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十章放蔣？扣蔣？西安內部又生歧見
★蔣氏拒不簽字引起兩軍將士的疑慮。張學良的放蔣主張使部下深為擔心，多數意見認為：西安事變是大家提著腦袋幹的，不是張、楊的個人行為，沒有具體保證，不能輕易放了蔣介石
★張學良硬著頭皮做部下的工作，張、楊為此發生爭執，兩軍內部更是頻出強硬信息。最終周恩來出面調解才達成釋蔣共識
★張學良早已定下釋蔣決心，但過於倉促的“無條件釋蔣”，使張、楊失去了製約蔣介石的“底牌”
在蔣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之後，釋放蔣介石的問題便提上議程。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放蔣、怎樣放蔣？西安方面參與事變的將士，包括張、楊都有著不同的考慮，這些不同的考慮，本來是正常的，也與放蔣本身無關，因為張、楊早已就放蔣問題達成高度一致。但是，一刻不離開西安，蔣氏懸著的心就放不下。何況，“不同的考慮”本身潛藏著變數，這再度引起多疑的蔣介石和宋氏兄妹的不安……
★蔣氏拒不簽字引起兩軍將士的疑慮。張學良的放蔣主張使部下深為擔心，多數意見認為：西安事變是大家提著腦袋幹的，不是張、楊的個人行為，沒有具體保證，不能輕易放了蔣介石
實際上，放蔣的和平談判是分兩步進行的。
第一步，即商談使蔣答應張、楊、週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各項條件。但是，在談判開始之前，蔣介石就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即商定的條件，他以“領袖的人格”作擔保，而不作任何書面簽字。
既然是談判，就有一個簽字生效的問題。沒有簽字的協議，誰來保證它的真實性，誰來保證它的效力。蔣介石所講的以“領袖的人格”擔保，這是開天闢地第一次，不能不讓人有所擔憂。
蔣介石為什麼不簽字？是為了在歷史上不留下任何文字的東西，以維護他個人的所謂領袖尊嚴，還是一開始他就為此後違背承諾而埋下伏筆呢？
起初，西安方面並未過多考慮，張、楊為了抗日的民族大義，認為，只要蔣能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剿共”，領導抗日，不簽字也是可以的，就是簽了字，想撕毀協議，易如反掌，拿他也沒辦法。周恩來將這一情況報告中央，毛澤東復電時，也同意可以不簽字，並說：“要他簽字幹什麼，簽與不簽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話，簽了字也沒有用。”
但是，隨著談判的進展，這個問題凸顯出來，這就出現了第二步，即怎樣擔保，以及怎樣對蔣介石的“領袖的人格”擔保進行某些約束。
這一步的工作中共已經做了，24日晚的蔣週會談，實際上就是索要蔣的進一步擔保。宋子文在12月25日的日記中記述了這一過程。宋寫道：
週見了委員長，解釋說：一年來，中共一致在力圖避免內戰，以保存國家實力。他們並未從西安事變中索取任何資本，所提建議措施與數月前之主張並無二樣。現在他們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證：（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許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釋其主張。
委員長答日：紅軍北上抗日一直為其心中願望，若如周之所言，他們願意停止一切赤化宣傳，聽從他的指揮，他將視其軍隊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歲月裡。他一直記懷中共之領袖，他們許多人皆曾為其部下。既然他能對桂系施以仁懷，那他對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對待。他已委託張來改編紅軍，若紅軍對其效忠，他們將享受胡宗南軍隊一樣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後，周本人可親赴南京，繼續討論。
