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審蔣？放蔣？英美日蘇鬥智鬥法
★日本：既顧慮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不願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親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企圖，因而急欲煽動南京討伐西安，挑起中國全面內戰，坐收漁利的思想主導了其對華政策
★英、美：既考慮本國在華利益和僑民安全，又著眼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友好關係”。遏制日本對華侵略、維護其在華利益的需要，極願事變所涉及各方選擇“和解保蔣”
★蘇聯：被日本列為“北進目標”擔心事變成為對日開戰的藉口，又面臨德、意法西斯威脅，在自身利益驅使下蘇方奉行譴責西安事變，主張“和解放蔣”的策略
★法、德、意：各自打著自己的算盤，法國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張；德國雖屬意釋蔣，又不願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對西安事變，主張中日親善
張、楊扣蔣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中國、全世界！
對於時下中國政壇的一號人物，採取這樣特殊的方式開展政治對話，不能不考慮其嚴重後果。直到蔣介石出現在西安綏靖公署新城大樓為他專門準備的房間裡，張、楊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捉到蔣介石，事情才剛剛開始，如何才能取得圓滿的結局？這是張學良考慮的首要問題。
張學良最先想到的需要藉助的兩支力量和兩個人：一位是周恩來，中共中央副主席，它的後盾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一位是宋美齡，當時的“中國第一夫人”，它的後盾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及其武裝集團。中國共產黨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它對張學良發動事變能否最終促成蔣介石放棄“剿共”政策，走上抗日道路肯定不會置身度外，而宋美齡作為蔣介石的妻子，她對蔣的死活更是極為關心絕不會袖手不管。
為了實現抗日主張，張學良手裡拿出了三封電報文稿：一是致國民黨中央及其各團體的通電文稿，也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
張學良拿著這份文稿到西京招待所看望被扣的南京方面軍政大員，以及在華清池捉到的蔣之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和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向他們表示慰問，說明原委。
這些軍政大員之中，有許多人認為“兵諫”的做法太危險，但他們對團結抗戰是支持的。所以，在張學良介紹情況之後，絕大多數的南京大員效法張、楊的做法，在通電文稿匕面簽了名。
這份通電共有19人簽名。其中8個是已被扣留的國民黨軍政大員，他們是：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陳繼承。 7人是東北軍將領，4個是17路軍將領，包括楊虎城、孫蔚如、馮欽哉和曾經奮戰在東北的抗日英雄馬占山等在內。
12日上午，由張學良、楊虎城領銜提出抗日救國八大主張的通電，發向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各省當局和各新聞機構。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暨各院部會勳鑑，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各學校均鑑：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於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心，愛國獲罪，令人髮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競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一、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為我等西北軍民一致之抗日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已往誤國之衍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公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張學良、楊虎城、朱紹良、馬占山、於學忠、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何柱國、馮欽哉、孫蔚如、陳繼承、王以哲、萬耀煌、董英斌、繆激流等叩。文。
這個通電說明了“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逼出來的！”
綜觀八大主張，張、楊發動兵諫的根本目的在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其中，第一項改組政府、第二項停止內戰與第8項召開救國會議，是貫徹事變目標的主要措施，之所以沒有明確提出抗日字句，是為了照顧宋哲元、韓復榘等北方將領應付環境的需要。因為他們認為，河北、山東地處前線，公開提出抗日口號將使他們處境更加艱難。第三項、第四項要求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第五、第六兩項則要求更廣泛的政治自由，這是中國各地的民主力量多年來所要求的願望，也是為了實現舉國抗日救亡所必須採取的措施。
八項主張中的第七項，“確實遵行總理遺囑”，表明這次事變是國民黨內部的鬥爭，鬥爭的焦點是徹底改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執政10年的獨裁、反共，對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的政策，要求恢復孫中山倡導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八項主張包括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內容，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已被包括一部分國民黨上層人士在內的要求抗日禦侮的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
向全國發出通電之後，張學良又拿出第二份文稿，即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文，交秘書迅速發出。這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原電如下：
東、來兄：
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並望紅軍全部速集於環縣，以便共同行動，以防敵北進。
弟毅文寅
