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陵位於揚州邗江區槐泗鎮的雷塘。
陵區佔地不大。門前有今人豎起的三門牌坊，立於三層石階之上。其後不遠處即陵園之門，灰牆青瓦，兩側各築一小屋，陳列著畫圖文字，記述隋代亡國之君的生平、文治武功。前行十餘步是一座石橋，橋的兩側則是著名的雷塘了，該是雷擊的深坑，已是塘水盈滿。令我詫異的是，通往墳墓的神道沒有帝王陵墓常有的石人石獸，百餘步後便是一座荒墳，底部由石頭砌築，偌大的圓墳之上長滿荒草。看來，這位被稱為窮奢極欲的暴君生前並未給自己修築陵寢。或許他在位13年時間太短，無暇顧及；或許他竭力開鑿運河，三徵高麗，拓疆固土，志在高遠；也許他生前享受尊貴榮華，作為亡國之君本無葬身之地，被葬雷塘，天怒人怨，死後仍受雷擊，讓人們在傳說裡洩恨。
墓碑“隋煬帝陵”四字隸書，為清代書法家、揚州太守伊秉綬所書。據稱，嘉慶十二年，時在揚州的學者阮元查訪到陵墓故址，勒石豎碑，才使湮沒已久的皇陵得以確認。
這就是隋煬帝陵，一堆黃土埋著一個名字，1000餘年了，曾盛極一時的王朝隨著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可他仍在典籍和史書中存在，仍在民間傳說裡被斥罵被臆想而變形，仍在教授和研究者的爭論中漸漸顯露出他的本來面目。
揚州人對煬帝的情感是複雜的。或許，隋煬帝本身便是一位複雜的君王，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去看他便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可揚州，實在和他有著頗深的歷史淵源，有著無法斷絕的文脈。揚州是“應運而生”的城市，即因運河的開鑿而成長、壯大，富足而繁盛，在唐代，曾成為除京城之外的全國第一大都市。揚州古運河，從瓜州入江口至寶應的黃浦，如今全長125公里。 2000餘年來，這條河段檣帆林立，槳聲燈影，官舫賈舶，運載著鹽糧兵甲，連接著一代代王朝的命脈，連通著中國古老大陸上的江河湖海，北去南來，綿綿不絕。難怪詩人會有“煙花三月下揚州”，“處處青樓夜夜歌”，“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詠嘆了。看來這裡也是銷金窟和風月場，腰間沒有十萬貫是來不了的地方。而龍舟水殿、垂柳瓊花、水榭樓台與古寺高塔，只與帝王有關。至於私家園林、假山竹影、人造的四季，亦為鹽商大賈與官人名流的宅第。可這些，皆與官河水渡相連，有如藤蔓上結出的瓜果。或許可以說，沒有這條古運河，便沒有世人盡知的富甲天下的揚州了。
對歷史與人的認知需要機緣。近年我兩下揚州，由於隋煬帝陵的兩間小屋裡展示的煬帝簡要介紹，打破了我不知何時留在腦海裡對這位帝王的淺薄印象。如同一個迷迷糊糊的人被人在背後猛擊一掌，隨之清醒，繼而有了探究這位複雜君王的興趣。
由此，我想起了唐代詩人對隋宮與亡國之君的吟詠與慨嘆。想起韋莊的“淮王去後無雞犬，煬帝歸來葬綺羅。二十四橋空寂寂，綠楊摧折舊官河”，李商隱的“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以及杜牧的“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滿故宮。亡國亡家為顏色，露桃猶自恨春風”……是啊，這些唐代詩人面對覆亡不久的隋宮煬帝的詠嘆，腐草暮鴉，空疏寂寥，其時廣陵花盛，煬帝東遊，檣帆千里，禁兵辭象闕，攜三千宮女下龍舟的往事，與隋宮的零落成塵，衰頹破敗，帝王的垂死覆滅，形成何等鮮明的對照。所謂寒耿星稀，月樓吹角，苔封遺骨，殘聲落潮，星傍船明，菇蒲搖曳，一派蕭條肅殺之氣，留下千古的蒼涼。
其實，隋煬帝曾是位大有作為的君主。從《隋煬帝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出，煬帝在位雖只13年，卻曾有過空前短暫的輝煌。楊廣繼位稱帝的年號，稱“大業元年”，確有建立大業的志向。 《隋書·煬帝紀上》稱楊廣“美姿容，少敏慧”，且“好學”。稱其“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頗有大功”。魏徵讚他“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正由於此，而被立為太子。而煬帝於隋鼎盛時期統一了中國。其時，隋之版圖東起大海，西至新疆，南達雲南，北抵大漠，成為東西4000多公里，南北7000多公里的大帝國。故《隋書·吐谷渾傳》中稱其為威加八荒，“師出於琉球，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
說心裡話，看到唐代魏徵所修的《隋書》對煬帝“過於秦漢遠矣”的評價，我頗感震驚。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是國人熟知與欽佩的君王，而史書早有評價的隋煬帝，在國人眼里大抵還是個荒淫無恥，死後也該天打雷轟的暴君、昏君。也難怪有的人為之鳴不平。是啊，秦修的萬里長城與隋挖掘的世界上最長的古大運河，成為世界上最宏偉的古代工程，當長城失去效用，只成為一個符號的時候，古運河至今仍存航運之利。誠然，煬帝固有其專橫殘暴、荒淫、窮奢極欲的一面，秦與隋年代皆短，皆二世而亡，雖然都結束了中國分崩離析的局面而一統天下，卻又都很快地土崩瓦解。史家常將秦始皇與隋煬帝並稱，大抵因其都是功過並存的君王之故吧。其實，宮闈的血腥、兄弟相殘，甚至弒父奪位，中國有為的皇帝里亦並不鮮見。因而，有人稱就個人品質而言，唐太宗李世民並不比楊廣高明多少。至於唐修《隋書》，由於時近，有其真實之語，自不待言，但修書主持者魏徵，早年為煬帝政敵，修傳時難免有欠公允之論。後世因襲《隋書》，認為煬帝是歷史上最荒淫的皇帝，以唐代隋符合天意，那大抵也是統治者穩固政權的需要。至於明代，其傳奇小說的渲染，更把煬帝寫得不堪入目，也只為市井勾欄取樂故，填油加醋，異想天開，多不可信。
就開鑿大運河而言，舊史家稱煬帝從公元605年至610年，分三次役使百萬以上勞工開鑿運河，只是為了遊玩、看瓊花，實在有失公允。 《隋書·煬帝紀下》明確記載著其為“觀省風俗”、“躬親存向”，使“天下無冤”和“採訪”人才“入朝”。從中可知修運河的主要原因，首要用於軍事，鎮壓邊鄰小國，所謂威如八荒，以及征討士族豪強的叛亂及人民的反抗。使之南北溝通、控制全國，維護一統。經濟上則為了轉運江南財物，供應官僚機構以及其他需要，戰時則保證兵甲的輸運與軍糧的供給。就運河而論，它連接了整個封建王朝的命脈，是利於千秋萬代的偉業，如何評價都不過分。
或許極盛之後事物便會走向其反面。大業七年煬帝初徵高麗之後敗歸，隋之命運也走向了衰敗。連年大戰頻頻、征戰不息，加之煬帝剛愎自用、一意孤行，人民難以生息，四野騷動，奮起反抗。民心已失，虎視權位者則藉機起事，於是乎朝野失衡、君臣離心，狼煙四起，這時的楊廣似已坐在了火山口上。
已無回天之力的隋煬帝，自大業八年之後，他“每夜眠，恆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是年四月，殿西院起火，煬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看來他已是心神不寧、心驚肉跳，情緒低到極點，意志亦崩潰。此時的他確已荒淫無度、醉生夢死，堪稱昏君了。一味享樂，不理朝政，以玩笑解悶。其年五月發生日食，他命三千餘人捕捉螢火蟲，得數斛，夜出遊玩時放出，“光遍巖谷”。其時，其前程昏暗，恐也只餘螢火之光了。
