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條河，自從有人類文字的歷史起，它便與當地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從匈奴時的狐奴河，到西晉時期的“南山谷水”，再到今天的石羊河，它孕育了一段燦爛的文明，它承載了中華河流文化的全息。
有這樣一條河，雖地處僻壤，卻總在牽動著中央政府的神經，從大漢皇帝劉徹，到共和國總理溫家寶，歷代職官，更是將大量心血用於此水的治理。
有這樣一種河，長不過千里，域不過數万平方公里，卻總能成為當地歷史的定盤星，得此水者得其地，其水安者民亦安，大匈奴帝國靠此水的洶湧而振興，沙塵暴也藉此水的枯萎而肆虐。幾線散佈於綠洲間的銀線，卻總能牽動大國的神經。
它，便是石羊河。一條用動物命名的河，充滿動感，充滿活力，更充滿歷史的滄桑。
這是一條政治之河，依托此河，西部出現了好幾個割據政權，南涼、西涼、北涼、前涼、後涼，歷史上總稱為五涼。
沒有石羊河，便沒有涼州。沒有了涼州，中國文化中，便會少了許多輝煌。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論稿》中對涼州文化給予極高評價，他說：“其文化上續漢魏兩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製度，承前啟後，繼絕扶衰。”一日本漢學家稱：“欲了解敦煌學，不了解涼州不成；欲了解絲綢之路，不了解涼州不成；欲了解中國，不了解涼州不成。”
石羊河，流淌的文化之河。它孕育出了輝煌的涼州文化，從而成為敦煌學的重要來源。鳩摩羅什背負著大乘佛教的使命，旅居涼州十多年，是石羊河的水，滋潤了他清涼的喉嚨。那清涼漸漸盪向西安，進而盪向中國，滋潤著中華大地。
石羊河承載著文明，承載著苦難，承載著血淚，承載著希望。它歷經了千年的滄桑，沐浴著歷史的煙雨，從遙遠的亙古，一直流到今天。在經歷了當代文明的洗禮之後，它將流向未來，流出新的輝煌。
石羊河養育的涼州，不僅僅是今天的甘肅涼州區。自漢朝建郡以來，“涼州”的名字換了多次，有時叫“武威”，有時叫“姑臧”，有時叫“西涼”，有時叫“前涼”……其疆域，也時大時小。最大時，把大半個甘肅都佔了，還擴延到周圍幾省，史稱“涼州大馬，橫行天下”。不過，涼州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能以其地盤的大小來衡量。要研究中國文化，你不可能繞過涼州。比如：佛教傳入中原時，涼州是最關鍵的一站，佛光西來，自此擴散，才有後來的格局；中國四大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就在涼州住過十多年，他對中國漢文化的了解，就是在涼州完成的。至今，他那個著名的焚不爛的舌頭還埋在涼州，接受著歷代過客的朝拜；要是你研究中國的建築，那就更繞不開涼州了，北京、西安等舊都城的模式，最初的源頭，就是涼州。 ……總之，中國文化的許多方面，其發祥地就在涼州。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論稿》裡，有許多相應的證據。
涼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東接蘭州，西通新疆，山脈前隔，沙漠後繞，“通一線於廣漠，控五郡之咽喉”。它南依綿延千里的天然冰庫祁連雪山，北靠黃沙茫茫的騰格里大漠，中有一長溜的綠野平川，宛若綠龍，東扭西扭，躥向新疆。
對於涼州，史書不乏溢美之詞，如贊其牧場：“地廣人稀，水草宜畜牧”；贊其重要：“兵食恆足，戰守多利”；贊其繁榮：“市廛人語殊方雜”、“人煙撲地桑柘稠”……
從石羊河上游之地的古浪峽，可以看出石羊河流域在戰略上的險要。此峽被稱為中國西部的“金關銀鎖”，最窄處寬僅數米，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於是，就留下了許多故事，比如：宋代的楊門女將，征西夏時，到古浪峽，走投無路，跳崖自盡，留下了“十二寡婦滴淚崖”的傳說。西路軍也在古浪峽跟馬家軍打過一戰，死傷慘重。這兒，只要架挺機槍，就很難過去。的確，那是條狹長的走廊，峭壁千仞，勢若蜂腰，中有小道，蜿蜒西躥。整個涼州，西邊是祁連山，東邊是騰格里和巴丹吉林兩大沙漠，中間便是地理書上的“河西走廊”。扼住了涼州，就等於扼住了絲綢之路的咽喉。
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涼州便成為絲路重鎮和經濟交流的都會，同時也決定了其深厚的文化積澱。涼州自古多安定。古謠雲：“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涼州百姓愛好和平，從不排外，能忍辱負重，講究“吃虧是福”，商賈往來，從不欺凌，漸成經濟文化重鎮，在唐代，就有“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之說。
涼州歷史悠久，據考證，原始氏族公社時期，人類就在石羊河流域活動。 4000多年前，這兒就開始使用銅器。春秋時，為西戎屬地。當週幽王寵幸褒姒，烽火戲諸侯後，攻入酆鎬之地的西戎兵中，就有涼州人的祖先。戰國後，涼州為月氏住地，後為匈奴休屠王所佔。漢時，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軍襲擊匈奴，取得勝利，河西走廊哭聲動天：“亡我祁連山，使我牲畜無繁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此後，漢武帝設河西四郡，涼州始名為“武威”，歸屬中央版圖。
相對於戰亂頻繁的中國歷史，涼州實在是個安定的角落。因為有了石羊河水的滋潤，涼州大地總是水草豐潤，民豐物博，富甲隴右。只要天年祥瑞，降下雨雪，石羊河水便總能綻出歡快的歌，即便是在元初，成吉思汗的鐵騎如熱湯潑雪一樣，把世界上許多名城夷為平地、生靈們的血淚黃河般流淌時，涼州仍是個安定的港灣。同屬河西走廊的酒泉，就被蒙古兵屠城，血如河海，頭似滾沙，據說死了40萬人。那個叫西夏的王朝，更是被蒙古人的大筆，從歷史上塗抹得一干二淨，連文書也成了稀罕物品。可是，當時作為西夏陪都的涼州卻神奇地活了下來，並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盟——由蒙古王子闊端和西藏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參加的“涼州會盟”。此前，西藏是“浪跡天涯的遊子”，此後，它正式歸屬中國版圖。薩迦班智達圓寂後，就埋在涼州的白塔寺裡。那靈塔，遂成西藏歸屬中國的重要物證了。
在石羊河溫暖的港灣里打著酣美呼嚕的涼州成了中原士人的避難所。每遇戰亂，他們便來涼州避難，像胡三省在《通鑑》注稱：“永嘉之亂，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張氏【軌】禮而用之，子孫相繼，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薈萃於涼州的士人們，留下了一筆可觀的文化財富。