這份電文是在臨潼扣蔣戰鬥打響之際草擬的，由於扣蔣行動本身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誰也不能保證突襲行動能夠一槍不發，更不能保證在雙方的交火中不會出現把蔣打死的情況。如果捉到活的該怎麼說？捉到死的又該如何說？這些問題事先都研究過，但定不下來。因而在致毛、週的電文中只設計瞭如何對付國民黨軍隊的圍攻，而沒有詳細談及怎樣處置蔣介石。於是，在扣蔣成功以後，張學良立即請來中共駐西安代表劉鼎給陝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電，申明八項主張，邀請中共中央派代表前來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
應當說，扣蔣以後，張學良在第一時間裡向中共中央通報並邀請派人參加西安的談判，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高度信任。
接著，張學良又拿出第三份電文，也就是致宋美齡的電報。張學良說：蔣夫人賜鑑：
學良對國事主張，當在洞鑑之中。不意介公為奸邪所誤，違背全國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國之人力、財力，盡消耗於對內戰爭，置國家民族生存於不顧。學良以告罪之身，海外歸來，屢盡諫諍，率東北流亡子弟，合淚“剿共”者，原冀以血誠促其覺悟。此次綏東戰起，舉國振奮，介公以國家最高領袖，當有以慰全國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來，對於抗日隻字不提，而對青年救國運動，反橫加摧殘。伏思為國家、為民族生存計，不帽（忍以）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復。大義當前，學良不忍以私害公，暫請介公留住西安，妥為保護。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敬請夫人放心，如欲來陝，尤所歡迎。此間一切主張，（以）文電奉聞。揮淚陳詞，佇候明教。張學良叩。
在處理了這些最為重要的問題之後，張學良還先後給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以及山西、山東、廣西等地實力派人物致電，說明真相。
與此同時，張、楊還採取了一系列軍政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宣布撤銷“西北剿共總部”這一機構，成立了4個權力機構。
一是成立抗日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實際上這是事變後西北的最高權力機關。張學良任委員長，楊虎城為副委員長，還有共產黨的代表參加。
二是成立了設計委員會，主要負責政治問題，研究制定有關大政方針，完成張、楊交辦的重要事務。高崇民、劉瀾波、申伯純、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盧廣績、王菊人、應德田、洪舫、南漢宸、苗劍秋等進步分子和共產黨員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三是成立了參謀團，主要任務是研究軍事問題。它的成員是由兩軍的主要將領組成，參加者有：孫蔚如、王以哲、馬占山、鮑文樾、何柱國、董英斌、李興中。何柱國任參謀團主任，因為防禦南京的軍事進攻是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這一新機構成立以後，即令東北軍和17路軍的部分部隊向東挺進，開赴陝晉、陝豫交界地帶。同時紅軍也遵守它的命令，向南挺進，不到一個星期，共產黨就進駐膚施（即延安）。從此，延安就成為中共中央的駐地直到1948年3月。
四是解散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成立了西北民眾指導委員會。王炳南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張、楊還釋放了關押在西安的238名政治犯，其中不少是進步分子和紅軍戰俘。
張、楊的行動，得到兩軍官兵和西安各界的熱情支持，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世界各國重要媒體也都在顯著位置報導了中國爆發西安事變的消息。一時間，西安事變不僅成為媒體的熱點，也成為國際外交折衝的熱門議題。
英美蘇日德意等主要國家，按照自己國家的利益需要很快作出了不同的反應。這些反應，雖然對待張、楊有失公正，沒有對發動“兵諫”、謀求抗日的壯舉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但這卻反映了各大國之間的利益矛盾，也影響制約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政策走向及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
★日本：既顧慮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不願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親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企圖，因而急欲煽動南京討伐西安。挑起中國全面內戰，坐收漁利的思想主導了其對華政策
西安事變是在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四省、正在加緊染指和蠶食華北，企圖把華北五省建成“防共、親日滿的特殊地帶”，以便從這裡“獲得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作為其擴大侵華戰爭和發動侵蘇戰爭的前沿陣地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這年年初，日本國內發生了擬在推翻岡田內閣的軍事政變。
2月26日凌晨5點鐘左右，主張天皇神聖論的22名陸軍下級軍官，指揮第1師團的3個連隊的下級士官，另外還有近衛步兵連隊1400多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在白雪覆蓋的東京中心發動了叛亂。他們包圍了13本陸軍部、參謀本部、國會大廈和首相官邸。攻占了陸軍省和警視廳，襲擊了資深政治家和內閣大臣們的官邸和私人住宅。叛亂者們——其中的1027名是時年1月剛剛入伍的新兵，殺害了內大臣齋藤實、財政大臣高橋，以及著名的美濃部憲法理論的支持者、新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將軍。還殺害了5名警察，重傷了侍從長鈴木等人，只有首相岡田啟介僥倖死裡逃生。
這場叛亂是日本國內近10年來圍繞國體展開的是皇權主義還是國家主義鬥爭的結果。
主張國家主義的代表人物是東京大學法學教授美濃部達吉，其觀點為“國家機關論”，他認為，日本的統治權屬於國家，天皇應作為國家的最高機關行使權力，其主張的支持者是天皇的近臣。
但他的這種主張受到來自以陸軍部為首的軍方的強烈反對。軍方希望建立的是以天皇為首的法西斯政權，實現軍方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面乾預。而軍務對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又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出現了以“幕僚革新派”為中心的統制派，和以“基層革新派”為核心的皇道派。統制派對內主張依靠財閥和其他政治勢力，以合法的手段實現軍部獨裁，建立天皇制法西斯政權；對外主張占領中國之後，實施北進、南進政策，奪取亞洲地區霸權。這一主張得到財閥和軍內多數將領的支持。而皇道派既仇視革命，也仇視財閥，他們主張以武裝政變“清君側”，建立軍部獨裁統治，對外主張北進入侵蘇聯，這一主張在軍內僅得到少數人的支持。
皇道派雖然支持者寡，但是它主張用武裝政變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因而越是力量對比於他們不利，越容易促使其鋌而走險。這就導致了“二·二六”慘案的發生。