從宋子文上述日記透出的信息看，周恩來是從抗日的大局上要求蔣介石作出進一步保證的，涉及較多的是抗日和“剿共”的大事，不可能詳盡到張、楊及其他參加事變的將領個人的安危問題。
張學良自恃與蔣介石、宋美齡的特殊關係，特別是發動事變他本來就沒有加害於蔣介石的意思，而單純為了抗日，現在抗日的要求蔣介石答應了，他認為應該放蔣回去。至於個人安危，他早就置之度外，張曾不止一次地說：只要抗日能實現，就是犧牲我張學良，甚至東北軍，也是值得的。所以，他對安全保證的問題較少考慮。
而作為參加這次事變的眾將士來講，安全保證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當蔣介石拒不在協議上簽字的消息一傳出，立刻引起軒然大波。許多將士覺得，蔣介石不簽字，就是想著將來不認賬，這關係著十幾萬人的生命，不能輕易放他走了。
17路軍的將領們反應很激烈。他們認為，張學良同蔣介石的關係非同一般，所以蔣介石可能會原諒張學良，但決不會原諒一同參加事變的17路軍的將領。他們甚至想乾脆把蔣介石殺掉。
東北軍的將士也不同意在沒有具體擔保的情況下放蔣。
於是，張、楊委託他們的智囊幕僚討論提出意見。 23日下午，高崇民主持召開設計委員會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杜斌丞、申伯純、王炳南、應德田、盧廣績等。會議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和平談判的條件；二是在什麼條件下才能釋蔣。與會者關心的是最後一個問題，因而討論自然地集中到這個問題上面。對這個問題，與會者辯論非常激烈，他們提出須有下列二項保證才能釋蔣：
一、“中央軍”撤出潼關，解除對西安的軍事威脅。建議由閻錫山出來做保證人。並將潼關至洛陽之間劃為緩沖地帶，由晉軍駐防，使蔣介石想報復也報復不了。
二、先釋放在上海被捕的救國會“七君子”，取信於全國人民。
和平談判的會議記錄人應德田情緒激烈地說：蔣介石是大家提著腦袋捉的，不是張、楊兩個人的事情。他們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現在蔣介石還在我們手裡，不聽我們的話，我們乾脆就先把蔣幹掉。
會議最後作出決議：沒有保證，蔣不能走。
發動事變的另一個主角——楊虎城，也主張有條件放蔣。
楊虎城原本是不主張放蔣，或者說是主張緩一步放蔣的。 12月18日，周恩來與其會談後形成了和平解決事變的共識。但是，對於放蔣，他堅持必須是有條件、有保證的。 20日，張學良在新城指揮部同楊虎城商量正式談判和釋蔣問題時，楊虎城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必須改變，蔣介石至少應以談話方式向全國公開表明這一態度。當天，宋子文已到西安，張學良告訴楊虎城：蔣介石已經暗示可以同意張、楊的團結抗日主張，但由於他不在南京，無人作主；並說抗日是有準備的，只是沒有完成，不能不採取穩健辦法，等等。據此，張學良希望楊虎城同意放蔣。他說：“蔣屢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證，看來不至於欺騙我們。”楊虎城說：“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著急，看看下一步再說。”24日上午，雙方談判當中，宋子文提出蔣介石下令停戰撤兵即回南京的要求，楊虎城與周恩來都沒表同意。
楊虎城為何對有條件釋蔣如此執著？
這是因為，楊虎城從1929年附蔣以來在多年與蔣打交道的經歷中感到，蔣介石根本不是一個守信義的人，與他談信義是幼稚的。楊不止一次說：與蔣介石鬥，“中國任何軍閥，包括我們在內，都'經不下'（陝西話“鬥不過”的意思），只有共產黨才夠得上蔣的'敵手'”。因而，他對蔣介石的擔保根本不信，他雖然對放蔣沒有意見，但對如何放法，卻認為必須嚴密考慮，絕不能輕信所謂“人格擔保”。只有抓住了他的辮子，才能使他有所顧忌而不至自食其言，或回過頭來打擊報復。
扣蔣之後，楊虎城及其親信曾設想過對蔣的處置方案：
