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像鳥兒一樣飛起來，從高空俯視蘇州，就會發現，這幾乎是一片被水包圍的土地。左太湖，右長江，錦繡的蘇州，就像是一朵漂在水上的蓮花。這蓮花的花瓣上，又點綴著一顆顆綠色的水珠——陽澄湖、尚湖、昆承湖、金雞湖、獨墅湖、同里湖、南星湖以及其他難以計數的眾多湖泊。
而南北向的京杭大運河，則是蘇州城柔美肌體上飄然而過的一根緞帶。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唐代詩人杜荀鶴的詩句，就是描述蘇州古城水多橋多的景象的。城中是水，城外是水，自古已然。
蘇州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城市。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吳王闔閭建都於蘇州，大夫伍子胥為其建城，周圍城牆開有八座陸門，以像天之八風；八座水門，以法地之八卦。整座城池呈“水陸並行、河街相鄰”的雙棋盤格局。城中則是粉牆黛瓦，小橋流水，園林處處，風光綺麗。
溝通南北漕運的京杭大運河，於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就已經出現雛形。當時，吳王夫差欲圖北上爭霸，役民工無數開河運漕，從蘇州老城經望亭、無錫至奔牛鎮一直到達孟河，一共開挖了170餘公里。可以說，這是江南運河最早開挖的一段吧。
到了隋大業六年【公元610年】，江南運河從鎮江到杭州，開挖了800裡。河面闊十餘丈，可通龍舟。
大運河悠然而深情地流經蘇州，令蘇州城越發繁榮富庶。
今天的蘇州城，仍坐落在當時的原址上，而且依然保持著“水陸並行、河街相鄰”的雙棋盤格局以及“小橋、流水、人家”的古雅風貌。城中眾多的歷史古蹟和文化遺跡向世人展示古城蘇州沉澱了二千五百餘年的吳文化。
蘇州古稱“吳”。而“吳”古意為“魚”。今天的蘇州話裡，“吳”和“魚”發音還是一樣的。春秋戰國時蘇州城名為“闔閭大城”，是以吳王名字命名。而“闔閭”含“船首”之意。至於蘇州的“蘇”字，則“魚禾所自出，蘇字兼之”。由此可見，水，對蘇州來說具有怎樣特殊的意義。
蘇州城依水而建，傍水而存，濱江臨湖的地理位置使其城內河道縱橫，相應的橋也特別多。在白居易和劉禹錫做蘇州刺史時，蘇州橋樑數在390座和370座之間。民居依水而建，一艘艘小船就成了蘇州城內的交通工具。 “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這些名句是歷史上文人們對水城蘇州的形象描繪。
人們都知道，蘇州園林甲天下。而蘇州的眾多美麗園林，也都與水息息相關，唇齒相依。蘇州古典園林以私家園林為主，起始於春秋【公元前514年】，形成於五代，成熟於宋代，興盛於明代。蘇州是水鄉，引水便利，附近又盛產漏皺瘦透的太湖石，適合堆砌玲瓏精巧的假山。加之舊時蘇州文人薈萃，一些官僚地主及文人學士又追求“雖居鬧市而有山林之趣”，這便大大促進了蘇州園林的發展。據清代地方志記載，蘇州城內大小園林將近200處，為全國之冠。蘇州園林，在佈局、結構、風格上都有自己鮮明的藝術特色。被稱為蘇州四大古典園林的滄浪亭、獅子林、拙政園和留園分別代表著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的藝術風格。蘇州既有園林之美，又有山水之勝。蘇州歷史上早期著名的私家園林為晉代的辟疆園，明清鼎盛時期，私家園林遍布古城內外。現存有古典園林60餘座。
蘇州園林是由山石、水流、花木和建築等基本要素組成的綜合型藝術，雖然園林的佔地面積不大，但採用的藝術手法不拘一格，以中國寫意山水的藝術手法，唐詩宋詞的意境，在有限的空間內點綴假山花木，設置亭台樓閣，再加上池塘小橋，使得小小的園林折射出自然的山林野趣，蘊含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涵。
蘇州地處江南水鄉，其園林自然以水為中心，結構小巧精雅，以景取勝，景因園異，再配以匾額、楹聯之類的詩文題刻，使得蘇州園林充滿書卷氣。人在園中，猶如在詩畫之中。藝術來源於生活，生活又模仿藝術，生活和藝術渾然一體，互為倒影。
今天的蘇州，私家建築園林的風氣，仍然很盛。許多深藏於小巷之中的石庫門庭，裡面絕對是別有洞天。園林雖小，但亭台軒榭假山池沼一應俱全。蘇州畫家葉放建於繁華十全街旁的私家園林“南石皮記”，雖然佔地不大，但由於既繼承了蘇州造園傳統，又極具現代居住理念而蜚聲海內外，成為今天新蘇州文人經常的雅聚地。也是外地名士來蘇州的必到之所。 “南石皮記”中，一方水塘是中心，也是靈魂。假山、半亭、曲橋、居室，皆繞水而築。精彩絕倫的是一個戲台，它與觀眾席之間，隔了一片水。隔著這片水，委婉動聽的評彈和崑曲傳到聽者耳中，聲音特別地美妙。水在這裡，既是間隔，又是擴音設備。同時它還是一方奇異的佈景，給至柔至美的蘇州藝術，籠上一層恍惚迷離的夢幻的色彩。威尼斯國際大學董事長翁貝爾托·瓦達尼來到“南石皮記”，深為這東方園林著迷。他感嘆道：“這模糊了我對其他園林的記憶。”之後，就有了邀請葉放去威尼斯造園的計劃。 2009年，由中國畫家葉放設計建造的佔地2000平方米的“當代的”蘇州園林“達園”，出現在威尼斯國際大學的校園內。
蘇州擁有秀麗的湖光山色，巧奪天工的園林藝術，以及璀璨的歷史文化遺跡和優美的傳說典故，雖歷經2000餘年，仍散發著古城特有的古雅的魅力。而這美麗、這靈性、這詩情畫意，皆與水有關。
蘇州，是一座碧水環繞的天堂。
水造就了蘇州的文化，水也給蘇州人提供了豐富的吃。
幾乎每一個蘇州人知道“水八仙”。它們是：茭白、蓮藕、水芹、茨菇、荸薺、蓴菜、菱和雞頭米。
這“水八仙”中需要特別一說的，就是“雞頭米”。它的學名是“芡實”，因為果實太像是一隻母雞的頭，所以才有此俗稱。全國有芡實的地方不少，中國烹飪中普遍運用的“勾芡”技法，就離不開此物。但是，蘇州的芡實，能被人民群眾暱稱為“雞頭米”的，卻是很有些與眾不同。它特別有水性，清香的、嬌嫩的、水滑的，就像水鄉女子水汪汪的眼睛。和其他所有的芡實比起來，它珍珠一般的外形中，是一種天賜的柔與糯，就像蘇州人的說話。世界上，只有蘇州，甚至只有蘇州的南塘一地，所產的雞頭米才是珍貴的，又柔又糯的，清香水滑的，好吃的。每年的中秋前後，雞頭米上市了，在許多蘇州的小巷子裡，就能看到許多人排排坐剝雞頭米的景象。 “雞頭”是一個大果實，裡麵包括了很多很多顆小珍珠。而每一顆珍珠大小的雞頭米，另有著一層薄薄的外殼。許多雙手，在每年的中秋前後，都會非常靈巧地動作著，把珠圓玉潤的雞頭米剝出來。而清香，也就在空中彌散開來。那是一個時令的獨特的氣味，是一個城市一片地域的獨特的氣味，它常常是在不經意中飄過來，讓人有親切的欣喜。當然，也偶然會有一點點因斗轉星移季節變換而生出的淡淡憂傷。
