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八章國仇？黨恨？共產黨力促和平解決事變

★起初的反應：中共領導層多數意見認為，西安事變是革命行動，應當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只有對他進行徹底清算，才能為全國一致抗日開闢道路 ★深思熟慮後的決斷：中共果斷放棄“審蔣”計劃，有條件維護南京的正統，堅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事變。以舉國抗日為根本目標，使中共成為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中堅力量 ★堅定地站在西安一邊：中共支持張、楊的革命義舉。準備共同迎擊南京親日派發動的軍事進攻，幫助西安方面籌劃和進行和平努力 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傳到保安，這個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小小縣城，一片歡騰，根據地軍民包括中共領導層的喜悅之情，都掛在臉上。 是啊，蔣介石1927年公開背叛革命以後，瘋狂推行法西斯獨裁統治和反共政策，整整打了10年內戰，屠殺了數不清的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巨大損失；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又使中國大片國土淪入敵手，中華民族面臨著滅種的危機。如今，抓住了蔣介石，這是一件多麼大快人心的事啊！

因此國內外輿論均認為，中共實難放過蔣介石！ 南京國民政府亦認為，只有通過蘇聯對中共施加影響，方有可能釋放蔣介石。 蔣介石本人自知對共產黨血債累累，生怕共產黨找他算賬。當他從張學良那裡得知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來到西安的消息時，臉色大變，怒斥張學良：“你這不是要我的命嗎？！” 張學良也擔心中共會反對放蔣，並做好了說服中共的思想準備。 而紅色根據地的軍民得知蔣介石被扣的消息，第一反應就是：這回報仇雪恨的機會來了！ 依據常理所做出的上述判定，使中共中央如何對待西安事變的態度，不僅成為國內外各方所密切關注的焦點，而且直接關係著西安事變的結局，關係著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能否實現。 ★起初的反應：中共領導層多數意見認為，西安事變是革命行動，應當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只有對他進行徹底清算，才能為全國一致抗日開闢道路

中共中央是在12月12日上午8時許得知西安事變消息的。此時，習慣於夜里工作的毛澤東還在睡夢之中。中共中央軍委機要科譯電員朱志良將中共派駐東北軍聯絡代表劉鼎從西安接連發回的幾份關於張、楊扣蔣的秘密電報譯出後，交給該科科長、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葉迅即到毛澤東住所將毛叫醒，把幾份譯電稿呈送給毛澤東。 毛澤東看完電報後不久，中共其他領導人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等陸續來到毛澤東的窯洞，傳閱電報內容，商量研討對策。據張國燾回憶： 12日上午近午，在毛澤東的窯洞裡，我們傳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這個突如其來的電報，使我們都大為激動。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平素持溫和態度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竟搶先表示：“現在還有什麼別的話好說，先將那個傢伙殺了再說。”這時已經回到保安幾天的周恩來較為冷靜，他表示：“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

“蔣介石在西安被扣！” 消息立刻傳遍紅軍各部隊，整個保安乃至陝北變成了歡樂的海洋。 毛澤東的警衛員賀清華回憶說：“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蔣介石這個禍國殃民的壞蛋，也有這麼一天，當了俘虜。……我們幾個警衛員沉浸在歡樂的氣氛裡，圍著地上的火堆直嚷嚷，有的說，要把蔣介石關起來。有的說，關著幹什麼？宰掉算了！還有的說，不行，那太便宜了，還是把他捆起來，戴著高帽子遊街，邊區所有的村子都得遊一遭……” 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和中共中央機關的同志高興地跑到院子裡，又唱又跳，她和許多同志一樣，“以為黨中央一定主張殺掉蔣介石，替千千萬萬犧牲了的烈士報仇，給中國革命搬掉最大一塊絆腳石”。 李維漢回憶說：“我們在定邊獲此消息，欣喜若狂，當即在大廟裡召開群眾大會，由高崗主持，廣為宣傳，與會群眾高呼：槍斃蔣介石！會後，我們致電黨中央反映了群眾的願望。”

此時在保安採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寫道：“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傳到保安，保安舉行了群眾大會，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中共領導人出席了大會，並講了話。會上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公審蔣介石。” 共產國際派給中共的紅軍軍事顧問李德回憶說：“我也參加了這個集會，毛澤東首先在會上講話，在他之後，就我回憶有朱德和周恩來講話……講話的主要內容是：清算和公審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叛徒蔣介石的時候到了，只有對他進行清算，才能為全國一致抗日開闢道路；必須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內戰，特別是反對紅軍的內戰，以及立即停止對共產黨的迫害；必須舉行關於建立有東北軍總指揮張學良將軍，陝西省主席（當時陝西省政府主席已由邵力子擔任——編者註）、國民黨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將軍，共產黨代表和國民黨地區抗日組織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的會談；必須動員整個民族和全國一切武裝力量，反對日本及其在國民黨中的幫兇。”

以上記述的只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當天的一些表面情況，實際上在得知西安事變的這一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僅分析了事變的性質和如何處理事變，而且迅速部署了大量的應變準備工作。 在接到張學良的電報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迅速傳閱了電文，分析了形勢，並研究採取了相應的應變措施。 第一，迅速復電張、楊，建議張學良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裡，嚴防其收買屬員，特別提出尤不可把蔣介石交給其他部隊看管。 第二，立即致電共產國際，通報事變情況。從這天中午12點到當晚24時，先後給共產國際發去3個電報，前兩個電報，主要是轉述張學良、劉鼎來電及張、楊的八項主張，第三個電報提出瞭如下計劃： （一）由張、楊及周恩來三人組成委員會主持大計，半個月內在西安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南京方面由林森、孔祥熙、馮玉祥主持，等待國防政府成立，並防禦親日派勾結日本進犯滬寧；