隨後煬帝三巡江都。勸諫者一一被處罰、杖死或斬首。另有進諫者則一路走，一路斬。此次南巡與前兩次的氣派大不相同，只能稱之落荒而逃。而在江都，各郡縣民變造反的奏報不斷傳來，大臣畏懼，只講假話，有使者奏告實情，卻以為妄言，反遭杖責。
卷185《唐紀一》記載隋煬帝被殺前的情況稱：“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遍歷台館，非夜不止；汲汲顧影，唯恐不足。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後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可見其已知大廈將傾，大禍將臨，其玩歲愒日以待斃，也算是視死如歸了。或許煬帝沒有想到，置其於死地的正是他平日寵信的宇文化及等人。其死雖然原因複雜，然死於自己親近人之手確是古往今來的至理。 《隋史》中的宇文化及“性凶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據稱，其時馬文舉歷數煬帝之罪，煬帝承認“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煬帝之語，亦揭示出奸佞人性之惡。
叛軍退出後，蕭皇后和宮人將漆床板拆下，叫人做成小棺，匆忙將煬帝殮葬於江都宮西院流珠堂下。不久，留守江都的隋左武衛將軍陳稜集部眾穿孝服為煬帝發喪，取宇文化及留下的輦絡、樂隊，粗備皇帝葬禮，其“衰杖送喪，慟感行路”，以報煬帝提攜之恩，將煬帝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檯下。後據卷190《唐紀六》載，唐武德五年八月，“改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胡三省於“雷塘”下注：“漢所謂雷陂也，在今揚州平岡上。”
看來，雷塘漢代便稱雷陂，便是落雷之地。唐主李淵平定江南後，將煬帝改葬雷塘，或許有以煬帝為鑑，聞雷而警醒自己之意。而雷塘GFEA1受雷擊，至今仍是如此。 2005年8月20日下午2時，新修的隋煬帝陵門闕亦遭受了雷擊，並擊毀了門闕一角。
說起來，李淵作為隋所倚重的重臣，與煬帝有君臣之義。故隋末喪亂邊將郡守紛紛起兵割據之時，李淵仍按兵不動，即使最後起兵攻下長安，也未亮反隋旗幟，仍以代王楊侑為帝，並遙尊煬帝為太上皇，煬帝死後才廢帝自立。再則，隋文帝楊堅的皇后與李淵之父李昺的夫人，原是親姐妹，皆為獨孤信之女。故李淵與楊廣為姨表親。隋亡後，煬帝與蕭后所生的一個女兒成為唐太宗寵愛的妃子，可謂親上加親，太宗與煬帝亦有翁婿之情。因而，李淵以君王之禮改葬煬帝，李世民在蕭后亡故時詔令以三品待遇將其遺體從長安運往揚州雷塘，與煬帝合葬。或許，那時的隋煬帝陵該修整得規模威大，亦該是最為正規的煬帝陵了。
就我看來，隋煬帝葬於雷塘亦有其另外的意義在。隋煬帝在位時間不長，做出許多驚天動地之事，其堪稱大業的開創，亦是電閃雷鳴的驚人之舉，聲名也如雷貫耳，故雷塘作為他的葬身處，如是理解，也稱得上死得其所。
史載，京杭古運河的第一鍬是在揚州開挖的。時在公元前486年，即春秋初期吳王夫差開鑿的邗溝。
在揚州邗江區古邗溝故道徘徊，看一灣清水倒映著天的湛藍與樹的濃綠，於平靜裡漾著細微的波紋，似懷藏遠古的幽思。細長的柳絲密匝匝地在溝畔垂落，與水中的倒影相接，讓岸柳增長了一倍，彷彿在空間與水中兩個方向同時生長。一座乳白的石拱橋跨越溝渠，拱橋的圓弧與水中的圓弧相連，有如張開的口唇，似乎要向我訴說著什麼。是啊，這遠古的河道，彎彎曲折的螺螄灣，古舊的邗溝橋的石刻，以及“古邗溝財神廟”的刻石，都以其古老抑或鮮明的遺跡註釋著歷史。縱然水已不是昨天的水，可柳樹依舊傳續著古老的基因，綠草和花朵依舊生生不息，而故道的泥土，仍陳積著那久遠的年代。
說起來，如今的邗江在春秋初期為邗國之地。其時亂世爭雄，兵家四起，諸小國之間則相互吞併。爭戰殺伐之中，吳王闔閭曾是一時之雄，“以船為車，以楫為馬”的吳國滅了邗國，於公元前505年又開始了擴增版圖的征戰。帆檣林立、甲兵如水，揮楫轉棹，於今天的蘇州出航，沿長江順流而下，達黃海後再入淮河，沿淮水支流上溯中原，與楚國之軍隔著漢水對峙。
這就是當時吳國伐楚的航線。長江與淮河是平行的兩條河流，吳軍入淮需繞行風濤險惡的大海。如此艱難遙遠的航程，兵甲疲憊，糧草亦難供給，飢寒交迫的吳軍安能得勝？這也應是吳王伐楚敗歸的因素之一吧。
闔閭之子夫差繼位後，國力漸強，他繼承父親的遺志，大舉進兵，仍沿舊路北伐。強威的吳國氣勢如虹，大勝陳、齊，退楚兵，奏凱而歸來。當時的吳國，疆土北抵淮、泗，擁有長江北岸的千里沃土。為中原逐鹿，求取天下，北上爭雄，吳王夫差雄圖大略，決定築城、挖河，將兩條不搭界的長江與淮河接通。
其時吳境湖泊星布、沼澤遍地，於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環繞邗城，串起螺螄灣、後名武安湖、淥洋湖，繼而進入樊梁湖、廣洋湖、射陽湖，出今日之淮安楚州以北的末口，最終抵達淮水。如此縈繞彎環，長江之水流經400餘里，終達淮河，這便是最早的人工運河，史上著名的古邗溝。據《左傳》記載，公元前486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對於這史無前例的開河之舉，史書稱“舉鍤如雲”，可見其擁工之眾，氣勢之宏。而蜀岡之上的邗城，則成為夫差北上爭霸的前沿統帥部。由此看來，運河開鑿之初，便有著強勁的政治、軍事目的，水流雲在的自在之境和這你死我活的爭戰毫不沾邊。夫差開通邗溝的次年，吳便大舉北伐，沿新開的運河北進。自然，由於邗溝水淺溝窄，大兵船仍走海路。此戰大敗齊軍。
這次吳軍艾陵【今山東萊蕪】之勝，吳王夫差竟再次動工，於山東定陶東北開深溝，引菏澤之水至徐州沛縣入泗水，繼而使邗溝之水連通黃河，以便在黃池【今河南封丘】與晉國會盟爭霸。此運河水源自菏澤，故稱菏水。正如《國語·魯語》載：吳王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南屬之濟”。菏水一開，吳國水師便可從長江入淮，由淮轉泗、濟進入黃河，便可問鼎中原了。至於夫差被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擊敗，已是後話。吳亡，可邗溝卻留了下來，成為千古傑作。
據稱，吳國在開邗溝、菏水之前或同時，還開鑿了古江南河，亦稱吳之古故水道。 《越絕書·吳地傳》載：“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文中有的地名已不可考，但仍能從中知其河的走向，即從蘇州之北的平門，向西北經無錫的梅村，於常州北的江陰利港入長江，溯江而上直達揚州。