一市斤剝好的雞頭米，今年已經賣到了58元的高價。我粗略地算過，一粒珍珠大小的“米”，其價是5角錢。但是，這絲毫不影響蘇州人在這個短暫的時節購買、儲存雞頭米的熱情。許多人除了“吃時鮮”，還會買上幾斤十幾斤儲存起來。儲存的方法也很“水”：將雞頭米和水各半，裝入塑料袋，進冰箱速凍。這樣一小袋一小袋冷凍起來，想吃的時候，取出來化了，用清水煮了。這樣吃，吃到來年都不會壞。若是在寒冷的冬夜有點餓了，冰箱中取出一小袋雞頭米，水龍頭上沖一沖，化了冰，再用清水煮了，水一開就可以吃。那種清香和溫暖，會深入到身體的最深處，令人感到幸福。
雞頭米不光好吃，還有營養。它的礦物質和微量元素非常豐富。
而“水八仙”中的其餘七樣，也都是各有風味。
“水八仙”之外，著名的“太湖三白”也是產於水中。它們是：白蝦、銀魚和白魚。
太湖三白，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吃到，它頗受時令季節的限制。並且，這三種白色的魚蝦，常常是出水便死。這讓運輸和儲存，都成為不可能。蘇幫菜的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原料都取時令新鮮的。水八仙是這樣，太湖三白也是這樣。
水八仙也好，太湖三白也好，都是水的傑作，水的奉獻。千百年來，蘇州的水向蘇州人貢獻出無比豐饒的物產，蘇州人是有吃福的。
在蘇州，還有“水包皮”、“皮包水”一說。
具體的說法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它是舊時蘇州“白相人”【有閒階級】所沉迷的一種生活方式。
早上皮包水，是指早上起來到茶館裡喝茶。舊時有品位的蘇州人，是不太願意睡懶覺的。作家陸文夫著名的小說《美食家》裡的主人公朱自冶，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總是天一亮就起來了，漱洗完畢，坐一輛黃包車，趕到老字號“朱鴻興”麵店，吃一碗頭湯麵。蘇州的麵條與北方的麵條不同，它不筋道，細細的，軟軟的。幾乎是剛一放進沸騰的開水鍋裡，就馬上要撈出來了。一大早，麵店剛開始營業，那口下面的鍋，裡面的水是清的。這就是頭湯麵。頭湯麵的好處在於，麵條既熟了，又不爛，滑溜，但又有咬頭。配上秘製的清湯，鮮得人眉毛都要落脫的。如果到太陽老高再去吃麵，面鍋裡的湯，已經渾得像一鍋粥了。這樣的湯水里下出來的麵條，又膩又夾生，老吃客是絕對不屑於碰的。朱自冶們天天抖擻起精神起早，就是為了這碗鮮美滑爽的頭湯麵。
一碗麵條吃下去，就要去茶館“皮包水”了。
蘇州人對水真是有太深太深的感情。坐在茶館裡，懶洋洋地，說說話，吃喫茶，一直要把自己灌得像個熱水瓶，肚皮里裝滿了水，才覺得新的一天至此可以真正開始。
晚上，幹完了該干的工作，或者把該玩的都玩了，又要去浴室泡一泡，是謂“晚上水包皮”。蘇州話裡習慣把浴室叫做“混堂”。這個“混”，不是男女同浴，而是指所有的男浴客都泡在一個大池子裡。水夠燙，水也夠大。老浴客是不怕燙的，就像川湘人不怕辣。老浴客不怕燙，燙不怕，怕不燙。不把自己渾身上下燙成蝦子一樣緋紅，是絕對不會罷休的。閉上眼睛，幾乎要把自己在浴池裡燙熟了，這才覺得是一種至美的享受。
蘇州這個城市，似乎從古到今，就是一個享樂型的城市。這裡有太多的水，太多的溫柔。
在今天，蘇州人的休閒生活，依然與水密不可分。喝茶的絕佳處，有虎丘後山，綠色濃重，遊人罕至。還有藝圃、耦園、滄浪亭、怡園、退思園等小園林，在貼著池水的軒榭邊喝茶聊天觀魚，時光總是在十分的愉悅中悄悄流逝。
豐沛的蘇州水，是蘇州城的特性，是蘇州城的靈魂。
水帶給蘇州人很多很多，吃的、玩的，物質的、精神的、文化的。水給了蘇州繁華、安逸、富足和美麗，給了蘇州園林和休閒，給了蘇州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給了蘇州無數的狀元郎。
然而古往今來，水也頻繁地給蘇州帶來了禍患。
公元251年，也就是吳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湧溢，平地水深八尺”。蘇州城建成伊始，即遭遇大水災。
此後的三百年中，有記載的較大水災，又發生過十多次。
進入唐代以後，相當規模的水災記錄，就有十多次。唐長慶四年【824年】，“蘇州、吳江夏大水，太湖溢決，害稼”。唐太和四年【830年】，“夏，蘇、湖二州水環六堤，入居廓，溺廬井”。
那平日里看上去平靜溫婉的太湖，在當年是如何突然臉色一變，露出猙獰之態，從那短短幾句不帶絲毫文學色彩的記述中，我們今天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來。
宋元的近四百年間，蘇州地區有記錄的大水災，有三十多次。北宋元豐元年【1078年】，“蘇州、常熟、昭文、吳江、吳縣七月四日夜，大風雨，潮高兩丈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樑，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唯餘五戶，空屋亦不存”。北宋元豐四年【1081年】，“七月，太湖溢，蘇州、吳縣、吳江大水，自吳江至平望民舍盡壞，長橋亦推去其半，死者萬餘人”。元大德五年【1301年】，“蘇州七月朔海溢，颶風拔平江路治、長州縣治；吳江，壞民居，太湖水湧入城。吳縣太湖水挾颶風湧入城中路，縣治公署居民多捲入半空，死者十八九；常熟颶風海溢，潮高數丈；太倉、崑山漂蕩民廬，崑山死者八九”。元至治二年【1322年】，“十一月大水，損民田四萬九千六百頃”。
從這些簡短冰冷的歷史記錄看，大水帶給蘇州地區人民的，簡直是滅頂之災。那滔天的巨浪、怒吼的狂風，房屋倒塌，農田被淹，人畜死傷無數。這樣的景象，真是人間地獄。令人難以相信這樣的悲劇曾經一次次在蘇州這塊溫柔富庶的地方真實地出現過。
也許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自然災害有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明代蘇州的記錄顯示，幾乎每年都會發生一定規模的水災。翻看這些或簡或詳的記錄，簡直要懷疑，那時候的蘇州，怎麼會有“人間天堂”的美譽？分明是生靈塗炭的人間地獄啊！且看：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七月崑山海風，峻阜高陡皆為漂沒，三州一千七百餘家，盡葬魚腹；太倉庚午海溢，漂沒民田；吳縣七月大風拔木，揚沙，埠邱園皆坍沒”。一千多戶人家，轉瞬之間就葬身魚腹，這樣的描述，應該不會是文學想像和誇張吧？
明弘治四年【1491年】，“蘇州八月大水；常熟正月至六月淫雨，不得稼；吳江大水，平地如江湖，不得稼”。看到這樣的記述，我禁不住走到窗口，向外打量我可愛的家園。吳江這個位於蘇州城南郊的小城，它是那麼清潔、秀美，始終散發著一種寧靜散淡的祥和之氣。而在五百多年前的某個春夏，它竟然“平地如江湖”？水這種透明、流動的物質，它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它是美好的，還是邪惡的？它是那麼溫柔，卻常常叫人捉摸不定。