（二）爭取全部蔣軍抗日； （三）以紅軍、東北軍、17路軍與晉軍為主，組織抗日聯軍，爭取在晉綏的中央軍參加，以防禦日本進攻華北。 這個計劃顯示：（一）預計西安將成為全國抗日的政治中心，南京方面推翻了蔣介石，群龍無首，抗日的各派係將群集西安，成立新的國防政府；（二）對南京國民政府和中央軍爭取團結，共同抗日；（三）未提對蔣介石如何處置問題。 在這個電報中，中共中央還要求共產國際支持中共的立場和行動，“特別是：（一）在世界輿論上贊助我們；（二）爭取英、法、美三國贊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軍；（三）蘇聯用大力援助中國”。 第三，致電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向他通報蔣在西安被張、楊扣留的消息，同時提出了黨對事變的態度及面臨的任務。電報指出：中共擁護張、楊之革命行動，黨面臨的任務是：把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分開，爭取南京及各地方政權中的抗日派，穩定CC派、黃埔派，推動歐美派及元老派，並具體提出要爭取宋子文、孫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至於對蔣介石，提出要揭發其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民眾及強迫其部下堅持內戰之罪狀，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罷免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的要求。

事發當天的這份文件，反映了中共中央對事變所採取的態度，反映了當時中共中央對南京內部各個派系的認識和態度。後來的事實表明，當時把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分開，是難以辦到的。因為經過10年來的內戰和國民黨內各個派系的多次爭鬥，蔣介石已經牢牢控制了南京國民政府，把黨、政、軍等大權集於一身。當時的南京又居於正統地位，得到國際上的承認。此時要求罷免和公審蔣介石，的確是對“逼蔣抗日”方針的反復和動搖。 第四，進行軍事部署。中共中央同意張、楊的要求，決定派紅軍一部開赴隴東環縣、西峰鎮一帶，嚴防蔣軍由西路進攻；派紅軍的另一部南下到咸陽、藍田一帶，策應東北軍、17路軍抗擊東路蔣軍的進攻。同時，把蔣介石被扣一事通知紅軍各軍團，令各軍團做好應變準備，待命行動。

13日凌晨，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集中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此時，中共中央負責人分散在各地，劉少奇在平津地區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陳雲、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任職；彭德懷、王稼祥、任弼時在甘寧地區紅軍前方總部。因而，出席這次會議的只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凱豐、張國燾、林彪等。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按照遵義會議以來形成的黨內慣例，先由毛澤東首先提出報告，然後進行討論，最後再由毛澤東作出結論。 毛澤東在發言中提出了一個必須首先回答的問題，即中共以什麼態度對待西安事變。他說：“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肯定，是不容猶豫的。”他斷言：“這次事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它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因而，中國共產黨對事變是應該擁護的。”

毛澤東對蔣介石也進行了分析。他說：蔣介石最近立場雖是中間的立場，然而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事變的影響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同時也要估計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劉峙等進攻潼關。 基於這一判斷，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影響全國，召集救國大會，成立實質上是政府、名義上叫做抗日援綏委員會的機構。”他著重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在這一口號下，這是中心的一環。”對蔣介石的處置，毛澤東提出：“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並認為：“把蔣除掉，無論從哪方面都有好處。” 接著，周恩來發言。他認為：雖然蔣介石被扣，但南京方面的軍事力量仍然照舊，一旦進攻西安，爆發大規模的內戰，“日本將會在南京搞政變，在沿海地區增兵”。為防止日本變南京為傀儡政府，我們在政治上不要與南京對立。要穩定及爭取黃埔系、CC派、元老派、歐美派，推動他們贊成西安事變，團結抗日，具體地說，是要爭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孫科、馮玉祥，孤立何應欽；同時要深入發動群眾，聯合西北三方聯合抗日力量，把西安變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綏的口號下聯合閻錫山，聯合劉湘，這是我們的兩翼，再進一步聯合西南桂系，以造成對華東的包圍；東南7省是南京的勢力，這是我們要爭取的對象，要爭取他們抗日。至於殺蔣還是放蔣，這要看張、楊的態度，因為蔣在他們手上，我們不好決定。

爾後，當時尚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作了重要發言。他認為：抗日問題上，主要矛盾是抗日派與“民族妥協派”（以蔣介石為代表）的矛盾。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這個行動的意義，使整個局勢“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張聞天提出：處理事變的根本方針是：“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他預見，我們黨的工作也將隨之有一個轉變，“轉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在政權問題上，張聞天較之周恩來更加明確地提出：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他認為，張、楊提出的“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口號並不壞”，我們的正確策略應該“把抗日為最高旗幟”，“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政治上採取進攻”，“發動群眾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組南京國民政府。而對於蔣介石的處置，“應該盡量爭取，與分化孤立”。 事後證明，張聞天的這些主張是正確的。 事變發生後，國內外反應強烈而復雜。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等親日派力主“討伐”張、楊；親英美派為保全蔣的性命，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地方實力派擔心引發更大內戰，大多數對張、楊不表示支持，幾乎一致要求恢復蔣的自由；國際的反應也不一致，日本極力挑動中國擴大內戰，得悉南京決定討伐，興高采烈，堅甲利兵，蓄勢待發；美、英力求維持蔣的統治，認為可以同共產黨合作對付日本；蘇聯爲“洗清”自己插手事變之嫌極力攻擊張、楊，但也希望事變和平解決。這些情況，都促使中共中央必須考慮如何以極為審慎的態度對待和處理事變後的複雜局勢，制定出恰當舉措，引導時局向有利於民族利益的方向發展。 這次會上，還有9個人發言，只有張國燾言辭最為激烈。他說：“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反蔣，第二是抗日。內亂問題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問題。”