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五章為國？求生？張、楊將軍扣蔣成功
★金蘭私情豈能置換民族大義，優柔寡斷乃兵家之大忌。張學良的一絲猶豫致使絕密的兵諫籌劃險些胎死腹中。嚴酷的現實再次教育了張、楊
★張、楊內緊外松，緊急點兵布陣。蔣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對手逼入“死穴”。雙方的暗中角力進入最後攤牌階段
★清晨6時，扣蔣戰鬥打響，8時蔣氏在山洞中被擒。城內僅用兩個小時即結束兵諫行動。蔣介石撤張、調防東北軍的命令終成一紙空文
大變迫在眉睫之間，張學良處於極度矛盾之中。
他與蔣介石有著近10年的交往。父帥被日軍炸死之後，是他堅持易幟，追隨蔣介石，為蔣介石實現全國“統一”立下汗馬功勞；中原大戰之時，是他不顧東北軍將領的反對，力排眾議率軍人關調停，在最關鍵的時候幫助蔣確立了中央統治地位；九一八事變之時，為堅決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他不惜捨棄自己的家鄉，捨棄自己的家財，捨棄父子兩代的根基，甚至替蔣氏背上“不抵抗將軍”的罵名。當然，蔣介石也給了他榮耀和地位，而他也始終對蔣有一種感恩之情。他視蔣介石為長輩，蔣介石亦把他看作是晚輩，第一一夫人宋美齡還與他的夫人於鳳至結拜為乾姐妹。儘管他與蔣氏說話很隨便，有時不免爭吵，蔣也沒有像對待別的異己軍事實力人物那樣認真計較過。
張學良與蔣介石就是在種複雜關係中走過來的。
但是，這一次政見之爭，卻使他沒法讓步。他要先攘外而後安內，而蔣氏卻要先安內而後攘外。雖然表面上看這只是先後順序的變化，但卻涉及到是愛國、救國還是賣國、亡國的民族大義。他與日本有著國仇家恨，在率領東北軍打回老家之前，讓他放棄抗日這是一個不可能的選擇，也是他一個不可動搖的人生原則。
他也深深理解蔣介石的苦衷。蔣與共產黨鬥爭了十幾年，始終把共產黨視作心腹大患，而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也確實證明只有共產黨能夠抗衡於蔣，使蔣“剿共”終難成功，而蔣要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地位，也就勢必想方設法削弱共產黨挑戰他獨裁統治的能力。
但是，理解並不等於可以支持。與民族的生存相比，與解救人民於水火的大義相比，個人的權力慾望和恩怨情仇都是微不足道，可以拋在一邊的。如果僅僅為了個人，張學良可以什麼都不要，可以什麼都捨棄。幾年前，張學良曾經為了保住蔣介石而主動下野，張學良也曾不止一次地向蔣介石披露心跡：“為了委員長，我張學良可以犧牲一切！”
今天的蔣介石，卻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把張學良逼上了絕路。
今天的張學良，為了民族大義，也終於不得不邁上逼蔣抗日的關鍵一步。
★金蘭私情豈能置換民族大義，優柔寡斷乃兵家之大忌。張學良的一絲猶豫致使絕密的兵諫籌劃險些胎死腹中。嚴酷的現實再次教育了張、楊
前面說到，張、楊於12月8日晚正式確定兵諫捉蔣。把這個日子作為張學良最終定下兵諫的時間，是相對於最後成功捉蔣而言的。從張學良後來口述解密的資料中得知，在這之前已開始了捉蔣行動，只是沒有成功罷了。
那是在蔣介石第二次來到西安之前的12月1日。張學良派在外面的東北軍聯絡人員王化一從武昌打來“華密”電報，說：何成浚秘密告知，他在洛陽為蔣介石祝壽時，在錢大鈞的辦公桌上看到擬好的電報稿，內容是調東北軍到蘇皖，然後調福建去，使之與共產黨及楊虎城隔離，請副司令有所準備。
原來從武昌行營移住西安後，張學良仍將王化一以“四維學會”及東北中學校長的名義留在武昌，實際上讓王負責收集南京方面的情報。那天晚上，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招待武漢的軍政官員，王化一也應邀參加。散席後，他將王留下，告訴了他在洛陽看到的秘電。
何成浚是北伐戰爭中去北方謀求南北息爭時與張學良結識的，兩人常相往來，私交甚厚。對他提供的情報，張學良深信不疑，立即找來楊虎城研究並決定採取捉蔣行動，並為此擬定了三套方案：
開始他們打算設法將蔣人和車騙到西安城內，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將蔣軟禁起來；進而又想以請蔣再次到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為名，在中途設伏，劫蔣入城。但當時時機緊迫，這兩個辦法都倉促難以實行，並且西安蔣系勢力眾多，問題也不那麼簡單。他們最後考慮，認為乾脆把蔣介石捉起來還是以採取全面的軍事行動的辦法較有把握。
雖然設定了三個方案，但是，這只是個模糊的、粗糙的方案，對於怎樣捉蔣、派誰去捉蔣、何時開始行動等這些關鍵性的問題均未進一步研究。張學良最初提出由17路軍特務營營長宋文梅完成捉蔣任務，但蔣介石駐在東北軍防區，由17路軍的部隊跨系統執行這一特殊使命，不僅後續支援存在問題，還容易引起兩軍間的誤會，因而這一方案沒被採納。
正當張、楊為怎樣比較穩妥地實現捉蔣而不斷篩選各種方案時，蔣介石終於打破慣例離開華清池了。 12月6日上午，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張、楊緊急研究後認為有機可乘，遂決定在他由南郊回臨潼途中將其秘密地捉起來，押送至西安新城大樓，然後再和他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
張、楊預計，蔣返回臨潼經過西安的時間約在12點左右，他們設定：在西安南關附近實施捉蔣，行動時不准開槍，不斷絕交通，不挖斷公路，當蔣介石乘坐的汽車路經此地時，埋伏在公路兩側的士兵立即衝出來迫其停車，實施逮捕。與此同時，東北軍派出部隊逮捕駐守臨潼華清池的蔣之隨行人員，解除華清池附近及臨潼車站備用專車上的警衛武裝。西安方面，由17路軍負責逮捕蔣系軍政大員，解除公安局、憲兵團、省黨部等的蔣系武裝。
對這個行動方案涉及17路軍的任務，楊虎城親自進行了檢查，只等東北軍捉拿蔣介石，他便組織城內行動。但直到下午3點還未見捉蔣動靜，楊虎城怕出現意外，趕忙詢問張學良。張解釋說，他中午接到南京電話，說何應欽當天來西安見蔣，準備將何一起捉拿，所以臨時改變了行動計劃。第一次捉蔣行動就這樣未及實施便流產了。
這次行動的流產，反映了張學良對捉蔣的猶豫心理。而大戰來臨前的猶豫是極為堪憂的。幾個月前就是因為張心存猶豫、拿不定主意而坐失了一次很好的機會。
