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七章討伐？和解？南京內部爭鬥激烈
★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取蔣代之的“討伐派”和救蔣出險的“主和派”。一方主張迅速用兵於西安，一方主張滿足張、楊抗日要求以談判實現和解。雙方的分歧逐漸演變成兩大集團的利益之爭
★地方軍政實力派：南京當局意欲拉住他們，向西安施壓；張、楊則意欲爭取他們的更多支持以在談判中佔據主動；各地大員也企望在事變中贏得更多利益。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使地方實力派處在矛盾之中
★國民黨中央在拉攏地方實力派方面，所擁有的政治、經濟資源的優勢，是張、楊無法相比的。這種不利因素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南京當局不斷加大對各地方大員軟硬兼施的力度，以及其後宋氏姐妹赴西安和談，使各地方實力派的觀望態度進一步拉升
西安事變消息傳到南京的最早時間是在12日上午，而軍政部長何應欽是第一個獲知消息的人。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我在南京，首先獲得這個消息，是從路局方面得來的。先是12日上午9時起，西安的電訊忽然中斷，當時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接著從路局方面傳來的信息，說西安方面可能發生了兵變。因為是日上午9時左右，有部隊軍官去對站長說，車子要聽他指揮，不能隨便開駛，由此獲知西安確實發生了不尋常的事件。不過，這時候，外界還不知道西安發生了什麼事情，以當時電訊、交通的困難，我也只有一面發電前方查詢，一面等待情況進一步的了解。原來張學良東北軍所屬砲兵第6旅旅長黃永安，率同第17團團長葉筱泉，駐在洛陽。由於洛陽地位，適當臨潼東西要衝，又為我空軍重要基地，所以張學良在發動變亂之初，12時清晨，即急電黃旅長，囑其立即挾持洛陽中央銀行，指揮洛陽軍分校東北籍軍士教導大隊長趙雲飛，協同襲擊洛陽軍分校及航空分校，封鎖洛陽機場不准有一架飛機起飛。黃旅長於接到張電報後，深明大義，不但沒有舉動，而且持電立即晉謁洛陽軍分校主任兼洛鞏警備司令祝紹週，表示願意服從中央。
祝紹週接獲這個報告，為爭取制敵先機，立即先電知駐成陽之萬耀煌軍（萬耀煌本人當時已在西安被扣），回軍西安，並令原駐洛陽之樊崧甫軍第28師董釗部，立即進駐潼關，以扼陝省咽喉。
我於中午後，接到祝紹週第一個電報報告，原電雲：“限即刻到，分送南京何部長、朱主任鈞鑒：密。（1）西安發生事變，真相不明。（2）委座在西安、在臨潼，尚不明了。（3）頃處置如下：（甲）已通知萬軍長，由成陽回師西安，協同樊軍，聽候命令。（乙）已通知樊軍由洛陽將主力西進，協同萬軍聽命。（丙）飛機全部飛西安偵察並處置。（丁）請鈞座飛洛坐鎮。職祝紹週呈文已參印。”
其後，據空軍偵察報告：西安城門緊閉，城市軍隊甚多，且時有槍聲，城外正趕築戰壕及防禦工事，臨潼道上軍運頻繁，而蔣公駐節的華清池。卻訚焉無人。
接著，又接到駐洛陽第46軍軍長樊崧甫文已參秘電，除報告張學良致炮6旅黃旅長電令外，並稱：“西安電話線業已斷絕，恐有事變。除以28師集中潼關，對西警戒偵察外，甫並親率79師237旅續進，其79師主力，仍在鞏洛路警護，乞速應機處理，加派部隊來洛陽，為盼。”
何應欽得知上述情況後，即刻電告了正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電文說：“據報今晨9時駐西安之105師叛變，至11時西安臨潼間有極密槍聲。委座昨晚在臨潼，今日駐節何處尚未查明，已派飛機前往偵察。”何應欽在電文中還講：“此事漢卿是否與聞，固不得知，惟據報駐洛之砲兵黃永安旅曾奉漢卿密電，令其派兵看守洛陽機場及各銀行。若果屬實，殊堪憂慮也。”
中午過後，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被正式確認。因為，張學良與楊虎城的“通電”已傳到南京。稍後，張學良給孔祥熙和宋美齡的電報也到了南京。
孔祥熙是在下午3時收到何應欽的密電的。不多久，南京的孔祥熙公館也用電話匯報了張學良的來電及其內容。電文說：
孔部長庸之我兄勳鑑：弟對國事主張，曾經商討，區區苦衷，諒蒙鑑及。不意介公違反眾論，一意孤行，舉整個國家之人力財力，消耗於內戰。吾兄職掌財政，當能洞悉。綏東戰起，舉國振奮，乃介公蒞臨西北，對於抗日，隻字不提，而對於青年救國運動，則摧殘備至，弟陳辭再再，置若罔聞！伏思中華民國，非一人之國家，萬不能忍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弟愛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暫請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決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當能諒其無他，披瀝奉聞，並乞明示。此間一切主張，並以“文”電奉陳。張學良叩。震印。
全國各地得知西安事變要更晚一些，因為西安內部發生了叛變事件，延遲了發往全國新聞的時間。這名叛徒就是東北軍的交通處處長蔣斌。扣蔣成功後，張、楊把早已準備好的向全國各界的通電交由蔣斌“限時發出”，但蔣斌有負于少帥，不僅扣下通電不發，反而向南京何應欽密報了西安事變的情況。第二天山東韓復榘向其西安的代表電詢西安事變的真相時才發覺蔣斌的背叛行動。何應欽利用西安信息遲發的被動，立即嚴加控制全國的郵電系統，嚴秘封鎖來自西安的一切消息，致使外界一時對西安事變的真相無從了解，張、楊發動兵變的真實動機更是鮮為人知。而何卻開動宣傳機器，捏造謠言，混淆視聽，把一條條駭人聽聞的消息發往全國乃至全世界，給張、楊政治上造成了很大被動。
儘管如此，由於張、楊及時採取了補救措施，爭取輿論支持；由於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已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還由於居特殊地位的蔣介石業已被扣於西安，一時間南京群龍無首，一一片混亂。西安事變的發生，旋即引發了國民黨各種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和為維護各自利益所展開的激烈鬥爭。
★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取蔣代之的“討伐派”和救蔣出險的“主和派”，一方主張迅速用兵於西安，一方主張滿足張、楊抗日要求以談判實現和解。雙方的分歧逐漸演變成兩大集團的利益之爭
國民黨內部一向是黨內有黨，派中有派。它在掌權的10年中，已經初步形成了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為首的統治集團。在國際上，他們依靠英、美的支持，通常被稱為英美派。而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最大的實力派，除他之外，沒有第二個人能夠駕馭國民黨。
國民黨內還有一個親日派，它的首領是汪精衛，其重要骨幹如何應欽、黃郛和所謂的新政學系的楊永泰、熊式輝等知名人物，也有一定實力。特別是汪精衛，在胡漢民死後和抗日戰爭發動前，是國民黨內唯一可以與蔣介石抗衡的人物。 1935年11月，汪精衛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遇刺後辭去行政院長職位並赴德養病，從而使親日派在政府中的力量受到削弱。
