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水下有紅菱，水邊蘆葦青，水底魚蝦肥……”
這首用吳儂軟語演唱的抒情歌曲曾經引發了人們對太湖多少美好的憧憬和嚮往。
在人們的心目中，所謂“人間天堂”就是用太湖水養育的那片得天獨厚秀麗富庶的土地，因為“蘇杭”正是太湖流域的精華和代表。
然而，2007年5月29日，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傳布開來：太湖大面積暴發藍藻！
事件發生於擁有“太湖佳絕處”——黿頭渚的無錫。
那天，有人擰開自來水龍頭後發現，流出的水竟然發黃且有異味——這對一向習慣享用甘美水質的無錫人來說顯然是不可忍受的，由是告急電話疾風驟雨般傳向有關部門。
隨之而來的是眾多媒體鋪天蓋地的文字和圖像新聞報導。
據統計，這是建國以來，最受國內國際關注也最有震撼力的水污染事件。
當今，環境污染的事件並不少見，為什麼太湖出現了許多水域都已司空見慣的藍藻便會引發如此強烈的震驚和反響呢？
讓我們先來翻開中國地圖看看太湖吧。
太湖位於長江三角洲，是一個大型的淡水湖泊，古來有“三萬六千頃，周圍八百里”之說，其水域面積2427.8平方公里，是我國第三大淡水湖。流域面積為36500平方公里。
對擁有960萬平方公里遼闊幅員的中國來說，太湖流域面積僅佔整個中國國土的百分之零點三七。然而，就在這塊小小的土地上，卻擁有上海、蘇州、無錫、常州、杭州、嘉興、湖州7座地級以上城市，還有崑山、常熟等二十多個縣或縣級市。根據近年的經濟數據，她所創造的GDP竟是全國的百分之十一，也就是說她的經濟能量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將近三十倍！更重要的是，影響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的民族工商業、海派文化乃至有力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也都主要發祥於此。毫不誇張地說，太湖真是中華土地上瑰寶中的瑰寶！ ——
所有人都知道這個事實，所有人都在密切關注這個不斷創造奇蹟的湖泊和她養育的土地！太湖的一舉一動一聲一息怎麼能不牽動中國的神經乃至世界的神經！
造物主是公平的。通觀整個地球，沒有哪一處山川原野江河湖海為造物主所特別鍾愛或特別鄙棄，而她的福蔭抑或災禍全取決於人們對待她的態度。
太湖也是如此。
如果你了解了太湖，通覽了太湖的水利史和發展史，那麼，你就會明白，太湖並非起始就是馴順安詳的，就是“紅泛落花通別浦，綠含芳草漫長堤”那般的美麗如畫。她甚至肆虐過，狂暴過，而她溫柔秀美惠澤子民的形像也經歷了數千年的歷練和鍛造。
從高空俯瞰，太湖很像一面有些殘缺的圓鏡。其匯水主要是發源於浙江天目山的東、西苕溪水系，蘇南茅山及蘇浙皖三省界嶺的荊溪水系，洮湖、滆湖和運河地帶的來水。水位高漲或海潮倒灌時長江之水也會湧入湖中。其出水主要是經太浦河、吳淞江、黃浦江、胥江、望虞河、梁溪河、京杭大運河等河道流入長江，東流入海。太湖地區整體地形是四周略高，中間稍低，如此碟狀地形給太湖帶來了排泄不暢的弊端。太湖流域西部，北依茅山，南屏天目山，地勢高亢，河流大都源短流急，因而往往大雨所至山洪即發，若遇久旱又溪澗絕流。流域東南部則地勢低窪，有些地方甚至低於太湖平均水位，而沿江海的岡身地帶卻又高出周圍地面，高處易旱，低處病澇。流域東部及東南部瀕臨東海，又處於季風地帶，易受海潮襲擊。
這一切注定了：太湖的子民並非得天獨厚，必須以代代不息的治水來求取自己的生存、發展、幸福和榮光。
其實，長期以來太湖一直是被人忽視的，在人們的心目中她只是一片帶有詭異色彩的人跡罕至之地。 《山海經·海內東經》稱：“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在吳西。”《易傳》說“震為雷”，所以吳承仕先生斷定，這片雷神出沒的神秘水域就是震澤，也就是太湖。
神話往往是現實的反映。 “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僅觀這些字面色彩就不難想像，當時的太湖是多麼神秘、蠻荒甚至令人恐懼。無怪乎，在中原文明已經高度發展的年代，這裡的生民還斷發文身，純然過著“野蠻人”的生活。
最早對太湖進行治理的是大禹。
《史記·夏本紀》稱，大禹奉舜帝之命治水，改變了他父親鯀一味以堵禦水的失敗做法，鑿關隘，挖渠道，將洪水導入江河，匯流入海。他終日不辭勞苦，翻山越嶺，查看洪水流勢，“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頭戴箬帽，手執鍁鍬，與百姓一起挖土、挑石，在外治水十三年，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門而不入。在治理洪水的過程中，他已經開始採用測量手段，“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並且使用了車、船、橇等多種運載工具。
據傳大禹為了整治太湖水患登上禹期山頂峰，查看太湖周邊山川水系。經過一番實地考察後，他認為要治理好太湖水患，就必須在太湖東面開通三條江，以排洪水。於是“鑿斷阜隔，流為三江，東入於海，而震澤始定”。 “三江”指的是婁江、吳淞江、東江，古代太湖下游導水出海的三條乾河。
清代詩人秦瀛有一首吟詠太湖的詩：“門束太湖水，危湍獨一拳。山曾經禹鑿，石不受秦鞭。日落黿鼉渚，秋高雁鶩天。目窮三萬頃，好放洞庭船。”詩中涉及一則民間傳說：無錫的五里湖與太湖之間，原先被南犢山、中犢山和北犢山組成的筆架山隔開。遇到旱年，太湖水進不了五里湖；遇到水年，五里湖水排不進太湖。人民連年遭災，苦不堪言。夏禹在治理太湖時，把筆架山的兩個低窪處鑿開，形成獨山門和浦嶺門兩條通道，五里湖從此才與太湖連通。
傳說中江陰夏港河也是大禹率眾開挖的。
大禹不僅疏通了湖水入海的通道，而且“盡力乎溝洫”，率先民開墾土地，使太湖流域的農業有了最先的雛形。
另一個至今仍然廣受讚頌的名字是泰伯。
泰伯是商代晚期週部落首領古公亶父的長子，按照當時的規則，他是法定繼承人。但是古公亶父認為三子季歷的兒子昌很有才具，出於振興王業的目的，想要傳位給季歷。泰伯為了使父親的意願得以實現，和二弟仲雍假託入山採藥，率領部分週人向東南遷徙，最後定居於太湖之濱的無錫梅里，並建立吳國。
當時的太湖流域尚處在蒙昧時期，由於常年水澇不斷，生存條件惡劣，被鄙夷地稱為荊蠻之地。泰伯奔吳後，意識到要開化這片土地，改善生民生活，首先得從治理太湖流域的水患著手。於是，他利用自己掌握的中原水利經驗和技術，組織人民開鑿了一條與太湖相通的江南最早的人工運河——“穿伯瀆以備旱澇”。這條河開鑿於公元前1122年，從現今無錫市區清名橋外原有河道開始，向東經梅村、鴻聲、甘露、蕩口入鵝真盪，間接與太湖相通，用於灌溉和水運，全長二十五公里。後人為了紀念他，將這條河命名為泰伯瀆，簡稱伯瀆。幾乎同時開挖的還有伯瀆河兩側的九條小涇。一瀆九涇的開鑿大大提高了太湖流域抵禦旱澇災害的能力，使人民世受其利。在此基礎上，泰伯和仲雍教民習禮、識字、耕織，使這塊斷發文身的荊蠻之地開始接受中原農耕文明，又與太湖流域土著居民文化相結合，成為吳文化的濫觴。
偏居東南避開中原戰亂的吳國踽踽獨行五百多年後，由於太湖的養育，到春秋後期國力已經大大增強，不但結束了與諸侯不通音訊的狀態，還產生了圖謀霸業的野心，而行動的付諸實施也是從進一步完善太湖流域的水繫著手。
