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撤張？捕蔣？西安城“風雨欲來”
★蔣介石挾兩廣歸服之威，舉兵三十個師入陝，拉開了脅迫張、楊所部展開新一輪“剿共”的序幕
★蔣介石的剿共計劃遭到張、楊的抵制，但張、楊也難以說服蔣氏改變方針，雙方都在試圖用自己的力量影響和改變對方
★蔣介石的頑固不化，考驗著張學良的執著；張學良不間斷的苦諫、哭諫，寄望於最後一刻能感化蔣介石，蔣、張二人的是非判斷針鋒相對誰都不肯讓步
★張、楊被逼無奈籌劃“捉蔣”，蔣介石恨張“不可救藥”，決定將張撤職他調。西安城風雨欲來，險情一觸即發
蔣介石是個言而無信的人。對他來說，需要決定一切。這一點，在1936年夏秋，表現得淋漓盡致。
當“兩廣事變”發生的時候，為了集中全力對付廣東的陳濟棠，他公開發布“維持廣西現狀”的命令以拉攏李宗仁、白崇禧，而在“擺平”廣東之後，卻馬上變臉，意欲即刻蕩平廣西。
當需要蘇聯支持的時候，可以主動向蘇聯示好，並採取措施與國內的共產黨溝通聯絡，而當他化險為夷從“兩廣事變”中解脫抽身以後，立刻又大兵壓境陝西，以消滅共產黨和紅軍為最高目標。
★蔣介石挾兩廣歸服之威。舉兵三十個師入陝。拉開了脅迫張、楊所部展開新一輪“剿共”的序幕
1936年9月14日，以李宗仁發表和平通電為標誌，歷時4個月的兩廣事變宣告和平解決。
此時，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實現大聯合（以與駐陝的楊虎城部17路軍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為標誌）剛剛一周，而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也即將結束長征抵達陝北實現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
此時，也正值日本加緊策動偽蒙軍人侵綏東，妄圖實現其侵占寧夏、甘肅，切斷中、蘇聯繫的戰略企圖。就在這個月的13日，日本向中國提出了7項苛刻條件：（1）與日本締結防共協定；（2）政治、軍事各機關聘用日本顧問；（3）開通福岡一上海間航空聯絡；（4）締結日中關稅協定並降低稅率；（5）在華北設立特種制度；（6）引渡“不法”（朝）鮮人；（7）成都開埠、日中合作開發四川經濟。並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發布禁止排日命令，分別由行政院長向各部、各省主席，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向陸、海、空各機關，由國民黨中常會副主席向各黨部機關發布，上述命令要在報紙上連日刊登，由蔣介石親自向全國廣播。
20日，日本外務省又出台四項具體要求：一、創立緩衝區域，包括冀、察、晉、魯、綏五省。南京國民政府在以上各省內，仍保留其領土宗主權，其他權利、義務（如官吏任免、賦稅徵收及軍事管理等）統須移交當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時機，設法解決中日交通合同，特別是航空問題；三、中國對九一八事變後加於日貨的關稅，實行根本修改；四、中國應盡量聘日本顧問。
無論日方的條件是怎樣的蠻橫無理和令人屈辱，蔣介石為了專心實施其“剿共”大計，仍是沿用過去屈辱外交的那一套去加以應付。他在10月7日會見日方代表川樾時簡直是在乞求對方，說什麼：“中日一切問題應根據絕對平等互尊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原則，由外交途徑，在和平友善空氣中，從長協商。”因為，蔣介石此時所關心的是怎樣才能剿滅立足陝北未定的中共中央及其紅軍。還是在9月上旬，廣西問題和解剛有轉機，蔣介石就急調胡宗南的第1軍由湖南兼程北進，企圖搶占西蘭公路的靜寧、會寧、定西地段，隔斷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會合的通路。蔣介石同時命令位於定西、隴西和武山地區的毛炳文第37軍，位於天水、泰安、武都地區的王均第3軍，阻止紅二、四方面軍北進；命令寧夏的馬鴻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國、馬鴻賓部，南北推進，夾擊清水河以西的紅一方面軍主力。
為此，蔣介石加緊進行戰爭準備。 10月17日，他把駐守北方的軍事將領，包括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徐世昌、陝西的楊虎城、華北宋哲元的代表戈定遠等召至杭州舉行軍事會議，部署西北“剿共”事宜。接著，他又親赴山東，對韓復榘進行安撫，在得到韓復榘“一切聽命於中央”的表示後，即於10月22日，偕夫人宋美齡飛抵西安，親自督陣“剿共”。
是什麼原因導致蔣介石剛剛啟動聯共抗日談判，就又推行與其南轅北轍的西北“剿共”的政策呢？
其實，蔣介石滅共的“決心”從來就沒有動搖過，只不過日本侵華的步步進逼，打亂了他的“剿共”安排，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所導致的大變動又使他料想不及，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北與東北軍、17路軍實現抗日大聯合的前景，著實使蔣介石感到震驚，他認為再不動手，西北就會落入共產黨的手中，到那時，“消滅共產黨”將會更加困難，這是他所不能允許的。
此時，蔣介石對西北的看法，有一點是看到了本質的，就是西北的抗日大聯合，標誌著張、楊開始徹底背離他手定的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在他看來，他與張、楊之間的分歧已經不是政見之爭，而是對他個人的忠誠還是背叛之爭。這就必然導致西北抗日大聯合形成以後，張、楊與蔣介石的矛盾勢將進一步激化。
首先是對“事件”，張、楊對抗了蔣的處理方式。
1936年4月，東北軍和17路軍的地下黨員高崇民、栗又文、孫達生（王以哲的秘書）等，在劉瀾波的領導下，編印了一本名為的小冊子，提出“聯共、抗日、擁張”的口號，回答瞭如何認識西北的有利形勢，開展抗日活動；如何解決抗日經費和發動民眾；如何培養抗日干部和壯大抗日力量，以及東北軍的整頓等問題。文稿寫成後專門請張學良看過，楊虎城對編印這一宣傳物的事也極為讚賞，並答應由17路軍印刷廠承擔印裝任務。
散發以後，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也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他們懷疑出自17路軍參議郭增愷之筆，便秘密將其逮捕押送南京。但對這件事一無所知的郭增愷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審問出什麼結果來的。於是，特務們又折回西安，從張、楊身邊人中開始重新調查。
這次找到了的主編之一高崇民。但在張學良得知情況後即把高保護起來，待蔣介石的親信、“西北總部”二處處長江雄風向張學良出示蔣介石的手令，要求抓捕高崇民時，張學良擺出毫不知情的樣子，馬上表態，立即配合抓人，並下令他的衛隊長：“派一個連隨江雄風抓高崇民。”
雖然興師動眾，但最終連高崇民的影子也沒有發現。
這件事，蔣介石雖未抓到張學良什麼把柄，但卻由此嗅到張學良身邊有共產黨的氣息。
蔣介石為了警示張學良與共產黨聯合的做法，下令逮捕他的秘書宋黎，這又引發了另一個公然對抗南京當局的“艷晚事件”。
