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部族之間，互相爭鬥，勝者把敗者作為俘虜，使之從事於勞役，是為奴隸；其但收取其賦稅的，則為農奴。已見上章。古代奴婢之數，似乎並不甚多（見下）。最嚴重的問題，倒在征服者和農奴之間。國人和野人，這兩個名詞，我們在古書上遇見時，似不覺其間有何嚴重的區別。其實兩者之間，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關係的。不過其時代較早，古書上的遺跡，不甚顯著，所以我們看起來，不覺得其嚴重罷了。所謂國人，其初當系征服之族，擇中央山險之地，築城而居。野人則係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從事於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險之處。國內行畦田，國外行井田。 （二）國人充任正式軍隊，野人則否。參看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五十三章白明。上章所講大詢於眾庶之法，限於鄉大夫之屬。鄉是王城以外之地，鄉人即所謂國人。厲王的被逐，《國語》說：“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則參與國政，和起而為反抗舉動的，都是國人。若野人，則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頌德，襁負而歸之；有行暴政之君，則“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在可能範圍之內逃亡而已。所以一個國家，其初立國的基本，實在是靠國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國人和野人之間，其初當有一個很嚴的界限；彼此之間，還當有很深的仇恨。後來此等界限，如何消滅？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約因：（一）距離戰爭的年代遠了，舊事漸被遺忘。 （二）國人移居於野，野人亦有移居於國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 （三）征服部族，是要朘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經濟上，國人富裕而野人貧窮；又都邑多為工商及往來之人所聚會，在交通上，國人頻繁而野人閉塞；所以國人的性質較文，野人的性質較質。然到後來，各地方逐漸發達，其性質，亦變而相近了。再到後來，（四）選舉的權利，（五）兵役的義務，亦漸擴充推廣，而及於野人，則國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無甚區別，其畛域就全化除了。參看第四十三、第四十五兩章自明。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可說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於職業上的區別，則已帶著經濟上的原因了。古代職業的區別，是為士、農、工、商。士是戰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稱，可見古代的用人，專在戰士中拔擢。至於工商，則專從事於生業。充當戰士的人，雖不能全不務農，但有種專務耕種的農民，卻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上有士之鄉和工商之鄉（見《小匡篇》）。 《左傳》宣公十二年說，楚國之法，“荊屍而舉（荊屍，該是一種組織軍隊的法令），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有些人誤以為古代是全國皆兵，實在是錯誤的，參看第四十五章自明。士和卿大夫，本來該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權和軍權，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論什麼職業，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說：“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小匡》）政治上的地位，當然不是例外，世官之製既行，士和大夫之間，自然生出嚴重的區別來，農、工、商更不必說了。此等階級，如何破壞呢？其在經濟上，要維持此等階級，必須能維持嚴密的職業組織。如欲使農之子恆為農，則井田制度，必須維持。欲使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則工官和公家對於商業的管理規則，亦必須維持。然到後來，這種制度，都破壞了。農人要種田，你沒有田給他種，豈能不許他從事別種職業？