喪亂之際，賣買停滯，又不能誅求其口錢。所以不如按戶責令交納布帛之類。這原是權宜之法。但到晉武帝平吳，制為定式之後，就成為定法了。戶調之法，是與官授田並行的。當時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已見第四十一章）。唐時，丁男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每年輸粟三石，謂之租。看地方的出產，輸綿及絲麻織品，謂之調。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閏加兩日，不役的納絹三尺，謂之庸。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後來，田不能授，而賦稅卻是按戶徵收了。你實際沒有田，人家說官話不承認。兼併的人，都是有勢力的，也無人來整頓他。於是無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稅。人皆託於宦、學、釋、老，或詐稱客戶以自免。其弊遂至不可收拾。當這時代，要想整頓，（一）除非普加清厘，責令兼併的人，將多餘的田退還，由官分給無田者。 （二）次則置兼併者於不問，而以在官的閒田，補給無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 （三）於是德宗時，楊炎為相，犧牲了社會政策的立法，專就財政上整頓，就有財產之人而收其稅，令於夏秋兩季交納（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是為兩稅。兩稅法的精意，全在“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從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十八個字。社會立法之意，雖然犧牲了，以財政政策而論，是不能不稱為良法的。
“兩稅以資產為宗”，倘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產者依其財產的多少，分別等第，負擔賦稅，而於無產者則加以豁免，則雖不能平均負賦，而在財政上，還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稱許的。然後此的苛稅，仍是向大多數農民剝削。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宋時的賦稅：有田畝之賦和城郭之賦，這是把田和宅地分別徵收的，頗可稱為合理。又有丁口之賦，則仍是身稅。又有雜變之賦，亦稱為沿納，是兩稅以外，苛取於民，而後遂變為常稅的，在理論上就不可容恕了。但各地方的稅率，本來輕重不一。苛捐雜稅，到整理之時，還能定為常賦，可見在理論上雖說不過去，在事實上為害還是不很大的。其自晚唐以來，厲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條鞭之法，為害才稍除的，則是役法。
力役是徵收人民的勞力的。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錢，次之是物品。至於勞力，則農家本有餘閒，但使用之不失其時，亦不過於苛重，即於私人無害，而於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當，亦不失為一種良好的賦稅（所以現行徵工之法，限定可以徵工的事項，在立法上是對的）。但是晚唐以後的役法，其厲民卻是最甚的。其原因：由於此時之所以役民者，並非古代的力役之徵，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徵，如築城郭、宮室，修溝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應役幾日，自然不慮其苛重了。至於在官的庶人，則可分為府、史、胥、徒四種。府是看守財物的。史是記事的。胥是才智之稱，所做的，當系較高的雜務。 “徒，眾也”，是不須才智，而只要用眾力之時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古代事務簡單，無甚技術關係，即府、史亦是多數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論了。但此等事務，是不能朝更暮改的。從事其間的，必須視為長久的職業，不能再從事於私人的事業，所以必須給之祿以代耕。