儘管邗溝為爭霸、殺伐而建，可對於百姓而言，卻盡享舟楫之利，稼禾農耕的灌溉之便。邗溝亦是百姓豐衣足食的財源。故早年邗溝旁建有一座財神廟，廟裡供奉的財神卻是春秋年代的吳王夫差與西漢的吳王劉濞，俗稱“二王廟”。老百姓將不同朝代的兩位吳王一併供奉，都是因為邗溝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的緣故，在這裡，傳統的財神不見了，二位吳王在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財富裡成了新的財神。據稱，二王廟廟門朝北，與所有南向之廟不同。或許兩位吳王面對邗城，看故城繁華喧鬧，為民造福，讓其望之也感到欣慰吧。
西漢的吳王劉濞，系漢高祖劉邦之侄，封王后建都城於廣陵【即今揚州】。劉濞勵精圖治，開礦鑄錢，煮海水為鹽，使吳地漸趨富裕、昌盛。為將海鹽運出，他下令開掘了“茱萸溝”河道。此運河西起揚州茱萸灣的邗溝，東通今為泰州的海陵倉及如皋磻溪，使東部產鹽地與江淮水道連接，予交通運輸發揮了極大便利。茱萸溝亦名邗溝，也稱運鹽河，後來亦為大運河的一段前身。那時的廣陵人丁興旺、商旅不絕，為富庶之地。 《蕪城賦》中曾描繪為“車掛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足見其盛。至於漢文帝時，劉濞之子因輕悍傲慢，被皇太子用“博局”打死。吳王萌反意，於景帝三年七國之亂中被殺，此是後話了。但後人仍將他當財神供奉，百姓紀念的仍是他開運鹽河之功。
公元137年至200年，即漢建安二年至五年，廣陵太守陳登又對邗溝進行了巨大的改造。由於邗溝系穿湖澤而建，為因勢利導、減少工程投入而成，故運河曲曲折折、跌宕彎環，只能捨近求遠，行船頗為不利。於是，陳登穿渠疏通，下大氣力將彎曲的水道拉直，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史書將此工程稱之為“陳登穿溝”。而揚州人則稱之為“邗溝西道”，將原河稱之為“邗溝東道”。
其實，就開鑿的河道而言，可以為開鑿者用，也能為他人所用，河流沒有思維，不管為誰，它只提供便利。
亂世豪雄都知道水的重要。臨水而居的都市多為政治、經濟之中心，而運河則是一國生存的命脈。公元前224年，秦滅楚，戰於今天淮河以南的蘇皖之地，便是運河一帶。秦軍是循潁、淮、邗而下，然南巡江南，併吞楚國。劉邦戰勝項羽，亦是沿汴、睢、淮而下，至垓下會戰而勝。而西漢周亞夫平劉濞為首的七國之亂，攻吳的路線之一亦為沿泗水南下，進入淮泗口，再沿邗江，直抵廣陵。
春秋爭霸，至秦至南北朝時期，邗溝這一古運河一線曾戰事頻頻，讓水為戰爭服務，既是開邗溝的初衷，亦是各國爭戰之常用的手段。中國古老的兵法中早有水攻的謀略。
三國初期，運河的邗溝段成為軍事通道，也是南北戰爭的重要地段。曹魏黃初五年，魏文帝曹丕在許昌建立水軍，並經淮河、邗溝至廣陵顯示威力，威脅孫吳。第二年10月再從邗溝抵廣陵，其軍容甚整，《三國志》中稱其“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準備進攻東吳。可由於河道泥沙淤積、冬季水淺，加之河面結冰，魏軍的數千艘戰船於津湖“皆滯不得行”。後蔣濟獻策開鑿渠道，增高水位，才得以入淮中。
據史書載，西晉大將祖逖北伐，東晉權臣劉裕領兵北上討伐南燕等多次征戰，皆從邗溝入淮、泗而下。梁敬帝元年譙秦二州刺史起兵反抗獨霸政權的尚書令陳霸先，北齊援兵從運河南下，被陳霸先截斷江上運輸線路，襲其後方，將北齊軍打敗。
利用運河水道作戰，最為突出的是陳周兩國徐州之爭。太建五年，陳、週結盟共同討伐北齊，陳帥吳明徹連克多城，並用淝水灌城之法佔領了壽陽，迅速佔領了淮南廣大地區。而北周亦乘機佔領了徐州滅了北齊，擒獲了齊王高緯。陳宣帝得知，決定與北周爭奪徐州，於是盟友頃刻間又成為仇敵。陳之統帥吳明徹又以泗水灌徐州，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這時北周派大將軍王軌相救。可王軌卻不與陳軍對壘，而把兵將開至泗水入淮口，用鐵鍊鎖住數百車輪沉入水底，並在兩岸構築城堡，以阻陳軍歸路。陳軍大驚，欲沿泗水南下歸國，吳明徹讓馬軍陸路南撤，然後“自決甚堰”想乘船藉水勢衝過淮河，可及至泗水口，水力微，舟艦不得渡，眾軍皆潰，吳明徹亦被俘，飲恨終生，老於敵國。
開渠掘河，邗溝是2500年前開鑿最早的運河。秦王掃六合、統一中國之後，亦曾在鎮江役使赭衣囚徒3000人，鑿京口至丹陽的曲阿河以通航南巡。經由丘陵山地的彎環曲折的丹徒水道，將古江南河河口西移至鎮江。此外，秦始皇還修通了從蘇州到杭州的水道，“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越絕書·吳地傳》】。三國時，東吳於公元245年役兵3萬，在句容開鑿破崗瀆，連通丹徒水道。西晉時，又多次對丹徒水道修整、擴展；由此奠定了江南運河的基本框架。
漢建安七年至九年，曹操先後修治睢陽渠至官渡，漕船由此可通今衛河上游和當時的黃河下游，向東通今海河水系。建安十一年為北征烏桓，曹操又開鑿平虜渠、泉州渠，溝通白溝、瓜水、滹沱河等。白溝、平虜渠、泉州渠部分，後成為隋永濟渠的前身。
隋再度統一中國之後，建都大興城【今西安】。大興城是周、秦以來多次為都的城市，地理優越，經濟發達。然關中雖稱沃野，可人多地少，隨著統治機構及兵丁的龐大，聲色犬馬之徒日增，糧食及諸多物資的供應則日見緊缺，其時“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塞，水陸艱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路途，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迅舟之役，人亦勞止”。開皇四年，關中大旱，隋文帝親率百姓、官吏、軍隊逃荒至洛陽，足見生存之艱難。於是，是年文帝令“多技藝”、“有巧思”的宇文愷率兵丁，開鑿由長安始，沿渭水之南、傍南山之東、直至潼關連接黃河、溝通關東地區的廣通渠。其渠長300餘里，才致使“轉運通利，關中賴之”。
為進一步溝通“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的江南【《宋書》卷54】，開皇七年夏四月，因邗溝年久淤塞，疏通和開鑿了北起山陽末口、南至江都茱萸灣、連接江淮的山陽瀆，以通運漕。不過，此次開鑿歷時短暫，規模亦不大，僅為疏通。開鑿山陽瀆後，運河南端水又從揚子【今揚州揚子橋附近】入江了。儀征的歐陽埭同時為另一個入江口。
由於中國的地形西高東低，故黃河、長江等水系皆為東西走向，所謂“一江春水向東流”。古時的交通有“四載”之說：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木輦。然而，人力與畜力的體能有限，泥、山之路行走更為艱難，因而，利用河流的自然力以及風力便成為水路交通的最偉大的發明。於是，水的浮力承載了更多的重量，水的源遠流長使船無腿而能走遍天下。然而，由於河流只有東西走向，且兩川之間必有山嶺阻隔，故鑿分水嶺直接溝通兩川顯得極為必要，這正是開鑿運河的起因之一。而對於河道縱橫、湖泊星布，“以船為車，以楫為馬”的江南水鄉澤國，最早開掘運河則是必然之事。運河的開鑿使東西走向的河流有了直接的南北溝通，繼而形成縱橫交錯的水網，構成了連通四野、抵達八極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的命脈，亦是人類所創造的文明的重要標誌。
