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云：“大器晚成”，一人尚然，而況一國？中華民國的建立，雖已三十年，然至今仍在革命的途中，亦無怪其然了。策勵將來，端在檢討以往，我現在，且把這三十年來的經過，述其大略如下：
民國的成立，雖說是由於人心的效順，然以數千年來專制的積重，說真能一朝滌除淨盡，自然是無此理的。大約當時最易為大眾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見顛覆。而袁世凱則仍有運用陰謀，圖遂其個人野心的餘地。民黨當日亦知道袁世凱之不足信，但為避免戰禍，且急圖推翻清朝起見，遂亦暫時加以利用。孫中山先生辭臨時大總統之職，推薦袁世凱於參議院。於是袁世凱被舉為臨時大總統。民黨因南方的空氣，較為清新，要其到南京來就職。袁世凱自然不肯來，乃唆使京、津、保定的兵譁變。民黨乃只得聽其在北京就職。此時同盟會已改組為國民黨，自秘密的革命團體變成公開的政黨。孫中山先生知道政局暫難措手，主張國民黨退居在野的地位，而自己則專辦實業。然是時的國民黨員，不能服從黨紀，不聽。二年四月八日，國會既開，國民黨議員，乃欲藉國會和內閣的權力，從法律上來限制袁氏。這如何會有效？醞釀复醞釀，到底有二年七月間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先生在海外組織中華革命黨。鑑於前此以紀律不嚴而敗，所以此次以服從黨魁為重要的條件。然一時亦未能為有效的活動。而袁氏在國內，則從解散國民黨，進而停止國會議員的職務，又解散省議會，停辦地方自治，召開約法會議，擅將憲法未成以前的根本大法《臨時約法》修改為《中華民國約法》，世稱為《新約法》，而稱《臨時約法》為《舊約法》。又立參議院，令其代行立法權。共和政體，不絕如縷。至四年底，卒有偽造民意帝制自為之舉。於是護國軍起於雲南。貴州、兩廣、浙江、四川、湖南，先後響應。山東、陝西境內，亦有反對帝制的軍隊。袁氏派兵攻擊，因人心不順，無效，而外交方面，又不順利，乃於五年三月間下令將帝制取消，商請南方停戰。南方要求袁氏退位，奉副總統黎元洪為大總統。事勢陷於僵持。未久，袁氏逝世，黎氏代行職權，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問題乃得自然解決。然為大局之梗者，實並非袁氏一人。袁氏雖非忠貞，然當其未至潰敗決裂時，北洋系軍人，究尚有一個首領。到袁氏身敗名裂之後，野心軍人，就更想乘機弄權。當南方要求袁氏退位而袁氏不肯時，江蘇將軍就主張聯合未獨立各省，公議辦法。通電說：“四省若違眾論，固當視同公敵；政府若有異議，亦當一致爭持”，這已經不成話了。後來他們又組織了一個各省區聯合會，更形成了一種非法的勢力。六年二月，因德國宣布無限制潛艇戰爭，我國與德絕交。國務總理段祺瑞進而謀對德參戰。議案被國會擱置。各省、區督軍、都統，遂分呈總統和國務總理，藉口反對憲法草案，要求解散國會。黎總統旋免段祺瑞之職。安徽遂首先宣告和中央脫離關係。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奉天、黑龍江、浙江、福建等省繼之。在天津設立軍務總參謀處。通電說：“出兵各省，意在另訂根本大法，設立臨時政府和臨時議會”，這更顯然是謀叛了。黎總統無可如何，召安徽督軍張勛進京共商國是。張勛至天津，迫脅黎總統解散國會而後入。七月一日，竟挾廢帝溥儀在京復辟。黎總統走使館，令副總統馮國璋代行職權，以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祺瑞誓師馬廠，十二日，克復京城。張勛所扶翼的清朝亡。流了無量數有名無名的先烈的血，然後造成的中華民國，因軍人、政客私意的交爭，而幾至於傾覆，論理，同為中華民國的人民，應該可以悔過了。然而社會現象，哪有如此簡單？北方的軍人、政客，仍不能和南方合作。乃藉口於復闢之時，中華民國業經中斷，可仿民國元年之例，重行召集參議院，不知當複闢的十一天中，所謂溥儀者，號令只行於一城；我們即使退一百步，承認當時督軍團中的督軍，可以受令於溥儀，而西南諸省固自在，中華民國，何嚐一日中斷來？然而這句話何從向當時的政客說起？於是雲南、兩廣，當國會解散時，宣布徑行禀承元首，不受非法內閣干涉的，仍不能和北方合作。國會開非常會議於廣州，議決《軍政府組織大綱》，在《臨時約法》未恢復前，以大元帥任行政權，對外代表中華民國，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後又改為總裁制，以政務總裁七人，組織政務會議，由各部長所組織之政務院贊襄之，以行使軍政府之行政權。