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這是一個國家分裂、政治動蕩的年代；這又是一個民族融合、文化交流頻繁的時期；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因而顯得極為重要的階段。
一般認為，在一個國家分裂、政治動蕩的年代，文化是很難得到繁榮的。然而，對魏晉南北朝而言，這卻是一個例外。在這個特殊的年代，文化發展的進程並沒有停滯，更沒有倒退，相反，在這個動蕩的年代，思想、文化、學術等領域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金戈鐵馬，看似殘酷，但它的“殺傷力”，遠不及在它之前發生的秦始皇“焚書坑儒”和在其後發生的“文字獄”；血雨腥風，讓人膽戰心驚，但它拼搶的只是政權，並沒有遮蔽思想和文化的靈光……這就是魏晉南北朝，讓人說不盡，道不完。
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有一個人出現了，而正因為有了這個人的出現，在中國文化的寶庫中，便有了一部不朽著作的誕生——
這個人就是酈道元！
這部著作就是《水經註》！
范陽酈氏，世居華北，這個家族是當地名聲顯赫的豪門大戶，同時也是北魏時期著名的官宦世家。
酈道元的曾祖父酈紹曾經在鮮卑族慕容氏創立的後燕任職，官至濮陽太守。北魏時期，酈紹終身為官，其子即酈道元祖父酈嵩，也能在北魏當官，且官至天水太守。經過酈道元的曾祖父和祖父兩代的經營，酈氏家族到了酈道元父親酈範這一輩，達到巔峰。
酈範一生為官，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年間【公元416年—423年】，被任命為給事東宮，其主要職責是伺候太子、教育太子，太子拓跋燾踐位之後，酈範有了爵位和更高的官職，他的傑出才智，使得他在當時北魏的政壇上不斷升遷。到拓跋宏時代，政治生涯達到了頂峰——“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以上引文均見《魏書·酈範傳》】。酈範為官五十載，前後為五位國君效勞，北魏政權似乎也沒有虧待這位忠心耿耿的大臣，歷任君王都不斷給他加官晉爵，直至最後恩封他為“范陽公”——這也是當時外姓功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當酈範為酈氏家族獲得了這一至高無上的榮譽之後，也預示著酈氏家族的政治鼎盛期達到了終極。然而，這種政治上的終極，卻孕育出酈氏家族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永恆的亮點——這就是酈道元和他的《水經註》。
酈道元【？ —527年】，字善長，北魏范陽涿州【今河北省涿縣】人。關於酈道元的生平記載，主要見於兩部史書，即北魏時期齊人魏收的《魏書》和唐人李延壽的《北史》。這兩部史書都有酈道元的傳記，此外，在《水經註》中，酈道元對自己的行踪也有一些記錄。
據酈道元的家族背景，我們不難想像，出生在這樣一個世代官宦的家庭裡，酈道元比出生在一般家庭裡的其他人，至少具備了這樣兩個“天然”優勢：一是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二是可以獲得比較順暢的步入仕途的機會。事實也是如此。
《水經註》共引文獻資料480種、引碑銘資料357種，這些資料的獲得，應該以這樣兩個渠道為主——家族收藏和酈道元個人收集，而在這兩個主渠道中，又應以家族收藏為主；道元之父酈範為官五十載，且多在山東州郡任職，可以說，酈道元的少年時代主要是在京城和山東度過的，而這種隨父游宦的生活，使他很早便有機會接觸和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換言之，這種不同地域的文化熏陶，在他少年時代便已開始，其喜好遊歷、訪瀆搜渠的興趣，當亦在少年時期即埋下了種子。
酈道元步入仕途也是比較順暢的，他成年之後，即承襲了父親的封爵，被封為“永寧伯”。其後，出任過太尉掾、書侍御史、冀州鎮東府長史、潁川太守、魯陽太守、東荊州刺史、河南尹、黃門侍郎、侍中兼攝行台尚書、御史中尉等職。然而，他為官的道路顯然沒有父親酈範那樣順暢，而且，在他為時不長的仕宦生涯中，曾經遭遇到三次挫折。真正致命的是第三次挫折，這一次挫折不僅斷送了酈道元的政治前途，也斷送了他的性命。一個文武雙全的精英，殞命於報復與叛臣的反叛，悲劇色彩似乎更濃於悲壯。
但是，令後人頗感安慰的是，酈道元的生命在《水經註》中得到了永存！
酈道元的生平資料主要來源於《魏書》和《北史》，以及《水經註》中的零星記載。 《魏書》記載酈道元的籍貫很簡單，就是四個字：“范陽人也。”《北史》的相關記錄是這樣的：“范陽涿鹿人也。”清代孫承澤在《春明夢餘錄》卷六十四中說：“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酈道元故居。”《水經·巨馬水注》說：
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於逎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餘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
《水經註》這段文字所提到的地名，如巨馬水、酈亭溝水、逎縣等，在今天的拒馬河流域全都存在，也即為今日之地理實體，酈亭溝水噹然就是流經酈氏家鄉酈亭的這條小河，這是信而有徵的。酈道元家鄉在今河北省涿縣，這是沒有疑問的。
關於酈道元的生卒年月，《魏書》和《北史》的酈道元傳中，均無記錄，因而對酈道元一生中的重要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要準確推測出酈道元的生年，在目前的狀況下，似乎沒有可能，只有等待新材料的發現，才能以確鑿的證據，真正揭開這個困惑了人們1400多年的謎底。
