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九章“攘外”？ “安內”？釋蔣協議終於敲定
★宋氏兄妹最早發起和平救蔣運動。宋美齡力排眾議，委派端納出使西安搭起溝通之橋，端納面見蔣介石，使討伐派的戰爭發動受到牽制，和解由此出現轉機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擔當起與西安談判代表的使命，面見蔣介石，會晤張、楊，接觸周恩來，官一傳西安和平誠意。宋子文為南京與西安兩方最終通過談判解決事變，發揮了重要作用
★宋美齡率隊來到西安，蔣介石和張、楊及中共三方的談判正式開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終露曙光
★談判幾近尾聲，宋、張表示滿意。唯楊仍有疑慮，周恩來與蔣介石會談，終於底定和平
蔣介石被扣之後，經過蔣氏最初幾天頑固對抗與張、楊有理有節的鬥爭，以及其後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有力介入和引導。迭經南京國民政府親日派“討伐”謾罵與張、楊、中共三方聯合應對的幾番較量，也由於南京國民政府中有識之士的折衝努力在國際輿論呼籲和平解決事變，國內呼籲抗日、反對內戰漸成主流呼聲的大環境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終成有關各方的主導性認識。
但是，如何實現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還有一個艱苦的過程。
★宋氏兄妹最早發起和平救蔣運動。宋美齡力排眾議，委派端納出使西安搭起溝通之橋，端納面見蔣介石，使討伐派的戰爭發動受到牽制，和解由此出現轉機
宋美齡派出的信使端納，於12月15日從西安飛抵洛陽，隨即打電話至南京，向宋美齡報告了他會晤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情況。行前，他在西安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報告說：蔣在西安甚為平安，張、楊決無傷害蔣介石之意；如無意外發生，事變可望於數日內解決。在洛陽，端納又與宋美齡通了幾次電話，重點講的是，張、楊發動兵諫的善意和蔣本人的安全情況，以及和平解決事變的光明前景。關於通話內容，宋美齡在她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有如下記載：
餘於星期二（12月15日）突得端納由洛陽打來長途電話，誠令餘驚喜若狂。蓋端納於是晨冒惡劣氣候之危險，飛抵洛陽，直接報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簡短之言詞，敘述全局，謂委員長並未受苛刻待遇。端納到達後，委員長已允遷入較舒適之房屋，斯時委員長始初次與張學良談話，唯怒氣仍未消，張表示決隨委員長入京。蓋自承舉動雖錯，然動機確係純潔；張盼餘入西安，亦盼孔部長同行……然後又言，委員長堅囑餘切勿赴西安。餘請端納明日來京，端納稱，彼允委員長及張當日返西安。惟氣候惡劣，不利飛行，決於明晨返西安，京行勢難辦到。餘因告之軍事長官已決定立即進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險。並囑其以此真相轉告委員長。端納復言，彼雖不能來京，張學良親信之愛爾德與彼同機出陝，並於明晨飛京，可當面詳敘經過情形。
是晚餘又以長途電話告端納，孔部長因醫生堅囑不令飛陝，況孔為代理行政院長實難離職，因囑端納徵求對方意見，可否以宋子文或顧祝同代之，並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餘決心飛陝。
星期三晨，餘乘端納未啟行前，復與通話一次，餘囑端納告張學良，彼若不願手造慘酷之國難，應立即護送委員長返京，並請以目前餘所處之境遇告委員長，詳述餘努力阻止戰爭之經過。
宋美齡在電話中還囑咐端納，在去西安完成轉達上述事項之後急速返京，否則有生命危險，並請他轉告蔣介石，設法阻止何應欽的軍事行動。當時在宋美齡身邊的孔祥熙接過話筒與端納通話，他請端納告之張學良，欲拯救自己，拯救國家，當以飛機護送委員長赴太原，恢復其自由，倘能照辦，一切皆可不究。
端納與宋、孔的上述通話，把蔣介石依然活著的信息很快傳遞到外界。這給主張和平救蔣之人士以極大鼓勵，同時也給別有政治企圖的何應欽帶來了一定壓力。何應欽放言：“端納來電，實迎合西安，欲誘孔、宋入陝，多一重作質者，以加厚其談判之力量而已。”
在主戰派的壓力下，16日上午9時，孫科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30次會議，26名成員出席會議。會上，何應欽等人一致主戰、主快，主張一直圍到西安城下。馮玉祥、孔祥熙百般反對，但“討伐派”人多勢眾，寸步不讓。孔祥熙只得退而求其次，強調即令“討伐”，也應從緩，宜採取“軍事政治，同時並舉”的策略。何應欽對此無法反駁。因為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長，自然有責任從“政治”上設法，至於“軍事”，自然孔就無從置喙了。於是，兩派終於達成妥協。會議通過了三項決議：
一、推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迅速指揮中央軍進攻西安。
二、由國民政屙下令“討伐”張、楊。
三、推於右任為“西北宣慰使”，北上進行孤立張、楊的分化瓦解活動。
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實際上使何應欽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撇開蔣介石掌握了國民黨的軍事大權。會後，何應欽即任命劉峙、顧祝同分任討逆軍東、西路集團軍司令，舉行所謂“白衣誓師”，言稱將“督率三軍，指日西上”，“掃蕩叛逆”。
何應欽共調動了十幾個師的兵力，正面沿隴海路兩側，進攻西安。側面分別由潼關開進商洛，奪取藍田；由天水向寶雞、鳳翔推進；由寧夏吳忠向固原、平涼一帶移動。總預備隊在潼關附近集結。為配合陸軍行動，何應欽命令空軍從洛陽機場起飛，轟炸西安。由於宋美齡等人害怕“玉石俱焚”，堅決反對直接轟炸西安，以免把蔣介石炸死。何應欽不得不改令空軍只轟炸渭南、富平、三原縣城和赤水車站，意在武力威脅西安。
何應欽的“討伐”令下，所產生的直接結果是，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附近千餘間房屋被炸，死傷居民幾百人。中央軍的先頭部隊也在華縣與楊虎城的17路軍發生戰事。
宋美齡後來回憶討伐令下後的情形時寫道：“潼關以西之軍事，業已發動，雖幸飛機為雪所阻，不能超越華山而向西安轟炸，然洛陽與群山間沿路各處，被轟炸者已不勝數，又安能保證群機之無冒雪西飛迳向西安投炸者也。”
此時，張、楊所部業已作好與中央軍決戰的準備。按照事先約定，紅軍隨即進駐膚施（延安）進行武力支援張、楊的部署。