事情起因是這樣的。張學良在尋找共產黨、欲聯共抗日時，曾邀請東北大學派代表來西安。東北大學所派的代表就是共產黨員宋黎，宋獲接見後被張學良留在身邊做了秘書。其後即在張學良的掩護下，在西安從事公開和秘密的抗日活動。他以全國學聯代表的名義，推動西安的抗日救亡運動，並成為西安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還在西安總部和東北軍、17路軍中開展活動，並曾應楊虎城之邀在西安綏靖公署舉行的紀念大會上作抗日救亡的報告。
宋黎的行動很快被國民黨特務所偵知。 1936年7月，宋黎從多方面獲悉他的活動已經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因為他和另一名東北學生代表所住的西北飯店，經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屋後轉來轉去，甚至有時進屋偷偷翻檢東西。宋黎立刻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上級黨組織，建議做應變準備。上級黨組織派人向張學良提出：你的兩名學生在西安宣傳抗日很不安全，建議將這兩人送往蘇區。但張學良沒有同意。他認為以他的地位保護一兩個學生不會成為問題。
但問題還是發生了。 8月29日，國民黨特務終於動手，在宋黎的住所將其逮捕。張學良得知情況後，異常生氣：“捉人居然捉到我頭上來了！”他果斷決定採取軍事行動，調動東北軍城外一個團急行軍入城，宣布全城戒嚴。
這麼大的舉動，自然地驚動了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張一見邵力子就憤怒地拍了桌子說：“我是國民黨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代總司令，是代表蔣委員長的。省黨部這些人為什麼這樣藐視我，敢於擅自抓捕我的部下？抓共產黨為什麼不讓我知道？如此膽大妄為，是何居心？”
邵力子從未見張學良發過這麼大脾氣，也沒有見過張學良對他這樣不客氣。於是就連忙用溫和的語氣說：“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這件事我不清楚。我馬上回去查明向副司令報告。”
邵力子辭去後，張學良立即命令副官兼105師副師長譚海率衛隊營前去查抄省黨部。他們救出了正在省黨部受刑訊的東北大學的學生代表宋黎和馬紹週，查抄了特務的電台、密碼和檔案，其中有省黨部秘告東北軍通共的密電和準備予以逮捕的數達三百之多的東北軍參加抗日活動人員名單。
這時，邵力子也已問明為什麼要抓捕宋黎，前來張公館復命。他對張說：“我已向省黨部幾位常委查明，捕人確有其事，是南京統調室派來的人直接指揮的，省黨部常委也不清楚。他們捕人是奉蔣總裁的電令，點名逮捕的還有劉瀾波、孫萬發（應為孫達生）、栗又文。省黨部事先沒有請示副司令是他們的嚴重錯誤，現在託我向副司令請示如何處理。”他還出示了蔣介石的原電。張學良看後和顏悅色地對邵說：“深夜驚動，很對不起，請回去休息吧！”
實際上，逮捕宋、馬不僅是蔣介石親自下的逮捕令，而且還派有專機停在西安，隨時準備把人犯押解南京審訊，由於張學良的干預，使南京的計劃破產。這就是發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間的查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事件，由於按韻母計算，29日是“艷”字，所以被稱為“艷晚事件”。
“艷晚事件”雖然使蔣介石的計劃落空，但卻使張學良與蔣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張從這件事上已經感到了來自於蔣介石的不信任情緒。所以，他來個“先斬後奏”。在查抄省黨部的第二天，即向蔣介石發了急電，意謂：省黨部捕去的馬紹周等系“剿總”職員，如他們有越軌行為應通知“總部”懲處，省黨部不經正式手續，派便衣夜裡逮捕“總部”成員是不信任學良，不信任“剿總”，群情激憤，急於向省黨部直接索還被捕人員，惟因事出倉促，未能事先呈請鈞座，不無急躁之失，請予處分，並擬將馬紹周等交總部軍法機關嚴加審訊。
在蔣介石收到張學良電報的當日，“西北剿總”政訓處長、特務頭子曾擴清也乘飛機急抵廣州向蔣介石告狀。他聲淚俱下地哭訴：“張學良目無法紀，背叛中央；東北軍與17路軍和紅軍秘密合作，逆跡顯著，請委員長早下決心，消弭隱患。”
蔣介石既不相信張學良的說辭，也對曾擴清的說法半信半疑。便致電邵力子，詢問查抄省黨部是怎麼回事？與張學良揚言抗日是否有關？在收到邵力子“事情已經結束，張確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聽委座命令”的回電後，蔣介石終於相信曾的告狀事出有岡。
接下來，就是如何處理張學良聯共的問題了。但此時蔣介石正忙於處理兩廣事變，無暇對付西北，就對張學良施以緩兵之計，他致電張學良說：“此案處理，殊失莽撞，惟既知錯，後當注意，所請處分一節，應免置議。至於馬紹周等的審查，準如此擬辦理。”
做事一向細緻的張學良知道此事捅了蔣介石的馬蜂窩。他曾委派莫德惠面見蔣介石，試圖緩和一下矛盾，也藉此試探一下蔣介石的反應。誰知莫德惠說了半天，蔣介石只說了一句話！ “漢卿教訓教訓他們也是應該的。”這種表態，使張學良預感到蔣介石在這件事上定要跟他秋後算賬。
發生這一連串事件，不斷地刺激蔣介石的敏感神經，促使他得出西安很快將成為第二個兩廣的結論。
但是，與此相聯繫的其他兩個問題，蔣介石卻判斷錯誤：一是對紅軍的實力。蔣認為，在他看來，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甘的紅軍，實力銳減，已成為強弩之末，只要集中重兵，用不了幾個月時間即可剿滅。二是對東北軍和17路軍的實力。蔣認為，經過不斷與紅軍作戰，東北軍至少已被紅軍吃掉近3個師的兵力，17路軍也被紅軍吃掉了3個旅。實力受損，沒有抗衡自己的資本，量張學良、楊虎城也不敢不聽他的命令。
這時又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蔣介石智囊之一的陳立夫，在與蘇聯駐華大使、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方談判代表鮑格莫洛夫的一次討論即將結束時，鮑格莫洛夫對陳立夫說：“一旦中日爆發戰爭，我們決不會幫助中共。”陳立夫以為聽錯了，可鮑格莫洛夫又向他闡述道：“陳先生，中共只有兩三千兵力，如果他們不聽話，你們就把他們消滅算了。”
鮑氏說完就收拾著文件，準備退場。可這話在陳立夫聽來卻像晴天霹靂，驚得他半天張著嘴，不知所措。他弄不明白鮑氏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他把這件事立刻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聽後一下愣住了，他連續追問“談判中你們喝酒了沒有？”“這個鮑先生有無精神病史？”“翻譯有無問題，是否口譯錯了？”在都得到陳立夫的否定的回答後，蔣介石又問道：“你能準確地說，他說的是真的嗎？”
陳立夫肯定地說：“我認為他說的是真的！在談判過程中，鮑格莫洛夫精力始終是充沛的，而且也是認真的。”“我跟他說過，如果中國將來共產化，對你們蘇聯有什麼好處？你們能製服一個比你們人口多3倍的中國嗎？他並沒有表示反對，而且還同意讓我將此話可以告之蘇聯政府。”
