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既亡，捻、回之亂复定，清朝一時號稱中興。的確，遭遇如此大難，而一個皇室，還能維持其政權於不敝的，在歷史上亦很少見。然清室的氣運，並不能自此好轉，仍陵夷衰微以至於覆亡，這又是何故呢？這是世變為之。從西力東侵以後，中國人所遭遇到的，是一個曠古未有的局面，決非任何舊方法所能對付。孝欽皇后，自亦有其相當的才具，然她的思想是很陳舊的。試看她晚年的言論，還時時流露出道、咸時代人的思想來可知。大約她自入宮以後，就和外邊隔絕了，時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她的思想，比較所謂中興名臣，還要落後許多。當時應付太平天國，應付捻、回，所用的都是舊手段，她是足以應付的。內亂既定之後，要進而發憤自強，以御外患，就非她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即當時所謂中興名臣，要應付這時候的時局，也遠覺不夠。他們不過任事久了，經驗豐富些，知道當時的一種迂闊之論不足用，他們亦覺得中國所遭遇的，非複歷史上所有的舊局面，但他們所感覺到的，只是軍事。因軍事而牽及於製造，因製造而牽及於學術，如此而已。後來的人所說的“西人自有其立國之本，非僅在械器之末”，斷非這時候的人所能見得到的，這亦無怪其然。不但如此，在當時中興諸將中，如其有一個首領，像晉末的宋武帝一般，入據中央，大權在握，而清朝的皇帝，僅保存一個名義，這一個中央政府，又要有生氣些。而無如中興諸將，地醜德齊，沒有這樣的一個人物。而且他們多數是讀書人，既有些顧慮君臣的名義，又有些顧慮到身家、名譽，不敢不急流勇退。清朝對於漢人，自然也不敢任之過重。所以當時主持中樞的，都是些智識不足、軟弱無力，甚至毫無所知之人。士大夫的風氣，在清時本是近於闒茸而好利的。湘軍的中堅人物，一時曾以堅貞任事的精神為倡。然少數人的提倡，挽回不過積重的風氣來，所以大亂平定未久，而此種精神，即已迅速墮落。官方士習，敗壞如故。在同、光之世，曾產生一批所謂清流，喜唱高調，而於事實茫無所知，幾於又蹈宋、明人的覆轍。幸而當時的情勢，不容這一種人物發榮滋長，法越之役，其人有身當其衝而失敗的，遂亦銷聲匿跡了，而士大夫仍成為一奄奄無氣的社會。政府和士大夫階級，其不振既如此，而宮廷之間，又發生了變故。清穆宗雖係孝欽後所生，顧與孝欽不協。立後之時，孝貞、孝欽，各有所主。穆宗順從了孝貞的意思。孝欽大怒，禁其與後同居。穆宗鬱鬱，遂為微行，致疾而死。醇親王奕之妻，為孝欽後之妹，孝欽因違眾議立其子載湉，是為德宗。年方四歲，兩宮再臨朝。後孝貞後忽無故而死，孝欽後益無忌憚。寵任宦官，驕淫奢侈，賣官鬻爵，無所不為。德宗親政之後，頗有意於振作，而為孝欽所扼，母子之間，嫌隙日深，就伏下戊戌政變的根源了。
內政的陵夷如此，外交的情勢顧日急。中國歷代所謂藩屬，本來不過是一個空名，實際上得不到什麼利益的。所以論政之家，多以疲民力、勤遠略為戒。但到西力東侵以來，情形卻不同了。所謂藩屬，都是屏蔽於國境之外的，倘使能夠保存，敵國的疆域，即不和我國直接，自然無所肆其侵略。所以歷來僅有空名的藩屬，到這時候，倒確有藩衛的作用了。但以中國外交上的習慣和國家的實力，這時候，如何說得上保存藩屬？於是到19世紀，而朝貢於中國之國，遂悉為列強所吞噬。我們現在先從西面說起：哈薩克和布魯特，都於公元1840年頃，降伏於俄。布哈爾、基華，以1873年，淪為俄國的保護國。浩罕以1876年為俄所滅。巴達克山以1877年受英保護。乾竺特名為兩屬，實際上我亦無權過問。於是自蔥嶺以西朝貢之國盡了。其西南，則哲孟雄，當英法聯軍入北京之年，英人即在其境內獲得鐵路敷設權。緬甸更早在1826和1851年，和英人啟釁戰敗，先後割讓阿薩密、阿剌幹、地那悉林及白古，沿海菁華之地都盡。安南舊阮失國後，曾介教士乞援於法。後來乘新阮之衰，借暹羅之助復國，仍受封於中國，改號為越南。當越南復國時，法國其實並沒給與多大的助力。然法人的勢力，卻自此而侵入，交涉屢有葛藤。至1874年，法人遂和越南立約，認其為自主之國。我國雖不承認，法國亦置諸不理。甚至新興的日本，亦於1879年將自明清以來受冊封於中國的琉球滅掉。重大的交涉，在西北，則有1881年的《伊犁條約》。當回亂時，伊犁為俄國所據，中國向其交涉，俄人說：不過代中國保守，事定即行交還的。及是，中國派了一個昏聵糊塗的崇厚去，只收回了一個伊犁城，土地割棄既多，別種權利，喪失尤巨。中國將崇厚治罪，改派了曾紀澤，才算把地界多收回了些，別種條件，亦略有改正。然新疆全境，都準無稅通商；肅州、吐魯番，亦准設立領事；西北的門戶，自此洞開了。