“因此，打倒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 在大家討論之後，毛澤東作了結論。他指出：現在處在一個歷史轉變的新的階段，前面擺著很多道路，也有許多困難。為了爭取群眾，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錯誤，不把反蔣與抗日並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出來。 這個結論說明，由於事發突然，對各方面的情況掌握不夠充分，中共中央還沒有對處理西安事變的具體方針下最後決心，毛澤東關於“中共中央暫不發表宣言，但在實際行動上應積極去做”的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這個結論還說明，中共中央在對西安事變性質的認識和軍事應變準備上形成了共識。而對於如何處置蔣介石和是否成立新的抗日政權，還存在不同的認識。 此時，在根據地人民群眾和廣大紅軍指戰員包括黨中央中，主張“審蔣”、“除蔣”是多數人意見。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說：“張、楊活捉蔣介石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波傳到保安的時候，不用說，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當時《紅色中華》報上揭露蔣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賣國'的罪惡，說蔣'雖百死也不足以贖其罪於萬一'，要求把蔣介石交給人民公審、裁決，表達了聽說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時一般幹部、黨員的直覺反應。” 而作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張、楊，他們毅然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舉動，不僅出乎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的意料，也使毛澤東等對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和影響力產生了新的認識，對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內部可能產生的分化作出了大膽的估計。毛澤東開始認為，“倒蔣”可能會更有助於爭取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內的抗日派和中間派，也是十分自然的。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雖然提出了“審蔣”及在政治上“除蔣”的想法，但卻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張聞天和周恩來“不與南京對立”的意見。 在隨後幾天的對外宣傳和聯絡工作中，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實際上採取了兩條方針：一條是堅持以“西安為中心”和“審蔣”的設想；另一條是堅持“把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區別對待”的立場和做法。 以下幾例可以印證中共中央的上述立場： 其一，在會議結束的當天，毛澤東、周恩來連續給張學良發去兩封電報。 第一封發於當天中午，提出4條：“（甲）重兵置於潼關、鳳翔、平涼、潼關尤要。嚴拒樊崧甫。（乙）號召西安及西北民眾起來擁護義舉，對全國亦然。弟等認為，只有將全部行動基礎置於民眾之上，西安起義才能確定的發展其勝利。（丙）宜即逮捕或驅逐部隊中法西斯分子，對全軍奉行廣大深入的政治動員，向全體官兵宣布蔣氏賣國殘民罪狀，政治上團結全軍，此著是最緊急任務之一。（丁）胡（宗南）、曾（萬鍾）、關（麟徵）等軍向南壓迫時，紅軍決從其側後配合兄部堅決消滅之。” 第二封電報則發於當天下午，亦提出兩個方面的建議：甲、劉峙指揮的河南集團有進占潼關的極大可能，擬宜提起楊虎臣（城）兄注意，以主力集中潼關而堅拒之。乙、為確佔蘭州、漢中兩戰略要點及隔離甘肅蔣軍為二部起見，提議：（一）於軍全部鞏固蘭州城，嚴防毛炳文及西北補充旅之進攻。 （二）兄部王董兩軍及騎兵軍集中平涼、會寧線，將該線之蔣軍壓向隴南一面，拒止胡、曾、關、毛南下，將海源、固原防務交於紅軍。 （三）紅軍以主力進至海、固地區，以有力一部尾隨胡軍於豫旺地區，配合在靜寧、平涼之兄軍，乘機消滅南攻之胡等。如胡等在現位置不動，則壓迫之入寧夏為最好。 （四）商劉甫澄，調川軍15至20團進據漢中。 這兩份電報所透出的信息是：中共擬配合張、楊武裝保衛西安，把西安建成鞏固的政治中心，為此，要加強周邊的防務，肅清內部和反對勢力；電報還把“向全體官兵宣布蔣氏賣國殘民罪狀”，作為最緊急的任務之一，反映了“審蔣”的思路未變。 其二，14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賀龍、蕭克、林彪、徐海東、徐向前10名紅軍將領的名義，再次致電張學良及楊虎城，宣布了中共對目前事態的三項行動方針：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綏聯軍之組成，任張學良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東北軍編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第1集團軍，張學良兼第1集團軍總司令：17路軍編為第2集團軍，楊虎臣（城）為總司令；紅軍編為第3集團軍，朱德為總司令。設立西北援綏軍事政治委員會，以三個集團軍高級將領為委員，每集團軍3人至5人，以張學良、楊虎臣（城）、朱德為主席團，張為主席，楊、朱為副，統一軍事政治領導。以上組織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聯席會議名義向全軍全國宣布。此外，極力爭取閻錫山先生及全國其他愛國將領加入，推閻錫山先生為全國援綏聯軍總司令。 （二）目前軍事步驟：抗日援綏聯軍三部主力應集中於以西安、平涼為中心之地區，發揚士氣，鞏固團結，與敵決戰，各個擊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內，由楊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張兄所部及弟部擔任野戰。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於一星期內到達西峰鎮，而後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況決定；弟軍一部則在定、鹽、環箝制胡（宗南）敵，另一部在膚、甘箝制湯（恩伯）敵。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禦胡敵，於學忠仍守蘭州。只要打得幾個勝仗，即可大大開展戰局，既有若干失利，亦於大局無礙。以上第一步驟實現之後，依情況再決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務是鞏固內部，戰勝敵人，提議： （子）在聯合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10個口號：東北軍、17路軍、紅軍聯合起來；抗日軍隊同抗日人民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召集救國會議，建立救國政府；爭取人民自由；反對日本滅亡中國；反對漢奸擴大內戰；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保衛中國而戰，為援助綏遠而戰，為收復東北而戰；抗日聯軍萬歲！中華民族獨立解放萬歲！ （醜）在部隊中進行熱烈的政治鼓動。 （寅）肅清部隊中之親蔣分子。 （卯）鼓動全軍戰斗勇氣，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這封電文是由周恩來起草的，它比較系統地概括了此時中共對於處理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這個方針的要點是：一、高舉抗日的旗幟，以武力保衛西安，使之形成抗日的中心；二、推行“倒蔣”計劃，把南京國民政府與蔣有所分別，努力爭取南京國民政府轉向抗日；三、建立抗日政府。