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一章送蔣？扣張？蔣介石背信棄義

★張學良認為送蔣雖險但不失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談，還能助蔣恢復威信，打擊南京親日派的氣焰 ★“三位一體”極力阻止張學良的南京送蔣之行，趙四小姐期望用兒女親情留住夫君，但張學良作出了不可改變的決定，誰也拉不回他 ★西安方面的擔心變為現實：張學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無罪成有罪；蔣介石玩弄兩面手法，明為“赦免”實則已無限期扣張 楊虎城在周恩來的勸說下剛剛同意放蔣，張學良又作出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把蔣介石送回南京。這個舉動有點像舊戲中竇爾敦擺隊釋（黃）天霸的情節，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與嚴酷的政治現實怎樣也無法聯繫在一起。何況，張學良面對的是毫無信義可言的蔣介石，送蔣之舉確乎冒險。 與張學良共同發動西安事變的另一個主角楊虎城表示很不理解，他在事後對部下說：這樣匆匆忙忙地放蔣，還一定要陪蔣走，出乎我的意料……我不是不同意放蔣，但不能就這樣放啊。

中共在西安的代表也不贊成張學良的這個做法。周恩來認為張學良此舉過於衝動，他嘆息地說：“唉！張漢卿就是看那些舊戲看壞了，現在他不但要'擺隊送天霸'，而且還要'負荊請罪啊'！”博古也認為，張學良送蔣這是堂·吉訶德式的行為，是受英雄主義的變態心理驅使下做出的一種行為。 張學良難道就沒有考慮過如果蔣介石不講信義此舉的後果嗎？ 張學良當然不會不考慮，但是，為了實現抗日初衷，明知艱險，卻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這就是張學良。 ★張學良認為送蔣雖險但不失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談，還能助蔣恢復威信，打擊南京親日派的氣焰 對張學良來說送蔣並非倉促草率之舉，而是考慮很久。在扣蔣之後，張學良就考慮送蔣問題。

12日上午，蔣介石被扣後被送到新城大樓。楊虎城不願見蔣，張學良即對楊說：“不但要見他，說好了，我們還要把他送回南京去。” 當三方面商定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之後，張學良親自送蔣回南京的想法更具體了。 19日，張學良致《泰晤士報》記者弗拉塞電文中說：“當他（蔣）回京的時候，我準備跟他同去，站在國人面前受冷靜的公平的審判。” 談判期間，在東北軍的一個乾部會上，張學良向周恩來透露，他準備親自送蔣回南京，周說： 我沒有那個心情。放蔣是為了合作抗日，送蔣大可不必。 政治是鋼鐵般的無情。 蔣歷來只許文人反對他，決不允許武人反對他，鄧演達被殺就是一個證明。 張學良聽後未做任何表示。 周恩來不贊成送蔣，主要是從張學良的安全著想的，這時他還沒有考慮張送蔣一旦被扣，對西北“三位一體”統一戰線，對東北軍、17路軍這兩支抗日軍隊，特別是約束蔣介石兌現在西安所有承諾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在張學良看來，週的擔心是沒有必要的。他認為，他的送蔣之舉很高明。 一是有利於敦促蔣介石兌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諾言，使蔣不至反悔。張學良意識到，蔣介石雖然在口頭上允諾了他們的條件，但不是心甘情願的，是被迫的；雖然蔣介石以人格擔保履行自己的諾言，但那都是紙上的東西，即使簽了字，也沒有多大價值，他不想履行，“回去以後想撕毀還不是一樣可以撕毀！現在他在這裡，他命令'中央軍'退出潼關，何應欽不見得一定服從，我們強迫他下命令，他下了，何不聽，我們又能有什麼辦法？就是何執行了，兵暫時退了，他一回南京，重新下令出兵，兵又開回來，我們又奈何於他？” 因此，張學良認為，親自送他回南京，使蔣介石看到，張是守信的，履行了此前講過的只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的諾言，以此敦促蔣介石也要信守對張的諾言。張學良說：“我親自送他去，也是向他討債的意思，使他答應我們的事不能反悔。”

二是能給蔣介石撐足面子，幫助其恢復領袖尊嚴。蔣介石是國民黨的獨裁領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雖然反對者不乏其人，但沒有能夠成事的。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卻是個例外，這就使得獨裁領袖的形象黯然失色。蔣介石被扣之後考慮最多的也是這個問題。 被扣之初，他不與張對話，不改頑固立場，並給妻兒寫下遺囑，做出“寧可玉碎”的姿態，都是基於維護他的所謂領袖形像出發的。 端納到西安後，隨行的黃仁霖為了完成孔祥熙要他“親眼看到蔣介石死活”的使命，與張學良反复磋商達成協議：黃可以見蔣，但只准說些問安和身體狀況如何之類的話，否則黃便不能離開西安。蔣、黃都答應了張開出的條件。但張學良領著黃進入蔣的臥室後，蔣卻違背約定。他倒是與黃沒有說幾句話，卻給宋美齡寫了一封信要黃帶回南京，信中說：“餘決為國犧牲，望勿為餘有所顧慮。餘決不愧對余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餘即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惟經國、緯國兩兒，餘之子亦即餘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餘靈，但餘妻切勿來陝。”寫完後蔣介石當著眾人的面連續念了3遍，意在使黃記在腦子裡，即使此信被張、楊扣留，憑記憶回去後也能向宋口述。儘管這個小動作被張學良識破，黃仁霖見蔣後被留在西安，直到蔣獲釋後黃才獲准離陝，但蔣介石此舉做給外人看的還是維護其“領袖”的形象。

蔣介石被扣期間哭過幾次，其中一次大哭就是為了他的領袖形象。那是在談判達成後宋氏兄妹為蔣早日離陝絞盡腦汁之時，蔣介石說：你們光想著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麼意思？在西安栽了這麼大的跟頭，名聲、地位、尊嚴全毀了。說罷，大哭。這次大哭是不是有意做給張學良看的另當別論，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自己的領袖尊嚴是很看重的。 張學良看透了蔣的這些心思，所以，他寧願自己冒險，也要送蔣回去，成全蔣的虛榮。 12月24日，張對東北軍將領透露送蔣的決定後，將領們表示疑慮，就問他：“副司令親自送蔣回南京，是什麼意思？”張學良鄭重地回答說： 是的，我打算親自送他回南京。我這一著比你們想得高，這一著是要抓住他的心。你們要知道，這次事變，對蔣是個很大的打擊，我們現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後還要擁護他做領袖，還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們現在萬萬不能再難為他，我們要給他撐面子，使他恢復威信，今後好見人，好說話，好做事，我親自送他就是這個意思。