面對嚴峻的軍事形勢，宋美齡急令端納再次飛往西安，請蔣介石下令停止進攻和轟炸西安。端納與張學良一起面見蔣介石。端納向蔣介石轉述了宋美齡的意見。張學良則對蔣介石表示：“我們對你是一番好意。何應欽進逼潼關，欺人太甚！要打，我們就和他打。如果要轟炸，那就不知道會炸到我還是炸到你。”此時，蔣介石開始考慮宋美齡，端納和張學良的建議。在此之前，他曾希望何應欽給張、楊一點厲害嚐嚐，但又害怕受池魚之殃。在聽到端納傳遞的何應欽別有政治企圖的信息後，他仍然想，何雖有打算，但未必就如宋美齡、端納所猜測的那般險惡。但越來越近的飛機轟炸聲，使蔣介石開始醒悟。
蔣介石就是蔣介石，他雖然明白何應欽的討伐可能危及他的性命，而他卻無法接受來自“犯上作亂”的他的部下張學良的建議。張學良看透了他的這種心理，出於給他找個台階下的考慮，找到了蔣百里。
這天晚上，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顧問的蔣百里出現在蔣介石的住處。蔣百里是著名軍事理論家，剛剛從歐美考察歸來，到西安的第二天，趕上西安事變，因而加入到被扣留的南京大員的行列。
蔣百里與其他被扣的大員有所不同，他無黨無派，立場“超然”，西安事變爆發當天，張學良去西安招待所看望這些被扣大員時，蔣百里曾向張學良自告奮勇，要去勸說蔣介石。後來，他在廣播裡聽到南京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驟然發表“討伐令”，很不以為然。因而，張學良選中他在張、蔣之間進行斡旋。
蔣百里對蔣介石說：西安的事現在已經出現了轉機，但“中央軍”加緊進攻，兵臨潼關，又派飛機轟炸，使問題又趨複雜化。委員長固然不畏懼為國犧牲，然西北民困乍蘇，連遭轟炸，從憫念百姓利益考慮，也應該稍微留一點迴旋餘地，為國家保留點元氣。希望委員長致函中央軍事當局，告訴他們你很快就會離陝回京，命令南京暫緩進攻，首先務必停止轟炸，如停止轟炸7天，給處理此事留點時間。
蔣介石等待的就是這樣的台階，他緩緩地說道：“此事殊不易做到，如確有一最少期限可送餘回京，則餘可自動去函，囑暫停轟炸3天，然不能由張要求停戰，則中央或能見信；如照彼等所言需停止7天，則為緩兵之計，不特中央必不能見信；餘亦決不受其欺也。”
蔣介石雖然沒有完全答應蔣百里的要求，但卻允准了蔣百里關於要他下達停戰手令，並派人把停戰手令轉送往南京的建議。
這時候，張學良接到前線報告，遂轉報於蔣：“前方已開始衝突，中央軍在華縣與楊虎城部隊對峙中，如再進攻不已，則此間部隊只可向後退卻。”張學良的“退卻”一語使蔣介石大為驚愕，他懷疑張學良的“退卻”是挾持他到別處去，這是他最為害怕的。南京的宋美齡最怕的也是這一點，如到紅軍的防區去，到新疆的防區去……宋美齡自感如果那樣蔣介石的性命會更加危險。
張學良的一番話，加快了蔣介石下達停戰手令的速度。蔣介石同意下達停戰手令，也同意由蔣鼎文把他的手令送到南京。
選定蔣鼎文去南京傳遞蔣介石的手令，張學良與蔣百里商量了多時。他倆分析，鑑於西安與南京的關係緊張，必須派一位南京能夠接受的人；南京的軍事大權控制在何應欽手中，此人必須與何應欽能夠對話，最起碼何不反感；南京目前敵意最深的是張學良、楊虎城，此人與張、楊的關係不能太融洽。根據這3條標準，兩人一致認為蔣鼎文最為合適。蔣鼎文本人亦樂於此行，他說：只要對大局有利，任何使命都在所不辭。
17日上午9時，張學良與蔣鼎文一同見蔣。蔣介石當即給何應欽寫下如下命令：
敬之吾兄：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於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沖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順頌戎祉。
中正手啟。
12月17日
蔣介石決定下達停戰手令後，端納於16日夜致電宋美齡報告了這一消息。宋美齡趕快轉報何應欽。但何應欽沒有罷戰的意思，他猜測是委員長屈服於張學良的壓力才不得已而為之，並非是委員長的本意。因而，他決定，軍事行動不能停止，在委員長離開西安前不能接受來自西安方面的任何命令，即使確認了命令出自委員長之手，也不能證明是委員長的本意。
果然，蔣鼎文於17日中午乘機離開西安，18日晨攜帶蔣介石手令準備在洛陽登機飛往南京時，聞聽“中央軍”的轟炸機群向三原方向飛去。蔣鼎文當即致電南京何應欽：“文正預備起飛時，聞空軍轟炸三原，又生枝節。委座面諭手令，均要停止一切轟炸衝突，務望速飭全線陸空軍遵令辦理。”
蔣鼎文中午抵達南京後，直奔何應欽處，親自把蔣介石的手令交於何應欽。同時，蔣鼎文分別拜會了南京國民政府各要員，說明西安事變並不像外問所傳說的那樣，張漢卿出此也是由於集國難家仇於一身。他“誠懇勸告，勿任南京、西安間之裂痕日見加深，謾罵之無線電廣播及惡意之報紙評論皆以中止為佳”。這時，何應欽等才不得不對蔣介石停戰手令表示服從，並下令於19日下午6時前暫停轟炸。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擔當起與西安談判代表的使命，面見蔣介石。會晤張、楊，接觸周恩來，宣傳西安和平誠意。宋子文為南京與西安兩方最終通過談判解決事變，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蔣介石的停戰令使和平談判獲得了寶貴的3天時間。然而，誰出使西安擔當談判代表，在南京國民政府內卻是莫衷一是。張學良邀請的是孔祥熙和宋美齡，但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長，是國家行政首腦，用何應欽的話說，是不能去西安與“叛逆”談判的；而宋美齡是第一夫人，不能“投身作質”，“徒令叛變者多一要挾我夫之藉口”，也不能去西安。孔祥熙和宋美齡只好急電在上海的宋子文，要宋子文代行赴陝。宋子文和張學良友誼多年，相交甚好，政治上都主張抗日，因而宋極願去西安為和平奔走。接電後他便立即离滬至南。
何應欽仍然反對宋子文西安之行。他的理由是：宋子文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是政府官員，政府大員去西安與“叛逆者”談判，有違國家“紀綱”，有損政府尊嚴。這時，宋子文提出，以官方身份不合適，以私人身份前往。宋告之何應欽：“我是以不擔任公職的平民前往，不是軍人！”言外之意，你何應欽管不了我。在宋美齡的要求下，何應欽勉強同意宋子文去西安。
在反對宋子文西安之行的人中，戴季陶是態度最為堅決的人之一。宋子文專門找他理論，在苦口婆心地講了一番應該去西安進行談判的道理之後，明確表示：“你不該提出那樣強硬的主張。”戴季陶則說：“我同蔣介石的關係，決不下於你們親戚。老實說，我的這一套也是為了救他，我不反對你們同張學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蔣介石，同時，你們也不能反對我的意見，因為這是政治問題，不能不如此。”這實際上也已經是在默認宋子文可以用私人資格去西安談判。
於是，19日下午，在孔祥熙的寓所，召開了一個由何應欽、居正、孫科、葉楚傖、宋子文、王寵惠、宋美齡等人參加的會議，會商宋子文赴西安問題。會議作出兩項決定：
一、準宋委員子文以私人即日飛赴西安，營救蔣公；