在西南，則英國屢求派員自印度經云南入西藏探測，中國不能拒，許之。 1857年，英人自印度實行派員入滇，其公使又遣其參贊，自上海至雲南迎接。至騰越，為野人所殺。其從印度來的人員，亦被人持械擊阻。這件事，雲貴總督岑毓英，實有指使的嫌疑，幾至釀成重大的交涉。次年，乃在芝罘訂立條約：允許滇、緬通商，並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商埠。許英國派員駐紮重慶，察看商務情形，俟輪船能開抵時，再議開埠事宜。此為西人勢力侵入西南之始。至1882年，而法、越的戰事起。我兵初自云南、廣西入越的都不利，海軍亦敗於福州。然後來馮子材有鎮南關之捷，乘勢恢復諒山。法人是時的情形，亦未能以全力作戰，實為我國在外交上可以堅持的一個機會，但亦未能充分利用。其結果，於1885年，訂立條約，承認法國並越，並許在邊界上開放兩處通商（後訂開龍州、蒙自、蠻耗。1895年之約，又訂以河口代蠻耗，增開思茅）。英人乘機，於1885年滅緬甸，中國亦只得於其明年立約承認。先是《芝罘條約》中，仍有許英人派員入藏的條款，至是，中國乘機於《緬約》中將此款取消。然及1888年，英、藏又在哲孟雄境內衝突，至1890年，中國和英人訂立《藏印條約》，遂承認哲孟雄歸英保護。 1893年，續議條約，复訂開亞東關為商埠，而藏人不肯履行，又伏下將來的禍根。
對外交涉的歷次失敗，至1894年中日之戰而達於極點。中、日兩國，同立國於東方，在歷史上的關係，極為深切，當西力東侵之際，本有合作禦侮的可能。但這時候，中國人對外情太覺隔閡，一切都不免以猜疑的態度出之，而日方則褊狹性成，專務侵略，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國合作。中、日的訂立條約，事在1871年。領判權彼此皆有。進口貨物，按照海關稅則完納，稅則未定的，則值百抽五，亦彼此所同。內地通商，則明定禁止。在中國當日，未始不想藉此為基本，樹立一改良條約之基，然未能將此意開誠佈公，和日本說明。日本則本不想和中國合作，而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於是心懷不忿。至1874年，因台灣生番殺害日本漂流的人民，徑自派兵前往攻擊。 1879年，又滅琉球。交涉屢有葛藤，而衰微不振的朝鮮，適為日本踏上大陸的第一步，遂成為中、日兩國權利衝突的焦點。 1894年，日人預備充足，蓄意挑釁，卒至以兵戎相見。我國戰敗之後，於其明年，訂立《馬關條約》。除承認朝鮮自主外，又割台灣和遼東半島，賠款至二萬萬兩。改訂通商條約，悉以中國和泰西各國所定的約章為準，而開闢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人得在通商口岸從事於製造，則又是泰西各國所求之歷年，而中國不肯允許的。此約既定之後，俄國聯合德、法，加以乾涉，日人乃加索賠款三千萬兩，而將遼東還我。因此而引起1896年的《中俄密約》，中國許俄國將西伯利亞鐵路經過黑、吉兩省而達到海參崴。當時傳聞，俄國還有租借膠州灣的密約，於是引起德國的強佔膠州灣，而迫我立九十九年租借之約，並獲得建造膠濟鐵路之權。俄人因此而租借旅、大，並許其將東省鐵路，展築一支線。英人則租借威海衛，法人又租借廣州灣。我國沿海業經經營的軍港，就都被佔據了。其在西南：則法國因干涉還遼之事，向我要索報酬。於1895年訂立《續議界務商務專條》，雲南、兩廣開礦時，許先和法人商辦。越南已成或擬設的鐵路，得接至中國境內。並將前此允許英國不割讓他國的孟連、江洪的土地，割去一部分。於是英國再向我國要求，於1897年，訂立《中緬條約附款》。雲南鐵路，允與緬甸連接，而開放三水、梧州和江根墟。外人的勢力，侵入西南益深了。又自俄、德兩國，在我國獲得鐵路敷設權以來，各國亦遂互相爭奪。俄人初借比國人出面，獲得蘆漢鐵路的敷設權。英人因此要求津鎮、河南到山東、九廣、浦信、蘇杭甬諸路。俄國則要求山海關以北鐵路，由其承造。英國又捷足先得，和中國訂定了承造牛莊至北京鐵路的合同。英、俄旋自相協議，英認長城以北的鐵路，歸俄承造，俄人則承認長江流域的鐵路，歸英承造。英、德又自行商議，英認山西及自山西展築一路至江域外，黃河流域的鐵路歸德，德認長江流域的鐵路歸英。凡鐵路所至之處，開礦之權利亦隨之。各國遂沿用分割非洲時的手段，指我國之某處，為屬於某國的勢力範圍，而要求我以條約或宣言，承認其地不得割讓給別國。於是瓜分之論，盛極一時，而我國人亦於其時警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