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中國的經濟制度，我們得把中國的歷史，分為三大時期：有史以前為第一期。有史以後，訖於新室之末，為第二期。自新室亡後至現在，為第三期。自今以後，則將為第四期的開始。
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三世：第一期為亂世，第二期為昇平世，第三期為太平世。這無疑是想把世運逆挽而上，自亂世進入昇平，再進入太平的。然則所謂昇平、太平，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我們試看，凡先秦諸子，無不認為邃古之世，有一個黃金時代，其後乃愈降而愈劣，即可知孔子之言，非盡理想，而必有其歷史的背景。 《禮記·禮運》所說的大同、小康，大約就是這個思想的背景罷？大同是孔子認為最古的時代，最好的，小康則漸降而劣，再降就入於亂世了。所謂昇平，是想把亂世逆挽到小康，再進而達於大同，就是所謂太平了，這是無可疑的。然則所謂大同、小康，究竟是何時代呢？
人是非勞動不能生存的，而非聯合，則其勞動將歸於無效，且亦無從勞動起，所以《荀子》說人不群則不能勝物（見《王制篇》。勝字讀平聲，作堪字解，即擔當得起的意思。物字和事字通訓。能勝物，即能擔當得起事情的意思，並非謂與物爭鬥而勝之）。當這時代，人是“只有合力以對物，斷無因物而相爭”的，許多社會學家，都證明原始時代的人，沒有個人觀念。我且無有，尚何有於我之物？所以這時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有種東西，我們看起來，似乎是私有（如衣服及個人所用的器具之類），其實並不是私有，不過不屬於這個人，則無用，所以常常附屬於他罷了。以財產之承襲論，亦是如此（氏族時代，男子的遺物，多傳於男子，女子的遺物，多傳於女子，即由於此）。當這時代，人與人之間，既毫無間隔，如何不和親康樂呢？人類經過原始共產時代、氏族共產時代，以入於家族集產時代，在氏族、家族時代，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質還很多。孔子所嚮往的大同，無疑的，是在這一個時代以前。今試根據古書，想像其時的情形如下。
這時代，無疑是個農業時代。耕作的方法，其初該是不分疆界的，其後則依家族之數，而將土地分配（所以孔子說“男有分，女有歸”），此即所謂井田制度。井田的製度，是把一方里之地，分為九區。每區一百畝。中間的一區為公田，其外八區為私田。一方裡住八家，各受私田百畝。中間的公田，除去二十畝，以為八家的廬舍（一家得二畝半），還有八十畝，由八家公共耕作。其收入，是全歸公家的。私田的所入，亦即全歸私家。此即所謂助法。如其田不分公私，每畝田上的收穫，都酌提若干成歸公，則謂之徹法。土田雖有分配，並不是私人所有的，所以有“還受”和“換主易居”之法（受，謂達到種田的年齡，則受田於公家。還，謂老了，達到無庸種田的年齡，則把田還給公家。因田非私人所有，故公家時時可重行分配，此即所謂“再分配”。三年一換主易居，即再分配法之一種）。在所種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個聚居之所，是之謂邑。合九方裡的居民，共營一邑，故一里七十二家（見《札記·雜記》《注》引《王度記》。《公羊》何《注》舉成數，故云八十家。邑中宅地，亦家得二畝半，合田間廬舍言之，則曰“五畝之宅”），八家共一巷。中間有一所公共的建築，是為“校室”。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種田，冬天則住在邑內。一邑之中，有兩個老年的人做領袖。這兩個領袖，後世的人，用當時的名稱稱呼他，謂之父老、裡正。古代的建築，在街的兩頭都有門，謂之閭。閭的旁邊，有兩間屋子，謂之塾。當大家要出去種田的時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開了閭門，一個坐在左塾裡，一個坐在右塾裡，監督著出去的人。出去得太晚了；或者晚上回來時，不帶著薪樵以預備做晚飯，都是要被詰責的。出入的時候，該大家互相照應。所帶的東西輕了，該幫人家分拿些。帶的東西重了，可以分給人家代攜，不必客氣。有年紀、頭髮花白的人，該讓他安逸些，空手走回來。到冬天，則父老在校室裡，教訓邑中的小孩子，裡正則催促人家“緝績”。住在一條巷裡的娘們，聚在一間屋子裡織布，要織到半夜方休。以上所說的，是根據《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漢書·食貨志》，撮敘其大略。這雖是後來人傳述的話，不全是古代的情形，然還可根據著他，想像一個古代農村社會的輪廓。
農田以外的土地，古人總稱為山澤。農田雖按戶口分配，山澤是全然公有的。只要依據一定的規則，大家都可使用（如《孟子》所說的“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等。田獵的規則，見《禮記·王制》。《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跡人、卝人等官，還是管理此等地方，監督使用的人，必須遵守規則，而且指導他使用的方法的，並不封禁）。