工官制度破壞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給民用，民間有從事製造的人，你豈能禁止他？尤其是經濟進步，交換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間賣買的人，又豈能加以禁止？私產製度既興，獲利的機會無限，人之趨利，如水就下，舊制度都成為新發展的障礙了，古代由社會制定的職業組織，如何能不破壞呢？在政治上：則因（一）貴族的驕淫矜誇，自趨滅亡，而不得不任用遊士（參看第四十三章）。 （二）又因有土者之間，互相爭奪，敗國亡家之事，史不絕書。一國敗，則與此諸侯有關之人，都夷為平民。一家亡，則與此大夫有關的人，都失其地位。 （三）又古代階級，並未像喀斯德（caste）這樣的嚴峻，彼此不許通婚。譬如《左傳》定公九年，載齊侯攻晉夷儀，有一個戰士，喚作敝無存，他的父親，要替他娶親，他就辭謝，說：“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齊國的兩個世卿之家）可見貴族與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會地位的變動，自然也容易了。這都是古代階級所以漸次破壞的原因。
奴隸的起源，由於以異族為俘虜。 《周官》五隸：曰罪隸，曰蠻隸，曰閩隸，曰夷隸，曰貉隸。似乎後四者為異族，前一者為罪人。然罪人是後起的。當初本只以異族為奴隸，後來本族有罪的人，亦將他貶人異族群內，當他異族看待，才有以罪人為奴隸的事。參看第四十六章自明。經學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屏諸四夷，不及以政”（謂不使之當徭役。見《禮記·王制》）；古文家言，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盡棄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說的製度較早，初期的奴隸，多數是異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穀梁》襄公二十九年：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押敵，不邇怨）。不但如此，社會學家言：氏族時代的人，不慣和同族爭鬥，鎮壓本部族之職，有時不肯做，寧願讓異族人做的。 《周官》蠻、閩、夷、貉四隸，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之厲禁，正是這個道理。這亦足以證明奴隸的源出於異族。女子為奴隸的謂之婢。 《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李《注》引韋昭雲：“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可見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賤的界限，實亦不甚嚴峻。但一方面有脫離奴籍的奴隸，一方面又有淪為奴隸的平民，所以奴婢終不能盡絕。這是關係整個社會制度的了。奴隸的免除，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法令。 《左傳》襄公三十二年，晉國的大夫欒盈造反。欒氏有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有一個奴隸，喚作斐豹的，和執政範宣子說道：“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歡道：你殺掉他，“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斐豹大約是因犯罪而為奴隸，丹書就是寫他的罪狀的。一種是以財贖。 《呂氏春秋·察微篇》說：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者，贖之者取金於府。”這大約是俘虜一類。後世奴隸的免除，也不外乎這兩種方法。
以上是封建時代的事。封建社會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佔優勢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亦佔優勝。到資本主義時代，就大不然了。 《漢書·貨殖列傳》說：“昔先王之製：白天子、公、侯、卿、大夫、土，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榔、祭祀、死生之製，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又說：後來自諸侯大夫至於士庶人，“莫不離製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谷貸，猶言食貨。谷、食，本意指食物，引申起來，則包括一切直接供給消費之物。貨和化是一語。