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章救國？誤國？國人鄙棄蔣介石既定國策
★日本人不領蔣介石的情：得寸進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愈益蒼白無力
★國民黨內若干要員向蔣公然說不：胡、李公開痛批蔣氏國策，馮玉祥獨闖抗日禁區……政見之爭下形成的新的派系，使國民黨內裂痕再度擴大
★民怨遍及全國：蔣介石的誤國政策招致民眾、學子持續不斷的示威遊行違背民意、觸犯眾怒對南京國民政府構成的威脅在1936年達到高潮
★軍隊將領對蔣的不滿更為加深：李濟深領銜發起反蔣抗日福建事變，胡漢民死後引發兩廣危機，陳濟棠、李宗仁等相繼向蔣氏發難
1936年元旦這天，南京下了一場大雪。中國傳統上有“瑞雪兆豐年”的說法，因而人們對這伴雪而來的新的一年寄託著無限的期望。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把他對1936年的期待寫在一首詩裡：
我做文天祥，我做史可法，我做岳武穆，我做顏真卿。
說到要做到，不為自欺瞞，歡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另一國民黨要員邵元沖在元旦的日記裡也抒發了他的感慨：
時大雪紛飛，寒風凜冽，撫應國艱，不禁愾然。
兩位國民黨要員的新春寄語，顯然是多了些沉悶和感傷，少了些對未來的憧憬和自信。然而，他們的心情，在此時的中國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國難當頭，日寇得寸進尺，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老百姓感覺到的只能是傷感，只能是失望，誰人敢想像未來的一年，這一年的中國又該變成什麼樣子？
★日本人不領蔣介石的情：得寸進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愈益蒼白無力
元旦這天剛剛平穩地過去，1月2日，中日之間又生摩擦。國民黨第29軍132師93團士兵在天津大沽搜查走私時，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職員不僅不接受搜查，還對執行公務的中國士兵大打出手，衝突隨之發生。爾後，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川樾茂還惡人先告狀向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提出嚴重“抗議”，要求中方：一、正式道歉；二、撤銷大沽駐軍及公安局負責人；三、將“肇事”者逮捕、處分；四、賠償損失；五、以後不得再有“侮日”行為；六、保障不得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宋哲元被迫委曲求全，在公開道歉的同時，冀察行政當局還作出兩項決定：一、賠償日方400元；二、29軍不准進駐塘沽、大沽，地方治安由冀東（偽）保安隊負責。
在宋哲元接受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川樾茂“抗議”的同時，日本關東軍參謀、駐承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代表日方再提無理要求，謀求中方讓出察北沽源、康保、化德、寶昌、張北、商都6縣行政權，由日本顧問和偽方人員接管……對此類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宋哲元不敢擅處，只得報告蔣介石。蔣氏也是苦無良策，致電宋哲元：“本維護領土完整原則妥慎處理察事。”這實際上是要宋在留有臉面情形下的再次讓步。宋哲元領會了最高當局的意圖：滿足日本所提察北6縣改駐（偽）保安隊的要求，但堅持偽軍李守信部撤回多倫。日本人給了蔣介石面子，而南京國民政府則以失去6縣的控制權而再次取得了暫時的苟安。
但安寧只有幾天。 1月5日夜10時許，北平日軍士兵30多人演習回城，朝陽門中國守軍因為開城門稍遲，日軍士兵便開槍擊傷中國守城警士張玉亭和保安二隊班長張世挺。爾後，日方卻反誣“中國士兵對日軍射擊”，並由駐北平武官向宋哲元提出抗議，宋哲元又一次扮演了有失國人顏面的角色：向日方賠禮道歉，答應懲辦朝陽門事件中被打傷的中國軍警，並應日方要求委派石友三出任北平保安司令，此事才算了結。
而日本侵略中國、滅亡中國的目標並不會因此而予以改變，日本軍部拋出的1936年對華政策方針，在陸軍省給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處理華北綱要》的指示中，有著堪稱詳細的闡述。它指出：處理華北的主要目標是“實現華北五省自治”。具體步驟是：“先逐步完成冀、察兩省及平、津兩市的自治，進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與之合流。”當前要“支持冀東自治政府的獨立性，在冀、察自治基本可以信任之時，盡快使其與之合流。”由中國駐屯軍全盤負責華北獨立運動，原則上以冀察、冀東兩當局為對象，堅持內部指導為宗旨，指導的重點放在財政特別是金融、軍事和對一般民眾的指導上。
控制華北五省僅僅是日本侵略目標的一部分，日軍侵華的胃口大得驚人。關東軍此前製訂的《對蒙（西北）施策要領》提出的目標是，“伴隨華北工作，使內蒙自立於中央”，並“向綏遠發展，擴展到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區”。陸軍部指示關東軍：“內蒙工作的範圍，當前為錫盟、察盟、烏盟，如有可能包括阿拉善地區。要使上述地區實現中國政權實際上政令不達的目標。”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才算明白，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日軍頻繁製造事端，目的是站穩華北，再佔西北諸省。
但是，這一對華政策還沒有正式實施，日本國內就發生了旨在推翻岡田內閣的軍事政變。 2月26日凌晨時分，主張天皇神聖論的20多名陸軍青年軍官，率領1200名步兵包圍了日本陸軍部、參謀本部、國會大廈和首相官邸。首相岡田啟介僥倖死裡逃生，但是包括內大臣齋藤實、財政大臣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官員均被槍殺。
第二天，天皇下達命令鎮壓叛軍。十幾天后，廣田內閣誕生。在“二二六事件”中，裕仁天皇親自參與整肅軍隊，並打破現役軍人不得參政的慣例，把那些主張對華作戰的野心勃勃的年輕將軍擢升到軍部首腦機關和內閣裡來。新內閣旋即決定增加巨額軍費，大力發展軍事工業，把日本經濟全面轉入戰爭軌道。
日本發生的政變，不僅對日本政局造成嚴重影響，而且引起了日本對外政策的重大變化。這個變化使中國首先成為受害者。新內閣主張加快對華戰爭的步伐，提出：現在已經到了“中止帝國對華政策的抽象論”，“改變對華政策的根本觀念，樹立作為國策的新政策之時了。”關東軍對華政策的根本觀點是：要“從人文及地理觀念出發，分離中國大陸；使已分離的各地區與帝國直接聯繫，並依靠帝國的國力阻止各分離勢力的矛盾；以維持各地區的和平與民眾的經濟繁榮為目的，實現中國各地根絕排日與日滿華提攜。”這就使岡田內閣制訂的“華北自治”更進一步變為“華北分離”，進而殖民化全中國。
日本新的對華政策出籠後，馬上付諸實施。從4月18日起，便向天津地區增兵，並實行新的作戰編制，兵力由原來的2200人增加3倍到8400人，體制由原來的一年輪換制改為永駐制。
日本對華政策的大幅調整，並加快全面侵華戰爭的準備，引起了國民黨高層的重視。蔣介石密切關注這一事態的發展。但是，要抗日，就必須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而這一政策是蔣介石奉行多年的既定國策。日本的大舉進犯，迫使蔣介石考慮他最不願考慮的問題。
這不能不說到蔣介石親手製定的內政外交政策的基軸——“攘外必先安內”。