明正德五年【1510年】的大水，範圍更廣：“蘇州，十一月大水；江陰，夏大水，浸淫三月，炊煙幾絕；常熟，大水；吳縣，十一月水；太倉夏水溢，死亡載道；崑山春夏淫雨，水勢大於正德四年，民乏食，餓殍滿路，積尸盈河；吳江春雨連注，至夏四月，湖水溢漲，陸沉連海，官塘市路瀰漫不辨；長橋不沒者尺餘。”這裡說的長橋，是位於吳江城東的“垂虹橋”。垂虹橋素以“江南第一長橋”而聞名。初建於宋慶曆八年，為木構，元代泰寶二年易石重建，為62孔，後增建為72孔，長約450米。 “環如半月，長若垂虹”，“三起三伏，蜿蜒如龍”，橋心危亭，翼然而立，其壯麗秀美獨步江南，歷史上曾有百餘位名人為之吟詩作畫，讚歎不絕。姜白石當年去石湖看望范成大，後者送了一個伶俐漂亮的丫環小紅給他。姜先生春風得意馬蹄疾，帶著小紅，駕一葉扁舟，路過垂虹橋的時候，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名作：“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如此氣勢如虹的長橋，曾經幾乎全部沒入水中，令人扼腕嘆息。
明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二十五日大風雨，常熟海潮溢；太倉颶風四面旋激，雨奔注海溢，民漂死無算；崑山舟行漂沒者無數；吳江太湖水高丈餘，濱湖三十里內人畜屋廬漂溺無算”。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常熟、昭文大水，歲饑。太倉大水，民飢，殭屍滿野。崑山、新陽春雪不止，四、五月淫雨，江湖漲溢，禾苗盡淹，郭門外一片白際，老幼避水入城者多餓死。吳江自春徹夏淫雨不止，高低盡沒，城郭公署傾幾半，水至明年二月始退。兼以高淳東壩決，五堰之水下注，太湖六郡全淹。較水者謂'多於正德五年五寸，國朝以來之變所未有也'”。
明萬曆七年【1579年】，“蘇州大水，水災重大，百姓困苦流離。太倉水災，常熟五月望大雨至七月，晦乃晴，田廬盡成巨浸。吳江、吳縣大風雨湖水湧卷，高低盡沒”。
明萬曆十年【1582年】，“蘇州七月海溢，壞田禾，人溺甚眾。吳縣，七月十五日，大風雨，拔木，太湖嘯溢，歲浸，吳江太湖氾濫，居民漂及十存二三，溺死無數。常熟七月十三日暮颶風大作，海水溢丈許，淹福山、梅李、白峁沿海廬舍，男婦死者十之二三。太倉漂沒室廬人畜以萬計”。
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蘇州、吳縣五月至七月淫雨傷禾麥。太倉大水。七月江陰大水。吳江夏淫雨，七月二十一日大風雨一晝夜，田圍崩裂，水溢丈餘，禾苗漂沒。常熟、昭文春元旦雷雹大雨，是後雨雪雜作，大水無麥。秋多颶風，無禾菽。是年，太湖地區有二十餘縣水災，幾遍太湖流域”。
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蘇州五月、六月淫雨，水災異常，人口淹死數万”。
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常熟四月下旬大雨至七月下旬始晴，城中翻江倒海潦盈尺，城外一望無際，郡抵邑，邑抵各鄉，皆不由故道，望浮樹為志，從人家簷際揚帆，高低田盡成巨浸。太倉四五月連雨四十日，江海水溢，西南鄉水高至丈餘，居民逃徙。江陰縣三月大雨至五月止。崑山四、五月連雨五十日，吳中大水，田皆淹沒，城中街道積水，深可行舟。吳江三月至五月淫雨，水浮岸丈許。高低田皆淹沒。吳縣自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二十四日淫雨，傷稼，廬室漂蕩”。
明天啟四年【1624年】，“江陰縣四月淫雨積旬，傷麥，五月，雨五晝夜不止，江潮漂沒五千餘家，積尸無算；七月連雨三晝夜，後蒔晚稻复漂沒。太倉大水。吳縣三月多陰雨，五月淫雨潦，農田淹及者十之八。常熟、昭文淫雨壞禾，歲饑。崑山、新陽兩縣夏大水，後大旱，民飢。吳江三、五月均連雨，五月一次暴雨連五晝夜，水大溢，田與河無辨，秋禾不登”。
明天啟六年【1626年】，“常熟、昭文、吳縣七月朔大風雨，拔木壞屋，江浦多漂沒，巨艦擊破，浮屍相屬；崑山、新陽兩縣髮屋拔木；江陰拔木，偃禾，江水溢，民多溺死”。
明天啟七年，“江陰正月大雨，連十八晝夜，九月雨。太湖水溢入吳江縣簡村，漂溺千餘家。太倉水災”。
明崇禎六年【1633年】，“常熟、昭文兩縣六月二十五日晨大風雨，至夜半止，水湧二尺有半。崑山、新陽兩縣城中石牌坊塌倒甚多。六月二十五日大風雨，橋木盡拔，倒屋圮垣無算，城垛亦崩陷，瑞光塔頂墜毀”。
進入清代以後，順治八年【1651年】，“蘇州、吳江、吳縣自夏至秋淫雨不止，高低盡沒，鄉民轉徙，村落成墟。太倉八月大水傷禾。崑山、新陽夏大水，田皆不蒔，死亡甚眾”。
順治九年、十年、十五年、十八年，都有水旱災的記錄。
康熙九年【1670年】，“蘇州，六月戊子，雨雪，越十有一日，戊戌大風，太湖溢，漂沒民田廬舍；吳江水入縣治，七月己未，地震有聲，海溢，濱海人多溺死；吳縣，太湖水溢，平地水高五六尺，田禾淹沒，流民載道。崑山、新陽兩縣夏淫雨，無麥，新苗淹沒；江陰五月連雨不絕，蔬禾尺沒，民廬多壞；太倉夏大雨連月，高低田盡沒，漂蕩廬舍無算；常熟七月大水，海溢海濱，人多溺死，歲大浸”。
查閱《蘇州水利志》，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中二十一年有大水和大旱的記錄。自然風雨絲毫都不畏懼於叱吒風雲的康熙大帝。
而雍正十年【1732年】，蘇州地區則發生了“百年未見”的特大水災：“蘇州，七月庚子大風雨，海溢，平地水丈餘，漂沒田廬，溺死人畜無算；吳江閏五月恆寸，水平岸，七月十六日大風潮，覆舟摧屋；崑山、新陽，七月十六日，大風拔木，海溢，田禾盡淹，沿海民淹死無算。八月十一日海復溢，海濱民幸生者，乞食載道；太倉七月十六日颶風，海潮大溢，漂沒廬舍，人畜死者不可勝計，近海平地水深丈餘，延內地四十餘里。吳縣、常熟、昭文，七月大風雨，海溢，平地水丈餘，漂沒四廬，溺死人畜無算；江陰七月十六日晚颶風大作，江潮泛溢，繼以暴雨不休，民舍皆壞，不江及各沙溺死居民數千人，為百年未見之災。”
乾隆在位的六十年，相對比較太平。只有乾隆三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四十六年和五十年有較大水災。其中，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為最：“蘇州、吳縣，六月已醜，颶風大作，海潮至胥口。常熟、昭文、太倉、江陰，六月十八日颶風大作，海潮溢。沙洲及濱江廬舍俱壞，居民被淹甚眾。吳江縣六月颶風大作，海潮自東北來過縣境。崑山、新陽，六月大風雨，海水氾濫人畜廬舍漂沒無算，潮水赤色，逾至和塘，西流直達蘇州城壕，境內水驟漲四五尺，而淀湖水涸，至見底，數日始復。”
此後，直到清朝覆滅，水災也是不斷。據《江蘇省災害年表》，清道光三年【1823年】，六月的洪水，沖走房舍，淹死人畜。七月再度襲來的大水，竟把死者的棺材也悉數沖走。真是悲慘之至！