北方則召集參政院，修改選舉法，另行召集新國會，舉徐世昌為總統，於七年十月十日就職。中華民國遂成南北分裂之局。而南北的內部，尚不免於戰爭。九年七月，北方的吳佩孚，自衡陽撤防回直隸，和段祺瑞所統率的定國軍作戰。定國軍敗，段氏退職，是為皖、直之戰。南方亦因心力不齊，總裁中如孫中山等均離粵。是年十月，以粵軍而駐紮於福建漳州的陳炯明回粵，政務總裁岑春煊等宣布取消自主。徐世昌據之，下令接收，孫中山等通電否認，回粵再開政務會議。十年四月，國會再開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於五月五日就職，陳炯明遂進兵平定廣西。
是時北方：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為副。王占元為兩湖巡閱使，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兼蒙疆經略使。湖南軍隊進攻湖北，王占元敗走。旋為吳佩孚所敗，進陷岳州，川軍東下，亦為佩孚所敗。十一年四五月間，奉軍在近畿和直軍衝突，奉軍敗退出關。孫中山本在廣西籌備北伐。是年四月間，將大本營移至韶關。陳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軍入江西。六月，徐世昌辭職。曹錕等電黎元洪請複位。元洪復電，要求各巡閱使、督軍先釋兵柄，旋复許先行入都。撤消六年六月解散國會之令，國會再開。孫中山宣言：直系諸將，應將所部半數，先行改為工兵，餘則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次改編，方能飭所部罷兵。未幾，廣西粵軍回粵，圍攻總統府。孫中山走上海。歲杪，滇、桂軍在粵的及粵軍的一部分討陳，陳炯明再走惠州。十二年二月，孫中山乃再回廣州，以大元帥的名義主持政務。然滇、桂軍並不肯進取東江，在廣東方面的軍事，遂成相持之局。此時北方各督軍中，惟浙江盧永祥通電說，馮國璋代理的期限既滿，就是黎元洪法定的任期告終，不肯承認黎元洪之復職為合法。東三省則自奉、直戰後，即由三省省議會公舉張作霖為聯省自治保安總司令，而以吉、黑兩省督軍為之副，不奉北京的命令。其餘則悉集於直系旗幟之下。南方如陳炯明及四川省內的軍人，亦多與之相結的。直系的勢力，可謂如日中天，而禍患即起於其本身。十二年六月間，北京軍、警圍總統府索餉，黎元洪走天津，旋走南方。至十月，曹錕遂以賄選為大總統，於十月就職，同時公佈憲法。浙江宣布與北京斷絕關係，雲南及東三省皆通電討曹，然亦未能出兵。十三年九月，江、浙戰起，奉、直之戰繼之，直系孫傳芳自福建入浙，盧永祥敗走。北方則馮玉祥自古北中回軍，自稱國民第一軍。胡景翼、孫岳應之，稱國民第二、第三軍。吳佩孚方與張作霖相持於山海關，因後路被截，浮海溯江，南走湖北。奉軍入關，張作霖與馮玉祥相會，共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段祺瑞邀孫中山入京，共商國是。孫中山主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段祺瑞不能用。段祺瑞亦主開善後會議，先解決時局糾紛，再開國民代表會議，解決根本問題。孫中山以其所謂會議者，人民團體無一得與，誡國民黨員勿得加入。於是會商仍無結果。是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卒於北京。
是時北方：張作霖為東北邊防督辦，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胡景翼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孫岳為省長。後胡景翼卒，孫岳改為督辦陝西軍務事宜。盧永祥為蘇、皖、贛宣撫使，以奉軍南下，齊燮元走海外。直隸李景林、山東張宗昌、江蘇楊宇霆、安徽姜登選，均屬奉係人物。直系殘餘勢力，惟蕭耀南仍踞湖北，孫傳芳仍據浙江，吳佩孚亦仍居雞公山。十四年十月，孫傳芳入江蘇。楊宇霆、姜登選皆退走。孫軍北上至徐州。十一月，吳佩孚亦起於漢口。奉軍駐紮關內的郭松齡出關攻張作霖，以為日本人所阻，敗死。馮玉祥攻李景林，李景林走濟南，與張宗昌合。吳佩孚初稱討奉，後又與張作霖合攻馮玉祥，馮軍撤退西北。段祺瑞出走。北方遂無復首領。大局的奠定，不得不有望於南方的北伐。