酈道元為什麼會對《水經》感興趣？他是在何種情況下對《水經》作注的？這些在正史或相關史料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在《水經註》中，我們卻可以從中尋找到一些線索。酈道元在《水經註》的自序中曾經認為，在當時的地理文獻中，幾乎沒有一本既記述了全國的水道，又能對水道以外的情況進行詳細介紹的相關地理文獻，而他又是一位遊歷廣泛、知識積累豐富的人，因此他深感應該有一部系統的、全面的關於河流水道的地理專著——雖然在他的序言中，對自己的才華、見識等，都有許多的疑慮，其云：“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如此等等，其實都是他的自謙之詞，因為他已經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他能擔當起這一重任。其次，酈道元認為，地理現像是經常變化的，從遙遠的上古時期，到他所生活的北魏時期，城市興衰、部族遷徙、河道變化、名稱更替……這些地理風貌已經發生了複雜的變化，所以有必要出版一部以介紹江河水係為主的綜合性地理文獻。第三，這也是隱含在他內心的一種願望，即希望祖國能夠統一。酈道元生活在一個南北分裂的時代，他非常希望華夏能夠統一，對於這樣一個宏大的願望，他自知是自己力所難及的事情，於是，他便以遍布全國江河水道為綱，徹底打破了南北界限，以此來表達自己對國家統一的渴望。
上述這些因素，可視為酈道元為何要為《水經》作注的主觀動機，而真正促使他對這項偉大工程付諸行動的客觀原因或曰外部刺激，大概是他在政治上遭受的第二次打擊。 《北史·酈道元附傳》記載：“延昌中，為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並坐免官。”酈道元第二次免職是在延昌四年【公元515年】，這次免職之後，直到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因南梁入侵，酈道元才得以復出，其間有8年的時間。而酈道元的第一次免職是在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復職時間是在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大約有3年的時間。酈道元在《水經註序》中自言“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如果結合這幾句話來考量，酈道元真正動手注《水經》，似在第二次免職期間更合乎情理。理由有二：在青少年時期，酈道元即使有註《水經》的願望，因知識積累、學識水平、學術視野、文化閱歷等局限，他是無法啟動這項宏大浩繁工程的，此其一；踏上仕途後，雖然官位不高，然政務纏身，他也無法專心著述，即便有第一次免職的“空當”，但時間太短，似乎也不可能完成這項工程，此其二。由此推斷，酈道元注《水經》當在第二次免職的這8年間，這個時間段，正是酈道元的壯年時期，無論是精力、閱歷，還是學識、視野，似乎都是這項工程運行的最佳時間段。而且8年的時間，也與他所說的“竊以多暇，空傾歲月”相吻合。當然，也不能排除酈道元在第二次被免職之前就已啟動這項工程的可能，同時也不能排除這項工程的真正完成是在第二次被免職之後。但不管怎樣推斷，第二次免職的這8年時間，是酈道元注《水經》至關重要的時間段，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歷史就是這樣的有趣，一個悲劇的發生，往往預示著一部偉大史詩的橫空出世。屈原是這樣，司馬遷是這樣，酈道元同樣也是這樣。那些陷害酈道元的政敵們也許根本沒有想到，正是他們的陷害，酈道元看似斷送了政治前途，但這種政治上的悲劇，卻造就了酈道元在文化學術上的成功。酈道元自己或許也不曾想到，正是自己在政治落魄的時候，為了不“空傾歲月”而“不經意間”的著述，竟然為華夏文明史增添了一部千古不朽的史詩性巨著！
《水經註》被稱為中國地理的史詩性巨著，更有人稱之為賦地理於時空的百科全書。它之所以有如此的盛譽，不僅僅在於這本書對河流的考察比《水經》更為清楚更為詳盡，而且繁徵博引，詳加考證，態度嚴謹，堪稱中國歷史地理、水利史、考古學等方面的重要文獻。 《水經註》記載了全國1200多條河流的發源地點、流經地區、支渠分佈以及歷史上的變遷等情形，是中國6世紀以前關於河道水系最詳細的記錄；《水經註》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地理巨著，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術界對《水經註》的研究，深入而且具體，被學者列為專題研究的內容就有歷史地理、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城市地理、軍事地理等等；《水經註》對於中國古代的水利工程、火山、溫泉、古生物化石、石灰岩地貌等方面的記錄和研究，為我們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數據；《水經註》又是一部著名的文學作品，其中不少的文章，都是魏晉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如其對長江三峽的描繪，便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作為中國6世紀以前地理學著作之集大成者，《水經註》在展示豐富多彩、包羅萬象的內容時，既非雜亂無章的拼盤，也不是對縱橫在華夏大地上的河流進行單純的羅列，而是有著自己獨特的邏輯安排和嚴密的系統。著名學者侯仁之對酈道元構架這部巨著有一個十分精到的概括：“他賦予地理描寫以時間的深度，又給予許多歷史事件以具體的空間的真實感。”
“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這是酈道元在《水經註·序》裡引用《玄中記》的一段名言，這句話也是對河流重要性的最好概括。正是基於對河流的這種認識，酈道元著手了一項也許他自己當時都沒有意識到的曠世創舉，這就是對《水經》進行註釋。
《水經》是中國第一部記述河道水系的專著。過去多認為是西漢人桑欽所作，但經清代學者考證，認為作者應該是三國時人，具體是何人？則不得而知。 《水經》所列舉的大小河道只有137條，內容顯得非常簡略。而且，在這部書之前，中國也沒有一部完備的記述河流的著作。在《水經註·序》中，酈道元對此現象曾大發感慨：
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
為了彌補這種缺陷，酈道元開始了對《水經》作詳細註釋這一偉大的工作。