民國時期，可謂是中華民族的多事之秋。蘇州地區水災頻仍，與世間的亂象遙相呼應，哀民生之多艱！民國元年【1912年】，大水連降300毫米，郊區一片汪洋。而次年，則發生了大旱。 “常熟七、八月間，晴燥不雨，田禾枯萎。”《常熟縣水利志》記載，當時常熟城裡的富豪紳士集合起來，一起到龍王廟裡求雨。他們殺豬宰羊，焚香供燭，虔誠無比地求老天爺下雨。結果卻是無功而返。
查閱《常熟縣水利志》、《太倉縣水利志》、《吳江縣水利志》及《太湖水利史稿》、《江蘇省災害年表》和《災害氣候》等書，可見民國年間蘇州的水災發生頻率高，強度大。當然，記載也較從前更為詳細。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的賑災措施也有所記錄。如民國八年【1919年】，“蘇州、吳縣7月10日至11日大雨不止，城外湖水溢，城中臨河街道都沒水，數鄉受災較重。縣施粥並賑濟。崑山秈稻抽穗時發水，石牌、毛許積水盈尺。吳江6月下旬起淫雨兼旬，水勢暴漲。低鄉農田積水三四尺，成災巨。吳江縣夏大雨成災，減收漕糧”。
解放以後，水災仍然是江南地區自然災害的主要形式。 1949年的梅雨期21天中，強颱風、暴雨、高潮三者並襲，一波接著一波，降雨量驚人，運河水位高達4.03米。這年夏天，共倒坍房屋3萬餘座，淹死三千餘人，損失十分重大。
翻閱《江蘇省自然災害年表》，解放後每年都有水旱災的記錄。以水災為主，有時旱災，有的年頭則是水旱並災。然而比起解放前，水災導致人員傷亡的情況少了很多。往往是大面積的農田受災。 1977年，受8號強颱風正面襲擊，最大風力10至11級，受災農田103萬畝。 1984年，5至9月全市平均降雨703毫米，比常年多15%左右。 6月13日全市普遍降雨，沿太湖地區暴雨集中，最大日降雨超過200毫米。吳縣光福機場兩小時半降雨287毫米，瞬間山洪暴發，災情遍及10個鄉。當年受災農田155萬畝以上。 1985年，強颱風將吳江、吳縣的五個鄉十一個村的大量樹木和所有電線桿都無情摧毀。暴雨過後太湖水位迅速上漲，西山島水位上漲了74厘米。這一年受災農田達到106萬畝。直到1990年，大水沖毀堤防924處，近30公里，倒塌房屋4487間，沉船116條，住宅受淹10924間，受淹單位360個。受災農田近百萬畝。
明代大儒顧炎武，世稱亭林先生，是蘇州崑山人。此人博覽群書，對經學、史學、天文、地理等學科均有很深研究。他的治學主張是“經世致用”，他把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具體事物當成考據的主要對象。他在《天下郡國利病書》這一著作中指出：“太湖延袤五百里，雄跨蘇、常、湖三郡，全吳巨浸，無大於此。論水利則三郡田賦豐歉系焉，論兵防則三郡封疆安危系焉。全吳利害，亦無大於此。”顧炎武的觀點顯然是十分正確的。蘇州是太湖洪水下泄歸海的必經廊道，太湖又是蘇州供水的可靠源泉。古往今來的歷史實踐充分證明，太湖上游的來水量，下游的去水量，以及太湖本身的容蓄量，三者平衡則水旱無虞，三者失衡則水旱肆虐。所以蘇州的河網水系基本是以太湖為樞紐，受太湖水的製約。
“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的水。水上有白帆哪，水下有紅菱哪，水邊蘆葦青，水底魚蝦肥。湖水織出灌溉網，稻香果香繞湖飛，哎嗨唷太湖美呀太湖美。”太湖古稱震澤，亦稱笠澤，湖面長68公里，平均寬35.7公里，總面積2338平方公里。唐伯虎曾有“太湖三萬六千頃，渺渺茫茫浸天影”的詩句，極言太湖的浩淼廣闊。太湖是我國五大淡水湖之一，也是太湖流域最大的天然調蓄水庫，總容蓄量達到90億立方米。全湖平均水深2.12米，最大水深3.33米。湖中島嶼很多，史載“中有山七十二座”。據1960年調查資料，共有山48座。其中西山島為最大。伸入湖中較大的半島有6個，其中4個在蘇州市境內，分別是洞庭東山、衝山、上山和漁洋山半島。洞庭東山半島最大，原是屹立於湖中的一個島嶼，由於泥沙淤積而成為半島，距今僅百餘年曆史。洞庭東山半島形成之後，將太湖分割為西太湖和東太湖。東太湖面積約為1500平方公里，佔太湖總面積的六成強，湖底較高，水深一般在一米左右，泥沙年淤積3毫米。
太湖之源分南、西兩路。南路為浙北天目山區的苕溪水系，西路為湖西宜溧山區的南溪水系。另外，汛期長江水位高漲時，在通江河港無閘控制的情況下，也有部分江水倒灌進來。
太湖的出水口主要分佈於東太湖的東岸，一部分出自西太湖北部。太湖東岸，古稱“一片白水”。秦漢時期，開挖蘇州以南的蘇嘉運河；唐宋年間又修建“吳江塘路”，從而形成了一條明顯的湖界。塘路東西兩側逐步被開發成為低窪圩區。在西側的圍灘造田過程中，古人在沿湖疏導了許多出水漊港，時稱“震澤72漊港”和“吳江18港”。據明代文獻記載，有大小出湖漊港140餘條。據《蘇州水利志》，1952年查勘時，太湖仍有出水漊港90條，其中能起宣洩作用的為鮎魚口、胥口港、沙墩港、瓜涇口、吳家港、楊港灣、太浦港等十數條。這些出水港都在吳江和吳縣境內，既是洪水入侵的門戶，也是水源供給的窗口。此外，從鎮江至杭州的江南運河環太湖北、東、南三面而過，兩岸河港很多，北通長江，南連太湖，在水利上起到江湖吞吐轉輸的作用。
太湖出水東洩入江歸海的通道，因地理變遷和歷代治水活動，古今變化較大。唐代以前，蘇州境內有吳淞江、婁江、東江分東、東北、東南三向注入江海。唐末，婁、東兩江相繼湮廢，由逐步形成的東南、東北各“三十六浦”替代，三向排水出路仍尚暢通。宋代以後，由於海岸線東伸諸原因，加快了吳淞江海口段的淤淀，深廣可敵千浦的吳淞江日漸萎縮，蘇州的洩洪排澇漸入困境。明永樂初【1403年】，夏原吉治水，開范家浜接通大黃浦，導淀山湖一帶積水入海；又浚夏駕浦、顧浦分吳淞江水入劉家港【也即今天的瀏河】；再浚福山、白茆等大浦，疏昆承、陽澄諸湖及東北地區積水出長江。這次治水，基本上仍維持三向排水格局。夏原吉開范家浜後，不到半個世紀，自然沖刷成為深廣的黃浦江，形成浦盛淞衰，黃浦江取代吳淞江為太湖排水的主幹。同時，東南沿海各浦自南宋乾道至明成化年間亦陸續被築壩捺斷，三向排水變為二向排水。從此，太湖排水出路不暢，洪澇威脅嚴重的形勢，成為蘇州水利上的突出問題。
太湖排水口對於蘇州來說，不僅決定著旱澇，而且對於蘇州城內的自然環境，作用也是非同小可。闔閭元年【公元前514年】伍子胥興建蘇州城，所謂“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當年即藉太湖水從胥江、鮎魚口等處湧入，乘勢衝去蘇州城內河的髒水，而令城內水清魚樂。
太湖帶給蘇州的恩惠，自古而今，可比天高，堪比海深。沒有太湖，就沒有蘇州，更沒有蘇州的今天。把太湖比作乳房，比作母親，視為蘇州的生命，都不為過。太湖的水，千百年來灌溉著蘇州地區廣大農田，為人們提供食糧。流入人們的血液，給我們生命，給我們靈感，給我們一切。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吸吮著太湖的乳汁。我們每天所需的水，都是從太湖汲取。每當我沿太湖景觀大道驅車時，我總會在太湖取水口放慢車速。我看著浩渺煙波上的取水口，彷彿能感到一種生命的能量，通過管道注入我的身體，注入整個世界，給世界以力量和生機，給我以切切實實的活著的感覺。我無法不對太湖說謝謝！我總是向她行注目禮，把我的愛和敬意，以深情的目光向她投注。
