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是政治制度中最繁複的一門。 （一）歷代設官既多，（二）而又時有變遷。 （三）它的變遷，又不是審察事實和製度不合，而條理系統地改正的，而是聽其遷流之所至。於是有有其名而無其實的，亦有有其實而無其名的。名實既不相符，循其名遂不能知其實。而各官的分職，亦多無理論可循。求明白其真相，就很不容易了。然官制畢竟是政治的綱領。因為國家要達其目的，必須有人以行之。這行之之人，就是所謂官。所以明於一時代所設之官，即能知其時所行之政。對於歷代的官制，若能知其變遷，即亦能知其政治的變遷了。
人的見解，總是較時代落後一些的。時代只有新的，而人之所知，卻限於舊。對付未來的方法，總是根據既往的情形，斟酌而出之的。所以無論如何，不能全合。制度才定出來，即已不適於用。制度是拗不過事實的，（一）非格不能行，（二）即名存實亡，這是一切制度都如此的，而官制亦不能例外。我國的官制，大略可分為六期：（一）自周以前，為列國時代的製度。 （二）而秦及漢初統一時代的製度，即孕育於其末期。 （三）因其大體自列國時代蛻化而來，和統一時代不甚適合，不久即生變遷。各方面變遷的結果，極其錯雜不整。直至唐朝，才整理之，成為一種有系統的製度。 （四）然整理甫經就緒，又和事實不符。唐中葉以後，又生變遷，而宋朝沿襲之。 （五）元以異族，入主中原，其設施自有特別之處。明朝卻沿襲著它。清朝的製度，又大略沿襲明朝。然因實際情形的不同，三朝的製度，又自有其大相違異之處。 （六）清朝末葉，因為政體改變，官制亦隨之改變。然行之未久，成效不著。直至今日，仍在動盪不定之中。以上略舉其變遷的大概，以下再略加說明。因為時間所限，亦只能揭舉其大綱而已。
官有內外之分。內官即中央政府之官，是分事而治的。全國的政務，都匯集於此，依其性質而分類，一官管理一類的事。又有綜合全般狀況，以決定施政的方針的，是即所謂宰相。外官則分地而治。在其地界以內，原則上各事都要管的。出於地界以外，則各事一概不管。地方區劃，又依等級而分大小。上級大的區劃，包含若干下級小的區劃。在行政上，下級須聽上級的指揮。這是歷代官制的通則。
列國並立之世，到春秋戰國時代，已和統一時代的製度相近了。因為此時期，大國之中，業已包含若干郡縣。但其本身，仍只等於後世一個最大的政治區域。列國官制：今文家常說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這只是爵，沒有說出他的職守來。三公依今文家說，是司馬、司徒、司空。九卿無明文。古文家說，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冢宰（天官）、司徒（地官）、宗伯（春官）、司馬（夏官）、司寇（秋官）、司空（冬官），為六卿（許慎《五經異義》）。按今文說的三公，以配天、地、人（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古文說的六卿，以配天、地、四時。此外還有以五官配五行等說法（見《左傳》昭公十七年、二十九年。《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這不過取古代的官，隨意揀幾個，編排起來，以合於學說的條理而已。和古代的事實，未必盡合。古代重要的官，不盡於此；並非這幾個官特別重要，不過這幾個官，亦是重要的罷了。司馬是管軍事的，司徒是統轄人民的，司空是管建設事務的。古代穴居，是就地面上鑿一個窟窿，所以謂之司空（空即現在所用的孔字）。 《周官》冬官亡佚，後人以《考工記》補之（其實這句話也靠不住。性質既不相同，安可相補？不過《考工記》也是講官制的。和《周官》性質相類，昔人視為同類之書，合編在一起，後人遂誤以為補罷了）。 《周官》說實未嘗謂司空掌工事，後世摹仿《周官》而設六部，卻以工部擬司空，這是後人之誤，不可以說古事的。冢宰總統百官，兼管宮內的事務，其初該是群僕的領袖。所以大夫之家亦有宰。至於天子諸侯，則實際本來差不多的。天子和諸侯、大國和小國製度上的差異，不過被著書的人說得如此整齊，和實際亦未必盡合。宗伯掌典禮，和政治關係最少，然在古代迷信較深之世，祭祀等典禮，是看得頗為隆重的。司寇掌刑法，其初當是軍事裁判（說詳第四十六章）。