政變者希望以此得到天皇的支持。他們在行動的同時散發了《奮起宣言書》，其中載道：“我（日本）之所以成為神聖者，乃在於萬世一神天皇陛下的統帥，舉國一體，生化育成，最終實現八纮一宇。所謂元老、重臣、軍閥、官僚、政黨等皆為破壞國體之元兇。我（日本）與俄、中、英、美已成一觸即發之勢，祖宗遺垂之神州將毀於一旦，此已洞若觀火，今若不誅戮破壞國體之不義佞臣，不芟除遮蔽皇威、阻礙維新之奸賊，皇統皇謨將蕩然無存。冀希望皇祖皇宗之神靈明鑑，並予以冥助。”
但是，天皇裕仁對於用武力手段來實現其親政，推行“昭和維新”的做法並不“買賬”。他說：“將朕最為信賴之老臣悉數殺死，如同用軟刀子對付朕一樣”，“似此殺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凶暴軍官者，其精神又有何可寬恕者耶”。
裕仁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即下令鎮壓叛軍，並成立了一個特設軍法會議負責審判。叛軍的幾名組織者相繼以自殺謝罪，與叛亂有關的17名皇道派軍官和2名民間皇道派頭目也被判處死刑。在此後開展的軍隊整肅運動中，皇道派的7名大將、8名中將、7名少將被逐出現役，涉及的人數達3000餘人。
“二·二六”事件從客觀上幫助了統制派，它不費吹灰之力剷除了異己，同時鞏固了他們在軍部中的統治地位。統制派主宰日本政治的夢想很快變成了現實。在十幾天后誕生的廣田內閣中，軍部提出了入閣的四個條件：明徵國體、安定國民生活、充實國防、刷新外交。新任陸相寺內壽公一然將陸軍省課員藤章大佐帶進組閣機構，按照軍部的意圖挑選閣員。新任首相廣田滿足了軍部的一切要求。至此，軍部便成為日本政治的主宰，以軍部獨裁為標誌，日本法西斯政權宣告成立。
接著，經軍部提議、得到議會批准的“海陸軍大臣由現役軍人擔任”議案，進一步從法律上為軍部獨裁提供了保證。法西斯就是戰爭，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就意味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勢所必行。
軍方主宰內閣之後，隨即提出了包括佔領中國在內的新的戰略構想。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石原莞爾提出“先北後南說”，即以進攻蘇聯爲主要戰略目標，這個理論被稱為“北進論”。海軍部不同意這個戰略，而提出“北守南進說”，簡稱為“南進論”，以美、英為主要戰略目標，恰恰與陸軍部的戰略主攻目標相反。為解決在國防政策上的嚴重分歧，陸軍部與海軍部最終達成妥協，形成了“南北並進”的新國防方針。這一方針在第三次修訂批准的《帝國國防方針、用兵綱領》中，被表述為：日本的國防“要以美、蘇兩國為目標，同時防備中國、英國”。它要求：“帝國國防所需兵力要能夠滿足國防方針的要求，征服東亞大陸及西太平洋”；將來對中國的作戰綱領是：“初期目標是佔領華北要地及上海附近，保護帝國權益及日僑”。
從新出籠的國防戰略方針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戰爭野心，不僅要佔領中國，而且要問鼎蘇聯，甚至還虎視眈眈地盯著美、英。
實現這些目標，首先要解決戰爭資源問題，這就使侵占華北再一次被提上日程。日本前陸相宇垣一成大將說：“實際上，向華北進攻（應是侵略）是因為，僅僅以朝鮮和滿洲來建立東亞集團的中心，使日本成為遠東的安定勢力和東洋盟主，不僅資源缺乏，而且市場也過於狹窄。日本應向整個中國尋求資源和市場，至少要考慮華北，即白河和黃河流域。”日本關東軍和中國駐屯軍認為：“現在滿洲已經到手了，但滿洲的資源終究不及華北。山西的鐵和煤都是無窮無盡的，如果一不注意，就會落人英美之手。因此，目前把華北弄到手是最要緊的，也是大好時機。”而要把華北弄到手，最終是採取“軍事行動”。 1936年7月29日，日本參謀本部在《戰爭準備計劃方針》中進一步提出：“在日、滿、華北（河北省北部及察哈爾東南部）範圍內，大力發展長期戰爭所需要的產業，特別是迅速開發滿洲國，以便在達到初期作戰目標後，進行長期戰爭時，能在大陸生產軍需品。”此後，日本陸軍省制定的《重要產業5年計劃綱要》，正式將中國東北和華北列入了日本的資源圈，規定5年內日本重工業年產量要達到生產飛機1萬架、汽車10萬輛、鋼材1000萬噸、生鐵1150萬噸、鐵礦石2250萬噸。其中鐵礦石要“盡量利用華北的資源”，其目的是：“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滿及華北獲得重要資源的自給；而在平時，則由此謀求國力的飛躍發展。”
然而，此時日軍在華北的戰事並不順利。 1936年11月中旬，日“德化”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指揮日、偽軍向綏東進犯，綏東戰事由此揭開。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將軍率領山西地方部隊英勇抗擊，在1個月時間內，成功地進行了紅格爾圖、百靈廟、錫拉木倫廟等戰役，打退了日偽軍的進攻，收復了失地。日軍此次軍事行動本意是，剷除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來對日的傅作義及其在綏遠的軍事實力，沒想到卻遭到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綏遠抗日的勝利，使日偽迅速建立“蒙古國”的計劃受挫，被迫在“內蒙政策”上改取退卻方針。
西安事變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爆發的。作為圍繞抗日問題而引發的這次事變，日本自然非常關注。
在12月13日，在得知發生西安事變的消息的當晚，日本外務省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然後，有田外相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了對這一事態的聲明：
（一）日本不會因這次事變改變其外交政策。
（二）如果日本公民的安全和在華利益受到侵犯，日本將毫不猶豫地行使自己的權力。
（三）日本不能容忍日益增多的反日行動，不會容納共產主義。
（四）日本政府將指示其駐外機構和組織，保持明確而正當的態度，以免受到懷疑。
（五）日本將準備根據蔣介石可能提出的聲明和要求而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
（六）日本警告世界上所有國家，不要企圖收買中國地方軍事實力，從事變中獲取好處。
（七）日本將繼續執行其對華北和內蒙的既定政策。
（八）日本將進一步加強其防禦共產主義的堅定態度。
這個聲明表明，日本對剛剛發生的西安事變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 14日陸軍省發出的《對西安事變對策綱要》進一步印證了此種態度。 《綱要》指出：“特別要從公正的態度對待本次事件，充分抓住中國的民心……暫時靜觀形勢”。
為什麼要採取此一態度？日本《朝日新聞》的社論這樣說：“日本當局此刻恐怕對於中國民眾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加油的危險，決定不給任何刺激而靜觀事態的推移。”這段話反映出日本當局的某些策略考慮。
在作出此一決策的時候，日本的決策者們還考慮到，事變本因日本而起，此時日本的動向，將對中國全局有重大影響，必將引起歐美國家的注意，所以有必要暫時靜觀事態的發展。日本當局十分明白，它在中國的步步緊逼已經損害了歐美國家的在華利益，如果在西安事變問題上貿然採取行動，必然進一步激化與歐美國家的矛盾，它目前還不願意與英、美直接對抗。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它期望利用西安事變，推進其對華政策的落實。海軍省在13日下午致第三艦隊參謀長和駐華大使館海軍武官的電文中，明確表示了日本關於此次事變的上述對策。天津總領事館海軍武官久保田同日致海軍省的電報中，亦表示：“要正確捕捉自然形勢，根據帝國的既定方針，尋找逐漸完成分治華北的好機會。但不要重蹈以前的覆轍，避免採取火上澆油式的無用的壓迫，主要應採取積極的經濟提攜”，不要刺激中方。