那是6月初兩廣事變爆發以後，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分別密電張、楊，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此時日本謀求“華北特殊化”已經成為事實。為求自保，張、楊曾派出使者到北平、太原、濟南探詢各實力派對待抗日的態度。各方的表態證實，一旦日本進攻華北，閻錫山可能投降日本，宋哲元將是虛晃一槍，向後退卻，日軍將不戰而得華北和山西，蔣介石若繼續執行“剿共”政策，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的局面必難形成，到那時，西安將會處在非常不利的地位。為此，張、楊曾商定尋找機會，打破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推動全國抗日局面的形成。而兩廣事變的爆發，為實現張、楊抗日願望提供了可能，加之兩廣方面派代表進駐西安進行遊說，於是，張、楊就決定：
（一）張、楊分別緻電蔣介石，稱：日寇進逼，國亡無日，舉全國之力以挽救，尚感力竭，若內戰不止，更是手中自戕，長敵氣焰，要求和平解決兩廣事件，反對對兩廣用兵；要求和平統一，共商抗日大計。
（二）如蔣對兩廣罷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內戰和召開國會以解決國是的主張，通電全國各軍事長官、各省府、各法團徵詢意見。
（三）如蔣對兩廣繼續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兩廣。軍事部署為：東北軍編為第1集團軍，以王以哲為軍團長，下轄兩個軍，向鄭州、武漢推進，擔任主攻。東北軍第51軍留在甘肅，擔任警備後方的任務，對青海馬步青、寧夏馬鴻逵方面嚴密警戒。 17路軍編為第2集團軍，以孫蔚如為軍團長，轄第17師，陝西警備第1、第2旅，由雒南出南陽經襄陽向漢口挺進；17路軍的第42師擔任韓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帶的河防，向山西方面實施警戒，確保西安及陝縣至鄭州段隴海鐵路的暢通：淳化至耀縣、耀縣以東至韓城以北，商請紅軍接防。
如果這一方案實施得當，對蔣形成南北夾擊之勢，不僅援助了兩廣，使蔣不敢舉兵南犯，而且很有可能使蔣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西北的抗日要求。
但是，張學良面對內部勸其觀望的意見，面對蔣介石要其出席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的邀請，處於兩難之中，最終將執行決定的時間拖了下來。這一觀望給了蔣介石用兵兩廣的勇氣，也就給了兩廣致命的一擊。
兩次猶豫產生的消極後果，使張、楊都認識到，如此下去將斷送此前的各種努力。 12月7日，楊虎城對張學良說：“不能再失時機（指上次對兩廣事件的失機），不能再失人心（指適應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要求）”。張學良也堅定地表示：“我們為了國家，對蔣也仁至義盡了，現在只有乾的一條路。”張、楊定下決心以後，分別向他們的心腹和主要高級將領打了招呼，開始秘密佈置。但直到此時仍然沒有確定發動的時間，以致釀成12月9日的一場虛驚，險些誤了大事。
那天晚上，張學良安排了兩項活動：一是去華清池見蔣，二是與楊虎城聯名邀請南京的軍政要員看戲。黃昏時，17路軍特務營營長宋文梅有事找東北軍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但此時孫正和士兵準備乘卡車出發，倉促間只告訴宋他先去臨潼，讓宋改時間再來。由於12月6日兩軍已有佈置，宋文梅誤以為孫銘九此行臨潼就是執行扣蔣使命。他迅速將這一情況報告了17路軍總部。
楊虎城的秘書王菊人得知情況後，覺得問題極為重大，發生又這樣緊迫，必須讓楊虎城早有準備。而此時楊虎城正在戲院招待南京蔣系大員看戲，王菊人把他接回總部報告此事後，楊虎城聯想到張學良未到戲院看戲，又有上一次未通知即取消扣蔣行動一事，認為東北軍開始行動也是有可能的。
作出這樣的判斷之後，楊虎城認為必須配合東北軍行動，他按以前與張學良商定的17路軍的三項任務（解除西安城內蔣系武裝，佔領特務機關，接收蔣系各級機關並扣押蔣系高級將領），作了部署。當夜17路軍的兵力部署是：17路軍陝西警備第2旅孔從洲部（共3個團）和砲兵營，由孔指揮，擔任西安城內的任務；特務營宋文梅部（共4個連），作總預備隊；衛士隊2個連，包圍易俗社戲院擔任扣押蔣系高級將領的任務，並擔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17師51旅旅長趙壽山駐新城擔任臨時指揮官。
楊虎城在下達作戰命令後，為了不使蔣係要員們看出破綻，又返回易俗社繼續陪同蔣系大員看戲。而17路軍負責執行任務各部於晚8點均開始出動，各街口均佈雙崗，只等扣到蔣以後開始行動。等到10點左右，孫銘九方面仍沒有消息傳來，楊虎城頓生懷疑，一面請陝西幾位紳士繼續點戲，以拖延時間，一面趕回綏署，命王菊人查問究竟。王菊人找到孫銘九才知道，孫銘九去臨潼是查路而不是扣蔣。這才迅速通知以解除夜間軍事演習的名義調回已經出動的部隊，限拂曉前立即歸還建制，回駐原地。一場虛驚終於結束。
這一夜，楊虎城在凌晨1時才趕回綏署。他深感兩軍官兵人心浮動，扣蔣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發了，再推遲下去，一旦部隊失控，發生騷動，將暴露整個計劃。
12月10日一大早，他就應張學良之約到張公館研究此事。張學良與他有一樣的感覺。於是，兩位主帥決定：今日完成準備；11日晚上行動。
張學良能夠迅速定下扣蔣決心，除了發生了12月9日扣蔣預演這樣的突發情況，客觀上使行動不能再拖外，西安愛國救亡的一二·九事件的爆發，也是一個重要的導火線。
在17路軍因情況不清而提前進行扣蔣預演的同一天，西安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抗日罷課遊行活動。這次活動是由中共西北特別支部，通過“西北各界抗日救國會”組織的。張、楊在8日得知情況以後，起初並不贊成遊行。他們認為，扣蔣行動已經決定，如果這次群眾運動引起蔣的注意，蔣就會搬入其嫡係部隊控制區中去住，那便打草驚蛇，捕蔣計劃將會落空。其次，如果蔣係部隊對群眾開槍，而他們又阻止不了，發生了血案也不好。因而張、楊建議救國會停止遊行。張、楊還決定，如果救國會非舉行遊行不可，就由17路軍特務營沿途貼在遊行隊伍兩邊行進，把蔣系的憲兵和警察隔在外邊，起到保護遊行隊伍的作用。
但這些建議均未被遊行組織者採納。
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組織這次大規模示威遊行活動，目的是利用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契機，揭露蔣介石反共的新陰謀，進一步推動張學良、楊虎城走聯共抗日的道路。由於張、楊的扣蔣行動是在絕對機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不可能向他們有所透露；而他們此時也不了解張、楊的行動計劃，因而，未能達成一致。
