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三章反蔣？逼蔣？共產黨在西北建立“三位一體”
★強鄰虎視，大敵當前，中國共產黨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毛澤東看到了西北的戰略優勢，他力主把聯合抗日的觸角伸向在西北的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士
★環顧西北國共兩軍的戰略態勢，分析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的政治態度，中國共產黨決定把統戰重點鎖定於節制陝甘寧青四省軍政並支持抗日的愛國將領張學良
★軍事配合重拳出擊。打掉張的“剿共”速勝幻想；政治上曉以民族大義……張學良逐漸接受中共的團結禦侮主張，終於開始了由助蔣“剿共”到積極與中共聯繫，力促實現舉國抗日局面的轉變
★西北的第二號軍政實力人物楊虎城，乃思想進步的愛國將領，身邊聚集了一批支持共產黨主張的有識之士。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政策方針“吸引”楊虎城從民族大義出發，贊同聯共抗日
★接受張學良“聯蔣抗日”的主張，彌合蔣介石離間挑撥所造成的張、楊分歧，中共的政策調整和有效運作，使西北的抗日大聯合終獲成功
在中國諸省中，陝西省不是一個富饒的地區。
儘管歷史上有三個主要朝代從這裡興起，特別是在公元618—906年間，長安曾作為大唐王朝的國都，作為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政治文化的中心曾經輝煌一時，而近代的西安就作為這一千年古都的一部分延續至今。也許就是從盛唐以後，由於經濟和政治重心逐漸向繁榮且人口眾多的華南和華中轉移，陝西——這個中國北部和中亞之間的文化走廊之端，也是中國早期文明的發源地，即開始了一個明顯的哀退過程。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20世紀，其直接結果是造成了陝西省尤其是陝北地區的經濟落後、社會發展緩慢。
不少中外人士都對20世紀30年代這裡的境況留下了令人扼腕的記載。
曾任中國國際飢荒救濟委員會總策劃者的特德（O．J．Todd）說：“在中國所有的省份中，也許陝西不利條件最多。的確，她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個大財富，50年前的回民起義（1862—1873年）以後，她就如同其地圖形狀一樣，像個要死的乞丐一樣無力地躺著。”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描寫他所見到的陝北景象：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之一……陝西的農田可以說是傾斜的，有許多地方可以說是滑溜溜的，因為經常發生山崩，農田大部分是地縫和小溪之間的條狀小塊。在許多地方，土地看來是足夠肥沃的，但是所種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嚴格限制，無論從量和質上來說都是這樣。幾乎沒有名副其實的大山，只有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斯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
中國國際飢荒救濟委員會估計，在1928—1933年大災荒期間，共造成陝西省250萬人餓死，幾乎佔全陝西人口的1／3，另有50萬人遷到其他省份，還有數不清的人被迫賣掉了房子和土地。
但是，自從1935年底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到達保安之後，中國西北、陝西省北部這塊貧瘠的土地，頓時就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強鄰虎視，大敵當前，中國共產黨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毛澤東看到了西北的戰略優勢，他力主把聯合抗日的觸角伸向在西北的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士
1935年12月8日，周恩來在毛澤東之前率領中央軍委機關部分人員，冒著刺骨的寒風，離開甘泉史家灣，於13日黃昏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兩天之後，中共中央在齊家灣召開直羅鎮大捷慶祝大會。毛澤東站在臨時搭建起來的極其簡陋的主席台上，面對紅軍指戰員的歡呼，發表講話慶祝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會合後取得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揮動著有力的手臂，號召紅軍要無比堅強地團結起來，不要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他幽默地說：前一個時期革命形勢不好，弄得我們兩隻腳一走就是兩萬五千里。孫悟空會騰雲駕霧，一個跟頭能翻十萬八千里。我們不會騰雲駕霧，可走了兩萬五。要是也會騰雲駕霧，就不曉得會走到哪裡去了。我們紅軍曾經有幾十萬人，現在只剩下兩萬多人。要不是劉志丹幫助我們安排這個好地方，我們還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呢。
毛澤東風趣的講話引起台下一陣陣笑聲。繼而，毛澤東分析了直羅鎮戰役取得勝利的原因。他說：一是兩個軍團的會合，這是基本的；二是抓住了戰略與戰役的樞紐，葫蘆河與直羅鎮；三是戰鬥準備充足；四是群眾與我們一致。只要我們團結起來，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就一定無往而不勝。
祝捷大會後還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這是中央紅軍被迫離開江西蘇區長征以來與陝北紅軍會合後，舉行的第一次閱兵。儘管武器裝備十分簡陋，但紅軍指戰員精神大振，情緒高昂，他們在鐮刀斧頭和紅星的軍旗指引下，邁著雄壯的步伐，接受黨和人民的檢閱，口號聲、歡呼聲在黃土高原的山谷裡迴盪。
毛澤東講話中所提到的“困難”，當然包含經濟和生活上的困難。保安縣，劉志丹的家鄉，陝西最窮的縣之一。一個小小的縣城一下住進來幾萬人，吃飯穿衣就成了令人頭疼的大問題，有的地方連人畜吃水都無法滿足。
面對如此窘迫的生活環境和華北事變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如何以紅軍現有的力量去發展和擴大陝北蘇區，積蓄抗日武裝力量挑起救國救民的重任，真正使陝北蘇區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工農紅軍投身民族抗戰的前進陣地，是中共中央和紅軍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如何正確解決紅軍戰略發展方向，也是關係到民族存亡和中國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
圍繞這一問題，在中共黨內產生了好幾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並在紅軍發展方向上，發生了重大爭論。這些爭論是黨在民族危亡時刻，又面臨著極端困難情況下產生的，是黨在這一特殊時期如何使黨的主觀認識符合於中國具體實際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
當時中共黨內存在著以下五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