甚至大上海，所需的生命之水，也是拜太湖所賜。 2002年，“上海正在投資建一個大泵站，還要深挖此處太湖，以便抽水。目的是引太浦河水沖上海境內蘇州河的髒水。吳江的太浦河水不僅是'春來江水綠如藍'，而且一年四季都是清澈的。以後，此地的水會更清了。太浦河是1958年挖的，當時老百姓吃了多少苦！今天成為一條蘇南最清澈的大河，不僅可以排洪，還可以成為上海的水源，不禁使人高興”。 【惠海鳴《疏浚東太湖、吳淞江、婁江》】。我小時候便熟知一句聯語“上海自來水來自海上”，據說無有下聯。且不管它是否孤對，可以肯定的是，其內容是錯誤的，毫無根據的。因為上海市的用水，都不是取自海上，而是取自太湖，以及淀山湖。
然而自古以來，人們對太湖的索取，可謂不遺餘力，甚至是不計後果。明清時期，鮎魚口、瓜涇口的洩水就已經很不暢通。因此明清兩代就對東太湖多次開浚。明代曾拆除吳江長橋南北兩灘和吳淞江口圍田及葦荻數千庫存。清代林則徐等曾開浚瓜涇港。到了清末民初，“數口之外，蘆墟高漲，近成數里，遠者十數里，湖流東趨，僅有一線”。 【《民國江南水利志》】此後，圍田和退墾之事不斷重複發生，就像盪鞦韆一樣。 1934年吳江大旱，東太湖幾乎乾涸，又圍墾數万畝。
而人民公社以後，圍湖造田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東太湖沿岸，陸地從長橋推出去數公里。對吳江松陵鎮的居民而言，原本太湖的濤音是如在枕畔，後來就遠在了天邊。
歷朝對蠶食太湖的做法鬆鬆緊緊，屢禁不止。其實，太湖洩水問題的重要性，歷朝歷代政府都非常清楚。從清代到民國，都有永禁佔水碑。 1935年，曾廢拆圍田兩萬餘畝。 1937年立鋼筋混凝土界樁，界線之外為禁墾區。惠海鳴在《疏浚東太湖、吳淞江、婁江》一文中說：“1993年我坐船去東太湖，還見過這樣的一兩根界樁。”解放後，1954年江蘇省政府仍定禁墾區為1937年所劃定的區域。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與天奮鬥，“向太湖要田”，幾近狂熱，東太湖被大肆圍墾。今天地域廣闊的“部隊農場”，當年曾經是波光粼粼的湖面。今天東太湖原界樁外，已有數万畝圍墾田，或種稻麥，或開魚池，外圍又有新的東太湖包圍圈。
東太湖之田旱潦興廢無定準，歷來有利可圖。多次重複禁止圍墾，有時實在是“飾虛文，應故事，應之而已”。不僅是吳江松陵，吳中區橫涇在此也圍墾數万畝，包括東山南面，登高而望，已不見湖面，只見魚塘。
顧炎武曾說，江南水利必先治吳淞江，“故昔之治水者，必先治吳淞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歸有光則說：“吳淞江為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歸震川《論三區賦役水利書》】海瑞在蘇州為官不過一年多時間，但他卻非常明白，“婁江、東江系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海瑞集·開吳淞江疏》】他指出，開浚吳淞江，乃“國計所關”。
江南的水患和水利，確乎大多與太湖有關。因此從古到今蘇州的治水，也都以太湖為核心。
蘇州最早關於水利的記載，見於戰國時人作的《禹貢篇》。其中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的句子。震澤，就是太湖的名字。三江的解釋，自古以來眾說紛紜。晉顧夷《吳地記》和庾伸初《揚都賦》注稱，《禹貢篇》說的三江，就是指太湖下游的吳淞江、東江和婁江。這三江的暢通與否，關乎太湖的恩惠與禍患，這一點，早在公元前21世紀就被人們清楚地認識到了。
公元前1122年，吳泰伯開瀆，後從名曰泰伯瀆，它就是今天無錫縣【舊屬蘇州地區】境內的伯瀆港。
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吳王闔閭命伍子胥築闔閭大城，也就是今天的蘇州城。伍子胥建立了水陸城門各八座，溝通了蘇州城內外河流，開創了蘇州城市水利的先例。
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吳王夫差欲圖北上爭霸，役夫開河運漕，自蘇州境經望亭、無錫至奔牛鎮達於孟河，計長170餘里。這是江南運河最早開挖段。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越國大夫范蠡伐吳，於蘇州西北開漕河轉饋。後人名曰蠡瀆、蠡湖，亦稱常昭漕河。
莊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楚春申君黃歇徙封於吳，治水淞江，導流入海。又封閉蘇州城的胥門水門和增闢葑門水門，整治城內部分河道。
秦代，始皇帝南巡至太湖地區時，從嘉興起“治陵水道到錢塘【今杭州市】通浙江”【東漢彭康《越絕書·吳地傳》】，一般認為這段陵水道就是江南運河杭嘉段的前身。
漢代，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相傳吳王劉濞為運鹽鐵，役夫循沿海古岡身內側開鑿成河，冠名鹽鐵塘。唐代在鹽鐵塘東岸築斗門、岡門，既可堰水於岡身之東灌溉高田，又可遏岡身之水倒灌危害岡西之塘浦圩田，為中國歷史上較早的高低分開治理工程。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沿太湖東緣開運河通閩越貢賦，首尾亙百餘里，接通了江南運河的蘇嘉段。
隋煬帝敕開江南運河，則是亙古以來幾乎家喻戶曉的事件。大業六年【610年】，自鎮江至杭州號稱800餘里的運河被開鑿出來，河面闊10餘丈，可通龍舟。
在長期戰亂之後，唐宋均獲得較長時期的社會安定，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經過六朝的經營，江南水利迅速發展。唐中葉安史之亂後，江浙地區圩田興盛，成為封建政權財賦的主要來源。
這一時期南方水利工程類型很多，除引水佢係外，主要有蓄水塘堰、拒咸蓄淡、濱湖圩田等形式。
唐宋時期蘇州塘堰迅速發展。元代初年著名農學家王禎說：“惟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曷水塘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灌田數十畝。”可以代表這一時期的發展水平。東南地區水利受海潮影響，形成一種可稱之為拒咸蓄淡的獨特工程形式。即採用一組閘壩建築物，抗禦海潮入侵，蓄引內河淡水灌溉。
唐代，貞元八年【792年】，蘇州刺史於GFBC2重修荻塘，開疏兩岸溝渠，以利灌溉。又於塘上廣植樹木，以便牽挽。民頌其德，易名GFBC2塘。
元和二年【807年】，蘇州刺史李素督開常熟塘，自蘇州齊門起北達常熟，長90公里，名元和塘。