但是，愛國學生自己也制訂了安全措施。組成了一支由2000名同學參加的糾察隊，負責維護安全；組成了由百餘輛自行車編成的交通隊，負責來回巡邏，傳遞信息；還組成了2個代表團，以備談判和宣傳群眾。
12月9日早晨，15000名大中小學學生由各校湧進西安城南門，當遊行隊伍行進至東大街時，遭到國民黨軍警攔截，結果，一顆示警的流彈擊中了競存小學12歲的小學生。小學生中彈身亡的消息傳出，廣大學生怒不可遏，堅決要求嚴懲肇事的西安市公安局長馬志超。 10時許，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大會隆重開幕，並通過《為督促政府動員全國兵力抗日停止內戰的宣言》。這份《宣言》提出：對此當前的危局，我們四億五千萬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們，都應該下必死決心，為民族犧牲，為國家犧牲。我們的當局，更應該下最大決心，與全體國民一心一德，共赴國難，共同犧牲。 《宣言》還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當局，“當機立斷，即日動員全國兵力收復失地。一面派遣現駐西北邊疆的17路軍和要打回老家的東北軍，組織援綏軍星夜北上馳援；一面停止'剿共'軍事，隨即商討抗日救亡大計。”
會後，遊行學生委派代表入西北“剿總”、陝西省政府、西安綏靖公署遞交請願書。張、楊為不使蔣介石生疑，未出面接見學生代表。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雖然與學生見面，但重彈“救國不忘讀書”的論調，並含蓄批評學生參加愛國運動為過，這番言論激怒了學生，遊行大軍遂轉而去臨潼向蔣介石請願。
張學良只得相機將學生去臨潼請願的事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聞訊勃然大怒，指責張學良放任學生運動，命令張學良立即予以製止，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同時，命令西安的特務機關、憲兵第2團、省公安處、西安軍警聯合督查處、省黨部，對學生運動“查明拿辦”。軍警聞訊，傾巢出動，在灞橋附近的土坡上架起了機槍，準備屠殺手無寸鐵的愛國青年學生。幸虧張學良及時趕到，才避免了一場流血事件。
張學良請求學生們不要再去臨潼，他請求同學們把請願書交給他，由他轉交蔣介石。他對同學們說：“你們不必去，不必去挨打、挨槍。我可以代表你們，一定替你們要求；我可代表蔣委員長，一定達到你們的目的。”
張學良講到：“同學們！同學們！諸位愛國的熱情，深深地感動了我，這麼冷的天氣，你們挨著餓去臨潼請願，這使我個人難受了！……今天我敢肯定地答复你們，我張學良致死還是抗日的，不但你們現在要求我出兵，要求政府出兵綏遠，而且我自己也在極力請示中央抗戰的……諸位！我張學良若不出兵抗日，任憑諸位將我處分，我也是自甘領受的。”
學生們被張學良的真誠所感動，他們高呼：“擁護張副司令出兵抗日！”“擁護抗敵領袖！”“擁護抗日政府！”“我們願為救國流血，願為救國而犧牲，死在救國路上是光榮的！”
許多學生失聲痛哭，在場的不少東北軍士兵流下眼淚，張學良也抑制不住連連手拭苦痛的淚水，他再一次向學生保證：“請你們相信我張學良，我和你們是一樣的心，你們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許我的要求比你們的要求更迫切。你們請回去，一星期之內，我保證用事實回答你們的要求。”
張學良為群情所激動。當晚，他把學生的要求緊急呈報給蔣介石，並且又動了勸諫之心。沒想到他所得到的又是一通訓斥：“你代表學生呢？還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學生的立場呢，還是站在國家大員的立場？”張學良又被蔣介石一個悶棍打了回來。
蔣介石對張學良面對學生的表態非常不滿。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漢卿向餘報告灞橋對請願者說話，曾謂'我可以代表你們，有話可以代達，同時我亦可為委員長代表，可酌另考慮你們的要求'。彼以自言甚得意，餘當即糾正其謬，謂：'一人決不能做兩方面的代表站在中間，所謂信仰領袖，應如此乎”'。
而這一天張學良的失望亦達到頂點。他在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向其部屬解釋對蔣實行兵諫的理由時，這樣說道：“'一二·九'西安學生遊行，事先我聽說了，便同楊主任、邵主席計議，想出各種方法來製止，我提出幾個辦法：令學生在學校開紀念會，請邵主席召集擴大紀念週，令學生用文字表示。實在還不行，非遊行不可，由我和楊主任、邵主席盡力勸阻，無論如何不要到臨潼去。對學生運動，我實在是盡力排解，假如不是蔣委員長飭令警察開槍，武力彈壓，使群情激憤，我想學生決不至於堅持到臨潼去。學生走向臨潼後，我不顧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學生勸回來，而蔣委員長卻怪我沒有武力彈壓，而且競公開說明是他叫警察開槍，假如學生再前進，他便下令用機關槍打！我們的機關槍是打中國人的嗎？我們的機關槍是打學生的嗎？蔣委員長有以上兩種表示，楊主任、其他西北軍將領和我本人，就都斷定了他的主張是絕不能輕易改變了……”於是，“便斷然決定”，實行“兵諫”，用武力迫使蔣轉變。
★張、楊內緊外松，緊急點兵布陣。蔣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對手逼入“死穴”。雙方的暗中角力進入最後攤牌階段
12月10日。這一天對於蔣介石和張、楊來講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天。
鑑於張學良對學生運動的處理背離蔣之本意，再次引起蔣的不滿。這天，蔣介石召開沒有張學良參加的軍事會議，作出了他解決張、楊問題的最後決定。
作為一個疑懼心頗重的靠軍事機器起家的南京國民政府的最高獨裁人物，作為一名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一代梟雄，蔣介石不能不考慮這一決定的作出，即意味著張、楊及其兩軍要求立即發動舉國抗日的希望就此歸於破滅，也不能不考慮手握重兵的張、楊會不會做出絕望之中的反抗。
蔣介石考慮的是什麼？
他認為，張學良一次又一次地勸諫，是對他忠誠的表現。這種忠誠從東北軍“易幟”開始，近十年始終如一。張學良自己亦說過“無一事不服從領袖，無一事不效忠委座。”因而蔣介石對楊虎城嚴加防範，進駐西安時寧可選擇離城25裡的張學良的防區華清池，而不住楊虎城的防區西安城內。