就整個世界而言，開鑿時間最早、流程時間最長的河流，是中國的大運河，其全長2700公里，是前所未有、舉世無雙的偉大工程。大運河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還溝通了桑乾河、沽水、沁水、洛水、渭水等多條水系，成為開萬世之利、德澤後人的連通南北的大動脈，所謂“嶺南百州之物，滇黔巴蜀之產，齊魯燕趙之貨，東方漁鹽之利，水陸相濟，周流不息，莫不相通”。
眾所周知，中國最古老的大運河，卻是被稱為“暴君”的隋煬帝下令開鑿的，有如秦始皇修萬里長城一樣，中國最偉大的兩項工程，皆為“暴君”所為，且煬帝之惡在傳說中更甚於秦始皇，是頗令人深思之事。從歷史看來，秦、隋皆短命的王朝，然而，兩朝都先後統一了中國，結束了多年的爭霸之亂，達到了空前的一統，這無疑是中華民族之福。隋結束了近300年的南北分裂，且隋之後，中國的格局則是統一多、分裂少，也只有統一的大國，才能修築萬里長城和貫穿南北的大運河。秦重陸路車馬，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秦皇馳道，“道廣50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漢書·賈山傳》】。然而陸路成本極高，大批勞動力疲於運輸，卻成了“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織不足於帷幕。百姓糜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此也成為秦亡的因素之一。與秦相較，隋開運河，則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隋文帝滅陳到其駕崩，歷15年，已是經濟復甦、國力富足。 《隋書·高祖紀》稱其時“人物殷阜，朝野歡娛”，“區宇之內宴如也”。據考證，週隋之際，有戶359萬，滅陳之後，則有740萬戶，至煬帝大業五年，全國已達890萬戶，4600多萬人。這時隋朝已儲備了可供五六十年的物資，充足的人力，有了吃穿不完的糧布。文帝時耕地1940萬頃，大興城的太倉和并州、陝州、華州的國庫及義倉充盈，《隋書·食貨志》卷24稱“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同時，建築、造船業、農業、手工業均有高度發展，繼而又推動了商業的繁榮。應當說，當時已有了開鑿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的雄厚的物質基礎。
公元605年，36歲的隋煬帝登位。其以“關河重阻，無由自達”為由，將都城從長安遷至洛陽，史稱東都。其時煬帝下令，“每月役丁200萬人營建東京”。此次遷都，詔書中稱其為“聽採輿頌，謀有庶民，故能審政刑之得失。……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其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宜聽GFEA3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隋書》卷3·煬帝紀】。在煬帝下詔始建東京的第四天，即大業元年【605年】三月二十一日，隋煬帝命左丞相皇甫誼與大臣辛亥徵調河南、淮北民工100多萬人，開鑿通濟渠。
總體看來，隋煬帝所開大運河是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分為南北二系。南運河即洛陽東南方向的通濟渠，連通邗溝與江南運河；北運河則為永濟渠，即自洛陽通向東北，達涿郡【今北京市】。
通濟渠即後來唐宋時期的汴河，為煬帝開鑿運河中最早的一段。通濟渠分三段，西段自洛陽城西煬帝所造的一座豪華宮苑西苑，引谷、洛二水，東循漢代所建陽渠故道注入黃河。中段自洛口至板城渚口【今河南滎陽東北】，主要是利用黃河的自然通道。東段則自板渚引黃河水入汴渠，從大樑【今開封】注入淮水。
《廣陵通典》卷六載，在開鑿通濟渠的同時，隋煬帝“又發淮南民工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煬帝修邗溝疏浚了邗溝西線，即東漢陳登所開的邗溝直道，進一步截彎取直，拓寬加深，水面寬度達70米。白居易在《隋堤柳》中曾描繪出“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蔭一千三百里”的詩句。
大業四年【608年】正月初一，煬帝又“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隋書·煬帝紀上》卷三】。永濟渠的開通由閻毗負責，主要利用自然河道開鑿連接而成，即從今河南武陟縣西北的沁水北岸向東北開渠入衛水，再由衛水通淇水、洹水、漳河，接漯水【永定河】達今日的北京西南郊。閻毗用斷水之法，在淇水上修造分水入渠的淇門，加大白溝水量，使漕運由黃河入白溝而達天津附近入海。永濟渠的修成，北段大運河即加強了對北部糧食的調運，又加強了對北方的軍事控制，亦成為隋東征高麗運送甲兵糧草的主要渠道。永濟渠“長三千里，廣百步”，雖工程量大，但由於沿用部分故道，完成的時間比通濟渠還短。
江南運河是永濟渠完成兩年之後，隋煬帝貫穿南北大運河的最南亦為最後一段，為溝通長江與錢塘江水系的重要運河。據《資治通鑑·隋紀五》載，大業六年【610年】冬十二月，煬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鎮江】至餘杭【杭州】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並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江南運河基本上是在春秋吳國至六朝開鑿的舊渠道上整治修建而成，繞太湖之東，穿越了中國東南江浙最富庶的吳、會地區。千百年來，北段的大運河時塞時通、時興時廢；可江南運河卻始終川流不息，帆檣如林。
隋煬帝南北大運河的開鑿，歷時6年，可實際工期加起來只一年多時間，長3050公里，亦有學者認為2700餘公里，但仍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運河。但大運河的鑿通也付出了極大代價，累計徵發民役300萬之多，加上修長城，建洛陽城，總計徵發民役上千萬。隋總人口僅4600多萬，如此，凡15至50歲男子都在徵調之列，“如有隱匿者斬三族”，“男丁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一些所役丁夫勞累而死，最終民怨日深。
在隋代，在不長的時間裡開鑿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如此浩大工程，堪稱奇蹟，為曠世之舉。可這樣繁複重大的工程，無疑將面對諸多的技術難題。諸如河道開挖、水源工程、運河與天然河道交叉、水位的調節等等。可以肯定，大運河的設計運籌、工程的具體實施，以及在引水、調水和過船等方面，均體現了當時世界的最高水準。李約瑟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到了9項最為重要的原創性水工技術，其中7項是在大運河上創造的。大運河的貫通，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創造力和智慧。