這一政策的首次公開始於1931年的7月23日，蔣介石在《告全國一致安內攘外》中說：
惟攘外必先安內……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從蔣介石這段話看，“攘外”是指對付一切外國侵略勢力；“安內”既指消滅共產黨的革命武裝，也包括削弭胡漢民、陳濟棠等反蔣派系的政治和軍事反抗活動。
蔣介石這個講話不到兩個月，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由於日本擴大侵略中國並引起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原來反蔣派系的政治態度有所變化，蔣提出的“安內攘外”的含義逐漸縮小，變成專指內對中共、外對日本的國民黨及南京國民政府關於內政、外交的政策基礎。
蔣介石為何要把消滅共產黨置於應對日寇對中國的侵略之先呢？
蔣氏認為，抵禦日本侵略乃是手足捍衛頭腦，“圍剿”紅軍則是拔出“心腹疽毒”。按照他的理解，日本雖然掠我國土，殺我子民，但他還可以賣國求榮，苟且偷生地繼續掌權，而共產黨就不同了，它的目標是要推翻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因而，共產黨才是蔣氏政權的最大威脅。蔣介石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而不得。這就再明白不過了，蔣介石製定政策，考慮的不是民族的存亡、國家的興衰，而是怎樣保住自己的權力，延續自己的統治地位。
如此充滿個人私慾、不顧民族和人民利益的謬論，蔣介石還生怕別人聽不明白，不遺餘力地進行宣揚。他專門在廬山設立軍官訓練團，自任團長，委任陳誠為副團長，召集全國軍官輪流受訓，灌輸“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和對蔣介石絕對忠誠的思想。在國民黨政府軍中一提“蔣委員長”，或一提“領袖”就必須立正的規定和風氣，就是從此開始的。
蔣介石發表了一篇又一篇講話，闡述他的思想。影響較大的有：《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剿匪要實幹》、《蔣委員長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等等。蔣氏在這些講話中，“嚴令剿匪部隊，在匪未清前，絕對不言抗日。希望黨政軍各方同志，須專心剿匪。”他反復告誡部屬：國家大患不在日本的侵略，而在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在一次講話中，蔣介石開宗明義地指出：“這次剿匪，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為什麼呢？他說：“在外患日迫，帝國主義嚴重壓迫之下，中國內部若是仍無辦法整理，則中國必不能繼續苟延存在。”為什麼不先“整理內部”中國就無法存在了呢？他的回答是：“現時的匪區，是中國的中心區域，中心區域的匪患，真是國家的心腹之患，此時如果不能立即肅清，中國就決不能夠復興，唯有滅亡而已。”這些話，事實上顯然是缺乏根據的，因為紅軍長征之途，那可謂大部是地老天荒之地吧，但蔣介石依然是興兵數十萬，窮追猛打。
為了消除共產黨這個心頭之患，蔣介石把如何與共軍作戰的原則，編寫成《剿匪讀本》、《軍人精神教育》、《孫吳兵略問答》、《步兵操典綱領》、《曾國藩剿捻實錄》、《增補曾胡治兵語錄》、《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新頒黨政軍條規及行營第四廳新頒各條規則》、《剿匪部隊訓練要旨》、《封鎖法規彙編》等13種書籍，發放範圍從基層軍官到高級將領。
縱使蔣介石對付共產黨想盡各種辦法，但其錯誤的戰爭指導終使其如意美夢成為異想天開。
蔣介石對自己那套置民族、國家大義而不顧的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也感到心虛。為了證明這套政策理論是有根有據、不是他憑空杜撰，苦思冥想之後，終於從歷史上找到了根據，這就是1840年以來的晚清王朝。從慈禧到宣統，都是靠對外屈膝投降、割地賠款，對內高舉屠刀，鎮壓反抗而維護其沒落統治的。蔣介石也要學習晚清的皇帝，國家雖遭受劫難，自己卻穩坐“龍椅”。他還號召軍隊高級將領學習曾國藩，要像當年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那樣，消滅共產黨和紅軍。 1936年4月28日，蔣介石在湖南長沙對教育界發表題為《軍訓之目的與救國的基礎》訓詞，明確提出了學習曾國藩的任務。他說：“曾國藩、胡林翼一班人……所表現的精神和所作的事業……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尤其是可以為我們各位同志效法的，當時一方面有太平天國的內憂，揚子江流域各省，幾乎完全失陷，一方面又有英、法諸國的外患，壓迫侵略，時時危急，當時如此紛亂危險的國家，就是因為你們湖南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這幾位豪傑，幾位先賢，能夠乘勢奮發為雄，就將大局挽救過來，使一般同胞的痛苦，能夠解除。”
蔣介石更自比曾國藩、胡林翼，而把紅軍領袖朱德、毛澤東比作是太平天國時代的洪秀全、楊秀清。他說什麼：在中國歷史上所謂改朝換代的時候，都有土匪發生，而且土匪的力量都是極其強大的。現在的匪患正是同樣的現象。現在赤匪許多組織的方法，亦不過是很粗淺地抄襲洪、楊時代的方法罷了。可是太平天國雖有極嚴密的組織與紀律，終究卻被曾國藩、胡林翼打敗。現在的“共匪”朱、毛，決比不上太平天國的洪、楊，難道我們自己就連曾國藩、胡林翼都比不上嗎？
蔣介石對日本入侵的忍讓也是有底線的，這就是保住他的政權，保住他的統治。然而，日本步步緊逼，不斷挑戰他的“底線”，使蔣介石始終有一種如臨深淵的感覺。但與日本開戰，又是蔣介石只要還有一線生機就決不選擇的道路。他認為，日本太強，中國太弱，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根本沒有抗禦日本侵略的能力。他曾經對他的高級將領說，我們“國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裡。他要我們哪天死，我們就不得不哪天死。”
但是，蔣介石也不是不想趕走日寇，他只是不願傷了自己的實力。他怕就怕自己與日軍拼殺“傷筋動骨”之後，沒有足夠強的力量對付黨內的反對派和消滅共產黨。因而，他把在日軍鐵蹄下獲得解放的希望寄託給了英美等外力。希望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讓盟軍來解救自己。他採取與日本兜圈子的方法，避其鋒芒，以拖待變。
這種自以為是“救國”之法，實則“誤國”之舉。蔣介石越來越多地聽到對他的既定國策的不滿。這種不滿，開始還僅僅是不同觀點的爭論，而後逐漸發展為一邊倒的聲討之聲。
★國民黨內若干要員向蔣公然說不：胡、李公開痛批蔣氏國策。馮玉祥獨闖抗日禁區……政見之爭下形成的新的派系。使國民黨內裂痕再度擴大
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取代北洋軍閥政權之後建立起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它是在新老軍閥及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從一開始其政權基礎就不穩固，各派系的鬥爭此起彼伏，並引發了多次政治危機。但蔣介石不愧是處理這類爭鬥的高手，他採取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明的、暗的等各種手段，制服了一個個對手……
當然，這裡面也有口服而心不服的，更不乏表面上“俯首稱臣”，但內心卻不甘心失敗的。這就使其政權內在地潛藏著不穩定、不和諧的“音符”，一旦形勢發生變化，就會不斷有新的反對派冒出來。