此行，蔣介石只帶了近身侍衛官和一個警備區隊（排），連警衛股長黎鐵漢及其所屬20名警衛人員也沒有帶。
華清池大門由東北軍衛隊一營的一個加強連守衛，駐臨潼的105師1旅3團派一個連駐守驪山烽火台，控制制高點，警衛華清池。
蔣介石嫡系的西安憲兵團雖然派來80名憲兵，駐守華清池內院，但看管火車站專列用去40人，華清池內真正有作戰能力的蔣係人馬也就只有40來人。
此種部署說明，蔣介石對張學良和東北軍還是可稱放心的。
蔣介石認為，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後盾可保他個人安全無憂。在洛陽的一個多月時間裡，他已做好縝密的軍事部署。大批軍隊已經集結於河南，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坐鎮開封，指揮二線部隊。前鋒樊崧甫軍已過洛陽，在潼洛間構築工事。西線寧、甘至漢中一線，“中央軍”已有十二三個師，萬耀煌軍的一個師陸續進入戰略要地咸陽。樊軍董釗師準備入駐臨潼。裝甲列車已開到隴海線上待命。馬丁式飛機70架也已進駐西、蘭兩地，其中在西安停放45架，並又將由廣東投靠南京的部分飛機調來補足100架。此外，還儲存了3000噸炸彈，預備了毒氣彈。面對如此重兵，張、楊若與他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
他認為，東北軍與17路軍矛盾對立，不可能聯手。在來西安之前，蔣系特務機關把關於張、楊的情報源源不斷地報了過來。這裡面，有關於東北軍與17路軍關係緊張的，有張、楊與共產黨私通的，等等。在蔣介石看來，東北軍雖確有“通匪”隋事，但張學良本人不會“真心向共”。掌握蔣介石決策內幕的張鎮曾說：“我們開初收到有關西安方面的情報，說張、楊意見不合，有要火拼的模樣。當時委座認為情報比較準確，因為張、楊之間的矛盾必將越來越大，最後難免衝突。後來又得到情報，說張、楊兩人來往密切，有聯合一致反抗中央的模樣。委座對這情報的判斷是，可能性不大。因為張、楊兩人，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聯合不起來。何況中央軍當時雲集潼關一帶，隨時可向西安推進，而張、楊在西安的部隊很少，又怎敢反抗中央呢？委座因而大膽飛往西安。”
蔣之所以“放心”是否還認為，他在張學良身邊安插有自己的耳目親信，張學良的一舉一動都在自己的監視之下。原來，蔣介石在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後，同時派他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任西北“剿總”參謀長，又以北平軍分會政訓處的全部班底組成西北“剿總”政訓處，以特務頭子曾擴情為處長，擔任東北軍的政治訓練工作，向東北軍將士灌輸絕對擁護蔣介石和堅決反共的思想，並負責監督和調查東北軍和17路軍官兵的思想與行動；在這同時，還有大批特務進入了西安，散佈流言蜚語，挑撥東北軍和17路軍兩軍之間的關係。這使蔣介石自以為張、楊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以他之力應付張、楊游刃有餘。
蔣介石的高級幕僚、特務系統也不只一次地考慮這類問題。但除了陳誠曾提醒蔣“西安已絕非宜於駐節之地”外，其他人都沒有懷疑到張、楊會對蔣氏下兵諫重手。
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曾預感東北軍基層官兵的情緒不對。他在12月8日楊虎城約見他時曾吐露自己的擔憂。他說：我感到形勢嚴重，憂慮會不會發生日本“二·二六”事變那樣的事。楊虎城聽後馬上說：決不會有那樣的事。後來，邵在自己的回憶中寫道：“我是擔心東北軍不穩，或有不利於張的舉動，並未想到張會以兵力扣蔣，更不曾想到楊會與張合謀。”
特務頭子曾擴情亦沒有想到能會發生扣蔣事變。事變時，當他從睡夢中被驚醒後，還以為張、楊兩部發生軍事衝突，直到第二天早晨看了張、楊的通電後，“才恍然大悟”。
蔣介石的親信、派往西北“剿總”的參謀長晏道剛，聽到槍聲後，也只是懷疑楊部兵變。誰也不曾往張學良身上去想。
張、楊正好利用了蔣介石的誤判，一方面繼續在高度秘密狀態下加緊進行軍事準備；一方面故佈疑陣，照常去臨潼見蔣，並進行諍諫，還大規模地宴請蔣系軍政要員，造成歌舞昇平、太平無事的景象。
12月10日晚，張學良自己駕車隻身來到新城楊虎城公館，與楊研究政治軍事形勢，安排“兵諫”行動。張、楊對此時的政治、軍事形勢作出瞭如下判斷和安排：
一、軍事方面：豫西地區的“中央軍”不足10萬，分散在鄭州至潼關一線，如果蔣介石被扣留，豫西“中央軍”沒有立即集中向陝西進攻的可能。屆時必須確保潼關這個隘口，爭取時間把分散在陝西及陝甘邊界的東北軍與17路軍集中到西潼路上，時間約需5天左右。迅速佔領潼關的任務，只能使用駐在大荔一帶的17路軍42師馮欽哉部。同時，請紅軍派一部進入商雒地區，確保潼關右側安全。估計紅軍到達該地約需10天左右時間，但商雒一帶既無“中央軍”，紅軍又行動迅速，並有群眾工作基礎，完全適宜擔任商雒地區的防務。此外，令駐洛陽的東北軍炮8旅暨洛陽軍分校東北軍軍士大隊佔領洛陽，遲滯“中央軍”西進。對已經進入咸陽的“中央軍”萬耀煌部（2個團），由17路軍警3旅將其包圍繳械。蘭州方面，由於學忠51軍固守，並商請紅軍派出一部兵力進出甘肅西蘭公路，以牽制胡宗南等部“中央軍”，使其不敢向陝西進逼。
如此部署，則可背靠紅軍，南憑秦嶺，保障關中。漢中只有蔣系王耀武、李及蘭兩個師，只需扼守寶雞一帶即可對付，所受威脅不大。由於蔣介石被扣留在西安，南京勢必有所顧忌；也由於萬福麟部、宋哲元部和韓復榘部陳兵於平漢、津浦兩線，威脅著隴海線，估計南京當局不敢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更不敢貿然孤軍深入陝西，這樣有利於東北軍和17路軍迅速集結做有效的防禦。
二、政治方面：“兵諫”的目的在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估計會得到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劉湘的支持。由於路途遙遠，難以取得他們軍事上的直接支援，但政治上的同情、聲援也可壯大“兵諫”的聲勢。華北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已表示願以兵力支持，這較有力。至於山西的閻錫山，至少可以保持中立，不至於以武力威脅河西與豫西。起事之後，可形成西北、華北、四川、廣西聯合起來與南京對峙的局面，逼使南京不敢武裝進攻陝西，不得不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召集有各方代表參加的救國會議，組織抗日聯合政府。扣蔣後，蔣介石必須聲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並確保東北軍和17路軍的現有地位，然後才能考慮釋放他。