（一）“挾天子以令諸侯”，留蔣在西安，以“三位一體”保證蔣的安全，讓蔣在西安發號施令；（二）要蔣簽署秘密協議，保證不外洩；（三）由蔣向全國作一次廣播，或有一個政治性文件，表明態度，可不涉及協議具體內容。
隨著談判的進展，前兩項已經不能成立，但要蔣公開表明態度還是可以考慮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按照楊虎城的意見，像放蔣這樣重大的問題，必須三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見，特別是應當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他一貫認為，共產黨對付蔣介石的辦法多，而且比較高明。放蔣之前，也還必須有一套佈置，對部隊幹部和群眾解釋清楚。所以，他不同意匆匆放蔣。
楊虎城這種想法，代表了西安內部絕大多數人的意見，有資料表明，除了張學良本人外，其他人都主張有保證放蔣。 24日午夜，中共中央在給周恩來的複電中也表明了這樣的態度：
楊虎城一直主張有條件釋蔣。捉蔣後，他曾與幕僚們商議過，設想與蔣簽署秘密協議，至少要蔣向全國發表一次廣播講話，以表明態度，楊擔心沒有相當保證就釋蔣，難免他回京後不對事變發動者進行報復。張楊部下也大都主張有條件釋蔣。
周恩來也是主張有保證、有條件釋蔣的。他同楊虎城一樣擔心蔣動搖，並考慮讓蔣作出相關保證。 24日晚，在給中共中央報告蔣介石對談判態度的電文中，周恩來指出：“蔣目前在西安環境中有抗日願望，但南京環境不改，他又將回到動搖中去，現在從撤兵、（改）組（政）府、與我方秘密協商及公開宣傳上找保證。”在此前一天，週在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與宋子文談判情況的電報中，即請示中央指示放蔣的條件。 24日上午，中共中央派時任政治局常委博古攜帶中央的指示來到西安。就在這天深夜，中共中央書記處復電週、博，指示：
甲、在下列先決條件下恢復蔣自由：（一）全部中央軍向河南、綏遠二省撤退。 （二）南京宣布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不咎一切既往，並召開救國會議之命令。蔣亦發表同樣宣言。此條件即取消討伐令，承認張、楊與我們地位。 （三）部分的釋放國犯與共產黨。
乙、依目前情勢，沒有這些條件而釋放蔣是危險的。張、楊即使戰敗，挾蔣在手還有文章做。
丁、張和楊及我們應有堅持的決心。
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所提的這些條件，有利於促進團結抗日大局的形成，同時由於南京國民政府內親日派勢力的膨脹，無條件地放蔣的確存在著一定的危險性，而後來事實的發展也證實了中共中央的遠見。
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這一指示，25日上午，周恩來拜會楊虎城，商議釋蔣條件，楊虎城對中共的釋蔣條件表示贊同，週、楊議定：蔣介石鬚髮表一個正面表示態度的文件然後回南京。
周恩來和中共的態度張學良是清楚的，楊虎城的態度張學良也是清楚的，東北軍和17路軍將領的主流思想張學良更是清楚的。這幾支力量都主張“有條件放蔣”，這個形勢使張學良思想壓力很大。
“三位一體”內部的思想反應，只是張學良產生壓力的一個方面，更大的壓力來自於蔣介石和宋氏兄妹。
宋氏兄妹22日來到西安，還未談判即與張學良討論釋蔣問題。張學良表示他個人極願立即恢復蔣的自由，但這個問題關係許多人，不能不徵得他們同意。
宋美齡亦感到張學良處境艱難，他說服部下和楊虎城等人的難度，不亞於她說服蔣介石。於是，就說：“那你就快點把我的意思轉告給他們。假如他們要和我面談，可以讓他們來見我；凡是委員長不願見的人我都願意代替委員長會見他們。我在這裡等你回話。”這時已經接近深夜。
張學良從高公館出來，立即召集楊虎城等人開會，一直開到午夜過後。圍繞放蔣問題，爭論十分激烈。散會後，張覺得時間太晚，就沒有到宋的住處去。而宋美齡等著張學良來報告結果，卻一直未睡。到凌晨2時，仍不見張來，就打電話向張催問。張學良遂趕到宋的住處，告訴她：“他們不願意釋放委員長，他們認為我和子文與你交誼甚厚，我固然可以保住性命，他們怎麼辦？他們責備我把他們牽進了旋渦，並提出我們提出的條件無一條承諾，就急於釋放委員長，這不是把自己推入絕境嗎？”得此消息，宋美齡又與張討論到3時始才就寢。