三公坐而論道，三孤為之副，均無職事。按《禮記·曾子問》說：“古者男子，內有傅，外有慈母。”《內則》說：國君世子生，“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儉，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太師、太傅、太保，正和師、慈、保三母相當。古夫亦訓傅，兩字蓋本系一語，不可以稱婦人，故變文言慈。然則古文的三公，其初乃係天子私人的侍從，本與政事無關係，所以無職事可言。 《周官》說坐而論道之文，乃採諸《考工記》，然《考工記》此語（“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指人君言，不是指大臣言的，說《周官》者實誤採。總而言之：今文古說，都係春秋戰國時的學說，未必和古代的事實密合。然後世釐定制度的人，多以經說為藍本。所以雖非古代的事實，卻是後世制度的淵源。
列國時代的地方區劃，其大的，不過是後世的鄉鎮。亦有兩種說法：《尚書大傳》說：“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裡（七十二家，參看上章），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這是今文說。 《周官》則鄉以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遂以五家為鄰，鄰有長。五鄰為裡，裡有宰。四里為酇，酇有長。五酇為鄙，鄙有師。五鄙為縣，縣有正。五縣為遂，遂有大夫。這是古文說。這兩種說法，前者和井田之製相合，後者和軍隊編制相合，在古代該都是有的。後來井田之製破壞，所以什伍之製猶存，今文家所說的組織，就不可見了。
漢初的官制，是沿襲秦朝的。秦制則沿自列國時代。中央最高的官為丞相。秦有左、右，漢通常只設一丞相。丞相之副為御史大夫（中央之官，都是分事而治的。只有御史是皇帝的秘書，於事亦無所不預，所以在事實上成為丞相的副手。漢時丞相出缺，往往以御史大夫升補），武官通稱為尉。中央最高的武官，謂之太尉。這是秦及漢初的製度。今文經說行後，改太尉為司馬，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謂之三公，並稱相職。又以太常（本名奉常，掌宗廟禮儀）、光祿勳（本名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太僕（掌輿馬）、廷尉（掌刑闢，嘗改為大理）、大鴻臚（本名典客，掌歸義蠻夷）、宗正（掌親屬）、大司農（本名治粟內史，掌谷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為九卿。這不過取應經說而已，並無他種意義。三公分部九卿（太常、光祿勳、衛尉屬司馬，太僕、延尉、大鴻臚屬司徒，宗正、大司農、少府屬司空），亦無理論根據。有大事仍合議。後漢司馬仍稱太尉。司徒、司空，均去大字，餘皆如故。
外官：秦時以郡統縣。又於各郡都設監御史。漢不遣監御史，丞相遣使分察州（按州字並非當時的區域名稱，後人無以名之，乃名之為州。所以截至成帝改置州牧以前，州字只是口中的稱呼，並非法律上的名詞）。武帝時，置部刺史十三人，奉詔書六條，分察諸郡（一、條察強宗巨家。二、條察太守侵漁聚斂。三、條察失刑。四、條察選舉不平。五、條察子弟不法，都是專屬太守的。六、條察太守阿附豪強）。成帝時，以何武之言，改為州牧。哀帝時復為刺史。後又改為州牧。後漢仍為刺史，而止十二州，一州屬司隸校尉（武帝置，以治巫蠱的，後遂命其分察一部分郡國）。按《禮記·王制》說：“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這或者附會周初的三監，說未必確，然天子遣使監視諸侯（實即大國之君，遣使監視其所封或所屬的小國），則事所可有。大夫之爵，固較方伯為低。秦代御史之長，爵不過大夫。漢刺史秩僅六百石，太守則兩千石。以卑臨尊，必非特創之製，必然有所受之。以事實論，監察官宜用年少新進的人，任事的官，則宜用有閱歷有資望之士，其措置亦很適宜的。何武說：“古之為治者，以尊臨卑，不以卑臨尊”，不但不合事宜，亦且不明經義。