富國強民，交通為先。為了打通與外界的航道，吳王闔閭接受伍子胥的建議開挖了胥溪。這條河穿越茅山西南丘陵，跨越分水嶺嶺脊，由蕪湖直達太湖，溝通了太湖和青弋江兩大流域，使山脊以西的固城湖、石臼湖、丹陽湖、金陵江、宣溪、歙溪與山脊以東的荊溪、太湖相連，東可經荊溪入太湖，西可經蕪湖入長江。由於胥溪運河附近地勢西高東低，落差較大，為了保證通航，施工人員在十五六里長的河身上築了五道堰，逐段阻流蓄水。這樣，太湖地區的船隻便可溯胥溪，經固城、石臼、丹陽諸湖，由蕪湖或姑熟西出長江，不但縮短了航程，還能避免長江風浪之險。
公元前495年，闔閭的兒子夫差登上王位不久，就迫不及待地開挖江南河，目的是輸送兵員和糧草，為北上爭霸做準備。這條河從今天的蘇州經望亭、無錫、常州，至奔牛接孟河，於小河口入長江，使太湖與長江之間增加了一條溝通途徑。日後這條河成為京杭大運河的一部分，是江南運河最早開掘的一段。夫差的軍事野心不久便隨著國破身亡風流雲散，而江南河卻拉近了太湖流域與黃河流域的距離，把江南和中原大地更為緊密地纏繞在一起。
在太湖流域，紀念春申君黃歇的地名之多令人驚訝。吳縣黃埭等地的百姓都立廟紀念他，黃埭、申港、黃田港、黃浦江、上海的簡稱“申”，無錫錫惠公園的黃公澗，文天祥被元軍軟禁的黃埠墩，都與其有關。此外，還有許多毫不起眼的村莊竟然也都以他而名世。 “聞說春申內有莊，村南村北盡垂楊”——如此詩句足以說明黃歇在這裡的地位和名望了。
作為楚國的貴族，黃歇憑什麼在吳越之地受到如此尊崇呢？
原因還在於太湖。
人所共知，黃歇是戰國四公子之一，年輕時遊歷四方，博學強記，且善交天下名士，門下食客常有三千人之眾。黃歇先事楚頃襄王，任左徒。後來陪同楚太子完入質於秦，設法幫助楚太子完逃回楚國，而自己則留在秦國以掩護。楚太子完歸國後繼位，為楚考烈王。黃歇又助楚考烈王北伐而滅魯，聯六國合縱以攻秦，使楚國一時逞強，得江東之地。楚考烈王十五年，黃歇被徙封江東，且以吳墟古城為都邑，在舜柯山北麓築城池，稱黃城，又在現今無錫市城中公園一帶設立行宮。
春申君雖然才幹超人，但在政治上並無可圈可點的大作為，真正使他名留青史的卻是徙封江東後主持的水利建設。
春申君來江東後，即開始對太湖流域的水系進行調理。他修建西龍尾陵道，以便交通；治理芙蓉湖，以止水患；疏浚笠澤出水，以通黃浦江；開闢五瀉河、三水港以及後來的江南運河相連的人工渠道申港，以利於航行與灌溉；他還在今天的江陰置閘，調節江水進出，人稱黃田港。
北宋名相王安石有詩描繪他見到的黃田港：“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這不過王安石目睹的一個縮影，其實由於黃歇的建設，由於調理好了太湖水係與長江的關係，當時太湖流域的環境處處都得到了改善，也初步具備了豐衣足食且商賈雲集的繁華景象。
太湖子民是懂得感恩的，太湖子民尤其懂得感謝那些實實在在造福一方的人。這裡雖然出現過那麼多如雷貫耳的名家名士，但如黃歇這般受到廣為推崇的例子則並不多見。可能連春申君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孜孜以求的政治抱負和“門下食客常三千人”的盛況不過是過眼煙雲，而並不為史書所樂道的太湖水利建設，才真正鑄造了他輝煌的成就和至今不衰的價值。
與奔騰的長江和咆哮的黃河相比，太湖的秉性是溫婉靜謐的。在中華歷史上，很少有人將那些氣壯山河的大事件與太湖相聯繫，而引發人們壯懷激烈的豪言壯語也很少用太湖為說辭。太湖那三萬六千頃的柔水似乎就喜歡潛潛隱隱，也樂於在平和安詳的年代裡靜悄悄潤澤她懷抱的子民。
在春申君之後，太湖和其他地方一樣，經歷了中央一統的秦王朝和漢王朝。秦始皇嬴政和漢武帝劉徹都是好大喜功且嗜戰成癖的人。他們開風氣的這兩個朝代雖然有著很高的生產力和工程技術能力，但由於致力於以中原地區為重點的文治武功，對非核心之地的太湖流域並不很放在心上。這期間，太湖流域雖然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但真正能夠造福於民的則寥寥無幾。例如，秦始皇曾派遣赭衣徒三千人鑿破丹徒長隴，在今天鎮江和丹陽境內開掘了一條運河，使水北注於江，又開鑿了江南運河的嘉興至杭州段。但秦始皇開河的目的是為了東巡，並非為調理水系，所以開鑿的運河粗糙簡陋，尤其是京口到曲阿段流經寧鎮丘陵東側的陷落地帶，地勢較高，河流易於乾涸，故而常患水量不足，以致成為通航的難關。而在整個西漢年代，較有規模的也只是漢武帝開掘了蘇州至嘉興的河道以及皇朝末期郡議曹華信於錢塘縣東面一里許修建了防海塘，以御海潮侵襲。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中原地區陷入了戰爭和動亂，而偏於一隅的太湖流域因未涉及戰事反而獲得了水利建設和經濟發展大提速的巨大契機，時長二百七十餘年。這期間，黃河流域的戰亂迫使大批北人避亂南遷，來到社會環境相對穩定、自然條件相對優越的江南。勞動人手大量擁入，衣食需求日益增長，加快了南方的開發進程，水利業也蓬勃興起。從流域西部的山區到東海之濱，水利設施隨處可見，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不計其數，出現了“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的水利大建設的局面。
東吳之盛為一時矚目，其政權也維持了五十九年之久。常人以為是有了周瑜、陸遜等名將的多謀善戰和精於管理，其實真正支撐他們的是太湖水利灌溉下的發達農業。東晉及宋齊梁頻繁改朝換代，卻從未為維持政權的軍政費用而困厄拮据，也是因為太湖流域的農田經濟得到水利事業的保障。到了梁代，太湖東南的海虞縣“高鄉瀕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資灌溉，而旱無憂；低鄉田皆築圩，足以御水，而澇亦不患”，故而海虞縣在大同六年被改名為常熟縣。當時的吳地“一歲熟稔，或數郡忘飢”——這都得益於太湖流域的治水之功。
然而，過度的開發和過度的功利也會造成隱患。
在這一時期，水患問題開始暴露。民間傳說，太湖的黿頭渚原是一隻活黿，常常興風作浪製造災害。後來，人們在黿的頭部造了一座燈塔，塗上紅色，象徵燒紅的鐵釘，把黿頭牢牢地釘住，方才制止了它的興妖作怪。這明顯是一起冤案：太湖水患並非緣於風浪，燈塔也沒有能製止水患的發生。
太湖水患源自洪澇，洪澇是因為排水不暢，而排水不暢則是由於人為因素加劇的。人類傲慢地以大自然的改造者自居，其實對於自然規律知之甚少，往往在缺乏充分認識時便貿然行動，為了眼前利益任意改變自然界的面貌，從而種下殃及子孫的長遠禍根。古代太湖下游的入海河道主要為婁江、松江和東江。從春秋時期開始人們便在淀泖湖群區圍田。將沮洳澤國改造為良田沃土本是低窪地區發展農業的有效手段，但圩田的日益增加卻使河道的流型和流量發生變化，導致東江逐漸萎縮壅塞。及至南朝初年，部分水流已須向北經松江外洩。另一方面，自從胥溪運河開通以來，每逢汛期，青弋江和水陽江便西水東流注入太湖，進一步加重太湖的洩洪負擔。溫婉靜謐的母親湖終於按捺不住，開始發作了。宣洩不暢造成了“松江滬瀆壅噎不利”的局面，上游的吳興郡因此“處處湧溢，浸漬成災”。如果說過去太湖兒女的治水活動主要是為了對付不利的自然環境，那麼，從今而後他們就需要以更多的精力來應付人類行為造成的不良後果了。
