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力東侵，而中國人遭遇到曠古未有的變局。值曠古未有的變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後足以應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來執掌政權的階級所有，然則新機從何處發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階級，以舊有的文化為根柢的，是為戊戌維新。其二以流傳於下級社會中固有的革命思想為淵源，採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種方案的，則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康有為是其原動力。康有為的學問，是承襲清代經學家今文之學的餘緒，而又融合佛學及宋、明理學而成的。一、因為他能承受今文之學的“非常異義”，所以能和西洋的民主主義接近。二、因為他能承受宋學家徹底改革的精神，所以他的論治，主於徹底改革，主張設治詳密，反對向來“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的苟簡放任政策。三、主張以中堅階級為政治的重心，則士大夫本該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志，有互相團結的精神。宋、明人的講學，頗有此種風概。入清以來，內鑑於講學的流弊，外懾於異族的淫威，此等風氣，久成過去了。康有為生當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復有力之時，到處都以講學為事。他的門下，亦確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為的學問及行為，可以說是中國舊文化的複活。他當甲午戰前，即已上書言事。到乙未之歲，中、日議和的時候，他又聯合入京會試的舉人，上書主張遷都續戰，因陳變法自強之計。書未得達。和議成後，他立強學會於北京，想聯合士大夫，共謀救國。會被封禁，其弟子梁啟超走上海，主持《時務報》旬刊，暢論變法自強之義。此報一出，風行海內，而變法維新，遂成為一時的輿論。康有為又上書兩次。德佔膠州灣時，又入京陳救急之計。於是康有為共上書五次，只一次得達。德宗閱之，頗以為然。歲戊戌，即1898年，遂擢用有為等以謀變法。康有為的宗旨，在於大變和速變。大變所以謀全盤的改革，速變則所以應事機而振精神。他以為變法的阻力，都是由於有權力的大臣，欲固其祿位之私，於是勸德宗勿去舊衙門，但設新差使。他以為如此即可減少阻力。但阻礙變法的，固非盡出於保存祿位之私；即以保存祿位論，權已去，利亦終不可保，此固不足以安其心。何況德宗和孝欽後素有嫌隙，德宗又向來無權？於是有戊戌的政變。政變以後，德宗被幽，有為走海外，立保皇黨，以推翻孝欽後，扶德宗親政相號召。然無拳無勇，復何能為？而孝欽後以欲捕康、梁不得；欲廢德宗，又為公使所反對，遷怒及於外人。其時孝欽後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載漪因急欲其子正位，宗戚中亦有附和其事，冀立擁戴之功的。而極陳舊的，“只要中國人齊心，即可將外國人盡行逐去，回復到閉關時代之舊”的思想，尚未盡去。加以下層社會中人，身受教案切膚之痛，益以洋人之強惟在槍砲，而神力可以御槍砲之說，遂至釀成1900年間義和團之亂。親貴及頑固大臣，因欲加以利用，乃有縱容其在京、津間殺教士，焚教堂，拆鐵路，倒電桿，見新物則毀，見用洋貨的人則殺的怪劇。並偽造外人的要求條件，以恐嚇孝欽後，而迫其與各國同時宣戰。意欲於亂中取利，廢德宗而立溥儁。其結果，八國聯軍入京城，德宗及孝欽後走西安。 1901年的和約，賠款至四百五十兆。京城通至海口路上的砲台，盡行拆去。且許各國於其通路上駐兵。又劃定使館區域，許其自行治理、防守。權利之喪失既多，體面亦可謂喪失淨盡了。是時東南諸督撫，和上海各領事訂立互保之約，不奉北京的偽令。雖得將戰禍範圍縮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於地方了。而黑龍江將軍又貿然向俄人啟釁，致東三省盡為俄人所佔。各國與中國議和時，俄人說東三省系特別事件，不肯併入和約之中討論，幸保完整的土地，仍有不免於破碎之勢。庚子一役闖出的大禍如此。而孝欽後自回鑾以後，排外變而為媚外；前此之力阻變革者，至此則變為貌行新政，以敷衍國民。宮廷之中，驕奢淫逸，朝廷之上，昏庸洩沓如故。滿清政府至此，遂無可維持，而中國國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謀政治的解決。
19世紀之末，瓜分之論，盛極一時，已見上章。 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氏（John Hay）乃通牒英、俄、法、德、意、日六國，提出門戶開放主義。其內容為：一、各國對於中國所獲得的利益範圍或租借地域，或他項既得權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各國范圍內各港，對他國入港商品，都遵守中國現行海關稅率，課稅由中國征收。三、各國范圍內各港，對他國船舶所課入口稅，不得較其本國船舶為高，鐵路運費亦然。這無非要保全其在條約上既得的權利。既要保全條約上的權利，自然要連帶而及於領土保全，因為領土設或變更，既成的條約，在該被變更的領土上，自然無效了。六國都覆牒承認。然在此時，俄國實為侵略者，逮東三省被佔而均勢之局寢破。此時英國方有事於南非，無暇顧及東方，乃和德國訂約，申明門戶開放、領土保全之旨。各國都無異議。惟俄人主張其適用限於英、德的勢力範圍。英國力持反對。德國和東方，關係究竟較淺，就承認俄國人的主張了。於是英國覺得在東方，要和俄國相抗，非有更強力的外援不可，乃有1902年的英、日同盟。俄國亦聯合法國，發表宣言，說如因第三國的侵略或中國的擾亂，兩國利益受到侵害時，應當協力防衛。這時候，日本對於我國東北的利害，自然最為關切，然尚未敢貿然與俄國開戰，乃有滿、韓交換之論。