二、准許至12月22日（養日）暫行停止轟炸，但張楊部隊在此間不得向南移動：如該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進，我空軍即向行動部隊轟炸，此為最後之容忍。但我軍之集中偵察與攻擊準備，仍需積極進行，不容延誤。
此兩項決議，即於當日通飭前線將領執行，並由子文當日飛陝告之張楊。
這兩項決議，是主和派主張占得上風的一個重要標誌。它不僅使宋子文作為談判代表的資格得到確認，而且超出蔣介石手令規定的期限，又爭得3天和談時間。會議結束之後，宋子文立即乘機離開南京，飛往西北。同行者還有他的秘書陳康齊、陳鳳扆和17路軍參議郭增愷。
郭增愷與宋子文關係甚密，“事件”時被誤捕關押於南京。宋早想救他，但苦無機會。這次為做楊虎城的工作，宋子文將郭從獄中釋放出來。他們一行當晚住於洛陽，20日上午10時再飛西安。此時，張學良、楊虎城和端納已在機場等候。
宋子文首先向張學良了解了西安事變的意圖和事變後的一些情況。張學良明確地向宋聲明：東北軍、17路軍和紅軍已經決定了採取和平解決的方針，只要蔣介石答應“雙十二”通電所要求的八項主張，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蔣歸京。張學良還告知宋子文，西安方面已經擬好與南京談判的條件，他希望宋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之後，張學良與端納陪同宋子文來到蔣介石的“囚禁處”——高桂滋公館，面見蔣介石。一陣寒暄之後，張學良和端納退出，宋子文獲准與蔣介石單獨會面，這是事變以後除張學良外第一位得到如此待遇的南京國民政府高官。
宋的突然到來使蔣介石感到驚喜。宋子文將宋美齡、孔祥熙的兩封親筆信遞於蔣氏。
蔣首先展閱宋美齡的信。宋在信中說：“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讀到這裡，蔣介石禁不住連連拭淚。
蔣又展閱孔祥熙的信。信中寫道：“在滬聞事變消息，焦急異常，當即扶病同三妹回京，本擬即同三妹赴陝省視，嗣聞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則以中央決議，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暫代院務，固致未果，無任悵恨，遂商三妹派端納飛陝，奉候吾兄。繼據自洛報告吾兄起居安適，於焦急之餘，始較安慰。此間軍政暫由敬之兄負責，而政院事務，由弟處理一切，自應秉承吾兄既定方策，照常進行，尚幸不吝指教，俾有遵循……茲因子文弟赴陝之便，特購制數襲，附機奉上，即祈察納。”
蔣介石對孔祥熙報告的南京的情況沒表意見，他沉默了一下，對宋子文說，只有迅速組織軍事進攻，才能脫離危險。他如此這般地將軍事進攻的方略一一告訴宋子文，要求宋回京後轉告何應欽。蔣對此時的安全依然感到惶恐，遂堅囑宋子文：千萬不要讓宋美齡來。
宋子文探望蔣介石之後，叫來與楊虎城有密切關係的郭增愷，讓他去做楊虎城的工作。郭增愷會見楊虎城後，向宋轉達楊的口信：“兵諫只是要停止內戰，領導抗日，不會殺害他的。”宋子文了解到楊的這一態度，十分高興。
宋子文完全沒有料到周恩來已經到了西安。他對郭增愷說：“周恩來一來，事情就難辦了”。郭增愷說：“周恩來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不管他的主張如何，你應該和他談談。”又說，共產黨始終主張團結抗日，早就發表宣言，何妨試一試？如果中共和我們的意見能一致，張、楊兩將軍的工作更易著手。宋子文對與週會面還存有顧慮，他擔心的是，一旦與中共接觸，將被何應欽抓住把柄。但是，在釋放蔣介石問題上周恩來和中共方面的分量，又使他不得不有所表示，於是宋委派郭增愷前往金家巷張公館去見周恩來。
宋子文的到來，同樣使周恩來非常高興，週認識到，宋子文出使西安，有可能使事變按照張、楊和中共三方面共同商定的方案和平解決。於是，他不遺餘力地敦促各方面盡可能地與宋子文接觸，他自己則更希望能有機會當面做宋工作。見到宋子文派來的代表郭增愷，周恩來自是十分高興，他告訴郭增愷：“此次事變中共並未參與，對事變主張和平，希望宋子文認清形勢，權衡利害，勸說蔣介石改變國策，為國家作出貢獻。”周恩來還說：“只要蔣先生抗日，共產黨當全力以赴，並號召全國擁護國民政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會見後，郭增愷把中共和周恩來的意見向宋作了轉達。宋子文萬萬沒有料到，共產黨不計前仇，反而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他對中共和周恩來所持的態度十分讚賞，表示他將盡快安排與周恩來會面。
晚上，宋子文與張學良一起再次與蔣介石見面。張學良對蔣說：“最好我們現在就來討論這一問題，決定按照哪一種方案行事，以便乘宋先生在此，盡快解決目前的局勢。”蔣介石仍然拒絕張學良的建議，他說：“除非你允許我回南京，否則，沒有什麼好談的。”這樣，張學良就退出蔣的住處，留下宋子文繼續與蔣討論解決辦法。蔣仍然堅持說，不會在脅迫下接受任何條件，軍事解決為唯一之途。宋則對蔣“指出形勢之危險性，謂軍事上之成功並不能確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使西安被佔，他們尚可退至接壤共區，惟國家將陷於分裂，內戰四起。他的性命攸關整個國家之命運，並非其個人一己之事”。
通過在短短一天時間內，與張、楊和中共的接觸，包括了解蔣介石的意見，宋子文對西安局勢作出瞭如下判斷：
一、此次運動不僅係由張、楊二人所發動，而且亦得到全體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張、楊至為團結，南京方面許多人計劃並希望使二人分裂，此不僅不可能，且充滿嚴重危險。
二、張、楊與中共二方軍隊聯合一起，將成為令人生畏之集團，以現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標一致之條件下，他們完全可以固守戰場數月。
三、中共已毫無保留地將命運與張、楊維繫在一起。
據此，宋子文不再像來西安之前那樣，“一直在軍事解決與政治解決間搖擺”，已開始堅信“拯救中國唯一之途徑只能藉政治解決”。雖然當時他還難以確定“何種政治解決切實可行”，但是他決定先行如下幾點：
一、應讓蔣夫人來西安照顧委員長，並改變其聽天由命之態度。
二、由戴雨農代表黃埔系前來西安，親身觀察此地之局勢。
三、派一將軍來西安，以處理可能產生之軍事問題。
為實現上述目的，宋子文改變先前計劃，僅在西安逗留一天即於21日中午返回南京。在洛陽轉機時，宋發表了一封致張學良的親筆信，要求張釋放蔣介石。作為對宋子文信的回复，西安的《解放日報》當天也發表了《正告宋子文》的評論。這篇評論肯定了宋子文的反日態度和反日行動，對他的西安之行表示歡迎和敬意。同時對宋子文提出了三點希望：
第一，“宋先生這次親臨西北，對'雙十二'張、楊將軍救亡動機的光明磊落，和西北民眾真正的抗日情緒，必然會得到相當的概念。我們極誠摯地希望宋先生，將來離陝後，能將西北民眾的真實意志和熱烈救亡的消息，帶到京滬，並傳給全國民眾。”