酈道元注《水經》，毫無疑問是以《水經》為著眼點，但是，他又沒有被《水經》所囿，而是充分發揮自己的識見和知識儲備，對《水經》作了數十倍的補充，如，他補充河流達1252條；假若連湖、淀、陂、澤、泉、渠、池、故瀆等水體計算在內，那麼他實際記述了各類水體2596處。而且，《水經註》共40卷【宋初已缺5卷，後人將其所餘35卷，重新編定成40卷】，全文30餘萬字，這個容量也是《水經》無法比擬的。而且，《水經註》“逐一闡述各水的源頭、支派、流向、流經地域、匯流及河道概況，並對每一流域內的地貌、氣候、土壤、植物、農業、水利、礦藏及城邑、名勝古蹟、地理沿革、風俗習慣、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等，都作了詳盡記述。《水經註》撰寫的對象，除了西漢王朝的疆域外，還涉及到當時不少域外地區，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島及朝鮮半島若干地區，覆蓋面積實屬空前”【《圖解〈水經註〉》】。
我們常說，《水經註》是一部包羅宏富，內容十分廣泛的地理巨著，那麼此書的內容到底有多麼豐富？如果我們翻開了這部巨著，就會發現，自己彷彿置身在一個由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歷史地理和諸如文學、建築學、歷史學、地名學、民族學、宗教學等編織的絢麗寶庫之中。
在這個寶庫中，人們可以暢遊在1252條大大小小的河流之中，可以對每條河流的干流、支流、河谷寬度、河床深度、水量、含沙量，以及水位在不同季節的變化、沿河所經的伏流、急流、瀑布、湖泊等等情況，有一個詳細的了解；可以解讀遍布在華夏大地的500多處湖泊、沼澤，300多處井、泉水等地下水；可以走進那些神秘的瀑布【64處】和伏流【約30處】。另外，我們還可以從河流中登陸上岸，去欣賞神州大地奇妙的地貌，像山、岳、峰、嶺、岡、坂、阜、岳、障、磯、原等高地，川、平川、平原、野等低地，都可以盡收眼底，盡情瀏覽，因為，書中近2000處的山岳、丘阜等，70餘處有喀斯特地貌特徵的洞穴，盡可讓我們置身其中，流連忘還；在山川平原中，我們還可以獲得豐富的動物地理和植物地理方面的知識，因為書中記錄的動物種類超過100種，記載的植物品種則有140餘種；當然，在賞心悅目之餘，我們還可以看到自然對人類的懲罰，水災、旱災、蝗災、地震等，給人類留下了永久的、殘酷的、悲傷的、痛楚的記憶……這就是《水經註》為人們展示的豐富的神州自然地理世界！
在這個寶庫中，人們可以看到離我們十分遙遠從而顯得十分陌生的行政區域建制，可以看到那些已經消失或仍然存在的2800多座縣級城市和其他城邑，以及180座古都；可以在觀賞城邑的同時，去了解中國6世紀之前的1000多處十大類的鄉、鎮、亭、裡、聚、村、墟、戍、塢、堡等聚落；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城邑、古都和聚落中，還夾雜著異國風光，如，古印度的巴連弗邑、波羅奈城等等，也在這座寶庫中搖曳著它們奇異的身姿；在這部巨著中，我們還能夠接觸到中國古代經濟地理資料，像坡湖、水門、堤、塘、堰、嵑、坨等農田水利工程，都在書中有著廣泛的記述；還能夠增長交通地理方面的知識，像星羅棋布的水運系統和陸路交通，在這裡都有全面的反映——僅橋樑就記載了100多座，津渡近100處；還能夠看到各具特色的繁榮的手工業生產，像採礦、冶金、機器、紡織、造幣、食品等，書中都有詳細的介紹；還能夠飽覽豐富的礦物寶藏，像金、銀、銅、鐵、錫、汞，像鹽、硫黃、雲母、雄黃、石墨、石英、石材、石油、煤炭、天然氣等等，都在書中有著具體的記錄……翻讀《水經註》，就是在接受中國古代豐厚的人文地理知識熏陶！
在這座寶庫中，人們尋找到了揭開歷史謎團的鑰匙——因為有了《水經註》的記載，後人以此為據，推算出黃河陝西段在歷史上的溯源侵蝕度；因為有了《水經註》的記載，後人才能夠探尋到廣州的前身古番禹城的舊址；因為有了《水經註》的記載，人們才能夠揭開內蒙古綿延21000平方公里古代岩畫的神秘面紗；因為有了《水經註》的記載，人們才能夠復原環繞北京四周的古代水利工程，才能夠描述出毛烏素沙漠的變遷歷史，才能夠解讀西湖、湘湖在周邊湖泊盡已廢湮而其獨存的奧秘，才能夠體會到盤桓在古代巴蜀之地險山惡水間的“棧橋”、“左擔道”的艱辛，才能夠感受到水道、海岸線的變遷，才能閱讀到古代的城市規劃，才能夠領略到變幻無常的氣候變化……《水經註》，引領著我們走進了一個奧秘無窮的歷史地理天地！
在這座寶庫中，我們可以掌握20000多處各類古地名，了解其中2400多處古地名的緣由；可以瀏覽120多座宮殿、30多座中外古塔、26座寺院、260多座著名陵墓以及千姿百態的園林；可以沉浸在形像生動、情感充沛、語言傳神、聲色俱佳的文學氛圍之中……《水經註》，將歷史學、考古學、地名學、水利史學以及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等交錯在一起，組成了一幅絢麗的古代文化全景圖。
內容宏富繁博的《水經註》，在讓人嘆為觀止的同時，更顯示出自己的獨特性，《圖解〈水經註〉》的作者，用十分精煉和精到的語言，對《水經註》的這種獨特性作了以下概括：
1.獨創了以水道為綱的地理撰述，開創了“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的記述方法，對後世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2.以水道為綱，兼及水道流經各地的地理、歷史、經濟、人物、傳說、民俗等諸多方面，內容極其豐富詳盡。所載地域幾乎涉及到漢晉正史地理志記及的一切郡縣乃至正史中未記述的域外地區，成為後世續寫任何地方誌及中外交通史書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書。
3.旁徵博引了以地理為主的437種古籍及漢魏金石碑刻多達350種左右。原書大多已亡佚，因為《水經註》的流傳，才使後人得見一斑，為後人保存了大量寶貴文獻。它還收集和汲取了當代各地水文、水利、農事、灌溉、建築、園林等現實材料，因此成為南北朝以前我國古代地理知識的集結。
4.記水不限南北。 《水經註》在地域上將南北看成一個整體的地理單元，雖然是取決於水系分佈的自然屬性，但也表達了作者對天下一統理想的高度認可及對祖國壯麗山河的熱愛。
5.行文簡潔雅馴，且帶有駢體修辭特色，堪稱生動優美的山水散文。比如華山的峭直、廬山的多姿、三峽的壯麗、五洩的奇幻，無不曲盡其妙，對後世山水散文產生巨大影響。