三是可以挫敗親日派的陰謀。西安事變爆發後，何應欽控制了南京國民政府，作出了武力討伐張、楊的決定，力圖挑起新的內戰，從中漁利。幾個回合下來，何發現事態並不像自己想的那樣發展。在蔣被扣於西安、不能視事的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已明確孔祥熙代行政院長，居正代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職，因有馮玉祥這位副委員長在旁，連暫代之名也沒有給何應欽，而由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3人共同協商，軍隊則歸何應欽指揮調遣。何應欽雖有指揮軍隊的實權，卻不可能像蔣介石那樣可以專權，因為他的權力僅在軍事委員會內部，黨政部門他無法問津，即便對於軍事問題，他也只是7常委之一，許多重大事情必須由國民黨中常會和中政會以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集體作出決定，而不是何應欽個人說了算，離開了這個集體的決定，何應欽寸步難行。 12月1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明確規定：“自本日起，一切宣傳均應絕對遵照本決議，不得稍有違背，其個人之言論與本案決議不合者，一概不得發表”。 “以後商談辦法，應絕對遵照本案決議”。這樣的格局已經十分顯然，即使蔣介石死了，蔣留下的權力也是要分而享之，而不會全部落在他何應欽身上。

何自知無法與汪精衛、胡漢民甚至李宗仁、閻錫山相比，即使蔣介石有不測，他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地龍袍加身。為了在未來的權力分配中佔據主動，何應欽想到了汪精衛作為自己的合作者，他的佈局是，先由汪掌黨、政，自己握實權主軍，等時機成熟再全面接班。 於是，何應欽致電汪精衛，歡迎他回國“主持中樞大計”。汪精衛收到國內的電報，喜出望外，急忙打電話預訂12月22日回國的船票，並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國民黨中央對事變的處置，盛讚“中央對此事一切決議，是應付事變的指南針”，宣告“要提前回國，共赴國難”。汪精衛急於回國，並不僅僅是為了幫助何應欽，他有自己的考慮，即“以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身份，來代替蔣介石，領導國民黨，領導全國”。

何、汪的活動，已經昭然若揭。張學良想到，繼續把蔣介石留在西安，這個人質會失去作用，而送蔣回去，則可以造成南京內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掌握不了實權，“壓一壓南京反動派的氣焰，使他們不好再講什麼壞話”。 四是送蔣是日後張學良去南京與蔣介石共事的最好形式。作為南京國民政府封疆大吏也是軍政要員之一的張學良日後必然還要與蔣介石打交道，因而南京遲早要去。如果基於安全顧慮而不送蔣，將引起蔣的更大懷疑，日後被扣的可能性也將更大。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在與政治對手鬥爭的歷史上，扣留政治對手是蔣介石慣用的方法，1931年扣留胡漢民，1932年扣留李濟深，1938年扣留並槍殺韓復榘…… 避免被蔣扣留，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走李宗仁的路子，不去南京，不參加蔣介石組織的會議，保持半獨立狀態。胡漢民走的也是這一路子，常駐廣州而拒不北上南京，從而保持了對蔣的牽制；韓復榘也效法李、胡的做法，但是，僅僅有一次沒有頂住蔣氏的邀請，參加蔣介石組織的軍事會議，結果被扣於洛陽，隨即被處決。汪精衛1936年年底抱著重新執政的期望從德國回國，先是住於上海，也是沒有經得住蔣介石的邀請，回到南京，從此被蔣控制，所有的想法隨之化為泡影。

對於防遭蔣介石的毒手，毛澤東是有先見之明的。他在1936年8月，就致電張學良，說：鑑於兩廣事變的經驗，南京是不能再去了。 但是，此時的張學良，不可能按照毛澤東的建議去做，也不能效法李宗仁的路子。因為他對蔣介石還抱有幻想，他與蔣介石還存在著一時無法割捨的聯繫，也就是說，他扣留蔣介石，是反對蔣的政策，卻不反對蔣介石個人。他所設想的抗日，是在蔣介石領導下的抗日。這種以與蔣介石共事為基礎所產生的政策指向，自然不可能預見與蔣氏決裂的問題，因而也就無法想像不去南京的情形。 張學良斷言：不送蔣介石回南京，可以避免蔣介石扣他於一時，而不能永久躲避，蔣介石要抓他、殺他，隨時都可以做到，與其處於被動地位，不如主動上門。

張說：“他是領袖，以後開會、辦事，我怎能老不去見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迴避嗎？他不是一樣地能採取措施扣我嗎？他若決心扣我，遲早他是能辦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們以後簡直無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險是不行的，不怕危險也許能免掉危險，我們本著大公無私、無所畏懼的精神，親自送他回京，表露了我們的誠心，總比不送他，隨便打發走好得多。” 從與蔣介石日後共事角度考慮，張學良的想法也許是有道理的，但問題是，西安事變決非小事，把蔣介石這個獨裁者扣於西安，讓他丟盡臉面，險些喪命，這等奇恥大辱，他能善罷甘休嗎？他能對於此種羞辱不去計較嗎？在如此情形之下，張、蔣合作共事的基礎還存在嗎？張學良以為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是純潔無私的，用心是善良的，但蔣介石能否也能以同樣的心態對待張、楊呢？如果那樣，他也就不是蔣介石了。這也就是張學良對蔣介石認識不夠深刻、對此事考慮不夠周詳之處。 五是送蔣乃效法古人故事，演出流傳千古的好戲。在中國歷史上，流傳著許多化敵為友、握手言和、重義輕利的動人故事。 2000年前的漢代，就有老將軍廉頗“負荊請罪”的典故，那時，趙國大將廉頗對上卿藺相如驕橫無理，而藺相如卻一再退讓，他認為，將相不和於國家社稷不利。後來廉頗悔悟，就身背荊杖，去見藺相如，虛心認錯，請求責罰，於是將相和睦，趙國更加強盛。 張學良顯然是受到了古人的影響，12月24日，他親口告訴衛隊團團長孫銘九，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並說：“人家是委員長，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麼領導抗日。我抓了他，現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來，也是'一抓一送'。這樣，豈不成了千古美談。” 張學良自比廉頗並不為過，但蔣介石卻不是藺相如，他沒有藺相如的胸懷，他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對於這一點，張學良非常清楚。