這筆文化財富的歸宿有二：一是顯文化，除成為敦煌學主要來源的那部分外，還有許多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下來的古籍，其完整，其原始，其價值，不在敦煌出土的之下，有的完整程度，似乎超過了出土古籍。出土古籍中有的，這兒大多有相應抄本，而許多東西，卻是涼州獨有，如賢孝、寶卷等；二是隱文化，如民俗風情、民眾心態、人們的群體性格等。時下，最應該研究的，正是後者。
熟悉涼州的外籍人都說涼州很“怪”，是難以捉摸的“怪”——當然，本地人是見怪不怪的，千年了，也沒人詫異過這“怪”。倒是覺出了“怪”味的外地人不久便被這“怪”醃透了，進而也情不自禁地繁衍出“怪”味，染上地道的涼州氣了。
漢唐以來，許多外來民族就這樣被同化了。他們可以異常強悍地揮動金戈，驅馳鐵馬，縱橫中原大地；但一入涼州，便無聲無息地消融於石羊河流域的文化大池塘里，連個水珠兒也沒有濺起。
他們都成為地道的涼州人。
也許，他們也曾覺出過涼州的“怪”，但甚至來不及嘆息，自身便成為“怪”味的來源。
相對的安定，導致了人文薈萃，而匯集的佛道文化，又成為安定的一個文化基因。久之，石羊河流域遂形成一個文化怪圈。這個怪圈文化既有封閉性，又有包容性。其封閉性使其地域文化完全異於別處，即使佛道兩教也打上了鮮明的涼州烙印；其包容性又促使了民族的大融合。秦漢以來，這塊土地上先後有戎、翟、大胝、烏孫、羌、匈奴、鮮卑、吐蕃、回鶻、党項、蒙古、滿、回等民族，但久而久之，連一些本來獨立性很強的民族也被同化了。
在這個文化圈中，既能孕育天才的唐鍾漢簡銅奔馬，亦不乏巫婆神漢師公子，高雅的西涼樂舞，通俗的賢孝寶卷，陽剛的攻鼓子，陰柔的民間小調，皆能各得其位，各具其妙。
由於石羊河流域文化之豐富且封閉，不少學者對涼州知之甚少，即使對西域十分熟悉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在寫到涼州時也只能一筆帶過。他可以寫敦煌，寫樓蘭，寫長安，但他寫不了石羊河流域。因為進不了石羊河流域的文化圈子，即使是天才的構想，也顯得十分虛假。
千百年來，主流文化的車輪可以在中原大地甚至邊陲異域巨雷般滾動，但涼州文化怪圈卻一次次將它拒於門外。面對外來文化的一浪浪沖擊，怪圈坦然笑道：“你不可改變我。”有時，這個怪圈也會慷慨地敞開大門，但其目的不在於吸收，而在於同化。它可以開門揖“盜”，誘敵深入，而後同化。
吸收與同化的區別在於前者取其精華，剔其糟粕；同化則是“醃”，像涼州人醃菜一樣，把白菜、蘿蔔、芹菜等混在一起，撒上調料，直醃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彼此，一團和氣。其時，優點與劣勢並存，糟粕和精華共在，諸味相串，叫你很難用好壞來衡量。
在這個怪圈中，一切都被異化了，連“以戒為師”的佛教，也難倖免。你見過漢地有飲酒茹葷、娶妻生子卻被命之為“和尚”的嗎？涼州有。在涼州洪祥鄉，就有這種祖傳的行業，可娶妻生子，可茹葷飲酒，平時是俗人，發喪成和尚，誦佛經，行佛事，並沒人覺得大逆不道，老百姓只要認你，你就有生存的價值，就能以“和尚”命之。這雖是個別現象，其像徵意義卻很重大。
在石羊河流域，你幾乎找不到純粹“拿來主義”的圈外理論。這兒絕不可能如南方諸地忽而這個主義流行，忽而那個主義吃香，張口閉口，多夾生的外來名詞。
翻開歷史，每次時代浪潮在中國大地拍響時，帶給石羊河流域的，也許僅僅是漣漪。怪圈外山洪暴發，怪圈內死水微瀾。時代的呼喚總很遙遠，喚不醒沉睡的涼州人。偶有清醒者，也想振聾發聵地吼幾聲，但也許連個回音也聽不到的。不久，他定然也會在連天哈欠的感染下昏昏欲睡了。我的長篇小說《大漠祭》寫的就是這種生存狀態。石羊河流域是塊奇異的文化活化石，很有了解和研究的必要。
可以說，明清之後，石羊河流域的人的群體性格便成為歷史進程的凝滯點。這一點，可以用流傳數百年之久的賢孝、寶卷、民間小調來證明。他們可能是鉸去辮子的清朝人，甚至可在任何朝代發現他們的影子，唯獨不能安在他們頭上的，是“現代人”這個詞。
這一特點，同樣反映在石羊河的命運上，這是一條綿延了千年的西部命運之河，對它的治理，千年間大同小異，屢經周折，經歷了無數的滄桑，走過了諸多漩渦，一直陷入了歷史的泥沼之中，沒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直到進入共和國時代，它才看到了新的契機。
我們去看看那個養育了大涼州的石羊河。
出了蘭州，西行不久，有大山橫亙，地勢險要。坐在車上，你雖看不到山的陡勢，但耳膜會倏然發脹。這山，海拔3562米，是河西走廊東端的門戶，叫“烏鞘嶺”。過了這門戶，才算進了“走廊”。那一座座山，像冬眠的獾豬一樣，首尾相咬，纏綿蜿蜒，扭來竄去，不知所終。這，便是著名的祁連山脈。那“祁連”二字，據說是匈奴話“天”的意思，所以，祁連山也叫天山。
古涼州水草豐美，漢代時就是著名牧場。班固《漢書》雲：“地廣人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一過烏鞘嶺，你馬上就會發現那大片的草原。 “野闊牛羊小，天空鷹隼高”。綠毯隨地勢跌宕，牛羊在草里嬉戲，玉笛牧歌，銀溪淙淙，景色如畫，美不勝收。最惹眼的，是天祝白犛牛，它“獨此一家，別無分店”，是地道的當地特產。它的肉質鮮嫩，纖維細膩，奶中的蛋白，也明顯高於別的牛類；尾巴和纓毛曾為朝廷貢品，很是珍貴，舊時演戲，就用它做鬍鬚、蠅拂、假白髮等。再西行，穿過狹長的峽和光禿禿的山，便融入一片廣大的沃土。那近的麥浪，遠的雪山，一望無際的田野，還有那藍得能掬來洗臉的天空，會令你身心俱爽呢！
在涼州，名勝極多：如天梯山石窟，它開鑿於北涼時期，距今1500多年，早於雲崗石窟和龍門石窟，是我國早期石窟的代表。石窟開鑿之後，西域高僧曇無讖就遠道而來，學習漢語，講經傳法，並翻譯了《大集經》、《慧華經》等十多部佛經，共百餘卷，在佛教史上佔有重要位置；如海藏寺，建於宋元之間，元朝國師八思巴曾在此住錫；如磨嘴子漢墓群，因出土漢簡等大批文物而聞名於世；還有許多，不再枚舉。
涼州的出土文物中，最有名的，是銅奔馬，也叫“馬踏飛燕”、“馬超龍雀”或“天馬”。它的出土地，叫雷台，在涼州城北郊。雷台是古代祈雨的地方，黃土夯築而成，高數丈，方圓百十米，上有雷祖殿，故名。
因為涼州一向乾旱少雨，早年，便誕生了一個特殊的行業：祈雨。祈雨者多為道士，坐過靜，有所謂祖傳法術。每遇旱災，縣知事便會在萬民的攛趕之下去和道士們談判：限下時日，求下雨來，酬糧幾百石；若求不下雨，就燒死祈雨者。祈雨之地，多在雷台上。
涼州人對雷神的態度，很有意思。平素裡，也給雷神上供焚香，恭敬有加，但若是天不下雨，祈雨者就會生出一系列的法兒來整治雷神，比如，用判了符的雷碗來轟擊雷柱，逼雷神下雨。據說許多時候，雷神很是聽話，道士們也能在時限內祈下雨來。
雷台多供奉道教神靈，除雷祖殿外，還有三星殿、北斗七星殿、南斗六星殿等等，遂成涼州道教聖地。每到初一、十五，雷台湖里便人山人海，許願者、還願者、趕集者、經商者，各滿所願，熱鬧非凡。數以百計的神婆也蜂擁而至，或唱歌，或跳神，或學藝，熙熙攘攘，成為涼州獨有的景緻。
銅奔馬發現於1969年。當地農民在雷台上挖戰備地道時，發現了一個大型漢磚墓。墓中出土，十分豐富，珍貴文物，數以百計。最醒目的，便是那銅奔馬，它三足騰空，昂首嘶鳴，一足踏著飛鳥，神勢若飛，既顯示了天馬一躍千里的速度，又利用鳥的軀體擴大了著地面積，保證了馬的平衡。這馬，融入了古代涼州人的高度智慧，有精巧的藝術構思和超人的想像，先後在十多個國家展出，屢屢引起轟動。後來，被國家旅遊局定為國家旅游標志。