《水經註》是一部不朽的地理名著，它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無疑具有重大貢獻。在論及《水經註》的貢獻時，古今學者都有高度的評價。但是，在眾多的評價當中，有一位當代著名的學者，他的評價似乎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準確，因而也就更顯得權威，更具代表性。這位學者就是酈學專家陳橋驛先生。他在《酈道元評傳》中，以自己對《水經註》的精深理解和對傳主的一往情深，給予《水經註》這部史詩性地理著作的傑出貢獻以高度的評介和熱情的讚揚，他說：“酈道元的大一統思想和'中國的自然之愛'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他的人定勝天，不信鬼神，鞭撻厚葬，反對戰爭，疾惡揚善等思想和他的治學方法，其實都是《水經註》對後世的貢獻。”他認為，除了這些之外，《水經註》對後世的貢獻，具體而言有下列八個方面：
第一，“地理大交流”時代是我國地理學人才輩出和地理著作大量湧現的時代，是我國地理學史上一個不同凡響的時代，而《水經註》是這個時代的一切地理著作，即所謂“六朝地志”中的代表作，是我國地理學史上一個重要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
第二，《水經註》是我國地理學史上最著名的河流水文地理著作。在酈注以前，雖然《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過郭璞注漢桑欽《水經》三卷，但其書早已亡佚，而且卷帙短小，內容簡陋可以想見。在酈注以後，唐李吉甫作《刪水經》十卷，金蔡珪作《補正水經》三卷，也都已失傳。現在尚存的有清初黃宗羲的《今水經》一卷，內容寥落；乾隆年間齊召南的《水道提綱》二十八卷，體例刻板。都無法與酈注相比。因此，《水經註》是我國地理學史上無出其右的河流水文地理名著。
第三，《水經註》不僅是一部河流水文地理名著，同時也是一部以河流為綱的區域地理名著。它以西漢王朝的版圖為基礎，並兼及域外，對如此廣大的地域範圍內的許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進行綜合性的描述，內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所以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專家李約瑟認為，《水經註》是“地理學的廣泛描述”。在中國地理學史上，全國性的區域地理著作雖然可以上溯到《禹貢》，但《禹貢》如前所述屬於虛構地理學的作品，而且篇幅短小，內容簡單，完全不能與《水經註》相比。
第四，《水經註》以前的地理著作，都沒有實地考察的基礎，而酈道元提倡“訪瀆搜渠”，所以在註文中包括了他的大量野外實地考察的成果。以實地考察的成果撰寫地理書，這雖然是“地理大交流”時代湧現出來的許多地理書的共同特色，但是由於《水經註》是這個時代的一切地理著作中的翹楚，而它所收錄的野外考察成果也確實最為豐富，為他書所不及，因此，野外實地考察與地理著作的撰寫相結合，《水經註》實開其端。
第五，區域地理著作，內容容易刻板化，近人稱此為“地理八股”。其實這種情況並不始於今日。如《禹貢》各州、《漢書·地理志》各郡縣，所寫也都是千篇一律的東西。以後如《元和郡縣圖誌》、《太平衰字記》、《元豐九域志》之類，都不能跳出這一窠臼。但《水經註》描寫每條河流流域，卻是文字生動，內容多變，使人百讀不厭。這是區域地理著作在我國地理學史上的一個突出例子。
第六，《水經註》不僅是一部地理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地名學著作。它收集了北魏及其以前的大量地名，包括中國境內的非漢語地名和域外地名，對其中的不少地名的淵源進行了解釋。在我國，雖然早於《水經註》的文獻如《穀梁傳》、《越絕書》和《漢書·地理志》等都已經對地名作了解釋，但是在數量上完全不能與《水經註》相比。從《水經註》開始，地名學才具備了完整的概念。
第七，《水經註》不僅是一部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地理學專著，同時也是一部感情豐富，具有強大感染力的愛國主義讀物。全書在字裡行間，充滿了作者的大一統思想和“中國的自然之愛”。它用生動優美的文字描寫祖國河山，把當時南北阻絕、支離破碎的國土寫得一團錦繡，表現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八，一本書形成一門學問的事，不僅在地理學史上，在其他科學史上，例子也是很少的。 《水經註》正是由於它的包羅宏富，牽涉廣泛，才形成酈學這門內容浩瀚的學問，而且從明代以來，獲得很大的發展，即使從我國的全部科學史來說，《水經註》在這方面也是值得自豪的。
《水經註》作為一部以水為綱的地理著作，水，是這部著作的關鍵詞。在考辨、記述、解釋、介紹江河湖泊時，水災、治水、水利用、水利工程等等，也就成了這部著作必須涉及的重要內容。的確，在這部著作中，除了記錄水災30多次外，還記錄了眾多的水利工程和治水、利用水的事蹟，而這些記述又是與酈道元對水的認識密切相關的。因此，在評介《水經註》關於治水等記載的同時，應該與酈氏的水觀念結合起來，這樣似乎更清晰，更完備，也更符合這部著作的內在系統性和邏輯性，因為治水和酈氏的水觀念是無法剝離的。
《水經註》中的水災記載：
據“酈學”專家陳橋驛先生統計，在全部《水經註》中，酈氏記錄了許多水災。其中有年代和災情可查的重大水災，從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北魏大和四年【公元480年】，一共記載了19次，其中有的水災規模極大，如卷十五《伊水注》記載的三國魏黃初四年【公元223年】六月二十四日洪水：“大水出，舉高四丈五尺。”卷十六《谷水注》記載的前涼太始七年【公元361年】六月二十三日洪水：“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黃河和瓠子河的水災，連漢武帝也親臨現場，憂心忡忡，束手無策；卷二十四《瓠子河》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云：“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郡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氾濫不止兮愁吾人。”