第二，“希望宋先生多多顧及民眾意思，整個國家的前途，站在民族解放立場上，襄助西北的救亡運動；並能運用偉大的力量，提醒一般沉溺在升官發財迷夢中的政府官員，在最短的時間內，召開救國會議，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發動全國抗日戰爭。”
第三，在西安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運用強大的廣播電力向世界各國傳送謬誤反動的言論，“強奸了廣大群眾的意見，昧著心對張楊二位將軍肆意地攻擊”。希望宋子文“為正義的驅使，為中華民族的前途著想，立刻起來負責糾正”。
這份評論，再次公開表示了西安方面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從後來事態發展看，事實上宋子文也正是循著這篇評論的思路而較為客觀地向南京反映了西安的情勢。
宋子文返回南京後，立即向孔祥熙、宋美齡報告了西安之行的所見所聞。他向人們宣傳了蔣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讚揚周恩來謀事為國的無私態度，並說：“南京有誰承擔這樣的風險營救蔣介石？相反，還有人要轟炸。”他的這一宣揚，大煞親日派的氣焰。在一個交際場合，宋子文見到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博士，對他說：“現在決定抗戰了，你借給我1000萬鎊吧！”許閣森表示，極願贊助中國抗戰。這一來，無疑又給國民黨中樞中的英美派撐了腰。
端納也幫助宋子文宣傳西安的和解誠意。他主動接受記者的採訪，告訴媒體：“儘早釋放委員長是有希望的，但一些可怕的障礙仍有待於克服。楊虎城將軍的態度是個大問題，他的軍隊控制著西安城，所以蔣介石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中……爭取楊將軍和他的部下比與張學良打交道更為困難，因為楊將軍及其軍隊持有一種更激進、更不妥協的觀點。況且，楊將軍的軍隊紀律鬆懈，非常不可靠。”
端納還告訴在京記者，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本意是真誠地要求政府採取一種更為強硬的對外政策，西安事變不是賣國事件，而是張學良的愛國行動，張的目的是抗日。
端納向記者透露，儘管委員長一再宣稱，在目前這種身陷囹圄的狀態下，企圖找到任何解決問題的具體途徑都是枉然的。然而，蔣介石和張學良已在原則上就許多有爭議的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
宋子文和端納的宣傳，對促使南京國民政府與西安展開和談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接下來南京召開的高級會議上，宋子文匯報了西安的情況，提出和平解決事變的設想。宋美齡贊同宋子文的建議，她認為：最危機的一關已經渡過，現在是她涉足於對立雙方進行調解的時候了。毋庸諱言，雙方都認為自己有道理，而離開她的影響，尤其是委員長一方，恐怕不會傾聽對方的意見。宋美齡說道：西安事變發生以來，其形勢，譬如造屋，端納的西安之行為造屋打下了地基，宋子文的西安之行壘起了牆壁，現在需要我的西安之行，為這座新屋上樑蓋頂，完成最後一道工序，這是我無可旁貸的責任。會議採納宋子文的建議，決定於12月22日，由宋美齡攜宋子文、蔣鼎文、端納、戴笠赴西安與張學良等進行面對面的談判。期限還是3天。
★宋美齡率隊來到西安。蔣介石和張、楊及中共三方的談判正式開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終露曙光
宋美齡一行分乘兩架飛機於22日上午飛赴洛陽，之後轉飛西安。在洛陽機場，宋慶齡親眼看到轟炸機群羅列停放，戰鬥部隊整裝待發，心中無形籠罩著戰爭的陰雲。她單獨召見了駐洛陽的中央軍將領，命令陸軍停止向西安進攻，嚴囑洛陽空軍司令毛邦初：“未得委員長命令，切勿派飛機飛近西安。”
下午3時，座機飛抵西安上空，宋美齡心情異常緊張，遂從提包中取出一支手槍交給端納，說：“如遇軍隊譁變無法控制時”，即用此槍打死我，“萬無遲疑”。停機後，張學良首先登上飛機迎接。宋美齡則要求張“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裝”，張悚然回答：“余安敢出此。”
事實上，宋氏兄妹受到了張、楊十分禮貌和熱情的接待。在西安機場，張學良和楊虎城等早在這裡等候迎接。還有頭戴羊皮帽的東北軍士兵高舉火把，在他們四周圍成一個圈，以示歡迎。
此時，南京參加談判的人馬悉數到齊。宋美齡走在前面，為了抵禦冬天的寒風，她從頭到腳穿戴得嚴嚴實實，黑色的圍巾把麵部也包了起來，只露出兩隻大而明亮的眼睛。這也凸顯出她不願外露的內心緊張。她承擔著談判幕後指揮的重任，遇有不可調解的問題時她才出馬。宋子文則因近年“發福”，頭戴一頂有帽耳的黑色熊皮帽子，胖乎乎的臉上充滿了倦意。他是此次談判的主要執行者。在他旁邊，站著滿頭灰髮，神情憂鬱的端納。其後是穿著講究、令人生畏的戴笠。
在談判代表後面，跟著一批侍衛官，他們手提著大小不一的皮箱。宋氏兄妹所帶行李都免去檢查程序，只有戴笠身上攜帶的手槍被黎天才發現，收繳了下來。
最後走下飛機的兩個人是宋美齡的女僕和廚師。
宋美齡到張公館稍作休息，即來到近在咫尺的玄鳳橋高桂滋公館見蔣。宋美齡給蔣介石帶來了大批食物、用品，還帶來一個服侍他的女傭蔡媽，並給蔣介石帶來一副假牙。
宋美齡的突然出現，使蔣介石頗感意外，驚呼：“你怎麼來了，我告訴子文不讓你來，你怎麼真的還來了！你這是入虎穴啦。”宋美齡則早已控制不住感情，伸出雙臂撲到蔣介石面前：“大令，你受驚了，你瘦多了……”說話問已淚流滿面。
蔣介石一時表情頗為複雜。
過了片刻，蔣介石才轉向其他人發問：“你們怎麼都來了？”宋子文連忙應道：“是啊，是漢卿相約……”
蔣介石卻若有所思地說道：“共產黨派周恩來來了……如果他們一翻臉，我們豈不是一塊就擒，你們不該來呀！……”
幾句短短的開場白過後，其他人相繼退出，屋內只剩下三個人：蔣介石、宋美齡和宋子文，開始就如何與西安方面談判討論。宋美齡首先將南京的情形說了一遍，並著重說明：“我今天在洛陽耽擱了一陣，已經命令空軍千萬不能轟炸西安，他們答應了。陸軍方面，真正聽任何敬之的沒有幾個，他們不至於發動大攻勢。問題是夜長夢多，我們應該盡快離開西安，回到南京，不讓姓何的再搞鬼。”
“那正式代表是不會來了？”蔣介石有點失望，沉吟一會兒後說道：“不過你同子文兩個也足以代表政府了。對日抗戰我口頭上已經答應，明天他們也一定召集會議，你們在會議中算是見證人好了。旁的我看也不至於有問題。”
宋美齡接著問：“他們真的會放你？”蔣介石點了點頭。
蔣介石旋而又轉向宋子文問道：“子文，據你看，明天我們答應了這些，還有沒有問題？”
宋子文答：“我想不會有。”
蔣介石又說：“那好，我們首先討論一下，如果他們有條件，我們該答應到什麼程度？”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蔣介石提出了兩點：一是不對西安方面妥協，也不讓宋美齡勉強地妥協；二是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東西。還強調自己寧可以身殉國。