因為涼州土地肥沃，平坦如砥，千年的石羊河總是慷慨地向人們奉獻它清涼的乳汁，涼州是西部著名的商品糧基地之一，被譽為“涼州不涼米糧川”。其農業非灌不殖，非灌不收，水利一直是關乎民生的主要因素。歷史上自漢代設郡之後，涼州已經歷了數千年的煙雨，正如涼州賢孝中所唱：“山也空來喲水也空，山水相連到處通。朝也空來喲國也空，涼州城換過了多少主人公。”在數千年曆史演進中，那主人名字可以換來換去，換不了的，便是對石羊河水的敬畏和治理，水興則涼州興，水衰則涼州衰，百姓的安樂與社會的安定，很大程度上維繫在石羊河水上。
石羊河流域是甘肅省三大內陸河流域之一，位於河西走廊東段，在烏鞘嶺西面，祁連山北麓。東南與甘肅省白銀、蘭州兩市相連，西北毗鄰甘肅張掖市，西南緊靠青海省，東北與內蒙古接壤。它是甘肅省河西內陸河流域中人口最多、經濟較發達、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最高、用水矛盾最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最嚴重的地區。
據有關資料介紹，石羊河古名谷水，分為上、中、下三段。石羊河幹流上游，人稱雜木河，源於祁連山脈東段冷龍嶺北側的大雪山，東北流入山谷，坡陡峭，流湍急，年均流量為7.90立方米／秒，年均徑流量2.49億立方米。石羊河中游，自塔兒莊出山，入河西走廊東段，流過武威時，接納沿途沖積扇泉水，再流向東北，名石羊大河。石羊河下游，從紅崖山以北開始，現築成東西兩條幹渠，繼續東北行，最後沒入民勤縣東鎮以北的沙漠中。
石羊河水均源出祁連山東段，河係以雨水補給為主，兼有冰雪融水成分。其出山口多年平均流量為50.5立方米／秒，年徑流量15.91億立方米，6～9月占70％左右。上游祁連山區降水豐富，有64.8平方公里冰川和殘留林木，是河流的水源補給地。前山皇城灘是優良牧場，中游流經走廊平地，形成武威和永昌諸綠洲，灌溉農業發達。下游是民勤綠洲。終端湖如白亭海及青土湖等近期均已消失。全流域建成100萬立方米以上水庫15座，其中以大景峽、黃羊河、南營、西馬湖、紅崖山及金川峽等水庫較大。
在當代的行政區劃上，石羊河流域波及4市9縣【區】，分別為武威市的涼州區、民勤縣、古浪縣、天祝縣，金昌市的金川區、永昌縣，張掖市的山丹縣、肅南縣，以及白銀市的景泰縣等。流域主要行政區分屬武威、金昌兩市，武威市是以農業發展為主的地區，金昌市是我國著名的有色金屬生產基地。流域內交通方便，物產豐富，有色金屬工業及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迅速，是河西內陸河流域經濟較繁榮的地區。流域總面積4.16萬平方公里，總耕地面積625萬畝，現狀流域總人口227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5人，約為河西平均人口密度的3.4倍，流域範圍包括武威、金昌、張掖、白銀四市，其中武威市是石羊河流域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重點區域。
石羊河流域水係發源於祁連山東部冷龍嶺北坡，雪水自東向西，蜿蜒而來，組成了上游八河，即大靖河、古浪河、黃羊河、雜木河、金塔河、西營河、東大河、西大河。八水流至下游，諸溪相合，匯成主流，名為石羊。據專家資料，石羊河流域現狀水資源量為17.6億立方米，其中自產地表水資源量為15.6億立方米，與地表水不重複的地下水資源量0.99億立方米，外流域調水1.01億立方米。其特徵為：一是地表徑流年內分配不均，年際變化呈週期性，總量呈下降趨勢；二是下游民勤盆地來水逐年銳減；三是地下水超採嚴重，地下水位逐年下降。
據官方公佈的資料稱，石羊河流域屬典型的資源型缺水地區，按現有人口和耕地計，自產水資源人均755立方米，約為全國的1/3；耕地畝均270立方米，不到全國的1/6。流域現狀用水總量28.77億立方米，耗水總量20.75億立方米，水資源消耗率109%，地下水年超採4.32億立方米，現農業總用水量為24.34億立方米，佔總用水量的85.7%。由於上下游多次重複利用以及地下水的超採，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高達172%。
由於人口突增和經濟發展，來水漸少，用水增多，供需嚴重脫節，矛盾日趨尖銳，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過去的民勤綠洲，多有水草豐美、碧波蕩漾的湖泊，曾是名揚天下的駝場，養育了數以萬計的駱駝。在過去的千年裡，那茶馬古道上往來穿梭的，多是民勤——那時叫鎮番的駝隊。左宗棠收復新疆時，為其運輸軍糧的，便是民勤綠洲養育出的駱駝，它們為祖國的統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現在，那養育了千年駝隊的綠洲早就乾涸了。上游來水漸少，地下水礦化度劇增，有的地方人畜不能飲用，也不能農田灌溉，當地群眾無法生存，多有背井離鄉、淪為“生態難民”者。
時時從西部卷向東部，甚至在京城上空肆虐的黃塵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民勤被撂荒的裸露的土地。
最可怕的，卻是那風沙。黃沙蠕蠕而來，埋房屋，壓莊稼，把人的生存空間擠得越加局促了。
民勤，有可能成為第二個羅布泊。
有關專家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以下幾種：一是流域水資源先天不足，冰川資源相對承載能力弱，難以適應當代經濟的發展；二是水資源利用不協調，農業灌溉規模偏大；三是水資源管理弱，難以有效控制流域內地區和行業的用水總量；四是水資源利用效益較低；五是部分工程尚未充分發揮效益。
2001年以後，溫家寶總理多次作出批示，明確指示：“絕不能讓民勤成為第二個羅布泊，這不僅是個決心，而是一定要實現的目標。”
讓我們再把目光轉向歷史。
歷史上石羊河流域的開發多次反复，其主要開發時期是西漢、魏晉、隋唐、明清等，介於其間的五代至宋元、清代中後期再到民國，開發規模小，綠洲多退縮蕭條。
涼州是人類較早的發祥地之一。據考古發掘，早在4000多年前，涼州的祖先就在石羊河流域繁衍生息，創造了燦爛的文明。因得地利，涼州的祖先一向強悍善戰，他們的圖騰，便是蒼狼。歷史上將這一時期的涼州人祖先稱為西戎，據說西戎是西羌的一種，後來，唐朝詩人的一首詩讓“羌”這個原本生僻的字，名揚天下了，詩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許慎《說文解字》中專門解釋過這個“羌”字，“羌，西戎牧羊人也”。此羌人，歷史上便以能歌善舞揚名，後來，盛行於唐室宮廷的西涼樂舞便源於“羌”樂。
很有滑稽意味的是，“羌”這些“牧羊人”的圖騰竟然是習慣於吃羊的狼。牧人恨狼，但為何羌人竟然將狼視為自己崇拜的圖騰？這是個值得史家注意的話題。涼州人祖先一向以病死於床上為恥，以戰死於沙場為榮。 《後漢書·西羌傳》記載：“西羌……以戰死為吉利，病死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唐朝大臣柳渾故說：“戎狄，豺狼也。”
那時，石羊河或其他河流成了逐水草而居、以游牧為生的西戎除狼之外的另一個圖騰：水。對水的崇拜一直深入古涼州人的集體無意識，從敦煌出土的一些析夢書中，水的意象總是跟財富或吉祥連在一起。