談判取得成果後，宋氏兄妹再次提出釋蔣問題。宋子文先在由張、楊、週參加的會上提出，由蔣介石下達“中央軍”撤離陝甘的命令，之後蔣回南京。這一提議只有張表示同意。宋子文又親自找楊虎城談釋蔣問題，楊堅持蔣不能馬上離開西安。
這一消息，使宋美齡擔心起來。她在南京時擔心的是何應欽等人的討伐主張，她怕何藉機除掉蔣介石，即使蔣不被炸死，只要戰端一開亦恐導致大規模內戰，使日本乘機而入。到西安以後，這種擔心更加重了。因為她認為：
四周軍隊皆整裝待發，叛軍之後，復有共軍，此又為委員長剿討之寇仇也。 ……所謂東北軍者人數眾多，軍械精良，其作戰計劃，即以後之共軍為唯一之後盾，萬一戰事發動之日，即共黨重生其活力之時，其影響將如電流之疾走，釀成空前之內戰，召到不可預測之浩劫，而虎視眈眈之帝國主義者，正懸盼中國內戰之爆發，俾得藉口以大規模之侵略完成其編制中國之迷夢，則此種現象之造成，自將引起彼方無限制之干涉。
因而到達西安後她力勸蔣介石盡快答應張、楊的條件，使蔣能盡快離開西安。最難的一關“談判”已經闖過了，談判的協議達成了，沒想到，又出現了“擔保”問題，這不能不使宋美齡心生疑慮。
宋美齡的疑懼再大，解決此一問題也只能依靠張學良。因為，蔣介石與楊虎城素來不和，此前的1934年蔣曾突然罷楊所兼任的陝西省主席之職，派來了邵力子，實際上是來監視楊的。事變發生後楊的態度傳到南京，宋氏家族對張始能理解，而對楊則冷淡得很。這種感情基礎，使宋氏兄妹不可能去做楊的工作，也做不通楊的工作。而“三位一體”另一個重要一方的中共和它的代表周恩來，宋美齡與週從未有過交往，宋子文也只是這次事變來西安才認識週。蔣介石十年“剿共”與中共結下的冤仇，宋美齡也不敢想像中共能幫助他們什麼。
這樣，宋氏兄妹就只能施壓於張學良。張學良很講“義氣”，他認為，自己以前已經許下諾言，只要蔣介石答應他的條件，他就放蔣。現在協議已經達成，理所應當放蔣。在大多數不同意他的意見的情況下，張學良急切中竟然還設計了這樣一種放蔣的方式：偷偷把蔣化裝送走。
提出這個方案是在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之後。
送走了周恩來，屋裡只剩下蔣介石、張學良、宋氏兄妹等4人。宋美齡說：漢卿，委員長手令的期限是3天，我從南京來時，又求何應欽將軍展限3天，明天是南京進攻的日子了。另外，我和委員長都是信奉基督的，你能不能把明天動身作為最好的聖誕禮物送給我們呢？
張學良回答說：孔院長也剛剛來了信，他也是這個意見，說如果能於聖誕前後護送委員長離開西安，返回南京，那真是聖誕老人送給的一件最偉大的禮品。只是楊主任現在還有些猶豫，明天我再去勸勸。城裡是他的部隊，守城門的也是17路軍，楊主任不鬆口，我不好辦。
宋美齡就使出她的“激將法”：你是一個副司令，難道沒有其他什麼辦法？
張學良回答：實在萬不得已，我們可以動用武力，但那樣對你太危險了。我可以帶委員長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納飛往洛陽，我給委員長化裝，用汽車帶他出城，把他帶到我的軍隊駐地，從那裡驅車到洛陽與你們會面。
宋子文表示同意這一計劃，但宋美齡堅決反對。她的理由集中於兩點：一、委員長的體力忍受不了長時間的汽車旅行；二、如此離開西安未免太不體面。
蔣介石在一旁聽後大哭：你們光想著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麼意思？在西安栽了這麼大的跟頭，名聲、地位、尊嚴全毀了。作為一國統帥，到了這種地步，在人們心目中還有什麼分量？你成全我吧，還是把我和美齡一起處置了乾淨！
蔣介石的話，當然還是對張學良“激將”，他絕對不是真心想死於西安。但是，從蔣介石和宋氏兄妹的激將和張的回答能夠看出，張學良是真誠地希望放蔣早回南京的。這裡面也折射出“三位一體”和部下的一致態度是對張學良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
★張學良硬著頭皮做部下的工作，張、楊為此發生爭執，兩軍內部更是頻出強硬信息。最終周恩來出面調解才達成釋蔣共識