除了上述河川決口，洪水氾濫的災害以外，《水經註》中還記載了許多在戰爭中以水代兵的事件。如卷二十八《沔水》經“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注中記載的戰國白起引西山長谷水攻楚之戰：“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卷三十一《滍水注》記載的東漢初年昆陽之戰：“會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卷三十二《梓潼水》經“又西南至小廣魏南，入於墊江”注中記載的岑彭與公孫述沈水之戰：“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為濁流。”所以酈道元在卷六《澮水》經“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注中引《史記》所載智伯的話，說明水在某種情況下的可怕和危害程度：“《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安邑，晉水可以浸平陽。”
在記錄水災的同時，酈道元也關注到缺水的危害，陳橋驛先生在《酈道元評傳》中，為我們列舉了《水經註》一書記載的幾個有關故事，如在《水經註》卷五“河水”經“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注中所記載的疏勒城鑿井的故事即是其例：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在疏勒城這種地下水位極低的沙漠地帶，深鑿到十五丈尚未得水，結果官兵只有飲馬糞汁，其狼狽可見。在酈道元所在的北魏，也有這方面的例子。卷五“河水”經“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注中，記載了北魏進攻虎牢城【位於今河南省鄭州市西北黃河南岸】的故事：魏攻北司州刺史毛祖德於虎牢，戰經二百日，不克。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容防捍，潛作地道取井。餘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這裡所說的“潛作地道取井”，據《通鑑》卷119，營陽王景平元年所記：“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說明北魏利用地形，在這深達四十丈的井的底部挖一地道，使井水洩幹，以斷城內唯一水源。毛祖德堅守虎牢城達二百日，最後卻因全城所賴的唯一深井被北魏所洩，終致城破兵潰。 《宋書·索虜傳》還記載了井水洩乾後，守城官兵的渴乏之狀：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期二十三日，人馬渴乏飢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遂克虎牢。虎牢城之戰發生於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距酈道元之時不及百年，酈氏借公事之便，親自去看了北魏當年所掘的地道，“穴處猶存”。井水在戰爭中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酈道元對此當然是銘記在心的。對於這些缺乏地表水的地區，酈道元在《水經註》中，還特別對地下水作了詳細的介紹【全書記載的泉水包括溫泉達240處左右】，尤其是對井水的介紹，往往注意到井的深度，如卷十九《渭水》經“又東過華陰縣北”注中記載的長城以北平原上的井：“長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又如卷二十五《泗水》經“西南過魯縣北”注中記載的曲阜武子台附近的大井：“台西百步有大井，廣三丈，深十餘丈。”像這類井所在的地區，都是地下水位很低的地區。酈道元十分清楚，在人與水的關係中，井水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生死攸關的。
關於水災的記載，在《水經註》中還有不少，如，對中國最早的一次洪水記載就是在《水經註》中，其卷十五“洛水”篇載：“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這就是傳說的中國最早的一次暴雨洪水記載。再如，黃泛區內的一些湖沼，像已見於先秦記載的柯澤、雷澤、菏澤、鉅野澤、孟諸澤等，均見存於《水經註》中，這些湖澤的形成，大概是因為戰國西漢時黃河下游堤距很寬，兩岸相距五十里，大量泥沙隨流落淤，決出堤外的泥沙相對減少，故而那些雖經受黃河洪水漫淤的湖沼，尚未遭完全淤平的厄運。像鉅野澤在南北朝時湖區遼闊，“南近洙泗，北連清濟”，鉅野縣為湖水所圍。這恐怕是漢武帝時河水決入鉅野澤後，湖底抬高，湖面擴大後因來水不斷而長期未消的結果。對這些湖澤，《水經註》既有記載，更有對其洪澇情況的分析。總而言之，《水經註》關於水災的記載，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酈道元對於人與水的關係是十分關注的。而在這些關注中，我們還可以探尋到他那獨特的治水認識和治水思想。
酈道元在《水經註》卷十二中，對巨馬水介紹時，有這樣一段記述：
其水又西南轉歷大利亭，南入巨馬水，又東徑容城縣故城北；又東督亢溝水注之，水上承淶水於淶谷，引之則長津委注，遏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
“水德含和，變通在我。”這是酈道元關於水的重要觀念或思想，它反映了酈氏對人與水的關係的認識。正是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水經註》中關於人與水的關係的記錄為數不少。如，在《水經註》中，酈道元十分重視河渠水利工程的記錄，因為這類工程最能體現人與水的關係。在該書的捲十四“鮑丘水”中，酈道元重點介紹了魏劉靖在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修建的車箱渠，他在“又東過潞縣西”注中記述：“高粱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12年之後，魏人又對這個工程進行了擴展，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樊晨對車箱渠做了延長，從昌平縣到達潞縣，再一次提高了車箱渠的灌溉功效。書中是這樣記載的：