西周末年，週幽王為博美人一笑，烽火戲諸侯，涼州人的祖先就會同其他夷人史稱西戎——騎著用石羊河水草養肥的大馬，一窩蜂擁向朝歌都城，把那個叫西周的名字從歷史上抹了去。那時節，祁連山雪線是歷史上的最低點，豐富的冰川提供了豐美的河水，古涼州四面綠草，河水流溢之處，總能澆出無邊的綠色。那時節，涼州人的祖先騎著大馬，趕著肥羊，傍水而居，逐草而牧；那時節，“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他們愛好和平，雖有沃野千里，而不喜干戈，除了懲治週幽王的那次行動外，他們懶得去跟所謂的中原人爭那天下之名，或是逐那廟堂之利。那時節，雪水終年流著，除了暴雨突降偶現的大水之外，最多的是涓涓細流。那終年不斷的雪水，澆出了無邊的綠洲，一直沿著河西走廊通向了西域。那石羊河，成為凝聚涼州人祖先的一個重要紐帶。正是在這個紐帶的維繫下，涼州的祖先漸漸變著名字，後來的史書上，我們常常看到那個名字——月氏。張騫出使西域時，月氏是個繞不過去的名字。
那時節，石羊河流域水草豐美的消息漸漸傳遞開來，一群群牧人來了，一個個部落來了。那時的河水充盈，草原很大；那時的大地很寬，能容下無數匹駿馬的馳騁；那時的人們愛好和平，跟自然和諧相處，人類也和諧相處。
不久，兩個更大的部落也逐水草而來，一個叫烏孫，一個便是後來壯大起來的大月氏。大月氏佔了石羊河的東岸大片原野，烏孫占據了西岸，各種勢力相安無事了許多年。
貪心源於利益。那河水帶來了大量財富的同時，也讓人們產生了貪心，於是，有歷史記載的第一次關於水的戰爭爆發了。公元前180年左右，大月氏發動自己的部落，攻向烏孫的地盤，殺其王，掠其地，奴其民，獨霸了石羊河流域。
歷史頁碼的翻動是驚人地快，從那時至今，已經逾2000年了。那祁連雪峰彷彿依舊，只是雪線在逐年上升，那流溢出無窮綠色的雪水，也在人類的約束下，漸漸變了模樣，終於稀罕了。
此後，石羊河流域開始頻繁地換著主人。那些主人們爭奪的焦點說穿了只有一個：水。
在涼州，一向有“水為財”之說。誰要是夢到水，那是很吉祥的事。水是一個永恆的主題。
當你站在嘉峪關城頭西望的時候，那被焦日曬了數千年的黑戈壁會告訴你水的重要。沒有水，這兒只是死地。於是，一首歌謠傳遍了河西走廊：“出了嘉峪關，兩眼淚汪汪。”“往前了來是戈壁灘，往後了來是嘉峪關，兩邊看是兩架山，抬起頭來是一綹天。”可見其生存環境的狹窄。
當你站在騰格里沙漠邊緣的時候，望著那黃沙如濤漸盪漸高不知所終時，你更是會明白水的珍貴。沙漠東面是蒙古，為了防止那些更強悍的漢子們來搶這塊水草豐美的地方，歷代政府都要在這兒陳列軍隊。後來，一支曾北遷蒙古的牧人就越過沙漠，將生存的範圍延伸到河西走廊，成為月氏人的新鮮血液。
那個時候，石羊河叫狐奴河。一個奇怪的名字。
公元前176年，匈奴王冒頓單于崛起於漠北，他策劃了一次重要的軍事行動。於是，匈奴騎兵輔天蓋地地壓了過來，伴隨著男子的呼喝和女子的慟哭。因為水草滋潤的原因，馬蹄沒有濺起攪天的塵埃，但血光卻追逐著月氏人。他們知道，那些匈奴，也需要膘肥體壯的馬匹，更需要鮮嫩肥美的水草，他們一直在窺視著這塊肥美的土地。當然，他們更遠窺著那個叫秦的帝國。後來，他們又將目光瞄準了大漢。那可是一塊很大的肥肉啊！那兒有漂亮的美人和華麗得叫人眼花繚亂的宮殿。攻占那塊地方，需要大量的馬匹。這馬匹，月氏有。於是，他們驅馳而來，削去敢向他們說“不”的男人的腦袋。他們佔據了祁連山，佔據了胭脂山，佔據了那流溢著無數溪流的草場。他們開始了他們自以為是的經營。
從那以後，涼州成為匈奴的牧場。在這片大地上，出現了許多匈奴的“王”。我曾在幾千年前休屠王的屬於今涼州區雙城鎮任教多年。千年後的那兒，仍是常常出現關於水的糾紛，澆水成為當地農民一年中最大的事件之一。人們常常為了爭到一點兒水打得頭破血流，更不乏以命相搏者。關於水的話題和糾紛，同樣延續了幾千年。只是，沒人知道他們所居的土地曾有個叫休屠王的。對這些官呀王呀，百姓是記不住的，他們記住的永恆話題便是：水。
是的。水。
石羊河流域成了一個獨特的歷史舞台，不同陣營不同民族的人們盡情地表演著，那主人時時更替。人們狼性大發，互相殺戮，因搶水搶地引起的殺伐聲響了幾千年。我曾在我的小說《獵原》中形像地描繪過這一情形。兩群牧人為了爭奪水源草場，不惜以喪失人性為代價。於是，我在此書“題記”稱：“在心靈的獵原上，你我都是獵物。”
千年的涼州人，千年的獵物。
匈奴佔領了石羊河流域之後，得其地利，勢力大增，迅速崛起，成為大漢王朝的心腹大患。休屠王既得佳地，貪心更生。他再也懶得去逐草游牧了，他要建立城廓，要世世代代地統治這個流域，他成為涼州第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的貪心使涼州從此有了嚴格意義上的城市。那城市是用黃土夯築的，有兩個，一個是史稱休屠王城，正在我曾教學十多年的雙城鎮轄內，一個便是涼州城。只是，那時的涼州城是另一個名字：姑臧。據說，此城南北長七里、東西長三里。
只是，休屠王不明白他屬地上的富庶是由那河水帶來的，他將他得到的一切認為是天的恩賜。當然，從天降瑞雪遂成河水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認為休屠王沒錯。
那個時候，休屠王老是祭天，他用他認為最尊貴的東西來祭天，他特製了祭天用的金人。他的祭祀，成為匈奴史上很獨特的一種治水禮儀。此後的數千年裡，祭龍王、祭水神、祭水母娘娘等諸多宗教性很強的儀式，成為涼州大地上獨特的一種治水措施。在影響當地人對水的珍惜和諸多方面，這種儀式有著獨特的效果。涼州人是不會浪費水的，誰要是浪費水，家中會發生不吉祥的事。最不吉祥的事，便是走水。
所以，我一向將關於水的諸多禮儀和習俗當成治水措施的一種，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精神文明建設”。
休屠王當然不知道，那個叫劉徹的漢子早就盯上了他。
而且，上天已經也為他安排了一個剋星，那人的名字叫霍去病。
當霍去病搶走了他的祭天金人之後，休屠王的名字便從此成為歷史。
失去石羊河流域對匈奴的打擊是致命的，那些以戰死沙場為榮的漢子們是輕易不流淚的，但這次，他們痛哭著。他們的哭聲響徹了千年，直到今天聽來，仍有種撕心裂肺的痛楚：
亡我祁連山，使我牲畜無繁息；
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失去了石羊河滋養的匈奴漢子們像中戰敗的哥薩克那樣唱著屬於自己的歌，他們就這樣沒入了歷史的最深處。他們的遠去成了一個歷史之謎。幾千年後的今天，匈牙利的數千名漢子向政府遞交了申請，要求承認他們是匈奴族。據說，他們便是唱著悲歌從石羊河流域撤出的匈奴漢子的後裔。一本叫《匈奴史》的書中記載了那些人的足跡，他們像旋風一樣捲向了歐洲，以橫掃一切的氣勢，成立了一個帝國。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繳獲了休屠王祭天金人之後，狐奴河流域正式歸入西漢版圖，被命名為“武威”。
歷史上對大漢在河西開疆設郡立縣的評價極高，這成為漢武帝“武功”之一。但歷史總是在忽略那個時候的血腥：匈奴頭如滾沙，漢兵也血成汪洋。據說，霍去病僅在奪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時，就有數以萬計的匈奴死於非命。歷朝爭奪涼州這塊寶地的代價，總是滔天的血浪。