不管蘇方是出於何種動機說出這番話的，但蔣介石卻把它解讀為是對他“剿共”政策的鼓勵，這使他在繼續推行已經不得人心的“剿共”政策時少了一份顧忌，也促使他下決心解決所謂中共問題。當著陳立夫的面，蔣介石隨即指示說，正在進行的“與中共的談判只可以虛以委蛇，可趁中共孤立無援之時，將其徹底根絕。對陝北共軍，我要親自督戰，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17路軍全力進剿，限時剿滅”。蔣介石這段話，堪稱是對他突然調整對中共的策略，迫切解決西北問題的一個註腳。
總之，基於兩個錯誤判斷以及消除共產黨這個心腹之患的政治考慮，加上鮑格莫洛夫所言產生的效應，蔣介石才急匆匆從南京殺到西安。
蔣介石是一個實力決勝論者，在技不如人、沒有製勝把握的情況下是從不倉促出牌的。所以，在他的多路大軍尚未到達西安之前，他也不會馬上就對張、楊翻臉。
到達西安後，蔣介石立刻在接見中拿出對張學良很親切和非常器重的表情脫口就問：“漢卿，曾處長的報告，我批交給你看，他送給你沒有？”張學良忙回道：“蔣委員長，請放心，我看到了。”蔣介石繼續說：“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給你了，誰說什麼我都不聽，誰有意見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曾處長有事，不向你講，跑到廣州見我，就很不對，是要給他處分的。”接著，蔣介石還當著眾人的面把曾擴清訓斥一頓。
蔣介石此時上演的周瑜打黃蓋的把戲，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此意目的是要先穩住張學良。張學良自知蔣的用意，但一時又不知說什麼好，只有邵力子揣摩透了蔣的心思，上前勸蔣：“委員長，事情早已過去，算啦，算啦。”這一席話，使蔣介石有了轉移話題的台階。
蔣介石為了不使張學良生疑，對此行“剿共”的事項隻字不提，聲稱自己是來西安“避壽”的。因為10月31日是他50暖壽，他要在這期間到各地走一走。
蔣介石在西安下榻的地點選在華清池，這是中國的一大名勝。相傳秦始皇在驪山觸怒女神，被唾一臉，後即發瘡。始皇求恕，神女便託夢要他用溫泉洗愈。因此溫泉華清池又叫神女湯。唐代在此建立華清宮，玄宗每年偕楊貴妃在此過冬，經常在這裡沐浴，引出不少故事。白居易中“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的名句，用典即在此地。
蔣介石為什麼駐節這裡，一個西距西安25公里的偏僻之處，是為求清靜還是為方便沐浴？當然都不是。但這個地方卻實實在在地成了他的蒙羞之地，即使以後事過多年，一想到此地他都會萌生後怕、頓生怒氣。
華清池僅是古城西安之一景，如果說要遊覽名勝古蹟，在陝西游上個十天半個月是不成問題的。蔣介石盡量裝出悠閒輕鬆的樣子。他選擇去西嶽華山遊覽華山，以險著稱，以奇拔峻秀冠天下。在張學良、楊虎城和邵力子的陪同下，蔣介石邊遊邊談。他指點著華山，似是一語雙關，又似是有感而發，說道：“西嶽之勝在於險！一有失誤，就會掉到萬丈深淵裡哦……”
張學良看到華山的天然奇景、廟宇古蹟，也是感慨萬千，但他與蔣介石的感受不同。他隨即以一首七言絕句寄託情懷：偶來此地竟忘歸，風景依稀林欲飛。回首故鄉心已碎，山河無恙主人非。
聽了張學良的詩句，蔣介石若有所思，隨口問道：“漢卿，近來看些什麼書？”張學良直言答道：“近來看了兩本書，一本是《辯證唯物論》，一本是《政治經濟學》。”張學良的回答，使蔣介石進一步印證了他所獲得的關於張學良思想激進、聯共抗日的密報不假。蔣介石雖然很生氣，但又不好發作，遂勸道：“這些書都是蘇聯人寫的，不適合中國國情，你看了會中毒的。”這最後一句，蔣介石擔心會刺激張學良，遂又補充說：“你要好好讀讀《大學》和《曾文正公全集》，你把這些書讀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輩子都受用不盡。”
游完華山，蔣介石又遊覽了秦陵、黃陵、周原、西五台，參觀了碑林。這時，他的大批親信人馬陸續趕到了西安。至此，蔣介石在西北的嫡系精銳部隊已經達到260個團，約30萬兵力。國民黨的許多軍政要員也雲集西安，他們是：陳誠、衛立煌、蔣鼎文、陳調元、朱紹良、萬耀煌、陳繼承、蔣方震、張沖、蔣作賓、邵元沖等，還有西安的晏道剛、曾擴清也應位列這一千人等之中。
蔣介石有了後盾，這時才開始發威，指令張、楊限期剿共。
★蔣介石的剿共計劃遭到張、楊的抵制，但張、楊也難以說服蔣氏改變方針，雙方都在試圖用自己的力量影響和改變對方
蔣介石在征服對手方面，可謂沙場老手。這次處理西北局勢，他採用的方法依然是先武力威懾，再內部分化，各個擊破。
因之，在他出發去西安前，已吩咐侍從室主任錢大鈞草擬好一個名單，而在他到達西安後，即下令名單所列各方面大員齊赴西安，共商“剿共”大計。在其嫡係部隊到達西北後，又大張旗鼓地佈兵擺陣，擴建機場，首先給西安方面以心理壓力。在做足宣傳文章之後，蔣介石才在他下榻的臨潼華清池分別召見張、楊，宣布他的“剿共”計劃。
張學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他說：“總司令，請恕我直言，為了拯救國家和民族危亡，必須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不僅是我個人意見，整個東北軍都有這個要求，全國人民也都有這個要求……”
蔣介石沒等他說完就訓斥道：“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叫你向東，你就向東，我叫你死，你就得死。風吹草動，兵隨將走。當統帥的不動搖，當兵的就不會動搖。”
對蔣介石的批評，張學良不能認同。他據理力爭：“打內戰是調動不靈了，要是打日本，可以調動自如，銳不可當。”
蔣介石對張學良以士兵不願意為由拒絕“剿共”很不高興，但是，他從張學良的話中也找到了說服張學良的機會。於是就說：“剿共政策，不能改變，士氣問題，我來解決。”蔣介石自信，只要他親自給官兵講明利害關係，就一定會扭轉東北軍官兵的思想。到那時，你張學良再不“剿共”，就沒有了理由。
蔣介石又召來楊虎城談話。
楊虎城沒有張學良與蔣介石那樣的特殊背景，因此也就不能像張那樣公開對蔣介石說“不”。只能是委婉地表達意見：“我個人完全服從委員長的命令，但是部隊抗日情緒高漲，剿匪士氣低落，確實是個令人憂慮的問題。”
楊虎城的回答與張學良如出一轍，這使蔣介石既震驚又憂慮。他震驚的是，這兩支屢有衝突的部隊居然走到了一起，真有點出乎意料。他憂慮的是，現在不僅是張、楊個人不願“剿共”的問題，而且是兩支部隊都不願“剿共”的問題。要把這兩支部隊拆散，前有民眾支持，後有共產黨支招，談何容易呀！尤其是東北軍打回家鄉去的願望越來越強烈，誰能撼得動這種思鄉情結？
蔣介石還是決定以領袖身份到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想親自“解決”兩軍基層官兵不願“剿共”的問題。
這是10月27日，王曲軍官訓練團第三期典禮如期舉行。西北“剿總”和東北軍、17路軍的團以上乾部應召而來聆聽蔣介石的訓話。蔣介石操著濃重的寧波口音講道：“我們革命軍人首先要明禮儀、知廉恥，在家要盡孝，要孝順父母；為國要盡忠，要服從長官。這是我們革命軍人的本分。同時我們革命軍人還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樣在家是不孝，為國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個革命軍人。國家有法律紀律在，對這種不忠不孝的軍人是要予以製裁的。”他接著說：“假如我們現在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敵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幾千里外的敵人，那就是違反我的'安內攘外'的政策，違反這個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