把這樣東西，變成那樣，就是交換的行為。所以貨是指一切商品）於是“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粟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隸，猶無慍色”。這幾句話，最可代表從封建時代到資本主義時代的變遷。封建社會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奪。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奪，則人人的生命財產，俱不可保。這未免太危險。所以社會逐漸進步，武力掠奪之事，總不能不懸為厲禁。到這時代，有錢的人，拿出錢來，就要看他願否。於是有錢就是有權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於狡猾慳吝的守財奴之前了。這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源。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慘酷，乃是積重以後的事。當其初興之時，較之武力主義，公平多了，溫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歡迎的。資本主義所以能取武力主義而代之，其根源即在於此。然前此社會的規則，都是根據武力優勝主義制定的，不是根據富力優勝主義制定的。武力優勝主義，固然也是階級的偏私，且較富力優勝主義為更惡。然而人們，（一）誰肯放棄其階級的偏私？ （二）即有少數大公無我的人，亦不免為偏見所蔽，視其階級之利益，即為社會全體的利益；以其階級的主張，即為社會全體的公道，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所以資本主義的新秩序，用封建社會的舊眼光看起來，是很不入眼的；總想盡力打倒他，把舊秩序回复。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史記》本傳）就是代表這種見解，想把富與貴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回復到富與貴相一致的時代的。然而這如何辦得到呢？封建時代，統治者階級的精神，最緊要的有兩種：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惟不好利，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維持其治者階級的地位的原因。在當時原非幸致。然而這種精神，也不是從天降，從地出；或者如觀念論者所說，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總是隨著環境變遷的。假使人而不能隨著環境變遷，則亦不能製馭環境，而為萬物之靈了。在封建主義全盛時，治者階級因其靠武力得來的地位的優勝，不但衣食無憂，且其生活，總較被治的人為優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講到武勇，則因前此及其當時，他們的生命，是靠腕力維持的（取之於自然界者如田獵。取之於人者，則為戰爭和掠奪），自能養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到武力掠奪，懸為厲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較治者為優裕；人類維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腕力限之於自然界，或奪之於團體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剝削團體以內的人；則環境大變了。治者階級的精神，如何能不隨之轉變呢？於是滔滔不可挽了。在當時，中堅階級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為兩派：近乎文者則為儒，近乎武者則為俠。古書多以儒俠並稱，亦以儒墨並稱，可見墨即是俠。儒和俠，不是孔、墨所創造的兩種團體，倒是孔、墨就社會上固有的兩種階級，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在孔、墨當日，何嘗不想把這兩個階級振興起來，使之成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儒者只成為“貪飲食，惰作務”之徒（見《墨子·非儒篇》），俠者則成為“盜跖之居民間者”（《史記·遊俠列傳》）。質而言之，儒者都是現在志在衣食，大些則志在富貴的讀書人。俠者則成為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了。我們不否認，有少數不是這樣的人，然而少數總只是少數。這其原理，因為在生物學上，人，大多數總是中庸的，而特別的好，和特別的壞，同為反常的現象。