而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公然挑戰了全體中國人最樸實的民族感情，這就不可能不在國民黨內引起反彈。
第一個敢於跟蔣介石“叫板”的是國民黨元老胡漢民。
胡漢民，祖籍江西廬陵，1879年生於廣東番禺縣一個書吏家中。原名衍鸛，後改名衍鴻，因在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時常用“漢民”這個筆名，後來這就成為他的正式名字。
辛亥革命時期，胡漢民是孫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同盟會成立時，創辦報紙宣揚革命是孫中山交給他的主要工作。後胡漢民徵得孫中山同意將擬辦的報紙取名為《民報》，而該報創刊號係由孫中山口授內容他親自執筆撰寫成稿。胡漢民實際上擔任了《民報》主編的工作，受命掌握革命黨的主要輿論喉舌。在胡漢民主持下，《民報》集中宣傳民主革命綱領，批判改良主義謬論，使革命黨在國內外的影響迅速擴大。在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中，胡漢民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他政治升騰的起點，由此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從1906年起，胡漢民開始投入反清的武裝鬥爭，他與黃興一起組織了欽州河口起義，領導了廣州新軍起義和廣州起義，雖然這幾次起義都告失敗，但卻奠定了他從事武裝鬥爭的根基。在隨後光復廣州的鬥爭中，未動兵戈便獲大勝。在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廣東軍政府裡，胡漢民成為首任都督。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胡漢民出任總統府秘書長的要職。 1914年7月8日，國民黨在東京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孫中山被選為總理，胡漢民成為政治部長。在重新履行入黨手續時，胡漢民又擔任孫中山入黨宣誓的主盟人。 1924年1月，在改組後的國民黨舉行一大期間，孫中山指定由胡漢民、汪精衛、林森、李大釗、謝持等5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是年5月，孫中山患病，胡漢民被委以代理大本營事務的重任。年底，孫中山北上之前，正式委任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並代理政治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顯然，孫中山是把胡漢民視為自己的接班人而加以培養的。但是孫中山在幾個月後很快逝世，特別是孫中山在病重期間汪精衛一直隨侍在側，並由汪精衛親手記錄和傳達了先總理的“臨終遺囑”，這使汪精衛有了“親受遺命”的資本，其身價陡然上升，讓胡漢民第一次嚐到了與“第一把交椅”擦肩而過的苦澀。但胡漢民作為國民黨內三大巨頭（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之一的地位，仍是不可動搖的。
蔣介石“攘外安內”政策提出以後，胡漢民立表質疑。他特別痛恨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 1932年初，他在復汪精衛的電報中說：“此時國家民族最大問題，亦莫過於抗日剿共，只須中央行責任內閣之職權，貫徹吾黨數月來共同確定之政策，而吾輩以在野之身，竭誠為政府之助，則對內對外，自能發展，開一新局勢，以孚國人之望。”這段話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正式提出“抗日剿共”的口號，這與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顯有區別，且公開表達了對蔣介石政策的不滿；其二，表示支持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政策；其三，決定不參與中央政事，保持“在野”地位，這也是對蔣、汪控制的中央政府感到失望的表示。
接著，胡漢民於3月24日在香港發表談話，在痛斥蔣、汪在淞滬抗戰中對奮勇抗敵的19路軍和張治中指揮的第5軍不予積極支援且多方阻難行徑的同時，還提出了與南京國民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張：
1．對滬戰為切實之應援，務將暴日逐出上海；
2．集中民眾力量為抗日中堅；
3．迅速檄調以抵抗為主義之勁旅。收復東北失地；
4．嚴整沿海各省戰守之備，真實謀長遠之抵抗；外交仍推行孫陳（孫科、陳友仁）對外政策，確定東北與滬案為整個問題，日軍未退滬前，無交涉可言。
胡漢民的上述主張，尤其是關於集中民眾力量作為抗日中堅、嚴整戰備作長期抗戰、驅逐暴日、收復東北失地各點，抓住了抗日救亡的關鍵，反映了人民群眾的要求。這在當時的國民黨要人中，極少有像他這樣態度堅定、抗日目標明確的。
胡漢民在反對蔣介石對日不抵抗政策的同時，對共產黨的態度也有所轉變。 1931年1月，胡漢民創辦《三民主義月刊》，這個刊物發表的文章涉及政治、經濟、外交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但批判“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和法西斯獨裁統治，則是該刊經常的論題。胡漢民自己也是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寫的一系列政論文章直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在《跋日人關於各國對日經濟封鎖之應付計劃》一文，指出屈辱求和是不可能的：“東北之亡，亡於不抵抗，不抵抗非和也；今日一抗議，明日一聲明，邦交依然，互市如舊，亦非所謂和也；呈訴於國聯，乞憐於列強，奴顏婢膝，觳觫以承望他人之眼色，既非日降，又非日和；不降不和徘徊莫定，尤非有廉恥知氣節之國家所宜爾也。則今日之事如何，日'唯戰'。戰敗，是亡而非降；戰而勝，則國家賴以獨立，民族賴以生存。”
在《什麼是我們的生路》一文中，胡漢民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們的生路只有一條，就是對日抗戰。”這篇文章有三個旗幟鮮明的觀點引人注意：
其一，批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認為“抗戰只是求生的自衛的最低限度的舉措”，“因此內部而安固須抗，內而不安也要抗”，否則“情願束手待斃，不會成了亡國的天經地義嗎？”“我從一切歷史的事實相信惟攘外可以安內”，根本的說“中國今日，只有攘外的問題，沒有安內的問題”。 “以剿共為安內，這是一種錯誤”。
其二，提出抗日重於“剿共”。他說：“南京國民政府呢，至今依賴他人，不肯作實際之抵抗。號稱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不抗日而'剿共'，在榆關陷落熱河危急之時，藉口贛共猖獗，便一溜煙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說共不當剿，抗日'剿共'是兩年來所抱持的主張，可是權衡輕重，則在今日情勢之下，抗日尤重於'剿共'。”
其三，主張推翻不抗戰政府。他斥責南京國民政府“從無抵抗、無責任、無辦法的三無主義到不抗、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主義，是南京國民政府應付日本的唯一主義”。 “我們所要求的只在如何督責'勇於對內，怯於對外'的當局，把我們的信念由'託之空言'，轉移到'見諸事實”'。 “唯有對日抗戰是我們的生路，假如政府不抗日，那我們便說唯有推翻不抗戰的政府。”“聯合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國民，共同負起向日本抗戰的責任”。