西安事變發生之時，蔣介石集團的主要人物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等均不在南京，孔祥熙和宋美齡在上海治病，宋子文正從香港返國的途中。因而在南京國民政府內，軍政部長何應欽便成為唯一擁有實權的人。
何應欽政治上的上升離不開蔣介石。 1924年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時，何應欽被委以總教官，自此與蔣介石結下淵源。 1925年初，陳炯明在東江發生叛亂，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何應欽率教導第1團隨蔣介石的右路軍出征討伐，先是攻克淡水、海豐，後又阻止了棉湖之敵的反撲。第一次東征勝利後，蔣介石兼任第1軍軍長，何應欽隨蔣的升遷而升遷，成為第1軍第1師的師長。 1926年蔣介石離開第1軍，專司“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提名何應欽接替了他的第1軍軍長職務。
蔣介石把何應欽視作嫡系和心腹淵源甚久，黃埔軍校時期，在軍校內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種思想和勢力不斷鬥爭之時，何應欽站在蔣介石一邊，成為軍校中國民黨勢力的骨幹。這一點蔣介石看得是清楚的。為獎賞何應欽的忠誠，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任命何應欽兼任軍校教育長。接著進行的“二次北伐”蔣在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又把第1路軍總指揮的重任交給何應欽；而自任第2路軍總指揮，由白崇禧代理，以陳調元為前敵總指揮；第3路軍總指揮則是交給了李宗仁。此種安排，蔣介石對何之器重，對白之不信任可見一斑。正是此種安排，導致了在1927年夏的白崇禧出面“逼宮”，而也是以此為契機蔣、何出現裂痕。
那是1927年六七月間，北伐軍攻克孫傳芳佔領的徐州、準備進攻濟南之時。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寧漢之爭”，因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共事變另立南京國民政府而發生寧漢分裂，而武漢國民政府當時尚未“分共”便決定東征討蔣，為對付武漢國民政府的討蔣軍事行動，蔣介石下令其管制下的各路軍南返，集結於長汀，而何應欽的第1路軍旋被調回南京。這一命令不僅擱置了攻克濟南的計劃，而且給了已處敗勢的孫傳芳等軍閥一次反撲的機會。至7月25日，孫傳芳與張宗昌聯合南下，不僅重又奪回徐州，而且兵分兩路，向蚌埠和宿遷殺來。孫傳芳部不斷得手，蔣介石控制的山東南部和蘇北各處均告失守。
面對重大的軍事失利，蔣介石力主發兵討伐武漢，並召集白崇禧、何應欽開會議決。蔣說，非先定武漢不能北伐。白表示反對，認為應該與武漢和解。蔣介石聽後非常不高興，說：“這樣，我就走開，讓你們去和好了。”白崇禧接著說：“我看此時為團結本黨、顧全大局計，總司令離開一下也好。”
蔣介石說“離開”本不是真意，在白崇禧附和後一時沒法下台，就看了看何應欽，期望能得到何的支持，誰知何應欽一句話也沒有說。蔣介石對何應欽沒有站出來支持他，氣惱至極，便說：“好，好，我就走吧。”第二天即宣布下野。這是蔣介石對何應欽心存芥蒂的開始。
1928年1月蔣介石回到上海，準備重新上台，閻錫山等人都發了擁戴電，何應欽因徵求部下意見，拖延了時間，遲發了擁戴電，再一次引起蔣的不滿。
這兩件事使何應欽在蔣介石心目中頓然失寵。 2月9日，蔣介石乘何應欽去上海之機，突然親臨徐州視察第1軍。在這次視察中，他告訴時任交通部次長的李仲公：
你去告訴敬之，不要打錯主意；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說一句話，我何至於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須知道，沒有我蔣中正，決不會有何應欽。他怕白崇禧，難道就不怕我蔣中正嗎？這次的擁戴電，他競遲遲不發，是何居心？現在桂係向北方大肆宣傳，說我已不能掌握黃埔軍隊，能掌握的只有何應欽。他這樣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撐腰，坍我的台，叫我對北方怎麼說話。所以，我就來前方試試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黃埔軍。
李仲公當即為何應欽解釋，說他不但沒有異心，也不敢有異心，並婉轉地比喻說：
敬之跟隨你多年，他的個性你當然知道，他對你的確忠誠不二。不過，由於才庸性緩。譬如：他是你的兩臂，一舉一動，本來是應該聽頭腦指揮的，而他也確實是聽你的命令的。但受了才力的限制，你命令他兩臂同時動，並在一定的時間內向著一定的方向達到一定的距離，他動是動了，卻只動了一臂或者兩臂都動而動得極慢，甚至有時迷失了方向亂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在他是以為聽命的了，而在你則看他是不聽指揮，甚至認為他是有異動的嫌疑了，然而他確是對你忠誠的，這就是敬之近來行動失當和犯錯誤的病根所在。
經過這番解釋，蔣介石鐵青的臉上才有了一絲笑容，他對李仲公說：“你回去告訴他，我因離部隊久，第1軍的軍風軍紀日漸廢弛，他可以去上海休養一下，等我把部隊整理好，還是叫他回來隨我北伐。”蔣介石還提筆寫了一封20多頁的長信，要李仲公轉交何應欽，信中敘述黃埔以來的生死友誼以至“我是準備以總理交付我的責任交付你的……”但還沒等送給何應欽，蔣介石突然又把信給取走了。
幾天之後，蔣介石從徐州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說，已徵得何應欽同意，將第1路軍改制為第1集團軍，下設3個縱隊，蔣親任總司令。
2月22日，何應欽根據蔣介石的安排，就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從此失去實際兵權。北伐結束後，旋又擔任訓練總監部總監和“國軍編遣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1930年起履職軍政部長。
何應欽與蔣介石的淵源經歷，使他對與蔣共事始終有一種如臨深淵的感覺。這次蔣介石被扣於西安，重又激起他問鼎領袖的慾望。
在南京鬥雞閘何應欽的公館，他首先請來了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吳稚暉、軍政部次長熊斌，一起商討對策。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卻被排除在應邀者之外。按理說，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被扣，而軍政部越過副委員長至為不妥。軍政部次長曾建議是否先知之馮玉祥，但被何以“暫可不必”而回絕。馮玉祥是12日中午12點，接到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李烈鈞的電話，才得知西安事變的。
不知情者並非馮玉祥一人。下午2時，馮玉祥來到立法院院長孫科的住處，想了解一些更詳細的情況。結果孫科還蒙在鼓裡，聽到馮玉祥說蔣介石被扣於西安，驚得半晌閉不攏嘴。