這個方針得到了張、楊的支持。 17日，張學良復電毛澤東、周恩來，同意中共的基本主張，並提出了進一步的軍事部署。他說：“聯軍主力現集結於渭南方面準備抗戰，另一部於蘭州、平涼、固原、西峰鎮一帶，對胡宗南、毛炳文等施行戒備。要求紅軍主力至環縣、豫旺以北地區，箝制胡部。另以紅軍一部在膚施、甘泉附近將胡、毛、曾等部與湯恩伯部隔開，不使連成一氣，並極力向北壓迫以掩護聯軍後方之安全，並盼飭陝南之陳先瑞向盧氏、靈寶一帶出擊，擾敵之後方。”而中共中央軍委則根據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致電隴東特區委張雲逸，在隴東部分地區及膚施、甘泉一帶由紅軍接防。規定在紅軍接防時，不改變政治組織，不與民團衝突，不打土豪。 其三，15日和16日兩天，中共中央對外公開了處理西安事變的上述政策。 15日，中共中央以15名將領的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和南京國民政府，提出了罷免蔣氏、組織抗日政府的主張。電文說：“公等而果欲自別於蔣氏，复欲自別於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放棄蔣氏愛擺之集權統一綱紀等等之索然無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實實與民更始，開放言論自由，啟封愛國刊物，釋放愛國人犯，舉內戰之全軍，立即開赴晉綏，抗禦日寇，化黑暗為光明，變不祥為大慶。” 1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刊登了《蔣介石罪大惡極》的長篇文章，系統揭露蔣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賣國”的罪行。 毛澤東還把中共華北局負責同志“希望張氏幹到底，膽大些，膽再大些”的來電轉給張學良並同時向張透露中共所了解到的信息說：“法國激進黨謂：張學良已成為中國第一有權威之人物，英國取調和態度。” 上述情況表明，中共中央在事變發生之初，是希望“審蔣”和建立抗日政府的。 ★深思熟慮後的決斷：中共果斷放棄“審蔣”計劃，有條件維護南京的正統，堅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事變。以舉國抗日為根本目標，使中共成為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中堅力量 中共中央對於處理西安事變的初步方針，從形成到改變前後只有6天。到19日，又一次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便依據事變後的國內外情勢，及時修改了上述初步方針，正式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中共中央由抗日“審蔣”到抗日“釋蔣”方針的調整，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時任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對為何這樣調整作了一番解釋，他說：“這6天中，這件事的現象與本質都表現得更充分。”張聞天這句話，客觀地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同時又有為此前在無法了解事情全貌的情況下作出的初步方針“解套”的意味。那麼，這6天裡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又是什麼情況使得中共迅速調整了方針呢？ 其一，南京國民政府和地方實力派中沒有出現有利於“審蔣”的政治軍事形勢。毛澤東原來曾經設想，蔣介石被扣以後，“他的力量必然削弱”，有可能使蔣的部下分化到西安方面來，這當然是最好的結果。但是，幾天后，各方普遍反對新的內戰，希望釋放蔣介石，一致對外，抗擊日寇的侵略。蔣介石被扣後，他的個人影響不僅沒有下降，反而還被戴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其威望足以繼續左右南京的政局。而為了民族生存和抗日救國而被迫發動兵諫的張、楊將軍，卻受到來自多方面的壓力。 從西安反饋到中共中央的信息說： （一）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指何應欽、汪精衛），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 （二）晉閻（錫山）向張提議，將蔣送山西，馮（欽哉）亦企圖利用此事變。 （三）魯韓（复榘）認為南京現在辦法不能解決南京問題。宋哲元、劉湘尚無表示。 （四）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張之出此乃逼不得已，餘（漢謀）、何（鍵）企圖騙錢，表示擁護中央。 （五）蔣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已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對張有以西北問題，對紅軍求降求和完全交張處理之表示。 西安還傳來消息說，12月16日，南京已下達了討伐令，並繼續對西安外圍進行轟炸，劉峙所部已有5個師的兵力進入潼關，包圍華縣，並進逼渭南。 南京也有一個新的情況傳來：一度積極支持張、楊的國民黨左派愛國人士宋慶齡，此時也改變態度。事變當天，南京國民政府曾派人與宋慶齡會面，要求宋在譴責張學良扣蔣的聲明上簽字，宋慶齡不僅沒有簽字，還說：“張學良做得對，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這樣做，只是我會做得更甚於此。”而剛剛過了一個晚上，也就是13日，宋慶齡就改變了主意，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此時擔任全國各界救國會總幹事的鬍子嬰後來回憶說： 12月13日，孫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變告訴了我。作惡萬端的獨夫民賊落入羅網，我以為她一定會高興的。哪知她帶著焦慮的樣子問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問她：“去做什麼？”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她看到我驚愕，就婉轉地給我解釋說：何應欽等親日派惟恐中國不亂：蔣介石被殺，內戰勢必全國爆發，日軍就可長驅直入，侵占全中國。我很快地醒悟過來，決定立即隨她去西安。孫夫人住在原法租界莫里哀路的一個小洋房裡。她要我陪她步行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去約請何老太太（何香凝）同行。何老太太患心髒病，經常睡床不起，一聽這話，立即起床同意同行。我急忙回家，在銀行沒有停止營業前取出一些現款，準備作費用……我情緒很高，並對到西安後可能遇到的問題作了估計。關於動身時間，她約我晚上8時聽最後決定，到時我接到她的電話，說：“不去了。”這和她說要去西安一樣，使我吃驚。 能夠證明宋慶齡突然改變態度的還有一件事，即宋慶齡去世後，上海宋慶齡故居在整理珍藏的宋慶齡遺稿時，發現一份關於西安事變的聲明（英文打字稿）。宋慶齡在這份聲明中，明確地提出了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聲明說： 西安事變是蔣介石長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的結果，決不是什麼“由張學良個人對蔣介石的不滿而引起的”；而張學良發動事變的唯一的目的，“是勸諫蔣介石同意建立一個統一戰線，抵抗日本的入侵”。但是局勢異常複雜，如果對事變處理不好。就將導致一場“更大規模的內戰”。這樣不僅“將導致更深重的民族災難，同時也給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在日本正擴大“入侵我國國門的危急時刻”，“內戰必須停止”，“個人的不同政見都必須放棄”！所有軍隊的當務之急是：“求同存異，組成一個抗日的統一戰線，任何企圖阻礙此戰線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宋慶齡呼籲“每一個中國公民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這樣一場災難的發生。