1934年到1935年，胡漢民抨擊蔣、汪錯誤政策的初衷不改。他在紀念“九一八”事變3週年的詩中寫道：操戈同室疏能間，遂使門開揖盜來。萬國衣冠齊齒冷，兩河忠義未心灰，豎儒詎有和親策，兒戲先聞大將台。生聚十年堪藉口，不須新火感榆槐。表達他對蔣、汪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使敵人有可乘之機，以致侵略日深的不滿；同時也揭露人民在要求抗日，而蔣、汪卻藉口“十年生聚”，屈辱求和拒絕抗日的事實。
對於胡漢民不斷地與自己“唱反調”，蔣介石是非常嫉恨的。只是懼於胡在黨內的資歷並顧忌幾年前“軟禁胡漢民”所掀起的軒然大波，而採取隱忍態度罷了。習慣於獨裁卻還要在表面上顯示黨內團結的蔣介石，也想利用胡漢民來為其“裝潢門面”。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選舉胡漢民為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後，便頻頻邀請胡北上南京主持中央大計，胡漢民猜透了蔣介石的心思，在與幕僚商議後，定下了暫緩北上的決心。這使蔣介石用心良苦謀取黨內“團結統一”的計劃受到打擊。此時，國民黨的另一個中樞人物汪精衛，也學著胡漢民的樣子，悄悄地從上海去了歐洲，過起了在野般的日子。為了掩蓋蔣、胡矛盾，南京方面極力抹殺雙方政治上的分歧，一再放出待氣候轉暖胡即北上的消息。針對南京的宣傳，胡漢民於1936年2月22日公開發表談話，指出：暫緩北上，不是什麼健康問題，關鍵在如何救亡問題。胡漢民在這次談話中進一步批駁了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其要點如下：
一、指出日寇侵略日深根源在蔣介石、汪精衛的錯誤政策。談話說：“蓋九一八事發，日人初無一貫計劃，不料其有如此之順適，假使南京國民政府當時能以武力抵抗，或嚴重交涉，自不至於今日。乃南京國民政府既不抵抗，又不直接交涉，一味依賴國聯，……一味向日本叩首，日人乃得在對國際宣稱防共，與看透中國不抵抗之兩種投機下，肆所欲為，得寸進尺，結果此數年間便鑄成中國今日危機及蔣、汪兩先生之錯誤。”
二、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堅持錯誤，不願改正。他說：“以余觀察所得各方報告，南京當局此種錯誤未曾改正。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中央政府後，依然僵局一個。在最近復有調整中日問題之進行，其調整原則據日方負責人宣稱，且謂已經南京當局認可者有三：第一，中國承認偽滿；第二，日本派兵來中國協助'剿共'；第三，中、日、偽同盟，中國不得與他國合作。此種原則如果成為事實，則不特割棄東北四省，簡直中國已儕朝鮮而為日本之保護國矣。”
三、表示問題不在他是否北上，而在南京國民政府是否以實力抗日。胡漢民說：“餘現在想如何促進南京當局之覺悟，與如何團結抵抗力量，以從事於救國。在此問題未有解決以前，即使餘到南京或上海，亦於國事無補；如其此問題得到解決，則餘北上或不北上，俱於國事可為也。”
胡漢民這種堅持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實力抗日的立場，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他同蔣介石的矛盾鬥爭，雖然帶有政爭色彩，卻已超出政爭範圍，成為當時抗日救亡鬥爭的一個特殊部分。當時日本外相廣田提出滅華三原則，南京國民政府表面上沒同意，暗中卻有交易；中國工農紅軍組成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準備抗日，蔣介石急從洛陽、徐州、浦口等地調兵30萬，會同山西閻錫山晉系軍隊進行圍攻；平津學生要求抗日，蔣介石下令進行大逮捕。在這種情況下，胡漢民公開站出來抨擊蔣介石的錯誤政策，揭露“廣田三原則”的滅華實質，要求團結抗日力量，共同對外，顯然是值得肯定的。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廣西綏靖主任、後來曾擔任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也向蔣介石的錯誤政策發起挑戰。
在李宗仁看來，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即是滅亡整個中國，那麼中國的抗日戰爭，就是整個民族求生存的戰爭，就是全體國民性的戰爭。不是戰不戰的問題、什麼時候戰的問題，而是如何戰的問題。他主張對日實施“全面戰”，即：反對局部抗戰，主張全線抗戰；反對單靠軍隊抗戰，主張全民抗戰；反對單純軍事抗戰，主張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總體抗戰；反對一黨一派的抗戰，主張聯合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友軍和一切抗日民眾力量的舉國抗戰。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廣州接受記者採訪時，以“我的主張——焦土抗戰”為題，系統地批判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並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著名的“焦土抗戰”理論。
李宗仁首先駁斥了南京國民政府所謂“以依賴國聯仲裁和美英干涉為唯一政策”的“依賴主義”。他指出，這種“單純依賴外力論”，乃為一種“出於幻想的機會心理”。如果“不能以自力抵抗侵略，唯坐等國際機會之到來，恐世界戰爭尚未爆發，而中國則已成為涸鮒矣”。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國聯不可恃，列強不可恃，聯英、聯美不可恃，可恃者以自力耳”。他以“天助自助，自助人助”的格言號召尚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振奮民族精神，以舉國一致抗戰回擊日本之無厭侵略！
李宗仁又針對“不抵抗主義”者所持的另一依據——“退讓求和”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他說：“吾人以土地權利事日，直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種惡果乃“適足誘致日本軍閥對華之無厭進攻”。
李宗仁還針對“不抵抗主義”之中心論點“安內而後攘外”論和“忍辱和平，徐圖準備”的“準備主義”作了重點批駁。他指出：“九一八”以來，中國之所以精神上未能一致，只因為對日政策未能一致，如欲完成中國實際上的統一，必須首先發動舉國一致的抗戰，“安內惟有攘外，統一惟有抗日”。對待抗戰準備的問題，我們準備，敵人也在準備，而且敵人的準備比我們更快。人家走百步，我們走一步。如果要準備到同他一樣才來抵抗，我們就永遠不會有抵抗的一天。他直言揭露說：“九一八”以來，我們日言準備，但多準備一年，即少見了幾省；多準備一天，即多一樁喪權辱國的協定，所以這種亡國的謬論如不改變，只有待機去做亡國奴罷了。總之，“抗戰則存，屈服則亡”。 “只有徹底摒棄'不抵抗主義'，立即對日作戰，才是中華民族當前之唯一出路”。
李宗仁並針對所謂的“日本武器精良，中國武器落後”的“抗日三天亡國”謬論，批駁道：戰爭勝負並不是決定於軍事設備而決定於被壓迫者的堅決犧牲精神，“被壓迫民族之恃以抵抗強暴者，不在飛機大炮，而在堅定之民族意志”，這正是日本難以征服中國的地方。李宗仁堅信，在未來的中日戰爭中，“中華民族居於被侵略之地位，必能踔厲發奮，萬眾一心”，而日本之好戰者“僅為少數野心軍閥”，大多數日本國民則將處於“消極甚而至反抗之地位”，“中國抗日不獨無失敗之理由，且最後勝利必歸我國”。