面對宋氏兄妹的釋蔣壓力，張學良已經很難站在他的部下的立場上選擇有條件釋蔣了。加之宋美齡否決他的極端方案，使他只能面對他的部下和“三位一體”，通過解釋工作達成一致。
他指示鮑文樾、馬占山、米春林、盧廣績、杜斌丞等人去見宋子文。 24日中午，這5人與宋子文會面，進一步就保證必須實現協議提出要求。宋子文聽後向將領們解釋，委員長在這裡是不會親筆下達命令的。他拍著胸脯，豎起大拇指保證委員長回京後絕不咎既往。但大家仍覺得只是口頭的表面承諾而已。
下午，張學良委託周恩來繼續與宋氏兄妹接觸，自己在公館召開設計委員會會議。此前，設計委員會決議形成的兩條意見，23日晚高崇民已寫信告訴了張學良。圍繞大家提出的有條件放蔣的問題，張首先簡要地通報了和宋氏兄妹達成的協議，並透露：兵諫的目的已經達到，很快要放蔣離陝。然後嚴肅地對大家說：
“聽說你們昨天開會，也有一些意見。這些意見你們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現在要警告你們，不許你們在外面隨便亂講，尤其不許你們任意胡鬧。這是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做錯了一點，我們擔不起。你們有些什麼意見，現在可以當面和我說。”
會場沉默了幾分鐘後，有人開始發問：“蔣、宋答應我們的這些條件，究竟有什麼保證沒有？他們將來說了不算怎麼辦？”
張學良厲聲問：“你們要什麼保證？你說！你說！”被問者顯得很緊張，但還是把昨天設計委員會決議的那些保證條件一一說了出來。
張學良聽了大家講的保證條件，很誠懇又很自信地回答說：
你們所提的這些意見，我都考慮過，都是行不通的。你們要知道，蔣現在是關在我們這裡，他現在說什麼話，何應欽都不見得肯聽。我們逼著蔣下命令，如結果無效，怎麼辦？我們且不說到這層，即使蔣的命令還生效，可是這是我們逼著他下的，不是他心甘情願下的。那麼，他的命令下了，也發生效力了，譬如潼關以西的中央軍開出潼關以東了，上海愛國領袖七君子被釋放了，政府也改組了，到那時，你們放他不放？保證實現了，當然要放他。但是他這樣做是逼迫的，不是心甘情願的，一定心存報復。他回到南京，開出潼關的中央軍又開回潼關以西來了，釋放的愛國領袖又被逮捕起來了，改組的政府又改組回來了，甚至你們壓迫他對日宣戰他都肯，可是回去以後，他又同日本妥協了。到那時，你們怎麼辦？你們怎麼辦？所以我說你們那些意見都是行不通的。我們提出的條件，只能他在原則上承認了，就讓他走，簽字不簽字都沒有什麼關係，簽了字要撕毀，還不是一樣地撕毀。
至於提到要閻錫山來做保證人，那更是不可能的。我們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的事自己了。我們不請客，更不請閻錫山那樣的客。在西安事變以前，我們聯共抗日的一些情況和主張，是同閻錫山說過的，他也曾向我們表示贊成和支持的。這次事變發生以後，我們打電報告訴他，向他請教，他回電向我們提出好幾個“乎”，什麼“促進抗日乎，破壞抗日乎，停止抗戰乎，擴大抗戰乎”，最後並質問我們“何以善其後乎？”只是滿篇責備，毫無半句同情。他把給我們的電報，又送到南京的報紙去發表，不知他腦子裡打的什麼算盤。這樣的人我們不同他共事，不讓他投機取巧找便宜。
張學良說了這番話後，大家又問：那“紅軍和楊主任的意見怎樣？”張說：“紅軍的態度比我們還軟，楊主任雖有些不同意見，但是他是識大體的。”
這次會議張學良並沒有說服大家。當晚，東北軍和17路軍的將領聯名連夜給宋子文寫信，要求：三方談判達成的協議必須簽字，只以“領袖的人格”作保證是不行的；“中央軍”必須立即撤出潼關。這兩點做到，才能讓蔣介石走，否則，張、楊答應了，我們也誓死反對。
宋子文於25日早晨看到這封信，大吃一驚。他趕陝轉給蔣介石、宋美齡看。蔣、宋看後也嚇了一跳，讓宋子文趕快找張學良想辦法，並讓宋子文親自去找楊虎城，懇求楊早日放蔣走。宋向楊保證，蔣走後，“中央軍”立即撤出潼關。楊仍然沒有答應宋的要求。
此時，張學良也收到一封來信。寫信者是主持設計委員會的高崇民，高在信中亦反复說明無條件放蔣是危險的。
聯想到前兩天晚上與應德田見面，應同樣堅持無保證釋蔣是“放虎歸山”的言論，張學良感到，必須盡快放蔣，否則可能會出現意外。