張、楊還決定，東北軍負責華清池扣蔣，17路軍負責西安城內扣留蔣系軍政大員和部分武裝。 11日夜正式發動。
張、楊作出部署以後，根據各自承擔的任務，分頭對兩軍又進行了佈置。
先說執行華清池扣蔣任務的東北軍。為了達成軍事行動目的，張學良授權105師師長劉多荃為總指揮，由駐臨潼的第105師第1旅第3團和駐西安南門的第1團擔任外圍警戒，129師師長周福成為外圍警戒指揮官。
外圍警戒的任務於11日晚，經67軍105師師長劉多荃下達到該師第1團、第3團，並令所部聽從周福成的指揮，其任務是：擔負外線警戒，防止蔣介石突圍逃跑，並適時支援內線。據此，周福成部署第1團展開於灞橋以東，屆時，包圍華清池西面和北面，佔領臨潼火車站，解除火車站憲兵武裝，控制交通，特別注意灞橋至藍田方向；第3團包圍華清池的東、南面，並在驪山附近設置機動兵力，準備適時支援內線。
內線行動的任務由張學良的衛隊二營擔任，主要是進入華清池蔣介石的行轅完成扣蔣任務。由105師第2旅旅長唐君堯任內線指揮。
挑選誰來擔負活捉蔣介石的任務，是非常關鍵的。因為，蔣介石是當時全國的軍政領袖，扣蔣會被視為以下犯上；華清池周圍警備森嚴，除東北軍衛隊一營守衛華清池大門及在周邊警戒外，二道門內全是蔣系衛士，裝備精良，且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如果不能順利地達成任務，勢必為蔣逃走提供機會；扣蔣的目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因而必須抓住一個活的蔣介石，而不能把他打死，更不能讓他跑掉。因此，在扣蔣的人選上，必須考慮：一、膽大心細，不能因見到蔣就膽戰心驚，不敢行動；二、有豐富經驗，能乾淨利索地解除蔣的衛士的武裝；三、對張、楊忠心不二。既不能因與蔣有仇怨而挾公報私，也不能暗地通蔣，出賣張、楊。
開始，張學良曾經考慮由17路軍的特務營營長宋文梅擔此重任，宋為此也挑選了250名親信士兵作好了準備，但由17路軍擔負這一任務的不利因素是，他們不熟悉蔣介石行轅的情況，而行轅周圍的駐軍概系東北軍的部隊，張擔心兩軍配合會成為問題，弄不好還會引起東北軍部隊的誤會，影響扣蔣任務的完成。
經過張、楊的反复考慮，最後確定由孫銘九、白鳳翔、劉桂武3人共同執行扣蔣任務。作出這種安排，是因為東北軍衛隊二營是張學良的近侍部隊，其營長孫銘九對張素來忠誠，還非常熟悉蔣的行轅的情況，便於應變。騎兵6師師長白鳳翔是張學良一手提拔起來的，為執行這次任務，剛把他從固原電召到西安；劉桂武是綠林出身，張學良對他曾有救命之恩，他和白鳳翔一樣，機智勇敢，槍法極好，因在軍官訓練團學習時受到張的賞識，遂留在張的侍衛副官處供職。另外，還安排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配合，這是因為蔣介石行轅的外圍警衛是張學良衛隊一營擔任的，吸納該營長參加扣蔣便於行動指揮。
華清池扣蔣行動的3名具體實施者中，有2人對蔣住處及其周邊環境不甚熟悉。為此，張學良先於10日上午安排白風翔、劉桂武到華清池面見了蔣介石；11日，又帶著劉桂武去了一趟蔣介石行轅，以熟悉蔣的長相及行轅的地理環境。孫銘九營長也頻繁地來往於臨潼大道上，察看華清池周圍的地形。考慮到西安華清池尚有25公里，為便於行動張學良還令特務2營1連連長王協一率領30名士兵趕到十里鋪，與原駐紮於此的王振東排會合，到灞橋駐紮。 11日上午，張又令向該地增加了1個連。
為防止意外，張學良始還補充部署了若干應變措施。他要求，凡是蔣介石與南京或與西安方面的通話，必須經過張學良官邸的總機接線，注意蔣介石與各方面通話的內容，一旦發現蔣有所覺察，或有特務或其他方面向蔣介石密告之情形，隨時準備以兩個加強連立即馳往臨潼扣蔣。如果西安方面派兵來不及，即命令駐臨潼境內的劉多荃部火速執行扣蔣任務。同時，派人調查國民黨中央系統駐西安的部隊、辦事處、留守處的人員和武器裝備情況，以便採取相應的對策。
至此，華清池扣蔣行動實施準備已經就緒，並於11日夜全部到位。
再說17路軍。
此時，西安城內共有南京方面的軍事機構120個，其中，有武裝的42個，主要是：以楊鎮亞為團長的憲兵2團，約1000餘人；市公安局長馬志超率領的公安部隊，約2000餘人；省公安處處長張坤生指揮的保安部隊，約1000餘人；公秉藩領導的交警部隊，約1000餘人；還有“中央軍”駐陝各部的留守處和特務機關的零星武裝，共計7000餘人。
17路軍的主力部隊多在外縣和“剿共”前線，駐在西安城內的只有以孔從洲為旅長的陝西警備2旅和綏署特務營、教導營、砲兵營、衛士隊等少部分部隊，而能夠可靠掌握的官兵只有3000人。
針對兵力對比的實際情況，楊虎城指令陝西警備第2旅旅長孔從洲馬上搞清西安城大街小巷有多少交叉路口，以便配置兵力，同時令孔在城內連續組織夜間軍事演習，“按照中央體系軍、警、憲、特駐地配置，他們1個營，你就放1個營；他們1個團，你就放1個團。分區演習，佔領位置。”
連續兩天的演習，基本摸清了西安城內蔣系武裝的兵力、駐地及周圍地形情況，相關部隊也陸續進入了指定位置待命。
12月11日晚，楊虎城召集17師51旅旅長趙壽山、警備2旅旅長孔從洲、38軍軍長孫蔚如、綏署參謀長李興中開會，正式部署17路軍在西安城內的軍事行動。確定：楊虎城與孫蔚如在綏署掌握全局，軍事方面由趙壽山、李興中負責，並委任趙壽山為總指揮。
楊虎城首先講話：“蔣介石不顧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堅持內戰，竭力挑撥我們和東北軍的關係。這次蔣介石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大舉'剿共'，實際上也要消滅我們和東北軍。我和張先生（學良）決定硬幹，要乾就徹底幹下去，把蔣介石扣起來。我們分工負責城關的軍事行動，包括西安車站、西郊飛機場，解除中央系統軍、警、憲、特的武裝，扣留西京招待所以及散住各處的中央軍政要員等。臨潼方面，由東北軍負責執行。”
楊虎城接著宣布：一、17路軍在陝北以及外縣各部隊，由孫蔚如擬定布防以及向西安附近集結計劃；二、西安方面由趙壽山負責指揮警備第2旅、教導營、砲兵營、特務營執行任務；三、必須掌握足夠的機動兵力，特別要注意防止中央系統特務武裝的干擾搗亂，破壞秩序；四、必須於12日凌晨3時部署完畢，6時開始行動，8時解決戰鬥，10時恢復秩序。
楊虎城講完之後，此次行動的總指揮趙壽山作出如下軍事部署：
“命陝西警備2旅孔從洲擔任解除憲兵團、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隊、省政府常駐的憲兵連和西關飛機場駐軍的武裝，並佔領飛機場（當時蔣系在西安機場停有數十架戰鬥機和轟炸機）的任務，並以一部擔任西安各街、巷口（東南一隅歸東北軍）的警戒。蔣方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裝警察，我們即派武裝士兵監視。為加強警備2旅的領導力量，增派許權中為副旅長。”