總參謀長程潛、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已知西安事變，但他們也是被排除在圈外的人，只聽說何應欽已與人開會研究了情況，卻不知研究了什麼，到處找不到何應欽。
馮玉祥感到不滿，他當眾發牢騷：“我和協和（李烈鈞）、哲生（孫科）均無所聞，不知是何理由？”
對何應欽這種做法不滿的也不只是馮玉祥一人。當晚8時，在馮玉祥的辦公處，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常委張繼和鹿鍾麟、張之江、石敬亭等人聚在一起，商討應對之法，表露對何應欽詭秘態度的反感。張繼打了好幾處電話，才找到何應欽，向他詢問西安事變的經過，並告之馮玉祥似有動氣。何應欽不耐煩地在電話中說：“一時說不清，我馬上派人來面呈。”不一會，熊斌奉何應欽之命，手持張學良、楊虎城的通電，趕到馮玉祥官邸。馮玉祥展讀通電，知張、楊之舉，意在逼蔣抗日，心中的重負才有減輕。
這還不能消除馮玉祥對何應欽隱情不報的怨氣。他闖入何應欽家裡，欲予“理論”。可是，進得屋內，見李烈鈞、戴季陶、朱培德、葉楚傖（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秘書長）、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陳公博（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等許多要人已經就坐。這些人，有的是奉何應欽之邀而來，幫助出主意的；有的是不請自來，想知道西安事變詳情的。馮玉祥也就找了個空位落座。
陳公博建議何應欽有三個辦法可取：一是將西安事變的真相公佈於世，二是立即明令討伐，免得張學良拿蔣介石向中央要挾，三是在上述條件實施後，再致電西安要求釋放蔣介石。如果僅從懲治張學良的角度說，此三法中規中矩，也未嘗不可。但它卻忽視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營救蔣介石。而蔣介石的性命之憂，既不是中國之福，也不是老百姓之福，更違了張學良發動事變的初衷。
李烈鈞的態度是抓住事件本質的。他認為，當務之急是以保蔣安全為要，不贊成武力解決。
何應欽有自己的考慮，他認為如果討伐把蔣救了出來，那他是“第一功臣”；如果因討伐使蔣死在西安古城，他又是“繼蔣第一人”。總之，“討伐西安”是樁好買賣，只賺不賠。因而，他力主討伐張、楊，理由是非此不能以維護黨紀國法。
馮玉祥與李烈鈞一樣，反對討伐。他說道：轟炸可能傷害西安城內的無辜居民，況且蔣介石可能受到傷害。從個人角度講，馮與蔣向來不和，能夠扳倒蔣是他平生夙願。但他看到了更深一層的問題：何應欽的親13派如此積極地鼓動討伐，難道就沒想到可能會加害於蔣嗎？ ！討伐，名義上是救蔣，實際上是欲置蔣於死地，或借張、楊之手殺蔣，或在轟炸西安時把蔣炸死，他何應欽好取而代之。
馮玉祥正是看清了此舉所包藏的禍心，並由此可能引發更大的動亂和內爭的前景。所以，他不僅不支持討伐，反而持堅決的反對態度。馮玉祥的堅持，使得何應欽立刻轟炸西安的計劃未能通過。最後形成的折中意見是：決定派出飛機轟炸西安附近地區，而不是轟炸西安城。這就為宋氏兄妹後來的和平營救行動爭得了寶貴的時間。
馮玉祥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有這次討論的情況。他寫道：李烈鈞、陳璧君、陳公博和馮玉祥主張保蔣“安全”；而朱培德、何應欽、葉楚傖、戴季陶則“主打”
何應欽也看清了他的討伐計劃不可能一帆風順，宋氏兄妹及孔祥熙返京後更不會順著他的路子走的。為爭取主動，在戴季陶和居正等人的支持下，未經國民黨中央正式研究議決，何應欽就把討伐西安的司令部與部隊組織起來了。並撇開馮玉祥和軍事委員會其他常委，先在他家設下臨時辦公處，以林蔚為參謀長，徐培根為參謀處長，錢貽士管後勤。隨後，又內定黃紹竑任討伐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為他拉攏華北和桂係等地方實力派。
12日午夜11時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召開了緊急聯席會議。除了兩會成員出席外，南京國民政府的五院院長和各部會負責人也列席會議，與會者共約四五十人，由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丁惟汾和政治委員會的於右任主持。
此時，距西安事變的發生剛剛十幾個小時，傳到南京的公開信息，只有張、楊的八項救國主張通電，而西安方面的其他情況，都是茫然無知。鑑於這種情況，一部分與會者主張不要匆忙作出懲罰張、楊的決定；一部分與會者主張立即懲治張、楊，派兵討伐西安。兩種意見爭辯到午夜2點也無結論。這時，戴季陶忽然站起來，情緒激動地說：現在委員長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為凶，則我們還去和叛逆妥洽，豈不是白白地上了他的當，乃至將來無法申大義而討國賊，若是委員長還是安全的話，則我們用向綁票贖票的方式救出來，則委員長又將何以統帥三軍，領導全國？現在我們只有劍及履及的討逆，才能挽救主帥的生命。他還對與會者說：“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們中央不能決定討逆的大計，明天全國立刻大亂！政府也垮了！大局無法收拾！我們何面目以對總理！何面目以對蔣先生！”
戴季陶所表達的意思，就是棄蔣！用他的話說，就是救出來也不能再當領袖。這是典型的取蔣而代之的論調，而對於蔣介石集團而言是不會同意他的主張的，因而，雙方激烈爭論，會議一直開到13日凌晨3點才結束。孔祥熙後來撰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對兩派的分歧和爭論做瞭如下概述：
甲說：謂張、楊此舉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與助力，在內為不盡悅服蔣公之疆吏與將領，如山東之韓復榘，廣西之李濟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劉湘，皆可引為同路；在外為垂竭待盡之共產黨徒，甚至如第三國際之蘇聯，皆可暗中聯絡。張楊既藉此背景助手，出以劫持統帥，則必以蔣公之生死為政治上之要挾。中央既不能曲從其狂悖，陷國家於淪胥；尤不能過於瞻顧蔣公之安全，置國家綱紀於不顧。昔項羽囚太公，漢高不屈，而太公卒還；清廷囚鄭父，成功不屈，而鄭公競死。此中關鍵，固須審慎，然千秋後世，終必贊果斷而貶屈從。故中央對策宜持以堅定。況蔣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張楊以力，蔣公尚在，或可安全；示張楊以弱，蔣公雖在，或競不能安返。此說，辭旨嚴正，考試院長戴季陶實主之。
乙說：對於甲說之揣測雖不否認，但不准不信學良之通電將發生若何之效力。且謂蔣公抗日，早具決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張楊此舉，如真只以抗日為範圍。則在國策上，只有時間上之出入，而非性質上之枘鑿，此中已饒有說服餘地。況張氏既有保證蔣公安全之電報，自須先探蔣公之虛實，再定萬全之決策。如即張撻伐，無論內戰蔓延，輿情先背，而坐失國力，益以外患，國將不國，遑論綱紀？