一次設計、一次施工，則一次通航。如此的高速度與效率，是如何勘察測量、節制水量、平衡水位、巧妙利用天然與舊有水道的？我們只能說，其時已擁有了豐富且精湛的水利工程技術。因為具體的設計與施工史書並無記載。然而，據《隋書》卷68載，其中宇文愷、閻毗、何稠的經歷描述及他們所擔任的職務，看得出這些人均為具有豐富工程技術知識與才能的高級技術人才。被稱為“多技藝”、“有巧思”的宇文愷，曾主持東都的營建與廣通渠的開鑿，先後任將作大匠、工部尚書。閻毗曾總領築長城之役，並督役開鑿了永濟渠，後亦兼領將作少監。何稠“性絕巧，有智思”，曾主持燒製“綠瓷”為琉璃的工藝，建造了難度頗大的“遼水橋”，亦任過工部尚書。另外，“性強明，有巧思”的一些將作大匠，“俱巧思絕人”、“直少府將作”的黃亙、黃兗兄弟等，都是這項偉大工程的設計與組織者。他們的智思、絕巧、強明，正是大運河貫通的重要保證。
這些能工巧匠，是根據運河和自然河流的地形、地貌，進行通盤的設計和規劃，解決了運河的高程和水流等複雜的技術問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顯示出非凡的聰明才智。為了順利通航，對河道拓寬加深、截彎取直，枯水期水淺運澀之時採取“狹岸束水”之法以提高水位。
邗溝與江南運河天然河流及湖泊多有交叉，形成水位落差；而長江、錢塘江、太湖尚有潮汐，因而運河水位很不穩定。為了調節水位落差、穩定水量、保證船隻的航行，早在春秋時代就在運河上採用人工渠化的方法了。最早的設施叫“埭”或“堰”，實際上就是修築攔河的蓄水壩。如邗溝入淮處，因運河水位高、淮河水位低，便築有一道平水堰，名曰北神堰。堰埭在邗溝及江南運河中曾大量運用。史料載，邗溝上有五大名堰：茱萸、龍舟、邵伯、新興、北神。與堰埭有關，至今仍留下諸多如梅堰、黃埭、堰橋、寶堰、鐘埭等地名。
三國時，堰埭又被用來解決丘陵地帶開挖運河所面臨的地形落差難題。孫權下令開破瀆崗時，共設14處堰埭，形成梯級渠道，實現了運河翻山過崗，是世界上最早實現渠化的運道。堰埭解決了水位和水量問題，可舟船過埭頗為艱難與麻煩。重載之船需反复裝卸、用人力或畜力拖拉過壩。為拖拉船隻省力，堰埭的兩側均建有平滑舒緩的斜坡，並在斜坡上敷以草土混合的泥漿，用其增加潤滑度，減少摩擦力。或在堰頂設絞車。瓜州堰埭上便有過22頭牛拉船隻過埭驅動絞車之舉。
為解決過堰埭之難，南北朝時就發明了“斗門”，實際上就是可以自由啟閉的木頭單門船閘。但單閘開時，急流凶險，很不安全，後來便有了於運河上連續開兩道閘門，“隨次開閉”，為通航复閘，接納江潮並節制內河之水的進出，潮平過船，水流不再凶險。大詩人李白見之，曾有詩讚曰：“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吳關倚此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潮平見沙汭。”詩中的“兩橋對雙閣”，即指二斗門上的輔助設施。
水是運河的載體，沒有水，哪裡還有運河？而中國是個缺水國，運河在北方時枯時盈，並不能常年通航。於是縮窄河面，節水行舟，聚泉為流，尤其是在運河兩岸規劃天然塘泊為蓄水池，用以調節運河水量，修建攔水大壩蓄積河水等措施，亦體現了中國人高超的水源工程技術水平。
楊廣與揚州有不解之緣。當年統兵滅陳他立下赫赫戰功，從并州調任揚州，任揚州總管，直至開皇二十年被立為皇太子歸京，歷時10年，才離開江都。
據《隋書·地理志》載，江都郡轄有江陽【今揚州邗江區】、江都【今揚州】、海陵【今泰州】、寧海【今如皋】、高郵、安宜【今寶應西南】、山陰【今淮安】、盱眙、鹽城、清流【今滁縣】、全椒、山陽【今六合】、永福【今天長北】、句容、延陵【今鎮江】、曲阿【今丹陽】16縣，堪稱其時跨越大江南北、區域廣大、山川秀麗、人口繁密、經濟繁榮的雄藩大郡。在江都之時，楊廣知道六朝在江南割據近400年，且南北政治、文化差異巨大，而文帝推行的“關中本位政策”對江南人士採取了排斥鄙視態度，其地極不穩定，陳滅不足兩年，規模巨大的反隋叛亂便接踵而至。當朝廷派宰相楊素與他統率平叛時，楊廣則與楊素的血腥鎮壓不同，實行剿撫並重、攻心為上之策，招降納叛，請吳郡世族名士四處遊說，其間有17城叛者納城投降，不戰而屈人之兵，其功不在楊素之下。
22歲的江都總管楊廣廣泛收納江南人士，對江南文人優禮有加，尊崇寬大，並效法東晉宰相王導，學會一口流利的吳方言。開皇十一年，他在江都城內總管府金城殿設千僧會，隆重迎謁佛教天台宗創始人智覬，其禮遇之隆，不亞於陳朝君臣。這次盛典，楊廣拜智覬為師，並在江都設立了四道場，親臨寂照寺聽大師講經說法。 6年後智覬圓寂，楊廣“五體投地，悲淚頂受”，十分悲痛。他依大師遺願，於天台山南麓建立大寺院，後來他登基為帝，御賜這座寺廟為“國清寺”。由此可見其不凡的政治素養和手腕。
大業元年，隋煬帝建東都，打通通濟渠和邗溝，與下詔準備親自“巡歷淮海，觀省風俗”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等數万艘”，為巡幸江都作準備。儀衛之備，由太府少卿何稠總其成。何稠精通古今文物典章制度，又頗多創新。他製作36000人的黃麾儀仗，恐已空前絕後。為製作豪華儀衛，何稠向各州縣徵收羽毛。百姓為捕捉鳥獸，水陸佈滿羅網，可用作羽毛裝飾的鳥幾乎被一網打盡。
大業元年，通濟渠、邗溝相通，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卷180《隋紀四》描述稱：八月壬寅，上發顯仁宮，行幸江都。所乘龍舟四層，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層有正殿、內殿和東西朝堂，中二層有一百二十個房間，皆飾以金玉，丹粉，金碧珠翠，雕樓綺麗。綴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絛繩六條，兩岸引進。可見，船舟是按照宮殿形制建造的，將宮殿建築運用於造船業中，隋時造船工人的聰明才智由此可見。其豪華，更是前所鮮見。而皇后所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翔，為盤旋而飛；螭，為無角之龍也，是作為器物裝飾的祥物，用來刻就皇后的船首，可謂名副其實。
這次首下江都的船隊規模宏大，數量眾多，所謂“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從東都洛口起航，五十日乃發盡。據《隋書·煬帝紀》中稱，王弘、於士澄大業元年三月製造的船隻，有數万艘之多，送往東都的船隻則有數千艘之多。隋人杜寶在《大業雜記》中，對這支龍舟船隊作了較詳細的記載，稱這支船隊共有船隻5191艘之多。
乘坐龍舟者亦君臣有別、等級森嚴。據方亞光考證：位卑於皇后的妃嬪，船名“小水殿”或“浮景舟”，雖也朱絲網絡，但卻比龍舟、翔螭舟少一重；貴人、美女、十六夫人乘坐漾水彩舟，只有二重。隨行的大臣官吏皆按官品高低分乘諸船。五樓船乘坐者為諸王、公主及三品以上重臣；三樓船乘坐者為四品官及僧尼、道士；五品官及各國來賓乘二樓船；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從官和五品以上官吏的家屬，只能乘坐黃篾舫。