讓我們所有的中國人聯合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保衛自己的祖國”。 宋慶齡在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主張的同時，還積極為溝通國共兩黨的聯繫而奔走。在南京，主張和平解決事變還有很多人，特別是蔣的親屬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以及蔣的軍隊嫡系。而為了了解中共的立場和動向，聯繫中共促使問題和平解決，宋美齡也找到了與中共有著密切聯繫的二姐宋慶齡。 宋慶齡接受了妹妹宋美齡的請求，找到了中共中央駐上海的代表潘漢年。這時潘漢年已經收到毛澤東要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的電報。潘漢年隨即將中共中央關於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和已決定派周恩來等代表到西安參加協調談判的消息告之宋慶齡，同時建議她勸說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和張、楊以及中共代表共同商談，謀求事變的和平解決。潘漢年還表示，自己願親赴南京，會見宋子文、宋美齡。 經宋慶齡介紹，潘漢年住進了南京宋公館，他不僅成為南京了解中共立場的橋樑，而且通過宋子文、宋美齡，了解到南京國民政府對如何解決事變的態度，並通過做宋氏的工作，影響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政策，對事變的和平解決起到了積極作用。 上述情況說明，南京方面和地方實力派在事變發生後，沒有向著與蔣介石分裂的方向發展，而是在力促釋放蔣介石。 其二，張學良本人並無殺蔣的想法。張、楊發動兵諫的本意即“逼蔣抗日”。張學良在部署扣蔣行動時，就向有關將領強調：要活捉蔣介石，不要死的。他對孫銘久說：“你千萬不可把委員長打死了，萬不得已時，只能把他的腿打傷，不要叫他逃跑了。”扣蔣行動打響和蔣介石失踪以後，張學良焦急萬分，他命令105師師長白鳳翔：“如果9點找不到委員長，就把你們的頭送來！”並對大家說：“若找到委員長，我一定說服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若找不到他，我便將自己的頭割下來，請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請罪，了此公案。絕不能因為要停止內戰而引起內戰，那我張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 扣蔣成功後，張學良多次說：“只要他答應我們抗日，還繼續擁護他做領袖。”還說：“委員長今日誠然是中國的領袖，即今後還是需要他做我們的領袖，但領袖應虛心聽取各方的意見，和過去專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員長能改變態度，採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12月16日，張學良在西安市民大會上發表演講，公開宣稱：“我們只求主張實現，此外我們既不要錢，也不要地盤。我們為了實現我們的主張，我們要立於抗日戰場的第一線，我們要在抗日戰場上效死。”他呼籲全國同胞，“一致起來走向抗日戰爭，有力量出力量，有錢的出錢，尤其是武裝同志，壯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熱血，灑在抗日戰場上”。 張學良從扣蔣開始，就敞開和平大門，歡迎各界人士入陝斡旋，共商抗日大計。他在致南京國民政府諸要人和地方實力派的電報中，邀請他們“或遠賜教言，或躬親來陝，開誠指示，共謀國是”。對宋哲元，希望他“親來西安，或派全權代表前來”。對馮玉祥，希望他“速即命駕來陝，共決大計，力挽危舟”。張學良還致電宋美齡：“如欲來陝，尤所歡迎。”對端納的西安之行，張學良非常歡迎，致電說：“此間態度一貫，君能來一視，甚佳。”同時，派出代表到各方聯絡，呼籲和平。並與南京當局的黨、政、軍要人保持聯繫，與各地實力派頻繁接觸，包括極力爭取山西的閻錫山、平津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的支持，實際上在做著兩手準備，並且把談判和平解決事變放在第一位。國際和平使者端納能夠實現西安之行，把宋美齡的親筆信送到蔣介石手中，促使南京與西安開始談判，都是在張學良的支持下進行的。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時，張、楊與南京的和談實際上已經啟動了。 其三，蘇聯的態度對中共決策產生了影響。中國共產黨是在12月16日正式收到共產國際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指示電的，這一由共產國際書記處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簽署的回電，說： 現回答你們幾封來電，建議採取以下立場： （一）張學良的行動，無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有害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侵略者。 （二）既然事變已經發生，必須考慮現實，中國共產黨應根據以下原則堅決主張和平解決衝突。 （1）改組政府，使一切抗日運動的代表和擁護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2）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3）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並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同紅軍合作。 （4）與那些同情中國人民擺脫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國家合作。 如果不出意外，這封電報將會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及時制定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以直接幫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電台密碼出現差錯，譯電員無法將電報內容譯出。中共中央於18日致電共產國際，報告電文出現亂碼，“完全譯不出”，請“即檢查重發”。到20日，中共中央才正式收到共產國際所發的電文，而在此之前的12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已經作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 儘管共產國際16日的指示電對中共中央決策西安事變的方針沒有直接的幫助作用，但此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新聞媒體接二連三的反應，已經對中共產生了影響。蘇共中央的機關報《真理報》的社論說：在中國陝西發生的張學良、楊虎城部隊扣蔣事件，是一種“叛變”行為，是“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的行為，它“名義上舉起抗日的旗幟，實質上製造國家分裂，使中國繼續混亂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外國侵略強盜的犧牲品”。而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發表的評論，則更無根據地將西安事變與日本侵略中國的陰謀聯繫起來。竟說： 張學良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對日宣戰及聯共等項。此類要求，僅發動之煙幕，實際上為中國人民陣線之打擊，及中國對外抵御之破壞。自蔣氏執政以來，中國已逐漸集中力量，顯足表示其領導國防之準備與能力，張學良之反動，足以破壞中國反日力量之團結，不獨為南京國民政府之危險，抑且威脅全中國。雖假借反日口號，適以便利日本帝國主義。夫反日人民陣線，乃係於南京合作之陣線。