這些話，顯然不光是說給受訓軍官聽的，也是給張學良、楊虎城的警告，給東北軍和17路軍的警告。具有濃厚抗日思想的受訓軍官，是難以接受蔣介石那套不怕亡國而懼內爭的歪理的，所以，短短半個小時的講話，會場多次出現連續不斷的咳嗽聲和跺腳聲。張學良怕引起蔣介石的不快，講話以後馬上宣布解散，把原來安排的現場提問臨時取消。
蔣介石對會場中的現象未流露出介意之情。會後，繼續在張、楊的陪同下去青龍嶺，觀賞終南山雨後景色。晚上又去省銀行欣賞宋代名畫《長江万裡圖》，用以作出對王曲軍官訓練團一事不介意無所謂的姿態。
28日，蔣介石邀張學良會談。蔣介石開門見山地說：“毛澤東不是寫信給我嗎？我來了就是對他的答复。”這句話是帶著殺氣的，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張學良背著自己與共產黨聯繫的不滿。可一心只想抗日的張學良沒有管這麼多，竟接過話茬儿說道：“學良正要向委員長報告。”於是，就一五一十地把毛澤東、周恩來10月5日致函張學良並轉蔣介石的信的內容轉述於蔣。信是這樣寫的：
蔣介石聽罷信的內容後，立刻訓斥張學良：“你是中了共產黨的魔術！在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
但張學良仍然表示，應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本來還想向張學良撒氣，但旋又考慮明天就要去洛陽，於是又把語氣緩和下來，說道：“我們要把局勢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別擔心，蘇聯將完全願意討論同盟問題，有無紅軍都無所謂。如果我們首先消滅了紅軍，我們今後在與蘇聯談判時，就能處於一個優越得多的地位。我們的責任是消滅國內的共產主義威脅，首先把中國人民從紅色帝國主義手中拯救出來。然後，我們再考慮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抵抗日本。”
這段話，似乎是受前面提到的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談話的影響，而在向張學良透露蘇聯可能不再關心中共前途的判斷，以打消張學良對抗日發動的擔心，而不知內情的張學良是不可能從他的話裡聽出玄機的。
與張學良談話後，蔣介石接受了《大公報》記者的專訪，公開表明誓把“剿共”內戰進行到底的決心。蔣氏指出：“政府決定貫徹戡亂方針，因為共產黨受國際指揮，不以中華民族利益為本位……（政府）斷不能容許國際操縱之勢力，以武力破壞國家，毀滅中華民族之獨立性。”
這次談話，張學良深感失望，因為他說服蔣介石的努力無果。蔣介石也對張學良更為不滿，以至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漢卿乃如此無識，可為痛心。”
29日，蔣介石乘火車去洛陽準備做壽，但他一到洛陽，即迅速召開軍事會議，部署攻擊剛剛會師陝甘的三大主力紅軍。蔣決定：由第1軍、第3軍、第37軍和東北軍的第67軍、騎兵軍，從會寧至固原一線，自南到北，分成4路，夾擊紅軍。 31日，蔣介石下達了總攻擊令。
接獲蔣介石這道命令，各路“圍剿”大軍卻是表現不一，張學良領導的兩個軍因與紅軍早已達成默契，自是不願與紅軍交火，其他幾路也大都消極觀望，惟獨胡宗南的部隊顯得特別賣力，孤軍推進到紅軍的腹地。至11月21日，紅軍主力不僅擺脫了“圍剿”軍的堵截，而且對胡宗南的幾個師形成合圍之勢。這一天，紅軍主力主動發起了環縣山城堡戰役。下午，左權的紅1軍團、徐海東的紅15軍團發起總攻，紅四方面軍的王宏坤第4軍與紅二方血軍蕭克的第31軍配合作戰，經過一晝夜激戰，將胡宗南部的第78師232旅和第234旅的兩個團全部殲滅。在鹽池、定邊方向的胡宗南部第1旅，也被宋時輪領導的紅28軍擊潰。國民黨“圍剿”軍遭受這一重創後不得不暫時撤圍再圖，重新組織圍攻。
讓我們再回到10月31日，蔣介石50歲壽辰這一天。
這一天的洛陽，勝過節日，熱鬧非凡。整個洛陽都被精心“打扮”了一番。洛陽西宮軍分校廣寒宮禮堂裝飾一新，賀幛壽聯掛滿牆壁，主席台正中一隻五彩繽紛的大花籃，烘托著蔣介石的巨幅畫像。慶典中的祝詞、賀詞充滿了對他的“統一”、“剿共”勳業的溢美和“盛讚”。來自各國的外交代表，包括德國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廣田等，也都發來了賀電。慶典之後是生日宴；生日宴過後再舉行飛機表演，這些表演的飛機是侍從室以抗戰的名義組織各界民眾募捐購買的，正好50架，分為10隊，每隊5架在空中做各種特技飛行動作。這別開生面的祝壽形式，比起那50支燃起又要息掉的蠟燭可要新鮮得多，當然花費也會不小。
這一天的南京，也舉行了隆重的壽誕獻機典禮。在明故宮飛機場先後有68架新型戰鬥機騰上高空，由南京上空向蔣介石一家表示慶賀，總計有230多個單位出席慶典，人數達20萬左右。
全國各地也都安排有各種慶壽活動。黨政軍各界自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下紛紛致電祝壽。全國各地懸旗致敬，還有不少地方建起了“中正堂”、“介石堂”。
在洛陽的祝壽隊伍中，名望和資歷最高的要數張學良和閻錫山了，他們都當過蔣介石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因為二人始終伴隨在蔣介石的左右，這也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這次二人跟隨蔣介石左右，還是為了勸蔣。對於勸蔣放棄“剿共”政策，一致抗日，張、閻早有默契。 1936年5月，張學良曾親赴太原，勸閻接受他在九一八事變時的教訓，對日本不能存有幻想，不能採取不抵抗主義；日本如要入侵晉綏，要堅決抵抗。 10月，張又兩次去太原見閻，得知閻對“剿共”政策已存疑慮，遂與閻商定：如蔣介石不抗日，晉軍和東北軍聯合紅軍共同抗日。張還派西北“剿總”秘書兼辦公廳第6科科長李金洲兩次去太原晤閻，商議共同抗日事。而這時閻已邀請薄一波等5名共產黨人到太原協助他準備抗日。閻錫山在10月30日去洛陽給蔣祝壽時，特意繞道西安與張同往，也是為了與張商議向蔣進諫事宜。
慶壽活動一結束，張學良就與閻錫山一起去拜見蔣介石。談話是從這次飛機表演開始切入主題的。張學良與蔣一見面就說：“這次飛機表演很有水平，飛機也很好。”蔣介石此時尚沉浸在慶壽的歡愉之中，聽到這話也就示意張繼續說下去。
張學良話題一轉說道：“不過，委員長可知侍從室在動員捐獻時是怎麼講的嗎？”
蔣介石急忙問道：“怎麼講的？快說來聽聽！”
張學良見蔣介石願意聽，就說：“侍從室下達捐款獻機的通知時，是打著抗戰的旗號。委員長，現在國難當頭，民生凋敝，民眾之所以能如此踴躍捐獻，其熱忱完全是出於抗日，是為擁戴委員長領導收復失地，領兵抗日。所以，這次捐獻盛況空前。”
“是啊，漢卿、百川，聽說小學生把買鉛筆、糖果的錢都拿出來了，群情如此。”蔣介石順口說著，突然覺得話茬不對，又一想：這兩天這兩人一直追著我轉來轉去，是不是來做說客，勸我來了。於是，笑容頓失，改口道：“抗日，又是抗日，你講了多少回了。你作為一個軍人，應該分清敵人的遠近。共產黨就在你們的身邊、面前，而日本遠在千里之外。我們應該先消滅眼前的敵人，免除後顧之憂，然後再去解決遠處的敵人。”