後世社會進步了，凡事都有技術的關係，築城郭、宮室，修溝渠、道路等事，亦有時非人人所能為，何況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為的。然在後世，有追捕盜賊等事，亦非人人所能）？然晚唐以後，卻漸根據“丁”、“資”，以定戶等而役之。 （一）所謂丁資，計算已難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於是有等職務，至於破產而不能給。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從事生產，甚至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真可謂之殘酷無倫了。欲救此弊，莫如分別役的性質。可以役使人民的，依舊簽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則由公家出錢僱人充任。這本不過恢復古代力役之徵，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辦法，無甚稀奇，然宋朝主張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計及此。王安石所行的法，謂之免役。案宋代役法，原有簽差僱募之分。僱役之法：（一）者成為有給職，其人不至因荒廢私計而無以為生。 （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會做，有人不會做的，不會做的人要賠累，會做的人則未必然。官出資僱募，應募的自然都是會做這事情的人，決不至於受累，所以僱役之法，遠較差役為良。但當時行之，甚不普遍。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來應役的人，出免役錢；不役的人，出助役錢，官以其錢募人充役。此法從我們看來，所失者，即在於未曾分別役的性質，將可以簽差之事，仍留為力役之徵，而一概出錢僱募。使（一）農民本可以勞力代實物或貨幣的，亦概須以實物或貨幣納稅。 （二）而公家本可徵收人民勞力的事，亦因力役的習慣亡失，動須出錢僱募。於是有許多事情，尤其是建設事務，因此廢而不舉。這亦是公家的一筆損失。但就僱役和差役兩法而論，則僱役之法，勝於差役多了。而當時的舊黨，固執成見。元祐時，司馬光為相，竟廢僱役而仍行差役。此後雖亦差僱並行，總是以差為主，民受其害者又數百年。
田租、口賦、力役以外的賦稅，昔人總稱為雜稅。看這名目，便有輕視它，不列為財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這是前人見解的陳舊，說已見前。然歷代當衰亂之際，此等賦稅，還總是有的。如《隋書·食貨志》說：晉過江後，貨賣奴婢、馬牛、田宅、價值萬錢者，輸錢四百，買者一百，賣者三百，謂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稅。又說：都東方山津、都西石頭津，都有津主，以收荻、炭、魚、薪之稅，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餘，小市十餘，都置官司收稅，此即商稅中之過稅及住稅。北朝則北齊後主之世，有關、市、邸、店之稅。北周宣帝時，有入市稅。又酒坊、鹽池、鹽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時，卻把這些全數豁免，《文獻通考·國用考》盛稱之。然以現代財政學的眼光評論，則還是陳舊的見解。到唐中葉以後，藩鎮擅土，有許多地方，賦稅不入於中央；而此時稅法又大壞，中央收入減少，乃不得不從雜稅上設法。宋有天下以後，因養兵特多，此等賦稅，不能裁撤，南渡以後，國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頓。於是此等雜稅，遂漸漸的附庸蔚為大國了。不論在政治上、社會上，制度的改變，總是由事實逼迫出來的多，在理論指導之下發明的少。這亦是政治家的一種恥辱。