但是，日本對於西安事變所取的靜觀發展的策略，並不是放任發展的策略。從日本內心講，是極不願意南京與西安和平解決事變的。挑起中國爆發全面內戰，而從中坐收漁利，這才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於是，17日，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召見中國駐日本大使許世英，直稱：“由於此次事件給予日本的影響甚大，日本政府當然對此予以重大關心，並註視事態的發展。……日本對於赤化不能不予以關心。對於那些主張容共容蘇者，無論其在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權，日本都希望使其迅速消失。”這段話，實際上已經透露出日本政府反對南京國民政府與西安方面達成妥協，反對國民黨與中共和蘇聯實現某種聯合。而有田所擔心的是，這種表述會不會使南京國民政府作出別的解釋，因而，又直截了當地說：“根據新聞報導，張學良標榜容共抗日。鄰邦的赤化會給帝國的安全甚至東亞的和平帶來很大的危險，上述報導如屬實，帝國政府希望中國方面採取嚴重的適當的措施。”
17日，當蔣介石給何應欽寫下停戰3日的手令後，日本諜報機關馬上獲此消息。蔣鼎文攜帶手令一回南京，日本外相有田再次緊急召見許世英，打探南京國民政府是否有與張學良妥協的動向，並表示出日本政府堅決反對的態度。他說：“中央如果在抗日容共之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反對。”
18日，《朝日新聞》發表社論，就日本當局反對南京國民政府與西安的任何妥協作出進一步表述。指出：“日本陸軍當局……警告鄰邦一部分軍閥，切勿被弄於赤禍的魔手，並且切望中國為政者勿陷於赤禍的陷阱，而宜立足於與鄰邦和親善的大精神上。”
日本在反對南京與西安達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同時，也向國民黨親日派伸出橄欖枝。 15日，在國民黨中常會決定請汪精衛回國主持大政，並致電當時正在德國養病的汪精衛立即求見希特勒，他表示：德國、日本如能支持他回國執政，他願代表中國加入德、日軸心集團。希特勒在與日本通氣後，向汪表示將與日本一道，支持汪精衛、何應欽組織親日政府。日本也認為，如果能夠以汪精衛取代蔣介石，對日本將更有利。於是，即令日本駐英國大使與汪精衛的代表曾仲鳴秘密接觸，對汪精衛回國達成諒解。
受德國和日本的鼓勵，汪精衛在日內瓦召開了一個中國駐歐洲外交使團的首長會議，與會代表包括中國駐法、英、德、意等國的大使。會後，汪精衛向報界發表聲明，對中國的不幸感到痛心，譴責西安叛逆，宣布他將立即返回中國。汪精衛把這次事件視為排斥蔣介石，恢復自己在南京國民政府中領導地位的機會。在日內瓦，他還計劃回國後立即發動一場鎮壓共產黨的運動。
日本對親日派的舉動表示歡迎。為了表示日本的誠意，從15日起，在青島登陸鎮壓罷工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開始撤退。 17日，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說，只要國民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將“不惜給予援助”。隨後，日軍在綏東的進攻亦開始停止。而當南京國民政府作出討伐西安的決定後，東京、大阪的《朝日新聞》均發表社論，歡呼南京的一致反共和討伐張、楊。日本駐華大使川樾也向新聞界吹風：“即使南京沒有了委員長（指蔣介石），中央政府看來也相當穩固”，“鑑於這種現實，中國應當面向新的光明”，此番話已赤裸裸地表明，日本對於親日派取蔣代之的支持。
22日，《大公報》的張季鸞致電楊虎城，描述了日本對於西安事變的深層意願。即：“日盼蔣速死，近甚失望。次盼陝大戰，故停攻綏。”
這就是日本對於西安事變的真實態度。
★英、美：既考慮本國在華利益和僑民安全，又著眼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友好關係”。遏制日本對華侵略、維護其在華利益的需要，極願事變所涉及各方選擇“和解保蔣”
英、美兩國一向支持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但是，他們的支持不是無緣無故的，英國支持蔣介石政權是為了維持東南亞殖民地的穩定，而美國支持蔣是為了維持太平洋的均勢，因而英美願意共同遏制日本的對華侵略。事變發生後，英美都希望保持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不希望再發生內戰，因而極願以和平方式解決事變。
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12月13日兩次致電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報告蔣在西安被扣的情況。他認為，“這次事變的直接原因，就是蔣介石命令把受懷疑的張學良的部隊調往福建。”許閣森估計，兩廣地方實力派不會支持張、楊，“韓復榘、閻錫山等人是支持中央政府的”。至於國外，雖然日本報紙宣稱“張學良也許同蘇聯達成協議”，但許閣森認為，“這是極不可能的”。因為，“蔣介石及中央政府一直努力保持同蘇聯的良好關係。基於對日本的共同厭惡，他們走到一起了。我不相信蘇聯會傻到去支持張學良的冒險，從而去削弱中國的抗日陣線”。綜合上述分析，許閣森向艾登報告說：“我傾向於認為蔣介石本人並無危險。”
英國也認為，對西安事變的處理如果舉措不當，將會引發內戰。英國《泰晤士報》報導西安事變是“反日感情的爆發”，認為，如果爆發大規模內戰，將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國內和平則可以強硬對日。上海《字林西報》的社論也指出：“應力求制止可怕的內戰。”這些觀點與中共的主張幾近相似。
於是，英國駐華大使奉政府之命，向孔祥熙表示願意從中調解。在得到中方支持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建議採取如下辦法：由英國出面斡旋，保證張學良安全，即讓張“乘飛機到天津或上海，到那兒我們也許能幫助他，他也可以隨時離開這個國家”。
12月17日，艾登將此建議電告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徵詢他的意見，並請他聯繫端納。第二天，許閣森復電艾登說：“端納現在西安。我見到了孔（祥熙），他歡迎您的建議，如果您能推進這一安排，他將十分感謝。”這樣，英國政府就將這個建議的備忘錄送交美國國務院，“探尋美國政府是否將予以合作”。與此同時，英國政府還把此建議徵詢了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的意見。
美國代理國務卿穆爾徵得羅斯福總統的同意後，於12月18日下午將英國政府的建議電告駐華大使詹森，請他與英國駐華大使商議：“根據上述建議的原則，討論採取行動的可能性和有利之處”，但要求他“不要以美國政府名義作出評論”，同時提醒他在與“英國同行磋商時，您不僅要討論可能產生的利弊、發生於英國政府所建議的程序中的困難，而且要討論其他外國政府為避免發生悲劇而提出某些有益、穩妥措施的任何可能性，以及西安局勢進一步出現政治動蕩的潛在可能”。
英、美兩國大使根據各自政府的指示，一起認真探討了對西安事態可能採取的行動。他們認為，“如果中國政府不借助於外國而自己找到解決的辦法，這對有關各國更為有利。”但是，他們“相信，某些國家保證張學良、必要時包括楊虎城安全離華，這一事實本身也是有意義的”。至於對這一建議的具體實施辦法，唯一合理的安排是，“由中國政府負責”，使張、楊兩將軍“安全到達某地，外國從那裡把他們安全帶離中國。顯然最近港口是天津，他們在那時將被安排住在一艘軍艦上，直到安排好行程安全”。
英、美兩國駐華大使將他們討論擬定的意見和安排立即電告本國政府。美國立刻批准了這項建議。經羅斯福總統、卡爾助理國務卿同意後，代理國務卿穆爾當天深夜復電詹森，正式授權他與許閣森合作，嘗試把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安全地從天津送到中國之外的某地。