舊制恢復，由於朱博，其議論具載《漢書》，較之何武，通達多了。太守，秦朝本單稱守，漢景帝改名。秦又於各郡置尉，景帝亦改為都尉。京師之地，秦時為內史所治。漢武帝改稱京兆尹，又分其地置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諸王之國，設官本和漢朝略同。亦有內史以治民。七國亂後，景帝乃令諸侯王不得自治民，改其丞相之名為相，使之治民，和郡守一樣。縣的長官，其秩是以戶數多少分高下的。民滿萬戶以上稱令，不滿萬戶稱長。這由於古代的政治，是屬人主義，而非屬地主義之故。侯國的等級，與縣相同。皇太后、公主所食的縣稱為邑。縣中兼有蠻夷的謂之道。這亦是封建制度和屬人主義的色彩。
秦漢時的縣，就是古代的國，讀第三十九章可見。縣令就是古代的國君，只能總握政治的樞機，發踪指示，監督其下。要他直接辦事，是做不到的。所以真正的民政，非靠地方自治不可。後世地方自治之製，日以廢墜，所以百事俱廢。秦漢時則還不然。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和《續漢書·百官志》：其時的製度係以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一里百家，有里魁檢察善惡，以告監官。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三老管教化，體制最尊。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其權尤重。人民竟有知嗇夫而不知有郡縣的（見《後漢書·爰延傳》），和後世絕不相同。
以上所述，是秦及漢初的製度。行之未幾，就起變遷了。漢代的丞相，體制頗尊，權限亦廣。所謂尚書，乃係替天子管文書的，猶之管衣服的謂之尚衣，管食物的謂之尚食，不過是現在的管卷之流。其初本用士人，漢武帝遊宴後庭，才改用宦官，謂之中書謁者令。武帝死後，此官本可廢去，然自武帝以來，大將軍成為武官中的高職。昭宣之世，霍光以大將軍掌握政權。其時的丞相，都是無用或年老的人，政事悉從中出，沿襲未改。成帝時，才罷中書宦官，然尚書仍為政本，分曹漸廣。後漢光武，要行督責之術。因為宰相都是位高望重的人，不便督責他，於是崇以虛名，而政事悉責成尚書。尚書之權遂更大。魏武帝握權，廢三公，恢復丞相和御史大夫之職。此時相府復有大權，然只曇花一現。魏文帝篡漢後，丞相之官，遂廢而不設。自魏晉至南北朝，大抵人臣將篡位時則一設之，已篡則又取消。此時的尚書，為政務所萃，然其親近又不敵中書。中書是魏武帝為魏王時所設的秘書監，文帝篡位後改名的，常和天子麵議機密。所以晉初荀勖從中書監遷尚書令，人家賀他，他就發怒道：“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焉”了。侍中是加官，在宮禁之中，伺候皇帝的。漢初多以名儒為之。從來貴戚子弟，多濫居其職。宋文帝自荊州入立，信任王府舊僚，都使之為侍中，與之謀誅徐羨之等，於是侍中亦參機要。至唐代，遂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為相職。中書主取旨，門下主封駁，尚書承而行之。尚書諸曹，魏晉後增置愈廣，皆有郎以辦事。尚書亦有兼曹的。隋時，始以吏、戶、禮、兵、刑、工六曹分統諸司。六曹皆置侍郎，諸司則但置郎，是為後世以六部分理全國政務之始。三公一類的官，魏晉後亦時有設置，都不與政事，然仍開府分曹，設置僚屬。隋唐始仿《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都不設官屬。則真成一個虛名，於財政亦無所耗費了。九卿一類的官，以性質論，實在和六部重複的。然歷代都相沿，未曾並廢。御史大夫改為司空後，御史的機關仍在。其官且有增置。唐時分為三院：曰台院，侍御史屬之。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屬之。曰監院，監察御史屬之。御史為天子耳目，歷代專制君主，都要防臣下的壅蔽，所以其權日重。