所以我們贊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數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贊成認現社會的製度為天經地義，責成人在現制度之下做好人，陳義雖高，終成夢想。直到漢代，想維持此等階級精神，以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的，還不乏其人。試看賈誼《陳政事疏》所說聖人有金城之義，董仲舒對策說食祿之家不該與民爭利一段（均見《漢書》本傳），便可見其大概。確實，漢朝亦還有此種人。如蓋寬饒，“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兒子步行戍邊，專務舉發在位者的弊竇，又好犯顏直諫，這確是文臣的好模範。又如李廣，終身除射箭外無他嗜好，絕不言利，而於封侯之賞，卻看得很重。廣為衛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兒子敢，因此射傷衛青，又給霍去病殺掉，漢武帝都因其為外戚之故而為之諱，然李廣的孫兒子陵，仍願為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見《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這真是一個武士的好模範。還有那奮不顧身，立功絕域的傅介子、常惠、陳湯、班超等，亦都是這一種人。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在漢代，此等人已如鳳毛麟角，魏晉以後，遂絕跡不可複見。豈無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時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質出現了。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複燃。後人談起這種封建時代的精神來，總覺得不勝惋惜。然而無足惜也。這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當時文臣的見解，已不免於褊狹。武人則更其要不得。譬如李廣，因閒居之時，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於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與他為難，還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個好尉），到再起時，就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這算什麼行為？他做隴西太守時，詐殺降羌八百餘人，豈非武士的恥辱？至於一班出使外國之徒，利於所帶的物品，可以乾沒；還好帶私貨推銷，因此爭求奉使。到出使之後，又有許多粗魯的行為，訛詐的舉動，以致為國生事，引起兵端（見《史記·大宛列傳》），這真是所謂浪人，真是要不得的東西。中國幸而這種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還不止五胡之亂。
封建時代的精神過去了。社會階級，遂全依貧富而分。當時所謂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詳見下章。晁錯《貴粟疏》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見法律全然退處於無權了。
因資本的跋扈，奴婢之數，遂大為增加。中國古代，雖有奴婢，似乎並不靠他做生產的主力。因為這時候，土地尚未私有，舊有的土地，都屬於農民。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只能苛取其租稅，強徵其勞力（即役），至於奪農民的土地為己有，而使奴隸從事於耕種，那是不會有這件事的（因為如此，於經濟只有不利。所以雖有淫暴之君，亦只會棄田以為苑囿。到暴力一過去，苑囿就又變做田了）。大規模的墾荒，或使奴隸從事於別種生產事業，那時候也不會有。其時的奴隸，只是在家庭中，以給使令，或從事於消費品的製造（如使女奴舂米、釀酒等），為經濟的力量所限，其勢自不能甚多。到資本主義興起後，就不然了。 （一）土地既已私有，原來的農奴，都隨著土地，變成地主的奴隸。王莽行王田之製，稱奴隸為“私屬”，和田地都不得賣買。若非向來可以賣買，何必有此法令呢？這該是秦漢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虜、罪人兩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經濟上的原因造成的多）。 （二）農奴既變為奴隸，從事於大規模的墾荒的，自然可以購買奴隸，使其從事耕作。 （三）還可以使之從事於別種事業。