毛澤東與其發表密勒週報之文字中已直言其事。張學良之舉動，其最近影響，即新的內戰之爆發，亦即日本所急欲利用機會以作更深侵略之舉者。 蘇聯的媒體所發出的聲音，雖然也是希望和平解決事變，但它的出發點與事件的本身，與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利益卻是南轅北轍的。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為的是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而蘇聯卻為著自己東方戰線的安全。因而，它對西安事變的判斷一開始就陷入了片面。事過多年，談及此事，周恩來仍然表達了這樣的看法，他指出：“兩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抓起來，共產國際公開說張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抓蔣介石是適應日本的要求。這個判斷是完全錯誤的。” 蘇聯所發出的聲音，除了向中國南京當局表明，西安事變與蘇聯無關之外，就是向中國共產黨傳遞它的聲音，以影響中共中央對待事件的看法及其立場。爾後，蘇聯政府在與南京方面就此問題進行會談就說：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讓中國共產黨了解我們的立場。 斯諾在《漫評》中曾這樣寫道： 斯大林立刻向保安的中共領導人發布命令，要求他們立即釋放蔣介石，否則將中斷與中國共產黨的一切關係。 斯大林的電報發給了上海的孫中山夫人，然後由她轉交給毛澤東。斯大林宣布，除非中國共產黨利用自己的影響促成蔣介石獲釋，否則，莫斯科將公開把他們斥為“土匪”並與他們斷絕關係。 到目前為止，沒有資料能夠證明這個電報的真實性。因為，已經公佈的資料表明，蘇聯及共產國際對於處理西安事變問題給中共最早的指示是12月16日共產國際的回電。即便如此，毛澤東及黨中央仍然能夠通過廣播、電台和其他足夠的渠道及時了解蘇聯對於事變的反應。事實上，當時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公開表態，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共的決策。 蘇聯的反應不僅影響了中共，也影響了張學良。中共代表團到西安之前，張學良已從廣播電台上聽到蘇聯反對事變的聲音，對此，他很不理解。 13日，蘇聯塔斯社廣播《真理報》和《消息報》的報導後，張學良拿著新聞記錄稿，正碰上宋黎站在樓下，就說道：“我救了共產黨，你們就這樣對待我！”張還對劉鼎說：“為什麼蘇聯認為事變是受日本的挑動，持反對意見？”17日，張學良再電中共中央，詢問：“國際對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評？祈告。”毛澤東當天復電，說：“我們對遠方（即共產國際和蘇聯）已作幾個報告，尚無回報。兄令劉鼎將每日群眾運動情況電告一次，若遠方知此事變及事變後之進展不是單純軍事行動，而是與群眾聯繫的消息，當寄以同情。唯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 中共代表團達到西安以後，在舉行的第一次會談中，張學良又提蘇聯態度的事。 《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一書掐述了那次會談的詳情： 宴會後，周恩來趁與張學良小憩之間，要羅瑞卿即刻去找王炳南了解楊虎城和17路軍的情況，為第二天與楊虎城會談做準備。然後他便與張學良一起走進小客廳，單獨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張學良向周恩來敘述了蔣介石被扣後的情況、南京的動態及各方面的反應，繼而說道：“蔣介石獨斷專行，一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力逼我和楊將軍配合中央軍繼續'圍剿'紅軍，我和楊將軍怎麼勸說都不頂用，苦諫不行，進行哭諫，委員長反而聲言要把我們的隊伍調離西北，我倆實在是忍無可忍，萬不得已，只好實行'兵諫'。倘若不捉他，不臨之以兵，就無法使他猛省，內戰就不能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談。”說到這裡，張學良面起憂色，嘆息一聲，從兜里掏出一張《消息報》拍在桌子上，連連搖頭說道：“可蘇聯的態度，令人失望，真可謂一派胡言。” 周恩來盯了一眼《消息報》，又怔怔地註視著張學良。 張學良語調很沉重地說：“本來，我一直是想取得與蘇聯的聯繫，盼望蘇聯支持我們的抗日。我通過李杜，通過新疆，都試圖竭力溝通。這個問題，你我4月在膚施會談時也曾商討過。但是，我萬萬沒想到……”他憤然拍了一眼前的《消息報》說道：“莫斯科電台卻連日來大罵我是親日派，斥責我們要求的抗日的行動是搞'暴亂'，搞'投機'，搞'搞分裂'，比任何電台都罵得難聽，弄得我和楊主任進退失據，啼笑皆非，感到壓力很大。蘇聯的態度，實非我始料所及。” 蘇聯以第三國際的名義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周恩來當時並不清楚，但從《消息報》和外電上也有所略知，他感到蘇聯方面的指責，對張、楊兩將軍的義舉中傷太重。面對張學良，他既是同情，又有些無奈，呷了口茶，才慢慢地回答說： “對蘇聯的看法，請張將軍不必多有顧慮。他們不大了解我國的國情，看問題難免有偏頗之處。然而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提倡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也主張事變和平解決。……我黨將會努力向蘇聯方面進行解釋，相信他們只要了解事實真相，是會改變對張將軍和西安事變的態度的。” 張學良對蘇聯的反應如此在意，可見蘇聯的態度對他產生的影響。 其四，蔣介石態度開始向著接受和平調解的方向轉變。事變能否和平解決，取決於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張、楊是否願意放蔣；二是蔣介石是否接受張、楊的主張，這是“釋蔣”的先決條件。 蔣介石在被扣之初的兩三天內，態度是頑固的。 12日上午，張學良去見蔣介石。走進新城大樓蔣的臨時臥室，先行了一個軍禮，然後說：“委員長受驚了！”連說了兩遍，蔣都不理會。張學良接著說：“我們受全國人民的要求，發動這次事變，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也為了委員長，決不是為個人利害打算。現在，希望委員長能平心靜氣，勇於改正錯誤，聯合全國力量，堅決抗日，以爭民族生存，則學良和全國人民於願足矣！” 蔣介石以顫抖的聲音說：“你既為國家，應先送我到洛陽，然後再談，否則法幣、公債都完了。經濟崩潰了，抗日也無從談起。” 張回答說：“今日之事豈容搪塞。我們希望你勇於改過，群策群力，共赴國難。如仍執迷不悟，只有讓群眾公裁了。” 蔣一聽，神色驟變，說：“過去我待你那樣好，現在，你竟想把我交群眾公裁！你以為全國民眾的輿論會贊同你們的叛亂行動嗎？恐怕即使你們平素所說的'人民陣線'裡的人，也不至於做出像你們今天這樣如此荒謬和狂妄的舉動。你自稱為革命，叛逆也可以稱革命嗎？陳炯明何嘗不自稱革命，天下人有誰能相信他是革命呢？你的部下就在這個房間的周圍，你竟如此犯上作亂，你又怎樣率領你的部下做人呢？”說完閉眼坐在椅子上，額暴青筋，全身發抖。張學良神色沮喪，只好退出。 12日這天，張學良去看蔣介石三次，但蔣根本不讓張說話，有一次，還大聲斥責張學良說：“我不是你的長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員長。你要是還承認我是你的長官，我現在命令你馬上把我送走，否則任憑你把我殺了，我同你沒有旁的話講。”他甚至用手摀住耳朵，連說：“我不同你講話，我不同你講話。”張只好再次離開蔣的房間。 張學良為打破僵局，同日上午，讓邵力子單獨見蔣。邵勸蔣說：今天已經發生的這件事，請委員長仔細考慮。當前，日軍實際已控制了華北，正向綏遠進逼，已激起了全國的憤慨，如果政府還不想辦法抵抗，自然會釀成變故。現在設法彌補，尚未為晚。邵力子還說：張、楊的做法雖不免魯莽，但其用心良好，希望委員長從民族國家的全局著想，接受張、楊的“八項主張”。 蔣介石表示，決心犧牲，決不受任何要挾，或者立即送回洛陽，或者立即槍斃，皆由張學良選擇。邵力子聽出，蔣以死相威脅，意在摸清張學良的意圖，就寬慰他說：送回暫無可能，槍殺也決不敢。邵還試探蔣介石是否會以辭職而保全性命，俟國家需要再行複出。