他曾與其秘書栗又文講過蔣的這樣一則故事： 北伐前，蔣曾給國民黨元老許汝為（即許崇智）寫過一封內容不大妥當的信。後來蔣當了總司令，認為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這封信，許答應退還。但當原信退回時，蔣仔細觀察發現，信紙的四角有圖釘痕跡。知道已經拍過照，就把原信又退給許了，從此兩人一直不睦。 張說蔣疑心太重，是睚眥之怨必報的人。 張當時曾把蔣介石和張作霖相比，他說：“大元帥（指張作霖）有雄才而無大略，蔣先生有大略而無雄才。”意指蔣的氣量狹小，缺乏一領袖人物寬宏大量的氣魄。 明知蔣介石不可能有藺相如那樣的胸襟，卻仍然堅持再演一次現代“將相和”，他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考慮呢？ 張學良認為，他有“三張王牌”使蔣不敢扣他：一有“三位一體”的團結。東北軍、17路軍和紅軍的團結，不僅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它的存在，威脅到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蔣介石到西安的目的，就是拆散“三位一體”，以便各個擊破，但“三位一體”的團結挫敗了蔣介石的陰謀。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三位一體”更加團結，更加牢固，這使張學良認為，有“三位一體”存在蔣不敢輕舉妄動。張學良說： 我並不是光桿一人，我一個人能搞雙十二事變嗎？我們有東北軍的力量，有“三位一體”的團結，還怕什麼呢？ （只要）大家好好團結，我想我幾天之內就能回來。 二有回西安的交換條件。西安事變時，南京的十幾名軍政大員如陳誠、衛立煌、萬耀煌等以及幾十架飛機同時被扣。張學良認為，只要不放走蔣介石的十幾位大將和飛機，蔣就不敢扣他。張學良說： 我們這裡還押著南京的十幾位大將吶，他們能扣我嗎！他們不讓我回來，我們這裡能讓嗎！ 三有他與蔣、孔、宋有良好的關係。張學良認為，他對蔣個人並無惡意，在釋蔣問題上，孔祥熙和宋氏兄妹還欠著他的人情，何況蔣和宋氏兄妹對他的安全都有擔保。 後來的事實證明，張學良的這些所謂“王牌”最後都沒有發揮足以使蔣不敢扣他的作用。他最為倚重的“三位一體”政治軍事力量，在他走後，由於他自己的部隊——東北軍長期以來形成了以張學良為首的領導核心，其他人指揮不動，加之蔣介石的拉攏和分化策略，很快使東北軍瓦解。東北軍是“三位一體”中最大的軍事力量，它一分裂使17路軍失去與中央軍抗衡的基本條件。共產黨縱然為維護“三位一體”的團結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但畢竟無法插手兩軍的內部事務。 “三位一體”被拆散，張學良的保護傘也就不復存在了。西安扣留的南京的軍政大員和飛機，本來這是確保張學良安全返回的最後的籌碼，但張學良卻沒有很好的使用，他一到洛陽就遵蔣介石令發電給楊虎城，指令放人；到南京不多久就又同意了南京提出的放回飛機的要求。這些事，在他還沒有安全保證的情況下都做了，從此也就徹底失去了安全保證。 ★“三位一體”極力阻止張學良的南京送蔣之行，趙四小姐期望用兒女親情留住夫君，但張學良作出了不可改變的決定，誰也拉不回他 12月25日上午，儘管張、楊的會見不盡愉快，但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的說和下，還是形成了馬上放蔣的意見。但具體哪一天放蔣走，當時並未討論。 張學良作出25日下午送蔣離開西安的決定，是在25日上午張、楊會談之後。 雖然在25日早晨他已吩咐宋氏兄妹準備行裝，但這時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未決：楊虎城的態度。西安城由楊的軍隊把守，張的軍隊只有衛隊團駐於西安城內。因此，釋蔣問題從根本上講還得由楊決定，楊的態度決定著能不能放蔣走，什麼時間放蔣走。在與楊商談前，張學良心想，如果楊虎城同意無條件釋蔣，就好決定送蔣的具體時間了，如果楊不同意讓蔣馬上走，那就必須想別的辦法秘密送蔣走。 幸運的是，這次商談經過週的說服楊虎城同意馬上釋蔣。在楊虎城同意放行之後，張學良立即決定當天下午就送蔣離陝赴京。 這個決定是在秘密狀態下作出的，知情者僅為蔣介石、宋氏兄妹、端納、楊虎城和張的侍衛、副官及趙四小姐等。 楊虎城是這天下午2點多鍾正式得到通知的。 張學良打電話把楊虎城請到家中，告訴他：“現在不走不行啦！夜長夢多，不知道會出什麼大亂子，我決定今天就送委員長去南京。” 楊聽後愕然，雖然他已經同意放蔣，但沒想到張學良競這樣匆忙，而且要親自送蔣，這使楊不免對張的安危擔心。如果真的發生了那樣的事，那麼“三位一體”的團結、東北軍的團結、西安的好形勢也將削弱甚或瓦解。因此就力勸張不要親自送蔣了。 張說他決心已定。並解釋說：不能不想到意外的發生，萬一蔣真的出了差錯，結局就不可收拾。楊虎城被張學良對蔣介石的真情所打動，勉強同意了他的主張。 楊虎城問：“幾天返回西安？” 張學良答：“爭取三天之內回來，最遲也不超過5天，萬一我回不來，今後東北軍就完全歸你指揮。”說到這裡，張把事先擬好的手令交給楊虎城。手令的內容是： 這短短50個字的手令，接連出現了幾次筆誤：把“虎城”二字兩次誤寫成“虎臣”，把“孝侯”錯寫成“孝候”。行文上也不規範，在落款之後，又額外加上一句“以楊虎臣代理餘之職”，這一句似應放在“指揮”的後面、“此致”之前，才順理成章，合乎規範。至於手令中最後出現的類似“了”或“？”的墨跡，後人則無從考索其意。 這個手令的原件，是曾任張學良在承昌處的錄事趙新華1983年提供的。趙是遼寧省新民縣人，張學良南京被囚後，他被安排在於學忠的東北軍留守處工作。 1945年於學忠被調任別職，趙也隨即提出辭職，臨走時，於學忠讓他拿點東西作為紀念，趙表示希望要一些張學良的東西。於學忠當即挑出幾張張學良的照片和一份張學良離陝前的手令石印件，送給了趙新華。 趙新華如獲至寶地把張學良的這些文物保存了半生，“文革”期間，這些文物雖然被視為“黑材料”而沒收，但根據趙提供的線索，中國革命博物館還是在遼寧省新民縣檔案館找到了這份手令。 經過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鑑定，確認此手令是真實的，是迄今在中國內地發現的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的唯一手跡。同時這份手令也是張學良離陝前留下的最後一道命令。 透過這份手令可以看出，張學良作出送蔣決定以及送蔣到南京後可能出現的情況準備極其倉促，思想鬥爭和心理態度也是非常激烈和復雜的。 第二個知道消息的是趙一荻，即趙四小姐。 趙一荻祖籍浙江蘭溪縣，1912年生於香港，是香港富商、後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趙慶華的四女，人稱趙四小姐。 1926年秋，張學良在統領安國軍34軍團赴河南作戰時，經麾下秘書也是趙一荻姐夫的馮武越引見與趙邂逅相遇，並很快相愛，從而使他們的堅貞愛情在中國近代史上成為傳奇美談。 1928年趙一荻與張學良開始共同生活。此時，張學良與年長於自己兩歲的於鳳至結婚已經8年，並有子嗣。