上面的“甲說”，代表的是以何應欽為首的部分軍事要員的意見。他們確信，西安兵變是在得到外界支持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支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二是華北和西南的地方軍事實力派。而張楊要實現個人的政治主張，必然要以蔣介石為人質，逼使“中央”讓步。何應欽和戴季陶由此得出結論：政府決不允許只考慮一個人的安危得失，而損害國家的利益與尊嚴。換句話說，持此論者認為進行談判毫無意義，只能延長這場危機，並且可能被各地實力派視為軟弱可欺。況且，南京國民政府不能對共產黨的政策和意識形態作任何讓步，因為採取這樣的政策，就會立即遭到日本的反對。
“乙說”，代表的是以馮玉祥為首、得到孫科、於右任和大多數立法院成員支持的主和派的意見。陳立夫和陳果夫領導的“CC”派也逐漸與馮派組成聯盟。他們主張與西安的“反叛者”進行合作，和平、善意地解決此事。
但是，蔣介石集團的主要骨幹都沒有出席會議，在第一個回合的交鋒中，討伐派佔了上風。於是，會議作出決定：
一、張學良應先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所部軍隊歸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二、張學良背黨叛國，送中央監察委員會議處。
三、行政院由副院長孔祥熙負責。
四、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改為5至7人，並加推何應欽、程潛、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為該會常務委員。
五、軍事委員會由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會負責。
六、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
這六項決定所透出的信息是：一、要把張、楊逼人絕境；二、何應欽掌握了最重要的軍權。這也就意味著一旦蔣介石不能安全脫險，何將有可能繼承大統。因為，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歷史中，“一把手”始終牢牢掌握著軍權。當年蔣介石就是先掌軍事，而後全面接班的。蔣的親信、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劉健群坦率地說：“當年朱培德奉委員長命，主持軍委會事務。他的辦法是大事請示委員長，小事去問林主任（林蔚系辦公廳主任，保有委員長的私章），他本人是中道而行，百事無涉。當然像馮玉祥這個副委員長，更是等於有名無職，自然應該是空空如也，安安如也。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
在軍委會委員長不能視事的情況下，按理應有副委員長或辦公廳主任接任，在他們之下才是軍政部長。在這次會上，戴季陶提出“軍事歸何應欽管”的動議後，馮玉祥即表示反對，他認為“參謀總長（當時何應欽是參謀總長）是軍令機關主官，軍事委員會尚有辦公廳主任”，但馮的意見不起任何作用。結果何應欽受委任全權負責，計劃“討伐”軍事。
此一決定的作出，終使何應欽此前早已內定組成的討伐班子合法化。此後兩三天內，他帶著參謀人員晝夜加班，擬訂了從東西兩面進攻西安的軍事計劃。
部署如下：
一、東路軍，豫皖綏靖主任劉峙坐鎮開封，潼關前線由徐庭瑤任總指揮。
甲、正面沿隴海路兩側進攻。部隊計有：樊崧甫的79師，董釗的28師，阮肇昌的57師，宋希濂的36師，桂永清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以及砲兵第一、五兩團主力，工兵一個團。
乙、右翼由60軍軍長周姦指揮，部隊有周的第6師，陳沛的60師，陳杰安的79師，黃杰的稅警總團（後來又加上駐大荔的馮欽哉的42師）。
丙、左翼由李默庵指揮，由商雒向藍田前進。部隊有李默庵的第10師和劉戡的83師。
丁、鄭洞國的第2師和李必蕃的23師為東路總預備隊，集結潼關附近。
此外，何應欽令分駐於江蘇、河南等地的各部隊迅速向潼關集結。
二、西路軍由胡宗南帶頭。部隊是原駐在甘、寧、陝各地的胡宗南的第1軍，曾萬鍾的第3軍，毛炳文的37軍，關麟徵的25師，李及蘭的49師，王耀武的51師等共約11個師。
何應欽令胡宗南、王均等部停止進攻紅軍，由甘寧邊南下，向天水、寶雞前進；駐寧夏的關麟徵部及駐蘭州以東的毛炳文部等向甘肅平涼、固原跟進；王耀武、李及蘭兩師由漢中出子午谷，進擊西安以南。
三、空軍集中洛陽，轟炸西安，協助東路正面部隊作戰。
何應欽在部署軍事的同時，對取代蔣介石的政治格局亦作出安排。他瞞著國民黨中央，與王伯群秘密商擬所謂“統一黨國，革新政治”的方針，列出了新的黨、政、軍人事佈局名單。何應欽計劃：
由汪精衛領導黨務工作，並任行政院長；
張群任行政院副院長，孫科任立法院長，於右仁任監察院長，宋子文任財政部長，王伯群任交通部長，白崇禧任軍政部長，林森留任國府主席；
何應欽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任副委員長。
何應欽同時兼任委員長川、滇、黔行營主任，委劉湘、龍雲為副主任，並推舉劉、龍二人為中央政治委員和國府委員。
為實現這一計劃，在事變後的第3天，何應欽派他的兄弟何輯武飛到西南找劉湘和龍云通氣。
在南京，支持何應欽的還有以力行社、復興社為核心的黃埔系。這些畢業於黃埔軍校、以蔣介石為靠山的少壯軍人，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後如喪考妣。復興社書記長鄧文儀，聽說蔣介石被扣於西安，十分擔心張、楊把蔣介石送往新疆或蘇聯。他覺得“事不宜遲，非要立即動員軍隊不可”，“不僅地面要包圍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軍去監視封鎖”。於是，“冒昧做主，以團體負責人名義，發了兩封急電，其一是打給駐陝西漢中的王耀武師長”，告訴他西安發生事變，“領袖蒙難，希望他率部立即開往西安西南的鹹陽，與第13師萬耀煌師長聯繫，圍攻西安；第二個電報是打給駐潼關與洛陽之間的28師師長董釗，說明原因，要他的部隊迅速進占潼關應付變亂，準備圍攻西安”。董、王都畢業於黃埔軍校，董與鄧是黃埔一期同學，王耀武是黃埔三期學生，那時鄧任黃埔三期學生區隊長。
當晚8時，鄧文儀在南京明瓦廊召集力行社、復興社全體幹部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戴笠、鄭介民報告事變的經過及前因後果，桂永清、潘佑強提出“軍事應變部署意見”。會議做出了5項決定：
（一）總方針：營救領袖，安定後方。
（二）建議政府請軍政部何部長應欽統一應變軍事行動，迅調（南京）附近陸軍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與空軍前往西安營救領袖。
（三）通告各級組織及全體同志對領袖在西安蒙難應全體動員，集中一切力量，為“營救領袖，安定後方”而奮鬥犧牲；各地方秩序尤應協調軍政憲警切實維護……
（四）以黃埔陸軍軍校畢業同學名義發表通電。
（五）用各種方法團結國民黨及三軍，為營救領袖，安定後方而奮鬥。
會後3天內，力行社派數十名骨幹分子赴各省市和各軍區“督導工作，指導行動”。
13日清晨7點多鐘，孔祥熙、宋美齡偕端納由上海回到南京。