先是孫中山以八年十月，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十二年十一月，又加改組。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始開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十四年四月，國民政府平東江。還軍平定滇、桂軍之叛。廣西亦來附。改組政府為委員制。十五年一月，開全國代表第二次大會。六月，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臨時會，通過迅速北伐案。七月，克長沙。九月，下漢陽、漢口，圍武昌，至十月而下。十一月，平江西。馮玉祥之國民軍，亦以是月入陝，十二月，達潼關。東江之國民軍，先以十月入福建。明年，國民軍之在湖南者北入河南，與馮玉祥之軍合。在福建者入浙江。在江西者分江左、江右兩軍，沿江而下，合浙江之兵克南京。旋因清黨事起，寧、漢分裂，至七月間乃復合作。明年，一月，再北伐。至五月入濟南，而五三慘案作。國民軍繞道德州北伐。張作霖於六月三日出關，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其子張學良繼任。至十二月九日，通電服從國民政府，而統一之業告成。
中國革命前途重要的問題，畢竟不在對內而在對外。軍人的跋扈，看似擾亂了中國好幾十年，然這一班並無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識現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勢之下，復何能為？他們的難於措置，至少是有些外交上的因素牽涉在內的。而在今日，國內既無問題之後，對外的難關，仍成為我們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所以中國既處於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惡勢力，決無可以自存之理。外交上最大的壓力，來自東北方。當前清末年，曾向英、美、德、法四國借款，以改革幣制及振興東三省的實業，以新課鹽稅和東三省的菸酒、生產、消費稅為抵。因革命軍起，事未有成。至民國時代，四國銀行團加入日、俄，變為六國，旋美國又退出，變為五國，所借的款項，則變為善後大借款，這是最可痛心的事。至歐戰起，乃有日本和英國合兵攻下膠州灣之舉。日本因此而提出五號二十一條的要求。其後復因膠濟沿路的撤兵，和青島及濰縣、濟南日人所施民政的撤廢，而有《濟順高徐借款預備契約》及膠濟鐵路日方歸中、日合辦的照會，由於復文有“欣然同意”字樣，致伏巴黎和會失敗之根。其後雖有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列舉四原則，其第一條，即為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及行政的完整，然迄今未獲實現。自歐戰以後，與德、奧、俄所訂的條約，均為平等。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努力於外交的改進。廢除不平等條約，已定有辦法。關稅業已自主。取消領事裁判權，亦已有實行之期，租借地威海衛已交還。租界亦有交還的。然在今日情勢之下，此等又都成為微末的問題。我們當前的大問題，若能得到解決，則這些都不成問題；在大問題還沒解決之前，這些又都無從說起了。在經濟上，我們非解除外力的壓迫，更無生息的餘地，資源雖富，怕我們更無餘瀝可沾。在文化上，我們非解除外力的壓迫，亦斷無自由發展的餘地，甚至當前的意見，亦非此無以調和。總之：我們今日一切問題，都在於對外而不在於對內。
我們現在，所處的境界，誠極沉悶，卻不可無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豈有數万萬的大族，數千年的大國、古國，而沒有前途之理？悲觀主義者流：“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我請誦近代大史學家梁任公先生所譯英國大文豪拜倫的詩，以結吾書。
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榮光常照。此地是藝文舊壘，技術中潮。祗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線，萬般沒了。
馬拉頓前啊！山容縹緲。馬拉頓後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