李宗仁敢於公開批駁蔣介石，並提出與蔣介石主張相悖的抗戰理論，除了他的民族情感、政治膽略之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李宗仁對中日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國際關係，乃至戰爭性質作了全面考察、分析，看到了中日一旦開戰總體上對我們有利的因素，遠遠大於不利因素。李宗仁認為：軍事上，“一旦戰爭爆發，日軍雖可封鎖我海岸，侵占通商口岸，但卻無法割斷我全民族之生命線，農民仍可耕種勞作，自給自足。只要抗戰爆發，各國斷絕其原料來源和封鎖市場，即不難置日寇於死命；政治上，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對外瘋狂侵略使日本政局陷入極度不安。而我國則因為被侵略之故，國民必能一致團結，奮起抗爭，以拯國難。”從國際上看，美、英等西方大國都已認識到法西斯對世界的危害。日本在遠東勢力的膨脹，勢必加劇與英、美、蘇等國的矛盾衝突，諸列強國家雖無發動對日戰爭的決心，但日本則因公然撕毀華盛頓條約，退出國聯，國際環境已陷入孤立。我若實行堅決抗戰，自可取得列強的同情及援助，而日本則因中國戰場曠日持久，實力被消耗，列強將乘機制服它。只要我們能夠奮起抗戰，堅持到底，敵人的弱點、短處就會日益暴露，我們的優點、長處就會日益發揮，日本不但不能吞併中國，而最終必將陷入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汪洋大海。
在國民黨及南京國民政府中樞當局尚無抗戰決心、壓制抗日力量、堵塞抗日言論的當時，李宗仁有膽量對當局的既定國策提出質疑，並系統闡發他的具有政治遠見和戰爭謀略的“焦土抗戰”理論，是可貴的，可以說他後來能夠建勳台兒莊、成為抗日名將也不是一日而成的僥倖之功。
蔣介石的錯誤國策，在國民黨黨政高層，由個人分歧，逐漸引發為新的政見之爭，形成主戰派和主和派兩大陣營，使原來本就比較複雜的派系又出現了新的裂痕。圍繞抗日還是退讓，主和派主要是蔣介石、汪精衛控制的南京國民政府和過去的親日派，他們堅持對日妥協，積極反共的政策。主戰派主要是在國民黨軍政人員、地方實力派中的若干富有民族正義感和愛國心的人士，如馮玉祥、李濟深、李宗仁等。
但對日主和的妥協派卻掌握著國民黨及南京國民政府中樞的主導權，1932年的淞滬抗戰，發生在蔣介石不情願的情形之下，因而一開始就決定了這場戰事的結局。這一戰事爆發前後，蔣介石競指使軍政部長何應欽連續三次急電19路軍：“著該軍忍辱求全，避免衝突，萬毋妄動，以免妨礙國防大計。”
1月31日，何應欽又致電蔣光鼐、蔡廷鍇和上海市長吳鐵城，要求接受各國領事的調停。並命令19路軍“嚴守紀律和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擊，在前線部隊尤需遵守”。 19路軍在上海孤軍奮戰，英勇殺敵，南京國民政府不但不調兵增援，何應欽還以特急電令蔣光鼐等，著令原配屬19路軍之航空隊“除對日機加以抵抗外，即對日海軍決不拋投炸彈！”並嚴令19路軍：“南市守軍不得有挑戰行為，如日兵艦或軍隊未向我射擊時，不許發彈射擊，避免南市糜爛為要！”這樣，長江口和黃埔江內日海軍可任意行動，日軍飛機可在戰地上空自由飛翔，支援地面陸軍作戰。而19路軍卻不得不以血肉之軀，孤軍局促於長江、黃埔江和蘇州河之間的淞滬三角地帶與敵作戰。
當19路軍與日軍在上海激戰之際，南京國民政府所屬部隊不少官兵激於義憤與愛國熱情紛紛請纓殺敵。何應欽對請纓者回電警告說：“各軍抗日請求，非得軍政部之命而擅自開拔者，雖意出愛國，仍需受抗令處分！”
國民黨陸軍87師261旅旅長宋希濂後來回憶說：他面見何應欽，陳述官兵請求開往上海參戰的願望時，何應欽聽後，板著面孔說：“19路軍不聽命令，叫他們撤離上海他們不撤，反而同日軍打起來了，破壞中央的整個政策，弄得很難處理，你們還來要求開往上海參戰嗎？這是不行的。”
淞滬抗戰的結果，最終以19路軍被迫撤出上海，中國與日本簽訂又一城下之盟式的停戰協定而結束。
主戰的抗日派雖然無法左右中央決策，但他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當政者施加壓力。他們中的一個重要代表就是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常委、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要職的馮玉祥。當年，他曾興兵響應討袁，力挫張勛復辟，發動北京政變，參與北伐，將末代皇帝溥義驅出紫禁城，為國民黨從北洋軍閥手中奪得政權建立了功勳。中原大戰後，馮玉祥被蔣介石挫敗喪失軍事實力，很少再問政事。但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使馮玉祥不能坐視。 1931年12月，在南京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上，馮玉祥不顧蔣介石的反對，提出了“共赴國難、收復失地”的提案，得到許多國民黨軍政要員的支持。會後，他又奔走於上海、南京、洛陽等地，呼籲蔣介石、汪精衛等人主持救國大計。
蔣介石沒有採納他的意見。在依靠政府抗日不成的情況下，馮玉祥把對“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對意見寫在了他的行動上。他決意自己組織部隊抗日。促使他樹起抗日義旗的是他的舊部吉鴻昌。吉鴻昌從海外回國後，在拜見他這位老上司時給他帶來了一條實現抗日的主意，即與共產黨聯合，建立抗日武裝。馮玉祥對這個意見表示贊成。於是，他移居於自己舊部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的駐地張家口，聯絡宋哲元等舊部著手籌組抗日武裝。此時，日軍進犯山海關、熱河，隨後又進攻長城各隘口。蔣介石的進一步妥協政策，不僅使中國守軍坐失戰機，而且更加激起了全國各界同胞的抗日義憤。全國許多省市的民眾團體紛紛電請馮玉祥舉旗抗日。這為馮玉祥施展他的抗日抱負提供了有利時機。他迅速響應全國同胞的請求，毅然表示：“熱河淪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這裡，必須拿起槍來，實行抗戰。我跟大家一起這樣做，蔣介石一定會反對我，掣我的肘，拆我的台，甚至還會給我加上一些罪名。我們手裡的軍隊很少，察省地方又苦，則是眼前的具體困難。可是，只要我們樹起抗日的大旗，廣大有愛國思想的民眾和軍隊，都會擁護我們，幫助我們。”
1932年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通電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馮玉祥表示：要“率領志同道合之戰士及民眾，組成抗日戰線，武裝保衛察省，進而收復失地，爭取中國之獨立自由。”接著，召開了民眾抗日同盟軍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同盟軍綱領決議案，規定同盟軍為革命軍民的聯合戰線，以外抗暴日、內除國賊為宗旨。還規定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人、農民、貧農、士兵生活，釋放因愛國而遭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眾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武裝之自由等為綱領。會上，成立了軍事委員會，以馮玉祥、方振武、孫良誠、吉鴻昌、宣俠父等11人為常委。
會後，馮玉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後又委派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出兵收復察省失地。抗日同盟軍在一個月內攻克康保、寶昌、沽源、多倫等地，使察省失地全部收復。