景元三年辛酉……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迳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於後世。
這是對車箱渠的記述。在卷十六“沮水”注中，酈道元關於鄭渠的記載是這樣的：
沮水東注鄭渠。昔韓欲令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西邸瓠口，所謂瓠中也。 《爾雅》以為周焦獲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沃野，無復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命曰“鄭渠”。
鄭渠，是關中地區歷史上著名的農田水利工程，書中對這個重要的水利工程作了詳細的描述。在卷三十三“江水”之經“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的註釋中，酈道元對李冰修建的水利工程是這樣記載的：
江水又歷都安縣，縣有桃關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撿江以行舟。 《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郵在堰上，俗謂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謂之金堤。
以上是酈道元關於三處水利工程的記述，一處是：“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一處是：“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沃野，無復凶年，秦以富強。”一處是：“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這三個水利工程都是人與水的關係十分密切的體現，也是人們利用水資源造福人類的典範。這三個水利工程也是對酈道元在《水經註·序》中所說的“萬物無所不潤”的極佳詮釋。
除了這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外，《水經註》還記錄了其他的水利工程，如，我國淮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在書中有所記載，其云：
又東北迳白芍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許裡，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與吳將張休戰於芍陂，即此處也。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陂水北迳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黎漿水，黎漿水東迳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於黎漿，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
再如，長湖【即鑑湖】，這是我國東南地區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水經註》對此有以下記
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北瀉長江。湖南有覆斗山，週五百里，北連鼓吹山，山西枕長溪，溪水下注長湖。
《水經註》在記載灌溉萬頃良田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時，還記錄了許多灌溉超過千頃的農田水利工程中，如卷二十八“沔水注”中的白起渠，卷二十九“湍水注”的六門陂，卷三十一“淯水注”的豫章大陂，卷三十三“江水注”的湔堋，卷三十七《沅水注》的涔坪屯等等。
酈道元很重視陂湖的水利價值，因而他在《水經註》中，對這方面的記載，有人評之為“不遺餘力”。書中關於陂湖的記載比比皆是，各種陂湖記載就達560處左右，除上文所列舉的大型陂湖外，對於那些面積很小的陂湖，酈道元也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如卷十五中的慎望陂，面積不過十方裡，但酈道元對它也留下了寶貴的筆墨；再如卷十一中的陽城淀，面積只有幾方裡，但酈道元卻為這個小小的陂湖留下了一段優美的文字：
又東迳陽城縣，散為澤渚。渚水瀦漲，方廣數里，匪直蒲筍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孌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單舟採菱，或迭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綠水，掇拾者不言疲，謠詠者自流響，於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之為陽城淀也。
優美的文字，其實也傳達了酈道元對人、水關係的重視，當人、水關係和諧密切時，陂湖雖小，他也同樣給予了自己的熱情，給予了自己的高度讚揚，給予了生動的描述。正是因為對水與人關係的重視，因此，酈道元對興修水利的人和事，他都讚賞，都歌頌，都弘揚。而對漠視甚至破壞水利的，他也秉筆直書，甚至嚴厲抨擊，無情揭露。同樣以陂湖為例。在卷三十“淮水”中，關於“又東過新息縣南”條下，酈道元注云：
慎水又東流，積為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慎陂，皆與鴻卻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修復之，知許偉君曉知水脈，召與議之，偉君言：成帝用方進言毀之，尋而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敢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時有童謠曰：敗我陂，翟子威，反乎覆，陂當複，明府興，复廢業。童謠之言，將有徵矣。遂署都水掾，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