非但乘船者分為三六九等，挽引各類船隻的船工亦分等級。挽引龍舟的船工稱“殿腳”1080人，分三番，每番360人，皆“著雜錦彩裝子襖行，纏鞋襪”。人數多、待遇豐。挽引翔螭舟的船工有900人，名“殿角”；挽引浮景舟、漾水彩的船工，每艘100人，稱“船腳”。至於挽引諸王、公主、大臣、僧尼、道士、諸國蕃客之船的船工，則以“黃夫人”稱之，每艘配備四五十人不等。其他船不配船工，兵士自乘。從船隻的名稱來看，有朱鳥船、蒼暾船、白虎船、玄武船，為四方宿名，各方船隻皆24艘，該為行進中的方位。另有12衛兵士乘船，並載兵器帳幕，內外百司所需供奉之物。船隊僅挽船船工便有8萬餘人，可見其聲勢之浩，鼓樂之聲亦聞之數里。凡所經州縣，下令500里內都要獻食，山珍海味，多有剩餘，則就地掩埋。抵達江都之後，煬帝又令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而為製造這些輿服儀仗，役使人工10餘萬人，“用金銀錢帛巨億計”。故煬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亙二十餘里”。
應當說，煬帝南巡，考慮的是安撫江南，加強對江南的控制。此行，特地帶上陳後主遺孀沈婺華，顯然是為聯絡南人的感情。十月初二，又在江都宣布免除揚州租賦5年，舊總管內3年，次年初，又納陳後主六女陳婤為貴人，並特詔滅陳時流放的陳皇室子弟，“盡還京師，隨才敘用”。
誠然，如此浩大鋪張的聲勢與儀仗，有皇帝唯我獨尊、至高無上的尊嚴威懾江南的用意在，恐怕也有炫耀功業的心理。當年劉邦初見秦皇儀仗威儀出行，曾感嘆大丈夫生當如此，可見帝王對此皆以為然。可像煬帝這般無所不用其極的驕奢荒唐之舉，船隊與兩岸士兵總計二三十萬眾，沿途獻食從役者每天都需十數万人，如此靡費而逞一時之興，歷史上恐也絕無僅有。這哪裡是“觀省風俗”，“躬親存問”，使“天下無冤”。分明是魚肉百姓，奢華遊幸之舉所帶來的災難。
王船山在《讀通鑑論》卷十九中，曾言隋文帝為大儉者，其富有四海，求盈不厭，侈其多藏，甚至有盜邊糧一升以上者便將其斬首。然“隋文帝之儉，非儉也，吝也”。 “儉於德曰儉，儉於財曰吝，儉吝二者跡同而實異”。將金粟看得越重，則積金粟也越豐。隋積累的財富亦前所未有，隋滅後唐用20年也沒有用光，可見其財之富足。可在這種情境之下，其不肖子孫便以為天下皆可隨心所欲，莫若財也。諺稱“大儉之後，必生奢男”，隋太子楊勇之飾物玩，耽於聲色，煬帝之建“離宮別館，塗金堆碧，龍舟錦纜，翦採鋪池，裂繒衣樹，皆取之有餘”，到頭來又資助了李密之狼戾，以豐盈自侈者，只是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煬帝首次南巡江都，歷時八個月，大業二年三月十六日離開，“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進入剛竣工的東都洛陽城。
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第二次巡幸江都。 《隋書》稱“三月癸亥，幸江都宮”。二下江都之盛況，史書未載，想來當與第一次相像吧。不過，大業五年便在揚州建了江都宮，其殿閣巍峨，裝飾華麗，內有不同名號的宮室十多處。此外，另建有臨江行宮等。此時煬帝威震四海，被突厥人尊為“聖人可汗。”
同年六月，煬帝又將江都的地位提高，“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令江都有了陪都地位，成為隋在南方統治的政治中心。據《隋書》載，次年，“十二月己未，上升釣台，臨揚子津，大宴百僚，頒賜各有差……”此次南巡，近一年時間。本欲東巡會稽，但因即將征伐高麗，於是，“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於涿郡”，未回東都，直接巡視了征戰準備情況。為了這場戰爭，煬帝開鑿了永濟渠，於黃河向北直達涿郡，兵甲糧草皆從此渠運往戰地。渠成兩年後，又令天下富人出40萬錢買馬，並派使官閱檢器仗，務令精新，若有濫惡，則立即斬首示眾。
大業八年【612年】正月，隋煬帝一意孤行地發動了這場戰爭。
這位皇帝是個真正的好大喜功者，似乎凡事都求極致，冠冕堂皇。他下令左右各十二軍兵分二十四路，“絡繹引途，總集平壤”。每軍統領騎兵40隊，步兵80隊，設大將、亞將各1人，下設各團偏將1人，另有輜重散兵等四團，由步卒夾道護送。每軍又特置受將使者1人，直接聽皇帝命令，不受大將製約。兵力總計1133800人，而後勤供應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九日後，每天發一軍，前後相距40裡，連營漸進，40日後才出發完畢。最後御林六軍出發，長80裡。故史稱其“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旗旌亙九百六十里……近古出師之威，未之有也”。其實，徵一小國，何須如此陣勢，且兵在精而不在多。也許，煬帝此行也意在炫耀，以此聲威，似聞者必降。故嚴令諸將凡進止都須奏聞待報，不得專擅，若高麗投降，必須安撫。結果誤了戰機，隋軍渡遼水圍遼東城時，守軍遇危，即稱投降，隋軍即停攻。馳奏朝廷，然命至，守軍補充完畢，復又堅守拒戰，如此反复，打打停停，無一城攻下。可煬帝仍迷信自己的聲威，執迷不悟。直至大將來護兒從海路攻至平壤，被守軍擊得大敗，精兵4萬，僅數千逃回船上；宇文述所率30餘萬人馬，除一軍保全，其餘僅有2700人逃回。加之資儲器械亡失殆盡，隋煬帝只得撤軍敗歸洛陽。
大業九年【613年】，煬帝再次徵發全國兵力集於涿郡，修遼東古城以儲軍糧，再次以“拔山移海之勢”親臨遼東，再次發動了與高麗的戰爭。此時，隋之境內已不安寧，時有揭竿而起的起義者，局面已呈亂象。可煬帝竟毫不顧及，仍大舉興兵。二徵高麗煬帝吸取了上次教訓，允許諸將便宜行事，雙方攻守20余天，均傷亡慘重，可這節骨眼兒，傳來負責督運糧草的楊素之子楊玄感在黎陽起兵反隋的消息。被委以重任的楊玄感扣住糧草不發，斷了煬帝后路，又謊稱大將來護兒造反，並打出“以救兆民之弊”的旗號，得下民支持，不久攻下洛陽，以大軍10萬，直逼關中。於是煬帝連夜下令撤軍鎮壓，而楊玄感因戰略失當，兵敗自殺。
大業十年【614年】二月，隋煬帝再次下詔議徵高麗。其時已是國政垂危、大廈將傾，人心惶惶，數日之議，百官竟無敢言者。然煬帝不顧一切，獨斷專行，似乎只是為出心頭的一口惡氣，又出大手筆，复徵天下之兵，“百道俱進”，再伐高麗。三月，煬帝至涿郡。可此時已成亂世，詔書似成一紙空文，應者寥寥，諸郡多留兵不發，所發之兵也相繼逃亡。雖屢斬叛軍者示眾，怎奈大勢已去，至七月，應召之兵仍失期不至，於是煬帝駐軍遼西懷遠【今遼寧北鎮】，隔遼河相望，不敢冒進。還是大將來護兒率兵從海路至比奢城擊破高麗，兵臨平壤城下。如此看來，所謂“百道俱進”的鋪天蓋地的大軍已成泡影，只一支精兵便能奏效。高麗王元亦久戰疲憊，難以支持，遣子乞降。煬帝大悅，令來護兒隨即撤軍，八月班師回朝。可當他回長安詔令高麗王入朝時，對方竟不加理會。煬帝又怒，复敕將帥嚴裝，擬四征高麗。可此時烽火已遍及隋境，有心而無力了，隋已至窮途末路。
大業十二年【616年】，隋煬帝於亂世之際，再巡江都。當年刀兵四起，隋之天下已搖搖欲墜，臣子上書極諫，皆不欲行。可煬帝一意孤行，將極諫的建節尉任宗於朝堂杖殺；奉信郎崔民象、王愛仁等上表諫阻，盡被處死。