《資治通鑑·漢記》記載：“渾邪王降漢，漢兵逐匈奴於漠北，西域道可通。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道。元鼎六年【公元111年】乃分武威、酒泉置張掖郡、敦煌郡，徙民實之。”
《史記·平準書》稱：“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田之。”
從此之後，對狐奴河流域的治理正式進入中央集權的視野。除了建郡設縣之外，西漢政府還徙民實邊、戍兵屯田。中原大地先進的屯墾引水灌田等農耕技術隨著徙民的風塵腳步進入了涼州。 《漢書·溝洫志》稱：“民皆引河、渭、山川水灌田。”從那時起，“涼州八景”中“綠野耕牧”的局面就開始形成了。
自大漢朝在涼州開始了引水灌田之後，涼州的地名大多跟水有關，如二壩、三壩、石頭溝、黃羊川、西營河等。我的家鄉的地名雖變了多次，但全跟水有關，如陳兒溝、夾河、紅湖等，附近則是新泉、劉家溝、陳家溝等，因為其地域的劃分，大多以溝為界。我任教時的雙城鎮，亦多以溝命名，如羊兒溝、高頭溝等。那個曾經有著極大的象徵意義的休屠王城，早就變得不知所終了。據歷史記載，休屠王城只存在了三百多年。但那種夯土成牆的建築方式，卻一直影響著涼州人的民居，時下仍有許多用這種方式打樁蓋房者。據說，夯土築成的樁牆要比一般用土坯砌成的結實。但無論咋個結實，歲月之水也沒有叫那休屠王城存在更多的時間。倒是那狐奴河，從匈奴誕生的年代，一直流到了今天。它的名字可以一次次變，但它的作用跟那水的分子結構一樣穩定，一直從上古流到了現在。
漢武帝建立了河西四郡之後，又在今武威市境內置四縣，即姑臧縣【城址在當今武威市城區一帶】、張掖縣【城址在今武威市張義堡一帶】、休屠縣【城址在今武威市四壩鄉三岔堡一帶】、鸞鳥縣【城址在今武威市城西北一帶】，四縣統屬武威郡。
隨著河西四郡的建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開始了一次大手筆的動作：移民。這也許是歷史上最早的最大規模的一次移民了。匈奴漢子的退出，留下了大片大片無人的豐美草原。這兒到處是一塊塊連向天際的銀白色的湖泊，清涼的雪水蜿蜒而來，澆出一大片綠洲。大片荒蕪的土地需要人耕種。新拓展的邊疆需要人守護。漢武帝大筆一揮，一大群漢子就從那時的中原匆匆而來了。
據《漢書·西域傳》記載：“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
他們不僅僅是移民，也是嚴格意義上的拓荒者，他們改變了石羊河流域的格局，完成它從游牧向農耕文明的過渡。
那時的涼州，地廣人稀，谷苞在《論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的歷史意義》一文中說：“匈奴休屠王和渾邪王在河西地區游牧時，其所部只有五萬多人。大漢雖然佔據了河西，但因屬民極少，邊疆並不穩定，更不能斷匈奴之右臂。所以，開發河西地區，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任務。其主要措施，便是實民充邊。”
那些徙民大多是當時難民，其構成較為複雜。據《漢書·地理志》記載，他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悖逆亡道，家屬徙焉”。就是說，那批大移民的人中，大多是政治犯和刑事犯，更有因為貧窮無助而被強制性遷移的。
從公元前111年開始，大漢朝開始了西部歷史上很重要的一次移民。那些風塵僕僕的漢子們從關東、中原等地走向了一個他們十分陌生的世界。那時的大涼州滿目翠綠，水窪遍地，百鳥啾鳴，風光無限。但那些漢子卻看不到他們的命運軌跡，他們或茫然，或驚喜，因為其中不乏因“謀反”面臨殺頭危險而終於逃脫了大難者。他們浩浩蕩盪，一路濺起的塵埃掩蔽了歷史的天空。他們丟下了對故土的留戀，卻丟不下他們的農具和諸多的農業知識。在農業文明的洗禮下，他們遠比那些善騎的匈奴們更懂得如何駕馭水。他們成為那個叫狐奴河的最早的真正的治理者。
他們帶著他們的家和希望，離開了那個著名的國都長安，沿著未來的絲綢之路，過天水，越蘭州，穿過古浪峽，進入了霍去病的長劍打下的那塊地方。
據《漢書·大宛列傳》記載：公元前102年，漢武帝“益發戍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狐奴河張開了寬闊的胸懷擁抱了這批來自遠方的客人，客人們也以自己豐富的水利知識回報了河水。
《漢書·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狐奴河流域的景況，稱：“自武威以西……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漢朝的開發，已不僅僅是定居於水草豐美之處養殖畜牧了，而是開始了對荒漠化地區的利用，除了遷徙大量的人口之外，朝廷還派遣了大量的士兵進行屯田。他們化劍為犁，將徵殺的戰馬當成了耕畜，用殺人的雙手握住了鋤把。他們的額頭沁出了汗水，但這汗水，已不再是為屠殺同類所流了。他們的敵人是那沉睡了千年的荒漠。他們之前，那河水隨性而流，隨意漫延，人們只是被動地跟了那四處流溢的綠色，彷彿逐臭的蚊蚋。他們的到來，使這塊土地上的人類開始真正成為主人。那流水，變成了人類手中的彩筆，可以率性地塗抹出心中的詩意了。那綠色開始滲向無邊的荒漠，狐奴河流域開始洋溢出無量的生機。據《史記·河渠書》記載：“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灌田。”《漢書·溝洫志》也記載：“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灌田。”
更為規範的是，那時的水利建設已有了明確的分工，有專門的河渠卒，從事治渠引水等事宜。其人員也為數不少，據漢簡記載：“……謹案屬丞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為梓馬田官寫涇渠乃正月酉淮陽郡。”瞧，僅僅是為疏通河道的“寫涇渠”，就有1500人之多，在地廣人稀的那時，其場面不可謂不大。
讓我們想像一下那種壯觀的場面吧。那時雖然原野遼闊，人煙稀少，但一條充溢著無數生機的溝渠還是從遙遠的狐奴河扭向茫無邊際的戈壁和荒漠，一條條漢子在揮舞著鍬，疏通著河道，他們揮汗如雨，鬥志沖天。此刻，霍去病的殺伐餘音方息，匈奴遠去的蹄聲遙遙可聞，成群的野獸們呼嘯著來去，它們睜圓了驚詫的眼睛望著大地上那巨大的龍，它們顯然還不習慣這群陌生的客人。過去，這種喧囂的場面只是在戰爭中出現，一群揮汗如雨的漢子舞刀殺向另一群同樣揮汗如雨的漢子，吼聲震天，血流遍地。但此刻，那閃爍的銀亮不是刀戈而是鋤鍬了。我很喜歡這種場面。我想，人類中最壯觀的應該是這種場面，而不是那種硝煙瀰漫的戰場。