在這段文字中，酈道元詳細敘述了一個發生在漢成帝時期的事情，這就是毀陂和復陂的故事。在文中，酈道元看似信手拈來，引用了一些“天帝”之言和當時流傳的“童謠”，但讀者如果細加品味，就會發現酈道元對於毀陂和復陂的態度，全隱含在這褒貶毀譽之中。
酈道元對於治水是有自己明確認識的，在他看來，人與水的關係，應該是和諧融洽的。但是，自然災害的發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水災發生時，人們必須保證生命財產安全，而為了預防水災，人們也必須採取防治手段。因此，如何治水？便成了酈道元在《水經註》中關注的話題。對於那些採取正確的、科學的治水方法的人，他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讚揚，如在《水經註》中，他提得最多，而且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評價的一個治水人物就是大禹。同樣，對於那些採用愚昧落後的所謂治水方法，他都給予了批評，並主張擯棄。而對於那些以治水為名，實際上是用迷信手段坑民害民的人和事，他都給予無情的譴責。
在《水經註》中，酈道元收錄了一個大家十分熟悉的關於治水的故事，這就是西門豹治鄴的故事。這個故事最早見於《史記·日者傳》，但司馬遷的記錄很簡單，僅是在文末提了幾句：“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田皆溉。”在《水經註》中，酈道元廣泛收集了其他文獻材料，使得這個故事更加豐滿。在書的第十卷“濁漳水”中，於“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條目下，酈氏注云：
漳水又北迳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取婦，祭於此陌。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約諸三老曰：為河伯取婦，幸來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為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為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磬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复欲使廷掾、豪長趨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伯取婦。
女巫利用人們對水災的懼怕心理，採取迷信的手法，愚弄、詐騙百姓，對於這種斂財害人的事情，西門豹採用了巧妙的手法給予懲治。酈道元在《水經註》中記錄這件事，治水應該像西門豹那樣，採取合乎自然規律的方法，而不是像女巫那樣，用迷信的手段去坑民斂財。
酈道元是一個不信鬼神的人，而且對於那些以鬼神故事混淆是非的事，他都要以自己深入的研究和考證，來取得令人信服的證據，以澄清那些荒誕的鬼神故事，還事物以本來面目。書中關於銅翁仲傳說的考辨就是一個著名的事例。在《水經註》卷四“河水”篇中，於“又東過陝縣北”條目下，酈道元的注文中，記錄了一個關於銅翁仲沒入黃河中的故事，其云：
河南，即陝城也，昔週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於此。王莽更名黃眉矣。戴延之雲：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沒處。又云，石虎載經於此沉沒，二物並存，水所以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恆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今唯見水異耳，嗟嗟有聲，聲聞數里。
注文中所記述的銅翁仲，就是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所記載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宮中。”這件事在《正義》中也有記錄，此書引《漢書·五行志》雲：“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器，鑄而像之，所謂金狄也。”然而，對這件事的記載，《水經註》的記錄，與《史記》和《正義》相比更為詳細完備：
按秦始皇二十六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善祥，鑄金人十二以像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胸雲：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衛恆《敘篆》曰：秦之李斯，號為工篆，諸山碑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宮前，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毀其九為錢。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 《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苻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於是金狄滅。
關於這件事情，其實只有秦始皇在咸陽鑄十二金人於正史可證外，其餘的記載大多都是牽強附會的傳說。假如像傳說所言，每個金人都重達一百多噸，如此沉重的金人，要從長安到鄴宮，其距離長達一千多里，即便是在今天，我們利用現代交通運輸工具，要將這些龐然大物運到目的地，這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然而，傳說卻將此事說得玄乎其玄。對於這個荒誕的傳說，酈道元顯然是不相信的，非但不信，反而視之為無稽之談。然而，既然是無稽之談，酈道元為何又要將其載入註文？其實，酈道元記錄此事，就是要通過自己收集的材料來澄清事實。他說：