這時候，是無所謂工業的。簡單的器具，人人會造，較繁複的，則有專司其事的人。但這等人，絕不是藉此以營利的。這等人的生活資料，是由大家無條件供給他的，而他所製造的器具，也無條件供給大家用。這是後來工官之本。
在本部族之內，因係公產，絕無所謂交易。交易只行於異部族之間。不過以剩餘之品，互相交換，絕無新奇可喜之物。所以許行所主張的貿易，會簡單到論量不論質（見《孟子·滕文公上篇》）。而《禮記·郊特牲》說：“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言舉行蠟祭之時，不許因之舉行定期貿易）蠟祭是在農功畢後舉行的，年不順成，就沒有剩餘之品可供交易了。此等交易，可想見其對於社會經濟，影響甚淺。
倘在特別情形之下，一部族中，缺少了甚麼必要的東西，那就老實不客氣，可以向人家討，不必要有什麼東西交換。後來國際間的乞糴，即原於此。如其遇見天災人禍，一個部族的損失，實在太大了，自己無力回复，則諸部族會聚集起來，自動替他填補的。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國遇到火災，諸侯會於澶淵，以更宋所喪之財（更為繼續之意，即現在的賡字），亦必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幫助人家工作，也不算得什麼事的。 《孟子》說：“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滕文公下》）這件事，用後世人的眼光看起來，未免不近情理。然如齊桓公會諸侯而城杞（《春秋》僖公十四年），豈不亦是替人家白效勞麼？然則古代必有代耕的習慣，才會有這傳說。古代國際間有道義的舉動還很多，據此推想，可以說：都是更古的部族之間留傳下來的。此即孔子所謂“講信修睦”。
雖然部族和部族之間，有此好意，然在古代，部族乞助於人的事，總是很少的。因為他們的生活，是很有規範的，除非真有不可抗拒的災禍，決不會淪於窮困。他們生活的規範，是怎樣呢？ 《禮記·王制》說：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這在後來，雖然成為冢宰的職責，然其根源，則必是農村固有的規範。不幸而遇到凶年饑饉，是要合全部族的人，共謀節省的。此即所謂兇荒札喪的變禮。在古代，禮是人人需要遵守的。其所謂禮，都是切於生活的實際規則，並不是什麼虛文。所以《禮記·禮器》說：“年雖大殺，眾不恇懼，則上之製禮也節矣。”
一團體之中，如有老弱殘廢的人，眾人即無條件養活他。 《禮記·王制》說：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又說：“喑、聾、跛、躃、斷者（骨節斷的人）、侏儒（體格不及標準。該包括一切發育不完全的人），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舊說：看他會做什麼工，就叫他做什麼工。這解釋怕是錯的。這一句和上句，乃是互言以相備。說對孤、獨、鰥、寡供給食料，可見對此等殘廢的人，亦供給食料；說對此等殘廢的人，供給器用，可見對孤、獨、鰥、寡亦供給器用。乃古人語法如此。 《荀子·王制篇》作“五疾上收而養之”可證。
此等規則都實行了，確可使匹夫、匹婦，無不得其所的；而在古代，社會內部無甚矛盾之世，我們亦可以相信其曾經實行過的。如此，又何怪後人視其時為黃金時代呢？視古代為黃金時代，不但中國，希臘人也有這樣思想的。物質文明和社會組織，根本是兩件事。講物質文明，後世確是進步了。以社會組織論，斷不能不承認是退步的。
有許多遺跡，的確可使我們相信，在古代財產是公有的。 《書經·酒誥篇》說：“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週，予其殺。”這是周朝在殷朝的舊土，施行酒禁時嚴厲的誥誡。施行酒禁不足怪，所可怪的，是當此酒禁嚴厲之時，何不在家獨酌？何得還有群飲觸犯禁令的人，致煩在上者之誥誡？然則其所好者，在於飲呢？還是在於群呢？不論什麼事，根深柢固，就難於驟變了。漢時的賜酺，不也是許民群飲麼？倘使人之所好，只在於飲而不在於群，賜酺還算得什麼恩典？可見古人好群飲之習甚深。因其好群飲之習甚深，即可想見其在邃古時，曾有一個共食的習慣。家家做飯自己吃，已經是我們的恥辱了。 《孟子》又引晏子說：“師行而糧食。”糧同量，謂留其白吃的部分，其餘盡數充公。這在晏子時，變成虐政了，然推想其起源，則亦因儲藏在人家的米，本非其所私有，不過借他的房屋儲藏（更古則房屋亦非私有），所以公家仍可隨意取去。
以上所說，都是我們根據古籍所推想的大同時代的情形。雖然在古籍中，已經不是正式記載，而只是遺跡，然有跡則必有跡所自出之履，這是理無可疑的。然則到後來，此等製度，是如何破壞掉的呢？
曠觀大勢，人類全部歷史，不外自塞而趨於通。人是非不斷和自然爭鬥，不能生存的。所聯合的人愈多，則其對自然爭鬥的力愈強。所以文明的進步，無非是人類聯合範圍的擴大。然人類控制自然的力量進步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卻不能與之並進。於是天災雖澹，而人禍復興。