第一種意見是：離開陝北，到陝南另謀生路。這是林彪等人的主張，林彪萌生到陝南的想法，根子在陝北生活條件惡劣，繼而對中央關於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民族抗戰的出發點放在陝北的戰略構想產生了動搖。林彪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要帶一部分部隊去陝南打游擊。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一個多月裡，他連續8次寫信、打電報向中央正式提出，要帶領一部分人離開陝北，到比較富裕的陝南，依托秦嶺山脈開展游擊戰爭，說這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為重要，首先能解決吃飯問題。他甚至說：寧願受處分，也要離開陝北。這封信當即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說：林彪的老毛病又犯了，這是怕艱苦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作怪，陝北根據地眼下是艱苦，地方小，可它終歸是我們的落腳點。如果沒有劉志丹等同志創建的這塊根據地，我們長征還不曉得在哪裡去落腳。
第二種意見是：確保陝北，向西擴展。這是博古等人及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他們的立論根據是，長征中吃夠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好不容易才有了陝北這塊根據地，決不可輕易喪失。眼下陝北蘇區四面受敵，紅軍元氣未復，不宜與優勢的國民黨政府軍硬拼，而應該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寧夏、甘肅等地發展，以便建立一個資源較為豐富、地域更為廣闊的革命根據地，並進一步向新疆擴展，創建新的蘇區。
第三種意見是：立足陝北，向北發展。這是張聞天等人的意見和主張。張聞天在中央紅軍剛剛落腳陝北的時候，即提出應採取立足陝北，向北發展，出兵綏遠、內蒙古、察哈爾等地，向蒙古靠攏，以便打通與蘇聯的聯繫，取得國際支援。這一主張並曾得到中央領導集體的一致同意。但是，待熟悉了陝北的情況之後，大家看到的是，陝北太窮，經濟落後，人口有限，補充兵員、解決給養都成問題，中央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又出現反复。這個反复在張聞天給毛澤東的信中可以得到明顯的反映。 11月20日和25日，張聞天致信毛澤東，提出北上寧夏然後東進綏遠抗日前線的方案，毛澤東在復電中則提出了對這一方案的修改意見。
第四種意見是：死守陝北。這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的意見。
上述幾種意見和主張，除了李德的第四種意見之外，其他三種意見和主張，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紅軍指戰員急於擺脫困境，擴大蘇區，擴大紅軍隊伍，積蓄抗日力量的急迫心情。但是，卻忽略了當時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內階級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這一最根本的時局特徵。
於是，毛澤東在集中集體智慧的基礎上提出了第五種方案：立足陝北，東渡黃河，抗日討逆。毛澤東將他的意見向黨內作了認真解釋和說明。此時，遵義會議後雖然實際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但名義上黨內“負總責”的是張聞天，取得張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 《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一書曾記下了這樣一組歷史鏡頭：
毛澤東多次找張聞天進行探討和溝通。張聞天說：我反對林彪“離開陝北另謀生路”的主張，完全同意中央立足陝北根據地的決定和主張，我個人認為，在立足陝北的同時，紅軍戰略方向應向北發展，以便打通與蘇聯的聯繫。
毛澤東談道：立足陝北，鞏固陝北根據地這是首要的，能取得蘇聯政府的援助這當然更好，而眼下華北危急，日本人加緊策劃華北自治和對閻錫山的拉攏，平津爆發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正說明抗日高潮的到來。我認為根據地的發展和紅軍的戰略方向，應該向東，東渡黃河，開闢呂梁山根據地，去向閻錫山借路抗日。
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意見顯然有所保留。他說：能渡過黃河向山西綏遠發展，這當然好，可與蘇聯的聯繫，尋求國際上的援助，從地域上講，可就越來越遠了。我的意見是在兩北建立一個與蘇聯接鄰的根據地。
周恩來這時的態度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天平傾斜到毛澤東的一邊。他說：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紅軍戰略發展方向，必須向東發展。我們應該正視眼前的困難和陝北蘇區的局限性。向東發展，這與打通抗日通路，尋求國際特別是蘇聯方面的援助並不矛盾，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是會很快形成的，而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會得到世界的關注。
周恩來還拿出剛剛收集到的資料，說道：你們看，這是外電對平津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大量報導，日本國會也對中國事態進行了討論。外電說，一二·九學生運動是共產黨統一戰線影響的結果，表明抗日高潮的到來。這一立論有力地說明了我們採取東渡黃河、向閻錫山借路抗日政策是正確的。
這時毛澤東補充說道：紅軍接連打了三個大勝仗，北平、天津又爆發了這麼大的學生救亡運動，這兩者本身就是互相配合、互相援助的！我們要擺脫蘇區困境，只有向東發展，到比較富裕的山西去，去向閻錫山籌款要糧，借路抗日。這樣一來，我們不僅避免了同東北軍、西北軍的衝突，而且迫使蔣介石“圍剿”紅軍的計劃轉向山西，減輕陝北蘇區的軍事壓力。
他接著又說：現在有人說，張學良是抗日不反蔣，閻錫山是反蔣不抗日，這有什麼不好理解的呢？不反蔣抗日也好，不抗日，我們就逼他去抗日。反蔣也是可以利用的。對這樣的勢力，都不應該搞掉，也不能讓蔣介石搞掉。
毛澤東還從經濟方面分析了向山西發展的有利因素。他說道：閻錫山二次上台，倡言“十年建設”，發展實業，山西的社會秩序相對得到安寧，經濟上有了一定發展，不僅擁有數億的雄厚資本和相當可觀的軍事工業，而且經濟條件也比西北各省優裕。渡河東征將會使紅軍迫在眉捷的籌款、擴大紅軍以及物資補充等問題得到解決。而更重要的是山西位於華北腹地，是日本早已垂涎三尺的戰略要地。一旦有失，日軍將長驅直入，“攫秦博齊，當者失據”。反之，若紅軍進居山西，“東出太行，勢如建瓴，燕、冀之寇，頓失其勢”。
張聞天終於表示放棄自己的方案，贊同由毛澤東提出、周恩來鼎力支持的東進方案。
1935年12月17日，具有歷史意義的瓦窯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張聞天及夫人劉英的窯洞裡舉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劉少奇、王稼祥、鄧發、張浩等10餘人。張聞天主持會議，並就第一項議程——政治形勢與策略作了報告。毛澤東則就當前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以及紅軍的戰略發展方向作了長篇發言。
毛澤東詳盡地論述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轉變黨的策略方針的必要性，而在由張聞天負責起草、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把毛澤東提出的新的策略路線概括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這次會議在關係中國革命命運前途的若干重要問題上作出了正確決策。
其一，確立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會議指出：“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部隊，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這就把黨所聯合的力量，擴展到各階層、各黨派一切抗日反蔣的人們，從而使壯大革命隊伍客觀上有了可能，實際上改變了過去只在下層開展統戰的關門主義政策。