詹森收到美國國務院的電報後，立即通報給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但英國政府遲至12月23日才正式批准這一建議。 24日，英、美兩國大使正式向孔祥熙提出這一建議，這時，西安和平談判已經達成協議，第二天，蔣介石即獲釋離開西安。英、美的建議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實際並未起到直接作用。
但是，由於英國首先倡議營救蔣介石，使得這個營救活動一定程度上牽制了日本和國民黨的親日派，從側面援助了和談。
英國在探討營救蔣介石的過程中，與端納始終保持著聯繫，並支持端納赴西安充當和平使者。
威廉·亨利·端納，1875年生，英籍澳大利亞人，新聞記者出身。 1903年來中國，先結識了兩廣總督張文駿，兼任他的顧問，後結識了國民黨人胡漢民，並支持國民黨。辛亥革命時，曾協助中華民國外交部長伍廷芳及第一任大總統孫中山工作，以後又結識了袁世凱。端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最早揭露“二十一條”內容的人。 1920年，他受北京政府的聘請，在北京建立了經濟情報局並擔任局長，為政府提供現代經濟建設的情報資料。 1928年，出任張學良的顧問。端納還贊成張學良“易幟”，主張對日本的侵略要有一定程度的抵制，並力勸張學良戒毒。 1933年，張學良被迫下野遊歐考察，端納隨行。 1934年張學良回國，蔣介石將端納要去，雖無顧問名份，但“地位在賓友之間”，且經常在蔣、宋夫婦身邊，為他們出謀劃策，成為英、美與蔣介石之間聯繫的一個渠道。
英方外交當局和社會輿論都認為，端納是溝通南京與西安聯繫的最佳人選。因而，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建議，由端納飛抵西安，查明蔣介石的人身安全問題。在端納訪問西安的時候，上海英僑所辦的《字林西報》有意透露出端納此行有代表英、美等國探路和調停的信息。它說：“引人特別注意的是端納先生的調停，將有助於澄清這種局勢，並給這次事變帶來現實感。”端納果然不負眾望，帶回了西安事變的真實消息，對和平解決事變立下了首功。
蔣介石被扣於西安，直接受衝擊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而在金融市場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民黨的法幣制度，它是英國人李滋羅斯幫助南京國民政府制定的“外匯本位制”，與英鎊直接發生聯繫。法幣對內對外能否穩定，主要取決於英國的態度。當蔣氏被扣於西安的消息傳出，法幣出現浮動後，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馬上想到了最能幫助他的國家——英國。這時，英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它指令在上海的匯豐銀行，拋出大批外匯，支持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三大銀行無限制兌換黃金、外匯，使人們堅定了對南京國民政府的信心，從而穩定了上海金融市場。蔣氏被扣的半月中，市價一直保持在事變前一天的水平上，這應當歸功於英國方面的支持。
15日，當端納自西安飛往洛陽，之後又飛往南京的時候，替張學良管理財產的英國人愛爾德亦加入到端納的斡旋之旅，他們一起面見了中國的第一夫人宋美齡。宋夫人再一次巧妙地使用了英國牌，她囑咐愛爾德把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在京所談的敦促張學良和平解決事變的意見電告張學良。就此，許閣森大使說了這樣的話：
我不能不感到張的行動只能造成損害，外面世界對他的行動只能解釋為一種對他國家的陰謀，即正當團結與進步看來可能實現之際，他在背上給插了一刀。與一個被拘禁的人進行談判或協定只能是無效的，張學良如果相信他的所作所為是正義的，他就不應怕在自由的氛圍中討論。拒絕這樣做，先已宣告了自己有罪。
張學良正如宋夫人所希望的那樣，在第一時間裡看到了上面這些話。對此，張學良為之一震，從事態發展的情況看，他是讀懂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些思想的。
西安事變爆發時，美國國務卿赫爾正在南美出席國際會議。代理國務卿穆爾在了解情況後，於14日下午致電駐華大使詹森，詳細闡述了美國政府的態度。穆爾宣稱：雖然“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不干涉或不介入外國的內部事務”，但是，“如果任何地方的事態發展將危及真正尋求政治和經濟穩定的國家的利益，並且會對已經十分微妙的國際局勢帶來新的危難時，我們都不能漠然處之。”
穆爾指出：西安事變不僅干擾破壞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日常職能，給中國的政治經濟帶來新的困難，“一般說來還將對在華外國人士、財產和事業帶來新的威脅，並將給遠東國際紛爭帶來危險。因此，現在的局勢對世界具有利害關係”。
他指示詹森：“目前，我們並不准備宣稱或建議與此時局有關的這個或那個政府宜採取任何合適的行動；但是，我們將認真觀察那裡的發展、並研究有益行動的可能性問題。”
美國的上述態度，顯然是站在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立場上的。它雖然對西安事變給中國政局和遠東地區的影響給予了正確預見，並為隨後的干預埋下伏筆，提前告之國際社會特別是中日雙方，但對張、楊發動事變的積極因素沒有給予正面回應。這是它不了解事變真相的結果。
隨後，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在發給國務院的電報中，談及他對張發動西安事變動機的判斷時，再一次因不了解真相而出現誤判。他認為，“由於缺乏來自西安方面關於張學良動機的消息”，估計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不外經濟或政治的兩種：“1．張學良被其東北軍中不滿的叛亂軍官們所控制，他扣留了蔣介石及其下屬，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滿足其軍費要求並對日本採取更強硬的態度。2．張學良同他的部隊已經同共產黨合作，因而扣留蔣介石及其下屬，目的是迫使中央政府停止進攻共產黨並採納共產黨方面最近宣布的更積極地反對日本的方針、恢復政府的革命政策，以及對蘇俄採取更友好的政策。”
隨著真相逐漸曝光，美國政府和輿論界對西安事變的估計逐漸變得客觀。美僑在上海所辦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報》，在19日的社論中讚同張學良提出的八項主張，但認為“可以採取體面的辦法，但扣蔣是嚴重錯誤的”。 《字林西報》主張國民黨可與共產黨聯合，以保持國民政府不落人親日派手中。美國政府認為，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因是由於“許多中國人恐怕蔣介石將軍保存國家實力，為個人統治計，而不用去對日本的侵略抗爭。同時也有可能是張學良願望把遠東烽火勃發的可能性，明白指示日本，指示西方。”
美方在評價中國發生的西安事變時，始終與可能對太平洋地區均勢構成的影響，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相聯繫。特別擔心由此引發日本侵略中國而危及世界及遠東均勢。 《紐約先鋒論壇》這樣寫道：“南京國民政府若依從張學良的要求，承認共產黨，日本便要解釋為對於日本武力干涉的懇摯的陳情”。而“蔣介石將軍所採取的態度是盡可能不給日本以侵略的口實。張將軍的政變只能害中國，並引起西方人對遠東權益的焦慮”。 《民聲講壇報》也發表評論，認為“張學良此次行為，適足以肇害中國，而西方各國在遠東保有利益者，亦為之感覺不安矣”。