因龍舟水殿於楊玄感起兵時被燒毀，煬帝復令江都造新船千艘，且更為闊大美觀。巡行之前，他又下令“毗陵【今常州】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万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仿東都西苑之製，而綺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卷183《隋紀七》】。
此次三巡江都，已今非昔比，有如逃難了。似有放棄西京、退保江都之意。
在江都，煬帝愈加昏庸，地方官謁見，他只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卒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上銅鏡屏風，並“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得寵”，旋即升為江都通守。於是乎，郡縣官吏競為刻剝，以充貢獻爭寵，黎民百姓則深受其害，乃至煮土為食或自相食之。為了穩定軍心，支撐其靡爛的卻將要傾覆的暴政皇權，煬帝還下令“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
然而，這一切都無法挽回其窮途末路的到來。四海之內，鋒鏑雨集，膏血川流，民怨沸騰，烽煙燭滅。儘管運河仍川流不息，可龍舟傾覆，甲兵星散，殿閣為墟，所謂“兵不足以為強，險不足以為固，天子之位不足以為尊”，新建的宮苑尚未築成，煬帝來江都一年又8個月後，被縊死於此，結束了他的一生。
一個活在1400餘年前的人，縱然是皇帝，我們也只能在史書中去了解他了。可史書也是人寫的，除正史之外，野史、傳說以及傳奇小說也描繪出他的形象，眾說紛紜。正史也難免偏頗之論，野史及小說的虛構卻流傳甚廣，有時卻歪曲了其本來面目。看其人，恐怕只能以可靠的史實為據。據《隋書》零落的描繪，隋煬帝名楊廣，又名英，小名阿GFEA6。幼時姿儀俊美，聰慧敏捷，極受文帝楊堅和其母獨孤氏鍾愛，為楊堅次子。隋朝開國時楊廣13歲，被封為晉王，拜為柱國、并州總管。不久，拜武衛大將軍，進上柱國、河北道行台尚書令。
楊廣痴迷文學，能寫出佳詩妙文。其舉止端莊，城府深沉，頗有王者之風，被朝野看好。據稱，隋文帝曾請著名相師於暗中為諸皇子看相，相師來和言：“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或許正是這句話打動了文帝，給其暗示，才有了廢太子復立楊廣的後事吧。
年幼的楊廣頗收斂。打獵遇雨，他拒披油衣，與士卒同被雨淋。文帝去看他，見其樂器弦斷蒙塵，則認定此兒不好聲色，心中亦喜。其間楊廣被稱為有德之人，“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如此情形，他羈束壓抑自己，屈服於道德、文化的規範，若非胸有大志，陽奉陰違，便是為天降大任而克服私慾，嚴於律己。楊廣真正廣受推重且名聞天下，是在平陳統天下於隋的戰爭中，他被文帝任命為三大行軍元帥之一。他恩威並重，兵不血刃而受降門城；下令將陳朝民憤極大的五奸臣正法。同時封存了陳之府庫，絲毫不取。這使他聲名大振，“天下稱賢”。此後，陳之餘屬豪強再度造反割據，楊廣再臨江都，任揚州總管，負責剿撫，坐鎮江都，由此，揚州成為他的“龍興”之地。
楊廣遭非議最多之處，是他對太子楊勇的取而代之。對此，楊廣確竭盡心力，且不擇手段。立太子自然以嫡長制為原則，然功勳制也是一種補償原則。楊廣既已“天下稱賢”，且平陳功高，於是楊廣對太子步步緊逼至絕地，最終取而代之。再則，楊勇性格放蕩不羈，奢侈不改，張樂受賀越禮，又不聽勸誡，無作為，已日益失寵。楊廣則深謀遠慮，派親近宇文述帶金寶入京，拉攏權臣楊素、楊約，多次與約飲酒“共博”，每次皆故意將財寶輸光，待言謝時則稱為“晉王之賜”，說明奪嫡之意。由此，靠心腹聯絡更多權臣，“私賂東宮幸臣姬威”刺探太子情報，穩定江南，取南北名流支持，巧取人心，於是內外形成一股“廢勇立廣”的較強的力量。
楊廣知皇后之言，上無不用。他消息靈通，凡父母派人考察都能有效應付。他“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使母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且父母派來晉王府的人，楊廣無論貴賤，都與蕭妃親迎，並熱情款待，“申以厚禮”。致使往來的僕婢，“無不稱其仁孝”。而楊廣每次上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臣，禮極卑屈”，使其在父母、朝臣心中“聲名籍甚，冠於諸王”。父母親來考察，所見侍者是穿著儉樸的老醜，連屏帳亦縑素，樂器亦仍弦斷蒙塵，讓吝嗇儉樸的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終在600年楊廣再次取得北逐突厥的軍功後，廢勇立廣，文帝親宣楊勇“建春宮”、“近小人”、“遷奸佞”、“亂天下”的大罪，廢為庶人。重立楊廣為太子。
按韓隆福教授的說法：楊廣奪嫡成功，憑藉的是其“南平吳會，北卻匈奴”維護國家統一的實力和功勞；治理并州與江南的政績，以及親信集團的努力，利用了關隴集團的內部矛盾，取得了后宮和朝廷的支持，加上父母的鍾愛和考察，楊素等的權謀，在政治、軍事、輿論、策略的較量中，日益顯出越來越大的優勢，最後擊敗了楊勇，取代了東宮，坐上了太子寶座。我覺得此說合乎實際，是中肯之論。
楊廣更不可饒恕的罪行是“弒父”。關於隋文帝之死，唐初官修的《隋書》並未坐實，記載比較隱晦和極為簡略。其中記載最詳的《隋書·后妃·宣華夫人傳》並沒有所傳被張衡毒殺的記錄。 《隋書》中所有與文帝之死有關的傳文，都沒有煬帝弒君的明確記載，且疑點頗多，多重複了楊廣調戲陳夫人的桃色信息。後來，司馬光撰時，綜合了《隋書》各傳的說法，仍說“中外頗有異議”。只是胡三省注才將“異議”注為“此上敘帝所以見弒”便真成了“弒父”了，可據《隋書·高祖紀下》記載：“秋七月已未【初一】曰青無光，八日乃復。己亥【初五】，以大將軍段文振為雲州總管。甲辰【初十】，以上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十三日】，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下面是“遺詔曰”。這裡已將文帝病死的事實說得頗為清楚。即使真有“弒君”之事，袁剛教授也認為：仁壽末年，“廢勇立廣”的鬥爭達到水火不容之時，“楊廣被迫自衛，由衛宮走向奪位，在隋文帝態度發生轉變的關鍵時刻，肆行弒逆，冒天下之大不韙，乃是勢所必然之事”。
仁壽宮變，被廢為庶人而文帝死前又欲重立的前太子楊勇被殺。而擁有52州，幾十萬軍隊的漢王楊諒兵變。然而，“君臣位定，逆順勢殊，縱有士馬精兵，人心已是劣勢”，故楊諒所轄52州從者只有19州，其中亦有反對者。楊諒從起兵叛亂之日起，三四十萬軍隊“月餘而散”，楊廣僅用10餘萬部隊勝之，開創了大業之治的時代。煬帝考慮到自己帝位已定，與楊諒終有兄弟之情，仍“屈法恕諒一死”，以示寬容，將其“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