第二，決定了紅軍發展方向的正確策略。在周恩來、張聞天的支持下，會議接受了毛澤東關於東渡黃河、向山西發展的主張，並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和擴大紅軍的戰略方針，規定了在當時形勢下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1．在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總任務之下，首先須在一切政治的、軍事的口號上，確定把國內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 2．正確地估計敵我力量；黨在1936年軍事部署方面的總方針，應該是“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因此，1936年主力紅軍作戰的主要目標，還應該是漢奸賣國賊的軍隊。 3．猛烈擴大紅軍。 4．為堅決而有力地執行1、2、3所述的方針（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力量；擴大紅軍），第一方面軍的行動部署之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線”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並把“打通抗日路線”作為中心任務，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同它密切地聯繫起來。具體步驟，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
第三，加強了軍事工作和對白區工作的領導。為加強對軍事行動的集中統一領導，會議正式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並賦予“軍事委員會在軍事範圍內完全的權力”。在周恩來的提議下，為加強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會議還決定成立黨的白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葉劍英任副書記。
這次會議，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聯合統一戰線，為在西北設立革命的大本營以及在西北首先實現抗日力量的大聯合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政策基礎並作了相當的實際安排。會後，又成立了專門由張浩任書記的做蘇區周圍地區統戰工作的白區工作委員會，並派出劉少奇到一二·九運動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帶開展工作並擔任北方局書記，以開闢白區工作新局面。中共中央還決定派出主力紅軍東征人晉，爭取與日軍直接作戰的前線陣地。
★環顧西北國共兩軍的戰略態勢，分析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的政治態度，中國共產黨決定把統戰重點鎖定於節制陝甘寧青四省軍政並支持抗日的愛國將領張學良
中共瓦窯堡會議專門決策為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設立黨的白軍工委，其意非常明確地表明了黨對爭取西北張學良、楊虎城共同抗日的重視，尤其對身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且節制陝、甘、寧、青四省軍政事宜的張學良更是格外看重。
中共為何選定重點突破張學良呢？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戰略視野裡，首先看到的是，西北各路國民黨“圍剿”大軍對相對數量較少的工農紅軍所構成的巨大威脅，又針對西北剿共軍隊是以國民黨非中央系軍隊為主的實際情況。顯然消除威脅最好的辦法就是爭取國民黨圍剿軍尤其是非中央係部隊，化敵為友，聯合起來，一致抗日。此時，蔣介石在西北部署的“剿共”大軍有30多萬人。其中，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有20萬人，分別是：於學忠的51軍，駐紮於蘭州、臨洮、隴西一帶；王以哲的67軍，駐紮於洛川、富縣、延安一帶；董英斌的57軍，駐紮於甘肅慶陽、合水一帶；何柱國的騎兵軍，駐紮於陝西邠縣、長武和甘肅平涼、西峰鎮一帶；東北軍總部直屬部隊3個獨立師，駐紮於西安、禮泉一帶；萬福麟的53軍駐紮於河北省。
此外，楊虎城的17路軍有3萬人，駐紮於西安一帶；馬鴻逵的15路軍有2萬人，駐紮於寧夏；馬步芳部有1萬人，駐紮於青海；“中央軍”胡宗南部有3萬人，駐紮於甘肅。山西雖然不在這四省之列，但也派來孫楚部隊進陝“助剿”。
在以上諸路大軍中，張學良的東北軍勢力最大，並且對紅軍的威脅也最大，且大都駐於陝甘。張學良又節制著四省軍政，爭取張學良對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支持可以說首當其衝最為重要。與此同時，楊虎城的態度也舉足輕重，他統率的17路軍雖然只有3萬人，但集中駐於陝西，對紅軍構成現實的直接威脅。至於駐守於甘肅的胡宗南部，不僅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而且不歸張學良節制，爭取的可能性不大。
這只是從軍事戰略角度的考慮。從現實可能性來看又是如何呢？讓我們走近張學良，看一看他是怎樣履職軍界、步入仕途，又是持何樣的政治主張的。
張學良在少年時期，在身心方面受到父母雙方的影響。張作霖給他的影響是一種馬上英雄的教育。行俠仗義的江湖好漢的形象，對張學良幼小的心靈產生了很大影響。主政東北軍之後，他多次講過乃父早年的一則故事：
一次，股匪“海沙子”欲奪佔張作霖的保護區，張作霖便對海沙子說，咱們兩支隊伍別打，一打就把村莊給打爛了，咱兩人“對決”。於是，兩個人依照講妥的距離（一百步），面對面地站好，兩方的部眾則分列兩側站立觀戰。然後，兩人同時開槍。槍聲響後，海沙子中彈死了，張作霖只是受了輕微的槍傷。海沙子的部下湯玉麟等20多個土匪，便歸服了張作霖。
海沙子為什麼不先開槍呢？如果他先開槍，不就把張作霖打死了嘛！誰都不能先開槍，這是當時的江湖規矩。如果海沙子先開槍，即使打死了張作霖，站在兩旁觀戰的兩支隊伍，人人都會看不起海沙子，他在綠林中就再也混不下去了。
張作霖對張學良的影響，不光是豪俠仗義這一方面。在對待人生的態度上，張作霖對他也產生了影響。張作霖的口頭禪是：“當軍人，就得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他還在軍刀上刻下一句箴言：“事到臨頭須放膽”！張學良非常欣賞乃父的這種豪氣。
而張學良的母親則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一生處在驚險動蕩之中，她把下一代的生活安定、美滿幸福看成是畢生的期望，這種價值觀對張學良的影響也很大。以至張學良及其弟張學銘成人後在職業選擇上，都不願意繼承父業，做職業軍人，而希望受到普通的教育，學習一項普通的職業，甚至還萌發了攻讀社會學或學醫的想法。這應當說是受到其母親影響的結果。
有史料顯示，張學良的愛國思想在15歲時就有所表現。那是1915年，袁世凱為了推行帝制尋求日本支持，與日本政府簽訂賣國條約《二十一條》。消息傳出，舉國激憤，紛紛成立反日愛國團體，發表反對通電。在反對《二十一條》運動中，張學良勇敢地出現在“愛國儲蓄”運動的前列，這是他以一個愛國者的姿態步入社會的開始。
1916年，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在奉天作了題為《中國之希望》的講演，提出面對內憂外患，中國的希望“在每一個中國人之發奮圖強，誓力救國”。風流倜儻的少年張學良正處在對人生道路和國家前途的求索之中。他聽完演講，意氣為之大振，從此立志報國。執政之後，張學良常以這次演講教育部屬，真正負起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後來，他在南開大學視察，與學生們談及自己的思想追求時，一再提起張伯苓對他的啟示，說：“予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