蔣介石自己聽不進張學良的勸說，反而勸起張學良來：“漢卿，共匪已成強弩之末，短期內不難消滅。消滅了共匪，可以永絕後患。”
張學良覺得蔣介石還是老調重談，不願聽下去，就把話題轉到東北軍身上：“我眼看著損失的兵力無法補充，遺下的孤寡無法撫卹，流亡的東北官兵，到西北來'剿共'，離家鄉一天比一天遠。”說到這兒，他的眼圈濕潤了，而“共產黨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回東北老家去，我們的官兵聽了怎能不動心。共產黨與日寇，究竟誰是中國國家民族的最大敵人？”
對於張學良的又一個提問，蔣介石沒有立即回答，而是看了看一言沒發的閻錫山，遂把球踢給了閻錫山。既是有求於閻幫助解危，又是放出了一個試探性氣球：“百川，你說誰是最大的敵人？”閻錫山見問到自己頭上，就按照與張學良商量好的話說：“依我看還是日寇。漢卿講的停止內戰，實行中華民族的抗日，很有道理。”
閻錫山不僅沒能幫助蔣介石勸說張學良，而且證實了張、閻二人這幾天形影不離，就是充當說客的。蔣介石立刻生怒，打斷了他的話：“不要說了！我現在只要你們答复我一句話，到底是我該服從你們呢？還是你們該服從我？”
蔣介石的這番話說得很重，二人覺得蔣已把話說絕，不能再談下去了，只好告退。臨走之前，蔣介石還告誡他們：我叫你們打共產黨，你們就全力“剿共”，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向我來講什麼“團結抗日”的老調。這道理我不懂嗎，我蔣某人難道不抗日嗎？我心裡比你們還急！只是共產黨在我們背後搗亂，不消滅他們，我們能安心抗日嗎？這麼個簡單道理，你們都想不明白！
晚上，張、閻二人密談了許久。分手時，閻拉著張的手說：
漢卿呀！看委員長態度，咱們不能再說話了，只有咱們以後看機會慢慢地做罷。
這句話到底意味著什麼，可以作多種解讀。張學良以為這是閻錫山的某種默許，即以後一旦時機成熟，他舉旗抗日時閻錫山會聲援和支持他。就是憑著這句話，張學良後來誤以為閻會支持他對蔣實行“兵諫”的。
第二天，蔣介石在洛陽軍分校閱兵並發表講話。這時他還沒有從前一天與張學良、閻錫山談話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因此，一開頭就講起了“剿共”問題，並且別出心裁地把聯共與漢奸聯繫起來。他嚴厲地說：
漢奸有兩種：一種是無知識的低級漢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有一種有知識有組織的高等漢奸。他們出賣整個國家與民族，實為漢奸之尤者……現在斷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張聯共，否則就要出賣國家民族，存心與共匪同聲相應，甘心為共產黨下面的二等漢奸。
聽了蔣介石這番話，張學良頓覺心灰意冷。正如他自己回憶時所說：“蔣公在閱兵後訓話，痛斥共匪為大漢奸，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聽之下，有如冷水澆頭，良欲向蔣公陳情者，至是則絕望矣，沮喪萬分，回至寢室，自傷欲泣，為端納、閻百川先生所見，皆贈以溫言相慰。”
張學良覺得沒有必要繼續留在洛陽，遂登機返回西安。一路上他做出態度已然轉變的樣子，在飛機上故意對何柱國放話：“閻百川飽經世故，昨夜勸我不能再談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之事，我已決心不再談了。”張學良是有意讓他這一番話不脛而走，造成一種掩護。同時，他也在構想回去應該怎麼辦。
★蔣介石的頑固不化，考驗著張學良的執著；張學良不間斷的苦諫、哭諫。寄望於最後一刻能感化蔣介石。蔣、張二人的是非判斷針鋒相對誰都不肯讓步
張學良自從11月1日在洛陽被蔣介石公開羞辱之後，即開始考慮萬一蔣介石最終不同意停止“剿共”、發動抗日該作何種打算。擺在張學良面前的有三種方案可供選擇：第一，和蔣告別，自己辭職走開；第二，口頭對蔣作最後的諍諫，使蔣能在最後時刻改變誤國之策；第三，採取非常行動，實行類似於“兵諫”的辦法“逼蔣抗日”。
第一種方案，對於像張學良這位急切希望洗刷“不抵抗”恥辱，收回桑梓故鄉的愛國將領來講，是不會選擇的，那樣不僅對不起乃父的在天之靈，而且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東北父老，對不起東北軍的幾十萬將士。
第三種方案，是萬般無奈之舉，對於張學良這樣重情義、講忠信的人來講，非萬不得已，是不會採取此種極端辦法的。至少這時的張學良與蔣介石還有著無法割捨的感情。
剩下的辦法只有繼續勸諫蔣介石的第二種方案了。
張學良對此一方案的信心卻是明顯不足。 11月4日，他帶著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飛往蘭州，以拜會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甘肅省省長於學忠，商談“剿共”事宜之名，與共產黨接頭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辦法。他首先將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周恩來，隨後中共便急派葉劍英到西安帶來中共的詳細停火計劃和由毛澤東簽署的正式停戰協議。協議提出：如果東北軍今後的軍事行動都是完全針對日本侵略軍的，就把紅軍的指揮權移交給張學良將軍。張學良建議，紅軍向北撤退，創造一個緩沖地帶，紅軍果真撤離瓦窯堡，向北駐紮于靖邊、安邊、定邊一帶。張學良從這件事上體會到：共產黨為了民族的利益，說到做到，是完全值得信賴的。他決心把自己與共產黨達成的協議當作誓言，決不輕易背棄。從此，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由互不侵犯發展到相互合作。後來，張學良在回憶這段經歷時，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良由洛返陝，答复共黨，一時無法向蔣公請求實行停戰計劃，遂與共相約商，局部暫停，仍由良擔負向蔣介石從容陳情。共黨曾派葉劍英來見，並攜有雙方停戰計劃和毛澤東之約書，願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軍隊則聽受指導。良要求彼等須暫向北撤退，以期隔離，給予時間，容餘醞釀。彼等認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補給，良贈以巨額私款贈之，令彼自籌，共黨遂撤出瓦窯堡，向三邊北行。
這段文字雖然不長，但卻準確地反映了為了抗日這一共同的事業，張學良與紅軍的良好合作與配合。其中提到的“贈以巨額私款”，其實遠不止此，隨巨款一起的還有不菲的物資。這不僅解了紅軍的燃眉之急，還救了中共高級領導人鄧小平的一條命。 1992年5月，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紀念聶榮臻去世的文章中說：“父親鄧小平罹患嚴重的副傷寒，昏迷不醒，什麼東西都不吃，生命垂危。當時任中央紅軍先遣隊政委的聶榮臻把張學良送來的一些罐裝牛奶全給了鄧小平。正是靠了這些牛奶，才救了鄧小平的命。”
正當張學良穿梭於陝甘之間，設法打開僵局，為盡快實現聯共抗日大計而努力的時候，綏遠抗戰爆發。東北軍群情振奮，強烈要求援綏抗日。集國難家仇於一身的張學良，深受抗日氛圍的感染，他於11月27日上書蔣介石，請纓率部開赴抗日前線。但蔣介石以“時機尚未成熟”，否決了他的要求。