餘以為鴻河巨瀆，故應不為細梗躓湍；長津碩浪，無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
酈道元之言，依據是《史記·魏世家》：“【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雍河。”《正義》引《括地志》雲：“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也。”由此可見，酈道元的說法，是有史料根據的。陳橋驛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戴延之【《西征記》撰者】卻只憑道聽途說，連《史記》這樣的權威著作都未曾查閱一下，宜有此誤。當然，在古代這個充滿牛鬼蛇神的傳奇故事的社會裡，戴延之記下了這種荒謬傳說並不足怪，因為在當時，像酈道元這樣具有科學思想而又願意尋根究底的人，畢竟是少數。”
有史料依據，或經過自己實地考察，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樣的記載在《水經註》中不乏其例。然而，由於文獻缺乏，足跡難至，對於這樣的地區所流傳的神怪故事，酈道元的態度如何呢？我們不妨看看《水經註》關於錢塘江湧潮所引起的潮神記載。在《水經註》第四十卷“漸江水”篇，酈道元在“北過餘伉，東入於海”條目下注云：
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浚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 《吳越春秋》以為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亮於吳，而浮屍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 《吳錄》雲：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誠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遊夫江海，故潮水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
身居北方，而且當時還是處於南北分治的狀態，酈道元不可能親歷實地，去觀察錢塘江湧潮現象，因此，對於湧潮這一特殊的自然現象，酈道元只能藉助其他文獻來加以解釋，於是，在註文中的文獻涉及了枚乘的《七發·觀濤》。枚乘的這篇文章，對湧潮描繪，頗有些駭人聽聞。在科學並不發達的古代，面對這一特異的自然現象，誰也無法作出合理的、科學的解釋，所以相關的記載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荒誕。酈道元自然也無法對這一特異現像作出科學的解釋，然而，在無法得出正確答案時，酈道元既不輕下斷語，他也不會輕信《吳越春秋》“以為子胥、文種之神也”的說法，他只是給這一特異現像作了一個充滿疑慮的簡單的概括：“似神而非。”陳橋驛先生對酈道元的這個概括作了一個恰如其分的評價：“'似神而非'，意思就是說，事情確實神奇，但並不是伍子胥和文種所引起。由於他沒有目擊過這種現象，也找不到記載這種現象的可靠文獻，所以他無法像批判銅翁仲那樣說出一番道理。但對於伍子胥和文種與這種自然現象的關係，他顯然是不屑議論的。所以就簡單地用'似神而非'四字結束這個荒誕的故事。”而對於酈道元的這一概括源自何處，陳橋驛先生也作了詳細的辨析，他說：“有人認為酈道元之所以不信伍子胥和文種與湧潮的關係，是受了王充《論衡》的影響。因為《論衡·書虛篇》中有一段有關這個問題的話：'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以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書虛篇》中在上述文字以後，還有一大段約900字的文章，用以證明子胥恚恨而為濤的無稽。在全部酈注中，卷五《河水》經'又東過平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注中，曾引及《論衡》一次。說明酈道元確實是讀過《論衡》的。不過在《漸江水注》中，他沒有引及《論衡》的話，可能是因為他認為湧潮無關乎子胥、文種，這是理所當然，用不著引述《論衡》；也可能是他認為《論衡》雖然駁斥了湧潮與子胥、文種的關係，但畢竟沒有講出湧潮的道理，所以他無須引目。因此，他在《漸江水注》對湧潮所作'似神而非'的結論，是否受到《論衡》的影響，這裡無法肯定。”為了進一步說明自己的觀點，陳先生又指出：“與王充習慣用第一人稱表達自己的意見迥異，酈道元常常藉古人古書表達自己的意見。例如卷十九《渭水》經'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西北流注之'注云：《漢武帝故事》曰：'【漢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這裡，'神道茫昧，不宜為法'這句話，雖然是從《漢武帝故事》中引及的張安世所說的話，但酈道元卻以此表達了他自己的意見。”陳先生關於這段注文的考辨，確實很有道理，而對“神道茫昧，不宜為法”的闡釋，也確實合乎酈道元的治水思想，道出了酈道元治水思想的實質所在。
《水經註》作為中國古代獨一無二的地理著作，它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乃至它在每位讀者心目中的地位，都應該是至高無上的：
宏富。博大。精深。嚴謹。完備……
舉世無雙。獨一無二。包羅萬象。史詩巨著……
與《史記》雙璧交映。用江河講述中華文明史……
這一切的讚語，一切的稱頌，對於《水經註》而言，似乎都不過分！能夠享受這份殊榮的文獻經典，在中國不多！在世界也不多！
酈道元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奇蹟！
酈道元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神話！
【夏漢寧：江西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