曾被張學良罷免了東北大學秘書長、代理校長職務的王卓然博士，在其自費公開出版的《張學良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小冊子中也曾剖析張學良的人生，其中多處肯定張學良的愛國情懷。王博士寫道：
他的見解有獨到之處，也有奇特的地方。他存心待人，非常忠厚，但別人有錯誤的地方，他說他永不會忘。他很好賣弄聰明，使人捉摸不到；他也善能容忍，肚皮非常廣大，經過劇變，好像行所無事。他的興味非常廣泛，會開汽車，能駛飛機，好各種運動，如棒球、網球、高爾夫球之類皆優為之。從前最喜讀書報及富於趣味的雜誌小說；近來喜讀漢書、史記及政治哲學、經濟思想及國際問題等書。他的理想非常之高，其濟世救人之懷抱，有似佛門弟子；其犧牲自我服從他人的心願，竟是一個真正耶穌信徒；其有時謙遜達觀，看破世事人情，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度。又極像老莊之流：其信心之堅定，愛國家情緒高漲至類似瘋狂，則可比復興法國女傑聖貞黛克（即聖女貞德）。可惜他自幼未嘗受“窮”的陶冶與“苦”的鍛煉，所以他的崇高思想，可使他有一飛沖天之志，他的天才，也可使他有一鳴驚人之行，但是若要求他像駱駝似的任重致遠，在人生沙漠中一步一步地慢慢長征，他覺得太遲緩，太沒興味，太不習慣。他做事同走路一樣，覺得有軌道的火車，不如無軌道的飛機來得迅速而便當。
1921年，張學良出任東北三省巡閱使署衛隊第三混成旅少將旅長，與張作相一起應日本軍方的邀請訪問日本，並觀看秋操表演。在參觀中，日本人處處炫耀軍事實力，這使張學良非常反感。幾十年後談起這次訪問，他仍然記憶憂新，他說：“日本人雖然親切而有禮貌，但我對日本人很不滿。因為他們對中國人常常要用權力來製服，喜歡炫耀日本有這樣那樣強大的勢力……目睹倉庫裡一大排的砲身時，我這樣想到：你們為什麼要我看這些玩意呢？我知道日本的軍事勢力非常強大，何必這樣特意炫耀？”
但日本的雄厚勢力也確實令張學良震撼。由此使張學良想到，為什麼中國沒有國際地位，在先進國家面前，總是低人一等，抬不起頭來？一個原因是列強的侵略，大肆掠奪中國的財富；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缺乏自強的觀念。他又一次聯想起張伯苓先生的激情演說：“只要每個人都負起責任來，中國是會強大的”。張學良準備以東北為陣地，實踐自己的愛國情結。
還沒等張學良的計劃付諸行動，1922年4月26日，第一次直奉戰爭就不宣而至，這場戰事以奉軍的慘敗而結束。好在張學良指揮的第三旅和郭松齡指揮的第8旅在北京附近成功地阻止了吳佩孚部的進攻，才保證了張作霖的安全撤退。
1930年2月，也就是張學良主政東北不到兩年。國民黨內部以蔣介石為一派別，閻錫山、馮玉祥為另一派的中原大戰爆發。在這場混戰中，關內各主要軍事集團幾乎都捲入了中原逐鹿之爭。雙方互有勝負，勢均力敵的戰場態勢，使雄居關外並握有幾十萬重兵的張學良顯得舉足輕重。有預言家說，誰能贏得少帥的支持，誰將贏得這場戰爭。因此，雙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張學良身上。閻錫山和馮玉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向張學良許以有名無實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職位，希望少帥能率東北勁旅入關支持，若不能人關，則要求少帥不要介入中原大戰，而嚴守中立。蔣介石則發誓一定要把張學良拉到自己的陣營中來，他不僅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要職為誘餌，還派張群攜帶委任狀專程到奉天，向少帥表示誠意。
張學良在戰事之初，奉行的是中立觀望的立場。因為，他不相信國民黨，害怕南京國民政府有朝一日會剝奪他在東北的最高權力；同時，他也不願意和父親的老對手馮玉祥之輩結盟。在同蘇聯的關係上，剛剛過去的“中東鐵路事件”，使他心有餘悸，倘若加入中原大戰，他擔心蘇俄會乘機侵人東北；更可怕的是日本，對東北虎視眈眈。少帥很珍惜父親為自己遺下的這份基業，不想以貿然參加中原大戰冒以小失大之險。
張學良認為，他的坐壁觀望立場有益無害，更有利於加強他的地位，因而，3月1日，張學良對中原大戰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向雙方發表通電，各打五十大板。張學良指出：儘管蔣、馮二人在關於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問題上政見不同，但雙方都應認識到，武裝衝突、國家分裂是絕對不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懇請雙方珍惜國家統一局面，各自退讓，罷兵息爭。在另一封電報中，張學良又說：目前，東西列強環伺中國，在這個緊要關頭重燃內戰之火，可能會招致外敵入侵。
但是，張學良的天平從8月份以後開始向蔣介石傾斜。這裡面當然有蔣介石所擁有的中央資源的優勢因素，比如，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頒發勳章，就給了東北軍張學良以下將領25人，並派代表吳鐵城前來瀋陽授勳；又如，千方百計安排東北軍方面的人士去南京國民政府做官，讓胡若愚當了青島市長，讓張學良的外交秘書王家楨當了外交部常務次長，讓於學忠當了平津總指揮，讓王樹常當了河北省主席；再如，撥給東北軍人關開拔費2500萬元。還通過外交途徑請求英法駐華使節影響張學良。特別是張學良的澳大利亞顧問端納認為“閻、馮屬於舊軍閥，反動保守，而蔣介石打敗他們後能夠在中國實行開明自由的政策”的勸告，最終起了作用。這些資源及舉措，都是閻、馮所不具備和無法施行的。
但張學良不顧其他將領的反對，執意作出入關武裝調停的決定，也是有自己的政治考慮的。他認為：
一是東北需要中央的支持。 “防俄”戰爭遭到慘敗，日本帝國主義又時刻陰謀掠奪東北主權。東北軍的實力實不抵俄、日兩國。只有中國統一，反對外來侵略才有周旋的餘地。二是中原大戰雙方打了半年，力量已經有了很大的消耗，都有些支持不下去了。所以，雙方都在迫切地要求東北軍參加自己一方，挽救危局。如果再堅持中立，則會造成國家民族更大的損失，人民也會遭受更大災難，而東北軍也會孤立。三是從1928年易幟後，東北地方休養生息，已經初見成效，財政收支平衡，民族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特別是軍隊經過整訓，從軍容、軍紀到火力配備和戰鬥力，都有了新的面貌。張學良自問有能力收拾殘局。
9月20日，張學良令東北軍於學忠部入關以後，閻、馮勢力很快瓦解，中原大戰以張學良助蔣勝利而結束。
此時的張學良成了蔣介石的“紅人”。 11月8日，張學良應蔣介石的邀請，在夫人於鳳至、弟張學銘的陪同下，由100名衛兵護送前往南京商議國是。在途經天津時，蔣介石派來國府參軍長賀耀祖、上海市長張群一行親抵天津表示歡迎。在張學良所經之津浦沿線車站，到處張貼著歡迎張學良的標語，稱讚張學良“促進統一，擁護中央，有功於黨國”。 12日，張學良和夫人抵達南京後，蔣介石命令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少將以上，一律著制服正裝，渡江到浦口站恭迎張學良。當張學良下火車轉乘輪船渡江時，獅子山砲台鳴炮19響，軍艦上奏起《迎上將》軍樂，外國軍艦均懸掛中國國旗歡迎。張學良一行上岸後，國府衛隊分段為其警戒，裝甲汽車開路前進。宋子文將鐵湯池財長官邸騰出來作為張學良的行館，所有隨行人員均下榻於南京的豪華中央飯店。這樣的歡迎盛況，對張學良還是第一次。在隨後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張學良雖非委員，也被“特邀”參加，受到隆重歡迎，並當上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此後，張學良坐鎮北平，成為蔣介石在北方的得力支柱，而蔣介石則駐紮南昌，集中力量“圍剿”工農紅軍。 1931年7月，石友三在河北邢台起兵反蔣，張學良遵蔣之命，派東北軍於學忠部和蔣之中央系劉峙部南北夾擊，不到半月就使石友三全軍覆沒。這時，張學良的統治範圍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熱河、察哈爾等六省以及平、津兩大城市，地位和勢力僅次於蔣介石。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侵華駐軍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等一手“導演”之下，中國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張學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當夜，日本工兵中尉河本末守以巡查南滿鐵路為名，帶領七八名士兵來到位於奉天（今瀋陽市）北郊的柳條湖附近。這位日軍中尉親手把軍用小型炸藥裝置在鐵路軌接口處，然後拉動了引火……22時20分，一聲爆炸轟然響起，路軌被掀開。河本末守爆破成功，而後他一面命令部下向距離炸點8公里左右的中國駐軍駐地北大營開火，一面派人通知埋伏在3公里以外的川島大尉。而川島大尉則通過無線電將爆破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日軍駐瀋陽的代理司令官板垣徵四郎那裡，這就使板垣徵四郎找到藉口下令早已整裝待令的日軍，向北大營和瀋陽城發動突然襲擊。