宋美齡得知乃夫被困於西安的消息，是12日下午4時左右。聞此，宋美齡當場就昏厥過去。清醒之後，她立刻在其姐夫，也是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陪同下返回南京。孔祥熙在大變面前表現頗為冷靜。他分析了事態，認為張學良除了向全國發出通電，亦向他個人發來“震”電，又給宋美齡發了專電，這說明事變尚有轉圜的餘地，並沒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宋、孔返回南京後，何應欽帶了幾名主戰的官員來見孔祥熙，匯報了12日夜間會議情況，說明主戰的是大多數。宋美齡告訴何應欽，端納將去西安。何盯著端納說：“任何人都不許去西安。我們要攻打西安，委員長已經遇難了。”端納也盯著何應欽說：“真相沒弄明白之前，你不能進攻。”何厲聲回答：“他死了，我們要命令進攻。”
宋美齡當即表示，她不贊成聯席會議對張學良的處置和武力討伐西安的決定。她認為，“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餘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以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餘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於是，她“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
宋美齡向何應欽等討伐派反複申述，在委員長脫險之前，不能推進討伐軍事。她強調說，倘如此，戰爭開始之後，委員長不為其親自統帥之陸空軍轟炸所誤中而喪生，亦將被張、楊軍隊殺害。
然而，宋美齡的苦求沒有使何應欽動心，這一點她是有思想準備的。在回到南京的幾個小時裡，宋美齡、孔祥熙已經得悉英、美兩國的態度。因為日本對中國得寸進尺的侵略，已經直接觸犯了英、美在華的利益。如果西安事變導致蔣介石政權垮台，南京國民政府為對日妥協派所把持，英、美在華利益將受到更大威脅。因此，英、美等國都力主和平解決事變，並支持蔣介石繼續掌權。英國甚至表示，只要蔣介石還能繼續統治下去，就不妨與共產黨採取某種形式的合作，即便為此要抗日，也是可以支持的。英、美等國的態度，使宋美齡鼓足了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勇氣。
這天上午，何應欽沒有閒著。他召集一干軍事人員開會，準備下達對西安的總攻擊令。這時，宋美齡突然闖了進來，又哭又鬧，與何應欽唇槍舌戰，迫使其緩下總攻令。 《宋美齡全傳》對這一斗爭過程是這樣描述的：
宋美齡哭了一陣，她想用眼淚先換取大家的同情。繼而她便止住淚水。
“何總司令，”她鐵板著面孔問道，“一切我都知道了！現在我是來問你，你這樣做是何用意？你假使發動戰爭，你能善其後麼？你能救出委員長的生命麼？我現在老實告訴你，你這樣做簡直是想謀殺他！”
何應欽一聽，臉色大變。
宋美齡乾脆指手畫腳站著講：“幸虧是你在領導這批飯桶，要是旁人，我一定當他是異黨分子看待！何總司令，這是可以鬧著玩的事麼？委員長在這個時候如果有個三長兩短，哼！到時候兵荒馬亂，連你也跑不了！”
何應欽一個勁兒搓手，賠笑道：“那麼照夫人的意思，應該，應該……”
“應該停止軍事行動！”宋美齡斬釘截鐵，“你非給我停止討伐不可！你非給我用盡一切辦法把他救出來不可！你非要把他活著救出不可！你非要立刻去做不可！”
“夫人，”何應欽作為難狀，同時也撇開自己的責任，“這是會上通過的，不是一兩個人的意思。”
“Damn！”宋美齡連英語罵人的口語也急的破口而出，“要不，你就重新召開會議，我也出席！”接著更弦外有音：“免得讓你為難。”
“不不不，”何應欽一臉笑，“夫人不必勞駕，救出領袖，是我們大家的責任。”他試探道：“已經有20個師出發了！”
“200個師也得調回來！”宋關齡冷冷地說道，“何總司令，你以為武力討伐真有把握嗎？你未免太樂觀了！好多外國朋友告訴我，為這件事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戰爭，西北方面並不是孤立無援的。廣東、廣西、雲南、湖南、四川、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寧夏的各地軍事政治負責人，都在乘機而動，並且可以確定，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花力氣幫助你發動戰爭，甚至有幾個人，也許他們全會走到張、楊方面去！”
“這個，”何應欽訕訕答道，“這個問題我們也曾研究過，戴笠那邊可以派人前往各地設法收買……”
“收買？”宋關齡冷笑道，“別做夢了！現在他們每個人都在想在這次沖突中擴充勢力，誰給你收買？”
“是的，夫人。”何應欽不由不軟了下來，“那麼，照夫人的意思，現在我們應該先做些什麼？”
“派人到西安去！”
“這怎麼可以？”何應欽假裝吃驚：“那不太危險了麼？而且西安附近已經開始轟炸。”
“我說我要你停止一切戰爭措施！”宋美齡拍拍桌子：“我明天便派端納到洛陽，轉赴西安。子文也快回來，他們也會去，我也要親自去！”
“夫人，”何應欽勸道，“夫人不必去了，馮玉祥願意代替委員長作人質，就讓他去一趟好了。”
“不！誰也代替不了我，我要親自去！”宋美齡說一不二。
“實在太危險，你的安全……”何應欽還沒講完，宋關齡道，“告辭了！”說完，望了何一眼，匆匆穿上皮大衣，戴上白手套，抓起皮手袋扭頭走了。
宋美齡這一鬧，使會議不歡而散。
宋美齡離去之後，何應欽立即派人約見日本密使。那位日本密使聽了何應欽陳述的情況，不禁皺起眉頭，說道：“何將軍，你要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過這個村就沒那個店了！……”日本密使的再次唆使，使何剛剛被宋美齡軟化的領袖慾望重新又被激了起來。
在送走日本密使之後，何應欽又接連給前線的將領下達了幾道進攻的命令。同時採取了下列措施：
（一）電令當時在海州巡視的劉峙綏靖主任，迅即抽調在河南與蘇北的綏靖部隊一部，開赴潼關，以增厚東線兵力，運輸車輛可徑與鄭州鐵道運輸司令錢宗澤接洽。到達潼關後，可與樊崧甫軍長商洽，設法與駐在大荔的西北軍馮欽哉保持聯繫，並派員速赴成陽、盩厔一帶，與萬耀煌師取得聯絡。
（二）電令在武功、盩厔附近之萬耀煌師停止南移，集結兵力，對西安方面施行警戒；並另電令毛炳文軍長率部前來增援，俟毛軍長到達後，該師即由毛軍長統一指揮。
（三）電令胡宗南軍長，轉令毛炳文軍長速率部退至武功、整屋一帶，增援萬耀煌師，到達後即兼指揮萬師，協力鞏固此一地區之防務；同時令胡軍長率第一軍，與孔令恂、關麟徵兩軍，迅速轉進於寶雞、扶風一帶，集結待命，並與毛、關兩軍，切取聯繫。
（四）任命錢宗澤為鐵道運輸司令，調度隴海、津浦、平漢三路車輛，從事運輸，並函鐵道部轉令各路局遵照。
何應欽的小動作很快就從前線傳到宋美齡那裡。宋美齡在又一次上門向何應欽問罪之後，立即找來孔祥熙商議，決定為防止何應欽阻撓和平營救，必須盡快派端納去西安了解情況。她坐下來，匆匆寫下兩封信交給端納，一封長信是給張學良的，一封短信是給蔣介石的。待她寫好信，端納和陪同他此行的黃仁霖已在屋內等候。
黃仁霖是勵誌社總幹事，也是一名軍人，上校。由於他的忠誠而深得宋美齡的信任。此行，宋選上他陪伴端納，公開使命是翻譯。端納的確不懂漢語，黃的加入解決了端納作為信使語言交流的障礙。黃還有一項使命，就是親眼驗證蔣介石到底是死是活。臨行前，孔祥熙向黃仁霖交代說：“你的任務是用你的眼睛，親自看到委員長，親眼看見。看見他之後，馬上回來向夫人和我報告，你所親眼看到的確實情形。就是這一點，不多亦不少。”孔祥熙接著表示：“如果委員長健康而安好，那麼談判之門，還是敞開著的。”
端納和黃仁霖帶著宋美齡的使命，於這天中午悄悄離開南京，登上三引擎容克飛機，經洛陽轉赴西安。