對這樣一樁沒有夫人名義的婚事，趙一荻受到了來自包括家庭和社會的巨大壓力，她自己可以為愛情而犧牲名分，她的家庭卻不能容忍。其父趙慶華在報上刊登《啟事》，把趙一荻清除趙氏宗譜。 《啟事》說： 我族世祖清獻公，係屬南宋後裔，居官清正，持家整肅，家譜有居家格言，家祠有規條九例，千餘年來，裔孫遵守，未尚敗壞。歷朝御賜文聯，地方官吏春秋致祭，即民國前大總統、總理亦贈匾對，榮幸何似！詎料四女綺霞，近為自由平等所惑，競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規條第19條及第22條，應行削除其名，本堂為祠任之一，自應以遵家法，呈報祠長執行。嗣後，因此發生任何事情，概不負責，此啟。 這份啟事，使趙一荻從趙家祠堂的家譜中被除名，也使她無法再回天津的娘家。 趙父在作出這一決絕的決定的時候，他不可能想到，在他的6個兒子、4個女兒中，惟有這位被他“除名”的趙四小姐名揚天下；他更想不到，人們至今之所以還在談論趙家，談及趙慶華這個名字，正是由於趙四小姐；他和他的太太的墳墓歷經“文革”浩劫得以保存並重新修整一新，主要的也是由於趙四小姐，由於趙四小姐與張學良的結合。趙慶華當年感到“榮幸”無比的那些事情，什麼“南宋後裔”呀，皇帝賞賜的“文聯”呀，總統、總理贈送的“匾對”呀，在今天看來，只不過為世人了解趙四小姐的家世提供些資料而已。真正給蘭溪趙氏家祖帶來榮耀的正是趙慶華當年這位所謂“敗壞”家風的女公子趙琦霞！ 趙一荻為了與張學良相愛，不惜被開除家門的舉動；她從與張結識之後，愛張勝於一切的奉獻精神，令張學良非常的感動。幾十年後，為他作傳的美國華裔作家傅虹霖女士問及趙四小姐時，張學良依然說：“她是對我最好的！” 即使這樣，在送蔣的問題上，張學良還是堅決地拒絕了趙四小姐的挽留。 那天，張學良與楊虎城商定下午3點半送蔣到機場之後，就乘空隙時間駕車急馳回到公館，向趙一荻簡單說明了情況。 趙一荻聽後堅決不同意，她說：“你不能去，絕不能去南京！到了南京就是委員長的天下了！” 張學良應道：“我幾次為蔣介石解圍，恩德非同一般，這些我不圖報答，可他老蔣也不至於恩將仇報吧！” 趙一荻反駁道：“西安這件事，天大的恩情也就一風吹了，說什麼沒有加害於他，可你總是把他給提了呀！難道老蔣連這個也不懂！”趙一荻說到動情處，已是淚眼婆娑。 張學良勸慰趙一荻說：“小妹，你的心事我知道，可這些我都想過了，退一步講，即使我受點委屈，只要此去能換來全國的一致抗日，挽回咱們東北失去的土地，我張學良也覺得不悔！”說完這話，不等趙一荻回話，就急匆匆到愛子閭琳床前，在正熟睡的兒子的小臉蛋上親了親，然後急匆匆下樓。 趙一荻看攔不住張學良，只得讓兩個孩子擋在已經發動的專車前，想以兒女情長打動張學良回心轉意。 女兒苦苦哀求：“爸爸，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說完往地上一躺，擋住了汽車的路。 兒子平平也學著姐姐的樣子，躺在了地上。 張學良沒有被情所動的表示。他刷地掏出手槍，大喊道：“快站起來，讓路！不站起來，我馬上打死你們！我的事，不要你們管！” 兩位侍衛官看張學良不會改變主意了，就急忙上前把姐弟倆拖起來，騰出了車道。張學良跳上車，呼地一聲馳出了家門。車後傳來姐弟倆悲傷的嚎哭聲。 隨著汽車揚塵而去，趙四小姐突然感到心裡空落落的，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等有片刻，她感到這事應當問問周恩來先生，於是，就打電話向周恩來說明情況。 周恩來在趙四小姐向他通報張學良送蔣走了的消息之前，已經從張的衛隊營營長孫銘九那裡得知了情況。 孫銘九慌慌張張跑到周恩來處，進門就問：“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蔣委員長一同到機場去了嗎？” 周恩來驚愕地站起身來：“不知道，幾時走的？” 孫銘九說：“有十幾分鐘了！” 周非常焦急地說：“這是怎麼回事呢？你為什麼不早來告訴我呢？” 孫銘九說：“我也是剛剛得到衛士的報告。” 周恩來拉起孫銘九：“走，咱們到機場去，把他追回來！” 說罷，兩人迅速登車，向機場飛馳而去。當汽車駛進西關機場時，張學良隨蔣介石的飛機已經起飛了。停機坪上只剩下楊虎城孤零零一個人，在寒風下沉思。 張學良送蔣去南京為什麼沒有告訴“三位一體”的重要一方中共和周恩來呢？幾十年後，在接受日本NHK記者採訪時，張學良透露了當年的考慮。 ——去南京的事，您和誰商量過嗎？ 我自己決定的。但楊虎城他們想拉住我。 ——您沒和周恩來商量過嗎？ 沒商量。但他知道。為了阻止我，他跟到飛機場來了。周恩來是打算把我勸回去。他怕我在南京會出什麼事。但我認為，作為軍人來說，我的行動就等於是謀反。謀反就要判罪，該判死刑就判死刑。 ——您在飛機場見到周恩來了嗎？ 他來到飛機場時，我已經上了飛機了。因此沒見到周恩來，我就向南京出發了。 這段對話說明，張學良不僅知道中共和周恩來反對他去送蔣，而且不希望中共再勸阻他改變主意，因而採取了迴避中共的做法。 周恩來首次勸阻張學良是24日下午在東北軍的一次高級幹部會上，週應邀參加了這次會議。張在會上宣布了他要親自送蔣的決定。週直言不諱地表示“大可不必”，張對周的反對沒做回應，實際上“沒做回應”就是回應，即他不同意週的意見，但鑑於他與週的親密關係，沒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 由於張沒有接受週的勸說，周恩來在張學良臨走之前時間內，又反复做了張的工作，仍無效果。曾經與週一起參加西安談判的博古後來回顧了周勸阻張的經過。 1938年7月24日，美國記者斯諾訪問了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親口說： 週盡了一切努力勸說張不要去南京。張去南京是他自己的決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裡的周和我告別。 12月25日中午，周恩來與博古又商定，與張學良再談一次，於是，立即寫了一個便條約見張學良，限下午2時送到。 不知是約見的條子沒有按時送到張處，還是張學良急於馬上送蔣離陝，來不及與週會見，總之，下午2時許，張學良會見了楊虎城並定下3點30分送蔣出發，之後回到公館與趙一荻簡單告別，就與蔣介石一起離開了西安。 在張學良回到公館的很短的時間裡，由於東北軍總部情報處處長黎天才突然造訪，周恩來、博古本來安排會見張學良的時間只好延後，這一延後就使周、博最後一次勸說張學良的機會擦肩而過，也使張學良失去了最後改變主意的機會。 按照張、楊約定，下午3點30分，楊虎城乘車來到高桂滋公館。這時，張學良已經陪著蔣介石等人走出了大門，他們分乘兩輛汽車，張和蔣介石、宋美齡乘一車，楊和宋子文、端納乘一車，非常秘密地直奔西郊機場。 4時許，汽車在西郊機場停下。此時，機場上兩架飛機早已備好，蔣介石探身從轎車裡走了出來，他披著黑色斗篷，頭戴禮帽，臉色鐵青。機場裡，還聚集著2000多名群眾隊伍，這是準備歡迎綏遠抗戰將領傅作義將軍蒞臨西安的。蔣介石誤以為這些人群是專門阻撓他回南京的，頓時又緊張起來。 蔣介石連忙向張、楊表示： 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你們放心，假如以後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再重複一遍：（一）明令入關之部隊於25日起調出潼關。