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閒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所以又說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如此，奴婢越多越富，其數就無制限了。此時的奴婢，大抵是因貧窮而鬻賣的。因貧窮而賣身，自古久有其事。所以《孟子·萬章上篇》，就有人說：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然在古代，此等要不能甚多。至漢代，則賈誼說當時之民，歲惡不入，就要“請爵賣子”，成為經常的現象了。此等奴婢，徒以貧窮之故而賣身，和古代出於俘虜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國家理應制止及救濟。然當時的國家，非但不能如此，反亦因之以為利。如漢武帝，令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复；為郎的增秩。其時行算緡之法，遣使就郡國治隱匿不報的人的罪，沒收其奴婢甚多，都把他們分配到各苑和各機關，使之從事於生產事業（見《史記·平準書》）。像漢武帝這種舉動，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從事於生產事業者，必不限於漢武帝之世，則可推想而知，奴隸遂成為此時官私生產的要角了。漢末大亂，奴婢之數，更行增多。後漢光武一朝，用法令強迫釋放奴婢很多（均見《後漢書》本紀）。然亦不過救一時之弊，終不能絕其根株。歷代救濟奴隸之法：（一）對於官奴婢，大抵以法令赦免。 （二）對於私奴婢：則（甲）以法令強迫釋放；（乙）官出資財，替他贖身；（丙）勒令以買直為傭資，計算做工的時期，足滿工資之數，便把他放免。雖有此法，亦不過去其太甚而已。用外國人作奴婢，後世還是有的。但非如古代的出於俘虜，而亦出於鬻賣。 《漢書·西南夷列傳》和《貨殖列傳》，都有所謂“僰僮”，就是當時的商人，把他當作商品販賣的。 《北史·四裔傳》亦說：當時的人，多買獠人作奴僕。因此，又引起政治上的侵略。梁武帝時，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利。周武帝平梁、益，亦命隨近州鎮，年年出兵伐獠，取其生口，以充賤隸。這在後世，卻是少有的事，只有南北分立之世，財力困窘，政治又毫無規模，才會有之。至於販賣，卻是通常現象。如唐武后大足元年，敕北方緣邊諸郡，不得畜突厥奴婢；穆宗長慶元年，詔禁登、萊州及緣海諸道，縱容海賊，掠賣新羅人為奴婢，就可見海陸兩道，都有販賣外國人口的了。南方的黑色人種，中國謂之崑崙。唐代小說中，多有崑崙奴的記載，更和歐洲人的販賣黑奴相像。然中國人亦有自賣或被賣做外國人的奴隸的。宋太宗淳化二年，詔陝西緣邊諸郡：先因歲饑，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官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真宗天禧三年，詔自今掠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至者同罪，未過界者，決杖黥配（均見《文獻通考》），就是其事。
後漢末年，天下大亂，又發生所謂部曲的一個階級。部曲二字，本是軍隊中一個組織的名稱（《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喪亂之際，人民無家可歸，屬於將帥的兵士，沒有戰事的時候，還是跟著他生活。或者受他豢養或者替他工作。事實上遂發生隸屬的狀態。用其力以生產，在經濟上是有利的，所以在不招兵的時候，將帥也要招人以為部曲了（《三國志·李典傳》說：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就是戰時的部曲，平時仍屬於將帥之證。《衛覬傳》說：覬鎮關中時，四方流移之民，多有回關中的，諸將多引為部曲，就是雖不招兵之時，將帥亦招人為部曲之證）。平民因沒有資本，或者需要保護，一時應他的招。久之，此等依賴關係，已成過去，而其身份，被人歧視，一時不能回复，遂成為另一階級。部曲的女子，謂之客女。歷代法律上，奴婢傷害良人，罪較平民互相傷害為重。良人傷害奴婢，則罪較平民互相傷害為輕。其部曲、客女，傷害平民的罪，較平民加重，較奴婢減輕；平民傷害部曲、客女的，亦較傷害奴婢加重，較其互相傷害減輕。所以部曲的地位，是介於良賤之間的。歷魏、晉、南北朝至唐、宋，都有這一階級。