蔣介石回答：“決不能在武力威迫下考慮這個問題。”邵的這次談話也無成果。 蔣介石還在這天擬好了兩份遺囑，給宋美齡的是：“美齡吾妻：餘決心殉國，經國、緯國吾子即汝子，望善視之。蔣中正。”給蔣經國、蔣緯國的是：“餘隻承認宋美齡女士為餘唯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則餘雖死於九泉之下亦瞑目矣。”並把這兩份遺囑交於張、楊，讓他們代為拍發。 蔣介石真的準備以身殉國嗎？此時的蔣介石對生死的判斷極其矛盾。一方面，蔣介石不會想不到，自1927年以來，他屠殺共產黨和進步群眾無數，此次事變，即使共產黨沒有親自參與，也與受其影響不無關係，共產黨能放過他嗎？此次事變，是為抗日“剿共”而起，自己西安之行，不僅有威逼張、楊部隊“剿共”之意，更有撤換張、楊的把柄，張、楊能輕易放他嗎？這使蔣介石深深感到生命的威脅。另一方面，從張、楊對他畢恭畢敬的態度，邵力子談話所露的口風分析，不像要殺他的樣子。 但是，無論如何他都要維護他作為領袖的尊嚴。有了領袖的尊嚴，如果死，那將留下英雄的形象；如果生，那將增加後面討價還價的籌碼。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在被扣的初期，蔣介石表現出了極其頑固、死硬的態度。 可13日發生的一件事，使蔣介石企圖維護的那點自尊、那點英雄形象，大大縮水。起因是12日夜，西安綏署參謀長李興中收到一封匿名信，大意是說：委座蒙難，關係國家存亡，希望李能運籌帷幄，救委座出險，以建立這千載不朽之奇功，等等。恰巧，毛澤東、周恩來這晚也有一電發給張學良，電報富有預見地提出： 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萬須將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內，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尤不可將其交其他部隊，嚴防蔣收買屬員。 圍繞同一件事出現的一信一電，引起了張學良注意。他與楊虎城商定，決定把蔣介石轉移到金家巷張公館附近的高桂滋公館，由東北軍衛隊營看管，以防意外。 13日上午，張學良找到邵力子，請他出面勸說蔣移居高桂滋公館。但蔣介石並不買張學良的賬，他堅拒道：“我決不遷往他處，如張不能送我回洛陽，我就死在此地，這是西安綏靖公署所在地，我是行政院長，所以，決不能離開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張。”邵力子看清了蔣氏這是怕死，就寬慰蔣說：張學良請你移居高公館並無惡意，此時“勿再峻拒張學良進言”。這句話對蔣產生了作用，蔣隨即問邵，能否搬來同住？ 還沒等蔣介石就改換住處問題最後說定，當日深夜11時，劉多荃師長奉張之命偕宋文梅到新城大樓勸蔣搬遷。蔣誤以為是要槍斃他，因為他的南京部下處決政治犯多在夜深人靜之時，而且他看見宋文梅腰間掛著手槍。蔣介石立刻萎縮到床的里面，重複上午給邵力子說過的話：“我兼行政院長，西安綏署直屬行政院，是公家地方，要死也死在公家地方，哪裡也不去。”之後，蔣用被子蒙住頭，任憑誰如何勸說堅決賴住不走。 誰也沒有想到，蔣氏頑固的態度，事過一天即很快改變。能夠使他改變的人，就是宋美齡派來的和平使者端納。 端納是14日中午到達西安的。在西安西郊機場，張學良派來了他的私人“洋管家”、也是端納的老相識、美國人米·埃爾德前來迎接。端納看到蔣介石的座機安然無恙地停放在機場。又聽米·埃爾德介紹西安事變的粗略經過和蔣介石的近況，初步證實“蔣介石沒有死”的此前判斷。 端納還沒有從思緒中走出來，汽車已開到張公館。端納在客廳落座之後，張學良便出來接見了他。見到昔日的顧問，張學良顯得非常高興，一番寒暄之後，端納拿出了宋美齡的親筆信，交給了張學良。張學良閱後，即讓秘書抄寫了一份，然後將原件還給端納。 會談一開始，負有親眼看到蔣介石死活使命的宋美齡的親信黃仁霖上校，說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告訴張學良，蔣夫人派他來，就是要看看委員長的健康狀況，建立初步的接觸，並充任端納的翻譯。他要求立即見蔣。張學良說：我可以向你保證，委員長現在很好。至於你想去見他，我也不在乎，但現在不行。 於是，雙方圍繞為什麼現在不能見蔣、何時才能見蔣開始辯論。在辯論中，張學良發現，他向全國發表的八項救國主張，坐在面前的兩位南京使者都不知道。張學良從八項抗日主張的內容和主張開始，詳細敘說了他發動兵諫的苦衷和長期以來圍繞“剿”、“抗”問題與蔣介石的紛爭。然後，張學良告訴端納、黃仁霖：在被扣的兩天來，委員長情緒很壞，拒絕與我談話。為了保證他的安全，曾請他搬出新城大樓，到新落成的高桂滋公館去住，也遭到他的誤解和拒絕。張學良說，他沒有絲毫加害委員長的意思，包括東北軍和17路軍的官兵在內。 張學良向端納交底說：假使委員長接受八項主張中的若干條件，我就可以設法打開眼前這個死結。只要蔣答應抗日，我可以親自送他回南京，南京當局給予什麼處分，我都在所不惜。 這次談話持續了半個小時，之後，張學良安排黃仁霖在張公館的門房休息，他陪同端納去見蔣介石。 當他們進入蔣的臥室時，蔣介石正躺在床上，用毯子蒙住頭，面壁側臥。端納一進來就說：“Hello，c'issimo。”蔣介石坐起來說：“你來了，我知道你會來的。”端納說：“是的，我來了，夫人也會來的。”蔣陡然變色，說：“她不能來，她不能到這個強盜窩來！”端納將宋美齡的親筆信交給了蔣介石。蔣展信讀道： 這封現存於台灣總統府機要室檔案的宋美齡的親筆信，不知何故，未見這樣一個重要情節，即宋美齡弦外有音地提醒蔣介石“南京的情形是戲中有戲”。當然，這也可能是端納當面向蔣傳達的宋美齡的口信，但不管怎樣正是宋美齡的這句提醒，使蔣介石認識到，真正威脅他生命安全的不是西安的張、楊，而是南京國民政府中的親日派。蔣介石從這封信中，還明白了宋美齡暗示要他贊同抗日。 讀罷宋美齡信的蔣介石，淚水沾襟。 端納的西安之行，使蔣介石有機會了解南京的情況。端納告訴他：南京親日派正在討伐張學良的幌子下，要奪取他的統治地位；他如再不表示抗日就會眾叛親離。端納勸他遠離親日派，傾聽西安人民的呼聲，接受他們正確的東西，只要執行總理遺囑，“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端納說：“同張漢9即將軍談話以後，我首先向蔣先生告慰，就是張先生對蔣先生並無惡意，只是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只要蔣先生答應這個要求，張將軍還要竭誠擁護您做領袖。我認為這個主張不僅是張楊兩將軍的主張，也是全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許多西洋人（暗指英、美等國）也贊成。蔣先生若能接受這個主張，今後將變成這樣大大的偉人（舉起手高高地比劃著），要是不接受這個主張，今天就變成這樣小小的人（俯著身子蹲下來比劃著）。國家和蔣先生個人的安危榮辱就係於蔣先生心思的一轉。” 端納接著小聲說：“你最好搬一處地方，這裡不是應該你住的。”聽了端納此語，不知蔣介石是對端納好意的尊重，還是對端納提供的信息的信任，總之他愉快地答應了搬家，說：“也好，我隨你去。”端納向張學良使了個眼色，兩人一同離開房間。稍後，蔣介石穿好衣服，和張學良一起來到高桂滋公館。 蔣遷至高桂滋公館後，端納又向他透露了新的信息。告訴他說：你周圍的“許多人則是秘密的親日分子”，要當心，不要被這些人所左右。要耐心地聽一聽“西安人民的意見，以估價他們有何可取之處”，“不必固執己見，以便為離開西安鋪平道路”。 端納還說，他看了張學良提出的八項主張，“看不出這些要求有什麼毛病”。不要對張學良採取“暴躁”和“狂妄自大”的態度，這對解決眼前的問題不會有任何好處。 端納的談話，對蔣介石啟示很大。這時他開始考慮借用西安方面的力量來對付南京親日派的問題。多日來的恐懼、狂躁的心理開始緩和。也就是說，他開始接受端納的建議，向著和平解決事變，向著傾聽西安方面的聲音，向著同意抗日的方向發展。這是蔣介石從堅持10年反共內戰走向勉強同意團結抗日的一個轉折點。很快，原西安“剿總”秘書長吳家像在西安電台廣播中公開說：蔣介石“對於先安內而後攘外的主張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堅持，已允許我們和他商談抗日的問題”了。 在蔣介石思想轉變的同時，端納沒有忘記對張、楊施加壓力。他把蔣介石有關抗日問題的日記遞給張學良看，目的是說明蔣是準備抗日的。端納還要求去說服楊虎城等人，以保住蔣介石的性命。他說道：“南京那幫人正希望把他幹掉，這樣他們就能取得他的位置。他們一掌握政府，你們就成了叛逆或強盜。一定要防止這一點，要讓合法的人掌握權力，避免授人以柄，你們要不惜一切代價保全委員長的生命。” 