“命砲兵營歸孔從洲指揮，砲兵位置在北城門樓上，對西安車站警戒，準備轟擊外來的蔣軍。”
“命西安綏署衛士隊（2個隊共200人）擔任綏署及楊將軍公館的警戒。”
“命特務營營長宋文梅率特務營及衛隊各一部分士兵負責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蔣系軍政高級官員，特務營其餘部隊作為預備隊待命。”
“派綏署參謀處處長王根僧去教導營監視李振西，該營歸我（趙壽山）直接指揮，擔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東北幾個警察大隊的武裝。”
在兩軍完成行動部署的同時，蔣介石也已著手做離開西安的準備。 11日晚，他在臨潼舉行告別宴會，召集中央軍將領和張、楊商議軍事計劃。在這個宴會上，張學良得知蔣介石要於第二天返回南京。真是巧啊，當12月8日張學良定下兵諫的決心時，蔣介石幾乎同時作出了撤銷張學良職務及調東北軍去福建的決定；而今張、楊已決定在12日早晨6點實施扣蔣行動，而他卻在張、楊作出決定的同一天宣布對紅軍總攻命令後決定翌日即離開西安，但令他料想不到的是，他的計劃只是遲了幾個小時，卻注定無法實施而他也很難脫身了。
在這次晚宴上，蔣介石還發表了另一則消息，公佈蔣鼎文、衛立煌、陳誠等人的新任職務。這就是說他已要解除張學良的兵權，眾人對此用意早已心知肚明，張學良此前也早已經知道，但為麻痺蔣仍然裝出十分生氣的樣子，對蔣說：“剛才委員長發表的三位總司令，他們的資歷和身份都和學良不相上下，他們的防區又在現在三省'剿匪'總部的防區，緊緊接壤，在這小小的三省之間，竟有了4位總司令，將來作戰的時候，如何配合，由誰指揮誰呢？”蔣介石聽了當即大怒，當眾訓斥道：“屢次訓示，你是軍人，只要服從命令，不要再問什麼？怎麼？你又提出問題來了？”
張學良雖然受到了蔣的再次指責，但卻充分發揮了麻痺蔣介石的作用。
蔣介石的晚宴到7點鐘就結束了。之後，張學良又拉著這些軍政大員到新城大樓，與楊虎城一起繼續宴請款待，一直10點才席終人散。
送走了軍政大員，張、楊留下來商定實行扣蔣的最後決定行動計劃，並定於12日早晨6點兩軍同時行動。
決定之後，楊虎城鄭重地表示：“堅決擁護並服從張副司令指揮。”張學良則說：“成功了大家共享，失敗了我個人承擔。”他又說：“我總指揮，你副總指揮，指揮部就設在新城”。之後，兩人分頭向所部傳達，作最後的戰前動員。
這時，蔣介石和國民黨軍政大員已經入睡，而張、楊及其兩軍的行動則剛剛開始。
張學良回到金家巷公館之後，立即向已經等候在此的文武親信正式宣布實施“兵諫”行動。參加這次會議的高級將領有：於學忠、王以哲、繆激流、劉多荃以及高級參議員鮑文樾等；文職官員有：“西北剿總”秘書長吳家象、辦公廳主任洪舫、第4處處長盧廣績、西北政訓處副處長黎天才以及抗日同志會書記應德田等。
張學良情緒激動地說道：“我們東北軍有著數十萬人馬，本來是有足夠力量同日寇一決雌雄的。可是我們丟棄了東北，丟棄了東北父老，從東北到華北，從華北到華中，又從華中來到西北，輾轉奔波，流離失所，究竟落了個什麼結果？我們不僅亡省亡家，遭受損失，而且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為全國人民所不能諒解。究竟是誰不抗日呢？到現在，罪名卻由咱們背上了。我屢次請求委員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產黨的問題應該用政治方法解決，'先安內而後攘外'是給日本造機會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訓罵。最近我在洛陽痛切陳詞，請求准許東北軍去察綏支援打日本，他罵我是反革命。說什麼他說是革命，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國反革命。罵共產黨不要父母，說我也不要父母；罵共產黨不要祖國，說我也不要祖國。在臨潼拍桌子罵我，說：'等我死後你再去抗日'。逼得我連話也不能說。現在死逼著東北軍繼續去打內戰'剿共'，不聽他的命令，就調咱們到福建去。實在逼得咱們沒辦法了。我現在已與楊主任商量決定把他扣起來，逼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接著，張學良起身宣布兩項重要決定：
一、任命董英斌為總部代理參謀長。二、此次行動的具體部署是：以直屬105師師長劉多荃為臨潼行動的總指揮；以105師2旅旅長唐堯君指揮原擔任華清池外圍警戒的一個團，包圍華清池四周，不使一個漏網；以騎兵6師師長白鳳翔、該師18團團長劉桂武和衛隊營營長孫銘九率衛隊營衝入華清池，活捉蔣介石；同時電令駐蘭州和洛陽的東北軍部隊也一齊動手。
張學良講完後，詢問大家有無意見。會場沉寂了片刻，於學忠問道：“第二步怎麼辦？”張回答說：“先扣了再說，只要他答應我們抗日，還擁護他做領袖。”
於是，大家表示：“既然張副司令已經決定了，我們都願意服從命令。”
這時，執行扣蔣任務的衛隊營長孫銘九應召而來。張學良當面向他佈置：這次扣蔣任務，白師長、劉團長和你3人共同完成。你要聽白師長的話，服從他的指揮，要謹慎小心。張學良鄭重地囑咐他：“千萬不可把委員長打死了，萬不得已時，只能把他的腿打傷，不要叫他逃跑了。”
散會時已過午夜，張學良立即派人請來劉鼎，極為鄭重地向劉交待，請其：立即發電報給中共中央，說明他已決定實行軍事行動逮捕蔣介石，請中共方面配合行動。劉鼎旋於凌晨2點發出了這份緊急電報，這成為中共中央得到的最早的關於西安事變的一份電報。
楊虎城回到他的公館後，也進一步檢查了兵力布防。這時，他所考慮的，不僅是17路軍所擔負的城內戰鬥的任務，而是整個軍事行動的全盤。因為，這次行動的勝敗都與張學良聯結在一起了。那麼，就不能不考慮：如果蔣介石跑了，孫銘九撲了個空怎麼辦？萬一蔣介石被打死了又該怎麼辦？扣起來個活的蔣介石，必然得放一個活的蔣介石，既扣又放，又該怎麼辦？他有義務協助張學良把問題考慮得全面一些，才能使勝機更大一些。
楊虎城認為，停止內戰，除了扣蔣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但是，扣蔣容易放蔣難啊！把他握在手裡，會危機四伏；把他放了，後果更是無法設想；而如果把蔣打死了，或者讓蔣跑了，意味著馬上就爆發戰爭。看來，必須做好應對戰爭的準備。
他馬上命令參謀長李興中擬定了三套預備作戰方案：一是同東北軍、紅軍聯合作戰的方案；二是同東北軍聯合作戰的方案；三是單獨作戰的方案。三套方案，都是要在咸陽、渭南阻擊進犯之敵，以堅守西安為目的，主力放在東路，以確保右翼安全。為此，楊虎城命令馮欽哉率精銳部隊迅速由大荔經三河口襲佔潼關，令陝北前線西路一帶的第17師、警備2旅及總指揮部直屬部隊，不分星夜，輕裝前進，分別集結於渭南、西安地區，策應潼關方面的防禦作戰；命令警3旅以隱蔽行動，鞏固後方。此外，成立戒嚴指揮部，以孫蔚如為戒嚴司令，趙壽山兼公安局長。