雜稅之中，最重要的是鹽稅。其法，始於唐之第五琦，而備於劉晏。籍民製鹽（免其役），謂之灶戶，亦謂之亭戶。製成之鹽，賣之商人，聽其所之，不復過問。後人稱之為就場徵稅。宋朝則有（一）官鬻，（二）通商兩法。而通商之中，又分為二：（甲）徑售之於商人，（乙）則稱為入邊、入中。入邊是“入邊芻粟”的略稱，入中則是“入中錢帛”的略稱。其事，還和茶法及官賣香藥、寶貨有關係。茶稅，起於唐德宗時。其初是和漆與竹木並稅的。後曾裁撤，旋又恢復，且屢增其額。其法亦係籍民製造，謂之園戶。園戶製成的茶，由官收買，再行賣給商人。官買茶的錢，是預給園戶的，謂之“本錢”。在江陵、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州的蘄口，設立六個榷貨務。除淮南十三場所出的茶以外，都送到這六個榷貨務出賣（惟川峽、廣南，聽其自賣，而禁出境）。京城亦有榷貨務，則是只收錢帛而不給貨的。宋初，以河東的鹽，供給河北的邊備。其賣鹽之法：是令商人入芻粟於國家指定之處，由該地方的官吏點收，給與收據，估計其價若干，由商人持此據至國家賣鹽之處，照價給之以鹽，是為入邊芻粟；其六榷貨務出賣的茶，茶是在各榷貨務取，錢帛是在京師榷貨務付出的，是為入中錢帛，這是所以省運輸之費，把漕運和官賣，合為一事辦理的，實在是個良法。至於香藥、寶貨，則是當時對外貿易的進口貨，有半官賣性質的。有時亦以補充入邊入中的不足，謂之三說（此即今兌換之兌字。兌換之兌無義，乃脫換之省寫，脫說古通用）。有時並益以緡錢，謂之四說。以鹽供入邊入中之用，其弊在於虛估。點收的官吏和商人串通了，將其所入之物，高抬價格，官物便變成賤價出賣，公家大受損失了。有一個時期，曾廢除估價，官以實物賣出，再將所得的錢，輦至出芻粟之處買入（這不啻入邊之法已廢，僅以官賣某物之價，指定供給某處的邊費而已）。但虛估之事，是商人和官吏，都有利益的，利之所在，自然政策易於搖動，不久其法复廢。到蔡京出來，其辦法卻聰明了。他對於商人要販賣官鹽的，給之以引。引分為長、短。有若干引，則準做若干鹽的賣買，而這引是要賣錢的。這不是賣鹽，只是出賣販鹽的許可證了。茶，先已計算官給本錢所得的息，均攤之於園戶，作為租稅，而許其與商人直接賣買。至此亦行引法，謂之茶引。蔡京是個貪污奸佞的人，然其所立鹽茶之法，是頗為簡易的，所以其後遂遵行不變。但行之既久，弊竇又生。因為國家既把鹽賣給大商人，不能不保證其銷路。於是藉國家的權力，指定某處地方，為某處所產之鹽行銷之地，是為“引地”。其事起於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極嚴。鹽的引額，是看銷費量而定的，其引地則看水陸運道而定，兩者都不能無變更，而鹽法未必隨之而變，商人恃有法律保護，高抬鹽價，於是私鹽盛行。因私鹽盛行之故，不得不舉辦緝私，其費用亦極大，鹽遂成為徵收費極鉅的賦稅。宋朝入邊入中之法，明朝還仿其意而行之。明初，取一部分的鹽，專與商人輸糧於邊的相交易，謂之中鹽。運糧至邊方，國家固然困難，商人也是困難的。計算收買糧食，運至邊方，還不如在邊方開墾之有利，商人遂有自出資本，僱人到邊上開墾的，謂之商屯。當時的開平衛，就是現在的多倫縣一帶，土地墾闢了許多。後來因戶部改令商人交納銀兩，作為庫儲，商屯才漸次撤廢。按移民實邊，是一件最難的事。有移殖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殖的財力。國家出資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殖能力的人，空耗財力，毫無成績。商人重利，其經營，一定比官吏切實些。國家專賣之物，如能劃出一部分，專和商人出資移民的相交易，一定能獎勵私人出資移民的。國家只須設官管理，規定若干條法律，使資本家不至剝削農民就夠了。這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師其意而行之的。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馬，含有振興中國馬政，及製馭西番兩種用意。因為內地無廣大的牧場，亦且天時地利等，養馬都不如西番的適宜，而西番馬少，則不能為患。其用意，亦是很深遠的。當時成績極佳。後因官吏不良，多與西番私行交易，好馬自私，駑馬入官，而其法才壞。現在各民族都是一家，雖不必再存什麼制馭之意，然藉此以振興邊方的畜牧，亦未嘗不是善策。這又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師其意而變通之的。
酒：歷代有禁時多，徵榷時少。因為昔人認酒為糜谷，而其物人人能製，要收稅或官賣，是極難的。歷代收酒稅認真的，莫如宋朝。其事亦起於唐中葉以後。宋時，諸州多置“務”自釀。縣和鎮鄉，則有許民釀而收其稅的。其收稅，多用投標之法，認稅最多的人，許其釀造，謂之“撲買”。承釀有一定年限。不及年限，而虧本停止，謂之“敗闕”。官吏為維持稅收起見，往往不許其停業。於是有勒令婚喪之家，買酒若干的；甚有均攤之於民戶的，這變成強迫買酒了，如何可行？但酒稅在北宋，只用為地方經費，如“酬獎役人”之類（當重難差徭的，以此調劑它）。到南宋，就列為中央經費了。官吏要維持收入，也是不得不然的。收酒稅之法，最精明的，是趙開的“隔釀”，亦稱為“隔槽”。行之於四川，由官闢釀酒的場所，備釀酒的器具，使凡要釀酒的，都自備原料，到這裡來釀。出此範圍之外，便一概是私酒。這是為便於緝私起見，其立法是較簡易的，不過取民未免太苛罷了。
