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無一息不變的，人，因其感覺遲鈍，或雖有感覺而行為濡滯之故，非到外界變動，積微成著，使其感覺困難時，不肯加以理會，設法應付，正和我們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掃除，以致塵埃堆積，掃除時不得不大費其力一樣。這話，在緒論中，業已說過了。中國自有信史以來，環境可說未曾大變。北方的游牧民族，憑恃武力，侵入我國的疆域之內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較落後，並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它還不得不棄其生活方式而從我，所以經過若干年之後，即為我們所同化。當其未被同化之時，因其人數甚少，其暴橫和掠奪，也是有一個限度的，而且為時不能甚久。所以我們未曾認為是極大的問題，而根本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以應之。至於外國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非無有。其中最親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則是古希臘文明，播佈於東方的，從中國陸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後，即有輸入。其後大食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層建築，生活的基礎不變，說一種宗教，對於全社會真會有什麼大影響，是不確的。所以佛教輸入中國之後，並未能使中國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變化，以適應我們的生活了。讀第五十四章所述可見。其餘的文明，無論其為物質的、精神的，對社會上所生的影響，更其“其細已甚”。所以中國雖然不斷和外界接觸，而其所受的外來的影響甚微。至近代歐西的文明，乃能改變生活的基礎，而使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徹底起一個變化，我們應付的困難，就從此開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託在這個大變化上。
西人的東來，有海、陸兩路。而海路又分兩路：一、自大西洋向東行，於公元1516年繞過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國。二、自大西洋向西行，於1492年發現美洲，1519年環繞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佔勢力的是西、葡，後來英、荷繼起，勢力反駕乎其上。但其在中國，因葡萄牙人獨占了澳門之故，勢力仍能凌駕各國，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與荷蘭人有夾攻台灣鄭氏之約，許其商船八年一到廣東，然其勢力，亦遠非葡萄牙之敵。我們試將較舊的書翻閱，說及當時所謂洋務時，總是把“通商傳教”四字並舉的。的確，我們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觸，不外乎這兩件事。通商本兩利之道，但這時候的輸出入品，還帶有奢侈性質，並非全國人所必需，而近世西人的東來，我們卻自始對他存著畏忌的心理。這是為什麼呢？其一、中國在軍事上，是畏惡海盜的。因為從前的航海之術不精，對海盜不易傾覆其根據地，甚而至於不能發現其根據地。二、中國雖發明火藥，卻未能製成近世的槍砲。近世的槍砲，實在是西人製成的，而其船舶亦較我們的船舶為高大，軍事上有不敵之勢。三、西人東來的，自然都是些冒險家，不免有暴橫的行為。而因傳教，更增加了中國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傳布於東方，是由耶穌會（Jesuit）開始的。其教徒利瑪竇（Matteo 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門，時為明神宗萬曆五年。後入北京朝獻，神宗許其建立天主堂。當時基督教士的傳教，是以科學為先驅；而且順從中國的風俗，不禁華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於是在中國的反應，發生兩派：其一如徐光啟、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學，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則如清初的楊光先等，正因其人學藝之精，傳教的熱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當時，科學的價值，不易為一般人所認識，後一派的見解，自然容易得勢。但是輸入外國的文明，在中國亦由來已久了。在當時，即以曆法疏舛，舊有的回回曆法，不如西洋曆法之精，已足使中國人引用教士，何況和滿洲人戰爭甚烈，需要教士製造槍砲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傳播後，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製造槍砲而復解禁。後更引用其人於歷局。清初，湯若望（Joannes Adams Schall Von Bell）亦因曆法而被任用。聖祖初年，為楊光先所攻擊，一時失勢。其後卒因舊法的疏舛，而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復見任用。聖祖是頗有科學上的興趣的，在位時引用教士頗多，然他對於西洋人，根本上仍存著一種畏惡的心理。所以在他御製的文集裡，曾說“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這在當時的情勢下，亦是無怪其然的。在中國一方面，本有這種心理潛伏著，而在西方，適又有別一派教士，攻擊利瑪竇一派於教皇，說他們賣教求榮，容許中國的教徒崇拜偶像。於是教皇派多羅（Tourmon）到中國來禁止。這在當時的中國，如何能說得明白？於是聖祖大怒，將多羅押還澳門，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瑪竇遺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變其主張，且處不從今的教士以破門之罰。教士傳教中國者，遂不復能順從中國人的習慣，此亦為中西隔閡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鎮總兵陳昂說：“天主教在各省開堂聚眾，廣州城內外尤多，恐滋事端，請嚴舊例嚴禁”，許之。 1723年，閩浙總督滿保請除送京效力人員外，概行安置澳門；各省天主堂，一律改為公廨，亦許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傳布，然其徒之秘密傳布如故。