人類的聯合，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無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種則分出彼此的界限來。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勞動的結果，那就非於（甲）交易、（乙）掠奪兩者之中，擇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奪的方法，且較交易為通行。在古代各種社會中，論文化，自以農業社會為最高；論富力，亦以農業社會為較厚，然卻很容易被人征服。因為（一）農業社會，性質和平，不喜戰鬥。 （二）資產笨重，難於遷移。 （三）而獵牧社會，居無定所，去來飄忽，農業社會，即幸而戰爭獲勝，亦很難犁庭掃穴，永絕後患。 （四）他們既習於戰鬥，（五）又是以侵略為衣食飯碗的，得隙即來。農業社會，遂不得不於可以忍受的條件之下，承認納貢而言和；久之，遂夷為農奴；再進一步，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關係愈益密切，遂合為一個社會，一為治人者，食於人者，一為治於人者，食人者了。封建時代階級制度的成立，即緣於此（參看上章）。
依情理推想，在此種階級之下，治者對於被治者，似乎很容易為極端之剝削的。然（一）剝削者對於被剝削者，亦必須留有餘地，乃能長保其剝削的資源。 （二）剝削的宗旨，是在於享樂的，因而是懶惰的，能夠達到剝削的目的就夠了，何必干涉人家內部的事情？ （三）而剝削者的權力，事實上亦或有所製限，被剝削者內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 （四）況且兩個社會相遇，武力或以進化較淺的社會為優強，組織必以進化較深的社會為堅凝。所以在軍事上，或者進化較深的社會，反為進化較淺的社會所征服；在文化上，則總是進化較淺的社會，為進化較深的社會所同化的。職是故，被征服的社會，內部良好的組織，得以保存。一再傳後，征服者或且為其所同化，而加入於其組織之中。古語說君者善群（這群字是動詞，即組織之義），而其所以能群，則由於其能明分（見《荀子·王制》、《富國》兩篇）。據此義，則征服之群之酋長，業已完全接受被征服之群之文化，依據其規則，負起組織的責任來了。當這時代，只有所謂君大夫，原來是征服之族者，擁有廣大的封土，收入甚多，與平民相懸絕。此外，社會各方面的情形，還無甚變更。士，不過祿以代耕，其生活程度，與農夫相彷彿。農則井田之製仍存，工商亦仍無大利可牟。征服之族，要與被征服之族在經濟上爭利益者，亦有種種禁例，如“仕則不稼，田則不漁”之類（見《禮記·坊記》。《大學》：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董仲舒對策，說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此等，在後來為道德上的教條，在當初，疑有一種禁令）。然則社會的內部，還是和親康樂的，不過在其上層，多養著一個寄生者罷了。雖然和寄生蟲並存，還不至危及生命健康，總還算一個準健康體，夫是之謂小康。
小康時代，又成過去，亂世就要來了。此其根源：（一）由初期的征服者，雖然憑恃武力，然其出身多在瘠苦之地，其生活本來是簡陋的。凡人之習慣，大抵不易驟變，儉者之不易遽奢，猶奢者之不能複儉。所以開國之主，總是比較勤儉的。數傳之後，嗣世之君，就都變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的紈褲子弟了。其淫侈日甚，則其對於人民之剝削日重，社會上的良好規制，遂不免受其影響（如因政治不善，而人民對於公田耕作不熱心，因此發生履畝而稅的製度，使井田制度受其影響之類）。 （二）則商業發達了，向來自行生產之物，可以不生產而求之於人；不甚生產之物，或反可多生產以與人交易。於是舊組織不復合理，而成為獲利的障礙，就不免墮壞於無形了。舊的組織破壞了，新的組織，再不能受理性的支配，而一任事勢的推遷。人就控制不住環境，而要受環境的支配了。
當這時代，經濟上的變遷，可以述其犖犖大端如下：
一、因人口增加，土地漸感不足，而地代因之發生。在這情形之下，土地荒廢了，覺得可惜，於是把向來田間的空地，留作道路和備蓄洩之用的，都加以墾闢，此即所謂“開阡陌”（開阡陌之開，即開墾之開。田間的陸地，總稱阡陌。低地留作蓄水洩水之用的，總稱溝洫。開阡陌時，自然把溝洫也填沒了。參看朱子《開阡陌辨》）。這樣一來，分地的標記沒有了，自然可隨意侵占，有土之君，利於租稅之增加，自然也不加以禁止，或且加以倡導，此即孟子所謂“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滕文公上篇》）。一方面靠暴力侵占，一方面靠財力收買，兼併的現象，就陸續發生了。
二、山澤之地，向來作為公有的，先被有權力的封君封禁起來，後又逐漸入於私人之手（《史記·平準書》說：漢初山川、園池，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為私奉養。此即前代山澤之地。把向來公有的山澤，一旦作為私有，在漢初，決不會，也決不敢有這無理的措置，可見自秦以前，早已普遍加以封禁了。管子官山府海之論，雖然意在擴張國家的收入，非以供私人之用，然其將公有之地，加以封禁則同。《史記·貨殖列傳》所載諸大企業家，有從事於畜牧的，有從事於種樹的，有從事於開礦的，都非佔有山澤之地不行。這大約是從人君手裡，以賞賜、租、買等方法取得的）。
三、工業進化了，器用較昔時為進步，而工官的製造，未必隨之進步。或且以人口增加而工官本身，未嘗擴張，量的方面，亦發生問題。舊系家家自製之物，至此求之於市者，亦必逐漸增加。於是漸有從事於工業的人，其獲利亦頗厚。