令人意外的是，事件發生時，東北軍首腦人物竟然無一人坐鎮奉天總部。張學良已去了北平治病，駐吉林的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因奔父喪回到了原籍錦州，駐黑龍江的另一位副司令長官隨張學良進了北平，於是，東三省群龍無首。
當日軍進攻北大營時，中國守軍第7旅旅長王以哲及其部下3名團長也都不在營地住宿，旅司令部只留下被稱之為“窩囊廢”的參謀長趙鎮藩“守攤兒”。而趙鎮藩作為舊軍隊的參謀長，又是一個沒有實權的“副差使”，一切事務均須請示主官決斷。好不容易聯絡上了王以哲，卻得到了這樣的命令：“對日軍不准開槍還擊，誰惹事誰負責。”東北邊防公署參謀長榮臻的命令更令人難以接受，榮臻只是在電話中重複說：“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在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一個小小的旅長，一個沒有實權的參謀長，何以敢下達如此荒唐的命令！原來，早在幾個月前，蔣介石即已嚴令張學良及東北軍：“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間隙；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挑釁，我方均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蔣介石還擔心張學良對他的不抵抗政策貫徹不力，於9月12日在石家莊單獨召見張學良時又囑咐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
張學良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卻因此而獲“不抵抗將軍”的惡名，受到各方面輿論的奚落和譴責。作為守土有責的東北實力人物，張學良深知，東北是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喪失了東北，便喪失了政治前途和政治生命，從他內心講，他是希望政府痛下決心，實行全面抵抗的。但是，作為受到蔣介石賞識和重用的軍人，他不能也不願意違背蔣介石的意志。
張學良執行不抵抗政策的結果，使他本人也蒙受了極大損失。他丟了10多萬部隊，在國內首屈一指的東北空軍被日軍消滅了，在國內也是居於首位的有5萬工人的兵工廠丟掉了，大量的槍砲被日軍繳去。他的私人財產損失更大，僅邊業銀行在東北的資產就有1000多萬元以上，大帥府的6個金庫全部被日軍打開，張家寄存的4萬多兩黃金和許多古董均被日軍掠走。更重要的還是政治上的損失，他失去了東北地盤，政治、財政都相對獨立、雄踞一方的局面消失了，人關的26萬東北軍的軍餉今後只得依靠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了。
張學良所痛苦的是，執行不抵抗政策絕非他的本意，而他卻不能把真相告之國人。於是，在各界不斷高漲的討伐聲中，張學良先是辭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後又替蔣介石承擔東北淪陷的責任，被迫下野，出國留洋。
張學良在經歷了被迫下野的屈辱之後，並沒有完全汲取這一沉痛教訓。他在1934年從歐洲回國後首次向報界發表的講話中，競發表了這樣的三點感受：
（一）各國民眾皆能熱烈擁護領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於大戰殘破之後，皆能轉否為泰，而為領袖者亦忠誠無私，努力奮鬥。返顧國內爭做領袖者太多，猜忌爭鬥，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國病症，寧受外侮，而不許自己兄弟來統治，全國人若不願為亡國奴，必大徹大悟，容許一個領袖，有試驗機會，發展效能。
（二）西方學者治學專摯，有磨穿鐵硯精神。而我國則名不符實，大學甚多，教師為金錢，學生為文憑，對於國家所貢獻者，亦僅搖旗吶喊。
（三）西方備戰空氣濃厚，厭惡戰爭到萬分，各國猜忌及備戰之急亦到萬分。國人應速準備，泯除恩怨，否則惟有亡國。
張學良此一旅歐感受，可謂對旅歐8個月思想收穫的總結。這反映了在西方思想影響下張學良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在抗日態度上他的想法是對的，但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他不僅沒有認識到意、德法西斯統治是對人類自由民主文明的褻瀆，而且擁護蔣介石推行獨裁統治。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他和蔣介石持一個立場。這年2月，在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蔣介石兼總司令）不久，就說：“現在外有強敵入侵，內有共產黨搗亂，要求國家真正統一，必須先消滅共產黨，委員長的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我們為挽救國家危難，收復失地，只有擁護委員長，貫徹委員長的國策。”他還在部隊訓話時，把共產黨和紅軍描述成十惡不赦的罪人。他說：“現在的赤匪，不但到處放火，姦淫擄掠（甚至在江西用枯骨做成一個白塔），而且主張不愛民族，不要國家，不顧禮義廉恥，不講忠孝仁愛，這種殘忍卑污的行為，完全是一種禽獸的行為，而赤匪卻非迫使大家完全獸化不可。像他們這種違反正義違反人道的動作，就是一個普通人，也應該出來打抱不平，何況我們軍人？假設大家還有血氣，僅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也不能不仗義奮起，決心消滅這人面獸心的赤匪！”
從這些講話可以看出，此時張學良是真心幫助蔣介石“剿共”的，但是，他參與的“剿共”軍事卻連連失利，這多少也給了年輕氣盛的少帥以些許警醒。
1935年9月，國民黨政府軍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蔣介石意屬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並代行總司令職權，主持西北“剿共”。對這次調動，張學良是不情願的。但他的幾個智囊卻主張接受去西北的命令。他們認為，在西北可以與各反蔣勢力聯合，必要時可以與蔣翻臉，分治割據，而且西北可以成為抗日的後方基地。將來把東北軍移駐洛陽以西地區，對準備抗日復土較為有利。問題是如何度過內戰這一關。 “剿共”是蔣介石的國策，張學良難以動搖蔣介石的這一政策。但是，要“剿共”就只能打勝仗，只有這樣東北軍才可以保存實力，以利將來抗日。據此，張學良判斷：陝北紅軍不過幾千人，裝備又差，是弱兵，而他以十倍之眾入陝“剿共”，取勝是完全可能的。
於是，張學良接受了要他主持西北軍事的任命。
中共中央認真分析了張學良走過的道路，從而得出結論：
他是一個愛國者，家仇國恨使他與日本人有著不共戴天之仇，有抗日的階級基礎。他與蔣介石是不同的，蔣介石為了權力不惜與日本人媾和，而張學良沒有這種政治野心，他為了國家甘願犧牲父子兩代苦心經營起來的東北地盤。他和廣大東北軍的官兵們一樣，都期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收復失地。還有一點，張學良手裡有20多萬裝備先進的部隊，還掌管著四省軍政，這對陝北的共產黨和紅軍來講，是一個重大威脅。如果把張學良爭取過來，不僅消除了紅軍的威脅，有利於紅軍在陝北的發展，而且為我們抗日積蓄了一支重要力量。