使平民在某種程度以內，隸屬於他人，亦由來甚久。 《商君書·竟內篇》說：“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為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有爵者不當差徭，在自己家裡的時候），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有爵者替公家當差徭時，庶子亦跟著他出去）這即是《荀子·議兵篇》所說秦人五甲首而隸五家之製。秦爵二十級（見《漢書·百官公卿表》）。級級都可乞人為役，則人民之互相隸屬者甚多，所以魯仲連要說秦人“虜使其民”了。晉武帝平吳以後，王公以下，都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其租調及力役等，均入私家。此即漢世封君食邑戶的遺法，其身份仍為良民。遼時有所謂二稅戶，把良民賜給僧寺，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金世宗時免之），亦是為此。此等使人對人直接徵收，法律上雖限於某程度以下的物質或勞力，然久之，總易發生廣泛的隸屬關係，不如由國家徵收，再行給與之為得。
封建時代的階級，亦是相沿很久的，豈有一廢除即鏟滅淨盡之理？所以魏晉以後，又有所謂門閥的階級。魏晉以後的門閥，舊時的議論，都把九品中正制度（見第四十三章），看作它很重要的原因，這是錯誤的。世界上哪有這種短時間的政治制度，能造成如此深根固柢的社會風尚之理？又有說：這是由於五胡亂華，衣冠之族，以血統與異族混淆為恥，所以有這風尚的。這也不對。當時的區別，明明注重於本族士庶之間。況且五胡亂華，至少在西晉的末年，聲勢才浩大的，而劉毅在晉初，已經說當時中正的品評，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了。可見門閥之製，並非起源於魏晉之世。然則其緣起安在呢？論門閥制度的話，要算唐朝的柳芳，說得最為明白（見《唐書·柳衝傳》）。據他的說法：則七國以前，封建時代的貴族，在秦漢之世，仍為強家。因為漢高祖起於徒步，用人不論家世，所以終兩漢之世，他們在政治上，不佔特別的勢力。然其在社會上，勢力仍在。到魏晉以後，政治上的勢力，和社會上的勢力合流，門閥制度，就漸漸固定了。這話是對的。當時政治上扶植門閥制度的，就是所謂九品中正（見第四十三章）。至於在社會上，則因漢末大亂，中原衣冠之族，開始播遷。一個世家大族，在本地方，是人人知其為世家大族的，用不著自行表暴。遷徙到別的地方，就不然了。琅邪王氏是世族，別地方的王氏則不然。博陵崔氏是世族，別地方的崔氏則不然。一處地方，就遷來一家姓王的，姓崔的，誰知道他是哪裡的王？哪裡的崔呢？如此，就不得不鄭重聲明，我是琅邪王而非別的王氏；是博陵崔而非別的崔氏了。這是講門閥的所以要重視郡望的原因。到現在，我們舊式婚姻的簡帖上，還殘留著這個老廢物。這時候，所謂門第的高下，大概是根據於：（一）本來門第的高下。這是相沿的事實，為本地方人所共認，未必有譜牒等物為據。因為古代譜牒，都是史官所記。隨著封建的崩壞，久已散佚無存了。 （二）秦漢以來，世家大族，似乎漸漸的都有譜牒（《隋書》著錄，有家譜、家傳兩門。《注》，亦多引人家的家譜）。而其事較近，各家族中，有何等人物、事蹟，亦多為眾人所能知、所能記，在這時期以內，一個家族中，要多有名位顯著的人，而切忌有叛逆等大惡的事。如此，歷時稍久，即能受人承認，為其地之世家（歷時不久的，雖有名位顯著的人，人家還只認為暴發戶，不大看得起他。至於歷時究要多久，那自然沒有明確的界限）。 （三）譜牒切忌佚亡，事蹟切忌湮沒。儻使譜牒已亡；可以做世家的條件的事蹟，又無人能記憶；或雖能記憶，而不能證明其出於我之家族中；換言之，即不能證明我為某世家大族或有名位之人之後；我的世族的資格，就要發生動搖了。要之，不要證據的事，要沒人懷疑；要有證據的事，則人證物證，至少要有一件存在，這是當時判定世族資格的條件。譜牒等物，全由私家掌管，自然不免有散佚、偽造等事。政治總是跟著社會走的。為要維持此等門閥制度，官家就亦設立譜局，與私家的譜牒互相鉤考，“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了（亦柳芳語）。
當這時代，寒門世族，在仕途上優劣懸殊；甚至婚姻不通，在社交上的禮節，亦不容相並（可參考《陔餘叢考·六朝重氏族》條）。此等界限，直至唐代猶存。 《唐書·高士廉傳》及《李義府傳》說：太宗命士廉等修《氏族志》，分為九等，崔氏猶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又說：魏大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後房玄齡、魏徵、李勣等，仍與為婚，故其望不減。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男女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 《杜羔傳》說：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邪？”可見唐朝中葉以後，此風尚未剷除。然此時的門閥，已只剩得一個空殼，經不起雨打風吹，所以一到五代時，就成“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之局了（《通志·氏族略》）。這時候的門閥，為什麼只剩一個空殼呢？ （一）因自六朝以來，所謂世族，做事太無實力。這只要看《廿二史札記·江左諸帝皆出庶族》、《江左世族無功臣》、《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各條可見。 （二）則世族多貪庶族之富，與之通婚；又有和他通譜，及把自己的家譜出賣的。看《廿二史札記·財昏》、《日知錄·通譜》兩條可見。 （三）加以隋廢九品中正，唐以後科舉制度盛行，世族在選舉上，亦復不佔便宜。此時的門閥，就只靠相沿已久，有一種惰力性維持，一受到（四）唐末大亂、譜牒淪亡的打擊，自然無以自存了。門閥制度，雖盛於魏晉以後，然其根源，實尚遠在周秦以前，到門閥制度廢除，自古相傳的階級，就蕩然以盡了（指由封建勢力所造成的階級）。