四、商人，更為是時活躍的階級。交換的事情多了，居間的商人，隨之而增多，這是勢所必至的。商業的性質，是最自利的。依據它的原理，必須以最低的價格（只要你肯賣）買進，最高的價格（只要你肯買）賣出。於是生產者、消費者同受剝削，而居間的階級獨肥。
五、盈天地之間者皆物，本說不出什麼是我的，什麼是你的。所以分為我的、你的，乃因知道勞力的可貴，我花了勞力在上面的東西，就不肯白送給你。於是東西和東西，東西和勞力，勞力和勞力，都可以交換。於是發生了工資，發生了利息。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君雖然霸占了許多財產，還頗能盡救濟的責任，到後來，便要藉此以博取利息了。孟子述晏子的話，說古代的巡狩，“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梁惠王下篇》）。而《戰國策》載馮煖為孟嘗君收債，盡焚其券以市義，就顯示著這一個轉變。較早的時代，只有封君是有錢的，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債。後來私人有錢的漸多，困窮的亦漸眾，自然放債取利的行為，漸漸的普遍了。
六、在這時代，又有促進交易和放債的工具發生，是為貨幣的進步（別見《貨幣篇》）。貨幣愈進步，則其為用愈普遍，於是交易活潑，儲蓄便利，就更增進人的貪欲（物過多則無用，所以在實物經濟時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濟的。貨幣既興，此物可以轉變為他物，儲蓄的亦只要儲蓄其價值，就不容易覺得其過剩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發生下列三種人：
一、大地主。其中又分為（甲）田連阡陌及（乙）擅山澤之利的兩種人。
二、大工商家。古代的工業家，大抵自行販賣，所以古人統稱為商人。然從理論上剖析之，實包括工業家在內，如漢時所稱之“鹽鐵”（謂製鹽和鼓鑄鐵器的人）。其營業，即是側重在製造方面的。
三、子錢家。這是專以放債取息為營業的。要知道這時代的經濟情形，最好是看《史記》的《貨殖列傳》。然《貨殖列傳》所載的，只是當時的大富豪。至於富力較遜，而性質相同的（小地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貸者）那就書不勝書了。
精神現象，總是隨著生活環境而變遷的。人，是獨力很難自立的，所以能夠生存，無非是靠著互助。家族制度盛行，業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個個的小單位。交易制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剝削之方法行之，遂更使人們的對立尖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要獲得一個立足之地甚難，而要墮落下去則甚易。即使獲得了一個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強力，不易保持的。人們遂都汲汲惶惶，不可終日。董仲舒說：“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史記·貨殖列傳》有一段，剖析當時所謂賢士、隱士、廉吏、廉賈、壯士、遊俠、妓女、政客、打獵、賭博、方技、犯法的吏士、農、工、商賈，各種人的用心，斷言他的內容，無一而非為利。而又總結之曰：“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韓非子》說：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無飢寒疾病禍罪之殃，而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顯學篇》）。話似近情，然不知無豐年旁入之利，無飢寒疾病禍罪之殃的條件，成立甚難；而且侈惰亦是社會環境養成的。誰之罪？而獨嚴切的責備不幸的人，這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種動物發出來的了。人心大變，此即所謂亂世。
孔子所謂小康之世，大約從有史時代就開始的。因為我們有確實的歷史，始於炎、黃之際，已經是一個乾戈擾攘的世界了。至於亂世，其機緘，亦是早就潛伏的，而其大盛，則當在東周之後。因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後，才大崩潰的（封建制度的崩潰，不是什麼單純的政治作用，實在是社會文化進步，而後政治作用隨之的，已見第三十九章。新文化的進步，就是舊組織的崩潰）。然在東周以後，社會的舊組織，雖已崩潰，而人們心上，還都覺得這新成立的秩序為不安；認為它是變態，當有以矯正之。於是有兩漢時代不斷的社會改革運動。醞釀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這大改革失敗了，人們才承認社會組織的不良，為與生俱來，無可如何之事，把病態認為常態了。所以我說小康的一期，當終於新室之末。