抗日同盟軍的捷報震驚中外，全國人民受到極大鼓舞。馮玉祥決心乘勝前進，進一步收復失地。 7月27日，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收復東北四省計劃委員會，親任委員長，下設秘書、政治、軍事、經濟等局。此時，抗日同盟軍已發展到10萬多人，照此發展下去，當可對遏制日軍進犯華北發揮有力作用。
但是，馮玉祥此舉無疑公開挑戰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這是蔣所不能容許的。蔣授意軍政部長何應欽誣衊抗日同盟軍會“惹禍”。馮玉祥據理進行反擊。他在向全國的通電中說：“查多倫失於5月1日，沽源失於5月24日，而玉祥興師抗日，則在5月26日，實通此處，不容緩圖。而人之片面宣傳，竟謂因玉祥之奮起，始引致日軍之來侵。果誠如此，則東北四省，何以在不抵抗主義下，完全喪失？夫以地事日，有如以肉投綏虎，地不盡，侵略不停。”
蔣介石則親自指責馮玉祥是“聯俄”、“聯日”，“割地自雄”。
汪精衛也加入到反對馮玉祥抗日的行列。 7月28日，蔣、汪在廬山發表聯合聲明，給馮玉祥加上了“擅立各種軍政名義”、“妨礙統一政令”、“妨礙中央邊防計劃”、“濫收散軍土匪”、“煸揚赤焰”等罪名。
與此同時，蔣介石電令何應欽：對同盟軍“速籌軍事之徹底解決辦法”。何應欽在數度派人力勸馮玉祥取消抗日同盟軍無果的情況下，一面下令龐炳勳、馮欽哉率兩個軍向察省推進，派孫德荃、關麟徵、馮佔海各部開往沙城、懷來、延慶等地集結待命，企圖用武力威逼馮玉祥就範；一面與關東軍要員土肥原二聯絡，秘密商定協同進攻抗日同盟軍。在腹背受敵，政治、軍事、經濟都受到巨大壓力的情況下，為了保存抗日實力，馮玉祥不得不於8月4日接受何應欽提出的取消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的名義，讓出張家口、宣化，讓宋哲元回察主政等條件。
轟轟烈烈的抗日同盟軍察北抗戰被蔣介石壓制了，但由此激起的全民族抗日火焰卻熊熊燃燒起來，而這是南京國民政府無法撲滅的。
★民怨遍及全國：蔣介石的誤國政策招致民眾、學子持續不斷的示威遊行。違背民意、觸犯眾怒對南京國民政府構成的威脅在1936年達到高潮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中國古語形容的是老百姓與當政者的關係問題。人們常常注意的是它的前半句“水能載舟”，即當政者是依靠老百姓的認同才能維持政權。但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探討，後半句則更加重要，即民心是不可違的。南京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後，不斷感受到違背民意、招致眾怒所帶來的政治威脅。這種威脅在1936年進入高潮。在1935年最後幾天裡由一二·九愛國運動掀起的抗日浪潮，到1936年不僅沒有平息的意思，而且向全社會迅速擴展。
國際社會的支持也給中國學生運動以鼓舞。世界學聯獲悉北平學生髮起愛國學生運動後，立即決定在全世界發起援助中國運動。並致函中國學生，說：“在學生運動悠久的歷史中，沒有一次運動能比得上這次更有毅力和勇氣，沒有一次運動能比得上這次更統一，沒有一次的領導聯繫得像這樣的好。我們看到你們在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前線上，能如此自覺，我們也覺得十二萬分的光榮。”
世界學聯的這封信，立即得到英、美各大學的熱烈擁護。為此，世界學聯規定4月22日到29日為世界學生和平運動週，廣大學生將在法國、比利時、西班牙、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美國以及全世界的各大城市舉行示威罷課，口號是：“擁護中國獨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擁護中國學生民族解放運動。”
本著上述精神，世界學聯與留英中國學生總會、倫敦中國學生會等團體，在倫敦發起國際學生會議，通過了《援助中國學生鬥爭告全世界學生宣言》，號召各國學生“對於這個鬥爭表示同情，和中國學生建立聯繫，給他們精神和物質的支持”。會議還要求各國學生舉行會議，通過決議或通電，或派代表團到日本使館，抗議日本侵略；建立有關國家的學生和中國學生問的聯絡委員會，互相交流反抗侵略、保衛和平的情況和經驗；在各大學組織聯合研究團體，討論遠東的情勢和中國的發展問題；組織募捐活動，供給派遣國際學生代表團赴華，以研究中國學生的條件和現狀，並且和中國學生建立個別的關係等。
國際學生會議之後，由英法兩國“中國人民之友社”會同著名人士坎德布萊會會長約翰勳爵、工黨領袖瓊斯等發起國際會議，其宗旨是聯合保衛中國的獨立，支援中國反侵略鬥爭。會議通過決議，在每個國家舉行集會或會議，“使公眾了解遠東形勢和嚴重性及其對於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干涉”；在各重要中心，應組織同情中國的示威。一切與中國友好的朋友通電或派代表至日本使館，並致簽署《華盛頓條約》的9個國家的政府，請求停止日本的侵略。對於國聯應送達備忘錄，督促處理這個問題……召開國際會議以決定用有效的辦法保障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
世界輿論也對中國學生的愛國行動表示支持和讚助。最能代表美國民眾一般心理的紐約《民族週報》連續幾次發表時評，對中國學生在“一二·九”運動及歷次救國運動中所作的貢獻推崇備至。該報1月8日的評論說：“過去幾星期中，反對日本入侵華北之中國學生全國運動，其積極政治活躍，實為1925年以來所未曾有。學生的真誠愛國熱忱及他們的威望，使他們所一致贊助之任何運動，常常得到勝利。”
法國巴黎“中國人民之友社”給中國學生的信中說：“本社對於北平、天津、上海、廣州、漢口等地學生保護中國獨立之英勇行動，特致熱烈的敬禮。北平當局對於此輩表示其愛國熱忱的青年人民，競不惜施以流血的鎮壓，至堪痛恨，本社特提嚴重的抗議。本社深信，我們必繼續得到中國成千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聯合共同抵抗外來之侵略者的消息。本社並樂於期望南京國民政府以一切的方法對於這一民眾為本國自由而鬥爭的努力予以幫助。”
在國際輿論的支持下，中國廣大學生不顧政府當局的暴力鎮壓，繼續在高壓下抗爭奮進，推動抗日愛國運動的深入發展。
1936年2月11日，河北省省立北平高中在學校開學時因學生醞釀恢復學生會，與校方發生衝突。學校當局遂以學生會“組織既無規章，行動又為越軌”為由將康世恩等10名學生開除。高二和高三150餘名同學表示抗議，要求學校收回成命。在校方堅持既有處理決定的情況下，該校高中同學遂與被開除的學生一起離開學校。學聯聞訊後，決定發動北平各校代表1000餘人護送河北高中同學返校，並提出3項條件與該校當局進行說理鬥爭：（1）收回開除學生的成命；（2）允許學生成立學生會；（3）給學生以愛國自由。
學聯黨團書記姚依林暗中指揮學生隊伍來到河北高中。校方聞訊，早已關閉前後大門。學生衝進學校時，校長焦實齋驚慌逃走，學生在找他交涉不見的情況下，就搗毀了他及訓育主任的辦公室。待焦實齋帶著軍警前來鎮壓時，大多數學生已經撤離，結果抓走了未及撤離的兩名新聞記者和學生郭清。
郭清被捕後受盡折磨，但他堅貞不屈，沒有向敵人招認學聯領導人的姓名和地址，一個月後死於獄中。臨死前他喊道：“我決不怕死，因為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我是中國人，所以我必須救中國。”