然本族的階級雖平，而本族和異族之間，階級復起。這就不能不嘆息於我族自晉以後武力的衰微了。中國自漢武帝以後，民兵漸廢。此時的兵役，多以罪人和奴隸充之，亦頗用異族人為兵。東漢以後，雜用異族之風更盛。至五胡亂華之世，遂習為故常（別見第四十五章）。此時的漢人和異族之間，自然不能不發生階級。史稱北齊神武帝，善於調和漢人和鮮卑。他對漢人則說：“鮮卑人是汝作客（猶今言僱工），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凌之？”對鮮卑人則說：“漢人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疾之？”就儼然一為農奴，一為戰士了。但此時期的異族，和自女真以後的異族，有一個大異點。自遼以前（契丹為鮮卑宇文氏別部，實仍系五胡的分支），外夷率以漢族為高貴而攀援之，並極仰慕其文化，不恤犧牲其民族性，而自願同化於漢族。至金以後則不然。這只要看五胡除羯以外，無不冒托神明之冑（如拓跋氏自稱黃帝之後，宇文氏自稱炎帝之後是），金以後則無此事；北魏孝文帝，自願消滅鮮卑語，獎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自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然除此以外，亦未有拒絕漢族文化的。金世宗卻極力保存女真舊風及其語言文字。這大約由於自遼以前的異族，附塞較久，濡染漢人文化較深，金、元、清則正相反之故。渤海與金、清同族，而極仰慕漢人的文化，似由其先本與契丹雜居營州，有以致之，即其一證。對於漢族的壓制剝削，亦是從金朝以後，才深刻起來的。五胡雖佔據中原，只是一部分政權，入於其手。其人民久與漢族雜居，並未聞至此時，在社會上，享有何等特別的權利（至少在法律上大致如此）。契丹是和漢人不雜居的。其國家的組織，分為部族和州縣兩部分，彼此各不相干（設官分南北面，北面以治部族，南面以治州縣）。財賦之官，雖然多在南面，這是因漢族的經濟，較其部族為發達之故，還不能算有意剝削漢人。到金朝，則把猛安謀克戶遷入中原。用集團之製，與漢族雜居，以便鎮壓。因此故，其所耕之地，不得不連成片段。於是或藉口官地，強奪漢人的土地（如據梁王莊、太子務等名目，硬說其地是官地之類），或口稱與漢人互換，而實係強奪。使多數人民流離失所。初遷入時，業已如此。元兵佔據河北後，盡將軍戶（即猛安謀克戶）遷於河南，又是這麼一次。遂至和漢人結成骨仇血怨，釀成滅亡以後大屠戮的慘禍了（見《廿二史札記·金末種人被害之慘》條）。元朝則更為野蠻。太宗時，其將別迭，要把漢人殺盡，空其地為牧場，賴耶律楚材力爭始止（見《元史·耶律楚材傳》）。元朝分人為蒙古、色目（猶言諸色人等，包括蒙古及漢族以外的人。其種姓詳見《輟耕錄》）、漢人（滅金所得的中國人）、南人（滅宋所得的中國人）四種，一切權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的長官，必用蒙古人。又如學校及科舉，漢人、南人的考試較難，而出身反劣）。漢人入奴籍的甚多（見《廿二史札記·元初諸將多掠人為私戶》條）。明代奴僕之數驟增（見《日知錄·奴僕》條），怕和此很有關係。清朝初入關時，亦圈地以給旗民。其官缺，則滿、漢平分。又有蒙古、漢軍、包衣（滿洲人的奴僕）的專缺。刑法，則宗室、覺羅（顯祖之後稱宗室，自此以外稱覺羅。宗室俗稱黃帶子，覺羅俗稱紅帶子，因其常係紅黃色的帶子為飾。凡漢人殺傷紅黃帶子者，罪加一等。惟在茶坊酒肆中則否，以其自褻身份也）及旗人，審訊的機關都不同（宗室、覺羅，由宗人府審訊。與人民訟者，會同戶、刑部。包衣由內務府慎刑司審訊。與人民訟者，會同地方官。旗人由將軍、都統、副都統審訊），且都有換刑（宗室以罰養贍銀代笞、杖，以板責、圈禁代徒、流、充軍。雍正十二年，並推及覺羅。其死罪則多賜自盡。旗人以鞭責代笞、杖，枷號代徒、流、充軍。死刑以斬立決為斬監候，斬監候為絞），都是顯然的階級制度。民族愈開化，則其自覺心愈顯著，其鬥爭即愈尖銳。處於現在生存競爭的世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誠不可以不凜然了（近來有一派議論，以為滿、蒙等族，現在既已與漢族合為一個國族了，從前互相爭鬥的事，就不該再提及，怕的是挑起惡感。甚至有人以為用漢族二字，是不甚妥當的。說這是外國人分化我們的手段，我們不該盲從。殊不知歷史是歷史，現局是現局。不論何國、何族，在以往，誰沒有經過鬥爭來？現在誰還在這裡算陳賬？若慮挑起惡感，而於以往之事，多所顧忌而不敢談，則全部歷史，都只好拉雜摧燒之了。