宋美齡盡力使他鎮靜下來，向他介紹了外面的各種反應。勸他：“不應輕言殉國，你的責任是完成革命以救國，你更應該珍惜你的生命。希望你要想得開，上帝常伴我們左右。我這次來，是為了和你一起分擔苦厄；上帝願我們死，死而無悔；若上帝願我們生，我們應當保持好生命。”
宋美齡還談了對張學良的看法，並勸蔣克制自己的感情：“我感覺漢卿他們已經萌生了悔過的意思，倘若處理得宜，或許可以很快得到解決。我們目前應該盡力克制自己，應該忍耐。”
蔣介石接受了自己夫人的勸說，他表示：“改組政府，3個月後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聯俄聯共。”這意味著蔣已首肯在談判中接受這些條件。蔣介石還對談判提出了兩個條件：
一、他本人不出頭，由宋美齡、宋子文代表他談判；
二、商定的條件，他以“領袖的人格”作保證，而不作任何書面簽字。
在蔣介石確定談判原則之後，宋美齡與張學良進行了長談。
她溫和地批評張不應該用武力脅迫的方式讓委員長接受自己的主張。宋美齡說：你以為此舉必然會得到全國民眾的擁護，實屬錯覺；今天大錯已成，怎麼補救，這是當前唯一的問題。
張學良解釋說：“我們劫持委員長，自知不大合適，但我自信，我們之所為，確實是為了造福於國家。然而委員長堅決拒絕我們的主張，連話都不讓我們講完。自從被禁後，仍怒不可遏，閉口不談我們提出的要求。深願夫人婉勸委員長暫息怒氣；並轉告委員長，我們也別無所求，不要錢，不要地盤，即簽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
宋美齡深信張學良言之由衷。她從內心感到，張的行動有異於“舊時軍閥”，這使她增強了快速解決問題的信心。她對張學良講，目前在世人面前能夠表示你們的動機純潔、沒有加害委員長的意思，唯一辦法是，應放棄脅迫的態度，立即恢復委員長的自由。她還說：“你的性子太急切，且易衝動。應當知道世界上有許多事情，皆非躁急之舉動可以成功的，只能步驟一致，逐漸行動，才可以獲得真正的進步。……我的經驗告訴我，躁急者用百分的力量，只能有一分之收穫；而徒求快意一時之舉動，決不能使中國達到富強的目的，惟堅忍卓絕的苦幹，才能實現理想。”
宋美齡的此番責備比之蔣介石的訓斥要容易接受得多，因而，張學良進一步解釋了發動事變的原因。他說：“夫人，我已經認識到此舉的不當，決不願意託辭掩飾。但我們的動機是絕對純潔的，如果這次夫人能和以前一樣，和委員長一起到西安來，我敢斷言，決不至於發生這樣不幸的事變。我屢次向委員長申述我的意見，委員長動輒不讓我啟齒，厲聲呵斥，你說怎麼辦！？”
宋美齡替蔣介石辯解：“你還不了解委員長。他所斥責的人，都是他寄予厚望的人，如果他認為你不堪造就，他才不會浪費如此精力斥責你呢？”
張學良抓住這一談話機會，再一次懇求宋美齡勸說蔣介石接受他的抗日主張：“夫人應相信我敬愛您的誠意，我的部將也和我一樣愛戴夫人。委員長被禁後，我的部屬搜索文件時，得到夫人給委員長的兩封信，拜讀之餘，益覺夫人之偉大。……我們不願意阻礙委員長的工作，而且一致推崇他為我們唯一的領袖。現在，只求夫人向委員長面陳款曲，一切皆無問題，深信夫人一定能幫助我們了此危局。”
宋美齡依舊重複說過的觀點：“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使此事件迅速結束，委員長留在西安時間愈久，國家損失愈大。”
12月23日，備受世界各國、國內各黨各派各方關注的歷史性的談判正式開始了。
地點：中國西安金家巷張公館西樓二層。
參加人員：
張學良西安事變發動方的代表（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北“剿總”副總司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之一）
楊虎城西安事變發動方的代表（國民政府軍第17路軍軍長、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西安事變的領導者之一）
周恩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應德田擔任會議記錄。
當天上午的談判是分頭進行的，先由宋子文與張、楊兩人談；然後張學良陪同宋子文與周恩來談。
首先進行的宋子文與張、楊的談判，在以八項主張為基礎上，張、楊提出了四項條件：一、改組國民政府，採納抗日分子。二、廢除塘沽、何梅、察北協定。三、發動抗日運動。四、釋放被捕7人。這四項條件實際上是對此前張、楊、週三方共同商議的五項條件的濃縮。
為保證上述條款的落實，張、楊建議：由蔣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員名流出席的大會，這些人應包括：陳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馮玉祥、宋慶齡、韓復榘、宋哲元、劉湘、宋子文、張學良等。俟大會作出決議，蔣介石可離開西安。也可以作另一種選擇，即大會在太原召開，但在此期間蔣介石要留在西安。
宋子文對張、楊所提條件“甚感失望”，他與戴笠、蔣鼎文討論後提出瞭如下“反建議”：
一、不召開名流與政府官員參加之大會。
二、改組政府，排除親日派。
三、釋放在上海被捕之7人。
四、強力保護國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組成，中日戰爭將很快爆發，只要戰爭爆發，將自動廢除塘沽、何梅、察北協定。
蔣介石批准宋子文的“反建議”，並令宋、張一道與周恩來談，“主要聽周（恩來）講”。然後再與蔣夫人商量。
隨後，宋子文與周恩來進行了談判。周代表中共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
一、雙方停止內戰，中央軍撤至潼關以東。
二、改組南京國民政府，肅清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
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冠抗日或救國字樣）。
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
六、與同情抗日的國家合作。
周恩來這六項主張，是對此前中共中央電報精神的概括和濃縮。 12月21日夜，中共中央書記處曾致電周恩來，對事變發生後的局勢、中共的策略、談判條件以及對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作了具體指示。該電內容如下：
（
周恩來接到這個電報後，連夜與張學良、楊虎城一起，具體商討了同蔣介石及南京方面談判的各種問題和辦法。
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得到張學良、楊虎城的讚同，並認為應以此作為進一步談判的基礎。宋子文亦表示：他個人完全同意周恩來的意見，但需要將這一意見呈報蔣介石。
當天下午，三方圍繞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就組織過渡政府、釋放“七君子”愛國領袖、放蔣等問題，進行討論。宋子文首先提出：