因而，美國政府對西安事變的公開表態，採取的是避免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的做法，即奉行“不干涉他國事務之政策”。而實際上，卻採取了與英國政府一致的立場，反對中國內戰，主張和平解決。並與英國一起，維護上海金融市場的穩定，贊成英國駐華大使提出的和解建議，並將此建議提交給國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
★蘇聯：被日本列為“北進目標”，擔心事變成為對日開戰的藉口，又面臨德、意法西斯威脅，在自身利益驅使下蘇方奉行譴責西安事變，主張“和解放蔣”的策略
西安事變發生時，蘇聯正處於險惡的國際環境之中。
美、英在幾年前就開始奉行“禍水東引”戰略，他們對德國在歐洲的侵略活動，採取綏靖政策，對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採取縱容政策。這一政策，使社會主義的蘇聯面臨東西夾擊的威脅。到1936年，這種理論上的威脅演變成現實。在東方，日本大本營加緊了對蘇聯開戰的準備，開始實施“北進”計劃，並在中國北部的滿蒙地區進行戰略基礎儲備。在西方，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國上台後，瘋狂地擴軍備戰，企圖侵吞蘇聯。 1936年11月，德、意秘密簽訂反共產國際同盟。同月2日，《日德條約》又告簽訂。這標誌著日、德將正式開始聯合對付蘇聯及共產國際。不僅如此，德、意、日三國反共軸心也進入醞釀形成階段。
此種情勢的出現，蘇聯早有預見，並已進行了戰略應對籌劃。蘇聯認為，應對西線德國的進攻是它的戰略重點，它的心臟地帶在歐洲，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在這裡。因而，它把主要力量擺在了戰略重心所在的西線。而對於遠東，它認為，日本只有解決了中國之後才能騰出手來對付蘇聯。也就是說，只要中國抗日，就能牽制日本，減輕它在東線的壓力。
這一戰略估計不能算錯，問題出在其所選擇的依靠力量上。在斯大林看來，中國要抗日，只能依靠國民黨和蔣介石。大革命時期，斯大林就是這個思路。那時，為了爭取蔣介石革命，堅持“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立場，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幾乎取消了軍事工作，結果在蔣介石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大屠殺的時候，導致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受到空前嚴重的損失。
如今，為了抵抗日本、拖住日本，斯大林再一次片面看重蔣介石的軍事實力，而把中國抗日的希望完全地寄託到蔣介石身上。
蔣介石的思想根子是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他不可能為了保衛蘇聯而去抗日。當年他裝出革命的樣子，贏得紅色蘇聯的信任，得到蘇聯的軍援，而一旦迅速崛起之後，很快就露出了反蘇反共的面目。這一次在蔣介石被扣之後，在他所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同樣向蘇聯打出了“日本牌”。
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緊急召見蘇聯駐中國代辦，赤裸裸地威脅說：“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公安全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慨，將由中共而推及蘇聯，將迫我與日本共同抗蘇。”
孔祥熙這番話的意思是，以共產黨與事變有關而向蘇聯施加壓力，希望由蘇聯出面來做共產黨的工作，確保蔣介石安全脫險。
耐人尋味的是，蘇聯的官方喉舌《真理報》於12月14日發表了一篇社論，就西安事變表示了這樣的官方態度，社論競說：“汪精衛利用張學良部隊中的抗日情緒，挑動了這支部隊反對中央政府”；張、楊是“利用抗日運動以營私，名義上舉起抗日旗幟，實質上製造國家分裂”。
也是在這一天，南京國民政府急電指示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指示他抓緊與蘇方交涉，敦促莫斯科向中共及張、楊施加影響，使蔣平安獲釋。蔣廷黻對此項使命頗感棘手，因為前一天蘇聯“兩大報紙同時發表重要社評，用意在使世人不疑蘇聯與叛變有關。”蔣廷黻深知，蘇聯希望蔣介石抗日，還不希望他“剿共”。南京如能與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定會受到蘇聯歡迎。這也正是南京國民政府與蘇聯前不久秘密會談時，蘇方向蔣介石提出的要求。如果南京能夠這樣做，蘇聯定會出手相助，使蔣介石安全獲釋。於是，在當天傍晚給南京的複電中，蔣廷黻爽快答應與蘇聯方面盡快交涉，同時建議南京“如能於短期內與西北紅軍妥協，似亦有補。”
接到南京指令後，蔣廷黻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兩次會談，表達了此一意思。蔣廷黻說：“蘇聯態度不僅影響中國共產分子，即不信共產主義者亦不少對蘇聯懷好感，至於用何種方式促進解決，我無建議，我所請者即用盡蘇聯之道德力量。”並說：“南京責成他探明蘇聯能否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再通過其他途徑給予援助。”李維諾夫則回答：“我找不到這樣的途徑，因為自從張學良離東北後，我們與他沒有任何接觸。”
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再給蔣廷黻發去“銑電”，令其加緊與蘇聯當局交涉，注意蒐集蘇聯與西安事變關係的證據，並詢問與蘇聯談判需付出什麼代價等。
17日，蔣廷黻復電南京，建議：停止“剿共”。他強調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蘇聯幫助。並說：“張叛變如與俄無關，則俄不能助我，如有關則俄必索助我之代價。俄望我抗日，亦望我不'剿共'，俄視兩者同重，惟不'剿共'尤急，不出此代價必無成。”關於“蘇聯與西安事變關係”問題，蔣廷黻當時也“無把握”，他提出，張學良在1936年春曾向他透露，“彼主（張）聯俄容共抗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回國原因各說不一，“疑其為避嫌疑”，回國後至12月14日才來見我（蔣廷黻），懷疑其“似有意避我”；蔣廷黻赴任中國駐蘇聯大使時，南京國民政府授之以“全權交涉一切問題”，但蘇方“始終推諉”；懷疑張學良有代表駐莫斯科等。蔣廷黻認為，這只是幾個疑點，實感“證據不足”。蔣廷黻還建議南京對西安實行“明急而暗緩”的策略，不急於下“討伐令”，因為“如積極推動軍事，院座必有生命危險，且阻礙此間交涉”。
從12月13日至17日，南京國民政府與駐蘇聯大使蔣廷黻的來往電報，以及蘇聯政府與蘇聯的所有交涉，基本上都是圍繞懷疑蘇聯政府與事變有關，如何請蘇聯幫助安全釋放蔣介石來展開。
而蘇聯正是擔心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是在蘇共的幫助下成立的，並且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蘇聯政府無論如何是不能擺脫與中共的聯繫的，西安事變又是在中共的影響下發生的，這在當時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尤其日本為了煽動南京國民政府反蘇，說什麼西安事變為“莫斯科魔手”所策劃，“張學良獨立政府”同蘇聯已締結“防禦與進攻聯盟”。在此情況下，一旦蔣介石被審，必然引發內戰，那樣中國抗日的力量必將削弱；失去蔣介石的中國，權力的真空必將由親日派所填補，中日聯手對蘇，不僅蘇聯的戰略東線失去了緩沖地帶和支援的後方，而且蘇聯的東部和南部幾乎全部邊境線統統暴露在日本的攻擊之下。