這次上書再一次加重蔣介石對他的成見。蔣在28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而不願'剿共'，此其做事無最後五分鐘之堅定也。亦其不知做事應有段落。告一段落後，始可換一段落。始終本末與次節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嘆！”
從蔣介石的日記看，儘管蔣對張的訓斥一次比一次嚴厲，儘管張學良之所為使其在蔣處已然“失寵”，但蔣介石此時卻沒有像以往對待政敵那樣去對待他，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確實是十分特殊的。
蔣介石可以把張學良當作晚輩那樣不給面子，外界的人卻把它看作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連蔣氏的心腹幕僚都覺得“甚是不妥”。就在蔣介石針對張學良大罵漢奸的當天，蔣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馬上找到東北軍的何柱國，託他轉告張學良：不要多慮，蔣公的脾氣說完就過去了。蔣介石安插在西安“剿總”的參謀長晏道剛，也向蔣發去電報，給張學良轉圜。這份由晏拍發的所謂“有亥”電文說：
東北軍自去冬陝北直羅鎮役之後，109、110師遭受重大損失，中央不予補充，還要取消110師的番號，因而對中央頗有怨望。他們對“剿共”心懷畏怯，認為“剿共”不是他們的前途。東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後，一些軍官家屬逃到關內，流離失所，生活極感困苦。對日寇敵愾同仇，是東北軍官兵普遍心理。前線官兵已有許多與共產黨聯繫。張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揮確有困難，萬望對於張副司令不要督責過嚴，使他難以忍受。張副司令曾經請求開赴綏遠前線抗日，此時可否考慮將東北軍開赴綏遠、察哈爾一帶，擔任抗日前線作戰。
蔣介石對這封電文是重視的，曾反复考慮是否派張領兵綏遠。但最終還是於12月2日否決了張的請求、晏的建議。
獲悉蔣介石的決定後，張學良隻身一人駕機飛往洛陽，晉見蔣介石，準備冒死再行力勸。
行前，張學良曾表示：“他如果仍是那樣蔑視我的意見，對我發動抗戰毫無誠意，我將考慮我自己的問題。”蔣介石抑或是猜到了張學良的心思，或受到了晏道剛電文的影響，見到張後格外客氣，並主動表示，可以恢復在嶗山和榆林橋戰役中被紅軍殲滅而被取消的東北軍兩個師的番號。
但張學良不為所動，直言剖白“剿共”不得軍心民心，要求東北軍開赴前線抗日。對此，蔣介石一口回絕說：“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前線抗戰，若要不然，就把你撤掉。”這是蔣介石第一次公開地向張提出撤職問題，是恫嚇，還是警告，後人不得而知，但往下發展的事態說明，蔣介石的“撤職牌”沒有發揮效應。
張學良把話題轉到釋放“七君子”上。
“七君子”就是11月23日國民黨在上海逮捕的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鄒韜奮、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7名愛國人士。他們7人都是上海各界救國領袖，主張宣傳抗日救亡。南京國民政府指控他們的罪名是：“非法組織所謂上海各界救國會後，託名救國，肆意造謠”，“勾結'赤匪'，妄倡人民陣線”，“密謀鼓動上海總罷工，以遂其擾亂治安，顛覆政府之企圖”。
張學良建議蔣把“七君子”放了。他說：“上海的幾位救國領袖究竟犯了什麼罪，我想全國大多數人誰也不曉得。事實上，他們根本就沒有罪，如果說他們也有罪，那就真成了沈鈞儒所說的，是'愛國未遂罪'了。”
蔣介石還是沒有同意張學良的建議，說這是政治需要，他讓張學良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專心“剿共”。這時，張學良突然跪了下來，眼含熱淚，一句一頓地說：
委員長，不是學良非要違背你的意願，實是幾年來國難家仇，使學良中夜徬徨，有鯁在喉！委員長，請您正視一下現實吧，這些年來，黨爭兵爭，億兆愁苦，內失統一之力，外無禦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戰禍連綿，生靈塗炭。災荒無救，饑饉在途，這樣下去，將是人無樂生之心，國有累卵之危……
堂堂七尺男兒，身居國民黨的中常委，為了國家和民族，不惜向蔣介石下跪，其言何其真誠，其情何其感人，但依然不為蔣介石所動。
不僅如此，蔣介石不等張學良說完，就怒氣沖沖地拍了桌子，叱罵張學良：“放肆！”
張學良也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人。聽了蔣介石的話，騰地站了起來，改變語氣道：“委員長，請問你這樣聽不得意見，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你同袁世凱、張宗昌還有什麼區別？”
此時，勸說變成了質問。蔣介石平時聽慣的全是奉迎和恭維話，此時這樣尖銳的批評，哪裡受得了。蔣介石也站了起來，指著張學良：“好你個張學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全國祇有你一個人，除了你張學良，沒有第二個人敢這樣對我說話，沒有第二個人敢這樣批評我！”接著又嘶喊著說：“我是委員長，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不服從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進來，不革命的滾出去！”
張學良不是魏徵，蔣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勸諫變成了吵架，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卻使兩人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如果說，蔣介石於11月1日的“漢奸說”深深刺激了張學良，使他開始考慮一旦蔣介石堅持不改變主意，他在可供擇取的三套方案中仍是立足以第二套勸諫方案來解決問題的話，那麼到了12月3日與蔣爭吵之後，張學良已經開始考慮採用第三套方案，也是最後的無奈之舉即對蔣實行“兵諫”的方案了。
張學良從洛陽回到西安，楊虎城正在客廳等候。楊早已從張的神色猜到了勸諫之舉是個什麼樣的結果。在張學良介紹了勸諫的情況並徵求楊的意見時，楊虎城就順勢提出了類似於“兵諫”的建議。
楊虎城主張“兵諫”，下這一決心比張學良要容易得多。從楊的角度看：只有這個辦法才能逼迫蔣介石停止內戰，推動全國一致抗戰局面的出現。同時，這對17路軍的發展來說也是有利的，可以使17路軍避免遭受兩面夾擊的窘境，也有利於徹底解決楊本人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
張學良就不同了，他與蔣介石的私人關係較好，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較高，受蔣的影響較大。他始終相信蔣介石能領導全國抗日收復失地，所以真誠地擁護蔣介石。但是，這次聽到楊虎城的“兵諫”建議時，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也並沒有表示反對。這說明他的態度開始轉變。張學良後來在回憶中談及這一細節時，這樣說道：