下午，宋美齡指示中央軍校的教育長張治中，設法阻止何應欽蠻幹，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蔣介石的安全。並令他拜訪馮玉祥，轉達宋、孔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意願，請其出面遏制何應欽的個人野心。
宋美齡向張治中佈置完畢，下午3點，即以航空委員兼蔣委員長夫人的身份參加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會議的聯席會議。會議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司法院院長居正任主席，議題還是研究對待西安是戰還是和的問題。
會上，何應欽先報告軍事情況。他通報日本的軍用飛機偵察陝西的情況說：西安城外仍有小戰。西安東、西兩門緊閉，惟南、北兩門雖重兵把守，仍可通行。必須乘張、楊部署未定之前，搶先發動攻擊，救出蔣介石。
外交部長張群報告了與日本大使川樾會談的情況。他說：日本持冷靜態度，不予干預。
總參謀長程潛報告了國防情況。他說“日本已有準備”。
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發言，反對討伐張、楊，擴大事態時，何應欽再次起身發言，強調明令討伐十分必要，刻不容緩。
戴季陶的發言，則把矛頭直指東北軍和西北軍，攻擊張、楊已經倒向共產黨，並妄稱張、楊已會見了毛澤東，因而有劫持領袖之叛舉。
孔祥熙則不以為然。他認為，日本正準備擴大侵略，在中共方面表示統一於中央、一致抗日的形勢下，張學良主張抗日聯共，可以商量，國民政府也應反省。目前，與西安電訊不通，據說楊虎城態度未明，且擬派端納飛往西安聯絡，虛實未卜。不宜貿然出兵討伐，應力主緩和。
吳稚暉一躍而起，指責張學良是“表面抗日”，只有蔣委員長才是“真抗日的”，“為蔣介石安全，須火速運兵去。”
在兩種意見爭執不下時，宋美齡開始發言。她先是央求何應欽，說：張、楊要求的不過“抗日”二字，可尋別的途徑解決，何必一定大動干戈。見何應欽寸步不讓，又退一步要求何應欽，至少得救出蔣介石以後，才能發兵討伐。何應欽仍是絲毫不採納她的意見。這就使宋美齡沒有退路，她只好打出最後的王牌：“今日若遽用武力，確將危及委員長生命。”“委員長之生命，實與國家之生命有不可分離之聯繫”。請大家“各自檢束與忍耐，勿使和平絕望；更請於推進軍事討伐之前，先盡力救委員長之脫險”。
何應欽見她沒完沒了地說下去，恐妨礙大計，情急之下就說出了粗話：“你女人家懂得什麼？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國家的事，不要你管！”宋美齡當然受不了這個，一下氣得哭出聲來：“你這樣做（指炸死蔣介石），太辜負蔣先生了！”並憤怒地爭辯：我“絕非朝夕縈懷於丈夫安全的婦人”……
儘管宋美齡使盡渾身解數，但這次會議最後通過的決定仍然是不利於主和派的，做出的一個決定說：“軍政當局應照昨日決議，嚴密迅速處理此次事變。”
但是，這次會議卻在無意中實現了一個意外的效果，即宋美齡與何應欽圍繞如何處理事變，如何對待蔣之安全所發生激烈衝突一事被公開化了。黃埔係將領們得知這一情況後，紛紛派代表面見宋美齡，要求宋拿定救蔣主意。宋美齡利用這一機會，召集黃埔係將領和空軍人員開會，要求他們勿聽何的命令，而為和平營救行動創造條件。她說：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靜，在未明事變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斷定，勿尚感情；在人們怨恨憤怒的情況下，不要再以行動或語言刺激。宋美齡一再告誡這些軍事將領：委員長撫愛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變，正為諸生敬謹遵行師訓之時。
宋美齡還找來鄧文儀，令他轉告復興社同仁，“不宜堅持大軍迅速圍攻（西安）的主張”，“操之過急，以致叛軍迫害校長”。她在中央軍校的演講中尖銳指出，主張討伐的人是別有用心。這話正中主戰派的要害，何應欽等不能不有所顧忌。
至此，在南京當局中樞打破了主戰派一邊倒的局面，主戰派中的一些人開始分化。
14日，南京國民政府舉行總理紀念週，國府主席林森表達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願望。他說：“張學良及其所部軍隊愛慕故鄉，思戀祖宗廬墓，有志雪恥，本合乎人情事理。但不遵長官命令，不聽政府指揮，不在一致步驟之下……擅自舉動，恐愛國適以誤國……當懸崖勒馬，替國家民族多留元氣，替自身保存信譽，是所望子張學良及其所部將士。”馮玉祥也在中央黨部紀念週上講話，強調營救蔣介石。說：“惟有抓住緊要的時間，趕快營救。”
同日，由劉峙、顧祝同領銜的38名將領致電張學良，措辭溫和，概稱：“即奉委員長出險回京，則任何問題無不可以從長討論，盡量採納，見諸實施。”這38人中，劉峙、顧祝同分別被任命為東西兩路（討伐）集團軍總司令，其他人如胡宗南、湯恩伯、李默庵、樊崧甫、毛炳文、關麟徵、宋希濂、黃杰、阮肇昌等，都是陝甘前線的帶兵官。事變發生後，頤祝同先在四川忙著安撫西南幾省，回南京後一直蹲在孔公館忙著和平營救，從未履行西路軍總司令的職責。兩路軍的帶頭人胡宗南主張和平救蔣，寫信給張學良表示，只要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他願服從張的命令。第3軍軍長曾萬鍾派代表向張學良表示絕不作戰。潼關前線總指揮徐庭瑤吩咐軍師長們不要輕動，以免投鼠忌器。左翼指揮李默庵更下令只有遇到攻擊時才能還擊。宋子文告訴稅警總團團長黃杰，千萬別打。復興社總幹事鄭介民和候補幹事戴笠均不主張用兵，戴笠每天與前線的胡宗南保持聯繫，告之：“救校長要救活的，用兵則有死無生，誰也不能蠻幹，出此下策。”
下級士兵也不願意打。此時還出現了駐西線寧夏打拉池附近的胡宗南部騎兵團1000多人擁護八項主張，擊殺團長反正的事例。
還是14日這一天，孔祥熙應宋美齡的要求，以代行政院長名義，在他的公館召開高級會議。與會者有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即立法院長孫科、司法院長居正、考試院長戴季陶、監察院長於右任；還有中央黨部的陳果夫、陳立夫，秘書長葉楚傖；軍事委員會的馮玉祥、何應欽、黃紹竑；外交部長張群等。
孔祥熙在會上提出在討伐之前如何營救蔣介石的問題。這一提議巧妙地迴避了戰與和的爭論，而是在認同戰的前提下來探索和平之路。許多人表示贊成孔祥熙的主張，何應欽、戴季陶、居正等人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好公開反對。
主戰派的鐵桿骨幹戴季陶，在這次會上態度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在討論未決的時候，戴季陶退人休息室想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又回到會議室。他突然跪地向大家磕了一個響頭。而後說道：“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二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載季陶說完後又磕了一個頭，然後離開會場。
戴季陶的意思很清楚，這次他也不贊成單一的武力討伐了，而是主張先進行和平營救，如果和平營救無效，再進行武力討伐。當年曾參加這次會議的黃紹竑後來回憶說：會上有不少人同意先和平營救的意見。於是，和平營救蔣介石的方針就這樣確定下來。