當17路軍方面各項準備就緒的時候，已經是次日凌晨了。此時，張學良一行10餘人也已趕到，他們將與楊虎城及其親信幕僚一起在楊公館坐鎮指揮這一重大行動，直至活捉到蔣介石。
★清晨6時，扣蔣戰鬥打響。 8時蔣氏在山洞中被擒。城內僅用兩個小時即結束兵諫行動。蔣介石撤張、調防東北軍的命令終成一紙空文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時，在華清池的蔣介石及其親信侍衛們還在沉睡之中。朦嚨的天色下，可以依稀看到華清池內外兩院的輪廓，走進高大的月洞門，就是外院。在這裡部署了中央憲兵第2團的40多名憲兵，還有張學良衛隊1營的官兵負責外圍警戒。而二道門雖然與頭道門相比，要小出許多，但刻在上方的“華清勝境”四個大字，卻顯出了高貴和典雅。進得里面，即謂內院，內院的迎面就是一個大魚池，池上有一座小橋，是謂飛虹橋。穿越飛虹橋，有路直達“五間廳”，蔣介石就住在這裡的第三號房子裡。與蔣介石住在一起的，有侍從室主任錢大鈞，侍從室組長蔣孝先，以及他的10多個秘書、參謀辦事人員。為蔣介石警衛的30多個親信侍衛也住在這個院裡。
這裡的兵力雖然不多，但戰鬥力卻不弱。而翻過蔣介石住的五間廳後面的圍牆，出去即是驪山，如果蔣介石從這裡逃出，會加大扣蔣的難度。所以，扣蔣行動既要設法在院內解決問題，也要周密設置外圍，確保蔣介石無法逃脫。
張學良看到了外線部隊的重要性。午夜過後，他即令劉多荃督促外線部隊開始行動，至凌晨3時許，負責外線的兩個團共5000人已經進入陣地，完成對華清池的合圍。
接著，內線行動的命令也於凌晨1時許發出。駐守在華清池蔣介石處擔負外圍警戒任務的衛隊1營營長王玉瓚和張學良衛隊隊長譚海，在第一時間內接到張學良的命令。於是，譚海立即駕駛摩托車先到十里鋪，向在此待命的騎兵連連長邵某傳達了張學良的命令，並分工該連包圍華清池外圍地帶，抓住一切企圖外逃的人員。隨後又趕到灞橋鎮，命令這裡的東北軍駐軍參加扣蔣行動。
在張學良扣蔣的命令傳達到衛隊1營全體官兵之後，衛隊2營副營長商亞東率領所部兩個連的隊伍也已在這裡整裝待發。
孫銘九和白鳳翔、劉桂武是凌晨2點30分左右到達灞橋的。他們對參戰官兵作了簡短的動員。白鳳翔師長首先講話：“我們東北軍之所以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都是他蔣介石一手造成的。我們張副司令要求打回老家去，他不但不批准，還想消滅我們。今天，為我們東北軍人洗刷不抵抗恥辱的時候到了。大家要同仇敵愾，奮勇衝殺。不過，張副司令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把蔣介石打死了，要抓活的。”
孫銘九營長也進行了動員。作為一名基層軍官，他雖然沒有講出多少道理，但是那種忠於張學良的思想情緒，卻產生了極大的鼓動作用。孫銘九說：“今天到華清池去，是為了救副司令。委員長不抗日，也不叫我們東北軍抗日，我們副司令向他請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們的副司令扣押起來。我們今天去華清池，是要把委員長扣起來，逼他抗日，營救我們的副司令出險。保護副司令的安全是我們衛隊營的神聖職責，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個極其重要的任務，一定要扣押住委員長。但要注意，絕對不能把他打死。”
白、孫的動員，使全體行動官兵情緒異常激憤。這時，白鳳翔師長佈置：孫銘九率衛隊營先沖進去，他隨後跟進。
孫銘九根據白師長的指示，考慮到華清池只有40多名憲兵，而且他們大多數人都在睡夢中，反擊力量薄弱，如果突襲進攻組織得好，有把握快速制勝。就當即佈置：
1．由王協一連長率領30人乘第一輛汽車，負責解除華清池大門外崗哨的武裝，堵住各門窗的出入口，逐次將院內的崗哨繳械，盡可能不開槍，然後來協助我。
2．由我帶領一部分人直接尋找蔣的住處，進入房內請他出來，如不順利，則用武力把他挾持出華清池，架到車上。
3．由商亞東副營長帶人負責包圍院外的憲兵，並警戒華清池的周圍。
這時，已經是凌晨4時。待所有內線部隊到達華清池蔣介石的臨時行轅時，已是5點30分左右。此前，東北軍105師一個團在唐君堯旅長的指揮下，已將華清池團團包圍。衛隊1營已經收繳了院外駐禹王廟憲兵的武器。
但衛隊營的汽車聲，驚動了蔣的衛兵，並開槍示警。這時，東北軍衛隊營兩士兵開槍還擊，頓時槍聲大作，扣蔣戰鬥提前打響！
衛隊營的突然襲擊，很快解決了守衛在一道門的憲兵。但部隊向內院衝擊時，遭到蔣介石侍衛的頑強抵抗。孫銘九率領部分人衝入二門，本想直奔小橋進入蔣介石的臥室，但從斜對面室中射來密集的火力，使之無法前行，他們只得改換方向，沿著假山小道直上。當孫銘九進入五問廳蔣的臥室後發現蔣介石已經不在屋內。細心的孫銘九摸了摸了床上的被褥，發現尚有餘溫，桌子上還放著蔣的假牙和皮包，衣服和帽子還掛在座駕上。這說明蔣走的時間不長而且是在倉皇之中逃走的。
孫銘九連忙返回院內，不多時槍聲已息。他們搜尋了院內所有地方，捉到了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和貼身侍衛汪日章，但他們均不知蔣的去向。
原來，華清池門口槍響、東北軍衛隊營衝入院內後，蔣介石的侍衛們迅速佔領五間廳平台，憑藉水泥欄杆作為掩護，居高臨下向外射擊，掩護蔣介石出逃。蔣的堂外甥兼貼身侍衛竺培基，迅速喚醒蔣介石，並與幾名便衣一起攙扶蔣越過五間廳後面的圍牆，向驪山出逃——這是唯一的逃路。
圍牆雖然不高，但年過半百的蔣介石仍然跳不過去。蔣介石的堂侄也是他的貼身侍衛蔣孝鎮便蹲下身子，讓蔣踩在他的肩上，把其送上圍牆。此時，槍聲越來越近，東北軍已經向內院追來。強烈的求生慾望，使蔣介石縱身跳到牆外。由於雙腳落地不穩，腰脊被摔傷。這時蔣已顧不得疼痛，旋在蔣孝鎮的攙扶下跑到了山上，藏進了一個山問石縫形成的孔洞中。
此時，天色漸明，大約早晨7點鐘左右。由於找不到蔣介石，劉多荃急忙用電話向新城指揮部報告。張學良、楊虎城聽到消息後，頗感震驚。在進一步了解情況下確信蔣沒有逃出外圍，且床上還有餘溫，又在圍牆外面發現了蔣的一隻鞋子後，張、楊判定蔣必在附近山上。於是，衛隊兩個營600多人全部撲向驪山，張開大網，搜尋蔣介石。
在半山腰捕獲了蔣的貼身侍衛蔣孝鎮後，這更證明了蔣的去向就在山上。又接著搜尋了不遠，衛隊1營班長陳思孝就在一堆巨石旁，在一個石洞裡發現有人蜷伏躲避。陳遂高聲喊道：“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這時，裡面的人無奈地回答：“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槍！”待他轉過身來以後，陳思孝馬上認出這正是平時常在大幅照片上見到的那個人，蔣介石終於找到了，扣蔣終於成功了。
兩個鐘頭後，從洛陽而來的一架飛機降落在臨潼。此機是駐在洛陽的東北軍砲兵第8旅旅長黃永安背叛張學良後，派來營救蔣介石的。但是，它還是晚了半拍，不僅蔣介石此時已被送到西安城內，而且這架飛機也被俘獲。