那麼，蘇聯要依靠中國拖住日本，只有保住蔣介石的統治地位，才能夠避免內戰；而保住了蔣介石的統治，也就避免了親日派上台，而這一切的根本就是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12月16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以特急電報致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國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或外交部長張群申明蘇聯對西安事變的立場。電報說：
1．蘇聯政府獲悉西安事變消息後立即明確表態，斥責張學良的行動，因為這種行動在客觀上只能有利於那些企圖瓜分和奴役中國的敵人。
2．蘇聯政府授權您以全權十分明確和堅定地聲明，我們政府不言而喻不論過去和現在都同西安事變沒有任何關係，而且自從目軍佔領東三省後與張學良絕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間接往來。
3．鑑於偽造和誹謗性的報導仍在繼續散播，蘇聯政府授您以全權進一步聲明，我政府對中國紅軍的行動不能負任何責任。
4．中國居然有個別人和報刊摹仿中國的敵人所散佈的無恥誹謗，說什麼蘇聯政府與西安事變有某種關係，蘇聯政府對此極表驚詫和憤慨。蘇聯政府對此表示抗議並望中國政府採取措施制止這類誣衊謠言的傳播。
這是蘇聯政府對西安事變態度的正式官方文件。與兩天前《真理報》社論的精神完全一致。
南京國民政府沒有理會蘇聯的表態。就在16日這一天，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作出決定：不許刊登蘇聯官方新聞社塔斯社的新聞稿。原因是，1936年12月14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和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就西安事變發表的社論，給讀者造成這樣一種錯覺，似乎西安事變是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和張學良相互勾結的產物。
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不讓刊登蘇聯塔斯社的新聞稿是有道理的。汪精衛是剛剛離職的南京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長和外交部部長，是仍然在職的國民黨副總裁，蘇聯指責張學良與汪精衛有關，作為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當然不能允許蘇聯官方以這樣的言論評價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
蘇聯卻不這麼看。
12月17日，蘇聯副人民外交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專門為此事訓令駐華臨時代辦向中國政府交涉：“中國檢查機關不許刊登塔斯社的反駁和《真理報》、《消息報》社論……一事，在莫斯科造成極沉痛的印象，並被視為南京國民政府中敵對勢力影響的結果。”
作為蔣介石的外交部長，張群的回答十分巧妙。他聲明：
（1）早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就散風說他同蘇聯有聯繫，他得到蘇聯支持，以及他與中國紅軍訂立了同盟，他有代表駐莫斯科，而延安駐有共產黨的代表；
（2）張群本人以及政府的其他領導人，過去和現在都很明白這類傳聞向來都是謊言和誣衊；
（3）國民政府十分珍視同蘇聯的友誼和蘇聯政府對國民政府的支持與同情，所以它過去和現在都不相信張學良或第三者散佈的居心叵測的謊言，並感謝蘇聯政府對中國中央政府的一貫友好與同情的態度；
（4）他將盡一切努力製止第三者散佈的誣衊性的含沙射影的言論。
關於國民黨檢查機關不許刊登塔斯社的消息一事，張群保證此類事件不會再發生，檢查機關只需把稿件中涉及汪精衛的詞句刪掉就可以了。
張群的答复可謂堂而皇之，滴水不漏。既表達了重視與蘇聯的友好關係，又使張學良與蘇聯有“關係”、蘇聯與事變有“關係”的說法撲朔迷離繼續發酵。這時，雙方的底牌都已清楚。南京國民政府懷疑蘇聯染指於西安事變，而蘇聯政府則擔心中國政府倒向日本。
為了向南京國民政府證明自己與西安事變無關，證明自己的無辜，以取信於南京國民政府，蘇聯對西安事變的表態，採取了攻擊張學良，攻擊西安事變，攻擊南京國民政府中蔣介石的對手，把蔣介石吹捧成民族英雄的做法。
西安事變之後的一個短時期內，蘇聯政府發表了一系列在外人看來是十分牽強的外交表態。
12月14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題為《在中國發生的事情》的社論，吹捧蔣介石，說：“南京國民政府當務之急是努力謀求中國統一，使處於分裂狀態的各個地區聯合起來，團結全國人民，同外國侵略者作鬥爭”。攻擊張學良是“叛徒”，是“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還把旨在抗日救國的西安事變與國民黨親日派首領汪精衛聯繫在一起，無中生有地說：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的名子同陝西省發生的張學良部兵變緊密相連，並誣事變的目的是“使中國繼續混亂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外國侵略強盜的犧牲品”。蘇聯《消息報》當天也發表了同樣內容的評論。
蘇聯對這一表態甚為得意，當天下午即約見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詢問對兩報消息的看法。蔣廷黻對蘇聯的表態表示了讚許。後來，蔣廷黻在回憶這件事時坦承：“他們對中國很友善，說明中國面對國際上的危機，一定要團結統一，而且只有（蔣）委員長能領導全國。”蔣廷黻又補充說：“如果改換我來寫這篇新聞稿，恐怕也不會比他們更好。”
可見，蘇聯爲了拉住蔣介石是如何地迎合南京的需要。但是，蔣廷黻在這次評論中仍然提出了問題。他說：兩報所說事變為汪精衛策動的說法是不聰明的，也不真實。對這一點，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解釋說：因為太匆忙，所以編輯可能弄錯。
“太匆忙”之說，按照當時情況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中共中央在12日中午亦即莫斯科時間早晨7點，就開始向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書記處報告事變情況，隨後不斷地報告。蘇共作為共產國際的實際上的“大本營”基地，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如果說14日兩報刊登毫無根據的消息“太匆忙”的話，那麼15日《真理報》為何要繼續發表社論反對西安事變，說張學良過去“一貫採取不抵抗政策。現在他仍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使中國……成為外國侵略者之犧牲品，……實際上乃為日本軍閥之帝國主義作倀”。又說南京國民政府已走上團結統一之路，日本軍人認為這將使日本奴役化中國的計劃有成為泡影的危險，因此日本“嗾使中國個別軍閥反對南京國民政府，必要時並不惜利用反日口號為掩飾”。
15日，蔣廷黻奉命會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再提14日蘇聯兩報的表態。他說：已將《真理報》、《消息報》社論的摘要電告南京，不過他個人認為蘇聯“把張學良的行動同汪精衛的詭詐行為扯到一起是不妥當的，因為汪不可能與此事有任何關係。”李維諾夫對中方就事變涉及汪精衛的說法兩次提出異議，也引起重視，並再次修改此前的說法。他鄭重表示：“我不認為張學良直接與日本人相勾結而有此舉，倒覺得他是聽了某人別有用心的壞主意。”他接著說：“我們一向主張中國統一，從不同情中國將軍的內爭。我們特別高興近來有人致力於擴大南京國民政府的基地和抗擊日滿蒙分子。我擔心日本會利用近來的事態發動新的侵略。不管怎樣，目前處於危急狀態的日本政府可能會因這個事變而挽回局面。”
