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84年，齊國大軍已經攻入魯國境內，魯國邊防部隊不堪一擊，紛紛潰散。把魯莊公給急得，祛火的藥一天吃十來斤。魯國有個叫曹劌的平民，看到這種情況，很想為自己的國家出把力，就打算去見魯莊公，給他出出主意。
曹劌的同鄉人勸他說：“這些事有那些成天吃肉的大人物去管就行了，你操什麼心哪。”當時，只有貴族能夠每天吃肉，平民只有在重大節日才有肉吃，或者是熬到70歲以後，才能吃肉。
曹劌說：“那幫吃肉的人光知道吃，把腦子都吃傻了，哪能指望他們呢？”於是就去求見魯莊公。按理說國君也不能是誰想見就能見到的，所以曹劌的身份雖然是平民（所謂的“庶人”），但還是屬於貴族的遠支。我們前面說過，當時諸侯國的國都被稱為“國”，國都之外的大城被稱為“都”，小城被稱為“邑”，因為城的大小只是一個相對概念，所以“都”和“邑”之間的界限並不是很分明，有的時候也是“都邑”並稱（似乎有些沒有城牆設施的居民聚集區，也叫做邑，這裡我們就不細加考證了）。
居住在國都裡面的居民，被稱為“國人”，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貴族的遠支，很多人甚至和國君都是沾點親的。國人當中有些是為國家機構和公族、貴族服務的（這些人當中，當然包括各級官吏），也有很多是自耕農，他們的土地一般都在郊區，離國都不遠。城市裡面還有從事商業的商人，此時還沒有“重農抑商”的政策，所以商人地位也不低。
還有一類人需要注意，就是城市手工業者，他們雖然也居住在城市裡面，可是卻沒有國人所應有的政治權利。因為周代的手工業者都是奴隸身份，直接屬於國家所有，被稱為“百工”，而且世代必須從事同樣的行業，基本沒有什麼人身自由。
國人是有一定的參政議政權利的，他們的態度，甚至能決定國君的廢立，比如西周暴君週厲王，就是因為得罪了國人，引起著名的“國人暴動”，被趕下台的。所以即使是國君，也要對國人客客氣氣的。同時，國人還是國家軍事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承擔服兵役的義務。您可別覺得服兵役打仗是苦差事，這恰好構成了國人政治權利的基礎。國君的力量，不就是體現在軍隊上嗎？如果國君不好好哄著國人，到時候軍隊都不聽國君指揮了，那國君不就成了光桿司令？可見在春秋時期，國人的權利與義務是平衡的。
而城市以外的地區，則被稱為“野”，這些地區的居民，被稱為“野人”
（和神農架的野人不是一回事）。野人不算是國家的正式公民，沒有參政的權利，而同時，也沒有為國家服兵役的義務。野人的職業都是農民，打出了糧食，一部分交給國家，一部分留給自己（嚴格地說，是一種勞役地租，此處不詳細討論）。正是因為沒有政治權利，所以野人對自己的國家，一般沒有什麼歸屬感，還會經常變著法兒編歌謠諷刺國君和貴族們。裡面的不少詩歌，都是這麼來的。
看來有個城市戶口還是不一樣啊。
有的人用歐洲出產的五個社會形態劃分理論，去硬套中國的歷史，非說這段時間應該是奴隸社會。這個時期有奴隸，不假，可是我們從史料上實在看不出奴隸們在生產中處於什麼主導地位，尤其是在農業方面，耕種土地的基本都是自由民，即使是政治地位不高的野人，也沒有失去他們的人身自由。所以說，用西方人的理論去硬套中國實際，還是不太合適的。
這個曹劌，應該是有參政權的國人。對於國人，國君是不敢小瞧的，所以魯莊公就接見了他。一見面，魯莊公就急不可耐地向曹劌詢問制敵方略，曹劌卻不緊不慢，反而向魯莊公發問。