（一）先組織過渡政府，3個月後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將何應欽、張群、張嘉璈、蔣鼎文、吳鼎昌、陳紹寬趕走。推薦孔祥熙為院長，宋子文為副院長兼長財政，徐新六或顏惠慶長外交，趙戴文或邵力子（張、楊推薦）長內政，嚴重或胡宗南長軍政，陳季良或沈鴻烈長海軍，孫科或曾養甫長鐵路，朱家驊或俞飛鵬長交通，盧作孚長實業，張伯苓或王世傑長教育。
宋並力陳這只是一個過渡政府，3個月後揭開抗日序幕，再徹底改組。張、楊、週表示原則同意，提出要宋子文負責改組政府事項，並推薦宋美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人行政院，沈、杜、章等任次長。
（二）由蔣介石下令撤兵，然後放他回南京；蔣回南京後再釋放愛國“七君子”。張、楊、周堅持“中央軍”先撤走，愛國領袖先釋放，然後蔣回南京。
接著，西安方面提議：在過渡政府時期，西北聯軍先成立，以東北軍、17路軍、紅軍成立聯合委員會，受張領導，進行抗日準備，實行訓練補充，由南京負責接濟。宋說此事可轉給蔣介石。
最後，周恩來發言，他提出：如果蔣介石同意中共的六項主張，要與蔣直接討論各項問題。宋子文說：可以先見見宋美齡。宋子文、張學良都說宋美齡極力主張抗日，和平解決事變。
第一天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當晚即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談判情況。他在電報中寫道：“如果你們同意這些原則，我即以全權與蔣談判，但要告我，你們決心在何種條件實現下許蔣回京，請即復。”
蔣介石躺在高桂滋公館，焦急地等待著談判消息。宋子文向他報告第一天的談判情況後，他答復道：
一、他將不再擔任行政院長，擬命孔（祥熙）博士擔任。新內閣決不會再有親日派。
二、返回南京後，他將釋放在上海被捕之7人。
三、1．設立西北行營主任，由張負責。
2．同意將“中央軍”撤離陝甘。
3．中共軍隊應當易幟，改編為正規軍某師之番號。
4．沖日一旦爆發戰爭，所有軍隊一視同仁。
四、1．派蔣鼎文將軍去命令“中央軍”停止進軍。
2．將與漢卿討論雙方共同撤軍，在離開西安後，他將發布手令。
這一天，為了配合和平談判取得進展，西安《解放日報》發表了張學良、楊虎城《告東北軍、17路軍將士書》，進一步闡述抗日主張，回答人們的疑慮。這一文告說道：
我們親愛的將士們：
雙十二抗日救國運動，醞釀了許久，現在已經揭開了七八天了。我們為什麼發動這樣的運動？為爭地盤嗎？不是。為泄私憤嗎？也不是。我們反對政府的屈辱外交，國家都要亡了，還在這裡出死力自相殘殺。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國運動八項主張。我們主張的核心是集合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以民眾的總動員，去抗日救國。
也許有人在那裡懷疑：綏遠軍隊已經在那裡抗日了，聽說也有些中央軍隊在那裡參加了，很是勝利。可見中央軍已在那裡抗日，為什麼還要我們這樣發動？不！不！事實絕不是這樣簡單。中央軍是擺在晉軍與綏軍中間，而且只有兩師。閻副委員長所要求的20萬大軍援綏，中央答复無法抽調。然而到西北打紅軍的內戰卻源源而來了幾十萬大軍。由這樣的事實，他們所說抗日，不過是欺騙民眾的一種辦法，絕對沒有真正抗日的決心，這不是很清楚嗎？
雙十二運動發生的一天，中央飛機數十架一齊發動到西安來偵察，而在綏遠的抗日血戰中，中國飛機卻半架也沒有。據他們說是因為天氣太冷，飛機發動不容易，但敵人的飛機怎麼能發動呢？也許我們的飛機不好，那我們為什麼必要買那樣不好的飛機呢？而且到寒冷和綏遠差不多的西北的飛機怎麼就能發動使用呢？這種欺騙情形，凡是有知識有眼睛的人，誰看不清楚？我們全是中國人，誰不知飛機獻壽為的是抗日。因為有抗日作目標，群眾才那樣的熱烈。而現在我們有飛機卻不對外，使我們的抗日戰士無可奈何地受著敵人飛機的時時轟炸。這是抗日嗎？這是真心抗日嗎？如果這樣就算抗日，試問我們的東北4省，我們的察北6縣，我們的冀東22縣，什麼時候才能收復回來？這是敷衍欺騙的抗日，絕對不是我們要求的徹底抗日。
也許還有人相信抗日的“準備論”，這更是大錯。我們不要把日本當傻瓜，認為我們會準備、人家不會準備。老實說，我們準備得還不到五分，人家已經準備到十分了，試問這種準備有什麼用？這豈不是等人家準備好了來整個吞併我們中國嗎？再說，人家也絕對不許可我們準備。在我們準備過程中，人家已經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各種各樣的枷鎖把我們束縛得死緊，叫我們動不得身，抬不起頭。試問我們又如何能夠準備起來？這不是夢想嗎？
我們因為不信任變相漢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的準備論，我們因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騙，至少也是敷衍民眾的一種手段，所以才以極大的熱誠勸蔣委員長變更他的錯誤政策。但我們大膽的赤誠勸諫，都一次一次地失敗了。我們為服從全國潛在大多數民意，我們為貫徹我們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國主張，所以才有這一次雙十二事件的發動。
我們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國的力量去抗日救國，是絕對純潔的，是絕對發自內心的，無一毫私心，無一點背景。凡是同情我們主張的，不管他是哪黨哪派我們均願意竭誠歡迎。我們的目的在對外，絕對不造成內戰，並且極力避免內戰，但是如果有違反民意的漢奸，用武力壓迫我們，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為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我們要起而自衛，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這不是我們造成內戰，而是實行抗日救國的清道工作。
我們親愛的將士們！事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的國家，已到生死關頭，真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我們必須鞏固我們抗日救國的戰線，去與一切破壞我們的惡勢力相拼，方能實現我們的主張，才能收復我們的失地，才能湔雪我們的國恥。這是我們由理論而實行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團結，我們需要奮鬥，我們必須不辭一切光榮勝利的犧牲。我們的基礎是民眾，必須用盡我們的智慧愛護他們。我們所要貫徹的是我們的主張，所以必須確信我們的基本理論。我們需要以不顧一切的精神來衝破我們的一切困難，這才是我們抗日救國戰線上忠實同誌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氣。