不同於掌控著一統天下的秦皇漢武，六朝統治者只有江南一隅作為基業，太湖水患威脅的不僅是農田，而且是國本，他們不敢有絲毫輕忽。為了防止湖水漫溢，東吳君主孫休修築了青塘，堤長數十里，沿太湖南緣向東北方延伸。
青塘雖然使湖水漫溢受到遏制，上游來水仍可造成威脅。到南北朝的宋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上奏疏匯報：“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土多汙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民間的有識之士也開始為減少水潦災害出謀獻策，州民姚嶠建議“從武康GFBC1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這一計劃是想利用德清縣東的GFBC1溪開鑿直通谷水的河渠，以減輕太湖的負擔，可惜未能成功實施。
這一時期的治理中也頗多成功範例，成效的取得則是因為尊重自然規律因地制宜地行事。太湖流域西部，今天蘇浙二省的丹陽、金壇、溧陽、宜興、餘杭、安吉、吳興、長興等縣境內，多為丘陵山地。由於落差大，河流大都短而湍急，流量也大。因而多雨時易發洪災，少雨時又苦於缺水，對農業生產非常不利。魏晉南北朝時，人們根據地貌特點修築了許多大小不等的陂塘，用以蓄洪抗旱。陂塘的優點在於“決洩任意，高下在心”，便於控制。當時“承陂之家，處處而是”。其中最著名的當數練塘、荻塘、吳塘和新豐塘。
練塘位於曲阿西北，又名練湖、曲阿後湖、開家湖，修建於西晉末年。當時陳敏據有江東，為了聚斂財賦對抗朝廷，命令民眾“務修耕績”。他派自己的弟弟陳諧主持，遏馬林溪築練塘，建成周長四十餘里的蓄水陂，承水面積達一百多平方裡，可以灌溉曲阿、延陵二縣的農田。唐代李華的《練湖頌序》寫道：“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菇蒲菱芡之多，龜魚螺鱉之產，饜飫江淮，膏潤數州。”可見它對太湖流城西部的農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如此，練湖之水還起到了補充江南運河水量以利航行的作用。
新豐塘是晉元帝太興四年晉陵內史張闓所立。舊時的晉陵地廣人稀，而且很少陂渠。東晉初年“晉陵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張闓於是興建了曲阿新豐塘。新豐塘建成後可以“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
南朝宋元嘉十三年，餘杭令劉道錫主持修復了“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的南湖，他“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是邑獲全”。南湖修復後，天目山區“蓄洩得宜，高下咸熟”，“三郡咸被其澤，數百年稱東南一大利藪”。
南朝疏鑿的還有今天長興縣西南的西湖，今天湖州市的吳興塘，此外還有一些有志可稽的小型塘堰。
這一時期太湖流域農業經濟快速發展的另一重要保障是海塘。為了防止海潮侵襲，東晉咸和年間，吳國內史虞潭主持在今天上海附近修築了滬瀆壘，明末大學者顧炎武認為，這是最早的江南海塘。
六朝政權投入最多人力物力的水利建設是運河的開掘和整治，雖然未必與農業直接相關，意義之重大卻絕不因此稍減。
從三國時孫權定都建業開始，江南運河便擔負起漕運吳會物資以供京師的任務，東吳政權於是著手對其加以整治，經過東吳整治以後，“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太湖與長江之間的通聯愈加順暢。西晉末年，為了確保北段運道的暢通，又開練湖為水櫃，調節運河的水量；東晉初又於京口立丁卯埭，從而使江南運河成為東晉和南朝太湖流域的水上交通主幹。丁卯埭是江南運河上最早的的堰閘之一，建造時間相近的還有杭州東南錢塘江邊的柳浦埭。這兩座堰閘分別位於運河與長江、錢塘江的交界口上，阻遏了江潮對運河水位的影響，防止了河水的流失，明顯改善了航運條件。
不同於江南運河，胥溪運河在魏晉南北朝時主要用於澆灌農田，航運地位並不重要，這是因為當時在建康與江南運河之間開鑿了破崗瀆，從三吳地區西出長江皆走此線的緣故。
連接秦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的破崗瀆，是位於太湖地區西部的又一條跨流域運河。東吳、東晉和宋、齊、梁、陳皆定都建康，然而建康所在的寧鎮丘陵物產並不豐饒，建都之後隨著人口增多和消費需求增長，糧食及其他物資均需三吳供給。陸路運輸因長途跋涉費用昂貴，水路運輸則必須從江南運河出京口溯長江西上，京口至建康段的長江江面遼闊風浪險惡，船隻常遭不測。於是，孫權於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旨在溝通秦淮河與江南運河，以便吳會船舶由此進入京師，而免蹈長江之險。
句容中道原是茅山北麓的一條陸路，沿途崗巒相連，所以開為運河後取名破崗瀆。破崗瀆河身陡峭，需要蓄水才能通航，故而在方山以東立有十四埭以蓄水，“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過埭時又必須藉助牛力或人力牽引，航程十分艱辛，況且一埭受阻，便全線不通。為了提高河道水位，確保首都與三吳交通的暢通，梁代曾遣沈瑀修方山埭，開四洪，但仍然未能很好地解決破崗瀆的水源問題。於是，只得在這條河北面再開上容瀆。上容瀆的流程雖短，然而較之破崗瀆立埭更多，更加不便。陳代於是又廢上容瀆，仍行破崗瀆。到隋文帝滅陳以後，便下詔將二瀆並廢。
破崗瀆和上容瀆是六朝政權的經濟命脈，尤其是破崗瀆，使用時間長，漕運量大，是當時太湖流域西部最重要的運河，太湖地區豐富的物產都由此源源不斷地運抵建康。由於過往船隻之多遠遠超過航道的運載能力，甚至經常發生堵船現象。
胥溪運河、破崗瀆、江南運河的開通和使用，加強了太湖流域與秦淮河流域、青弋江流域以及兩浙地區的聯繫，長江航運更使其北上中原、南下交廣、西至益州皆無艱阻之虞，通達的水運交通便利了物資流通和文化交流，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本區經濟、文化獲得巨大發展的重要前提。六朝統治者政治上乏善可陳，水利建設可算是他們為數不多的歷史貢獻之一。
隋朝建立不久，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工程開始了。隋煬帝即位後工程進度進一步加快，貫通了北起涿郡，南至揚子江的水道。大業六年十二月，他下令開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江南河繞太湖之東，從京口開始，途經曲阿、毗陵、無錫、吳郡、嘉興，到達餘杭，穿越江南最富庶的地區。實際上，這是對魏晉南朝以來的運河進行拓寬、整治與疏浚，從而大大加強通航能力和排澇、灌溉能力。