從本日起如再有內戰發生，當由余個人負責。 （二）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三）改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 （四）改變外交政策，實現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國家。 （五）釋放上海各被捕領袖，即下令辦理。 （六）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楊兩將軍負其全責。 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 蔣介石對張、楊重申了六項承諾之後，轉向張學良說：“我們兄弟二人大仁大義，絕不抱怨，將來歷史上記一筆，流芳百世。”張學良聽了頗為激動，再次表示要親自陪蔣去南京。蔣介石欲擒故縱：“我們兄弟二人能互相諒解，你到南京就不好辦了，他們打你的主意，我就遺臭萬年了。”意思是勸張不要送他。 此時，張學良動了感情，越發覺得非親自送蔣不可。後來，他對此一重要時刻的送蔣思考作了回顧，在1937年2月田雨時隨何柱國、王卓然去溪口探望張學良時，張回答田的提問中系統地道出他送蔣的理由： （一）“兵諫”有俾國是，所商圓滿，挺身赴京，理所當然； （二）防止大計有變，毋寧護駕前往，目睹一切落實； （三）……澄清國際、國人、輿論的誤解，增強政府和蔣先生的威信； （四）無個人安全、被報復的顧慮； （五）……萬一變卦，……就算“負荊請罪”； （六）既容納諫，國事有望；縱即不利於小我，絕非所計。 蔣介石在機場發表的談話，當時的《西北文化日報》和《解放日報》都作了報導。 蔣講話之後，與楊虎城等人握手告別，急匆匆地和宋美齡、宋子文、端納登上一架飛機，飛機轟然發動，立即滑向跑道。張學良與他的隨從副官、衛士也登上另一架飛機，緊隨其後跟著起飛。 張學良就這樣離開了西安，離開了他父子兩代創建的東北軍，從此告別了政壇，告別了軍旅生涯，在他的前面漫長的幽禁生活即將開始。 ★西安方面的擔心變為現實：張學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無罪成有罪；蔣介石玩弄兩面手法。明為“赦免”實則已無限期扣張 12月26日下午12點20分，蔣介石在其夫人宋美齡、顧問端納的陪同下，由洛陽飛抵南京光華門機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會等黨國要人都等候在機場迎接他。 蔣介石走下飛機，向林森一鞠躬，和站在前面的一些大員握了握手，一言不發，即去明故宮機場，與前來歡迎的2000多群眾見面後徑自回邸。 一路上，40萬南京市民擁上街頭，歡迎蔣“脫險”回京，全城沸沸揚揚，熱鬧非凡。夜幕降臨，進入石頭城，一路上鞭炮噼劈啪啪響成一片，不絕於耳。 蔣介石發現，儘管自己被扣在西安兩個星期，可他仍然是南京國民政府的主宰。況且，他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真正的領袖，連中共也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服從他的領導。此時的歡迎場面，使蔣感到自己的威望甚至比以前更高了。 蔣介石飛抵南京1個多鐘頭之後，張學良由宋子文、端納陪同也飛抵南京。 但以送蔣回南京為使命的張學良，卻被阻止乘坐蔣的座機，為什麼張乘坐的飛機不能與蔣相伴而行呢？這還叫什麼送蔣？ 原來，飛機中途在洛陽逗留時，河南綏靖主任劉峙、軍分校主任祝紹週、航空學校總隊長毛邦初等都來拜望，張學良心裡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他感覺到委員長的安全不再有危險了，因而坦然入睡，很快鼾聲如雷。他太疲勞了，兩個星期以來，他從未睡得這樣香甜。 而此時，已經逃出“虎口”的蔣介石卻怎麼也睡不著。他在盤算著回京後如何行動。他想到，當初他從洛陽來西安的時候，後面跟著一大串軍政要員，指揮著數十萬人馬，準備猛撲陝北，一舉“剿滅”紅軍，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威風八面！如今卻這樣偃旗息鼓地秘密離開，又不得不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六項條件，這“最高領袖”的面子還往哪裡擱？這堂堂委員長的威信還值幾個錢？越想他越覺不甘心，就這樣，還未回到南京，蔣介石報被扣之仇的險惡計劃就逐漸形成了。 當飛機從洛陽起飛前，蔣看到張學良跟隨其後來到舷梯跟前，就扭頭對他說：“漢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南京有人對你不諒解啊！” 張學良答道：“委員長，學良到南京的決心已無法改變……” 蔣介石揮了揮手說：“那你不要同我坐一架飛機了。” “為什麼？” “我回南京，肯定會有人組織歡迎，有些話可能不那麼中聽。你還是同子文乘另一架飛機吧。” 張學良沉默了。 蔣介石的飛機走了大約1個小時，張學良才與宋子文、端納上了另一架飛機。這就是說，張學良不能與蔣介石同機飛抵南京，張乘坐的飛機又晚了1個多小時才到南京，是事先安排好的。 張學良對於這種安排不能不有所考慮，而宋子文和端納可能事先已經得知這種安排，因而，本來十分友好的三個人，在飛機上卻再也找不到共同的話題了。端納面無表情地目視前方，張學良和宋子文都陰沉著臉。三個人難以言傳的尷尬充滿了機艙的每一個角落。張學良還發現，他的飛機起飛後，立刻有9架戰鬥機騰空而起，前面2架，後面跟著7架。這種“護航”的架勢比給蔣介石的飛機4架戰鬥機護航超出1倍還多，更使張學良生產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飛機在南京降落時，進一步加重了張學良的預感。此時，歡迎蔣介石的人群早已散去，呈現在他們面前的只是散落遍地的紙花、彩帶、爆竹屑。顯然，這裡剛剛為蔣介石舉行過一個隆重的歡迎儀式。 此時迎接張學良的，只有4台汽車。前來迎接的人中，除了宋子文的近親、張學良的三四名東北軍舊部外，身份最高的便是軍政部接待處的一位主任。 張學良心中湧出一股酸楚。 此時非彼時呀！ “子文，看來我只有住在你家了。”張學良對身旁的宋子文說。 “這是當然的啦！”宋子文理解張學良此時的心情，故意顯得十分高興地說。 更出乎張意料的是，張學良住進宋氏公館以後，戴笠即帶著憲兵、特務把這所住宅包圍起來，除了宋子文家人之外，其他人進出都受到了限制。也就是說，張學良踏進宋宅之後實際上就被軟禁了！ 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在機場稍稍露了一下面，就從公眾的視線下消失了。對於公眾來說，也許認為蔣被扣的兩個星期，把他搞得筋疲力盡，現在終於又回到了自己安全的家，是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但此時的蔣介石是無論如何睡不著的，因為，這段時間太重要了，也太寶貴了，它決定著蔣的政權是否穩固，決定著能否把在他離開這段時間里分散出去的權力再奪回來。 蔣一到官邸，稍作休息即迅速掌握國內外的動態。