迨自洛陽返來，心情十分懊喪，對楊談及蔣公難以容納餘等之意見，該時良對蔣公發有怨言，並問計於楊，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內戰，敦促蔣公領導實行抗日之目的。楊反問良，是否真有抗日決心？良誓志以對。楊遂言待蔣公來西安，餘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良聞之愕然，沉默未語，彼露有懼色，良即撫慰之曰：“餘非賣友求榮之輩，請勿擔心，不過汝之策，在餘有不能之者。”彼遂譏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討，請其安心，餘絕不同任何人道之彼之意見也。”
12月4日，也就是張學良從洛陽返回的第二天，蔣介石也來到了西安。兩天之後，蔣介石召見張、楊，公開攤牌。蔣介石說：“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應的處置。”接著，蔣提出兩個方案供張、楊選擇：（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和17路軍全部開赴陝甘前線，進攻陝北蘇區，“中央軍”在後面接應督戰；（二）如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和17路軍分別調到福建和安徽，陝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去“剿共”。
蔣介石提出的這兩個方案，都是張、楊絕對不能接受的。按照第一個方案，不僅張、楊自己不願意打內戰，而且他們的部隊也不願意打內戰。與紅軍的幾次作戰已經使他們損失慘重，再打下去將會自我毀滅。按照第二套方案，張、楊兩軍都要離開西北，互相還要分開，不僅兩軍不能聯合，而且得不到紅軍的支援，這樣下去，勢必要被蔣介石分別吞併或被消滅。
既然蔣介石指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剩下自己那一條路了。這就又回到了張學良的第三套方案，也就是楊虎城提出的“兵諫”辦法了。然而，此時張學良對蔣還沒有死心。他在與楊虎城從蔣介石行轅出來後研究對策時，只統一了兩點共識：
一、東北軍和17路軍決不再打內戰；
二、東北軍和17路軍除了抗日之外，決不離開西北，兩軍也決不分開。
而對最重要的“兵諫”的問題，此時毫未提及。張學良還要再試一試是否能最後說服蔣介石同意發動抗日。
12月7日，張學良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向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哭諫”。這次“哭諫”有兩個目的：一是希望能最後說服蔣介石；二是如果說服不成便順便摸一下藕介石住所的底，為“兵諫”做準備。於是，他以在內蒙古阿拉善旗的定遠營發現日本特務機關活動，擬派騎兵第6師師長白鳳翔、18團團長劉桂武前往震懾為由，而先後分別帶白、劉去面見蔣介石，佯為請示方針，實為實行諫蔣抗日之最後激烈手段，讓兩位潛在的“兵諫”計劃的執行者熟悉一下蔣介石的面容。
待兩位部屬離開後，張學良再次力圖以其至誠感動和說服蔣介石。他極為沈痛地向蔣陳訴說：“日寇侵略我國，貪得無厭，步步緊逼，繼東北淪陷之後，華北已名存實亡。最近，日偽軍又大舉進犯綏遠，進一步窺視我國西北，國家民族的危亡，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了。”
說到這裡，張學良潸然淚下，感情十分激動，接著又繼續說：“在這種形勢下，無論是為國家、為民族的利益著想，還是為委員長個人的威信著想，都應該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不停止內戰，不舉國團結一致，就談不到抗日；不抗日，也就談不到救國圖存。現在全國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繼續'剿共'打內戰，必然喪失人心，絕對不會有好結果！請委員長三思而行！”
張學良慷慨激昂的陳詞，聲淚俱下的表情，苦苦勸求3個小時，也軟化不了蔣介石的鐵石之心。蔣介石毫不動搖地堅持他的“剿共”立場，還怒斥張學良年輕，受了共產黨的宣傳矇騙，最後他面對張學良說：“你現在就是拿手槍打死我，我也不會改變削平內亂的政策。”這樣，張學良的“哭諫”又失敗了。
張學良還不甘心，他又讓楊虎城找蔣介石再行力諫。楊虎城明白對蔣介石再勸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但張學良既然說了，他便於第二天上午11時去了華清池謁蔣。但為不引起蔣介石的生疑，楊虎城把話說得很謹慎：“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國家沒有出路，至於紅軍宜用政治方法解決。”蔣介石也心平氣和，但措辭十分嚴厲，說：“共產黨必須聽從政府的命令，繳出武器，遣散紅軍……現已東西南三面合圍，北邊已令馬少雲派兵截擊，一舉可以把紅軍趕到長城以北沙漠裡，到時他們無法生存，只有投降一條路……有主張抗日而不主張剿共的軍官，你放手撤換，我都批准。”說到這，蔣介石怕楊虎城情緒對立，又緩和口氣說道：“你是本黨老同志，我們和共產黨是勢不兩立的，消滅了共產黨，我會抗日的。”楊虎城見蔣介石的態度依舊，而且不會改變，只好告退。
楊虎城勸說無果而返之後，立刻面見張學良研究對策。在向張學良陳述了勸蔣的經過後，楊虎城再一次提出：“我們應該立即行動，不能失去時機與人心。為了抗日救國，犧牲這兩個團體（指東北軍與17路軍）也值得。”張學良終於同意了楊的建議，說道：“我們為了國家，對蔣介石也算仁至義盡了，現在只有乾的一條路了。”
在張、楊對蔣介石徹底失望的同時，蔣介石也深感迫使張、楊就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但是，蔣仍然沒有放棄月餘來對張、楊持續施壓，壓張、楊“剿共”的既定手段。
首先，設法創造有利於用兵西北的政治環境。在11月1日以“漢奸說”痛斥張學良之後，蔣介石也明白此時“剿共”，特別是壓張、楊“剿共”政治氣候十分不利，於是，他委派外交部部長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進行了六七次會見；指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和日本總領事須磨頻繁接觸；指示駐日大使許世英與日本外相有田進行多次商談，以“經濟提攜”、“共同防共”為條件，以換取在此次“剿共”時不發生日軍大舉侵華行動。接著，他於17日飛抵太原召見閻錫山，要求閻轉告傅作義：不許綏東戰事繼續擴大，由南京從外交設法緩和日偽進攻，以爭取綏東停戰。他指出：“現在要剿共，不是大舉抗日的時候，綏東戰事要適時停止。”18日，又飛往濟南與韓復榘晤談，並通過韓向宋哲元轉達其“剿共”方針。為了尋求日方對他“剿共”的配合與支持，他還於23日下令在上海逮捕呼籲抗日救國的“七君子”。
其次，蔣介石加緊了威懾西安的軍事、政治攻勢。他利用大辦祝壽活動，炫耀他的權力和政治影響力；他借“剿共”之名，炫耀他的軍事實力；他利用特務系統不斷散佈謠言，先是傳出“蔣介石已命令萬耀煌的13師經咸陽向西安推進，董釗的28師迅速進駐臨潼”；後又傳出“蔣介石嚴令張學良前赴洛川、楊虎城前赴韓城，立即督率所部進攻陝北蘇區，還命令駐甘、寧一帶的中央軍胡宗南、王均、關麟徵部以及馬鴻逵的騎兵，從西面猛撲陝北”等。通過這一系列的謠言，與張、楊打心理戰。還在12月3日與張學良談崩之後，突然宣布把原定在洛陽召開的軍事會議移到西安召開，這個改變，意在對張、楊施加更大的心理壓力。