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決定把西北統戰工作的重點放在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及楊虎城的西北軍上，而對於其他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爭取工作也在同步展開。
★軍事配合重拳出擊。打掉張的“剿共”速勝幻想；政治上曉以民族大義……張學良逐漸接受中共的團結禦侮主張，終於開始了由助蔣“剿共”到積極與中共聯繫，力促實現舉國抗日局面的轉變
在張學良思考如何戰胜紅軍的時候，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卻在從更高層次上考慮和設計爭取東北軍的計劃。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看來，張學良之所以對紅軍和共產黨持敵視態度，很大程度上是他不了解共產黨的結果，他之所以迷信蔣介石，也是他不了解共產黨所致。改變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誤解和敵視，有必要從擊碎他快速滅共、保存實力的幻想開始。
於是，中共中央開始醞釀實施一系列滅張威風的戰斗方案。
其一，重創張學良精銳110師。 1935年9月，張學良親自坐鎮指揮國民黨“圍剿”軍分三路向中央紅軍發起進攻。他以王以哲第67軍為中路，由關中北上，進占洛川、都縣、甘泉，直逼膚施（延安）；以楊虎城第17路軍為右路，由韓城、澄城向北進擊；另以董英斌、何柱國騎兵軍大部在慶陽、西峰鎮一帶為左路，企圖一舉圍殲中央紅軍於陝北。
首先在西安與張學良交手的是紅25軍徐海東部與劉志丹的紅26軍、27軍合編而成的第15軍團，約有7000人。而張學良南線的進攻部隊接近13萬人，如此懸殊的人數對比，令張學良有一種勝利在望的感覺。楊虎城比他要冷靜一些。戰役部署時，楊虎城提醒張學良：“紅軍不好打呀！”但這句話沒有引起張學良的注意，作為下屬，楊虎城不好與張學良深說，而心裡卻明白：張學良此舉是要碰釘子的。
果然，負責中路進攻的王以哲，立功。心切，向陝北蘇區攻擊疾進，15日即進入膚施（延安），但隨軍所帶的糧食即將告罄，而天氣漸冷，部隊的衣食均成為問題。王以哲只好派110師一部到甘泉接運後方運來的軍需和糧食。哪知紅軍已在甘泉設下埋伏，110師的人馬一到甘泉，便被圍困起來。王以哲得知甘泉被圍，即令110師剩餘部隊南下，以解甘泉之圍，但這支部隊行之嶗山附近，再次中紅軍的埋伏。紅軍引蛇出洞的戰術，使張學良的110師大部被殲於甘泉。在這次戰役中，全殲張學良部兩個團及師部，俘虜3700人，110師師長何立中、參謀長范馭州均遭斃命，兩個團團長一死一俘。
其二，全殲東北軍主力之一107師。 110師被殲以後，王以哲飛回洛川，繼而，一紙密令又將129師撤回洛川，而甘泉仍被紅軍圍困著。此時，紅15軍團的實力大大增強，為擴大戰果，紅軍始決定對東北軍駐守在榆林橋的107師的4個營和第619團的團部發動強攻。經過5個小時的戰鬥，紅軍攻克榆林橋，斃敵300餘人，俘虜敵人1800餘人。曾任張學良衛隊營營長的619團團長高福源也在被俘之列。至此，王以哲的67軍被分割在洛川、甘泉和膚施三地。
嶗山和榆林橋戰役的兩次慘敗，教育了張學良，也粉碎了他企圖僥倖立“剿共”之功的幻想。他開始考慮採取比較謹慎的作戰步驟。於是，他在飛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親自駕飛機到甘肅慶陽，告誡董英斌：“你這個梯隊須暫緩前進。部隊何時開動，須聽我的命令。”
張學良在南京期間，經歷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央紅軍勝利抵達陝北根據地吳起鎮。這時，董英斌部在慶陽、合水一帶待命的3個步兵師的給養髮生了困難。一些軍官建議，沿葫蘆河東進，一舉殲滅立足未穩的紅軍，同時解除王以哲部被分割、圍困的窘境，並打通洛川、鄜縣、膚施間的交通線。董英斌為解燃眉之急，便把部隊東進的要求報告給總部。東北軍總部代參謀長謝珂不知道張學良臨行前的告誡，就同意了董部的東進計劃。
董英斌在得到上方寶劍後，即令所屬109、106、111師前後一字擺開，浩浩蕩盪向鄜縣進發。
毛澤東和周恩來看到了又一次打擊東北軍的機會。他們與徐海東、程子華研究後定下如下方針：首先在直羅鎮一帶殲滅沿葫蘆河東進的東北軍一兩個師，而後視情況再轉移兵力，粉碎國民黨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反共“圍剿”，並向洛川、黃陵、宜川、韓城以及關中、隴東發展。
為迷惑敵人，紅15軍團派出1個團加緊圍攻甘泉。西北“剿總”見甘泉危急，急令董英斌的57軍3個師加速東進。 11月20日下午，其先頭部隊109師進入直羅鎮。直羅鎮是由甘肅合水地區通向陝北鄜縣、甘泉的一個不大的村莊，居民不過百戶，南北有連綿的土山對峙，中間是一條窄長的河谷，最寬處不超過200米，窄處只有二三十米，軍隊進入該地，猶如“蛇入細管”進入絕地。
在東北軍按照紅軍設定的路線一步步進入包圍圈時，紅1軍團已迅速而秘密地通過保安、安塞，到達鄜縣西南方的直羅鎮附近，與先行集結在這裡的紅15軍團會合，做好迎擊東北軍的準備。
在109師進占直羅鎮的當晚，紅軍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分兩路同時趕到直羅鎮，並佔領了直羅鎮兩旁的山嶺。 21日拂曉，紅軍的兩個軍團從四面八方向守敵發起進攻，上午將外圍據點攻克，中午殘敵500多人退入鎮內固守待援。見109師陷入重圍，西北“剿總”急忙又派3個師救援，均被紅軍擊退，其中敵西路救援部隊撤退時，被紅軍消滅一個團。在待援無望的情況下，109師殘部拼死突圍，至24日上午，被紅軍全殲。 109師師長牛元峰看到再無回天之力，隨即讓副官將他斃命。
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東北軍接連打了3次敗仗，近3個師的兵力被消滅，死了2個師長、2個師參謀長，6個團長也非死即俘。如此慘重的損失，在東北軍的歷史上是罕見的。尤其是兩個師被殲之後，南京軍事當局隨即下令撤銷了這兩個師的番號，這促使張學良清醒地思考蔣介石讓他“剿共”的真正用意，亦即通過與共軍作戰，即使不被消滅，也要讓其逐漸消耗掉。這時，張學良才開始認識到，再繼續“剿共”，東北軍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要抗日復土，必須另謀出路。後來，張學良在《反省錄》中闡述了他在“剿共”問題上“急剎車”的思想變化過程：
先是110師被殲滅及師長何立中被打死，繼之109師又大敗，師長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二師長均是東北軍最優秀者，這兩次可怕的失敗深創我心，這更增強了我的信念，即傑出將領為內戰而喪身是令人遺憾的，同時我不願再輕視共軍的戰鬥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張學良在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期間，思想上已經發生轉變。會議還沒結束，他就藉口上海有事，驅車找到了因“新生事件”獲罪坐牢的東北籍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
杜重遠在九一八事變前曾當過瀋陽市商會副會長，與張學良的關係很好。後來到上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主編《新生》周刊，宣傳抗日，和沈鈞儒、鄒韜奮等愛國民主人士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1935年7月，因《新生》周刊發表《閒話皇帝》一文，被日方誣指為“侮辱天皇”，南京國民政府便以妨礙“中日邦交”的罪名，將其逮捕判刑，關在上海漕河涇的“模範”監獄。但國府當局也知道這樣處置杜重遠有些理虧，就讓監獄專門蓋了3間平房，讓杜重遠住了進去，會客不受限制，週末可以回家。