這是涼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開發，而且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開發。漢武帝採取了六條重大措施：修長城，築寨垣，設亭障，移民實邊，戍兵屯田，大興水利。可耕之地迅速得以墾闢，農業區域迅速擴大，農業生產迅速發展。那時的開發很是規範，由國家設置專門的田官，用來管理農業生產。政府採取了誰開發誰得益的政策，先由國家供應相關的生活用品和農具，漸漸達到了自給。除了興修水利、鑿渠灌溉之外，移民們還將農業發達地區的諸多技術應用於開發。從那時起，涼州有了真正的農業，而且其風格千年相若，如將動物糞便用以肥田，如二牛抬桿似的耕耘，如深翻用過的土地疏鬆土壤……這種種田方式甚至延續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稱：“千百年來，涼州人的生產方式變化不大，二牛或二驢抬桿，便構成所謂'綠野耕牧'了。許多原該牲畜幹的活，多由人乾了。在幹活這一點上，涼州農民把自己降到了動物層次。他們無疑是勤勞的，但相應也是愚拙的。自漢朝建郡以來，這塊土地上甚至沒有產生過一項哪怕多少可節省自己體力的發明。若有不甘勞苦異想天開者，便會被命之為'二桿子'。這稱謂，跟'二流子'相似，已帶譴責味了。”
漢代那種綠野耕牧的場面，無疑是先進的。此後的涼州，耕畜並重，富甲於隴右。據《漢書·地理志》載：“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炎應，賢於內郡。”
在河西屯田之前，西漢在此駐有大量的障塞戍卒，以防匈奴，所有邊防的軍糧皆從內地調來，路途遙遠，費力甚多，常常是花費十石的代價，才可能運來一石糧食。 《漢書·食貨志》記載：“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自從在河西開渠重耕而來，戍卒們的軍糧不再從內地調來，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多年之後，屯田的成果顯著，《史記·匈奴傳》稱：“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有趣的是，過去邊防的軍糧靠內地運送，現在，當內地有了飢荒時，反而要從邊地調糧了。據《漢書·元帝記》載，公元前42年，內郡“連年不收，四方咸困”，朝廷就從邊郡調積穀去救濟災民。
除了移民實邊、戍兵屯田、大興水利，朝廷還開始興修長城。涼州境內的長城便是漢長城，作家張弛曾寫過一個中篇小說《漢長城》，便敘說了跟它有關的故事。
石羊河流域的漢長城起於現古浪縣的圓墩子，沿著今天的長城鄉一路北行，經九墩灘到達民勤。漢長城的特點是依水而據，其走向便是河水的走向，更築諸多寨垣亭障以駐兵。至今保存相對完整的，是今涼州區長城鎮的高溝堡。因風沙掩埋千年後始現於世，據說便是漢唐時的兵營，其格局十分清晰，可看出士兵的營寨、宿舍和運兵道等。
漢武帝建長城的目的是為了邊防，為了防那些時時縱兵襲來的匈奴們。那些虎狼漢子在沙漠對面的蒙古高原虎視眈眈著。歷朝在這兒都駐過兵，那些兵將們每天都在城牆上耀武揚威，他們的吆喝聲早滲入了茫茫黃沙不知所終了，但那長城卻客觀上在日後的千年裡成了最好的防沙屏障。
兩千年的歲月早已將那曾經不可一世的漢長城削剝得所剩無幾了，許多地方只剩下了一線淺痕。它們或毀於風沙，或毀於人力，或毀於戰火。筆者曾到長城一帶考察，發現許多農民竟然在刨那些長城上的土來墊圈肥田。在他們眼中，那些曾經是戰爭衍生物的“邊牆”，是最好的肥田材料。雖然這客觀上破壞了漢長城這一古老的文化遺產，但卻跟“鑄劍為犁”有著幾乎相同的象徵意義。
此後的涼州，成了東西文化的重要紐帶，它東連蘭州，可抵長安，西達新疆的西域諸國，兩種文明由涼州開始了融合，並相得益彰了。冶鐵、穿井等技術在西域得到了推廣，絲綢開始西行並鋪就了綠洲絲綢之路。西域的胡蔥、胡蘿蔔、胡瓜、胡桃、胡椒等許多貼了“胡”字標籤的特產開始流向東部。從那時起，無數的駝隊馱著絲綢和各種文明，織成了人類歷史上的又一偉大奇觀。
隨著歲月之河的流淌，時代又翻開了新的一頁。這“新的一頁”當然包括對石羊河流域的開發。只是，我們不知道，那種開發，究竟算不算一種掠奪？經濟確實在一天天繁榮著，但隱患往往伴隨著繁榮。
東漢末年，王莽篡漢，無下大亂，竇融於公元23年攜家來河西，就任張掖屬國都尉。他廣交豪傑，百姓歸心。王莽敗死之後，河西諸豪推竇融為大將軍，管理河西五郡的事務。此時的匈奴，又開始強大起來，屢屢強兵壓境。竇融除“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外，還大力發展河西的農牧業生產。他在張掖、酒泉置有“農都尉”，於公元32年又將郡級更名為“典農都尉”，專門負責河西地區的農牧業。
這段歷史時期的治理和開發，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軍屯，由軍事長官直接負責軍隊的農業開發；一種是民屯，允許農民個體經營。據《居延新簡釋粹》中載：“秦胡、盧水土民……田民不遣。”說明此時的石羊河流域已有了定居下來專事耕作的農民。其農作物也有了麥、谷、米三大類，總計有二十多種。
東漢時，牛耕已普遍了，馬除了用於軍事之外，也有用於農事者。光武帝曾下詔保護耕牛，不得濫殺。 《居延新簡釋粹》中也記載了竇氏大將軍公元30年頒布的文告：“明告吏民，諸作使秦胡、盧水士民畜牧……不遣。”竇融於建武十二年奏事時，“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輛，馬牛羊被野”，可見農牧業之盛況。光武帝也於公元28年，下詔於河西，嚴令吏民“毋得砍伐樹木”，這對於防止石羊河流域的水土流失起到了積極作用。
公元36年，任延任武威太守，任職時間，置水官專理水利。據《後漢書·任延傳》載：“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
經過政府多年的關注和開發，經過那些擁有著相對先進技術的遷民的梳理，石羊河流域變得十分富有。山頭森林茂密，大地綠草成茵，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其富足之聲，隨著漸漸稠密的駝鈴和馬蹄聲傳向四方，多有心動而遷來者。不過，此時的遷，已不是漢武帝時刀兵的相逼了，而大多是欣然自願來涼州的。此時的祁連山上的冰川和雪線仍很低，大靖河、古浪河、黃羊河、雜木河、金塔河、西營河、東大河、西大河等諸多河流將大山的清涼送入那肥沃的綠洲，現名騰格里的那個沙漠也是綠葦搖曳，遍地綠色，湖泊四布，水鳥成群。即使在兩漢間天下大亂時，涼州仍是在和平的港灣里打著香甜的呼嚕。 《後漢書》稱：“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諸地遭遇飢荒年時，更不乏攜婦將子來涼州逃命的百姓和士人，“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飢者，歸之不絕”。這些人匯入涼州，不僅僅增添了勞動力，更帶來了他們承載的文化。所以，兩漢之後，涼州便開始出現人文薈萃的局面，逐漸成為西部的文化重鎮。現在中國旅游標志的銅奔馬，便是東漢時鑄造的，即使把它放在當時世界的坐標系上，它仍然代表了頂尖級的水平。
正如成長的大樹其陰影也會頎長一樣，那開髮帶來的隱患已開始暗生。
大自然開始了對人類的報復，災難的魔影遙遙而來。
《資治通鑑·漢記》載，公元109年，涼州遭受了水災和雹災，許多地方發生了“人相食”的慘劇，又載：“十二月，並、涼二州大饑，人相食。”公元107年，又發生了旱蝗飢荒，大量的農民外出逃荒。
據《通鑑》記載：公元143年9至11月，涼州“地百八十次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眾”。