曹劌問：“現在齊國入侵，國君您覺得有什麼把握能和齊國一戰呢？”
魯莊公說：“吃的穿的，我都不敢獨享，總要分一些給底下的人，我想大家會支持我吧。”曹劌不懈地說：“小恩小惠而已，你能照顧一兩個，卻照顧不了所有人，所以老百姓不會支持你的。”魯莊公想了想，又說：“祭祀神靈的祭品，從來不敢弄虛作假，有多少寫多少。我想神明也許會保佑我們吧。”曹劌還是搖頭，說：“這種一念之誠算不了什麼，神明不會保佑你的。”魯莊公憋得滿臉通紅，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到自己還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政績，只好告訴曹劌說：“大大小小的案件，我雖然不一定能一一明察，但是一定會盡量酌情處理。”曹劌笑了，說：“這倒是為百姓盡心盡力的一個表現，可以憑此一戰。請您帶著我一起去前線吧。”魯莊公還是不放心，問道：“就這麼去打行嗎？不用制訂個作戰計劃嗎？”曹劌說：“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拘泥於計劃往往會誤事的。我們就隨機應變吧。”就這樣，魯莊公和曹劌同乘一輛戰車，前往長勺（魯國地名，有人說是在今天山東萊蕪東北，也有人認為在曲阜以北）阻擊齊軍。齊桓公率領大軍抵達長勺，一看魯軍已經嚴陣以待了，就擺開了陣勢。齊桓公振臂高呼，鼓勵士兵們說：“前面就是去年敗給我們的魯國軍隊，去年那一戰，他們都已經嚇破膽了。大家一起衝，再好好教訓他們一頓！”說著話，就擂起戰鼓。軍中規定，擊鼓是進軍，鳴金是收兵。鼓聲一響，齊國士兵就像潮水一般，沖向魯軍陣地。
魯莊公命令：“趕快擊鼓，和齊軍決一雌雄。”
曹劌趕忙攔住魯莊公：“國君您也太心急了，先別忙著擊鼓，現在敵人氣勢正盛，我們不適合和他們硬拼。”魯莊公聽了曹劌的話，將信將疑，不過還是按照曹劌的意見，沒有擊鼓，魯國士兵也沒有展開衝鋒。
齊國士兵衝到魯國陣前，魯軍巋然不動，齊國軍隊沖不進去，就退了回來。齊桓公一看，這不行，攻擊不能停啊，就命令再次擊鼓，齊軍向魯軍發動了第二次進攻。
可是魯軍這次依然毫無反應。齊軍又撤了回來。齊桓公也很奇怪，魯軍這是怎麼了，難道不想打仗？他們怎麼不擊鼓呢？可是自己這邊的攻勢還是要繼續，就第三次擊鼓。這回齊國的士兵們也學乖了，知道魯軍不會出擊，所以像徵性地衝了一下，揮動了幾下兵器，就撤回來了。
曹劌一看齊軍懶懶散散地在往後撤，就對魯莊公說：“好了，可以擊鼓了。”魯莊公早就等得不耐煩了，於是敲起戰鼓，魯軍陣內鼓聲大作。剛剛經歷了齊軍三次沖鋒，魯軍的士兵心理都憋著一股勁呢，這一下全都釋放了出來。魯國的戰士們，一個個如下山的猛虎一般，向著齊軍猛衝過去。
齊軍顯然沒有料到魯軍會趁著這個時機出擊，被打了個措手不及。齊軍陣腳大亂，慌慌張張地向後撤退。齊桓公沒有辦法，也只好跟著往後撤。
魯莊公一看，自己居然把強大的齊國打敗了，那個興奮哪。他舉起戰旗高喊：“快追呀，別讓齊侯跑了，咱們也得俘虜他們幾個大夫，才能一雪乾時之恥！”
曹劌趕忙攔住要暴走的魯莊公，說：“先別急著追擊。”然後他下車看了看地上的車轍印，又登上車前的木板，向遠處望望，才對魯莊公說：“現在可以撒開追了。”
魯國軍隊這才向前追擊，打得齊軍四散奔逃，狼狽不堪。
幾乎所有的書上都是這樣寫的，不過我總覺得這當中有些地方讓人疑惑。