漢代人的議論，我們要是肯細看，便可覺得他和後世的議論，絕不相同。後世的議論，都是把社會組織的缺陷，認為無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漢代人的議論，則總是想徹底改革的。這個，只要看最著名的賈誼、董仲舒的議論，便可見得。若能細讀《漢書》的《王貢兩龔鮑》和《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就更可明白了。但他們有一個通弊，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兩個對立的階級。不知領導被壓迫階級，以圖革命，而專想藉壓迫階級之力，以為人民謀解放。他們誤以為治者階級，便是代表全社會的正義的，而不知道這只是治者階級中的最少數。實際，政治上的治者階級，便是經濟上的壓迫階級，總是想榨取被治階級（即經濟上的被壓迫階級）以牟利的。治者階級中最上層的少數人，只是立於兩者之間，使此兩階級得以保持一個均衡，而實際上還是偏於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它為發力機，鼓動了多數治者，為被治者謀幸福，真是緣木求魚，在理論上決不容有這回事。理所可有，而不能實現之事多矣，理所必無，而能僥倖成功之事，未之前聞。這種錯誤，固然是時代為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總是不能有成，則社會科學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學上的定律，一樣固定，決不會有例外。
在東周之世，社會上即已發生兩種思潮：一是儒家，主張平均地權，其具體辦法，是恢復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張節制資本，其具體辦法，是（甲）大事業官營；（乙）大商業和民間的借貸，亦由公家加以乾涉（見《管子·輕重》各篇）。漢代還是如此。漢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復井田的。因為事不易行，所以讓步到“限民名田”。其議發於董仲舒。哀帝時，師丹輔政，業已定有辦法，因為權戚所阻撓，未能實行。法家的主張，桑弘羊曾行之。其最重要的政策，是鹽鐵官賣及均輸。均輸是官營商業。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販的出口貨做貢賦，官販賣之於別地方。弘羊的理論，略見《鹽鐵論》中。著《鹽鐵論》的桓寬，是反對桑弘羊的（《鹽鐵論》乃昭帝時弘羊和賢良文學辯論的話，桓寬把它整理記錄下來的。賢良文學，都是治儒家之學的。弘羊則是法家，桓寬亦信儒家之學），其記錄，未必會有利於弘羊，然而我們看其所記弘羊的話，仍覺得光焰萬丈，可知歷來以弘羊為言利之臣，專趨承武帝之意，替他搜括，實在是錯誤的。但弘羊雖有此種抱負，其籌款的目的是達到了，矯正社會經濟的目的，則並未達到。漢朝所實行的政策，如減輕田租，重農抑商等，更其無實效可見了。直到漢末，王莽出來，才綜合儒法兩家的主張，行一斷然的大改革。
在中國經學史中，有一重公案，便是所謂今古文之爭。今古文之爭，固然自有其學術上的理由，然和政治的關係亦絕大。提倡古文學的劉歆、王莽，都是和政治很有關係的人。我們向來不大明白他們的理由，現在卻全明白了。王莽是主張改革經濟制度的人。他的改革，且要兼及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方面。今文經是只有平均地權的學說，而無節制資本的學說的。這時候，社會崇古的風氣正盛。欲有所作為，不得不求其根據於古書。王莽要兼行節制資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於古文經了。這是旁文。我們現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
（一）他把天下的田，都名為王田（猶今言國有），奴婢名為私屬，都不得賣買。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的，分餘田與九族鄉黨。
（二）設立六筦之製：（甲）鹽，（乙）酒，（丙）鐵，（丁）山澤，（戊）五均賒貸，（己）鐵布銅冶。其中五均賒貸一項，是控製商業及借貸的。餘五項，係將廣義的農業和工業，收歸官營。
（三）五均，《漢書·食貨志》《注》引鄧展，謂其出於河間獻王所傳的《樂語》、《樂元語》。臣瓚引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這是古代的官營商業。其為事實或法家的學說未可知，而要為王莽的政策所本。王莽的製度：是改長安東西市令，又於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處，都設司市師（師是長官之意），各以四時仲月（二、五、八、十一月），定該區中貨物的平價。貨物實係有用而滯銷的，照他的本錢買進。物價騰貴，超過平價一錢時（漢時錢價貴，故超過一錢，即為騰貴），則照平價出賣。又在司市師之下，設泉府丞（丞是副官的意思），經營各種事業的人，都要收稅，名之為貢（其額按純利十分之一）。泉府收了這一筆貢，用以藉給困乏的人。因喪祭等事而藉的，只還本，不取息，藉以營利的，取年息十分之一。