前漢的改刺史為州牧，為時甚暫。至後漢末年，情形就大不同了。後漢的改刺史為州牧，事在靈帝中平五年，因四方叛亂頻仍，劉焉說由刺史望輕而起。普通的議論，都說自此以後，外權就重了。其實亦不盡然。在當時，並未將刺史盡行改作州牧（大抵資深者為牧，資淺者仍為刺史，亦有由刺史而升為牧的）。然無論其為刺史，為州牧，實際上都變成了郡的上級官，而非複監察之職。而且都有兵權，如此，自然要尾大不掉了。三國分離，刺史握兵之製，迄未嘗改。其為亂源，在當時是人人知道的。所以晉武帝平吳後，立即罷州牧，省刺史的兵，去其行政之權，復還監察之職。這真是久安長治之規。惜乎“雖有其言，不卒其事。”（《續漢書·百官志》《注》語）。而後世論者，轉以晉武帝的罷州郡兵備，為召亂的根源，真是徇名而不察其實了。東晉以後，五胡擾亂，人民到處流離播遷，這時候的政治，還是帶有屬人主義的。於是隨處僑置州郡，州的疆域，遂愈縮愈小，浸至與郡無異了（漢朝只有十三州，梁朝的疆域，遠小於漢，倒有一百零七州）。此時外權之重，則有所謂都督軍事，有以一人而督數州的，亦有以一人而督十數州的。甚至有稱都督中外諸軍的。晉南北朝，都是如此。後周則稱為總管。隋時，并州郡為一級（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職同郡守。煬帝改州為郡），並罷都督府。唐初，又有大總管、總管，後改稱大都督、都督，後又罷之。分天下為若干道，設觀察使等官，還於監察之舊。
唐代的官制，乃係就東漢、魏、晉、南北朝的製度，整理而成的。其實未必盡合當時的時勢。所以定制未幾，變遷又起。三省長官，都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目，就視為相職了。而此兩省的長官，實亦仍合議於政事堂，並非事後審查封駁。都督雖經廢去，然中葉以後，又有所謂節度使（參看第四十五章），所駐紮的地方，刺史多由其兼領。支郡的刺史，亦都被其壓迫而失職。其專橫，反較前代的刺史更甚。這兩端，是變遷最大的。而中葉以後，立檢校、試、攝、判、知等名目，用人多不依資格，又為宋朝以差遣治事的根源。
宋朝設中書省於禁中。宰相稱同平章事，次相稱參知政事。自唐中葉以後，戶部不能盡總天下的財賦，分屬於度支、鹽鐵二使。宋朝即合戶部、度支、鹽鐵為三司，各設使、副，分案辦事。又設三司使副以總之，號為計相。樞密使，唐時以宦官為之，本主傳達詔命。後因宦官握兵，遂變為參與兵謀之官。宋朝亦以樞密院主兵謀。指揮使，本藩鎮手下的軍官。梁太祖篡位後，未加改革，遂成天子親軍。宋朝的禁軍，都隸屬殿前司、侍衛馬軍親軍司、侍衛步軍親軍司。各設指揮使，謂之三衙。宋初的官，僅以寓祿秩（即藉以表明其官有多大，所食的俸祿有多少），而別以差遣治事。名為某官的人，該官的職守，都是與他無涉的。從表面上看來，可謂錯亂已極。但差遣的存廢、離合，都較官缺為自由，可以密合事情。所以康有為所著《官制議》，有《宋官制最善》一篇，極稱道其製。宋朝的改革官制，事在神宗元豐中，以《唐六典》為模範，然卒不能盡行。以三省長官為相職之製，屢經變遷，卒仍復於一個同平章事，一個參知政事之舊；樞密主兵之製，本來未能革除；三衙之製，亦未能改，便可見其一斑。
宋初懲藩鎮的跋扈，悉召諸節鎮入朝，賜第留之京師，而命朝臣出守列郡，謂之權知軍州事。特設通判，以分其權。縣令亦命京朝官出知，以削藩鎮之權，而重親民之選。特設的使官最多。其重要的，如轉運使，總一路的財賦；發運使，漕淮、浙、江、湖六路之粟。他如常平茶鹽、茶馬、坑冶、市舶，亦都設立提舉司，以集事權於中央。太宗命諸路轉運使，各命常參官一人，糾察州軍刑獄。真宗時，遂獨立為一司，稱為提點刑獄，簡稱提刑。是為司法事務，設司監察之始。南渡後，四川有總領財賦。三宣撫司罷後（見第四十五章），亦設總領以籌其餉。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銜，則參預並及於軍政了。
元朝以中書省為相職，樞密使主兵謀，御史台司糾察。尚書省之設，專以位置言利之臣。言利之臣敗，省亦旋廢。而六部仍存，為明清兩朝制度所本。設宣政院於中央，以轄吐蕃之境，亦為清代理藩院之製所本。元代製度，關係最大的是行省。前代的尚書行台等，都是暫設的，以應付臨時之事，事定即撤。元朝卻於中原之地，設行中書省十，行御史台二，以統轄路府州縣。明朝雖廢之而設布政、按察兩司，區域則仍元之舊。清朝又仍明之舊。雖然略有分析，還是龐大無倫，遂開施政粗疏，尾大不掉之漸了。唐初，惟京兆、河南稱府設尹，後來梁州以為德宗所巡幸，亦升為興元府。宋朝則大州皆升為府，幾有無州不府之勢。其監司所轄的區域則稱為路。元於各路設宣慰司，以領府州縣而上屬於省。然府亦有不隸路而直隸於省的。州有隸於府的，亦有不隸於府，而直隸於路的，其製度殊為錯雜。