阬冶：在唐朝，或屬州郡，或隸鹽鐵使。宋朝，或官置鹽、冶、場、務，或由民承買，而以分數中賣於官，皆屬轉運使。元朝礦稅稱為稅課，年有定額。此外還有許多無定額的，總稱為額外課（額外課中，通行全國的，為契稅及曆本兩項）。
商稅是起於唐朝的藩鎮的，宋朝相沿未廢。分為住稅和過稅。住稅千分之三十，過稅千分之二十。州縣多置“監”、“務”收取，關鎮亦有設置的。其所稅之物，隨地不同。照法律都應揭示明白，但實際能否如此，就不可知了。唐宋時的商稅，實際上是無甚關係的。關係重要的，倒要推對外的市舶司。
市舶司起於唐朝。 《文獻通考》說：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為之。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按慶立事見《新唐書·柳澤傳》，呂太一事見《舊唐書·代宗本紀》。又《新書·盧懷慎傳》說懷慎之子奐，“天寶初為南海太守，污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合此數事觀之，似乎唐時的市舶使，多用中人，關係還不甚重要。到宋朝就不然了。宋朝在杭州、明州、秀州、溫州、泉州及密州的板橋鎮（就是現在的青島），均曾設立市舶司。海舶至，先十榷其一。其香藥、寶貨，又須先盡官買，官買足了，才得和人民交易。香藥、寶貨，為三說之一（已見前）。南宋時又用以稱提關會（關子、會子系南宋時紙幣之名。提高其價格，謂之稱提），可見其和財政大有關係了。元明亦有市舶司。明朝的市舶司，意不在於收稅，而在於管理外商。因為明初沿海已有倭寇之故。中葉以後，廢司不設。中外互市，無人管理。奸商及各地方的勢家，因而欺侮夷人，欠其貨款不還，為激成倭寇肆擾原因之一。
賦役之法，至近代又有變遷。 《元史·食貨志》說：元代的租稅，取於內郡的，丁稅、地稅分為兩，是法唐之租庸調的。取於江南的合為一，是法唐朝的兩稅的。這不過是名目上的異同，實際都是分兩次徵收，和兩稅之法無異。總而言之，從楊炎創兩稅以後，徵收的時期，就都沒有改變了。元朝又有所謂絲料、包銀。絲料之中，又分二戶絲和五戶絲，二戶絲入官，五戶絲輸於本位（后妃、公主、宗王、功臣的分地）。包銀每戶四兩，二兩收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這該是所以代戶役的，然他役仍不能免。按戶役變成賦稅，而仍責令人民應役；雜稅變成正稅，而後來需用雜物，又隨時斂取於民，這是歷代的通病，正不獨元朝為然。明初的賦役，就立法言之，頗為整飭。其製度的根本，是黃冊和魚鱗冊兩種冊籍。黃冊以戶為主，記各戶所有的丁、糧（糧指所有的田），根據之以定賦役。魚鱗冊以田為主，記其地形、地味及所在，而註明其屬於何人。黃冊由里長管理，照例應有兩本。一本存縣官處，一本存里長處，半年一換。各戶丁糧增減，里長應隨時記入冊內，半年交官，將存在官處的一本，收回改正。其立法是很精明的。但此等責任，是否里長所能盡？先是一個問題。況且賦役是弊竇很多的。一切惡勢力，是否里長所能抗拒？里長是否即係此等黑幕中的一個人？亦是很難說的。所以後來，兩冊都失實了。明代的役法，分為力差和銀差。力差還是徵收其勞力的，銀差則取其實物及貨幣。田稅是有定額的，役法則向系量出為入。後來凡有需要，即取之於民，謂之加派。無定時，無定額，人民大困。役法向來是按人戶的等第，以定其輕重、免否的。人戶的等第，則根據丁口資產的多寡推定，是謂“人戶物力”。其推定，是很難公平的。因為有些財產，不能隱匿，而所值轉微（如牛及農具、桑樹等）；有些財產，易於隱匿，而所值轉巨（如金帛等）。況且人戶的規避，吏胥的任意出入，以及索詐、受賄等，都在所不免。歷代訖無善策，以除其弊。於是發生專論丁糧和兼論一切資產的問題。論道理，自以兼論一切資產為公平。論手續，卻以專論丁糧為簡便。到底因為調查的手續太繁了，弊竇太多了，斟酌於二者之間，還是以犧牲理論的公平，而求手續的簡便為有利，於是漸趨於專論丁糧之途。加派之弊，不但在其所取之多，尤在於其無定額、無定時，使百姓無從預計。於是有一條鞭之法。總算一州縣每一年所需用之數，按闔境的丁糧均攤。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徵收。而其所謂丁者，並非實際的丁口，乃係通計一州縣所有的丁額，攤派之於有田之家，謂之“丁隨糧行”。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編審，後亦改為五年，所做的都係此項工作。