歷史是由勝利者欽定的，所以，短命皇朝的亡國之君隋煬帝的弊政和惡行理所當然地被大肆渲染，功勞則被蓄意抹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聲名最為不堪的皇帝，連大運河的開通也被說成是為了個人巡遊享樂。其實，隋朝定都長安，而八百里秦川難以全部解決京師的糧食供應，必須仰仗各地的漕運，經濟日益繁榮的江南的糧食的北運必不可少；其次，平定不久的江南地區曾經爆發大規模的反隋叛亂，統治者必須加強控制；再則，太湖流域河網交織，人民擅長造船駕舟，一旦發生戰事必有水戰，要為調遣水師作好準備。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需要才是開鑿大運河的主要動因，隋煬帝個人即使有巡遊享樂的目的，也只能是附帶的。
江南運河開鑿後成為太湖地區灌溉和航運的樞紐，在農業生產和商品交換方面作用巨大。從此，太湖流域經邗溝、通濟渠、永濟渠與廣大的中原地帶相溝通，政治聯繫大大加強，經濟、文化交流更加密切，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因而得以迅速發展，國家的大一統局面也得到又一重維繫。這一切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僅現代歷史學家對此作出了重新評價，前人詩中也曾有公允論斷：“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大唐皇朝的三百年，特別是唐初至中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治水營田事業也受到高度重視。中唐以後，北方藩鎮割據，“天下大計，仰給東南”，統治者不得不致力於南方經濟的開發，太湖地區水利施工越發頻繁，唐代宗廣德年間還在蘇嘉地區開始了大規模的屯田墾殖。有唐一代，太湖地區因治水有功而永垂青史的名臣層出不窮。
曾先後在湖州和蘇州擔任刺史的於GFBC2在水利建設方面建樹良多。貞元年間，他在荻塘的基礎上“繕完堤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後人為了紀念他，將荻塘改寫為讀音相同的GFBC2塘。 GFBC2塘保護了塘南大片農田不再遭受水淹，為太湖東南低窪農田的開墾建設創造了良好條件。元和年間，湖州刺史薛戎見荻塘“河水瀦淤逼塞，不能負舟”，又對原工程繼續加以疏浚整治，使荻塘繼續發揮出護田攔洪功能。
除去築堤外，開塘宣洩湖水也是唐朝整治太湖的重要方法。元和四年，常熟令李素開挖了雲和塘，平時用以蓄水灌溉，雨季則成為太湖水直洩長江的通道之一。
廣德年間政府開始了浙西屯田，其中的嘉興屯田規摸最大。屯田軍築塘岸，開溝洫，自太湖到東海曲折千餘里，岸上有路，河內行船，形成完整的排灌系統。元和年間，湖州刺史範傳正又沿於GFBC2修築的塘堤開掘了平望官河，更使湖水排泄和農田灌溉有了樞紐河道。
在唐代，平望、八坼之間地勢最低，是太湖向運河的洩水通道，水面寬闊，風大浪高，使江南運河中的漕船經常沉沒。元和五年，蘇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為路”，在運河西岸築成了數十里長的吳江塘路，使挽纖、行船得以避免波濤風險，塘岸兩側的農業開發也因此受益，吳江地區農業的全面發展從此奠定了基礎。王仲舒還在太湖的洩水口建造了一座橋，方便挽舟拉縴，橋長五十三孔，橋面狹長而平坦，橋中間三孔較高，旁側五十孔較低，有利於湖水宣洩和大船通航。為了籌措建橋經費，相傳他不惜捐出了自己的寶帶。後人為了紀念他，將這座橋命名為寶帶橋。不過，塘路築在吳淞江的上游，大大減少了太湖水東洩的流量，導致了吳淞江下游的淤塞。從穆宗長慶年間以後，太湖地區經常遭受水災，這固然與氣候變化等因素有關，但塘路的阻礙使得太湖水不能有效地通過吳淞江入海，及時地降低水位，也是重要原因。可見吳江塘路的負面影響也是很嚴重的。
常州刺史孟簡在水利建設上也是不遺餘力，上任伊始便對地勢水情作了一番調查研究，他發現，江南運河的奔牛至鎮江河段地勢較高，枯水期航船極易擱淺堵塞，而武進縣的西北方向缺少通江大河，加上地勢高昂，農田灌溉難以保障。於是在元和八年徵集常州郡內及附近民工十五萬餘人，對北自河莊附近長江岸、南至奔牛萬緣橋的舊河道進行拓浚貫通。工程期間孟簡親赴河岸監察。此河開成後一路貫穿了浦河、養濟河、午塘河、小橫河等十餘條河道，滾滾江水從北向南注入大運河，“灌溉沃壤四千餘頃”，提高了農作物產量。同時，漕船也可經由這條河入江，過江入北運河，分流了漕運。後人為紀念孟簡的功績，把新開通的河道稱為“孟河”，沿用至今。孟簡還在無錫開了泰伯瀆，也是利用原有的舊水道而加以全面疏浚，溉田也達千頃。宋代女詩人朱淑真有詩讚頌孟簡的功勞：“瀆因至德向遺踪，疏鑿還欽孟簡通。源自龍山千里碧，花開梅里萬家紅。”
唐代湖州地區最大的灌溉區是長興縣西南的吳城湖灌區。吳城湖又稱西湖，能溉田三千頃，但當時已經湮廢。貞元十三年，刺史於GFBC2“設堤塘以復之”，成了當地最大的水利工程。後人為紀念於GFBC2，改稱長興西湖為於公塘。到權逢吉為長興縣令時，又對西湖的水源重新進行了整頓。西湖原引方山泉水補充水源，後被豪強地主截斷，鄉民深受其苦而又不敢反對。權逢吉帶人將豪強所築的路堰開決，“仍引泉溉田”，恢復了吳城湖的原有功能。
杭州最有名的水利工程是錢塘湖，錢塘湖就是今天的西湖。唐代中期，刺史李泌在湖北造石函橋，“置水閘以洩湖水，溉田無算”。後來白居易任刺史時又築堤捍湖，設水閘，挖渠道，設溢洪道，修成人工水庫，增加了蓄水容積，完善了供水和防洪設施，既可灌溉，又可向城市供水。西湖的治理使農業生產得益極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複時，可溉五十餘頃”。杭州附近的千餘頃農田因此得免凶年。白居易離開杭州時，覺得自己為杭州百姓做的最大好事就是使他們能用湖水灌田。他在詩中說道：“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
唐末的景福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佔據宣州，被黃巢部將孫儒包圍，五月未能解。楊行密部將台蒙在胥溪河嶺脊以東河段自西向東修築土堰五道，依次為銀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和余家堰，銀林、分水兩堰節制西水東流，苦李、何家、餘家三堰蓄水行舟，目的是“拖輕舟以饋軍”，解宣州之圍。意外的收穫是，胥溪河下游地區的水患也因五堰築成得到緩解。
隋唐前期江南運河的入江口在丹徒，江對面就是今天揚州的揚子橋，江面寬有四十里。但由於鎮江附近長江主泓道的變遷，運河入江口日益被江潮挾帶的泥沙淤塞。隋唐時期揚子橋以南的江面已經積沙為洲，形狀如瓜，故而稱為瓜洲。瓜洲漸漸與江北合攏，至開元時洲上已有百姓定居，而江面則日漸狹窄，僅為二十餘里。為減少漕船在江中迂迴航行的風濤危險，潤州刺史齊瀚於開元二十五年奏請，由京口埭下直趨渡江，並在揚州南邊的瓜洲浦開伊婁河直達揚子鎮。這樣，運河的入江口在開元年間作了改變，從丹徒口移到了京口埭。京口埭是唐朝在江南運河上設置的四處堰埭之一，這些堰埭發揮了節水濟運，維持航道水深的作用，可以防止長江和錢塘江的水位變化及江潮漲落影響通航。