蘇聯爲了綏靖日本，而採取歪曲事實的做法，連南京國民政府都感到不可相信。這也是南京的報紙拒絕轉載的重要原因。
蘇聯政府在否定自己與張學良的聯繫，妄指事變與汪精衛有聯繫而受到南京的冷落之後，又轉而否認它與中國共產黨甚至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會見中國大使蔣廷黻時，說：“在莫斯科雖有中國共產黨如王明（陳紹禹）等，然蘇聯政府不與彼輩發生關係。”蘇聯駐華臨時代辦皮禮瓦尼克亦發表聲明：“蘇聯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亦無任何联絡，因此對於中國共產黨之行動，不負任何責任。”
蘇聯政府此舉，在南京國民政府看來，當然是無誠意的，由此還引發了兩國外交官的一次爭論。 12月17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約見蔣廷黻，就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不許刊登塔斯社消息一事，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抗議。
蔣廷黻說：他不知道政府禁止刊登蘇聯塔斯社新聞稿件的事，但張學良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而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有關，這一點是很明顯的事實。他表示：京滬一帶盛傳，是蘇聯煽動共產黨，共產黨又煽動張學良，這樣張才發動西安事變的。所以中國政府命令他請求貴政府幫助。
蔣廷黻此番話，雖然生硬了一點，但卻道出了實情。把這些話與此前孔祥熙代院長召見蘇聯駐中國代辦的表態、以及外交部長張群的答复聯繫起來看，就是基於對蘇聯與此事有關這一基本判斷而來。
蘇聯當然不能同意這種認識，李維諾夫聽後火冒三丈：“中國政府不應該懷疑蘇聯政府，這是毫無根據的。蘇聯政府與張學良沒有任何關係。”他強調：蘇聯政府唯一能夠幫助中國的，就是計中國共產黨知道蘇聯政府的態度，而中國政府卻禁止刊載蘇聯態度的消息，因此，蘇聯政府沒有別的辦法。
蔣廷黻態度依然強硬，他說：“中國許多人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張學良是第三國際的統一戰線分子。他的舉動與第三國際不無關係。”因此，“蘇聯不能完全擺脫責任”。他希望李維諾夫“努力於善後”。
李維諾夫回答：“我們蘇聯不是第三國際的主人。”
蔣廷黻也不示弱：“您過去可確實說過這樣的話，李維諾夫先生，您若說共產國際不是蘇聯的工具，那全世界沒有人會相信。我們有理由認為，共產國際是執行蘇聯政策的機構。”
這次談話雖然不歡而散，但卻使蘇聯政府認識到，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贏得南京國民政府的信任的。因而，從16日起，就開始了為釋放蔣介石進行和平努力。
這一天的《真理報》援引中國各主要報刊的報導，稱各方強烈要求和平解決這一沖突。 《真理報》說：“《大公報》提出了以下三個條件，它認為按這三條即可使危機得到和平解決：（1）非絕對必要，南京國民政府不應採取軍事行動；（2）應立即釋放蔣介石；（3）人民應保持平靜。”
還是這一天，共產國際也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要點。次日，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表示同意來電中關於和平解決事變的意見，並說明“已經基本地採取了這種方針”。這時，《共產國際》發表文章，含蓄地公佈了中共的同意表示，文章說：“我們還沒有完全可靠的消息說明中共所持的立場，但了解中共的政治路線。大概中共正在提出這樣的主張，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上，謀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12月19日，當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顯露曙光時，日本駐華大使川樾到南京拜會外交部長張群，反對南京國民政府接受西安方面所提釋蔣條件，蘇聯抓住這一事態，在次日的《真理報》上發表《日本煽動中國內戰》的文章，揭露：“日本此舉是直接公開挑起中國內戰，此種政策之目的在於排除和平解決危機的可能性。”24日，塔斯社又發消息說：“日本的計劃在於，排除和平解決衝突的可能性，並通過派兵討伐張學良挑動其對蔣介石下毒手。十分明顯，日本試圖挑起中國大規模內戰，以便利用此機會肢解中國並奪佔中國一系列省份。”蘇聯的這些報導，自然會使人們聯想到南京討伐派的行動正適應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陰謀，而這些報導對動員人們起來製止大規模內戰的爆發，促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應該是有益的。
蘇聯對西安事變的表態與行動，最終博得了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好感。
★法、德、意：各自打著自己的算盤，法國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張；德國雖屬意釋蔣，又不願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對西安事變，主張中日親善
法國對於中國西安事變後事態如何發展也是極為重視的。 12月15日專門召開內閣會議，聽取外交部長台爾博斯的報告，研討具體對策。鑑於在此前一天美國代理國務卿穆爾對西安事變的公開聲明，宣稱“美國政府在盡力獲得西安事件之詳情，美國對於遠東仍繼續遵循不干涉他國事務之政策”，法國內閣會議遂決定，“由外交部注意今後之情勢，再定適當辦法。”這一表態實際是美國的翻版。隨後，在美、英聯手實施和平營救蔣介石的計劃時，法國的外交決策者把靜觀事態的政策改變為力主和平解決事變。
法國各大報刊對張學良和西安事變不表支持。他們認為，西安事變“使中國復生內戰之危機，且將使歷年來在艱難之工作下所收之功效，陷入停頓狀態”，“張學良之出此行動，是否真正愛國尚屬疑問，實際上僅為私人問題而已。張學良從前為東北軍領袖，中國政治上之第二人物，而現在華僅居次等地位，於心不滿，故此時乘其部下多懷二心，競藉此暴動，以濟其私”。
法國政府認為，中國不能沒有蔣介石領導。他們說：“現在中國軍隊之力量，實較五年優勝，此種進境皆蔣委員長所賜，因蔣氏素來抱有壓制各個軍閥建立一支強有力之中央軍之決心”，因而，希望恢復蔣氏自由，和平解決事變。
德國在西安事變發生前不久，剛與日本簽訂了《防共產條約》，兩國在反共反蘇上的共同利益，使其必須站在日本的立場上。但是，除了與日本的戰略利益外，德國在華還有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
德國在華的利益首先從軍事領域開始。早在1924年，孫中山先生就與德國西門子公司駐遠東總工程師亞曼博士商洽僱用德國顧問之事。孫中山要求聘請的德國政治、經濟、軍事顧問的理想人選為：（一）政治顧問，由大戰末期德國首相之高級助理興芷海軍大將擔任；（二）經濟顧問，由前任膠州之德國高級專員許拉爾擔任；（三）軍事顧問，由一德國高級將領擔任。但是，由於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去世而未能執行此項計劃。
1926年，蔣介石在成為國民黨的軍政實權人物後，聘到了一戰時期德國的軍事獨裁者魯登道夫的高級助手包爾上校。 1929年包爾死後，柯利伯代理南京國民政府軍委會總顧問一職。柯利伯雖然履職只有一年，但他的軍事思想卻對蔣介石的“中央軍”產生了深遠影響。正如傅寶真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