質而言之，乃因每隔幾年，貧富的情形變換了，於是將丁額改派一次，和調查丁口，全不相干。役法變遷至此，可謂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謂實已加重田賦而免其役了。加賦偏於田畝，是不合理的。因為沒有專令農民負擔的理由。然加農民之田賦而免其役，較之唐宋後之役法，猶為此善於彼。因為役事無法分割，負擔難得公平。改為徵其錢而免其役，就不然了。況且有丁負擔賦稅的能力小，有產負擔賦稅的能力大，將向來有丁的負擔，轉移於有糧之家，也是比較合理的。這是稅法上自然的進化。一條鞭之法，起源於江西，後漸遍行於全國，其事在明神宗之世。從晚唐役法大壞至此，約曆八百年左右，亦可謂之長久了。這是人類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實，而聽其自然遷流之弊。職是故，從前每州縣的丁額，略有定數，不會增加。因為增丁就是增賦，當時推行，已覺困難；後來徵收，更覺麻煩，做州縣官的人，何苦無事討事做？清聖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詔說，康熙五十年以後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賦。到雍正時，就將丁銀攤入地糧了。這是事勢的自然，不論什麼人，生在這時候，都會做的，並算不得什麼仁政。從前的人，卻一味歌功頌德。不但在清朝時候如此，民國時代，有些以遺老自居的人，也還是這樣，這不是沒有歷史知識，就是別有用心了。清朝因有聖祖之詔，所以始終避免加賦之名。但後來田賦的附加很多，實在亦與加賦無異。又古代的賦稅，所稅者何物，所取者即係何物。及貨幣通行以後，漸有（一）徑收貨幣，（二）或本收貨物之稅，亦改收貨幣的。 （三）又因歷代（甲）幣制紊亂，（乙）或數量不足，（丙）又或官吏利於上下其手，有本收此物，而改收他物的。總之收稅並非全收貨幣。明初，收本物的謂之“本色”，收貨幣的謂之“折色”。宣宗以後，紙幣廢而不行，銅錢又缺乏，賦稅漸改徵銀。田賦在收本色時，本來有所謂耗。係因（子）改裝，搬運時，不免有所損失；（醜）又收藏之後，或有腐敗及蟲蛀、鼠竊等，乃於收稅之時，酌加若干。積少成多，於官吏頗有裨益。改收銀兩以後，因將碎銀熔成整鋌，經火亦有耗損，乃亦於收銀時增加若干，謂之“火耗”。後來製錢充足，收賦時改而收錢，則因銀錢的比價，並無一定，官吏亦可將銀價抬高，其名目則仍謂之火耗，此亦為農民法外的負擔。但從前州縣官的行政經費，是不夠的，非藉此等彌補不可，所以在幣制改革以後，亦仍許徵稅的人，於稅收中提取若干成，作為徵收之費。
近代田賦而外，稅收發達的，當推關、鹽兩稅。鹽稅自南宋以後，收入即逐漸增加。元明清三朝，均為次於田賦的重要賦稅。關稅起於明宣宗時。當時因紙幣跌價，增設若干新稅，並增加舊稅稅額，以收回鈔票。後來此等新增的稅目和稅額，有仍復其舊的，有相沿未廢的。關稅亦為相沿未廢者之一，故稱為鈔關。清朝稱為常關。常關為數有限，然各關都有分關，合計之數亦不少。太平軍興之後，又有所謂釐金，屬於布政司而不屬於中央。於水陸要路設卡，以多為貴，全不顧交通上自然的形勢，以致一種貨物的運輸，有重複收稅，至於數次的，所稅的貨物及其稅額，亦無一定，實為最惡的稅法。新海關設於五口通商以後，當時未知關稅的重要，貿然許外人以協定稅率。庚子戰後，因賠款的負擔重了，《辛丑和約》我國要求增稅。外人乃以裁厘為交換條件。厘不能裁，增稅至百分之十二點五之議，亦不能行。民國時代，我國參加歐戰，事後在美國所開太平洋會議中，提出關稅自主案。外人仍只許我開關稅會議，實行《辛丑條約》。十四年開會時，我國又提出關稅自主案。許於十八年與裁厘同時並行，同時擬定七級稅則，實際上得各國的承認。國民政府宣布關稅自主，與各友邦或訂關稅條約，或於通商條約中訂有關涉關稅的條款。十八年，先將七級稅實施。至二十年，將釐金裁撤後，乃將七級稅廢去，另訂稅則頒布。主權一經受損，其恢復之難如此，亦可為前車之鑑了。關、鹽兩稅之外，清代較為重要的，是契稅、當稅、牙稅。此等稅意亦在於加以管理，不盡在增加收入。其到晚近才發達的，則有菸酒稅、印花稅、礦稅、所得稅。其重要的貨物，如捲菸、麥粉、棉紗、火柴、水泥、薰煙、啤酒、洋酒等，則徵收統稅。國民政府將此等稅和關稅、鹽稅、牙稅、當稅，均列為中央收入。田賦劃歸地方，和契稅、營業稅，同為地方收入大宗。軍興以來，各地方有許多苛捐雜稅，則下令努力加以廢除。在理論上，賦稅已漸上軌道，但在事實上，則還待逐漸加以整頓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