在得知宋子文與楊虎城談話結果後，張學良立即於上午8時許，趕到新城大樓去做楊虎城的工作。恰好遇上了高崇民，張對高說：“你的信我看到了。我告訴你，咱們自己請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頭砸自己腳。只要於國家有利，犧牲我個人，犧牲東北團體，在所不計。”高崇民問：“這是'三位一體'的事，不能由咱一家決定啊。”張拍拍高的肩膀說：“周先生比我還和平，只有虎城猶豫不決，我去說服他。”
張學良在一天時間內兩次說出“紅軍的態度比我們還軟”，“周先生比我還和平”這樣的話，與事實是不符的。是他不了解中共的態度嗎？顯然不是。因為24日宋子文提出釋蔣要求時，週、楊均未同意此一提議，而張學良也在場，他能讀不懂週的意思嗎？
是有意淡化他在這一問題上與中共的分歧嗎？這一點是有可能的。因為，中共在“三位一體”中說話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中共不公開反對釋蔣，他做楊虎城及其部下的工作就可能做通。張學良同時還認為，西安事變是他與楊虎城共同發動的，只要楊虎城同意放蔣，中共是不會反對他的。正是這種認識，使他後來沒有與聞中共，就自作主張地放蔣了。
張學良來到新城大樓之後，會見了楊虎城及其高級將領。就在這裡，張、楊發生了激烈爭吵。
張學良表示，他要釋放蔣介石，他對楊虎城說：
我們發動事變的動機，是請求委員長領導全國一致抗日，不顧一切，而不是考慮我們自己的後果如何。他既然已經答應把我們的建議提交中央政府討論，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我們就不應畏懼個人的損失和死亡。
而楊虎城等人堅持要蔣介石寫一書面保證。
東北軍和17路軍將領們的情緒也難以平復，他們堅持要求蔣介石在協議上簽字。張學良只好耐心地向他們解釋：
我為什麼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蔣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為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假如我們久拖不決，不把他盡快送回南京，事情就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就會有違我們的初衷：我們為了反對內戰而發動此次事變，反而有可能引起比今天更大的內亂；我們為了抗日而逼蔣，更大的內戰一起，就等於幫了日本的忙；我們為逼蔣抗日而將他扣在西安，他答應了抗日，再把他扣著不放，反倒會使答應我們抗日的領袖因此而失去領導地位或有損他的聲譽。那我張學良真是萬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自殺，以謝國人。
張學良雖然費盡全力，但楊虎城和兩軍的不少將領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想法，雙方僵持不下，周恩來只好出來“打圓場”，建議張學良“稍加休息”，而他則向楊虎城陳情利害，充當起張、楊兩人之間的調解人。
周恩來本來是不主張馬上放蔣的。他剛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與楊虎城商定，在下列條件下釋蔣；
第一，全部中央軍首先撤出潼關；
第二，南京及蔣介石通過公開的政治文件宣布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不咎既往，並召集救國會議；
第三，開始部分地釋放政治犯。
但是，面對這一突然情況，為了抗日的大局和“三位一體”的團結，周恩來又站出來做楊虎城的工作。
楊虎城最終聽從了周恩來的意見，放棄了要蔣介石簽署書面文件的要求。他接受了蔣介石的口頭允諾，置個人的安全於不顧，慨然答應放蔣。這樣一來，周恩來算是幫了張學良一個大忙，當然蔣介石則是最大的受惠。