大體上，日本承認俄國在東三省的權利，而俄人承認日本在韓國的權利。而俄人此時甚驕，並此尚不肯承認，其結果，乃有1904年的日俄戰爭。俄國戰敗，在美國的樸資茅斯，訂立和約。俄人放棄在韓國的權利，割庫頁島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地與日。除租借地外，兩國在東三省的軍隊都撤退，將其地交還中國。在中國承認的條件之下，將旅順、大連灣轉租與日，並將東省鐵路支線，自長春以下，讓給日本。清廷如何能不承認？乃和日本訂立《會議東三省事宜協議》，除承認《樸資茅斯條約》中有關中國的款項外，並在三省開放商埠多處。軍用的安奉鐵路，許日人改為商用鐵路。且許合資開採鴨綠江左岸材木。於是東北交涉的葛藤，紛紛繼起，侵略者的資格，在此而不在彼了。當日俄戰爭時，英國乘機派兵入藏，達賴出奔。英人和班禪立約，開江孜、噶大克為商埠。非經英國許可，西藏的土地不得租、賣給外國人。鐵路、道路、電線、礦產，不得許給外國或外國人。一切入款、銀錢、貨物，不得抵押給外國或外國人。一切事情，都不受外國干涉，亦不許外國派官駐紮和駐兵。中國得報大驚，然與英人交涉無效，不得已，乃於1906年，訂立《英藏續約》，承認《英藏條約》為附約，但聲明所謂外國或外國人者，不包括中國或中國人在內而止。在東北方面，中國擬借英款敷設新法鐵路，日人指為南滿鐵路的平行線（東省鐵路支線，俄人讓給日本的，日人改其名為南滿路），中國不得已，作罷，但要求建造錦齊鐵路時，日不反對。中國因欲借英、美的款項，將錦齊鐵路延長至璦琿。日人又唆使俄人出而反抗，於是美國人有滿洲鐵路中立的提議。其辦法：係由各國共同借款給中國，由中國將東三省鐵路贖回。在藉款未還清前，由各國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軍事上的使用。議既出，日、俄兩國均提出抗議。這時候，因英、美兩國欲伸張勢力於東北而無所成，其結果反促成日、俄的聯合。兩國因此訂立協約，聲明維持滿洲現狀，現狀被迫時，彼此互相商議。據說此約別有密約，俄國承認日本並韓，而日本承認俄國在蒙、新方面的行動。此約立於1910年。果然，日本於其年即並韓，而俄人對蒙、新方面，亦於其明年提出強硬的要求，且用哀的美敦書迫脅中國承認了。
外力的馮凌，實為清季國民最關心的事項。清朝對於疆土的侵削，權利的喪失，既皆熟視而無可如何，且有許多自作孽的事情，以引進外力的深入。國民對於清政府，遂更無希望，且覺難於容忍。在庚子以前，還希冀清朝變法圖強的，至庚子以後，則更無此念，激烈的主張革命，平和的也主張立憲，所要改革的，不是政務而是政體了。革命的領導者孫中山先生，是生於中國的南部，能承襲明季以來的民族革命思想，且能接受西方的民治主義的。他當1885年，即已決定顛覆清朝，創建民國。 1892年在澳門立興中會。其後漫遊歐、美，複決定兼採民生主義，而三民主義，於是完成。自1892年以來，孫中山屢舉革命之幟。其時所利用的武力，主要的為會黨，次之則想運動防軍。然防軍思想多腐敗，會黨的思想和組織力，亦嫌其不足用，是以屢舉而無成。自戊戌政變以後，新機大啟，中國人士赴外國留學者漸多，以地近費省之故，到日本去的尤多。以對朝政的失望，革命、立憲之論，盛極一時。 1905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將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革命團體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參加。中山先生說：“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見其有成。”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動的能力，雖似不如下流社會，然因其素居領導的地位，在宣傳方面的力量，卻和下流社會中人，相去不可以道裡計，革命的思潮，不久就瀰漫全國了。素主保皇的康有為，在此時，則仍主張君主立憲。其弟子梁啟超，是歷年辦報，在言論界最有權威的。初主革命，後亦改從其師的主張，在所辦的《新民叢報》內，發揮其意見，和同盟會所出的《民報》，互相辯論，於是立憲、革命成為政治上的兩大潮流。因對於清朝的失望，即內外臣工中，亦有主張立憲的。日俄戰爭而後，利用日以立憲而勝，俄以專製而敗為口實，其議論一時尤盛。清朝這時候，自己是並無主張的。於是於1906年，下詔預備立憲。俟數年後，察看情形，以定實行的期限。人民仍不滿足。 1908年，下詔定實行立憲之期為九年。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欽後相繼而死。德宗弟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立。年幼，載灃攝政，性甚昏庸。其弟載洵、載濤則恣意妄為。居政府首席的慶親王奕劻，則老耄而好賄，政局更形黑暗。人民屢請即行立憲，不許。 1910年，號稱為國會預備的資政院，亦以為請，乃勉許縮短期限，於三年後設立國會。然以當時的政局，眼見得即使召集國會，亦無改善的希望，人民仍覺得灰心短氣。而又因鐵路國有問題，和人民大起衝突。此時的新軍，其知識，已非舊時軍隊之比；其紀律和戰鬥力，自亦遠較會黨為強。因革命黨人的熱心運動，多有贊成革命的。 1911年10月10日，即舊曆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事於武昌。清朝本無與立，在無事時，親貴雖欲專權，至危急時，仍不得不起用袁世凱。袁世凱亦非有誠意扶持清朝的，清人力盡勢窮，遂不得不於其明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淪陷了二百六十八年的中華，至此光復；且將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一舉而加以顛覆。自五口通商，我國民感覺時局的嚴重，奮起而圖改革，至此不過七十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謂之不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