王莽的變法，成功的希望是不會有的，其理由已述於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這只是枝節。即使手段很高強，亦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因為根本上註定要失敗的事，決不是靠手段補救得來的。但是王莽的失敗，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因為王莽所行，並不是王莽一個人的意見，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意見。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見的大成。經過這一次改革失敗之後，人遂群認根本改革為不可能，想把亂世逆挽之而至於小康的思想，從此告終了。中國的社會改革運動，至此遂告長期的停頓。
雖然在停頓時期，枝節的改革，總還不能沒有的。今亦略述其事如下：
當這時代，最可紀念的，是平和的、不徹底的平均地權運動。激烈的井田政策既經絕望，平和的限民名田政策，還不能行，於是又有一種議論，說平均地權之策，當行之於大亂之後，地廣人稀，土田無主之日。於是有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這三法的要點是：（一）因年齡、屬性之別，以定受田的多少。 （二）在北魏的均田令中，有露田和桑田的區別。唐朝則名為口分田和世業田。桑田和世業田，是可以傳世的，露田和口分田，則受之於官，仍要還之於官。 （三）唐制又有寬狹鄉之別。田畝之數，足以照法令授與的為寬鄉，不足的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 （四）有餘田的鄉，是要以給比連之鄉的。州縣亦是如此。 （五）徙鄉和貧無以葬的人，得賣世業田。自狹鄉徙寬鄉的，得併賣口分田（口分田非其所有，無可賣之理。這該是獎勵人民從狹鄉遷到寬鄉去的意思。法律上的解釋，等於官收其田而賣卻之，而將賣田所得之款，發給為獎勵費。許其自賣，只是手續簡便些罷了）。 （六）雖然如此，世業田仍有其一定制限，買進的不得超過此限度，在最小限度以內，亦不得再賣卻。統觀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奪其私有之田，無田者則由官給，希冀減少反抗，以漸平均地權，其立法之意誠甚善。然其實行至何程度，則殊可疑（晉法定後，天下旋亂，曾否實行，論者甚至有懷疑的。北魏及唐，曾實行至何程度，歷史上亦無明確的記載），即使實行了，而人總是有緩急的；緩急的時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產製度之下，誰肯白借給你來？救濟的事業，無論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濟事業之量，決不能等於社會上需要救濟之量，這是有其理論上的根據的。因為救濟人者，必先自覺有餘，然後能斥其所餘以救濟人。然救濟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於所救濟的人，因而他所拿出來的，均攤在眾人頭上，必不能使被救濟者之生活程度，與救濟之者相等。而人之覺得足不足，並不是物質上真有什麼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狀況相比較的。如此，故被救濟者在心理上永無滿足之時。又在現在的社會組織之下，一個人的財富，往往是從剝削他人得來的，而他的自覺有餘必在先，斥其餘以救濟他人必在後。自剝削至於救濟，其中必經過相當的時間。在此時間之中，被剝削者，必已負有很大的創傷，即使把所剝削去的全數都還了他，亦已不夠回复，何況還不能全數還他呢），於是不得不有抵賣之品。而貧民是除田地之外，無物可以抵賣的。如此，地權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難維持永久。何況並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調劑土滿和人滿，總不能沒有移民，而在現在的文化狀況之下，移民又是很難實行的。所以此等平均地權的方法，不論事實，在理論上已是很難成立的了。據記載，唐朝當開元時，其法業已大壞。至德宗建中元年（民國紀元前1132年），楊炎為相，改租庸調法為兩稅法，人民有田無田，田多田少，就無人過問了。自晉武帝太康元年（民國紀元前1632年），平吳行戶調法至此，前後適五百年。自此以後，國家遂無復平均地權的政策。間或丈量，不過為平均賦稅起見，而亦多不能徹底澄清。兼併現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厲害的，為南宋時浙西一帶的兼併。因為這時候，建都在臨安，浙西一帶，闊人多了，競以兼併為事。收租奇重。宋末，賈似道要籌款，就用低價硬買做官田。田主固然破產了。佃戶自此要向官家交租，又非向私家交租時“額重納輕”之比，人民已受了一次大害。到明初平張士誠，太祖惡其民為士誠守，對於蘇松、嘉湖之田，又定以私租為官稅。後來雖屢經減免，直到現在，這一帶田賦之重，還甲於全國。兼併的影響，亦可謂深了。