如果說，12日午夜舉行的緊急聯席會議，是主戰派的意見佔了上風，那麼14日召開的這次南京國民政府高層會議，是主和派的意見佔了上風。
★地方軍政實力派：南京當局意欲拉住他們，向西安施壓；張、楊則意欲爭取他們的更多支持以在談判中佔據主動；各地大員也企望在事變中贏得更多利益。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使地方實力派處在矛盾之中
蔣介石的執政風格是獨裁，他讚賞法西斯的統治方式，這使他與地方大員的關係總是難得融洽。蔣介石義是一個非常重視淵緣派系的人，對於非嫡系的力量總是採取各種辦法限制其發展，這又使一些地方大員時刻得防著他的暗算。蔣介石還是一個不太守信的人，他許過的事情常常不去兌現。這些因素歸結起來，使他在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樹敵過多，結怨頗深。因而，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國民黨內部，興災樂禍者有之，趁火打劫者有之，真正想救他的只有家庭親屬及他一手提拔栽培的嫡係將領。而就各地方實力派來說，更是懷著各種心態，各其不同的立場。
而在1936年的中國政治版圖中，蔣介石作為中央政權的領袖，他的控制力集中在蘇、浙、豫、皖、贛、閩等中央腹地；而周邊地區則被是地方諸侯各霸一方。閻錫山統治山西，宋哲元經營河北，韓復榘控制山東，李宗仁、白崇禧佔據廣西，劉湘獨霸四川。南方李、劉互不聯合，北方宋、韓聽命於馮玉祥，閻錫山自己搞獨立王國。這種政治格局，使得各地方大員對中央政治頗具影響力。
張、楊在決定發動西安事變時，正是看到了各地實力派對於蔣介石的離心傾向，看到了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呼聲。他們估計，對蔣實行“兵諫”，會得到各地實力派的支持。後來的事態發展結果表明，此種考慮，過重地估計了蔣與各地實力派的矛盾，過高地估計了各地方實力派的敢於公開與南京決裂的決心。事實上，這些實力派與蔣的矛盾只是利益上的衝突，不是政治訴求的對立，他們反蔣，是因為蔣介石限制了他們利益的實現，而問題不是出在抗日和“剿共”這個根本點上。也就是說，地方實力派中的很多人，對待張、楊發動兵諫，逼蔣抗日的做法，處於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們同情張楊的革命舉動，從內心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懼怕南京國民政府秋後算賬，甚或對蔣介石在政治上還抱有幻想，表面上還不得不與南京國民政府中樞保持一致。
各地方實力派的這種心態，不僅在西安事變中是如此，在此之前1932年的福建事變、1936年上半年的兩廣事變中亦是如此。
南京國民政府和張、楊都深知，取得地方實力派的支持，對於事變的結局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而雙方都動用了一切力量對各實力派人物施加影響。
張、楊在籌劃發動兵諫時，即開始著手密切與地方實力派的關係，並圍繞抗日與聯共問題同他們進行磋商，力圖達成共識。
兩廣事變爆發後，張學良即密派解方去廣西聯絡。臨行前，交代他：“我派你代表我速去廣西向李德鄰（李宗仁）等表示，我非常支持兩廣的抗日主張，徵求他們希望東北軍怎麼配合的意見。另外，細緻了解一下他們是否真誠抗日？有什麼具體辦法和主張？”解方到達廣西時，李宗仁還在廣州，只見到白崇禧。待李宗仁回到廣西，兩廣局勢突變，陳濟棠已經下野，張學良在軍事上援助兩廣已經不可能。儘管如此，李宗仁對張學良的支持還是深表謝意，並希望張在西北能夠有所作為。解方離開廣西回西安向張學良復命時，李、白給張學良寫了親筆信，並派劉仲容、李寶蓮二人為其代表與解一道駐於西安，與張學良具體會商雙方合作辦法。
8月末，張學良派其秘書栗又文赴新疆聯絡盛世才。盛世才是遼寧省開原人，1917年畢業於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科，後轉入東北講武堂深造，畢業後在第8混成旅旅長郭松齡部下任職，深得張作霖、郭松齡賞識。 1923年由東北地方當局送往日本聯軍大學中國學生隊繼續深造，因為參加郭松齡的倒張活動，兵敗後逃回日本被取消公費資格，在孫傳芳、馮玉祥的資助下才得以完成學業。 1927年回國參加北伐，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三科科長。 1930年來到新疆，1933年任東路軍“剿匪”總指揮。這是盛世才在新疆輝煌時期的開始，但很快蔣介石欲改變新疆半獨立狀態的設想，使盛的仕途遇到阻力。 1933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第118次會議正式通過對盛世才等的任命，但這個任命同時包含著對盛的牽制，因為劉文龍、盛世才、張培元三人一同被任命為新疆省政府委員，劉兼省府主席，盛兼邊防督辦。張兼伊犁駐屯及陸軍新編第8師師長。為擺脫此種局面，盛派他的外交署長陳德立向蘇聯駐迪化領事示好，表示願意與蘇合作，在新疆建立蘇維埃政權。斯大林答應他的要求，出兵塔城，並換著中國軍服，向張培元控制的地區發動猛攻，至1934年1月，張培元見所部大敗，即留下遺書，請盛世才照顧他的家小，而後開槍自殺。自此，盛世才開始了在新疆的正式統治。
蘇聯支持盛世才是有其自身利益需要的。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邊陲，與蘇聯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面積160多萬平方公里，約佔中國國土面積的1/6，是中國最大的一個省。新疆省與蘇聯中亞地區有相同的民族和長達2000多公里的邊界線。處於地緣政治的需要，蘇聯需要近鄰中國新疆與其保持良好的政治關係，預防其他大國和一些政治勢力插足處於半獨立狀態的新疆危害蘇聯利益。
此時，中共中央對盛世才採取了爭取、團結的政策。 1936年6月，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的毛澤東，派遣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與盛世才聯繫，後鄧又經新疆烏魯木齊到莫斯科，使中共與共產國際恢復了聯繫。其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雲與滕代遠也一起從莫斯科進人新疆，接援西路軍。陳雲對蘇聯、中共與盛世才發展關係作瞭如下評述。他說：
盛世才與蘇聯及我黨建立聯繫，在他是想藉助蘇聯來鞏固、擴大自己的勢力，向國民黨鬧獨立性；在蘇聯是想穩住他，求得那段邊界線的平安：在我們是想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保持一條和蘇聯之間物資和人員往來的通道。
在蘇聯幫助下執政新疆的盛世才，積極奉行親蘇政策。 1936年4月，在共產黨人與進步人士的幫助下，盛正式頒布實施“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並編寫了《六大政策教程》一書，進行公開宣傳。這一政策的推行，為蘇聯與盛世才建立聯盟，以及後來中國共產黨與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張學良亦希望通過盛世才溝通他與蘇聯的聯繫。於是，他派遣栗又文與東北軍105師1旅旅長董彥平一起來到新疆。讓董參與這一使命，是應盛世才的要求作出的。董彥平是盛世才在日本陸軍大學的同學，談話方便一些。此時，中共派來協助張楊部署軍事的葉劍英已到西安。栗又文等到迪化後，首先見到了蘇聯教官安德烈夫，安德烈夫要求栗又文提供一個關於東北軍情況和中國抗日救亡運動情況的書面報告，之後開始與盛世才會談。栗又文等在那份報告中，除了介紹東北軍的基本情況外，對著眼抗日的軍事準備問題提出了一些設想，並特別提出希望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後來，安德烈夫將這個報告遞交給了斯大林，並答复栗又文：“對於你們要求的援助沒有問題，可以在平涼（甘肅省）建一個兵工廠”。