明清兩朝的製度，大體相沿。其中關係最大的，在內為宰相的廢罷，在外為省制的形成。明初本亦設中書省，以為相職。後因胡惟庸謀反，大祖遂廢其官，並諭後世子孫，不得議設宰相。臣下有請設宰相的，處以極刑。於是由天子親領六部。此非嗣世之主所能，其權遂漸入殿閣學士之手。清世宗時，又設立軍機處。機要之事，均由軍機處徑行，事後才下內閣，內閣就漸漸的疏闊了。六部：歷代皆以尚書為主，侍郎為副。清代尚侍皆滿漢並置。吏、戶、兵三部，又有管部大臣，以至權責不一。明廢宰相後，政務本由六部直接處理。後雖見壓於內閣，究竟權力還在。吏、兵二部，尤真有用人及指揮軍事之權，清朝則內官五品，外官道府以上，全由內閣主持。籌邊之權，全在軍機。又明朝六部用人，多取少年新進，清朝則一循資格，內官遷轉極難，非六七十不得至尚侍。管部又係兼差，不能負責。於是事事照例敷衍，行政全無生氣了。
御史一官，至明代而其權益重，改名為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均分置左、右。又有分道的監察御史。在外則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漕、巡鹽等事，一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其權尤重。這即是漢朝刺史之職。既有巡按，本可不必再行遣使。即或有特別事務，非遣使不可，亦以少為佳。然後來所謂巡撫者，愈遣而愈頻繁。因其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權限不免衝突，乃派都御史為之。其兼軍務的加提督銜，轄多事重的，則稱總督。清代總督均兼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巡撫均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又均有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之銜，成為常設的官了。給事中一官，前代都隸門下省。明廢門下省，而仍存給事中，獨立為一官，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以司審查封駁。其所駁正，謂之科參，在明代是很有權威的，清世宗將給事中隸屬於都察院，就將審查和糾察，混為一談了。翰林在唐朝，為藝能之士如（書、畫、弈棋等）待詔之所，稱為雜流，與學士資望懸絕，玄宗時，命文學之士居翰林中，稱為供奉。與集賢殿學士，分掌制誥。後改稱為學士，別立學士院，即以翰林名之。中葉後頗參機密，王叔文要除宦官，即居翰林中，可見其地位的重要。宋代專以居文學之士，其望愈清。至明中葉後，則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六部長官，亦多自此而出。其重要，更非前代所及了。
外官：明廢行省，於府州之上，設布政、按察兩司，分理民政及刑事，實仍為監司之官。監司之官，侵奪地方官權限，本來在所不免。清代督撫既成為常設之官，又明代布政司的參政參議，分守各道，按察司的副使僉事，分巡各道的，至清朝，亦失其本來的性質，而在司府之間，儼若別成為一級。以府州領縣，為唐宋相沿之製。元時，令知州兼理附郭縣事，明時遂省縣入州，於是州無附郭縣。又有不領縣而隸屬於府的，遂有直隸州與散州之別。清時，同知、通判有駐地的謂之廳，亦或屬於府，或直達布政司，稱為散廳及直隸廳。地方制度，既極錯雜。而（一）督撫，（二）司，（三）道，（四）府、直隸州、廳，（五）縣、散州、廳，實際成為五級。上級的威權愈大，下級的展佈愈難。積弊之深，和末造中央威權的不振，雖有別種原因，官制的不善，是不能不屍其咎的。