對此，韓隆福教授認為：仁壽宮變，是楊廣開創大業之治將隋朝推向極盛的關鍵，是國家之幸。他的任何兄弟為皇，都不可能有如此的才能和氣魄。與任何帝王相比，隋煬帝的大業之治，都不比隋文帝的開皇之治或唐太宗的貞觀之治遜色。其次仁壽宮變既穩定了楊廣的地位，也避免了統一國家的分裂，亦避免了人民再遭血雨腥風的災難。再則，楊廣宮變為皇，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帶有明顯的進步傾向。
據史書載，隋疆域之闊超於秦漢；國之財富亦為歷代所不能及；開運河更是史無前例，造萬世之福；立刑律，施政法，簡機構；創科舉，選賢能……曾一度將隋推向極盛之巔。誠然二世短命，隋亡而法末亡，為整個封建社會制度打下了久遠的根基。
就我看來，隋煬帝最大的功績是開鑿堪稱曠世之舉的大運河。或可稱之為大業之治的具體實施。運河是隋之血脈，亦是後世王朝得以延續的血脈。如果說黃河、長江哺育了中華民族，那縱橫交錯的運河則是細密的血管，七經八脈，給了整個民族以生機和活力。這樣世界難以逾越的偉大工程和長城一樣，成為中國的重要標誌，並將繼續造福中國人以千秋萬代。
對隋而言，大運河可稱得上是一條生命線。它解決了“關河懸遠，兵不赴急”的問題；強化了以東都為中心的南北東西通暢無阻的有效控制，其政治與經濟聯繫；是維護一個大帝國統一、國富兵強的有力保證，且河道的開通直接給農業帶來灌溉之利。運河流經之處皆農業發達的地域，春秋時吳國常常是“禾稼登熟”，吳曾一次借給越國糧食達萬石之多，古運河開鑿的同時，兩岸塘浦田的建設幾乎是同步而行，即在平原低地開溝渠，築成“橫塘縱浦”，周高中低的稻田。於是，耕作技術逐步改進提高，塘中禽飛魚躍，雞陂、牛宮、鴨城、魚城遍及兩岸，且規模之大，養育之豐，令人嘆為觀止。
運河的開通，還促進了物資交流與商業的繁榮，同時促進了造船、紡織業及手工業的發展。一些港口由於水運的通達，成為繁榮的市鎮，並逐漸孕育、生長、興盛了一批沿河的重要城市。而南北文化的交流，對形成整個民族文化相互滋養、滲透與互補，亦起到了重要作用……於是，春秋時百家爭鳴的私學隨著河流傳遍了大江南北；孔子整理的《易》、《詩》、、《禮》、《樂》、《春秋》等典籍，以及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亦大有普及之勢；有了吳人言偃跨江越河，至孔子門下受業。言子曾回故鄉吳地傳孔子之道，使儒學南漸。子貢、澹台滅明等人亦遊歷江南，後者隱居江南吳都湖邊，有弟子300餘人，授徒講學，並終老於此。其時，道家之說地得到相應傳播，范蠡就曾與越王詳細討論過“道”的問題。此外，墨子的“兼愛”、“尚賢”、節用，反對戰爭爭奪與鋪張浪費，亦在吳越產生過重大影響。
齊人孫武曾在吳地著《孫子兵法》，其中關於吳國水戰的實例，應與吳水運的開發有直接關係。其他諸如吳之天文學，吳地歌舞、音樂、氣功、飲食、銅鐵的冶煉技術等，亦流播全國各地。委婉、細膩的吳歌。吳發明的笙、簫、笛管；中原的青銅雕繪藝術、醫藥學等，亦相互交流，使中華文明於南來北往。縱橫交錯中渾然一體……
對於“開萬世之利”的大運河的開鑿，舊史家貶意居多。說隋煬帝開運河只是“為了遊玩”，隋煬帝一登上寶位，就開始了窮奢極欲的腐化生活，開運河“導致生產停滯”，“嚴重破壞生產力”，“勞民傷財破壞生產”等等。這種論調不僅可笑，甚至違背了常識。 《隋書》主撰魏徵是煬帝同時代人，由於隋之基業短暫，因而，儘管修書目的是以隋為鑑，本有貶煬帝頌大唐的傾向。但還保存了不少史實，其內容應當是可信的。據《隋書·煬帝紀》《食貨志》等記載，煬帝登基後曾幾次大赦天下、免除婦女課稅，“男子以二十二歲成丁”。通濟渠開鑿完工後，“赦江淮以南。揚州給复十年，舊總管內給復三年”。大業二年【606年】又“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稅”。大業三年【607年】，又“大赦天下，關內給復三年”。大業四年【608年】修永濟渠、築長城，又“大赦天下”，煬帝“車駕所經郡縣，免一年租調”，“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大業五年【609年】，“詔天下均田”，“隴右諸郡，給復一年”。煬帝“行經之所，給復三年”。從《隋書》記載中可以看出，從大業元年到五年，煬帝雖先後徵丁300餘萬人開鑿運河，工程之大，費力之多可以想見，死傷恐也難免，但五年之中年年大赦，減免租賦，應當說還是考慮了民之生息，將養，並讓耕者有其田，於那個年代，便已有了“土地改革”了。
也就是在大運河基本貫通之後的大業五年，煬帝降服西突厥，平定吐谷渾，在新疆，青海設置郡縣，建立了遠遠超過秦漢的廣大疆域，正如《隋書·地理志》所言：“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威，極於此也。”正是大運河的開鑿使隋人均耕地達120畝，運河本身亦是隋極盛之年的重要內涵之一，至於中唐杜佑所撰的《通典》，言開鑿運河的河丁“死傷大半”連《隋書》也未記載，該是不實之詞。司馬光在中甚至將野史、筆記小說中的描述也納入史實，便更不足為訓了。
唐人小說《開河記》說煬帝開鑿運河的初衷是為了“鑿穿王氣”。明清小說中的《隋煬帝艷史》、、之中，亦將煬帝開運河說成是為了下揚州看瓊花，玩美女。那種荒誕不經的虛構故事，類似如今“地攤文學”的“艷史”之類，在說書人的口中廣泛流傳，在黎民百姓中影響深遠。其實，瓊花在宋代才出現，煬帝時根本沒有瓊花。文學中的虛構，誇張與傳說代替了正史，正如有論者指出的，一個人壞事做多了，就會將其所做的好事也完全抵消和抹殺。
唐、宋時，也有人對煬帝開河有公正評價。唐代詩人皮日休所作《GFBC6河懷古》曾寫道：“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雖也擺及了龍舟豪奢之事，但治水功可與大禹堪比，該是公允之論。唐代另一詩人許裳的《GFBC6河十二韻》亦云：“百年開GFBC6水，元應別有由。或兼通楚塞，寧獨為揚州！”亦為免去偏頗之論。而宋人盧襄也認為煬帝開河之舉“蓋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下哉”。
文物保護專家羅哲文先生曾著文研究中國和世界古代最偉大工程長城與運河的價值。他說，對隋煬帝責罵的典型語句出自李密的檄文：“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而李密恰恰是一個先反隋後瓦解瓦崗寨，再後又投降唐朝，最後又謀反被殺的反复無常的人，其評價人物的公正性可想而知。從史實來看，隋煬帝的大業之治前五年所取得秦漢亦無法比擬的輝煌業績，盛極一時，本身已證明了其並非只是個只知玩樂的無道昏君，他曾開闢了中國的一個全盛時代，縱然只如歷史中的流星閃爍，雖即寂滅，可光亮是深刻的，仍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然而，龍舟水殿所留下的豪奢確也驚人，從登基起便開始營造的離宮別館及一處又一處華美的宮殿，直到死時尚未造完。不知道浪費了多少人力資財。大業六年之後的衰敗，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大勢已去的糜爛朽腐，以殺戮遮其過等，讓他真正成了昏君與暴君。
煬帝氣魄宏大，無論開河、興兵、巡遊、造宮殿之類，均無所不用其極，玩兒也玩得大且達極至之境。造顯仁宮時，他下令全國貢獻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