物價的高低，東漢以後，更無人能加以乾涉。只有食糧，關係人民的利害太切了，國家還不能全然放任。安定穀價的理論，始於李悝。李俚說糴（穀價），甚賤傷農，甚貴傷民（此民字指谷之消費者，與農為谷之生產者立於對待的地位），主張當新谷登場時，國家收買其一部分，至青黃不接時賣出，以保持谷的平價。漢宣帝時，穀價大賤，大司農耿壽昌，於若干地方行其法，名其倉為常平倉。此法雖不為牟利起見，然賣出之價，必比買進之價略高，國家並無所費，而人民實受其益，實可稱法良意美。然在古代，穀物賣買未盛則有效。至後世，穀物的市場日廣，而官家的資本甚微，則即使實力奉行，亦難收控制市場之效；何況奉行者又多有名無實，甚或併其名而無之呢？所以常平倉在歷代法令上，雖然是有的時候多，實際上並無效力。隋文帝時，工部尚書長孫平創義倉之法，令人民於收成之日，隨意功課，即於當社立倉存貯。荒歉之時，用以救濟。後周時有惠民倉。將雜配錢（一種雜稅的名目）的幾分之幾，折收穀物，以供凶年平糴之用。宋時又有廣惠倉。募人耕沒入和戶絕田，收其租以給郭內窮苦的人民。這都是救濟性質。直到王安石出來，行青苗法，才推廣之，以供借貸之用。青苗法是起於李參的。李參在陝西做官時，命百姓自度耕種的贏餘，告貸於官。官貸之以錢。乃秋，隨賦稅交還。王安石推行其法於諸路。以常平、廣惠倉所儲的錢穀為貸本（倉本所以貯谷，後世因谷的儲藏不便，亦且不能必得，遂有兼儲錢的。需用時再以錢買谷，或竟發錢），當時反對者甚多，然其本意是好的，不過官不是推行此法的機關，不免有弊罷了（反對青苗的人，有的說它取息二分太重，這是胡說，當時民間利率，實遠重於此。青苗之弊：在於（一）人民不敢與官交涉。（二）官亦不能與民直接，勢必假手於吏胥，吏胥多數是要作弊的，人民更不敢與之交涉。（三）於是聽其自然，即不能推行。（四）強要推行，即不免抑配。（五）借出之款，或不能償還，勢必引起追呼。（六）又有勒令鄰保均賠的。（七）甚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或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的。總而言之，是由於辦理的機關的不適宜）。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建州大饑。朱子請於府，得常平倉粟六百石，以為貸本。人民夏天來借的，到冬加二歸還。以後逐年如此。小荒則免其半息，大荒則全免其息。如此十四年，除將原本六百石還官外，並將餘利，造成倉廒，得粟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自此借貸就不再收息了。朱子此法，其以社為範圍，與長孫平的義倉同。不但充平糴及救濟，而兼供借貸，與王安石的青苗法同。以社為範圍，則易於管理，易於監察，人民可以自司其事。如此，則有將死藏的倉谷出貸，化為有用的資本之利，而無青苗法與官交涉之弊。所以歷來論者，都以為此法最善；有與其提倡常平、義倉，不如提倡社倉的傾向。義倉不如社倉，誠然無可爭辯，這是後起者自然的進步。常平和社倉，則根本不是一件事。常平是官辦的，是和糧食商人鬥爭的。義倉和社倉，都是農民互助的事。固然，農民真正充足了，商人將無所施其剝削，然使將現在社會上一切剝削農民之事，都剷除了，農民又何至於不足呢？固然，當時的常平倉，並沒有控制市場之力；至多當飢荒之際，開辦平糴，惠及城市之人。然此乃常平辦理之不得其法，力量的不夠，並不是其本質不好。依正義及經濟政策論，國家扶助農民和消費者，剷除居間者的剝削，還是有這義務，而在政策上也是必要的。所以常平和社倉，至少該並行不廢。再者，青苗法以官主其事，固然不好，社倉以人民主其事，也未必一定會好的。因為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是同樣要吮人膏血的，並無彼此之分。主張社倉的，說社倉範圍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管理的人，難於作弊。然而從來土豪劣紳，都是明中把持、攘奪，並不是暗中攫取的。義倉創辦未幾，即或因人民不能管理，而移之於縣。社倉，據《文獻通考》說：亦是“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甚者拘催無異正賦”。以為非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不為功。可見防止貪污土劣的侵漁，仍不能無藉於人民的自衛了。平抑糧食以外他種物價之事，東漢以後無之。只有宋神宗熙寧五年，曾立市易司，想平抑京師的物價，然其後事未能行。
借貸，亦始終是剝削的一種方法。最初只有封君之類是有錢的人，所以也只有他們能營高利貸的事業。後來事實雖然變換了，還有借他們出面的。如《漢書·谷永傳》說：當時的掖庭獄，“為人起債（代人放債），分利受謝”是。亦有官自放債的。如隋初嘗給內官以公廨錢，令其回易生利，這種公廨錢，就是可以放債的。其類乎封建財產的，則南北朝以後，僧寺頗多殷富，亦常為放債的機關。私人放債取利，較大的，多為商賈所兼營，如《後漢書·桓譚傳》：譚上疏陳時政，說：“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則並有代他奔走的人了。 《元史·耶律楚材傳》說：當時的回鶻，多放羊羔利（利上起利）。回紇也是從西域到中國來經商的。這是因商人手中，多有流動資本，所以兼營此業最便。至於土豪劣紳之類，即在本地方營高利貸業的，其規模自然較此為小，然其數則甚多，而其手段亦極酷辣。 《宋史·食貨志》載司馬光疏，說當時的農民，“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陳舜俞傳》說：當時放債的人，雖“約償緡錢，而谷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斧錡之屬，皆雜取之”；便可見其一斑了。大抵借貸有對人信用和對物信用兩種。對物信用，須能鑑別其物，知其時價；對人信用，則須調查其人之財產及行為，亦有一番事情，且須有相當知識。這在放債者方面，亦須有一種組織。所以逐漸發達，而成為近代的錢莊及當舖。