我們親愛的將士們！我們具有堅強民族的意識的親愛的將士們，這是我們起來的時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湯湯，我們光榮的勝利，就在目前，我們一定要到黃龍痛飲的。
我們親愛的將士們！我們熱血沸騰的親愛的將士們，我們一定要不辭一切艱難犧牲，去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去達到我們最後的勝利！
張學良楊虎城
24日上午，談判繼續進行。與首次談判不同的是，與宋子文一起代表蔣介石來參加談判的還增加了宋美齡。宋美齡首先表示：同意孔、宋組閣。宋美齡同時要求：待蔣下令南京方面撤兵後放蔣回南京。張學良表示同意，周恩來、楊虎城認為需要再考慮。
宋氏兄妹在這次談判中，還對談判所涉及的問題作出如下保證：
在改組政府中，一定肅清親日派；立即由蔣介石下令停戰撤兵；調胡宗南等部“中央軍”離開西北；蔣回南京後釋放“七君子”等抗日領袖；停止“剿共”，由張學良負責接濟紅軍，抗戰發動後，中共公開，紅軍改編，統一指揮；蔣介石回南京後發表通電，自行辭去行政院長之職；先開國民黨中央全會；開放政權，然後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3個月後改組國民黨；聯合蘇、關、英、法等國。
對於宋氏兄妹的這些承諾，中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一直沒有把它公開。經過近半個世紀後，在編輯《周恩來選集》上卷時，才將周恩來拍給中共中央的《關於西安事變的三個電報》公佈於世，這樣，宋氏兄妹在處理西安事變時有所承諾的史實方得以印證。周恩來向中央報告了與宋氏兄妹談判的如下結果：
一、孔、宋組行政院，宋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
二、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線已退）。
三、蔣允許歸後釋放愛國領袖，我們可先發表，宋負責釋放。
四、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蔣確停止“剿共”，並可經張手接濟（宋擔保我與張商定多少即給多少）。 3個月後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
五、宋表示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中央全會，開放政權，然後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3個月後改組國民黨。
六、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
七、抗戰發動，共產黨公開。
八、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
九、蔣回後發表通電自責，辭行政院長。
十、宋表示要我們為他抗日反親日派後盾，並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
談判所取得的十條成果，經周恩來概括、蔣介石同意，形成了“六項承諾”：
（一）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六）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在談判達成上述協議的同時，蔣介石還親口向張學良表示了他的六項意見：
一、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決離開西北。二、委託孔、宋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責（成）孔、宋與張商組府名單，蔣決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陝甘。三、蔣允回京後釋愛國七領袖。四、聯紅容共。蔣主張為對外，現在紅軍、蘇區仍不變，經過張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五、蔣意（不）開國民大會。六、他主張聯俄聯英美。
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迅速電告了中共中央。至此，談判基本達成協議。
★談判幾近尾聲，宋、張表示滿意，唯楊仍有疑慮。周恩來與蔣介石會談，終於底定和平
對於24日談判取得的共識，宋子文表示滿意。他在與周恩來會晤時，說：他本人對談判的結果很滿意，並希望中共派人常駐上海，與他保持經常聯繫。此時他已經開始考慮怎樣落實協議的要求。在他看來，要他組織反日內閣，沒有共產黨的支持是有困難的，因而，他非常希望得到共產黨的支持來影響南京國民政府的改組。
張學良對談判結果也是滿意的。因為，談判本身是在他的主導下進行的，談判條件是他與楊、週一起商定的，談判中基本是按照他們設定的方案而展開的。原先發動事變是為了抗日，現在抗日的條件蔣介石同意了，他認為應該放蔣了。
楊虎城卻仍有疑慮。那就是談判雖然在抗日這個重大問題上形成了一致意見，但是，他與張學良在談判一開始共同向蔣提出的“兩項建議”一條也沒有落實。而且楊虎城認為，談判的最後成果蔣介石不簽字，僅以“領袖的人格”作擔保，將來一日反悔，就太被動了。作為對“領袖的人格”的擔保的約束，他與張學良建議，即刻在西安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員名流出席的大會，俟大會作出決議，蔣介石可離開西安。或者大會在太原召開，會議之後蔣介石也可以離開西安。
應該說楊虎城的考慮不無道理，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楊的擔心是正確的。
張、楊對於會談結果的不同理解，使西安三方中，中共的態度就至關重要了。
事實上，整個談判過程張、楊都是非常尊重中共的意見，因而，宋氏一到西安就對周恩來所代表的中共的態度十分重視。 23日下午，首次談判結束後，宋美齡即約見周恩來，與週進行了長談。
周向宋申明，中共沒有參加西安事變的發動，同時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周恩來說：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成為次要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中共的政策也由“反蔣抗日”轉為“逼蔣抗日”，旨在聯合對敵。幾年來，特別是近年來，中共中央一再向國民黨提出團結抗戰的要求，但蔣先生始終不聽。這次事變是促進蔣先生改變政策的好機會，希望你們兄妹認清形勢，勸蔣先生停止內戰，走向抗日，對國家、對個人都有好處。