由於天災頻發，人禍遂生，百姓多成為流民，官兵亦混跡其中，史稱“兵夷雜處，時有兵難”，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地主豪強開始形成，《三國志·魏書》稱：“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曹魏控制河西之後，開始平定動亂、整頓吏治、抑制豪強、移風易俗、招懷流民，恢復個體小農的生產。
三國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徐邈任涼州刺史，在位期間，他治水有功。他禁厚葬，斷淫祀，風化大行。據《三國志·魏書·徐邈傳》記載：“明帝以邈為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轂，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稅賦，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
西晉時期，石羊河流域各河流隨石羊河名統稱“谷水”、“南山谷水”等。永寧元年【公元301年】，張軌任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據《甘肅名人傳記》載，他是安定烏氏【今平涼西北】人，是五涼政權之一的前涼的實際建立者。他勵精圖治，改進技術，興修水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因此，前涼吸引了瀕於戰亂的各族百姓前來避亂，河西成為當時北中國安定繁榮的福地。
據《前涼錄》記載：“永寧初出為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即討破之，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拔賢才，置崇文祭酒，徵九郡冑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春秋行分飲之禮。”
東漢魏晉時期，河西的農業技術與中原諸地已相差無幾。那種落後的蓄水澆灌法已被廢除，代之以相對進步的引水漫溉技術；又出現了比二牛抬桿更為方便的一牛犁地的方式，耕播、犁地、耙、耱地等動作方式一應俱全，農業文明的氣象儼然矣。
但我們還是從大自然的細微變化中發現了不和諧，那便是頻發的天災告訴我們一絲不祥的訊息。我甚至認為，千年後的沙塵暴便是這個時期種下的惡因。千年後的某一天，一位偉人視察甘肅時，號召人們“種草種樹”，而魏晉時的涼州，則是草泛綠波，翠樹成蔭。那時的風，也溢著綠意，人們根本看不到沙塵。人們目力所及的，是滿山遍野的草樹和牛羊，草不種而自生，樹不栽而自活，自然環境相對和諧，景色十分美麗。但隨著遷移和繁衍人口的增加，對這塊土地的所謂征服也日漸加劇，流向下游的谷水開始變瘦，沙漠中的綠洲也越來越少了。
我曾前往騰格里沙漠中的那個著名的馬場——鄧馬營湖。據說，這曾是西晉大將鄧艾養軍馬的所在，故名鄧馬營。此湖在沙漠腹地，有很大的一片沃野，相傳千年前的谷水也最終流入此湖，故此湖水草豐美，為魏國和西晉養育了無數膘肥體壯的軍馬。它們的鐵蹄叩擊著中原的大地，濺出無數的火星，令對手魂飛膽散。那時節，涼州的兵將如狼似虎。像董卓，雖臭名昭著，但無疑也是一代梟雄，他左右了東漢末年的朝政數年，要不是王司徒設下了連環計，誰也不知道後來的中國會有怎樣的格局；像馬超，率領著涼州人馬，把曹操追殺得丟盔卸甲，靠換袍割須，才得以保命；鄧艾更是英雄無敵，成為改變了那時的政治格局的功勳人物。
那時的涼州，真是雄風無限，故史稱：“涼州大馬，橫行天下。”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當初鄧馬營湖的景色，成群結隊的軍馬風一樣呼嘯著來去，水草繁茂，映綠天空。沙雞子、長脖雁、野雞、野鴨等各種鳥類點綴其間，鳴啾出壯美的大自然交響樂。沙米、梭梭、沙蒿、鎖陽、蓯蓉等諸多沙生植物像地毯一樣鋪在沃野之上。那時，上游來的河水帶來了大量的泥土，把這塊沙漠窪地沉澱得豐美無比。我進入鄧馬營湖的時候，這兒已經不像沙漠，而被人們稱為湖區。這兒有無數來拓荒的人們，其中有許多佔地者。他們只是圈下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通過一些必要的手續，將它們劃入自己的名下，而不去耕種。除了一些莊稼，我已經看不到自然的綠色了。稍一踐踏，那些裸露的土便像麵粉一樣細膩。它們都成為沙塵暴的重要原料。在京城肆虐的黃塵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鄧馬營湖。
牧人們、獵人們、農民們，既是湖泊的受益者、開發者，又是它的掘墓人。
可以說，石羊河——谷水——流域後來出現的惡化，從魏晉前後的人類開發它的時候，就開始了。
無論人們怎樣號召“種草種樹”，它已經很難再回到當初了。除非人類的貪婪之心漸息，開始真正愛護大自然，而不是搞所謂的征服。
三國時曹魏統一北方後，在涼州“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使“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但此後，武威成為浪跡天涯的遊子，先後為幾個割據政權所控制。漢、氐、鮮卑、匈奴等四個民族先後建立政權，並以其文明程度的高下，對水利採取了不同的措施，其生產力水平高下不一，興廢不定，其發展軌跡雖忽高忽下，但總的趨勢，在治水史上呈低降態勢。
隨著谷水新的流淌，大涼州的歷史也進入了一個叫“五涼”的時期。五涼者，雄踞於涼州的五個割據政權也。其分別為：前涼，張軌建立；後涼，氐人呂光建立；西涼，漢人李暠建立；南涼，鮮卑禿髮氏建立；北涼，沮渠氏建立。
五涼時候，石羊河流域成了一個大舞台，各種演員都粉墨登場，將這塊大好河山點綴得熱鬧非凡。
這幾乎是涼州歷史上最熱鬧的時期，紅臉黑臉，各呈其妙；刀光劍影，無時不有；殺聲震天，血光四溢；諸類旗幟，此降彼升。相對安靜的，只有石羊河的水流聲，仍是那麼從容淡定。它將所有登上那舞台的演員都當成了自家的兒子，無論他們是善是惡，是俊是醜，它都向他們奉獻出自己甘甜的乳汁。
前涼張軌是前涼的實際奠基人，他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臣屬東晉的司馬氏。到東晉345年，張駿始稱“假涼王”。五涼統治者敦崇儒學，振興學校，重視人才，優禮士人，寬鬆學術環境，提倡民間講學和私家著述。五涼文化因此名重一時，影響深遠。無論在經學、儒學，還是史學均有一時之秀。佛學上更出現了鳩摩羅什、曇無懺這樣的大師。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便始於前涼。 《西涼樂》也是五涼音樂的代表，後來傳入唐室宮廷，盛極一時。