太湖母親是公正的，她不僅懲罰人們的愚昧行徑，對於兒女們的悉心侍奉也給予了豐厚的回報。太湖流域不再是偏遠落後地區了，已經迅速發展成富庶膏腴之地，中唐以後在全國的地位愈益飆升。文化教育、文學藝術也相應地得到長足進步，為中國文化中心的南移創造了條件。太湖地區的稻米在唐代開始北運，安史之亂以後更成為唐王朝的主要供糧依靠。蘇州、杭州、湖州、潤州、常州等城市成為地方經濟中心，這些城市的茶鹽酒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佔有相當高的比例。當時韓愈就曾指出：“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白居易也說：“當今國用，分出江南，江南諸州，蘇為最大。”唐代太湖地區在全國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似乎是巧合，在中國歷史的又一動亂年代，太湖水利建設的高潮又一次出現。其實這並非偶然，而是因為五代時期據有太湖流域地區的吳越、吳、南唐等政權都認識到，為了鞏固統治，在強敵環伺的險惡處境中求取生存，必須重視水利事業，以發展農業生產，培植國家的根本。出身貧賤的吳越國開國君主錢鏐這方面的貢獻尤其卓著。由於他治水卓有成效，民間甚至尊稱他為“海龍王”。
錢鏐是浙江臨安人，幼年貧苦，為了養家曾經參與販賣私鹽，唐末動亂給了他崛起於行伍之中的機會，先被唐昭宗封為吳王，後又被後梁太祖敕封為吳越王。吳越國轄杭州、嘉興、湖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七郡，都治設在杭州。土生土長又曾經生活於社會底層的錢鏐深知水利對農業的決定性作用，為了“富境禦敵”穩定統治，他初據兩浙便經常巡視各地，根據親自考察的結果因地制宜地經營水利。他確立了治水治田相結合、治水為治田服務的正確方針，在治下七個郡都設置了“營田司”，統一規劃、建設、管理水利事業。
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準確地判斷，三吳水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吳淞江等水道不能盡洩太湖洪水，而常熟、崑山地卑，又處於太湖下游，為行洪要道，於是對這一區域的吳淞江、瀏河及常熟、崑山之間的三十六浦通海河道進行疏導。例如崑山境內的新洋江，“本有故道，錢氏時常浚治之，號曰新洋江，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江流溉岡身”，實現了應有功能。
他又招募了七八千人，分為四部，“號曰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專司浚湖、築堤、疏河浦之職。
吳越和吳、南唐都注重農田灌溉渠道的修建，陸續開挖和疏浚的主要塘浦有梅里塘、七丫塘、茜涇、大盈浦、清水浦等數十條。一些地區塘浦的興修特別密集，如嘉興、湖州等低窪農業區，每七里左右修一縱浦，每十里左右築一橫塘，縱橫交錯，狀如棋盤，脈絡貫通，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吳越統治者又創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製度，使塘浦圩田系統的管理、加固、養護製度化。還制定了嚴格的護水法令，禁止富戶豪強獨霸水利。
南唐政權也曾全面整治陂塘堰閘，許多舊有塘陂都得以維修而重新發揮作用。如保大初重修武進縣孟瀆水門，使之恢復了功能。升元年間，丹陽縣令呂延楨對練湖進行全面疏浚整治，“築塞環岸，疏鑿斗門”，使練湖灌溉丹陽、金壇、延陵三縣近萬頃良田的功能重又發揮——旱時可以將湖水注入運河灌溉農田，澇時可以吸納周圍四十八條河流之水免其滿溢成災。練湖的修治對太湖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作用很大。
通江河流的沿江入口常常會有泥沙堵塞，影響太湖水的外洩，這一問題也是吳越當政者整治的重點。錢鏐的兒子錢傳壕在蘇州任中吳節度使時，海潮挾沙入江，淤塞港河出口，錢傳壕便命部將梅世忠為都水使，率兵募民，“設鍤港口，按時啟閉，以備旱澇”。
由於錢塘江特殊的地理環境，江潮驟漲時杭州附近各縣沿江堤塘常被沖毀，田廬常被淹沒，對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危害極大。後梁開平四年，錢鏐興修了我國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捍海塘。捍海塘建設過程中吳越工程人員創造了新的施工方法，編竹為籠，內裝石塊，積疊成堤，外打大木樁，使堤岸更加牢固。他們還用鐵幢之法修海塘在海塘邊放置鐵幢，並用鐵索串系在一起，鐵幢內側放石塊，在裡面填泥土。海塘築成後，泥沙漸積，堤岸愈益堅牢。這樣的海塘空前牢靠，此後錢塘潮患就明顯減少。
吳越地區在錢鏐的治理下政治安定，經濟繁榮，文士薈萃。史載當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米價十分低賤。南唐統治的地區同樣“野無閒田，桑無隙地”，“曠土盡闢，桑柘滿野”。隋唐五代時期本地區文學藝術方面名人輩出、佳作迭現，證明太湖流域文化之繁榮也已經不亞於中原。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不僅太湖流域的經濟發展有賴於水利事業為保障，文化藝術也是與之同步前進的。
五代時期是古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設最興盛、效果最好的時期。能取得如此成就，並不僅僅由於秉持“治國必先治水”的理念，也不僅僅憑藉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錢鏐的成功經驗在於，事前先對地勢水情進行充分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順應自然界本身的規律、針對本地區具體實際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這樣的做法足以成為後世的表率！
可惜的是，五代時期太湖水利的大好局面在吳越歸宋以後沒有能延續下去。以武將身份通過政變奪取政權的趙匡胤在製度設計上水平相當業餘，不僅軍事制度鑄成大錯，水利機構的設置也是很不合理。北宋初年廢除了都水營田使，以轉運使兼代其職掌，太湖水利失去統一領導，撩淺制度廢弛，養護管理放任自流，又為了方便漕運廢除了河道的堰閘控制，再加上自然環境變遷的影響，自唐至五代多年來建設的塘浦圩田體系多被破壞，導致太湖地區早已潛伏的水土矛盾全面爆發。尤其嚴重的是，從仁宗朝開始，豪強與農民的盲目圍墾日益加劇。貧苦農民圍圈窪地墾荒實屬迫於生計的無奈之舉，他們的舉動卻如同“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豪強劣紳圈佔湖沼濕地則純係對自然界的貪婪掠奪，這些極端利己主義者奉行的哲學是“在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於是洪水真就滔天了，而且未必等到他們身後。貪得無厭的愚蠢舉動造成水系紊亂，水流散漫，因而水旱災害不斷。據不完全統計，北宋年間太湖地區共發生較大水災二十二次，遠遠超過吳越統治時。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期內，蘇、湖、常、秀諸州的低窪地區洪澇經常肆虐。誠如蘇軾所言：此乃“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