藩屬之地，歷代都不設官治理其民，而只設官監督其酋長，清朝還是如此的。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清朝稱為發祥之地。其實真屬於滿洲部落的，不過興京一隅。此外奉天全省，即前代的遼東、西，本系中國之地。吉、黑二省，亦是分屬許多部落的，並非滿洲所有。此等人民，尚在部落時代，自不能治以郡縣制度。清朝又立意封鎖東三省，不許漢人移殖。所以其治理之法，不但不能進步，而反有趨於退步之勢。奉天一省，只有奉天和錦州二府，其餘均治以將軍、副都統等軍職。蒙古、新疆、西藏，亦都治以駐防之官。這個固然歷代都是如此，然清朝適當西力東侵之時，就要情見勢絀了。末年回亂平後，改新疆為行省。日俄戰後，改東三省為行省。蒙古、西藏，亦圖改省，而未能成功。藩屬之地，驟圖改省，是不易辦到的。不但該地方的人民，感覺不安。即使僥倖成功，中國亦無治理其地的人才。蒙、藏的情形，和新疆、東三省是不同的。東三省漢人已佔多數，新疆漢人亦較多，蒙、藏則異於是。自清末至民國初年，最好是將聯邦之法，推行之於蒙、藏，中央操外交、軍事、交通、幣制之權，餘則聽其自治。清季既不審外藩情勢，和內地的不同，操之過急，以致激而生變。民國初年，又不能改弦易轍，許其自治，以生其回面內向之心，杜絕強鄰的覬覦。因循既久，收拾愈難，這真是賈生所說，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的了。
以上是中國的舊官制，中西交通以來，自然不能沒有變動。其首先設立的，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實因咸豐八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要就大學士、尚書中簡定一員，和英國使臣接洽而起，不過迫於無可如何，並非有意改革。內亂平後，意欲振興海軍，乃設立海軍衙門。後來卻將其經費，移以修理頤和園，於是中日戰後，海軍衙門反而裁撤了。庚子以後，又因條約，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其時舉辦新政，隨事設立了許多部處。立憲議起，改革舊官制，增設新機關，共成外務、吏、民政（新設的巡警部改）、度支（戶部改。新設的財政處、稅務處併入）、禮（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學（新設的學務處改，國子監併入）、陸軍（兵部改，太僕寺和新設的練兵處併入）、農工商（工部改，新設的商部併入）、郵傳、理藩（理藩院改）、法（刑部改）十一部，除外務部有管理事務大臣、會辦大臣各一人外，餘均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都察院亦改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前此左都御史，滿漢各一。左副都御史各二。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但為督撫兼銜）。大理寺改為院，以司最高審判。宣統二年，立責任內閣，設總協理大臣。裁軍機處及新設的政務處及吏、禮二部（其事務併入內閣），而增設海軍部及軍諮府（今之參謀部）。改尚書為大臣，與總協理負連帶責任。外官則仍以督撫為長官。於其下設布政、提法（按察司改）、提學、鹽運、交涉五司，勸業、巡警二道，而裁分巡、分守道。此等製度，行之為日甚淺，初無功過可言。若從理論上評論：內官增設新官，將舊官刪除歸併，在行政系統上，自然較為分明，於事實亦較適切。若論外官，則清末之所以尾大不掉，行政粗疏，其癥結實在於省制。當時論者，亦多加以攻擊。然竟未能改革，相沿以迄於今，這一點不改革，就全部官制，都沒有更新的精神了。