漢族二字不宜用，試問在清朝時代的滿漢二字，民國初年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語，當改作何字？歷史是一種學術，凡學術都貴真實。只要忠實從事，他自然會告訴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當遵循的途徑。現在當和親的道理，正可從從前的曾經鬥爭裡看出來，正不必私智穿鑿，多所顧慮）。總而言之：凡階級的所以形成，其根源只有兩種：一種是武力的，一種是經濟的。至於種族之間，則其矛盾，倒是較淺的。近代的人，還有一種繆見，以為種族是一個很大的界限，同種間的鬥爭，只是一時的現象，事過之後，關係總要比較親切些。殊不知為人類和親的障礙的，乃是民族而非種族。種族的同異在體質上，民族的同異在文化上。體質上的同異，有形狀可見，文化上的同異，無跡象可求。在尋常人想起來，總以為種族的同異，更難泯滅，這就是流俗之見，需要學術矯正之處。從古以來，和我們體質相異的人，如西域深目高鼻之民，南方捲髮黑身之族，為什麼彼我之間，沒有造成嚴重的階級呢？總而言之：社會的組織，未能盡善，則集團與集團之間，利害不能無衝突。 “利惟近者為可爭，害惟近者為尤切。”這是事實。至於體質異而利害無衝突，倒不會有什麼劇烈的鬥爭的。這是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有很明白的證據的。所以把種族看做嚴重的問題，只是一個俗見。
近代有一種賤民。其起源，或因民族的異同，或因政治上的措置，或則社會上積習相沿，驟難改易。遂至造成一種特別階級。這在清朝時，法律上都曾予以解放。如雍正元年，於山、陝的樂戶，紹興的惰民；五年於徽州的伴檔，寧國的世僕；八年於常熟、昭文的丐戶，都令其解放同於平民。乾隆三十六年，又命廣東的蛋戶，浙江的九姓漁戶，及各省有似此者，均查照雍正元年成案辦理。這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社會上的歧視，往往非政治之力所能轉移。所以此等階級，現在仍未能完全消滅。這是有待於視壓迫為恥辱的人，繼續努力的了。
階級制度，在古昔是多少為法律所維持的。及文化進步，覺得人視人為不平等，不合於理，此等法律，遂逐漸取消。然社會上的區別，則不能驟泯。社會階級的區別，顯而易見的，是生活的不同。有形的如宮室、衣服等，無形的如語言、舉動等。其間的界限，為社會所公認。彼此交際之間，上層階級，會自視為優越，而對方亦承認其優越；下層階級，會被認為低微，而其人亦自視為低微。此等階級的區別，全由習慣相沿。而人之養成其某階級的氣質，則由於教育（廣義的）；維持其某階級的地位，則由於職業。舊時社會所視為最高階級的，乃讀書做官的人，即所謂士。此種人，其物質的享受，亦無以逾於農工商。但所得的榮譽要多些。所以農工商還多希望改而為士，而士亦不肯輕棄其地位（舊時所謂書香之家，雖甚貧窮，不肯輕易改業，即由於此）。這還是封建殘餘的勢力。此外則惟視其財力的厚薄，以判其地位的高低。所謂貧富，應以維持其所處的階級的生活為標準。有餘的謂之富，僅足的謂之中人，不足的謂之貧。此自非指一時的狀況言，而當看其地位是否穩固。所謂穩固，包含三條件：即（一）財產收人，較勞力收入為穩固。 （二）有保障的職業，較無保障的為穩固。 （三）獨立經營的職業，較待人僱用的為穩固。階級的升降，全然視其財力。財力足以上升，即可升入上層階級。財力不能維持，即將落入下層階級。宮室衣服等，固然如此，即教育職業亦然。如農工商要改做士，則必須有力量能從師讀書；又必須有力量能與士大夫交際，久之，其士大夫的氣質，乃得養成。此系舉其一端，其他可以類推。總之，除特別幸運的降臨，凡社會上平流而進的，均必以經濟上的地位為其基礎。下層社會中人，總想升人上層的；上層社會中人，則想保持其地位。舊時的教育，如所謂奮勉以求上進，如所謂努力勿墜其家聲等，無論其用意如何，其內容總不外乎此。至於（一）剷除階級；（二）組織同階級中人，以與異階級相鬥爭，則昔時無此思想。此因（一）階級間之相去，並不甚遠；（二）而升降也還容易之故。新式產業興起以後，情形就與從前不同。從前所謂富、中人、貧，相去實不甚遠的，今則相去甚遠（所謂中產階級，當分新舊兩種：舊的，如舊式的小企業等，勢將逐漸為大企業所吞併。新的，如技術、管理人員等，則皆依附大資本家以自存。其生活形式，雖與上層階級為儕，其經濟地位的危險，實與勞工無異。既無上升之望，則終不免於墜落。所以所謂中間者，實不能成為階級）。從下級升至上級，亦非徒恃才能，所能有濟（昔時的小富，個人的能力及際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豪則不然。現在文明之國，所謂實業領袖，多系富豪階級中人，由別階級升入的很少）。於是雖無世襲之名，而有世襲之實。上級的地位，既不易變動，下級的惡劣境遇，自然不易脫離。環境逼迫著人改變思想，階級鬥爭之說，就要風靡一時了。剷除階級，自是美事。但盲動則不免危險；且亦非專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濟，所以舉措不可不極審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