按照史料記載，齊魯長勺之戰，是一場雙方軍隊擺開陣勢，在平原地區正面對決的一場會戰。魯國並不是依托工事火力點在那據壘防守，所以應該不存在齊國衝擊魯國陣地卻沖不進去的問題。因為魯國士兵並沒有工事掩體可以遮蔽，所以即使齊軍衝過來，他們站著不動，可是刀砍下來，矛扎進來，還是要死人的。所以齊國軍隊沖到魯軍陣前又撤回去，這也不可解釋。魯軍不擊鼓衝鋒，那砍他們就是了，難道他們是鋼筋鐵骨？等魯軍死的人一多，他們的陣腳自然就亂了，齊軍又不傻，幹嗎還退下去呢？
所以，對《左傳》中那句“齊人三鼓”的理解，也就成了關鍵。
有一種意見認為，當時的戰爭，是士兵排成整齊的方陣，向前推進。每擊鼓一次，就向前走一段距離，然後要停下來調整隊列。等調整好了，再次擊鼓，再往前走。一般來說，如果戰爭雙方同時擊鼓，那隻要一通鼓或兩通鼓，雙方軍隊就可以交火了，然後就看誰能先把對方的陣形突破，誰就取勝了。這樣，所謂的擊鼓三次，其實只是代表一次進攻的三個階段。
而長勺這一戰，齊軍先擊鼓，但是魯軍沒動，雙方的軍隊並沒有接觸上。隨後齊軍第二次擊鼓，齊國士兵們才走到了魯軍陣前，這個時候齊軍的隊列已經亂了，只好再擊第三通鼓，來調整隊形。就在齊軍調整隊形的時候，魯國軍隊趁機發動攻擊。齊軍拖著沉重的兵器，走到魯軍陣前，就已經比較疲勞了，再加上隊形不整，所以失敗也是必然的。
筆者認為，這才是長勺之戰的真相吧。魯莊公引得勝之師回國，但是對於這一仗是怎麼勝的，還是有點糊塗。他問曹劌：“為什麼你不讓我早點擊鼓呢？打勝了又為什麼不讓我馬上追擊呢？”於是，就有了那段著名的“曹劌論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這意思是說，打仗憑的是勇氣。擊鼓可以激勵勇氣，第一次擊鼓時，士兵們奮勇直前，可是第二次擊鼓的時候，勇氣就衰弱了，第三次擊鼓，勇氣乾脆就沒有了。這個時候我們的士氣高漲，自然能夠打敗齊軍。 “一鼓作氣”的成語，就是這麼來的。
至於為什麼不馬上追擊，曹劌的解釋是這樣的：“與大國作戰，要多長個心眼。我看到他們的車轍印也亂了，旗子也七扭八歪了，才確定他們沒有埋伏，所以這才放心讓您追擊。”
魯莊公一聽，原來是這麼回事，曹劌真是個人才啊。於是重賞曹劌，任命他為大夫，從此曹劌也成了能吃肉的人。
長勺之戰，以齊國的失敗而告終。這一戰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卻留下了不少談資，也算是中國戰爭史上的一場著名戰役了。它不僅留下了“一鼓作氣”這個成語，還提醒了以後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們，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要想打勝仗，首先要取得國內人民的支持。要想取得國內人民的支持，就要修明政治、勤於政務。
史書記載，長勺之戰過後，齊軍並沒有馬上撤退回國。齊桓公又邀請宋國跟著他一起入侵魯國，後來宋國軍隊在乘丘（今山東滋陽西北）被魯國軍隊打敗，齊桓公收拾不了魯國，氣得沒辦法，只好斷了伐魯的心思。而魯國居然以一國之力，連續打敗齊宋兩個大國的進攻，可見春秋早期魯國的實力也是足夠強悍的。
齊桓公回到國內，覺得挺沒面子的。想想管仲勸自己的話，還真是字字珠璣。看來還是要先積累實力啊！
於是齊桓公把國政全部委託給管仲，還稱管仲為“仲父”，以表示尊重。為了抬高管仲的地位，齊桓公還下令，全國都不許直呼管仲的名“夷吾”，而是要用尊稱“仲”。
管仲得到了齊桓公的充分信任，就在齊國改革內政，大展拳腳。齊國的騰飛，也就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