再次，實施分化東北軍和17路軍上層的活動。 12月4日他人駐臨潼華清池後，分別召見東北軍和17路軍的軍長、師長等高級將領，用吃飯、威嚇、利誘等方法進行所謂的“精神感召”。他告訴將領們：現在是“剿共”完全勝利的最後五分鐘，對於國家和你們個人的前途來說，目前都是關鍵時刻，每個人必須為最後一役貢獻力量。
最後，向張、楊攤牌，使出他的“殺手鐧”。他提出的如東北軍和17路軍不“剿共”就要調往福建、安徽，交出陝甘，實際是在告訴張、楊，除了“剿共”沒有第二條出路。但是，就在蔣介石使出了渾身解數之後，張、楊仍然一次又一次苦諫、力諫、哭諫，這使蔣對張、楊特別是對張學良的失望情緒也達到頂點。
★張、楊被逼無奈籌劃“捉蔣”，蔣介石恨張“不可救藥”，決定將張撤職他調。西安城風雨欲來，險情一觸即發
兵諫“捉蔣”對於張學良來說，是一個十分痛苦的選擇。張學良把這個辦法稱之為“苦跌打”。在法文裡，這個詞的中文譯音為“政變”。
1936年11月底，張學良在西安會見中共將領葉劍英時，曾就這個問題徵詢中共的意見。張學良說：“內戰我絕對不打，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苦跌打'。”
對於如此重大的問題，葉劍英沒敢輕易表態，而是與張一起分析時說：“蔣不抗日，有些人不認識，抓起他來，會出現全國大分裂，人民一時不了解我們，會使我們孤立。”葉一再表示，他將迅速報告中共中央，然後給予明確意見。很快中共方面就反饋信息，勸張學良慎重。
圍繞這最後選擇的可行性，張學良也曾專門組織親信進行多次研究。就在張學良約見葉劍英的前幾天，他與楊虎城一起乘飛機到甘肅平涼，召開了一次由張學良的心腹將領王以哲、於學忠、高福源、唐君堯參加的秘密會議，秘籌諫蔣步驟。張學良在這次會上談了蔣介石的“剿共”計劃和他個人的想法。他說：我曾幾次勸蔣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均無效果。準備電邀蔣先生到西安，作最後諍諫，若其拒絕，將以武裝扣留，實行兵諫。他的意見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同。
這次會議召開之時，雖然還沒有最後確定實行兵諫，但以這次會議為標誌。對蔣勸諫之案已經退人次位，而採用“硬辦法”之議已進入實質性準備階段。
12月4日，蔣介石第二次來到西安，跟隨其後的是大批國民黨軍政要員。這些大員中，以戰將為主，其中，蔣鼎文是準備接替張學良指揮全局的。衛立煌是豫鄂皖邊區綏靖主任，擬在張學良堅決不“剿共”的情況下與其換防的。朱紹良是蘭州綏靖主任，陳繼承是豫鄂陝邊區主任，陳誠是以軍政部次長的身份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的。萬耀煌軍開入陝西腹地，是監視並分割包圍東北軍與17路軍的。鐵甲車兵司令蔣鋤歐也來了。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是一向給蔣介石協調各雜牌部隊的。蔣百里是保定軍校老校長，又是蔣介石的老師，剛從歐洲回來，蔣介石是要其來擔任軍事顧問的。黃埔系的大將中沒有來西安的，只有何應欽、顧祝同、張治中等3人而已。
蔣介石還召來了幾個文職官員。蔣作賓是內政部部長，曾任駐日大使。找蔣作賓和日本問題專家王芃生來是為協調對日關係出謀劃策的，因為日本能否給蔣“剿共”的時間至關重要。復興社的戴笠本應在召集之列，但因政學系的二號人物楊永泰在武漢被暗殺，戴正在處理此案。調查科的張沖也來了，這是準備“收編”紅軍殘餘的一枚棋子。
至此，蔣介石的文武班子都已到位，唯一缺的是他的重要謀士陳布雷，因為陳只是擔任為蔣起章文告講話的“文膽”而“剿共”只需用大砲和機關槍來發言，毋須他來。
分析一下蔣介石以上文臣武將的名單，即可發現，來者不善。
為應對變局，張學良的高級將領也來到西安。他們是：甘肅省主席兼51軍軍長於學忠，67軍軍長王以哲，57軍軍長繆澂流，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原57軍軍長現任中將高級參謀董英斌，105師（相當於一個軍）師長劉多荃，以及東北軍元老馬占山、鮑文樾、劉偉等。
經過張、楊反复研究，至12月8日晚最終敲定了對蔣實行“兵諫”方案。張學良與楊虎城對軍事行動作了大體分工：東北軍負責在華清池捉蔣，並擔任西安到臨潼間的警戒；17路軍負責拘禁在西安的南京方面軍政大員，並解除西安蔣之中央系統的武裝。
張、楊相約，兩軍秘密調派人員，進行具體佈置。但是，仍未確定行動的具體時間。這是張學良對蔣仍抱幻想的反映，後來是蔣介石要對張、楊下手的勢態，才使張受到“教育”並堅定了行動的決心。
張、楊兩軍的動態，蔣介石也在密切觀察著。在洛陽避壽的1個月時間裡，他進一步向陝甘派駐兵力。蔣介石命令集結在隴海路的“中央軍”不斷向西推進，蔣鼎文部進駐潼關，樊崧甫的46軍開進華陰，萬耀煌的25軍進抵咸陽，胡宗南的第1師由甘肅向東布防。同時下令擴建西安和蘭州的機場，以容納更多的軍用飛機來西北執行“剿共”作戰任務。
12月4日，當蔣介石決定從洛陽移駐西安時，他的高級幕僚中就有人已感覺到了大變在即。陳誠勸阻蔣說：西安已決非宜於駐節之地，最好駐節洛陽，短期不動，或進駐平涼。蔣介石沒有聽從部下的建議，堅持進駐西安。這時他對張學良的判斷是“雖然精明，但膽子小”，“諒他也不敢對我怎麼樣”，而對楊虎城則有所防備。
蔣進駐西安以後，來自各方面的情報不斷地挑戰著他原來對於張學良的認識，尤其是同東北軍、17路軍高級將領談話之後，覺察到他在兩軍高級將領中的威望已大打折扣，這使蔣的危機感加重。同張、楊攤牌之後，一方面，決心盡快解決張、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調好專列，準備脫身。
這時候，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已經不再通知張、楊參加，這也表明蔣介石已經開始棄張。 12月7日，張學良同蔣介石的爭吵，加快了這一進程。實際上蔣在這一天已作出決定，將由蔣鼎文、衛立煌分別代替張學良、楊虎城。 8日，蔣鼎文已經有了勸張交出軍權的非正式表示。
9日，蔣介石已經作好了解除張、楊職務的各項準備。但為了尋找合適的“理由”與時機，遂對張、楊使出欲擒故縱的手段，在這一天他親自給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寫去一封密信，指示邵安排《大公報》公佈撤銷張學良、楊虎城職務的消息。密信全文如下：
蔣介石利用當時有很大影響的私營報紙《大公報》，放出這種即將剝奪張、楊權力的空氣，目的就是誘使張、楊出手，以便自己有藉口徹底解決張、楊問題。
10日，蔣介石召開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只有蔣的嫡係將領蔣鼎文、衛立煌、朱紹良、陳繼承、萬耀煌、錢大鈞等。就是這次會議作出了將張、楊逼上樑山的決定：
1．在12月12日正式發布第6次總攻紅軍命令；
2．決定將張學良、楊虎城撤職查辦，解除東北軍、17路軍武裝；
3．逮捕在西安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
本來張學良對發動兵諫一直猶豫不決，但蔣介石的痛下殺手最終使張學良擺脫幻想毅然走上了與蔣介石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