臨潼扣蔣行動，蔣的侍衛戰歿17人，東北軍負傷1人。待把蔣介石送到西安新城大樓綏靖公署時，已經是上午8點多鐘了。
臨潼方面的清晨槍聲，西安城的人們能夠隱約地聽到。擔任西安方面軍事行動總指揮的趙壽山，即刻建議張、楊發起行動。隨著3顆信號彈騰空而起，整裝待發的17路軍各部隊立刻向盤踞在西安各處的蔣系勢力發起了猛烈進攻。一時間，西安城內外槍聲四起，偶爾夾雜著炮響，打破了清晨的沉寂。
17路軍特務營營長宋文梅和連長李錦鐸，看到信號彈升上了天空，立即率特務營和衛士隊士兵向中國旅行社西京招待所衝擊。
西京招待所位於西安城內東北部的尚仁路上（今解放路一帶），是一個呈人字型的兩層樓建築，隨蔣介石到西安而來的南京方面軍政大員，如陳誠、蔣鼎文、衛立煌、朱紹良、陳調元、陳繼承、萬耀煌、蔣作賓、邵元沖、蔣百里等10多人，以及他們的家眷、隨從、衛士都住在這裡。
當17路軍特務營、衛士隊沖向西京招待所時，南京大員的隨從衛士憑藉樓房的窗口，居高臨下向外射擊，阻止部隊靠近。宋文梅與李錦鐸分別帶領突擊隊員，以準確的槍法迅速擊斃前、後門的門衛哨兵，衝進大樓，解除了軍政大員隨侍衛士的武裝，扣留了所有大員。
但是，清點這所大樓所住的軍政大員後，發現少了3個人：一個是國民黨黨史編輯委員會主任、立法院前任副院長邵元沖，一個是蔣介石的親信、軍政部次長陳誠，還有一個是25軍軍長萬耀煌。宋文梅讓士兵們再一次搜查房間，發現邵元沖躺倒在大樓的圍牆外邊，有士兵證實，他是在特務營攻進大樓時，跳窗而逃被擊傷的（後來邵死在醫院裡）。
在女眷住房的櫥櫃中，還找到了剛剛被蔣介石任命為西北“剿總”總預備隊副司令的萬耀煌。
而軍政部次長陳誠，則是在後廚的地下室牆角一個啤酒箱子裡搜查出來的。昔日威風八面的陳誠，此時則嚇得面目慘白，一臉尷尬。見此窘狀，圍捕的士兵都止不住笑出聲來。
原“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亦在需要扣留的軍政大員的名單中。聽到西安城槍聲驟響，晏極度緊張，但他已被監視，無法知道究竟。於是，就給張學良公館打電話，幾次都沒有打通。接著，又往新城楊虎城公館打電話，恰好，張學良正在那裡坐陣指揮行動，便抓起電話問晏道剛有什麼情況。晏說他的住處已被包圍，行動失去了自由。張回答說：“我現在也不自由”，說完就掛了電話。聽了張這句話，晏道剛馬上高興起來，以為是蔣介石說服楊虎城和17路軍，把張學良軟禁了。然而，僅幾分鐘後17路軍就來人把他“請”走了。
擔負解除城內憲兵團、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隊、省政府常駐憲兵連及佔領西郊飛機場任務的是陝西警備2旅5團。團長鄭培元對兵力使用部署為：第1營解除北大街警察局和派出所及西安火車站護路大隊的武裝；第2營解除警察分局及派出所和憲兵2營營部及鐘樓附近警察第3大隊的武裝；第3營解除西大街公安分局及派出所和憲兵第5連的武裝。由於行動突然，猝不及防，僅1個小時，即完成了對蔣系中央憲警的繳械任務。只有新城北門外的一個警察中隊頑抗較久，總指揮趙壽山命令作為預備隊的教導營，限半個小時內拔除這個據點，教導營上去後，按時解決了這股敵人。
與此同時，西安城防司令孔從洲指揮另一支部隊，很快控制了火車站、郵電局等要害部門，查封了各大銀行在西安的分行，接管了西關機場，扣留了所有飛機和飛行人員。在這次行動中，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廳長彭昭賢、教育廳長周學昌等均暫失自由，西北“剿總”政訓處長、特務頭子曾擴情也成了階下囚。
整個兵諫行動到上午8點全部結束，蔣系在西安的勢力基本上被一網打盡，古城西安已完全被東北軍和17路軍所控制。
按照張、楊的部署，在西安扣蔣行動的同時，駐蘭州的東北軍51軍發起了蘭州事變。
在西安扣蔣行動成功後，張學良於12日清晨給蘭州51軍中校參謀、抗日同志會成員解方發去密電。電文說：軍事會議破裂，我與楊主任合作，已將蔣介石及“中央軍”的諸將領扣押，發表了八項救國主張，請轉達51軍：立即在蘭州響應西安的行動，發表聲明擁護八項主張，並立即切斷朱紹良的綏靖公署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聯繫，把中央嫡系在蘭州的軍隊、黨部、公安部隊一律繳械，將其主要負責人員看管起來等。
此時，蘭州共駐有三支部隊，一支是東北軍51軍，軍長於學忠兼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和川陝甘邊區總司令；第二支是蘭州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領導的武裝特務營；還有一支是蔣的嫡系胡宗南部的兩個團駐於蘭州東校場。而三支軍隊的主帥都在西安參加軍事會議。
解方將張學良的密電送給了51軍參謀長劉忠幹。劉尚疑信參半之際，就收到了於學忠軍長要他“將胡宗南部的兩個團、綏靖公署特務營及與軍統有關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裝，對重要人員要限制自由”的命令。
於是，劉召集甘肅省政府秘書長周達夫、51軍所轄3個師的參謀長、西北總部駐蘭州的聯絡參謀、川陝甘邊區總司令部各處處長及特務營營長，進行緊急會商：與會者一致同意堅決執行張學良和於學忠的命令，並確定當晚黃昏開始行動。
是日黃昏時分，劉忠幹設計誘捕了蘭州綏靖公署參謀長及各處處長和蘭州公安局局長，分別軟禁在劉忠幹、周達夫兩家的住宅內。
晚上7點，擔任城防的51軍3個師及特務營分頭行動，包圍查抄了蘭州綏靖公署、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公安局和特務機關，收繳了他們的電台、密碼和所有武器的槍械。駐在蘭州東郊的“中央軍”第7軍砲兵團和胡宗南部兩個團，也被東北軍51軍118師繳了械。於學忠部還佔領了飛機場，扣留了20架新式飛機。
為鞏固蘭州方面取得的成果，13日，張學良用飛機把於學忠和兩個師長送回蘭州。於學忠歸來，使蘭州起事部隊有了主心骨。很快著手佈置進一步軍事部署，準備迎擊胡宗南部和各部中央軍可能發動的進攻。 51軍第118師師長周光烈隨即被委任為蘭州警備司令，擔任城防守備和城內治安。第113師在玉泉山一帶構築工事，第114師在白塔山一帶構築工事。其後又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發表一系列文電，以闡明西安事變的政治主張，而蘭州的局勢也被迅速穩定。
蘭州方面行動的成功，牽制了大量國民黨“中央軍”，解除了西安東西兩面作戰的危險，對後來張、楊與南京方面的政治鬥爭起到了有力的支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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