3月31日上午9時，清華、燕大、師大、中大、北大、中法、女子文理學院、匯文中學、大同中學等14個學校共700多人，在北大三院禮堂隆重舉行“悼念郭清烈士大會”。大會進行中，軍警封鎖了學校。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文學院院長胡適把北大學生會主席韓天石找到校長辦公室，要求他立即解散追悼會。韓天石與黃華及另一位學聯黨團成員王庸商量後，決定會議照常進行，並在追悼會上通過一系列議案：（1）通電全國報告郭清死難經過及大會意義；（2）檢舉北平公安局；（3）為郭清建紀念碑；（4）援助被捕同學及教授；（5）通電各方停止內戰一致對外；（6）反對日本增兵華北；（7）呈請國民政府下令嚴禁各地壓迫愛國運動。同學們的情緒越來越激動，最後臨時決定抬棺上街遊行，推舉黃華為遊行指揮。
鑑於學校大門已經被軍警封鎖，同學們就在後牆撞開一個缺口，隊伍一出長安街就被軍警追上，前堵後截，圍攻毆打，學生受傷者無數，黃華、王庸等52名學生被捕。
“3·31”抬棺大遊行，再次顯示了北平學生崇高的愛國激情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給南京國民政府，特別是華北軍政當局宋哲元、秦德純等以很大壓力和震動。
這次事件不久，天津發生了“5·28”反日大示威。天津的反日示威發生在日軍大舉增兵天津之時。此時，天津幾乎已經變成一個“亡國市”，不僅日本侵華新的大本營“華北駐屯軍”司令部設在這裡，而且從《何梅協定》簽訂後，隨著國民黨黨部和軍隊的撤離，標誌國民黨執政的黨旗、國旗和孫中山畫像也被紛紛撤去，取而代之的則是日本太陽旗四處飄揚。一批批由冀察政委會任命實際上是日本方面指派的日本軍事教官，操縱著學校的一切事務。
經常有居心叵測的測驗表和志願書下發，要學生回答：
（1）如果有敵人侵略你，你是否抵抗？ （2）你能在群眾面前講話嗎？ （3）你願意升官發財光宗耀祖嗎？ （4）你做事是五分鐘熱度呢？還是熱度到底？
問這些問題，目的是檢測學生有無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思想、意志和能力，然後進行迫害。與此同時，教員也要填寫“反共志願書”，其內容不是反對共產黨就是擁護共產黨，沒有中立的選擇。如果不填，即被視為實質贊成共產黨。如果填了，便永遠不許參加任何未經立案的團體活動。
這種近乎亡國奴的生活，使天津市民尤其是廣大青年學生不可忍受，憋足了一股強烈的反日情緒，對南京國民政府執政當局的不抵抗政策也是怨聲載道。 1936年入夏后，受劉少奇委派，中共北方局代表林楓出現在天津。而在天津市西郊一個陵園內，關於組織天津學生和各界愛國群眾舉行一次示威遊行的計劃也告醞釀成熟。
天津市學聯原計劃在“五卅”慘案紀念日當天組織遊行，但被天津市當局事先偵知。政府當局已經準備好了對付學生用的警車、木棍、大刀、水龍等。可他們的準備也被學聯得知。為保證遊行取得成功，天津市學聯臨時決定把遊行時間提前到5月28日。這一臨時改變，使當局措手不及，北路遊行隊伍很快在商職學院門前匯集，他們打著“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的大旗，高呼“抑制日貨、禁止走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直奔金鋼橋。這時，由南開大學、廣東中學、三八女中等校學生組成的南路大隊，也來到金鋼橋。一路上不斷有市民加人，偶有軍警阻攔，也被他們沖散。同學們慷慨激昂地宣講華北新的危亡形勢，要求政府起來抗日“槍口一致對外”。成千上萬的愛國學生和民眾在日本侵略華北的中心、“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所在地喊出不願做奴隸的吼聲，特別是第一次喊出“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擁護29軍保衛華北”的新口號，顯示了廣大民眾支持抗日、反對妥協的強大力量和決心，也給處在困難境地和徬徨狀態的宋哲元以很大的教育和支持。有了這種力量作後盾，宋哲元才敢於對日本的無理要求和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採取表面敷衍內中強硬的態度。
時任宋哲元部軍法處處長的鄧哲熙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們的日子很難過。日本人逼我們撤出平津冀北，退到冀南。蔣介石要我們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以避免事端，集中力量打內戰。我們如同意撤出，那麼將寄人籬下，無立足之地，而且蔣介石可以把辱國之罪，加在我們頭上，像“九一八”事變後的張學良一樣；如不撤出，日本人又步步緊逼。在兩大壓力下，我們感到很孤立，這時才想到利用平津學生和華北民眾的抗日救國高潮，對兩方面都說你們不能操之過急，否則要演成重大的事端，果然還有一些成效。
宋哲熙所說的“有一些成效”，指的是由於學生運動浪潮的衝擊，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方已經達成的“華北防共協定”協議未能實現，29軍也沒有撤往冀南。日本原想以大規模增兵為手段，迅速完成對華北的軍事佔領，但由於中國愛國學生和民眾運動展現的抗日偉力，使其如意算盤落空。就連日本迫使華北當局鎮壓學生運動“維持”平津治安的所謂要求，也被宋哲元以公開發表談話的方式予以拒絕。
天津學生“5·28”反日示威的成功，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十幾天后，北平再次爆發“6·13”反日大示威。
廣大青年學生和愛國民眾的一次次示威遊行，逐漸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愛國人士參加到抗日洪流中來，形成了越來越大的抗日聯合陣線、越來越強的抗日力量。隨著運動向深層發展，其組織形式也由街頭示威發展到建立各種抗日組織，進行具體的抗日活動。短短幾個月時間，幾十個抗日救亡組織在民間建立起來。 1月，成立“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2月，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6月，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這些抗日組織中，不僅有學生而且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廣泛參與，特別是許多國民黨高層人士也參與到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中來。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的領導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宣布成立。出席會議的有北平、天津、保定、濟南、青島、徐州、南京、上海、安徽、廈門、香港、廣州、廣東、廣西、武漢、無錫、泰安等地和19路軍的代表共50餘人。其中有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史良、錢俊瑞、曹亮等，有的是國民黨中的左派，有的是社會各界名流。
大會通過的宣言說：“九一八”後的4年8個月來，南京當局不僅沒有抗戰的計劃，“甚至相反的是陷入無抵抗的錯誤”。他們“以往的錯誤，是在政治上放棄了民族革命的任務，而只在武力企圖征服全國”；“目前的錯誤，是對外放棄了民族共同的大敵，而只對內在消滅異己上面把國防力量作孤注一擲”。在全國大多數人強烈要求團結國內外一切力量共同抗敵的時候，國民黨“依然認為蘇聯和共產黨是中國民族的主要敵人，依然認為中日糾紛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決”。我們“批評的目的，在糾正這種錯誤，使它不會在將來重演，而決不是攻擊任何勢力以至推翻任何勢力”。這種批評的性質，只“是個政策之爭，而不是政權之爭”。