他了解到： 在國際方面，蘇聯反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是明顯的；英美對南京國民政府是支持的；至於日本，它是反對南京和西安為抗日而妥協的，它所急於了解的是，蔣在西安有無妥協條件，條件中有無容共備戰條款，故而對華政策一時不致有大的變化。 在國內方面，西安三方面的底，蔣介石已經清楚；國民黨內各派系的態度，蔣介石的嫡系，包括孔、宋、陳在內，對蔣能平安回京當然額手稱慶；黃埔、復興系更是興高采烈；親日派取代蔣介石的幻想因蔣終於回京而破滅，也無法公然反對他；各地實力派在蔣被扣期間，大都中立觀望，蔣回京後他們更加收斂。全國各地群眾出於希望蔣介石領導抗日的願望，都表示熱烈慶祝，這足以使蔣介石認為，自己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戴。 上述對蔣有利的形勢，使蔣介石作出了扣押張學良的決定。 他希望利用張學良這張牌，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體”，消除對其獨裁統治構成的威脅；同時取晚於日本；更重要的是，報西安被扣的屈辱之仇。 在作出上述決定，也就是蔣介石回京5個小時之後，時間約在26日下午5點多鐘，蔣介石才正式會見國民黨中常委，各院的正副院長，各部會的部長、主任等。剛回國的鄒魯也參加了會見。 蔣介石簡略地談了西安事變，說張學良、楊虎城此舉，固屬非是，但能使餘歸來，國本未受動搖，國法、人情皆需兩盡。他又說：“此事本人也有責任，應向中央引咎。” 蔣介石這段談話恰到好處，既把懲辦張學良的問題提了出來，但處處還留著活口。既講了張的問題，也講了自己也有責任。既講了張的責任係於觸犯“國法”，又講了這個罪責沒有動搖“國本”，需要照顧“人情”。這說明，蔣在處置張的問題上此時還有顧慮，他還要看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決斷。 張學良到了南京自然是成了“籠中之鳥”，聽憑發落，已經對蔣沒有任何威脅了。蔣介石所關注的是盡快穩定南京的政局。他召見了何應欽，說：“我已經回來，討逆軍總部是不是可以結束了呢？”何應欽本來一直興沖沖地準備打仗，在宋氏兄妹去西安和談後，他仍於12月24日頒布了《討逆軍總部組織大綱》，並由國民黨內部抽調200人，組成4個前線工作隊。 25日，何還在軍事委員會報告潼（關）、長（安）、渭北、藍田三路軍事進攻的準備情況。蔣介石當面這一問等於宣布討逆軍總部的撤銷，沒有了討逆軍總部，他這個總司令當然下台。軍權重又回到蔣介石的手中。 政府方面，孔祥熙在蔣回南京後知趣地自動卸去行政院代理院長的職務，並於28日發表通電。按照在西安所作的辭去行政院長職務的承諾，蔣介石則簽呈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常會，請辭行政院長一職。結果，兩大機構照例做足了官樣文章，國民政府明令“應毋庸議”；國民黨中常會第31次會議也作出“懇留”決議。蔣介石依舊執掌著南京國民政府的軍政大權。 回過頭來，蔣介石開始整飭他的嫡系。他對複興社重要負責人賀衷寒、鄧文儀、劉健群大發脾氣：“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講出這樣嚴重的話的背後是，蔣對賀衷寒及復興社在事變中擁戴何應欽任討逆軍總司令一事深為不滿，尤其對賀衷寒把復興社內部情況告訴了何應欽，並把組織名單送給何看等事難以容忍，揚言要停止複興社的活動。賀衷寒對此一失誤承擔了責任，被免去政訓處處長的職務，以示懲處；晏道剛、曾擴情也因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而丟了官，蔣介石親自手諭軍委會：“晏道剛、曾擴情不盡職責，不知廉恥，著即撤職查辦。” 因在西安事變中“救駕”有功而得到提拔的有戴笠、鄭介民。戴笠以後還成為軍統的頭子，抗戰勝利後才因飛機失事而摔死。 在被扣西安期間，對蔣介石的權力和生死威脅最大的是親日派。回到南京之後，蔣即開始對親日派動手，先是從何應欽手中奪回軍事指揮權，接著又免掉張群的外交部長職務。他這樣做收到了一舉兩得之效，既兌現了與西安方面達成的清除親日派的承諾，又報了親日派圖謀取其而代之的仇。但是，蔣介石也不想做得過分，因為親日派後面是日本，激怒了日本會馬上爆發全面的中日對抗。所以，他依然保、留了何應欽的軍政部長職務，張群改任內政部長後，因其不願幹這個閒差，蔣又改任他為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以後一直是蔣的重要智囊人物。 正像張學良此前所設計的那樣，張送蔣回南京這一舉動，對維護蔣介石的威信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對南京親日派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這個打擊表現為，蔣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不僅使親日派藉機奪權的幻想破滅了，而且蔣介石接受張、楊“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主張，也對親日派所奉行的親日反共政策以很大的衝擊。 凡事有利就有弊。張學良的南京送蔣之舉，雖有打擊親日派之效，但也使他進一步得罪了親日派。他們認為，是張學良的“兵諫”導致蔣改變國策，又是張學良的放蔣、送蔣使他們的一切努力歸於徒勞。改變目前不利局面的方法，就是開罪張學良，這又是一個“一箭雙雕”，通過發動一場懲治張學良的運動，既懲辦張學良這個“禍首”，取悅了蔣介石，又達到推翻西安三方面與蔣介石達成的和平協議。於是，一場針對張學良的風潮在京城刮起。即使主張抗日的元老派張繼，也說張學良“劫持統帥，大逆不道”，主張嚴懲。還有的公開提出，要對張處以極刑。 蔣介石也明白，這場反張學良的風暴，是南京國民政府政治鬥爭的產物，是抗日派與親日派鬥爭的繼續。主張懲治張學良的，無非有兩種人：一是親日派，圖謀通過把張、楊舉動描繪成“犯上作亂”的“叛逆”，來改變蔣介石同意的團結抗日的政策；二是一些政治投機分子，希望利用“張學良牌”取悅蔣介石。 蔣介石固然知道團結抗日的承諾不能反悔，團結抗日是中國的希望，也有利於鞏固他自己的權位，同時這也是一張有效的“外交牌”，對日本具有某些牽製作用。但是，主張懲辦張學良的聲音，卻迎合了他的報復心理，有利於他扣押張學良。 老謀深算的蔣介石，巧妙地利用了這種輿論。他不僅一步一步地把扣押張學良的計劃付諸實施，而且給人造成一種自己勉為其難、不得已的樣子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張學良都信其所言所行。 首先，他發表了《回南京通電》和《對張楊的訓詞》，並公諸報端。通電中說： 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烈，已顯示偉大無比之力量。此種偉力，在今日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將來必為我民族復興成功之保障。此則中正愧疚之餘，敢為國家稱慶者也。 