南宋時圍湖造田之風更甚，蘇、湖、常、秀四州修築圩田、壩田達一千四百八十九處之多。這些情況在元代同樣存在。由於圍田和水利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決，南宋的水旱災害又大大超過北宋，水災平均五年一次，旱災約六年一次。元代水災頻仍程度更是有過之無不及。明末顧炎武對此作過中肯的評論，他說：“宋政和以後，圍湖佔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失，於是十年之中，荒恆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
受到大自然殘酷報復後，宋元統治者終於認識到，必須下決心抓好太湖水利事業。慶曆三年，宋仁宗給包括太湖地區的兩浙等路下詔，規定將興修水利納入每年春耕前的安排之中。熙寧二年，王安石變法開始不久，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將農田水利法頒付諸路，農田水利法將官府與民間建設農田水利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迎來了水利建設的高潮，熙寧元豐時期遂成為太湖流城水利事業大發展的重要時期。徽宗宣和元年，又曾根據提舉水利農田所建議，命官吏對歷來承擔蓄水灌溉與舟楫通航的港涇湖泊進行勘測，“按其地名、丈尺、四至，並鐫之石”，作為管理保護的依據。元代頒布實行的《農桑之製》也頗有關於水利農田建設的條款。
雖然為時已晚，著手償還對於太湖水系的欠債總是有積極意義的。宋元兩朝將地方官的職責及獎懲與水利農田事業相掛鉤，有效地保證了水利建設的組織與開展。中央設置都水監等機構，以興修水利、修理河堤為職掌。宋代熙寧變法後還設農田水利使專管其事。元大德二年，在平江路設立浙西都水監庸田使，“專一修築田圍，疏濬河道。淀山等湖已有官定界畔，諸人不得似前侵占，復為民害，違者聽庸田司追斷”。泰定元年，特命行省左丞朵兒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常州、湖州、嘉興、平江、松江府水利。
宋元兩朝並在財力物力上給水利建設以一定的支持。例如北宋熙寧變法時，凡有疏導水患而開決農田時，“即以官田計其頃畝，撥還田戶，如無田可撥，即計田給直”。南宋及元代也有官方投入錢物興修水利的例子。
宋元統治者還動用軍卒來保護水利，興築工程。嘉祐四年正式組建了蘇州開江四指揮，分別為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部分，共兩千人。開江兵的建制不僅蘇州有，太湖流域其他州縣也有，職能幾乎涉及水利事業的方方面面。元代雖無開江營的建置，卻有湖兵。宋元兩朝還多次命令其他士卒參加太湖地區水利工程的建設和保衛工作。
宋元時代太湖水係比較全面徹底的浚治是在宋徽宗政和六年，由出任提舉兩浙常平的趙霖主持，總共歷時十九個月，用工達二百多萬，竣工後“二十年間並無水患”。針對吳淞江、婁江、劉家港、江南運河等河道的分別治理則相當頻繁，較大的海塘工程也有將近二十次。
由於矯正宋初對於水利的輕忽後進行了多次治理，太湖流域在宋元時期成為全國水利田最為密集的地區。
宋元時期水患的肆虐觸動了一批關心民疾時艱的知識分子，多位名垂史冊的治水專家應運而生。他們在深入研究後提出各具特點的治水方略，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在當時或後世的太湖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當中大部分還親身參與太湖水系整治，將理論付諸實踐。
描繪洞庭湖景色的名篇《岳陽樓記》的作者范仲淹，其實是太湖邊長大的蘇州人，景祐元年又出知蘇州，這雙重身份使他對太湖水利具有充分的了解。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並非空洞口號，而正是他為國計民生殫精竭慮的真實寫照。在蘇州任上他不但浚治五河，還較早地提出了全面治理太湖的方案。他在《上呂相公並呈中丞諮目》中指出：“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他主張：“今疏導者不唯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西北入於揚子之於海也。”也就是必須疏浚太湖東南流入吳淞江與西北流入長江的各條塘堰浦江，保持太湖宣洩通道的暢達。他批駁了“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日有潮來，水安得下”的錯誤認識。針對“沙因潮至，數年復塞”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御來潮，沙不能塞也”的解決辦法。范仲淹治水方略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保持太湖水系入江入海水道通暢的基本主張也很有針對性，他的“新導之河，必設諸閘”的建議後來曾得以實施並被證明十分有效。
郟亶、郟僑父子也是太湖水利史上的傑出人物。郟亶出身太倉農家，曾經送其子郟僑就學於王安石。王安石很讚賞他的水利農田之學，變法開始後便讓他擔任司農寺丞之職，不久又任提舉兩浙水利。郟亶治水方略中最值得重視的思想是將水利與農田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合為一項系統性的工程。郟亶一攬子解決太湖流域水利農田問題的治水方案規模巨大、氣魄恢弘，他的系統工程的思想方法、歷史資料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可取的。然而，正因為他的計劃規模過於宏大，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與財力，環太湖四州十縣之民將犧牲相當大的眼前利益，而長遠利益則要五年以後才能顯現出來，因而遭到各方面的責難，他的治水方略僅僅實施一年就因為“措置乖方，民多愁怨”中途而廢。他也被罷免了司農寺丞。
郟亶死後郟僑也獻過治水方略。他繼承父親綜合治理的思想方法，主張在江寧、潤州、常州分別治理湖堰港浦，將太湖水系的西北支脈直接引導入長江，同時使杭州一帶的東南支脈直接“決於浙江”，從而“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為腹內畎畝之患”。他還提出，應該把“導江開浦”與“浚涇作堓”結合起來；同時須將“置堰閘以防江潮”與“浚流以洩沙漲”結合起來。
郟亶父子的治水方略為太湖水利事業留下了一筆值得重視的遺產。