在杜重遠的房間裡，張學良如實地傾訴了自己的苦悶。他說：“我過去到過意大利，學法西斯，以為法西斯主義可以救中國，所以一心不二地擁護蔣介石的政策，跟著蔣去'剿共'，實指望國家統一後再抗日。但現實生活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對頭，覺得過去的想法、做法錯了。今後真不知該怎麼辦？”
杜重遠知道張學良是一個慷慨、爽直、有愛國心的人，因此就一針見血地揭露蔣介石借內戰之機消滅異己的錯誤，直截了當地批評了張學良過去的一套做法是“為虎作倀”，而後給他指出了一條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的道路。杜重遠說：“你和東北軍的主力駐在陝甘兩省，有許多聯合抗日的條件，就看你做不做。首先，你們和紅軍離得不遠，可以和紅軍搞好關係；其次，楊虎城有抗日進步思想，又在你旁邊，可以與他合作；另外，盛世才在新疆，同蘇聯關係不錯，又是東北同鄉，也可以聯合起來。這樣，聯共、聯楊、聯盛，再加上全國人民，一致起來抗日，你和東北軍一定會有前途，東北失土一定能夠收回。”
張學良覺得杜重遠分析得很有道理，受到了很大啟發。但是他仍有顧慮，這就是他的反共立場。張學良告訴杜重遠：“我們現在同楊虎城儘管還有些隔膜，但搞聯合問題不大。盛世才是同鄉又是熟人，聯合抗日好辦。只是共產黨我還摸不到底。過去我們一致打人家，恐怕仇恨深著哩。我們想和人家聯合抗日，誰知道人家會不會要咱這個朋友呢？”
“這個你儘管放心。”杜重遠笑一笑說道，“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全中國，抗日救國已成了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共產黨是人民利益和意願的代表者，首先倡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因此絕不會拒絕同你們合作。（八一宣言）上寫得清清楚楚，不管是任何黨派、任何軍隊和個人，也不管過去有什麼舊仇宿怨，只要能走抗日的道路，共產黨都會與之親密攜手，聯合抗日的。”
在上海，張學良還拜會了宋慶齡、沈鈞儒、李杜等人。
李杜原是張學良的老部下，曾任東北軍第9旅旅長，九一八事變後率部抗日，失敗後退往蘇聯，與共產國際有接觸。後來，又從蘇聯回到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與上海共產黨地下組織也有聯繫。張學良會晤李杜，就是想通過李杜溝通他與蘇聯和中共的關係，以便取得蘇聯的援助，在西北與紅軍聯合抗日，並請李杜替他秘密介紹中共的關係，相機進行溝通。
張學良還擔心單靠李杜一條線聯繫共產黨不保險，又想到了東北大學中參與北平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骨幹，張學良認為，這些學生骨幹中應當有共產黨員指導活動。於是，他在回西安前，致電東北大學秘書長王卓然，表示他捐款1000元，用以慰問在一二·九運動中受傷的學生，同時要東大學生會派代表去西安見他。東大學生會果然就派了中共黨員宋黎為代表前往西安。
宋黎見到張學良後，向他匯報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示威遊行的詳細經過和全國抗日運動發展的新形勢，還講述了東北人民在日寇統治下當亡國奴的種種慘狀。張學良聽後感慨萬端，他當即向宋黎表示：“我張某人現在堅決主張抗日。東北大地是從我手中丟掉的，一定要用我的手把它收復。”張學良與宋黎連續談了三個半天，從宋黎的言論舉動上，猜想宋黎很可能是共產黨員，便問宋黎：“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宋黎不知張的用意，沒敢正面回答，而這使張學良更加確信宋黎就是共產黨員。於是，他就把宋黎留在身邊當了秘書。就這樣，張學良終於找到了一個共產黨員。
在張學良千方百計尋找共產黨的同時，中共中央也在為溝通與張學良的聯繫而努力。
首先，對國民黨政府軍官兵加大了政治宣傳的力度，不斷地闡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主張。 1935年11月，毛澤東與彭德懷等9人聯名發表《告圍攻陝甘蘇區的各部隊長官與士兵書》，申明：“只要你們不打紅軍和陝甘蘇區，我們願意和你們互派代表，簽訂抗日作戰協定，並組成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聯合起來，打日本救中國”。還強調，“不論哪一派的軍隊，不論一軍一師或者一連一排，不論從前有沒有打過紅軍或蘇維埃區域，我們為著貫徹4年來的抗日救國的主張，都一律歡迎同我們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在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毛澤東即於11月26日，寫信給東北軍57軍軍長董英斌，提議兩軍作出約定：“（一）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亦不打東北軍。（二）貴軍與其他東北軍部隊，凡願抗日反蔣者，不論過去打過紅軍與否，紅軍願與訂立條約，一同打日本打蔣介石。（三）紅軍優待東北軍官兵，不但一個不殺，且分別任職或資遣回隊；負傷官兵，均照紅軍傷員一體醫治。”
1936年1月16日，毛澤東電示在前線的彭德懷：派伍修權將瓦窯堡會議決議送給駐在洛川的東北軍67軍軍長王以哲等。
接著，通過教育和爭取東北軍俘虜向張學良傳遞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誠意。這項工作很快在被俘的東北軍67軍110師619團團長高福源身上取得進展。
高福源曾就讀於北平輔仁大學，由於文化素養高，富有正義感，打仗也有一套，而深得張學良的信任。被俘之後，開始他感到自己是張學良的心腹，弄不好要被處死，情緒十分低落。後來，紅軍對他非常關照，並無要殺他的意思。彭德懷、徐海東等紅軍將領多次與他談話，給他宣講抗日救國的道理，講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要侵略中國和我們應該怎樣抗戰。通過與共產黨人的接觸，高福源認識到，抗日救國大事要依靠共產黨和紅軍。共產黨與國民黨不一樣，是真心抗日的隊伍，是真誠幫助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的。
1936年1月，高福源主動向彭德懷錶示，願為紅軍與東北軍聯合抗日而奔走。他說：東北軍下層官兵，就是張學良、王以哲也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強烈願望，如果張、王能夠了解紅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能夠與紅軍合作抗日的。
彭德懷遂將高福源的要求報告了中共中央。此後，仍是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的博古及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先後與高見面並談了話。這時，瓦窯堡會議剛剛開過，許多同志都被派出去開展統戰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高福源的建議，當然為黨所贊成。李克農請示黨中央後，對高福源說：“我們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慮這樣做，對你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高福源很自信地表示：“我自己既然要求回去，就有這個把握。為了共同起來抗日救國，有危險也不怕。”高福源出發時，李克農再次接見他說：“你這次回去，還是用你個人的身份，先試探一下張學良將軍的態度。假若張將軍有真誠的表示，紅軍願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談判。”