幾年之後，曾經參與營救蔣介石的端納先生在菲律賓被日軍俘獲，關押在集中營中。蔣介石為報昔日端納的救命之恩，請求美國遠東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組織了一次代號為“洛斯巴尼斯”的軍事行動，救出端納。端納在呂宋島接受采訪時，向新聞界證實了周恩來對蔣介石從西安脫險的巨大貢獻，他說：
周恩來……實際上是1936年西安事變中的關鍵人物，是他把蔣將軍從綁架中解救出來的。
約翰·魯茲在他的《中國傳奇般人物周恩來的非正式傳奇》中，也記述了是周恩來的幫忙才使蔣介石順利離開西安。
文中寫道：
1940年聖誕節，蔣介石在重慶邀請周恩來吃飯，“委員長……感謝他的客人曾在西安挽救了他的性命。”
儘管楊虎城同意了放蔣，但中共卻不能為了蔣而犧牲楊虎城及其兩軍的利益。在周恩來的斡旋下，蔣介石和楊虎城同意，以12月23日談判取得的成果為基礎，達成了一項默契。這個默契即由周恩來安排，使蔣夫人和宋子文在這樣一份文件上簽了字，端納作為見證人。這份文件包括下列條件：
蔣介石同意：
（一）宣布並開始武裝抗擊日本的侵略。
（二）停止進攻中國共產黨。
（三）容納共產黨共同抗日。
（四）把親日派官員從國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日本外務省檔案《西安事變》（S161527—271—278）日文資料，也記載了釋放蔣介石的條件：
（一）撤退西安周圍的政府軍隊。
（二）停止內戰和“剿共”。
（三）發起全國規模的抗日運動。
（四）發給共產黨軍隊軍餉。
（五）釋放上海救國協會的7位領袖。
（六）改組中央政府；撤換下列地方官員：上海市長；上海警察局長；江蘇、安徽、江西和福建省的主席。
以上兩份資料所顯示的文件內容雖然有所不同，但都包含了張、楊的八項政策主張，其主要內容是一致的。從蔣介石隨後的行動來看，這份文件無疑是存在的。但在蔣介石和蔣夫人日後“加工”成的《西安半月記》和《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卻極力否認這一點，無非要挽回面子而已。
★張學良早已定下釋蔣決心，但過於倉促的“無條件釋蔣”，使張、楊失去了製約蔣介石的“底牌”
釋蔣，是張學良發動事變之初就有的考慮，但那時的“釋蔣”考慮是有條件“釋蔣”。宋氏兄妹來到西安後，隨著宋美齡的和平攻勢，張學良在放蔣的條件上逐步後退，22日，宋來西安的當天，談判還未開始，張即表示他本人同意放蔣，並奉宋美齡旨意，連夜找楊虎城等人商議放蔣，因大家均表反對而無果。
初步達成協議後，張學良更堅定了放蔣決心。但是，達成的協議蔣介石雖表同意但拒不簽字，這就使協議的效力受到質疑。於是，協議達成後還需要有其他保證才能放蔣成為多數人的意見，而張學良不同意增加保證條款，他認為，只要蔣介石同意抗日就應放蔣，要給蔣介石留足面子。
24日上午達成協議後，下午張學良就召集部下開會，開始做放蔣的準備。
晚上，張學良、楊虎城在綏靖公署大樓舉行（送行）宴會。出席這次宴會的有：張學良、楊虎城及其師級以上將軍；蔣介石、宋子文及其隨行人員；周恩來、葉劍英及其隨行的中共人員。
宴會開始，神情嚴肅的張學良高舉酒杯，激昂致辭：
委員長、週副主席、諸位兄長：
你們受驚了。我採取的這個行動，是不得已的，是請委員長共同抗日。我是有國仇家仇的人。希望在座的，為促進抗日運動獻策出力，乾杯！
張學良講完後，一飲而盡，眼裡飽含淚花，然後把高腳杯摔碎在地。
周恩來接著站起來敬酒。他說：
委員長，漢卿和虎城兩將軍，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
張、楊兩將軍的行動，在促進團結方面貢獻最大，通過這件事，希望各方面聯合起來，團結起來。我提議，為諸位的健康，為張、楊兩將軍的貢獻，乾杯！
這時，張學良站起來，第二次向大家敬酒，他說：
一個人要有救國救民的志向。有了志向就要努力去實現。我有我的志向。
現在國難當頭，東北淪陷，華北危在旦夕，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說過“中國不亡有我”，我們軍人更應當有“中國不亡有我”的氣魄！
說到這裡，張學良又是一飲而盡，第二次把酒杯摔碎在地。
當宴會進入尾聲的時候，張學良走到蔣介石面前，恭敬地說：
委員長：