元和五年【810年】，蘇州刺史王仲舒沿太湖東緣運河西側築堤為路。時鬆陵南北皆水，無路抵郡，至是北路始通。元和十一年，王仲舒又建寶帶橋。
寶曆元年【825年】，蘇州刺史白居易沿虎丘山南麓鑿渠築堤，吳人謂之白公堤，後亦稱十里山塘。
五代貞明元年【915年】，置都水營田使，主水事，募卒組織撩淺軍，專業治築堤。
隋唐時期江南水利成就最大、功效最突出的是太湖流域圩田水利。圩田一般是在濱湖區，用圩岸將其與湖水隔開。一圩往往方圓數十里。蘇州地區湖泊、河網密布，雨量豐富而又不均勻，於是產生圩田這一特定的水利類型。圩田起源較早，至唐代後期，太湖圩田已較發達。
圩田水利系統的形式是，在圩岸上建閘，引水入圩。圩內有人工開挖的形如網格狀的塘浦灌溉佢係，旱則開閘引江湖水灌溉，圩外水位過高時，則閉閘拒水，低田可自流引灌，高田借助水車提水灌溉。由於圩田瀕臨湖泊和河流，有著優越的灌溉條件，“故謂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莫過於浙右。”【《三吳水利錄·周文英書》】然而圩田也有它的水利問題。太湖流域形似淺碟，中部凹陷，排水不暢。其上游接受天目山和大茅山七十二溪來水，排水出路有東北、東和東南方向諸河道，其中以東面的吳淞江為主。但是，由於灘地圍墾和河道自然淤積，排水河道逐漸淺狹。運河纖道自南而北橫穿太湖出水路，阻遏洩水。加之海潮頂託等原因，圩田常受洪澇威脅，遂形成以排水為重點的灌溉、排水、航運、禦潮等綜合水利問題。
宋代天禧二年【1018年】，江淮發運副使張綸督知蘇州孫冕疏常昆諸浦，導太湖水入海。
天聖元年【1023年】蘇州水環太湖外塘。八月，詔兩浙轉運使徐弼、江淮發運使趙賀董其事。自市涇【今王江涇】以北，赤門【今葑門】以南，築古堤90裡，建橋18座。次年4月塘成，复良田數千頃。
景祐元年【1034年】，連年大水，良田荒蕪。知蘇州范仲淹親臨災區視察，以官糧募饑民興修水利，督浚茜涇、下張、七鴉、白茆、滸浦五大浦，使諸邑之水東南入吳淞江，東北入長江與大海。
慶曆二年【1042年】，蘇州通判李禹卿又築長堤界於太湖東緣南端，橫貫五六十里。八年，吳江知縣李向又建利往橋【即垂虹橋】，溝通松陵至平望的陸道。自此，太湖東緣形成一條南北貫通、水陸俱利的塘路，史稱吳江塘路。
至和二年【1055年】，崑山主簿邱與權重築崑山塘70裡，建橋52座。時蘇崑間均為沼澤，人舟難行。自唐代起，官民數欲築之，皆因工艱未果。工罷，邱作《至和塘記》以志紀念，並易名至和塘。
嘉祐四年【1059年】，詔置蘇州開江兵士，立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指揮。主事河道撩淺、歲修之責。
嘉祐五年，轉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常秀四州各縣官教誘受益戶自傳塍岸。塘浦大圩古制隳壞後，修士由民自辦從此推行。
熙寧二年【1069年】十二月，頒《農田水利約束》。也即農田水利法。
熙寧六年五月，杭州於潛令郟亶上書《蘇州治水六失六得》及《治田利害七論》，十一月，命郟亶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一年罷役。
元豐六年【1083年】，樞密院裁定蘇州開江兵役800人，專治浦閘。
元祐三年【1088年】，宜興人單鍔撰《吳中水利書》，議复太湖上游五堰以節水，鑿下游吳江塘路，為木橋千座，以洩太湖之水，但事不果行。
宣和元年【1119年】，立浙西諸水則碑。吳江水則碑立於垂虹橋亭北之左右，左碑為橫道碑。右碑為豎道碑，分別記錄水位及發生時間。此碑為太湖及湖東地區最早的水文測量標誌。
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監察御史任古督浚平江水道，從常熟東柵至雉浦入丁涇。開福山塘自丁涇口至高墅橋，北注長江。是年，知平江府陳正同報經戶部奏准禁止圍墾湖田，並立界碑，約束人戶。
隆興二年【1164年】七月，平江大水，浸城郭，壞廬舍，淹圩田，決堤岸。人操舟行市累數月。八月，知平江沈度，役夫浚滸浦、白茆、崔浦、黃泗、茜涇、下張、七鴉、川涉、楊林、掘浦等常昆十浦，用工300餘萬。
乾道五年【1169年】，增置平江撩湖軍民，確定太湖管轄範圍，不許人戶佃種茭菱等阻水易淤的水生植物，以暢河流。
淳熙元年【1174年】，提舉浙西常平薛元鼎督開茜涇、七鴉、下張等浦及運河。是年，平江府知府韓彥左與滸浦駐軍戚世明，組織軍民開浚滸浦港。淳熙二年，立庸田司於平江，專責蘇州的水利工程。是年，平江知府陳峴開滸浦，浚塘築堤，植柳一萬株。淳熙十三年，常平提舉羅點，以淀山湖洩水諸道為戚里豪強侵占為田，宣洩不暢，民田積水，上疏開浚，從之。民聞歡躍，不等告諭，各帶糧合夥先行開挖。積水驟退，復為良田。
嘉定十年【1217年】，知平江府趙彥肅疏錦帆涇，縱橫四出，以達運河，建橋55座，開河1190丈，計工3萬，費錢3000餘緡。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蘇州水災。宣慰使朱清喻上戶循婁江故道開浚，導水由劉家港入海，並通海運。
大德二年【1298年】，置浙西都水監庸田使司於平江路，專主水利。大德十年，行都水少監任仁發役夫大浚吳淞江下游段。
至大元年【1308年】，江浙行省督治田圍之岸，岸分五等，高止七尺五寸，低止三尺，以水與田相等，地分高下為差。此為蘇州修圩堤有統一防洪高程的開始。
天歷二年【1329年】，吳江知州孫伯恭以巨石大修吳江塘路，並相其地勢，鑿水竇百餘個，以通太湖洩水，翌年塘成，長四十餘里。後於至正六年至七年【1346年至1347年】又續建加固，表名至正石塘，由張天英撰《至正石塘記》。至正二十四年，張士誠據吳為王，起兵、民夫十萬，命左丞呂珍督浚白茆港，塹其地為港，長亙90裡，廣36丈。
封建後期農田水利建設多由地方自辦，興修普遍，而著名的大型工程則較少。成績突出的是江南地區的水利。隨著東南地區的進一步開發，海塘因而大規模興修。這一時期，是古代農田水利技術的總結時期，水利專著大量出現。除《農書》、《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外，就農田水利而言，出版了許多流域範圍的水利書。如歸有光的《三吳水利錄》、王太岳的《經渠志》和康基田的《河渠紀聞》等。
太湖地區經過歷史上長期的開發及經營，逐漸成為天下富庶之地。明代，經濟比前代更為發達。明初建都南京，經濟上直接依賴太湖地區。永樂以後遷都北京，仍然靠南方運去大批漕糧。據明代《萬曆會典》統計，成化八年【1472年】定全國漕運總數為400萬石，其中江浙地區漕糧就近200萬石。又如明天順時全國稅糧總數為2656萬石，其中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稅糧為586萬石。在七府中，漕糧和稅糧又以蘇、松二府為最多。由於太湖地區經濟地位重要，所以明代對太湖水利的治理，也頗重視。