在張學良聯絡新疆之時，楊虎城亦開始做華北各地實力派的工作。
楊虎城委派蒲子政先後抵達太原、北平和山東，聯絡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共同抗日。閻錫山對楊虎城提出的聯合抗日和逼蔣抗日的主張，沒有給予肯定的表態，只是說：虎城主張抗日，我們贊成，不過具體做法，還須從長計議。
宋哲元表示：29軍位於抗日最前線，日前抱定的態度是，有限度地避免同日本人衝突，但是他決不當漢奸。日本逼他無路可走時，他一定抗日。
韓復榘對反蔣比對抗日更感興趣。他說：西北主張聯合抗日，他贊成；但山東處境特殊，如公開抗日，將首先挨打。因此他不主張公開說抗日，但可講抵禦外侮。
楊虎城還派傅劍目去四川做了劉湘的工作。劉湘亦表示，贊成抗日，西北如有行動，他願附翼其尾，並派他的參謀黃慕松回訪了楊虎城。
南京國民政府在事變發生後，雖然為“討伐”還是“和解”吵得不可開交，但絲毫沒有放鬆分化張楊聯盟和做安撫各地方實力派的工作。
孔祥熙13日早晨回到南京後，即以南京國民政府名義通電各省、市，表明：南京國民政府“對於抗敵禦寇，素有決心”，要求各地“照蔣院長既定方針，以最大的努力，共策國家安全”。同一天，孔祥熙又給那些與蔣矛盾較大或與張、楊關係密切的地方實力派單獨發了電報，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致宋哲元（冀省）電，以容共相警，以勸張為宗；致韓復榘（魯省）電，雖亦以勸張為言，而以蔣公安全先堅其信。”“至於太原閻氏，老成望重，與張有世交，張亟望其助力，故以調處之任託之”。孔祥熙了解到四川的劉湘有出兵援助西安的意圖後，即令顧祝同去信制止。在同京的3天時間內，孔祥熙先後向各地發電20多份。
為分化張、楊聯盟，孔祥熙電請河南省主席商震，去策動與其有兒女親家關係的東北軍105師師長劉多荃叛變。他給商震的電文說：“查漢卿之警備旅長劉多荃。與兄關係最深，務請速派妥員，前往沒法婉勸漢卿，使之覺悟，泯大難於俄頃。”商震接電後即派劉多荃之弟劉多麟實施策反，但劉多荃不為所動。孔祥熙還令甘肅省財政廳廳長陳端去拉攏甘肅省政府主席於學忠，也沒得逞。
駐防洛陽的46軍軍長樊崧甫，其弟樊光在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任職，緣此與孔結識。孔通過樊收買了楊虎城部第7軍軍長兼42師師長馮欽哉。因為馮欽哉與孔祥熙同是山西老鄉，馮又是孔的學生，策反活動很快得手。馮欽哉叛楊附蔣，對時局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影響，潼關的放棄，不僅使張楊的東線始終處於國民黨中央軍的威脅之中，而且導致了人心浮動、軍心不穩和外界對張楊的實力發生動搖。原來準備贊助張、楊的，有的義轉而擁護蔣介石。
馮公開背叛楊虎城，聲明站在“中央”一邊後，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立即任命馮欽哉為“渭北剿匪司令”並委託肩負“慰宣”使命的於右任送去100萬元巨款資助馮部，表示以後馮部軍餉由南京方面解決。樊崧甫由於策動馮欽哉叛楊有功，也被提升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前敵副總指揮，並獲得孔祥熙親自撥批的經費1萬元，答應“嗣後當每月酌予補助”。
孔祥熙親自致電馮欽哉，通報南京對他的獎賞。電文說：“中央已任命兄為渭北剿匪司令，並以貴軍給養或有問題，已託於院長將月餉攜致。嗣後公私方面如有需協助之處，即盼電知。”孔在電報中同時提出，希望馮策動楊虎城叛張釋蔣。 19日，馮欽哉復電孔祥熙，聲稱他從楊虎城派來的代表許海仙口中得知，此次事變，除楊虎城一人外，17路軍各長官事前概未與聞。這封電報增強了孔對楊虎城的幻想。他當天致電馮欽哉，說：“吾兄與虎城相知最深，仍希就近設法，俾獲介公一同脫險為禱！”“倘漢卿仍舊執迷不悟”，你“宜另尋自處之道。苟能密運機宜，盡其最大努力，俾介公安全歸來，此尤為不世之功勳”。馮欽哉按照孔的指示，獻計要派陳子堅到西安，去間離張、楊的關係，設法要楊虎城離開張學良，把蔣介石送到三原再轉大荔。又派劉峙的代表攜100萬元巨款，密赴西安從事策反活動。結果，這兩個陰謀都未發生作用。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也加入到說服各地大員的行列。按理說，他與張、楊在抗日上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因為馮有幾次舉兵反蔣的歷史，被蔣排擠，與蔣有著很深私怨，他應該同情張的扣蔣舉動。馮玉祥對張學良的支持只發生於一瞬間，聽到發生事變的消息時，他稱讚道：“漢卿這小子真行，敢干別人不敢干的事。”之後，便開始公開譴責張、楊。他知道，張、楊必定要藉重華北的地方實力派，逼使南京認可“八項主張”，就派人星夜趕赴華北，去見宋哲元和韓復榘，利用他的北方實力派名義領袖的地位，訓示二人要小心謹慎，沉機觀變，不可受別人所惑，要採取一致行動，營救蔣介石。還給二人出主意：如給張學良去電，“均稱擁護中央到底。”
★國民黨中央在拉攏地方實力派方面，所擁有的政治、經濟資源的優勢，是張、楊無法相比的。這種不利因素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南京當局不斷加大對各地方大員軟硬兼施的力度，以及其後宋氏姐妹赴西安和談。使各地方實力派的觀望態度進一步拉升
事變後完全支持張、楊行動的，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的李濟深。桂係與蔣介石長期有矛盾，並多次發生戰爭。在西安事變前幾個月，桂系還發動了反蔣的“兩廣事變”。那時，張學良的代表解方不僅帶去了張對兩廣行動的支持，而且授權與桂系商討西北如何配合行動。西安事變發生時，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劉仲容仍駐於西安。劉在事變當天發給李、白的密電說：“此間兵諫事，想已見諸張、楊兩公通電，今後實際救國大計，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引者）乘機來此，共商一切。”
李、白對於張、楊扣留蔣介石的做法雖然“不表苟同”，但他們表示，廣西的立場是“對外不對內，對事不對人”，主張“先用政治方法解決，消弭內戰，一致抗日，並健全中央政府的組織，集中抗日的力量及聯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國家。”顯然，廣西的表示與張、楊的救國通電的主張是一致的。在李、白得知西安發生的事變後，南京方面也致電廣西要求他們表態，支持中央。 14日，李、白在給孔祥熙的複電中，未對張楊進行任何譴責，更未使用“叛逆”的字眼，只是說這是由於“漢卿痛心鄉邦，一時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