“俘虜使者”高福源肩負特殊的使命，離開瓦窯堡，經延安首先到達甘泉縣城，而後到洛川並見到了王以哲。他向王以哲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和自己在蘇區的見聞。王以哲此時正奉張學良之命設法溝通與紅軍的聯繫，於是急電張學良。張學良原以為高福源被俘後早已被殺，收到王以哲電報立刻趕到洛川，並立即接見高福源。高見到張學良後將自己在紅軍的感受和盤托出，慷慨陳詞，聲淚俱下，要求張學良放棄反共，與紅軍合作抗日。思想已有所轉變、正在多方尋找共產黨的張學良聽完高福源的話，異常興奮，他向高福源表示：你談得很好，看來我們選擇聯共抗日這條路，是選對了。事關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趕快回去，請紅軍派一位正式代表與我們正式進行商談。
張學良還委託高福源帶去一封致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他揮筆寫道：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到達甘泉，向紅軍政治部報告了與張學良見面的情況。彭德懷以最陝速度將這一訊息電告中共中央。毛澤東即刻復電：同意派代表與東北軍會談。
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提出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條件：（1）全部軍隊停戰，全力抗日討蔣；（2）目前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辦法；（3）提議組成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徵求張、王的意見；（4）請張、王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採取的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是消極的）；（5）立即交換密碼；（6）歡迎王軍長與彭德懷見面。
關於中共的談判代表人選，毛澤東與彭德懷曾醞釀過周桓、伍修權、葉劍英、蕭勁光。恰在這時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從道佐輔回來，周桓即向彭德懷建議由李克農出任談判代表，得到中央批准。
此時紅軍正在積極部署兵力，組建抗日先鋒軍準備渡（黃）河東征尋機抗日。毛澤東、周恩來仍即刻專門抽時間會見了高福源。在周恩來的土窯洞裡，高福源見到了同屬中共和紅軍最高層首腦人物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當忐忑不安的高福源被李克農讓進窯洞時，坐在炕沿上的那位，面目清秀，蓄著一把濃密而漆黑大鬍子的人站立起來，熱情地說：“你就是高福源吧？”李克農忙上前介紹道：“這就是周恩來副主席。”坐在桌前木凳上，留著背頭，身材高挺的人也迎上前去，李克農向高福源介紹說：“這位就是毛澤東主席。”
高福源怎麼也沒有想到，統率紅軍戰勝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反复“圍剿”、尾追堵截，長驅兩萬餘里，一直打到陝北這個山旮旯裡的兩位富有傳奇色彩的紅軍領袖，竟是這樣普通和平易近人。
“你的情況克農同志都向我們介紹了。感謝你為國家、為民族、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毛澤東緊緊握住高福源的手，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講道。
稍頃，周恩來也緊緊握住高福源的手，熱情地說：“你這一步走得好，棄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種又一次引向東北軍中。你是張將軍部隊裡最有覺悟，也最先覺悟的愛國軍人。”
中共中央高層經詢高福源獲悉張學良的最新動態之後，毛澤東於1月20日18時，急電彭德懷轉告李克農，再次指示與張學良談判的方針：
（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我軍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於成；（乙）向彼方提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是很危險的；（丙）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並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丁）克農繼續擔任我方代表，常駐洛川，並徵求彼方同意，準備3天內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戊）要求彼方派代表來瓦窯堡。
也就是這天晚上，中共談判代表李克農與張學良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判。張學良告訴李克農，他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東北軍內同情中共主張的不乏其人，如果紅軍真有誠意，他本人回西安後將去甘肅、南京，對於學忠、蔣介石做說服工作，勸蔣放棄一黨專政，如有成績，兩週後在膚施或洛川與彭德懷見面。他還表示，由於東北軍處境困難，為保守秘密，目前只能採取消極態度，東北軍與紅軍雙方各就原境劃分疆界，在可能範圍內恢復經濟通商。
中共中央得知張學良的政治態度後，於1月25日，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20名紅軍將領的名義，發表《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肯定東北軍的絕大多數是愛國的，是願意打日本的。針對張學良反日不反蔣的態度，明確指出：奉行蔣介石的“剿共”的政策，打紅軍進攻蘇區是東北軍的絕路，抗日反蔣才是東北軍的唯一出路。
經過洛川初步接觸，中國共產黨和張學良都有意繼續進行會談。對怎樣進行第二次會談，張聞天、毛澤東和彭德懷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向李克農發出了“訓令”。在“訓令”中，中共判斷，張學良目前的政治態度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些口號。對此，指示李克農在談判中實行以下策略：（1）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2）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3）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反對蔣介石召集任何違反民意、欺騙民眾、喪權辱國的會議。堅持抗日與討賣國賊不可分離，反對抗日不討賣國賊。張學良如果接受上述條件，當然這是最理想的方案；如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在談判中也不應因這些原則問題與張造成尖銳對立，致妨礙初步協定的訂立。總之，應以“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為總原則。
3月3日，張學良從南京回到西安後，即親自駕飛機到洛川與李克農舉行會談。這次會談是在紅軍渡河東征，吃掉閻錫山5個團，攻占中陽、離石、汾陽、孝義、靈石、隰縣廣大地區，節節取勝的形勢下舉行的。會談主要圍繞張學良提出的幾個重要問題展開。
（1）對待蔣介石的問題。
張學良提出，為什麼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李克農按照事先確定的談判原則，回答：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專打內戰，不抗日。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不僅把東北拱手送給了日本人，現在華北也岌岌可危。蔣還殘酷鎮壓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所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包括他。張學良不同意中共的上述看法。他認為，要抗日，不爭取蔣介石參加是不可思議的。因為蔣介石分別掌握著國家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