元祐年間，單鍔也曾獻其所著《吳中水利書》。單鍔是宜興人，嘉祐年間的進士，但他舉官不仕，卻終身研究水利，實地查勘太湖流域地形、水系、水情。他常獨自乘坐小舟往來於蘇州、常州、湖州的水道，奔走於太湖地區的山水之間，對一溝一瀆、一圩一壩無不周覽，並研究其地形、追溯其源流，以期充分掌握翔實資料，歷時達三十多年。後接受江寧知縣錢公輔的建議寫出此書，闡述他對太湖水患的治理思想和治理方略。單鍔全面分析了當時太湖水患的原因，主要是上游胥溪五堰的廢除使安徽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而東流太湖，大幅度增加了太湖上游的來水，而太湖下游又有吳江塘路阻塞了排水出路，“納而不吐”，使洪水滯積於太湖四周，形成洪澇。由此，他提出了“上節、中分、下利”的治理措施。單鍔的治水方略汲取了范仲淹北導東洩的基本思路，而著重開浚吳淞江上游與長塘湖、滆湖等關鍵部位的想法，卻是自己獨到的見解。時任杭州知府的蘇東坡對《吳中水利書》頗為讚賞，慨然草疏代奏於朝廷，並按照書中治理思想確定浙西水利建設的方針和措施。然而，按照書中的主張，開長塘湖和滆湖以使太湖水系西部支脈注入江南運河再導入長江，將危及佔田豪戶的利益，所以未被趙宋皇朝採納。但此書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明朝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浚吳江水門和工部侍郎週忱巡撫江南時修築溧陽兩壩，均曾參照《吳中水利書》中的意見。明、清兩代並多次將《吳中水利書》刻印出版。這部書至今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出生於松江青浦的任仁發曾在元代至元年間上疏建議開浚吳淞江，後來又著有《浙西水利議答錄》。他認為治理太湖“唯以開江、圍岸、置閘為第一義”，具體說來就是“濬河港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任仁發的治水方案吸取了范仲淹的基本思路，而又兼用了宋代水利專家趙霖的若干方法。由他在大德八年主持的開浚吳淞江故道工程，就是其“濬河港必深闊”主張的具體實踐。但因為工費浩繁，開決圍田茭葑又遭到權勢之家的竭力阻撓，他的方案在工程中並未完全實施。
此外，趙霖、吳執中、周文英等人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方案。
由於短視的統治者過分顧惜眼前利益或者屈從於既得利益階層，上述許多切實可行的治水方略被束之高閣，實在令人扼腕嘆息！眼前的小利和長遠的大益存在衝突時選擇眼前小利，少數既得利益者和社會全體成員產生矛盾時維護少數人利益。幹這種蠢事的不僅是宋元當局，這種情況也不僅發生在古代社會，圍繞太湖，類似事件屢見不鮮。
在中國歷史上，貧苦農家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算是另類，他儘管頗多為人詬病之處，但在治國方面也有一些成就。或許是沒有忘記出身之本，朱元璋非常重視農業生產，坐上龍椅之後首先著手的就是發展農業經濟。為了保障農業生產，他詔令有司：“民以水利條上者，即陳奏。”過了二十七年，又特地下旨給工部：“陂塘湖堰可蓄以備旱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他還派遣國子監太學生等前往各地督修水利。在我國的封建社會，後世君主是要凜遵祖訓的，至少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其道而行之，所以這位開國皇帝影響了整個朝代。明代諸多治水名臣的出現絕非偶然。
清皇朝立國以後，實行了“更名田”政策，又“蠲免賦稅，獎勵墾荒”以利農。對於水利事業也十分注重，多次治理包括太湖流域在內的水利設施。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時，還特意巡視諮諏太湖水利事業。
由於明清兩代統治者的重視，各地水利事業得到較大發展，太湖水係也得到多次治理。但由於缺乏全面的水利規劃，明清兩代太湖地區的水利工程往往只能收一時一方之利，難以取得長遠效果。
明初，太湖東南方向的歸海港浦“十八港”已嚴重淤斷，東北方向入江港浦“三十六浦”中，除白茆、福山、七鴉等少數大港浦外，大多也已淤淺，而古代導水入海的“三江”中，婁江、東江早已湮沒，僅剩吳淞一江。
吳淞江原長二百六十里，江南有支流九十六條，江北有支流八十三條，“深廣可敵千浦”，狹處也有二里寬。上游與太湖匯合處原本是一片水域，湖水由吳江長橋入江。然而到元末明初時，由於唐代建的吳淞塘路長期阻礙湖水下泄，泥沙和湖底沉積物已經在長橋一帶淤漲成陸，被佔為田宅和軍營，迫使吳淞江的入口向北移到只有八十米寬的瓜涇口，湖水下泄不暢，大大削弱了沖淤能力。淀泖湖群也由於圍墾而萎縮，排向吳淞江的水量減少，越發加重了這一情況。隨著海岸線逐漸向東伸展，吳淞江又不斷向東延長，延長之處均為沙塗，而且多被圍墾，水流受阻，故而淤塞嚴重，幾乎成為平陸。太湖和浙西的來水只能向北逆流。因為水勢不順，流程又遠，造成下游排水困難，洪澇災害頻繁發生。
針對這一狀況，明清時期對太湖下游進行過多次疏浚，其中最著名的工程是夏原吉的“掣淞入瀏”和開挖范家浜。
明永樂二年，太湖地區的蘇、松、嘉、湖四府水災，戶部尚書夏原吉受命治理。他親自調研，對四府地貌和水患成因作了精闢分析，認為蘇、松、嘉、湖水患“為浦港塘塞，漲溢害稼”，繼而又對吳淞江等港浦狀況分別加以剖析。他認為治水之法，“應在浚吳淞諸浦”，劉家港、白茆等港浦應大加利用，可工少效快。他採納元代周文英的主張，決定採取把太湖水南北分流的辦法，“舍吳淞，事劉家河，首開崑山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劉家河，復挑嘉定縣之顧浦，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劉家河入海”。
“掣淞入瀏”後吳淞江上游之水部分引入劉家港，使水勢更大，為減輕劉家港的負擔、有利於太湖東北水系排水，還對白茆、福山等港浦進行疏治，導昆承、陽城等諸湖之水經此出長江歸海。
夏原吉也注意到了淀泖湖群壅積不暢問題的解決，開挖大黃浦、赤雁浦、范家浜，使大黃浦之水改由范家浜北流，在今天復興島附近與吳淞江水匯合，於吳淞口入海。
夏原吉僅用一年時間就較好地解決了太湖下游長期存在的排水困難問題，後人頗多褒贊。當然也有不同意見，歸有光就指責他的做法是捨本逐末。
夏原吉確實在一段時期裡解決了太湖下游的洩水防潦問題，而且黃浦江此後日漸擴大並愈益通利，終於成為太湖流域的洩水大川，夏原吉功不可沒。但他放棄吳淞江不治，結果使吳淞江下游淤塞更為嚴重。到隆慶年間，吳淞江下游寬度已經從“掣淞入瀏”前的一百五十丈變得只存三十丈。況且，隨著黃浦江的擴大，“掣淞入瀏”這條路線也逐漸淤塞，分流吳淞江水的能力也隨之下降。
所以，從“掣淞入瀏”三十年後開始，明清兩代還對吳淞江及其他港浦進行過多次治理。
其中海瑞治水的事蹟至今為人傳頌。海瑞是廣東瓊山人，回族，為官清廉剛直，因嘉靖年間上疏批評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而聞名。隆慶年間海瑞擔任應天十府巡撫時，嘉興、吳縣、吳江、松江發生大水災，他巡視災區後，針對年荒民飢的情況，決定以工代賑，疏浚吳淞江及常熟白茆河。這一做法既使災民免於挨餓，又為抗災招來了勞動力，實屬一舉兩得。榜文發布後民工雲集，不到兩個月河工便告成，蘇州、無錫、常州河道鬱積之水由東北方向宣洩入海，災情因而解除。海瑞還曾治理芙蓉湖圩田。當時圩田雖成，但溝澮尚未配套，海瑞督率鄉民興修圩堤，疏通田間水道，增強了圩田抵禦旱澇災害的能力。四百多年來人們對大政治家張居正不用海瑞頗多非議，治水的事蹟表明，海瑞不但是諍臣而且是能臣，未能得到施展抱負的更好機會實在可惜。