明時太湖下游排洪幹流吳淞江淤塞嚴重，為了減少吳淞江的排泄負擔，明代在上游修建工程，減少太湖的來水。明初建都南京，蘇浙漕糧要逆長江而上，為了避免江濤之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疏浚胥溪運河，在今天的東壩處建了一座石閘，名為廣通鎮閘。又開鑿了溧水縣胭脂崗，通過胭脂河把石臼湖與秦淮河連接起來。蘇浙漕運由太湖經荊溪、胥溪，過廣通鎮閘，到固城、石臼二湖，東北入胭脂河，下秦淮河，直達南京。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江浙漕舟改由京口渡江北上，胥溪運河遂失去其重要地位。當時太湖下游水患嚴重，蘇州人吳相五引宋單鍔議上奏，認為築壩可減輕蘇鬆地區水患。單鍔的意見當時被採納，於是廢閘為壩，稱為上壩或東壩。設官吏看守，每年派溧陽、溧水民夫各四十人看守。自此宣、歙之水很少進入太湖。但壩猶低薄，水易漏洩，船隻還能越壩而過。正統六年【1441年】長江水氾漲，壩大決，蘇、常一帶遭受水災。巡撫週忱召集民工重新修築，並訂定壩規，規定極嚴，如有走漏水，淹沒蘇松田禾的，壩官吏處斬，民夫充軍十二年。
明代太湖水利由朝廷派官員主持較大的治理工程的有十多人。成績比較顯著的有永樂初夏原吉、正統間週忱、天順初崔恭、弘治間徐貫、正德嘉靖間李充嗣、隆慶時海瑞、萬曆初林應訓等人。
明洪武元年【1368年】，敕工部遣官修築蘇南海塘，南起嘉定縣界，北至劉家港。洪武九年，開浚劉家港、白茆塘及鄰近昆承湖南諸涇、至和塘等淤淺處，並置長洲、常熟、崑山三縣吐納湖海水堰壩。
永樂元年【1403年】，蘇松水患，工部尚書夏原吉奉命治水。夏棄吳淞江下游易淤段不治，而浚吳淞江南北諸浦，導水入瀏河入海。史稱“制淞入瀏”。夏又於淀山湖、泖湖眾水匯集之處，開范家浜，上接大黃浦，導水向東出海。這條水道，百餘年後，逐漸被沖大淘深，成為太湖排水主乾黃浦江。夏原吉又督浚白茆、福山、耿涇等入江港浦，導昆承、陽澄諸湖以及東北地區澇水入長江。
天順二年【1458年】，巡撫崔薛檄蘇州知府姚堂、松江通判洪景德和有關知縣等大浚吳淞江，自蘇州夏駕口，經上海白鶴江、嘉定卡家渡至莊家涇出舊長，長萬餘丈，底寬四丈。此為夏原吉治水五十餘年後的第一次復治吳淞江。
成化八年【1472年】，置蘇松水利浙江僉事，專治蘇松水利。是年，興築海塘自寶山北至劉家港兩千丈，為浙西海塘延築至蘇境之始。是年，吳縣知縣雍泰修復穹窿山廢堰，為蘇州歷史上最大的山塘。
弘治六年【1493年】，蘇州府水利通判應能主持浚治府城內河，又浚楓塘、虎丘山塘。
嘉靖二年【1523年】，工部郎中林文沛檄太倉州及崑山、吳縣、吳江三縣大興水利。開浚楊林塘，洩陽澄湖水入海。開南大虞浦，洩陽澄湖水入婁江。開光福胥江，洩太湖水入婁江。開太湖南諸婁港，導天目、嘉興諸水歸太湖。常熟縣開市河、梅李塘、福山港，導水入揚子江。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常熟知縣耿桔組織民工浚三丈浦、奚浦、鹽鐵塘等乾河，水流暢通。並以治水經驗和體會，撰成《常熟水利全書》。
崇禎八年【1635年】至十年，巡撫都御史張國維主持修葺吳江石塘全坍、半坍及續建共四千丈，並疏導長橋橋下出湖河流，重修至和塘長洲東境45裡石塘。
這些大的治水活動，花費帑銀常達幾萬、十幾萬、二十多萬兩，投入人工很可觀。頻繁的治理，反映了太湖治水的不易。
治水必須與治田相結合，這是太湖地區長期以來治水的經驗。明代比較重視圩田水利的治理。圩區水利以地方為主，以民辦為主，治理活動頻繁。在朝廷派員主持治水時，一般也督責各府縣興修圩區水利。據武同舉《江蘇水利全書》統計，明代興修太湖水利工程大小有一千多次，主要為塘浦圩區的濬河、築圩、建閘工程。這些事蹟在各地方誌中記載很多。
在唐、五代時，太湖地區圩裡已經設有圩長，每一兩年圩長率其圩之人修築堤防，浚治浦港，使低田之堤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流。明代除設有圩長外，每一行政區又設塘長，管理該區水利。
在頻繁的圩田水利建設中，圩田治理技術有了較大的進步。如在圩內築“徑滕”和“戧岸”，實行高低分級控制，可以減少洪澇損失。當時圩子麵積較小，一般為幾百畝、數十畝，為抗禦較大的洪澇災害，一些圩區衽聯圩並圩，如萬曆時耿桔在常熟就推行過。對圩岸的規格、修築方法、養護管理措施，都作了較嚴格的規定。圩內河渠、堰閘的佈置也能因地制宜。有關濬河的技術工作、組織工作也有了一套辦法，從而保證了工程的質量。明代關於圩田水利技術的論述比前代都多。如周忱、姚文灝、史鑒、金藻、呂光洵、何宜、吳詔、耿桔、陳瑚、徐光啟等，都曾論及圩田水利。萬曆三十四年耿桔所著《常熟水利全書》，則對濬河築圩技術進行了系統的總結。
明代太湖水利活動雖然頻繁，但水旱災害仍然十分嚴重。首先這與水利工作的複雜難治有關。如浚治吳淞江，明代二百七十六年，大的浚治有十一次，平均二十多年治理一次，但漸浚漸淤，週期縮短，淤積越來越嚴重。太湖洪水出路問題不能很好地解決，是水旱災害多的重要原因。其他港浦淤積也相當嚴重。明代張應武說：“宋人引清障濁之法已不可施於今，每歲所開塘浦還為潮汐之所填淤，三歲而淺，四歲而湮，五歲又復重修，亦無一勞永逸之術。”另一原因是治理沒有全面的戰略。嘉靖時沈啟在《吳江水考》中指出太湖水利的病症為“上不節，中不分，下不利”。往往是遭災後影響到國家的賦稅收了，才會派官員去進行治理。有時工程施行得很急促，達不到應有的成效。再則，明代民修小圩，堤岸單薄，民力分散，不易抗禦洪澇，容易遭到破壞，災害自然經常發生。
當然，政治的腐敗，也極大地影響了明代的水利建設。
清代康熙年間修閘，規模宏大，投入資金也巨大。康熙十年【1671年】，巡撫馬祐督浚瀏河淤道三十里，又於天妃宮建大閘一座。康熙二十年二月，巡撫慕天顏督浚白茆港，自支塘至海口四十三里，又修閘一座。共用民夫百萬，費銀四萬兩。直至四月底才竣工。康熙四十七年，總督邵穆布、巡撫於準督浚瀏河，起凝碧橋，東至袁家渡，長三十里。又建七鴉口閘於浮橋東玉皇廟前。翌年又浚白茆、福山兩港，修白茆舊閘，建福山新閘。共用銀3.5萬兩。
雍正年間投入水利的資金和力度，似也不亞於康熙大帝。雍正五年【1727年】，詔發庫銀興修江南水利，命副都統李淑德、江蘇巡撫陳時、總河齊蘇勒等大臣踏勘太湖及通江匯海河道，檄行浚治。翌年，浚瀏河、白茆二港，修理舊閘。又浚徐六涇、福山塘、七浦塘。共發官銀十二萬餘兩。雍正八年，總督尹繼善檄蘇州知府徐永佑修築吳江塘路和GFBC2塘，建大浦橋，擴建三江橋一孔為三孔。又修至和塘。移址重建瀏河天妃閘。雍正十二年春，總督高其倬檄原任蘇州知府徐永佑浚楊林塘，自蔡家灣至海口，長四千餘丈。
乾隆皇帝統治的六十餘年中，對水利的重視和投入，當然也不會遜色於其父親與祖父。江南水利也有許多大手筆。乾隆十七年【1752年】，江蘇巡撫莊有薛檄常熟、太倉等八州縣，按酌畝捐，起役浚治瀏河、福山入江河港，得旨嘉獎。是年，常熟浚三丈浦，太倉浚瀏河。乾隆二十八年，巡撫莊有薛借庫銀22萬兩，檄蘇松兩府各州縣大修水利。凡太湖出水諸口、吳淞江、婁江等入海口河道淤淺及河中有礙行洪的蘆葦魚簖，盡數剷除。並加培圩岸，改移閘座。翌年三月工畢。乾隆三十五年九月，巡撫薩載督浚白茆、徐六涇兩入江河道。白茆自支塘至滾水壩，長6500餘丈。徐六涇自陳盪至田家壩，長5900餘丈。兩河因滾壩已坍，增築裹頭，以束潮水。十一月竣工，借官銀16萬兩。