石羊河水滋潤了輝煌的五涼文化，這是涼州文化的黃金時期。張軌一門祖孫，經營涼州40多年，勵精圖治，那時谷水流域富甲西北，安樂無比。其時，四方周邊地區往往戰亂頻發，血流盈池，民不聊生。公元317年，長安遭兵災之苦，當地死於非命者極多。百姓和士人將涼州視為避難之所，時人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成群結隊，擁向安樂窩中的涼州。因人數眾多，舊城無法安居，張軌便在姑臧城西北新設武興郡，安置難民。之後，張軌之子張茂，建築了“內苑城”和“靈鈞台”；再之後，張軌之孫張駿，在姑臧城東、南、西、北四面建築了“四箱城”：“又增各城廂，各千步。東城植果園，命曰講武場，北城植果園，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涼州遂成為絲綢之路的重鎮之一。北魏文學家溫子升作《涼州樂歌》：“遠遊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後人岑參也詩曰：“涼州七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這種和平盛世，也招來許多文人，為涼州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五涼文化中，保留了許多已在中原戰火中絕蹟的文化，它們後來成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涼之中，除前涼張軌外，西涼李暠也對治水作出過貢獻，他除了組織大量的軍屯之外，還鼓勵百姓進行農耕，發展生產。 《晉書·李玄盛》中說：“玄盛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群僚以年谷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遂“刻石頌德”，一派繁榮景象。近代出土的反映西涼的諸多壁畫中，農林牧桑，皆興旺發達，其中便有屯墾放牧的場面。史書遂稱李暠“慎刑重農，勤恤民隱”、“故年谷頗熟，百姓樂業”。
最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北魏，它對涼州制定的發展政策最符合歷史潮流。北魏在涼州地區非常重視畜牧業，並在涼州建立了官營牧場。 《通鑑·宋記》裡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北魏欲徵河西，河西首腦沮渠牧犍便賄賂北魏大臣李順，想藉此阻擋北魏的鐵蹄。李順常到涼州，熟悉涼州情況，但他卻編造謊言說：“自溫圉水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要是出兵，會人馬遭遇乾渴之險。另一個大臣崔浩反駁說：“《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魏太武帝認為他說得有道理，便親率大軍，進入河西。果然，隨處可見流水青山，牧草豐茂，牛羊遍野。那姑臧城外，更是溝渠四布，泉水流溢。魏太武帝大喜，斥責了李順等人，並改變戰略，以發展畜牧業為主。 《魏書·食貨志》稱：“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魏將所有被俘虜被征服者編為牧戶、牧子，課其畜牧，建立官府牧場，命他們常年養馬200多萬匹，養駱駝一萬多峰，牛羊等雜畜則多得無法計算。
北魏的興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涼州。涼州大馬，使其擁有了當時無敵的騎兵。公元429年，魏軍穿越騰格里大沙漠進入河西時，就俘獲了戰馬100多萬匹，牛羊不計其數，從而保證了它其他征戰的勝利。北魏開闢了河西牧場之後，因其順應自然，“退耕還牧”，石羊河流域的畜牧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成為中原之地的戰馬供給地，牛羊皮毛也供給甚多。
北魏官辦牧場很是成功，影響深遠。後來，隋朝在製定有關政策時，也認為在河西與其屯墾，不如發展牧業生產，“以畜牧為事”，則對國家有更大的益處。可見，這些統治者還是有眼力的。
西魏和北周時期，河西出現了歷史上劃時代的一個事件：實行均田制。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規定，凡男子十五成丁之後，政府授以不栽樹的露田40畝，女子20畝。因為要休耕，兩年輪休的【二圃制】加兩倍，即男子80畝，女子40畝；三年輪休的【三圃制】按規定的三倍授予，即男子120畝，女子60畝。同時規定，男子要授予桑田20畝，要求在其中種植桑樹50棵，棗樹5棵，榆樹3棵。
因五涼和北魏時期重視水利，石羊河流域的農牧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人口增長很快。據史料統計：西晉時人口為15萬左右；公元318年前後，達到了50萬人；公元350年，人口上了百萬；公元400年，人口達到120萬；到公元439年，人口達到150萬。北魏滅北涼時，僅姑臧城內人口，就達到20多萬。魏太武帝在給太子晃的詔書中稱：“姑臧城東、西門外，湧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
綜觀石羊河流域的開發歷史，凡是順應自然者，多獲大益；而破壞生態環境者，必有災難。連北魏的統治者都知道退耕還林的重要，而我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竟然還大開所謂荒地，破壞草場，砍伐樹木，將諸多的草場，闢成了撂荒之地，除了為沙塵暴增加一點“營養”之外，我們又得到了哪些利益？
時光的頁碼又翻到了隋唐。
隋政府在石羊河流域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大修水利，開掘新渠，修復舊渠，保證屯墾耕地的用水。隋代的屯墾亦兵亦農，以軍隊士兵為主體，地方居民也多“立堡營田”【《隋書》卷24《食貨志》】。此外，相當數量的內地罪犯，也被強制充軍屯墾，從事犯屯。這是漢代的傳統，隋承了漢制。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就曾改“徙及流並為配防”【《冊府元龜》卷611《刑法部·定律令三》】，將流刑及徒刑罪犯改為充軍，主要從事屯田。隋代的河西屯墾也有不少失誤，一是屯田規模過大，影響了本地區均田制的推行，不利於發展小農經濟。二是一味強調屯墾，不兼顧畜牧業。後來的雨量減少，沙漠化嚴重，牧地與森林覆蓋面積銳減，跟這有一定關係。三是其屯墾與軍事行動的聯繫過於密切，用兵則大興屯墾，和平則廢屯拋荒。
大唐卻以其獨有的胸襟顯示了超越歷史的眼光。
關於唐朝，歷史上留下瞭如下的記載：
唐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李大亮任涼州都督，任職期間，積極推行開荒種田以實邊的政策。據《唐書》記載，在涼期間，他曾上書唐太宗：“河西亟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隨亂，殘耗已基。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此中國利也。”
唐長安元年【公元701年】，郭元振任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在位五年，重視興修水利，農業連年豐收。據《唐書》記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