中國歷代，社會上的思想，都是主張均貧富的，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於接受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因。然其宗旨雖善，而其所主張的方法，則有未善。這因歷代學者，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太深，而對於現實的觀察太淺之故。在中國，思想界的權威，無疑是儒家。儒家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認識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張平均地權，而忽略了資本的作用。這在當時，還無怪其然（古代學問的發達，不能不為地域所限。儒學盛於魯。法家之學，托諸管子，疑其初盛於齊。《史記·貨殖列傳》說：太公封於齊，地瀉鹵，人民寡，太公勸女工，極技巧，通魚鹽，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齊冠帶衣履天下。這或者出於附會。然齊魚鹽工商之業皆盛，則是不誣的。齊國在當時，資本必較發達，所以節制資本的思想，就起於其地了），然至後世，學者的眼光，仍限於這一個圈子裡，就可怪了。如前述漢代儒家的議論，即其一證。宋學興起，在中國思想界，是最有特色的。宋儒亦很留心於政治和社會問題。而純粹的宋學家，亦只重視复井田為致太平之策，那又是其一證。然此猶其小者。至其大者，則未審國家的性質。不知國家是階級時代的產物，治者階級，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其中雖有少數大公無我的人，然而總只是少數。其力量，較諸大多數的通常人，遠覺綿薄。即使這少數人而得位乘時，使其監督大多數人，不敢放手虐民，即所謂去其泰甚，已覺得異常吃力。至於根本上改變其性質，則其事必不可能。如此，所以歷代所謂治世的政治，往往是趨於放任的；而一行干涉的政策，則往往召亂。然則但靠國家之力，如何能均平貧富呢？新莽以此失敗了，而後世的人，還是這種思想。我們試看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他說：“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急務，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他看得天下之物，是天下人所公有；當由一個代表正義的人，為之公平分配，而不當由自私自利的人，擅其利而私其取予，以役使眾人；其意昭然若揭。然欲以此重任，責之於後世的所謂天子，雲胡可得呢？中國讀書人所以有這思想，是因為其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太深，在傳統思想上，說這本是君之責任故。然在極古的時代，君權大而其所治之國小；而且大同時代的規則，尚未盡廢，或者可以做到幾分。在後世，則雖甚神聖，亦苦無下手之處了。而中國講改革的人，都希望著他，如何能不失敗呢？龔自珍是近代最有思想的人。他的文集裡，有一篇文章，標題為《平均篇》，暢發一切亂源，根本都在經濟上分配的不平。最高的治法，是能使之平均。就其現象，與之相安，則不足道。其觀察亦可謂極深刻。然問其方法，則仍是希望握政權者，審察各方面的情形，而有以措置之，則仍是一條不通的路而已。龔氏是距離現在不過百年的人，而其思想如此，可見舊日的學者，其思想，全然局限於這一個範圍之中。這是時代為之，自然怪不得古人。然在今日，卻亦不可不知道昔人所走的路，是一條不通的路，而再奉其思想為金科玉律。
現代的經濟情形，和從前又大不相同了。自從西力東侵以來，我們的經濟，已非複閉關獨立之世，而與世界息息相通。在工業革命以前，最活躍的是商人階級。所以歷代的議論，都主張重農抑商。自工業革命以後，則商人反成為工業家的附屬，不過略沾其餘潤，所以中國推銷洋貨的人，即世所稱為買辦階級者，在中國社會裡，雖儼然是個富豪，而以世界眼光觀之，則仍不免在小貧之列。在現代的經濟狀況之下，斷不容我們固步自封。世界的經濟情形，自從工業發達了，積集的資本遂多，而金融資本，又極跋扈。工業品是要尋求銷路的，而且還要霸占資源，就是固定和流動的資本，也要輸出國外，皆不得不以武力保其安全。於是資本主義發展而成為帝國主義。歷代的勞資對立，資本家是在國內的，現在則資本家在國外。於是民生問題和民族問題，並為一談，再不能分離解決了。我們現在，該如何審慎、勇敢、強毅，以應付這一個目前的大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