訓詞中說： 此次西安事變，實為5000年曆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餘回京，亦不再勉強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餘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爾等所受之感應，尚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矣。 幾與國家民族有利者，餘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變，爾等將餘居西安，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 蔣介石發表的《通電》和《訓詞》，意在說明他的人格偉大，他能夠回京是因為他的精神感召了張、楊。 尚且不管蔣介石這種說法有何根據，但他刻意迴避與張、楊進行的談判與達成的協議卻是不容置疑的。試想，如果不是各方和平斡旋、反復談判，張、楊會放他嗎？如果他不答應西安的條件，張、楊會放他嗎？如果不是中共和周恩來周旋於張、楊之間，他能順利回到南京嗎？ 迴避他所同意的談判條件，是為了他的領袖面子呢？還是準備日後反悔？毛澤東從他的《通電》和《訓詞》中洞察到蔣的用意。為了逼迫蔣介石兌現他在西安的承諾，防止他撕毀協定，12月28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對蔣介石所謂的“訓詞”進行了剖析。毛澤東評論《訓詞》“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毛澤東指出： 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以往開闢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 12月26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 毛澤東在聲明中還公佈了蔣介石在西安已經答應的六項條件，指出，蔣介石是因為接受了這些條件才恢復自由的，並警告蔣介石： 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將席捲蔣氏以去。 毛澤東的聲明公開了西安談判的內幕，使蔣介石企圖美化自己、掩蓋真情的圖謀大白於天下。 受到毛澤東批判的《對張楊的訓詞》，實際上是杜撰出來的。它的執筆人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陳布雷。蔣回到南京以後，找來陳布雷，由蔣口述主要內容，陳執筆代蔣草擬了這個“訓詞”。此文寫完以後經蔣介石過目，當晚即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用電訊通稿形式向各大媒體發出，27日就在南京國民政府控制的各種報刊上刊登。為了使人們相信《訓詞》的真實性，發表時所加的按語說：這是蔣介石在離開西安前，親自對張、楊口授，並由宋美齡筆錄下來的。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假的。因為，釋蔣的時間是25日下午2點多張學良約見楊虎城後才定下來的，定下後，已快3點，張學良馬上回公館與趙四小姐告別，而楊虎城也回去作了一些準備。 3點30分左右，張學良準時來到高桂滋公館，而楊虎城較晚一點來到高桂滋公館，他到的時候已經看到張把扶著蔣走出高宅的大門，準備登車了。於是，他們馬上出發，4點鐘就到達了西郊機場。也就是說，自定下送蔣時間後，張、楊便沒有與蔣會面的時間，怎麼能聆聽蔣的所謂“訓詞”呢？ 後來，宋美齡在回憶錄中對此事的描述，也證實了他們離開西安時是匆忙而緊張的。宋美齡寫道： 正焦慮間，子文忽入門，攜來喜訊，城防司令楊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張曰：“日去暮矣，曷勿明晨迳飛南京？”餘呼曰：“尚欲等候耶？離此愈快愈佳！豈將等候彼之改變態度耶？當知今日為聖誕日。不！決不能做片刻留！應速行，毋再滯疑。” 這段文字記述的大概是25日上午的事，因為，宋子文得知楊虎城同意放蔣的消息，而張學良卻與宋美齡在一起，這個情況只能是上午因釋蔣問題張、楊發生爭執後，周恩來讓張稍加休息，而自己去做楊虎城工作這段時間。但此時，楊虎城並沒有同意蔣幾時走，蔣、宋生怕楊虎城改變主意，恨不得即刻起飛，這種焦慮的心情之下，要舉行一個從容不迫的告別談話，顯然是不可能的，何況，楊還與周恩來在一起，也沒有時間去聆聽蔣的訓話。 蔣介石在發表《對張楊訓詞》的同時，打電話把宋子文找來，讓宋通知張學良寫份“報告”，宋對張學良說：現在各方面說法比較多，委員長也有他的難處。既然來南京了，就寫個東西，走個過場，讓委員長的面子也好過。 張學良再一次相信了蔣介石。因為，就在一天前，在洛陽逗留時，蔣還告訴宋子文：“你要照顧些漢卿。”當晚，張鈁由潼關前來洛陽謁見蔣介石時，蔣還誇獎張學良：“真是東北的漢子。”蔣介石亦與張學良親談，不必再送到南京。說：“你就回西安。你若到南京，我反不好辦。”此時，張學良以為宋之要求就是走走過場，於是，很痛快地答應了宋子文，給蔣介石寫了請罪書。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鈞鑒： 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反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鑑察。專肅。 敬叩。 張學良26日 蔣介石拿到張學良的請罪書後，立即呈報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蔣在呈文中說： 謹呈者：此次西安事變，皆由中正率導無方，督察不周之過，業經呈請鈞會（府）予免去本兼各職，並嚴加處分，以明責任，諒蒙鈞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代理總司令職務，而在其管轄區內，發生如此巨變，國法軍紀，自難逭免。現該員已親來都門，束身請罪，以中正為所直屬上官，到京後即親筆具書，自認違紀不敬之咎，願領受應得之罪罰。中正尤以該員統軍無狀，尚知自認罪愆，足證我中央法紀之嚴明，故該員有尊重國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將該員來書錄呈鈞會（府）鑑核。應如何斟酌情事，依法辦理，並特予寬大，以勵自新之處，伏候鈞裁。 蔣介石這個呈文為法辦張學良立了案。 張學良卻蒙在鼓裡，他仍在為蔣介石效勞。在西安放回被扣的軍政大員之後，蔣又令宋子文向張提出，放回空軍在西安、蘭州的70架新式馬丁式飛機，張學良表示同意，很快西安方面就放回了這批飛機和駕駛員以及500名地勤人員。 27日，張學良已經發現情況有些不對，但尚不知蔣是幕後“導演”。這天深夜，他致信楊虎城，透露了南京詭異的政治空氣。他說： 京中空氣甚不良，但一切進行，尚稱順利，子文兄及蔣夫人十分努力，委座為環境關係，總有許（多）官樣文章，以轉還（圜）京中無味之風，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鄭重告弟必使實現，以重信義，委座在京之困難，恐有過於陝者，吾等在陝心中仍認蔣先生是領袖，此地恐多系口頭恭維而存自利也。 