宣言建議各黨派，立即停止軍事衝突，立即釋放政治犯，立即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
如此多的高層名流參加到抗日組織之中，公開站到了蔣介石既定國策的對立面，這使蔣介石不能不考慮其政策所引發的後果的嚴重性。
★軍隊將領對蔣的不滿更為加深：李濟深領銜發起反蔣抗日福建事變。胡漢民死後引發兩廣危機，陳濟棠、李宗仁等相繼向蔣氏發難
靠軍隊起家的蔣介石，十分明白擁有一支對自己效忠不二的軍隊的重要性，同時也十分明白軍隊一旦出現離心傾向的危險性。因而，蔣介石非常重視培養軍隊對他個人的“忠誠”，建立他對軍隊的絕對權威。他通過黃埔軍校培植了大量親信，並通過這批親信建立起了一支孝忠蔣氏的嫡係部隊。對於非嫡係部隊，蔣介石常常通過拉攏收買的辦法將其收攏，一旦收買不成，就被視為旁系，或採取整編、調防等形式將其分化，或採取派往“剿共”前線的辦法消耗其實力，或乾脆興兵討伐，予以剪滅。同時，蔣介石還通過“軍統”、“中統”兩大特務機關，掌控高級將領言行，如果發現有異志者，就羅織罪名，斷然剪除。
名為國民革命軍的國民黨政府軍包括中央（黃埔）系和地方系軍隊在內，雖是在對舊軍閥部隊收編、改造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代表的是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在攸關國家存亡的民族大義上，有是非感、有民族情愫的愛國者也是大有人在的。面對國破家亡的政治現實，許多將領不贊成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有的公開提出質疑，更有人甚至以自己的行動向蔣介石說“不”。
而官拜國民政府訓練總監、軍事委員會委員、軍委辦公廳主任、兩廣軍政首腦、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的李濟深即為向蔣說不的挑戰者之一。
從李濟深的這些頭銜可以看得出來，他在當時國民黨政府軍內是數得著的人物。北伐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甫一成立，李濟深就是國民黨僅有的5個軍的軍長之一。第二次東征的時候，他升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所部也是圍殲陳炯明叛軍的主力，並為取得第二次東征的徹底勝利立下大功。北伐戰爭時期，李濟深又成為新組建的國民革命軍總監部參謀長，並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與蔣介石、朱培德、宋子文一起籌劃了北伐戰略方針。北伐勝利之後，李濟深當上了管轄兩廣地區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廣州分會主席，何香凝、孫科、戴季陶、宋子文、陳樹人、甘乃光等7名黨內要人則是這個分會的委員。同時，李濟深還兼領廣東省主席及省軍事廳廳長等要職。
李濟深與蔣介石的矛盾之初發生在怎樣落實國民黨“中央”1929年初的裁軍精神上。在1928年表面上實現全國統一之後，蔣介石以戰爭已經結束，今後的主要任務是國家建設為由，決定在全國實行裁軍。李濟深作為兩廣地區的黨政軍首腦，是從正面理解蔣介石的精神的，他支持蔣介石的裁軍計劃，並帶頭從自己控制下的部隊做起，凡是沒有戰功的部隊統統裁併，同時將第8路軍所轄的海軍和空軍交給南京國民政府直接管轄。但蔣介石的真意是，通過裁軍削弱各地實力派的力量，因而在執行“中央”編遣計劃上，蔣介石只裁他人，不裁自己，導致各地大員也都採取了保存實力的做法，這使李濟深深為不滿。他致電蔣介石提出批評，說“國家已經統一了，內戰亦結束了，應該從事建設，然而看你的舉動，似乎不妥，到處閱兵，是示威之意”。李濟深明確表示，“我不願看到國內再有內戰”，也不願到南京任職，而是“自請歸田”。
蔣介石對李濟深的做法感到不滿。他更不滿意於各地方實力派猜透了自己的心思，對編遣裁軍計劃採取“軟”抵制的態度。他要殺一殺這些地方實力派的威風。蔣介石首先選定從桂系首領李宗仁入手。為什麼要從李宗仁開刀呢？在蔣介石看來，李宗仁是桂系“新秀”，而李濟深素有“半個桂系”之稱，滅掉李宗仁就如同斷掉李濟深胳膊，達到削弱桂系的目的。而抓住李宗仁必將牽制住了李濟深，同時起到了警告李濟深的作用。當然，最終目的還是拿掉李濟深。
很快，“湘案”發生，蔣介石有了“滅桂”的絕好機會，也有了整治李濟深直接的理由。 1929年2月19日，當國民黨中央召開三全大會之時，由李宗仁控制的武漢政治分會以所屬的湖南省省長魯滌平“把持稅收，剿匪不力”等為由，免去了魯滌平的省長和18師師長職務，並下令由何健取而代之，還派葉琪等桂係將領率部入湘，這就是著名的“湘案”。
蔣介石是在奉化得知湘政有變消息的。聞訊後立即返（南）京，聆聽魯滌平陳情。魯的陳述改變了蔣介石在“滅桂”的先後次序上先李宗仁再李濟深的原定計劃，而決定兩面同時進行。一面，調動大批軍隊準備合擊武漢；一面以軍隊“編遣期間不得調動”和政治分會無權任免官員為理由，要求監察院長蔡元培和編遣委員會總務部主任李濟深查辦“湘案”。這實際是想將李濟深拖進“湘案”，以便為治罪李濟深製造藉口。果然，在看到蔣介石準備興兵的動作之後，桂係將領胡宗鐸也調動軍隊，準備迎戰。這又使蔣介石有理由以“調停湘案”為名電請李濟深北上，結果李一到南京便被蔣介石軟禁於南京湯山。直到“九一八”之後，李濟深才得以恢復自由。
這次無辜入獄，自然使李濟深對蔣介石芥蒂更深，但這必竟是黨內的權力之爭，那麼，“九一八”之後在民族面臨危亡之際，蔣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之策，就使他們之間的個人恩怨迅速演變為政見上的嚴重對立。 1932年1月，蔣介石從第二次下野中剛剛複職，出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時，李濟深正擔任著國民政府訓練總監，同時還是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委會辦公廳主任。
蔣氏復出的第4天，日本便在上海製造了“一·二八”淞滬事變。當時駐守上海的國民黨第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均為李濟深統帥粵軍第1師及國民革命軍第4軍時的老部下。他們與李濟深一樣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認為蔣介石提出的“剿共期間不准輕言抗日”的說法是對民族大義的不負責任。於是，在李濟深的支持下，蔣光鼐、蔡廷鍇毅然舉起了抗日的大旗，使“一·二八”淞滬抗戰震動了世界，迫使日軍三易主帥。在日軍大量增兵而19路軍幾乎是孤軍奮戰的情況下，李濟深建議蔣介石調東北義勇軍入關加強淞滬的抗戰力量。蔣介石再次採用兩面派手法，一方面在軍事委員會討論時同意李濟深的建議，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攜信令張學良阻止義勇軍人關，這使李濟深對蔣介石徹底喪失了信心，並成為日後與蔣決裂而公開支持19路軍發動“閩變”的關節點。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等愛國將領領導的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爆發！
是日，在福州南門公共體育場，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的會標下，坐著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等17名由全體代表推選出來的主席團成員。主席台下坐著福建省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務員、19路軍駐福州部隊官兵、福州各界民眾及來自全國25個省市的代表等數万人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