我這次行動的唯一目的，是擁護委員長抗日，我的國仇、家仇都沒有報，我是中華民族的罪人。您如果與我有共同心願，也許不會有此事件發生。希望委員長回到南京，說到做到。東北不收復，我死不瞑目！為委員長的健康乾杯！
張學良說完，第三次一飲而盡，第三次將酒杯摔碎。
蔣介石見張學良如此激憤之情，非常尷尬，沮喪地推託說，身體不好，酒也不能喝。宋子文急忙接過酒杯代蔣而飲。
這次宴會，等於宣布：蔣介石即將獲釋。
宴會結束，張學良即召集東北軍主要將領王以哲、何柱國、董英斌等將領來到公館，向他們宣布了釋蔣的決定。
25日上午，張學良一面做楊虎城的工作，一面秘密告訴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整理行裝，並把自己的簡單行李交於端納，關照端納不要聲張。
此時，他對自己衛隊二營也不放心，令譚海親率自己的衛士隊擔任警戒。
是何種因素促使張學良急於放蔣，又是何種因素使張學良對蔣介石的安全越發擔憂呢？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儘管受到來自多方面責難，但他始終沒有對自己正義舉動產生過動搖和懷疑。中共全權代表周恩來到西安後，在對扣蔣行動進行充分肯定和讚揚的同時，曾對這種做法提出過溫和的批評，週毫無保留地指出：
這次事變從善良的願望出發，趁著蔣介石住在這裡，出其不意，乘其不備，用驚險的手段把他提起來。這種做法，在方式上多少帶有軍事陰謀的性質，將西安與南京置於敵對地位，有引起新的內戰的危險。
周恩來的話，使張學良感到有些不安。
宋美齡來到西安後，從另一個立場上更是多次對張的此次行動進行“批評”，還說什麼張“性子太急切，且易衝動”，如事變處理不好，將釀成新的內戰，給日本侵略中國以藉口等，殊不知，沒有西安事變，日本也會製造各種各樣的侵華事變的。由於宋美齡與張良好的私人關係，張學良開始對這次行動的不足之處進行一些反思，自此以後，他多次講道“劫持蔣介石自知不大合適”，認識扣蔣“此舉的不當”等。
張學良最怕的是宋美齡所講的引發內戰、給日本侵略以口實。他沒有料到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內部立即形成主戰和主和兩派，且意見尖銳對立。此刻，中央各路“討伐”大軍已經包圍西安，何應欽的停戰只有最後3天時間。單憑西安方面的軍事力量是難以抗擊南京方面的進攻的。一旦戰事一開，不說保證蔣介石不被打死、炸死如何艱難，就是在東北軍和17路內部也不敢保證不會出現激進行為。東北軍主力放在了前線與國民黨中央軍對峙，西安完全在17路軍的控制之下，而他對17路軍的狀況沒有底數。二旦出了亂子，後果則不堪設想。實際上，事變中已經有了傷亡事故：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邵元沖跳窗逃跑時被打死，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被擊傷右肩，蔣本人在翻牆逃往驪山時跌入深溝，斷了幾根肋骨和扭傷了髁骨。
如果蔣介石出現意外，南京國民政府的最高領袖地位，政治領袖則非汪精衛莫屬，軍事領袖則只能是何應欽，只有他才能叫得動蔣介石的那些黃埔嫡係將領。由親日派汪、何主政南京，將肯定聽命於日本，即便他們沒有蔣介石那樣的絕對權威。那樣，將會出現另一種局面：群雄爭鬥，內戰再起。無論是哪一種結局，都會給中國人民帶來危害，可能出現一場較之國共之間十年內戰更為慘烈的廝殺。
正當張學良苦思冥想如何說服楊虎城之時，他的東北軍部下又給他帶來了意外的打擊。一是東北軍、17路軍的高級將領和幕僚鮑文樾、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人，堅決反對張學良“無條件釋蔣”的意見；二是24日個別東北軍軍官探聽到張准備無條件放蔣的信息後，甚至產生了把張和蔣一同殺掉的念頭。
這兩件事，使張學良甚為震驚，促使他決定，不僅要馬上放蔣，而且要秘密放蔣，他認為，即使楊虎城同意蔣介石走，也難保楊和他自己的部下不會做出什麼激進的事來。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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