在周恩來發表長篇政見之後，宋美齡提出：中共既有為國為民的誠意，應在政府領導之下共同努力。周恩來立即表示：只要蔣先生同意抗戰，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除蔣先生之外，目前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週還向宋美齡保證，西安領導人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員長，他對委員長不願意與他們討論國策問題而感到遺憾。週在這次長談中，答應宋要他說服楊虎城，盡可能早日釋放蔣介石的請求。
宋美齡在這次會見中，對周恩來幹練的風度和政治家魅力感到欽佩，至此二人相約次日再談。
24日，宋美齡與周恩來再次見面，宋向周表示了停止國共內戰的意向，她說：“我等皆為黃帝裔冑，斷不應自相殘殺，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
宋美齡兩次會周，意在通過中共的助力使蔣介石早脫險境。而作為中共則不能不考慮維護西北“三位一體”的聯合戰線的利益。楊虎城的考慮雖有自身利益的因素，但在一定保證的條件下放蔣的設想，對於防止蔣介石動搖，確保抗日目標的實現，是有理有益的。因而，周恩來決定面見蔣介石，以確定蔣是否接受已經談成的條件。周向宋氏兄妹提出見蔣要求後，宋子文認為，“中共手中掌握著開啟時局之鑰匙”，而且委員長安全離陝需要中共的助力。於是他爽快地向周答复“力促此事”。當晚10時，蔣介石終於同意與週見面。
周恩來是在張學良、宋子文的陪同下來到蔣的臨時住所的。週走進蔣的房間時，蔣介石還躺在床上。張學良上前一步說：“委員長，周先生看您來了。”
“噢！”蔣介石顯得尷尬地坐起來，這時，周恩來莊重地給蔣敬了一個禮，並與蔣握了握手，脫口稱其為：“校長！”
稱蔣介石為“校長”，是黃埔軍校軍人的一種習慣。 1924年5月，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建立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簡稱黃埔軍校。蔣介石被任命為首任校長，而共產黨人周恩來被派到該校擔任政治部主任，葉劍英、聶榮臻、惲代英、肖楚女、熊雄等紅軍著名將領也在其中擔任重要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後，共產黨人被迫離開學校。為撲滅革命火種，蔣介石曾懸賞8萬元銀洋索要周恩來的人頭。
蔣自知對共產黨血債累累，被扣之後，既懼怕共產黨插手事變，又極不願面見周恩來。聽到周稱他“校長”，他表情頗為複雜地點了點頭，一隻手按著在華清池逃跑時摔傷的腰，另一隻手招呼周恩來在沙發上落座。一邊嘆了口氣，口不擇言地說：“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對此，周恩來機敏作答道：“只要蔣先生能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指揮。”然後，周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南京的想法，希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並乘勢說明了中共政策轉變的始末，以及中共當前奉行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周恩來沒有直接提要蔣在協議上簽字的問題，而是從與蔣略敘家常開始。
周恩來的話題是蔣介石的大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留蘇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對黨中這位身份特殊的黨員在蘇聯的情況還是了解一些的，此時，蔣經國正在蘇聯烏拉爾重型機械廠擔任副廠長，已經娶妻生子，並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公開宣稱與蔣介石的關係即“他是他，我是我”。後來，蔣經國思親思鄉曾申請回國，但遭到蘇聯當局拒絕。
周恩來告知蔣氏，經國在蘇聯生活得很好，頗受優待。當蔣介石流露出對兒子的眷戀時，週不失時機地允諾，他願意幫忙促成蔣氏父子的重新團聚。對此，蔣介石深表感謝。
周恩來問蔣為什麼不肯停止內戰，宋美齡搶先代答道：“以後不'剿共'了！”並再次感謝周恩來和中共的和平斡旋。
這時，周恩來提出了剛達成的六項協議，蔣介石沉默片刻後，表示：完全接受。並作了三點承諾：
一、我們肯定不打內戰了。停止一切“剿共”行動，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各部隊接受他的指揮。
二、由宋美齡、宋子文、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商談，解決一切。
三、蔣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南京繼續談判。
蔣介石說完這些後，顯出很疲勞的樣子，就告知宋氏兄妹：“你們可以同恩來多談一談。”周恩來隨即告辭出來。
由於蔣介石體力不支，周恩來沒有與他長談，從蔣氏那裡退出後，週又對宋子文說：“委員長很疲勞，不能與之講話過多，但有幾件事必須落實。”據宋子文的日記記載，這幾件事是：
一、胡宗南軍隊應調離陝甘。宋說：此點業已達成共識。週要求宋作出保證，宋作了保證。
二、委員長返回後應發表通電。宋說：“你起草電文，若我相信所擬各點能夠接受，我將與委員長會商。”
三、提出人民應有言論自由之權利。宋答應將予以安排。
四、週要求逐步釋放政治犯，宋答應盡力。
周恩來夜訪蔣介石，進一步驗證了蔣介石的和平意願，並對他的三項承諾和宋子文承諾的各條表示認可，第二天，周致電中央報告說：
宋堅請我們信任他，他願負全責去進行上述各項，要蔣、宋今日即走。張亦同意並願親身送蔣走。楊及我們對條件同意。我們只認為走前還需有一個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今天走、張去。但通知未到張已親送蔣、宋、宋飛往洛陽。
估計此事，蔣在此表示確有轉機，委託子文確具誠意，子文確有抗日決心與改院佈置。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好轉的。
現在軍事佈置仍舊，並加緊戒備。
（蔣臨行時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
由於周恩來基本認可了蔣介石及宋子文承諾的條件，因而，釋蔣的談判至此完成。此後，張、楊委託週與蔣、宋雖還有磋商，但已不涉及釋蔣條件的問題。也就是說，12月24日晚，週與蔣的成功會談，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畫上了句號。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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