中國社會上，本有一種所謂邪教，其內容僅得之於傳說，是十分離奇的（以此觀之，知歷來所謂邪教者的傳說，亦必多誣衊之辭），至此，遂將其都附會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後來戰敗的恥辱，因戰敗而准許傳教，有以兵力強迫傳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幾十年教案之根。至於通商，在當時從政治上看起來，並沒有維持的必要。既有畏惡外人的心理，就禁絕了，也未為不可的。但這是從推理上立說，事實上，一件事情的措置，總是受有實力的人的意見支配的。當時的通商，雖於國計民生無大關係，而在官和商，則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對於外人，不肯不剝削，就伏下了後來五口通商的禍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過是通商傳教的關係，至陸路則自始即有政治關係。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亞的民族，這是幾千年以來，歷史上持續不變的形勢。但到近代歐洲的勢力向外發展時，其情形也就變了。 15世紀末葉，俄人脫離蒙古的羈絆而自立。其時可薩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薩克），為之東略。於是西伯利亞的廣土，次第被佔。至明末，遂達鄂霍次克海，騷擾且及於黑龍江。清初因國內未平，無暇顧及外攘，至三藩既平，聖祖乃對外用兵。其結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條約》，訂定西以額爾古訥河，東自格爾必齊河以東，以外興安嶺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師。此約中國得地極廣，然俄人認為系用兵力迫脅而成，心懷不服，而中國對邊陲，又不能實力經營，遂伏下咸豐時戊午、庚申兩約的禍根。當《尼布楚條約》簽訂時，中、俄的邊界問題，還只限於東北方面。其後外蒙古歸降中國（前此外蒙古對清，雖曾通商，實僅羈縻而已），於是俄、蒙的界務，亦成為中、俄的界務。乃有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規定額爾古訥河以西的邊界，至沙賓達巴哈為止。自此以西，仍屬未定之界。至1755、1759兩年，中國次第平定準部、回部，西北和俄國接界處尤多，其界線問題，亦延至咸豐時方才解決。
近代歐人的到廣東來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時，業經三百餘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國訖未覺得其處於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中，還是一守其閉關獨立之舊。清開海禁，事在1685年，於澳門、漳州、寧波、雲台山設關四處。其後寧波的通商，移於定海，而貿易最盛於廣東。當時在中國方面，貿易之權，操於公行之手，剝削外人頗深。外人心抱不平，乃合粵而趨浙。 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關封閉，驅歸廣東，於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國曾於1792、1810年兩次派遣使臣到中國，要求改良通商辦法，均未獲結果。其時中國官吏並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給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係間接。自1781年以後，英國在中國的貿易，為東印度公司所專。其代理人，中國謂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辦的。 1834年，公司的專利權被廢止。中國說散商不便制馭，傳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後派商務監督和領事前來，中國都仍認為是大班，官廳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適會鴉片輸入太甚，因輸出入不相抵，銀之輸出甚多。銀在清朝是用為貨幣的，銀荒既甚，財政首受其影響。遂有1839年林則徐的燒煙，中、英因此釀成戰釁，其結果，於1842年在南京訂立條約。中國割香港，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廢除行商。中、英兩國官員，規定了交際禮節。於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國人在陸上無根據地，及貿易上的製限都除去了。英約定後，法、美、瑞典，遂亦相繼和中國立約。惟俄人仍不許在海口通商。中西積久的隔閡，自非用兵力迫脅，可以解除於一時。於是又有1857年的衝突。廣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為之出奔熱河。其結果，乃有1858年和1860年《天津》、《北京》兩條約。此即所謂咸豐戊午、庚申之役。此兩次的英、法條約，係將五口通商以後外人所得的權利，作一個總結束的。領事裁判，關稅協定，內地通商及遊歷、傳教，外國派遣使臣，都在此兩約中規定。美國的《天津條約》，雖在平和中交換，然因各約都有最惠國條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權利，美國亦不煩一兵而得享之。至於俄國，則自19世紀以還，漸以實力經營東方。至1850年頃，黑龍江北之地，實際殆已盡為所據。至1858年，遂迫脅黑龍江將軍奕山，訂立《璦琿條約》，盡割黑龍江以北，而將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作為兩國共管。 1860年，又藉口調停英、法戰事，再立《北京條約》，並割烏蘇里江以東。而西北邊界，應當如何分劃，亦在此約中規定了一個大概。先是伊犁和塔爾巴哈台方面，已許俄國通商，至是再開喀什噶爾，而海口通商及傳教之權，亦與各國一律。而且規定俄人得由恰克圖經庫倫、張家口進京。京城和恰克圖間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於是蒙古、新疆的門戶，亦洞開了。總而言之：自1838年林則徐被派到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國訂立《北京條約》為止，中國初期與外國交涉的問題，告一結束。其所涉及的，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內地通商、遊歷、傳教，（三）稅則，（四）審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陸路通商，及（七）邊界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