崑曲《十五貫》中有一位陳腐迂闊的巡撫週忱，現實生活中的周忱卻根本不是這樣的昏官，而是水利建設尤其是圩田治理方面的功臣。週忱是江西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五年被任命為工部右侍郎，到江南地區整頓財政、總督稅糧。週忱到任第二年就主持整治芙蓉圩。無錫西北部的芙蓉圩舊時是芙蓉湖，因湖中生長芙蓉而得名，又名上湖、射貴湖、無錫湖。湖水面積原有一萬七千頃，北宋元祐年間因洩水為田，面積大為縮小。明代以前，芙蓉湖經常氾濫成災，周圍農田往往顆粒無收。週忱總結前人治理經驗，依照宋代水利專家單鍔的主張擬定方案，徵集無錫、武進等地民工，先後七次進行大規模治理。他採用“上堵下泄，化害為利”的方法，在芙蓉湖上游整修加固東壩，阻絕上水下泄，同時開疏沿江黃田港等洩水河道，加快向長江排水，有效控制水位，為湖區墾殖打下基礎。然後大範圍修築圩堤，用堅固的外圍堤岸圈成西湖芙蓉圩和東湖楊家圩兩個大圩，圩內開闢良田十萬多畝，並開渠道洩水。為防湖水或河水倒灌，又築了水閘。為防止堤內積水，還製造了排水工具——戽水機。週忱在江南二十二年，為百姓做了許多好事，在水利方面建樹尤多。在他生前百姓就建祠褒揚他的功德，芙蓉圩南端的和尚橋、惠山寺左面的聽松坊，舊時都有周忱祠。現今無錫的五中丞祠中，週忱還和海瑞、周孔教等治水有功的先賢一起受到人們的紀念。
平原治圩是農田水利建設的根本課題，明清兩代曾多次實施圩岸修治工程。農村設有塘長制、圩長制相結合的社會組織“鄉圩”，負責圩岸的修治事宜。地方官府也參與監督，經常巡視勘驗。週忱巡視蘇州時，還在每都每裡設置官車，如某處圩田被淹，則由糧長拘集官車若干輛，“督令人夫，並工車戽”。
浙西、蘇南的山丘坡地之間夾有許多窪地，僅金壇一帶，面積就達到三四十萬畝。山洪暴發時奔騰直瀉其間，水土大量流失；雨過後又涓滴無存，只有亂石、泥沙遍地狼藉。因而在明清以前大多荒蕪。山洪下泄對下游地區也是一大威脅。明清時曾採用築圩擋洪、圩內蓄水、開河建閘等方法進行治理。僅金壇一縣，就先後修建了建昌圩、都圩、長新圩、楊樹圩、大小南北圩。丹陽、溧陽、烏程、長興、歸安、臨安、餘杭也都有修建，對於防止洪災、保持水土、開墾田地發揮了巨大作用。
明清兩代在蘇、松、嘉、湖、杭諸府的海塘修建方面投入較大，共修建江南海塘九十餘次，修建浙西海塘也有九十餘次。在海塘修建技術上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技術日趨完善，塘材不斷改進，形式多種多樣。崇禎七年，松江知府方岳貢、華亭知縣張調鼎等人還首創了以石材修建海塘的先例，為後世修塘提供了經驗。
明初以金陵為都城，貢賦漕粟都由浙河運到丹陽，繼而登陸轉運，人力過於勞費。改成水運從長江溯流而上又要冒風濤之險。因而於洪武二十五年重新疏浚胥溪，並把宋代建的東壩改為石閘，更名為廣通鎮閘，設立巡檢司專職管理。鑑於河水易洩入太湖而不足，不便航行，又命崇山侯李新於胭脂崗鑿山焚石，開挖了一條河，也就是今天的溧陽天生橋河，引石臼湖之水，會秦淮入江。於是蘇松七府糧運可經東壩直達金陵，胥溪成為漕運要道。但西水東洩的弊端重又形成，蘇、常、湖三郡的水患又因此增多。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運道不再需要，便廢除廣通鎮閘，改建土壩阻止西水東洩。蘇、常、湖三郡的水患因之得到舒緩。但是，所建的土壩既低又薄，常有漫溢洩漏。正統七年，西水氾濫，土壩大決，蘇鬆一帶成為澤國。巡撫週忱徵集民夫重建土壩，名為“廣通壩”，並出榜警告：“如有漏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鄰充軍。”其後，主張恢復古道者屢次建議廢壩，但均被阻止。
嘉靖三十五年，東南沿海受到倭寇侵擾，商旅紛紛取道廣通壩以避亂。沿壩居民乘機盤剝過壩客商取利，並由於貪利而在壩東十里更築一壩，即下壩。上下兩壩相阻，西水絕不東流，蘇、常、湖三郡的水患因此緩解，而嶺脊高淳地區開墾的農田卻漸漸廢圮，圩田重新被水淹沒為湖。
明清兩代大部分時期裡，大運河都是漕運的主要通道。為確保漕運，當政者對江南運河進行過多次疏浚。對江南運河南段，多采用濬河、增闢水源、建塘築堰和開鑿涵洞等方法，以調節水量，保障灌溉和漕運。對中段多采取修繕塘岸、增建洩水涵洞等辦法，以避免氾濫。北段是明清時期治理的重點，主要採用修建河閘以調節水位、另闢河道與運河配合使用等辦法治理。道光五年後漕運改為海運，清皇朝對江南運河便不再似前重視。
明清兩代太湖流域水利的興修，不僅對農業生產起到促進作用，而且對於手工業、商業、航運業的恢復和發展，對於太湖周邊地區城市經濟的繁榮，都有重要意義。或許可以說，正是在太湖水利灌溉的沃土上，明代的江南才萌發了資本主義的幼芽。
民國時期進入近代水利建設的時代，出現了機械排灌、電力排灌、水文檢測等先進治水技術，還出現了專業水利組織和較完整的治水計劃等近代管理手段，本該是水利事業長足發展的時期。然而，由於戰禍頻仍和政治腐敗，太湖水利長期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水利設施破壞嚴重，堤防殘缺，河港淤塞，涵閘失修，塘浦水網混亂無綱，圩系零散失統，高田患旱，低田患水，洪、澇、旱交替發生，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
民國初期，一批有識之士針對太湖地區旱澇災害頻頻發生的情況，開始研究水患治理問題，成立水利研究會，從事水利情況的調查、規劃，籌擬實施方案。例如，著名教育家、水利學家胡雨人的《太湖水利建設手稿》一書，就對太湖的治水方略提出了大膽的設想和比較全面的意見。
江南地區於二十世紀初出現民族工商業萌芽，運河及其他主乾河道兩側紛紛建起工廠、商店、倉庫，河道漸窄，加上鐵路橋孔狹窄，致使河道澇時不能暢洩，旱時難以引水。民國十年和十二年發生水災，大片農田受澇，民國二十年和二十三年又分別發生澇、旱災害，迫使當局不得不重視水利建設。地方政府於是連年徵工浚治主乾河道、改造阻水嚴重的橋樑。
日軍侵占太湖流域期間，日偽政府為“清鄉”而封河築壩，破壞圩岸，河道淤塞嚴重，水旱災害愈益加劇。
在民國時期，江南運河，尤其鎮江、丹徒、丹陽境內河段是浚治重點。例如，民國二十三年大旱後，江蘇省政府曾經發行江蘇水利建設公債，辦理全省工賑以疏浚運河，當時劃江南運河為第三工賑處，又稱疏浚鎮武運河工賑處，負責實施了鎮江小閘口至無錫洛社段的運河疏浚。一些局部修浚工程則主要靠向當地士紳募捐籌資，其他河道的疏浚工程也由各地自行組織實施，部分先富起來的民族資本家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在敵後堅持抗戰的澄、武、錫三縣邊區抗敵委員會，也曾經組織農民疏濬河道。
民國時期治水的另一重點是修圩築堤。圩田是江南自然條件下的特有事物，是江南人民的智慧結晶，是適應湖泊星布、塘浦縱橫、水旱不期的環境的有效方法。當時各圩都有歲修制度，遇有圩堤潰決則由地方政府工賑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