乾隆年間蘇州府所立的一塊石碑，今天還能在山塘街邊看到它。它確鑿記錄了一個兩百多年前由民間力量促使政府注重環保的事件，非常有意思。當時，山塘一帶開設了很多染坊，河水受到了很大的污染。乾隆二年【1737年】，蘇州城裡108個民間人士聯名上書，強烈要求政府關閉污染嚴重的染坊，並最終取得勝利。蘇州府於是發布“永禁虎丘開設染坊污染河道”的文告。文告中還明確劃出了禁開染坊的地段。勒石立碑，立於山塘河旁。
嘉慶道光年間，雖然國家開始出現頹勢，但治水仍為各級政府主要工作。嘉慶二年【1797年】，巡撫費淳、太倉知州鰲圖役夫浚治瀏河，起新造橋，至石家塘口，工長萬丈，面寬十二丈至十五丈不等。借支庫銀近八萬兩。嘉慶二十三年，巡撫陳桂生檄蘇松太道候補道唐仲冕督浚吳淞江黃渡至萬安橋段，長萬餘丈，並浚治上源龐山湖等處。借庫銀近三十萬兩，由長洲等十六州縣各按歲徵糧額分兩年攤徵。
道光四年【1824年】江蘇按察使林則徐總辦江浙水利，浚治太湖諸出水婁港和龐山湖沙淤，令東注之水通暢無滯。道光七年九月，巡撫陶澍檄署巡道陳鑾組織上海、元和、吳江等十縣民工分段浚吳淞江下游段，再裁彎取直，工長萬餘丈。次年二月工竣，計用銀三十萬兩。道光十年，太湖同知劉鴻翔役夫浚治大缺口，長千餘丈，及附近支河兩千餘丈。用銀一萬五千兩，由地方紳士捐款。道光十四年三月，總督陶澍、巡撫林則徐借款13.4萬餘兩，督浚瀏河，起吳家墳港至白家石基東止，長八千餘丈。又建滾水涵洞石壩一道，至八月完工。所借款項由長洲等十四州縣分八年按畝攤繳還。同年三月，官民捐挑白茆港及徐六涇，以工代賑，五月工竣。又建白茆老新閘。共用銀十二萬兩。道光十五年春，太倉知州李正鼎、鎮洋知縣孔紹顯以瀏河工程餘款近四萬兩，組織民工挑浚七浦塘沙溪至浮橋段，工長五千餘丈，及浚太倉楊林塘和吳江瓜涇港。
大清帝國到了同光年間，已是江河日下，呈現出落日之相。國力衰敗，水患似虎如狼。各級政府在水利上的投入，雖然看似不遜前朝，但依然努力，與清政府的苟延殘喘相對應。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巡撫郭伯蔭役夫督浚瀏河浮橋以下段八千丈，又重修瀏河天妃閘，翌年正月完工，共用銀十七萬兩，由蘇松太十六州縣按畝攤徵歸還。同治七年冬，巡撫西日昌役夫督浚白茆塘，自王家莊至土塘內止，工長六千丈，並移建石閘至蘇常石閘之東，翌年正月工竣，又挑南鹽鐵塘兩百餘丈，共用銀七萬兩。由常熟、吳縣、無錫、江陰等七縣分三年按成攤徵歸還。同治十年，成立了蘇城水利局，總辦蘇屬水利工程，由藩臬兩司及蘇松太道主持其事，嗣委候補道一人。是年蘇城水利局動用庫存水利經費，大興水利，浚太湖婁港29處，計萬餘丈。又浚楊林、七浦入江港浦八千餘丈。並以機器船挖浚泖湖、攔路港三十餘里、吳淞江下游段七百餘丈。人工浚吳淞江下段近萬丈。又修吳江震澤水竇百個，等水利工程。修建橋樑五十餘座。共用銀近三十萬兩。同治十二年，蘇城水利局總辦藩司應寶時主持浚治瓜涇分水港，又建瓜涇橋導太湖水注入吳淞江。並立碑記於分水墩上。光緒三年【1877年】春，浚蘇州護城河，自渡僧橋至大日暉橋。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巡撫剛毅組織營勇、民夫大浚吳淞江，自四江口至新閘大王廟止，長萬餘丈。次年三月竣工，共用銀十六萬餘兩。光緒二十四年，江蘇即補道錢志澄役夫浚瀏河，由司道庫蘇滬兩厘局借支銀十萬兩，由蘇松太16州分四年攤徵歸款。
民國的治水，可見工業化和現代組織、現代科技的端倪。民國四年【1915年】二月，瀏河工程動工。起太平港，至小塘子止，長近六千丈，四月完工。九月，江南水利局調撥了挖泥機船，機浚瀏河口外段六百餘丈。民國九年，設督辦蘇浙太湖水利工程局於蘇州，同時組織蘇浙水利聯合會，籌措太湖水利。民國十六年三月，撤督辦蘇浙太湖水利工程局及江南水利局，改設太湖流域水利工程處，處長沈百先。民國二十二年，全國建設委員會圍墾吳江縣境內的龐山湖。施工三年，於1936年建成三個耕作區。共有耕地8500百畝、魚池400畝。排灌設施全部機械化。民國二十五年元月，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在常熟縣東張鄉舉行白茆閘開工典禮。白茆閘系現代鋼筋混凝土結構，由湯傳新工程師設計，孔祥熙和省府要員及地方紳士等約三百人出席開工典禮。同年八月，白茆閘竣工。閘分五孔，每孔寬7.46米，共澆築混凝土3700余立方米，投入資金20餘萬元。民國二十六年，江蘇省政府因東太湖底日趨淤墊，居民圍墾，有礙蓄水，會同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勘定湖邊界線，樹立六米長水泥界樁二百多根，稱為禁墾線，以垂永久，而杜盲目圍湖墾殖。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生產力未出現革命性的變革，農田水利工程的規模、形式以及勘測、設計、施工技術和水利管理水平，雖歷代都有改進，但始終未能出現更大的突破。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水利也有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先進的社會制度下，我國水利事業才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向前發展，開創了我國水利的新篇章。
1949年11月，蘇州專署在生產建設處水利科的基礎上，擴充成立蘇州專署水利局。 12月，蘇南區召開第一次水利工作會議。會議確定1950年水利工作方針任務和具體要求：以防洪排澇為主，在災區結合工賑，以修復江堤海塘、沿江水閘，並動員群眾普遍整修內河圩堤，丘陵地區倡導開塘築壩，以減輕水患。各專區建設處長及沿江沿海受災較重縣的代表共50餘人出席了這次會議。
1950年1月，常熟、太倉兩縣分別成立海塘工務所，由本縣縣長兼任主任，負責整修轄區內的江堤海塘。工程所需材料，均由專署水利局供給。吳江、吳縣、崑山及常熟四縣，同時成立低田复圩工程處，由本縣正、副縣長兼主任。按照“民圩民修、工賑補糧、按畝攤方、按勞出力、按方給資”的政策，政府撥糧，以工代賑，發動民工修復圩堤。 7月，蘇州專署水利局調運塊石4500噸，籌備興修白茆閘，並派遣工程技術人員前往勘測。
1951年8月，遭颱風襲擊，濱湖地區風力7到8級，沿江地帶9級，暴風雨連續肆虐12小時之久。適逢七月大汛，潮位激漲，常熟東界港潮位高達5.43米。因預報及時，抗災得力，本區長達百餘公里的江堤海塘和數百萬畝低窪圩田安然度汛。
1952年，解放後蘇南區興建的第一座通江節制閘——七浦閘破土動工。閘淨寬15米，分3孔。工程由華東水利部太湖工程處負責設計施工。翌年2月竣工，國家投入資金54萬餘元。 10月，蘇州城內河道疏浚工程結束，共濬河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