民國成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定行政分五部，為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這是根據理論規定的，後修改此條。設陸軍、海軍、外交、司法、財政、內務、教育、實業、交通九部。其時採美國製，不設總理。孫文遜位後，袁世凱就職北京，《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改為《臨時約法》，設總理，分實業為農林、工商二部。三年，袁世凱召開約法會議修改《臨時約法》為《中華民國約法》（即所謂《新約法》）。复廢總理，設國務卿，並農林、工商二部為農商部。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為總統，復設總理。外官：民軍起義時，掌握一省軍權的稱都督。管理民政的稱民政長。廢司，道，府，直隸州、廳及散州、廳的名稱，但存縣。袁世凱改都督為將軍，民政長為巡按使，於其下設道尹。護國軍起，掌軍權的人，復稱都督。黎元洪為總統，改將軍、都督都稱督軍，巡按使稱省長。其兼握幾省兵權，或所管之地，跨及數省的，則稱巡閱使。裁兵議起，又改稱督理或督辦軍務善後事宜，然其尾大不掉如故。國民黨秉政，在訓政時期內，以黨代人民行使政權，而以國民政府行使治權。其根本精神，和歷代的官制，大不相同，其事又當別論。
無官之名，而許多行政事務，實在倚以辦理的為吏。凡行政，必須依照一定的手續。因此職司行政的人，必須有一定的技術。這種技術，高級官員往往不甚嫻習，甚或不能徹底通曉，非有受過教育，經過實習的專門人員以輔助之不可。此等責任，從前即落在胥吏肩上。所以行政之權，亦有一部分操於其手。失去了他，事情即將無從進行的。吏之弊，在於只知照例。照例就是依舊，於是凡事都無革新的精神。照例的意思，在於但求無過，於是凡事都只重形式，而不問實際。甚至利用其專門智識以舞弊。所以歷來論政的人，無不深惡痛絕於吏，尤以前清時代為甚，然其論亦有所蔽。因為非常之事，固然緊要，尋常政務，實更為緊要而不可一日停滯。專重形式，誠然不好，然設形式上的統一不能保持，政治必將大亂。此前清末年，所以詔裁胥吏，而卒不能行。其實從前所謂吏，即現在所謂公務員，其職實極重要，而其人亦實不能缺。從前製度的不善，在於（一）視其人太低，於是其人不思進取，亦不求名譽，而惟利是圖。 （二）又其人太無學識，所以只能辦極呆板的事。公務員固以技術為要，然學識亦不可全無，必有相當的學識，然後對於所行之政，能夠通知其原理，不至因過於呆板而反失原意。又行政的人，能通知政治的原理，則成法的缺點，必能被其發現。於立法的裨益，實非淺鮮。昔時之胥吏，是斷不足以語此的。 （三）其尤大的，則在於無任用之法，聽其私相傳授，交結把持。自民國以來，因為政治之革新，法律的亟變，已非複舊時的胥吏所能通曉，所以其人漸歸自然淘汰，然現在公務員的任用、考核，亦尚未盡合法，這是行政的基礎部分，斷不可不力求改良的。
古代官職的大小，是以朝位和命數來決定的。所謂命數，就是車服之類的殊異。古人所以看得此等區別，甚為嚴重。然因封建制度的破壞，此等區別，終於不能維持了。朝位和俸祿的多少，雖可分別高低，終嫌其不甚明顯，於是有官品之別。官品起於南北朝以來。南朝陳分九品。北朝魏則九品之中，複分正從；四品以下，且有上中下階，較為複雜。宋以後乃專以九品分正從。官品之外，封爵仍在。又有勳官、散官等，以處閒散無事的官員。此等乃國家酬庸之典，和官品的作用，各不相同的。
官俸，歷代更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為最甚。古代大夫以上，各有封地。家之貧富，視其封地之大小、善惡，與官職的高下無關。無封地的，給之祿以代耕，是即所謂官俸。古代官俸，多用穀物，貨幣盛行以後，則錢穀並給。又有實物之給，又有給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時廢墜，專以銀為官俸。而銀價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襲其製，於是官吏多苦貧窮。內官如部曹等，靠印結等費以自活，外官則靠火耗及陋規。上級官不親民的，則誅求於下屬。京官又靠外官的饋贈。總而言之，都是非法。然以近代官俸之薄，非此斷無以自給的。而有等機關，收取此等非法的款項，實亦以其一部分支給行政費用，並非全入私囊。所以官俸的問題，極為複雜。清世宗時，曾因官俸之薄，加給養廉銀，然仍不足支持。現代的官俸，較之清代，已稍覺其厚。然究尚失之於薄，而下級的公務員尤甚。又司法界的俸祿，較之行政界，不免相形見絀，這亦是亟須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