張學良所談的能給他提供安全保證的人，此時也被蒙在鼓裡。還是27日這一天，孔祥熙去宋公館回拜張學良，還信誓旦旦地對張說：“要處分，我陪綁去。”28日，閻寶航去西安前去看望宋美齡時，宋還對此前她對張的安全保證說：“我們犧牲一切也要做到。”但當他們知道內幕後，誰也無能為力。蔣介石躲到陳布雷家中，閉門謝客，連宋氏兄妹也不例外，另一個保人端納則已是自身“難保”。 原來，在嚴懲張學良的惡浪中，端納也成為眾矢之的，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誣指端納是奸細，要予以嚴辦，至少也要驅逐出境。端納本是“救駕”頭功，只因為他勸蔣接受張、楊的聯共抗日主張，便成為“奸細”。德國軍事代表團得知端納處境困難，立即指派一名上尉到端納住處，擔任警衛，以防不測。端納知道緣由後便找宋美齡。最後，是蔣介石下令，《中央日報》才發表聲明撤銷該社論表示認錯，並以該報社社長丟官而告一段落。 端納只是虛驚一場，而張學良可沒有那麼幸運。 29日，國民黨中央召開常務委員會第31次會議，處理西安事變有關事項。會議由居正主持。會上先由蔣介石報告西安事變經過，然後討論蔣介石提請的“西安事變引咎自請處分並請免去本兼各職案”。討論的結果是，作出了一項蔣介石所期望的決議。決議說： 蔣同志馳驅國事，督教三軍，昕夕勤劬，不遑寧息；最近再度入陝，即以（孫）總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屬，統一軍心。此次西安事變，事出非常，更能於蒙難期間，持浩然之正氣，昭示偉大之人格，使倡亂者衷誠感動，悔悟自白。蔣同志對此次事變，毫無引咎可言。所請辭職，應予懇留；自請處分一節，應毋庸議。 接著，中常會舉行第32次會議，仍由居正主持。會上討論蔣介石同一呈文中依法辦理張學良一案，這次會議決議：張學良案交軍事委員會依法辦理。第二天，中常會內定李烈鈞為審判長，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商軍事委員會遵辦。軍事委員會自然按照蔣的意圖，確定由李烈鈞、朱培德、鹿鍾麟三人組審。 給張學良“治罪”終於罩上了一層法律的外衣。 蔣介石挑選這三個人來會審也頗費心機。第一，三人不是蔣的嫡系，沒有親疏之嫌；第二，三人均是資深的陸軍上將，與張學良的軍銜相當；第三，三人都聽命於蔣，不至違背他的意旨。 李烈鈞久經官場，知道朱培德與蔣的關係深，不敢輕易與朱商議如何處置此案。他悄悄問鹿鍾麟：此事怎樣辦才好？鹿給出了三策：“問而不審是上策，審而不判是中策，問、審、判全承擔下來是下策。”鹿告之李烈鈞：“我們應該力爭上策，不得已適當地兼取中策，下策萬不可為。” 李、鹿商量好的力取上策到蔣介石那裡立馬變為只此下策。 30日晚，李烈鈞來到蔣的官邸請求會審事宜。蔣先問李：“審判長對這個案子如何辦理？”李答：“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叛逆'行為，有謀害主帥的打算。但能悔改，親送委員長回京，願委員長寬大為懷，赦免對他的處罰而釋放他。”蔣介石對李烈鈞的意見不置可否。這使李烈鈞立刻感到“中策”也過不了關，他拿出“下策”向蔣試探：“國民政府既任烈鈞出任審判長，一切當以軍法辦理。”結果，蔣說出“君慎重處理可也”的話，這說明張學良既入蔣之手中已是插翅難逃了。抗日戰爭時期李烈鈞在昆明與人談起“審張”案時，道出了他的無奈，他說：“那簡直是演戲，我不過是奉命演這齣戲的主角而已！張漢卿光明磊落，對話直率，無所畏懼。” 李烈鈞只能按照蔣介石圈定的結果組織審判！ 1936年最後的一天，張學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來到軍事委員會軍法處接受公審。儘管宋一再解釋，審判僅僅是個手續，但張學良心中依然窩火，因為此舉對他十分不利，他在國人心目中一下子成為被告，從此他便失去主動權，任憑蔣介石宰割。在候審室，鹿鍾麟與張學良握手後說：“漢卿，今天開庭，有話儘管說！法庭內不許攜帶武器，如身邊還有武器，可放在外邊。”張說沒有武器。 擔任審判長的李烈鈞，早年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的參謀部長。 1922年張作霖派人與廣州護法軍政府大元帥孫中山聯絡，接洽人便是李烈鈞。因此，張學良一向把李烈鈞視為長輩。此時，看到被告席上的張學良，李烈鈞多少有些尷尬。他以張學良是陸軍一級上將，又是未遂罪為由，在法庭上為張學良設了專座，並讓人代他趕寫照例應該詢問的被審人年齡、籍貫等項目，以示優待。 上午10點審判正式開始。 李烈鈞說：“我們準備了一份向您提問的問題，要你逐條回答。你願意先看看這些問題嗎？” 張學良說：“好，請給我看看。” 李烈鈞準備提問的事項一共有8條，如： 不虞危害國民乎？何因出此？ 當時你們聚會密謀此事的實情如何？黨員官吏向中央提出建議，向來有一定程序，你難道不知道？ 你即使有什麼主張，理應向中央及蔣委員長陳請採納，而不日你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議，突然發動事變，你有什麼可辯解的？ 在臨潼競派重兵將委員長行轅重重圍困，用機關槍、步槍齊發如雨，是不是有殘害統帥之心？ 你在臨潼劫持統帥，禁閉中央大員，殘賢害善，這些行為，你都是首謀，你有什麼可說的？ 張學良閱後，一一作了回答。關於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張說： 我對蔣委員長是極信服的，我曾將我們的意見，先後數次口頭及書面上報過委員長。我們一切的人都是愛國的人。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而愛國之士所受之壓迫反過於漢奸，事實如殷汝耕同沈鈞儒相比如何乎？我們也無法表現意見於我們的國人，也無法貢獻於委員長，所以才不得不採用這一特殊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我可以說，我們此次並無別的要求及地盤、金錢等，完全是為了要求委員長允許我們做抗日準備及行動，開放一切抗日言論，團結抗日一切力量起見。我們認為目下中國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難解決。中國抗日非委員長領導不可，不過認為委員長還未能將抗日力量十分發揚，而親日者障礙高過於抗日者之進行。如果我們有別的辦法達到我們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關於送蔣回京的感想和到京後給蔣寫“認罪書”，張說： 我這次來京，也有三點意見：（一）維持紀律，不墮我中國的國際地位；（二）恢復及崇高領袖之尊嚴；（三）此事餘一人負責，應當得應得之罰，我並無一點個人的希求，一切的懲罰我甘願承受。我給委員長的信，不知道他要發表的，否則我不寫。 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有錯。 不等張學良說完，審判長即打斷他的話，問道：“你知道你犯的什麼罪嗎？”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