14日晚，端納致電宋美齡，報告在西安的情況，告訴她：“委員長平安，居處適宜”，他“正隨侍在側”。並說張學良企盼孔祥熙親來西安，尤盼宋美齡偕行。 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是在17日掌握上述情況的，這些情況說明，蔣介石雖然被扣留，但他在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中的領袖地位並沒有受到根本動搖，把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區別對待的做法，並沒有導致西安方面力量的強大。在此情勢下，繼續執行“審蔣”和以“西安為中心”建立與蔣氏抗衡的政治力量的計劃，是不現實的，還有可能擴大內戰，削弱抗日力量。而各方多傾向於和平處理事變正是基於對內戰有可能擴大的擔心，以及有可能影響抵禦日本侵略的考慮。如果放棄“審蔣”計劃，與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內強大的保蔣勢力進行某種形式的合作，則有可能促使蔣介石為保全自己性命而答應西安提出的條件，下決心走上抗日的道路。 毛澤東經過反复思考，與張聞天、博古等商定，決定改變原來“審蔣”的主張，倡導有條件地“釋蔣”，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為了表明這一意圖，1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公開發表《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闡述中共新的政策立場。電文說： 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蔣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為蔣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本黨致貴黨建議書及許多通電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責黨與蔣氏提議，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奈蔣氏對於日寇的步步進攻，依然是一再退讓，對於綏東閻、傅兩將軍的英勇抗戰，依然坐視不救，對於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摧殘不遺餘力，反而調集大軍進攻蘇維埃與紅軍，最後並欲壓迫提議抗日的東北軍與17路軍，以繼續擴大內戰。此種舉動誠為錯誤已極。在此情形之下，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決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不能奏效，實屬顯然。在日寇加緊侵略，晉綏危急關頭，此種擴大內戰行動決不能為愛國人民與愛國軍隊所見諒，即貴黨明達之士，想亦不願以蔣氏一人而致中華民族以萬劫不復的病患。試看日寇自蔣氏被幽以來。盡其造謠挑撥之能事，以鼓動內戰，其陰毒計，昭然若揭。想貴黨決不至如此輕舉妄動，中日寇之奸謀，退一步，即對於援救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故本黨認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貴黨必須毅然決然立刻實行下列處置： （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 （二）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及17路軍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戰： （四）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 （五）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否則靡爛橫政，民族生存與貴黨生命，均將為貴黨錯誤的政策而斷送乾淨也。時機緊迫，敢貢芻蕘，尚希明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這封電報清楚地表明，中共反對“討伐”張、楊，主張在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決事變。 19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會議，系統討論西安事變後的局勢變化並最終正式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報告和結論。 毛澤東在報告中說：“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蔣介石問題上，動員一切力量來對付西安，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西安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現，這是對於抗日不利的。”在另一方面，西安事變的發生是由於南京國民政府不立刻對日抗戰，尤其是由於蔣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進抗日（力量）與親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這是光明的一面”。毛澤東鮮明地指出：“目前的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盲目的擁護蔣個人而不問抗日是完全不對的。”我們應該“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對於好的方面發揚，對於黑暗方面給以打擊”。 毛澤東在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光明”和“黑暗”兩方面的形勢之後，接著分析了由此而來的西安事變的兩種前途，這就是勝利的前途和失敗的前途。為了實現勝利的前途，毛澤東提出，我們應採取“兩手”的辦法，爭取和幫助西安方面，一手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另一手是“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毛澤東認為，現在的中國營壘是兩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親日派，另一方是共產黨與抗日派。中間還有動搖與中立的一派，我們應爭取這些中間派。我們要把一切反內戰的力量團結起來，使內戰結束，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 對於如何處置蔣介石，毛澤東大大修訂了此前“審蔣”主張在中央決策考慮中的所佔比重，他說：對蔣介石處置有上、中、下三策：“殺”是下策，“不殺不放是中策”，“放”則是上策。中央的方針是採取“放”這個上策。 他建議中央，“我們準備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國際指示還未到，或者要隔兩天再發。”毛澤東同時指出，現在發表的通電與前次的通電是有區別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場上說公道話。黨的策略是：和平調停，使內戰結束。 張聞天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同毛澤東的報告相得益彰。他講了7個方面的意思，系統地概括了黨應採取的根本方針。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對於怎樣處置蔣介石，張聞天強調：“我們應把抗日為中心”，“不站在反蔣的立場，不站在恢復反蔣的立場”。張聞天這種抗日而不反蔣的見解，是獨有戰略眼光的，在這一點上，他是最早把對蔣處置同抗日全局聯繫起來的、堅定不動搖的黨中央領導人之一。 張聞天對於蘇聯態度的看法，也提出了鮮明的正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