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狼煙滾滾，野蠻代替理性，佛朗哥挑起西班牙內戰，德國挑戰歐洲，意大利將阿比西尼亞劃入自己的版圖，法西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甚囂塵上 ★近看中國：日本佔據我半壁河山，國家經濟陷於癱瘓，蔣介石不抵抗政策招致南京國民政府危機四伏，英美支持軟弱無力，南京國民政府不得已將目光轉向蘇聯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國民政府在力圖緩和對蘇關係的同時，尋找與政治對手中國共產黨談判溝通的渠道 公元1936年，是中國農曆丙子年。 這一年，是中國推翻清王朝、趕走宣統皇帝第25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第15年，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開始侵占中國東北後的第5年。 這一年，距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還有9年，距南京國民政府一朝覆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有13年。

這一年，在中國乃至世界的近代史上都佔有著不容忽視的一頁。這一年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都堪稱是波詭雲譎、危機四伏。國際上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已然形成，侵略魔手到處伸張，和平、正義被公然踐踏。而與法西斯強權之國日本比鄰而居的中國，自然更難免法西斯勢力的侵侮，中華民族已到了危機深重的最後關頭。國際法西斯的猖獗，激化著它們與世界民主進步勢力的矛盾，而法西斯日本意欲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野心的實施，激化著其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使中國國內各階級、各階層在民族危機面前演繹著空前的分化與重組、呼號與抗爭，就在這一年的初冬時節，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 ★放眼世界：狼煙滾滾，野蠻代替理性，佛朗哥挑起西班牙內戰，德國挑戰歐洲，意大利將阿比西尼亞劃入自己的版圖，法西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甚囂塵上

這一年，在世界史上留下記錄的重大歷史事件有以下幾件： 第一件：西班牙誕生繼蘇聯之後又一個共產黨執政的政府。 這個在民主選舉中合法產生的左翼政權，一上台就受到反對派的仇視。在一連串不斷發生的暴亂事件後，法西斯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之間的衝突終於由謾罵攻擊發展到走向街頭。這使代表右翼利益的前軍隊總參謀長、後被貶為加納利群島軍事總督的佛朗哥看到了自己“翻身”的機會，他率領西屬摩洛哥軍隊，在控制摩洛哥之後，跨越非洲向西班牙挺進。西班牙軍隊中佛朗哥的追隨者，也在一些城市發動軍事叛變。叛軍在與政府軍的作戰初期顯然處於劣勢，但並沒有承認失敗。 佛朗哥在一次回答美國記者提問時咄咄逼人地宣稱：“不會和解，也不會休戰。我會繼續為進軍馬德里做好準備。我將會前進。我將攻陷首都。無論花費多大代價，我都要把西班牙從馬克思主義手中解救出來。”他還要求西方社會站在他的一邊：“歐洲必須認識到，不能讓西班牙成為第二個共產主義政權，從而利用他的戰略地位把'紅色'言論散佈到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甚至是美國。列強們必須看到這一點。法國必須看到這一點。”

佛朗哥煽動性的語言把他的國家分成了兩個陣營。支持他的是：君主主義者、地主、天主教會僧侶集團、天主教省份的小土地所有者、納瓦拉守舊地區的農民、大部分軍官以及商業中產階級，這些人認為共和國祇會帶來獨裁和騷亂。而執政的共產黨左翼的支持者則是：自由主義者、天主教徒、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工會主義者、國民自衛隊的成員、海軍以及12％的軍官、巴斯克民族主義者。 戰火使兩大陣營遭受幾乎是對等的傷亡。開戰短短幾十天，雙方死傷各3萬多人。 西班牙內戰進而影響到世界，國際社會以支持還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為界也開始劃分為兩大陣營。 第二件：納粹德國意欲稱霸歐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成為戰敗國，伴隨而來的是《凡爾賽條約》的出台。按照《條約》規定，德國為維持國內秩序，只允許有一支人數不超過10萬人長期服役的專業軍隊，並不能以此為基礎增加後備人員。每年在限額內補充的新兵不再受軍事訓練；任何軍事飛機都在禁止之列。海軍只限定在幾艘1萬噸以下的艦隻之內。但是，這些對德國的約束性規定並沒有真正得到執行。尤其是希特勒上台以後，狹隘的民族復仇心理把日耳曼民族引向災難的歧途。到1936年，也就是希特勒執政的第3年，用以約束德國的《凡爾賽條約》便成為一紙空文。

希特勒首先挑戰萊茵地區為非軍事化地區的規定。 1936年3月6日，德軍閃電般進入萊茵河地區。這一軍事行動，顯然違反了《凡爾賽條約》中關於“德國不得在萊茵河西岸或50公里內的東岸設防。在這個地帶內，德國也不得有任何軍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時間進行軍事演習，或保持供軍事動員之用的任何設備。”如果違反了這一限制，那麼按照《凡爾賽條約》，“被侵犯的締約國可以因為他國在非軍事地帶內集結軍隊而要求立即採取行動”。 對希特勒挑釁且侵犯法國利益的冒險行動，由薩羅任總理、弗朗丹任外長的法國政府，立即求助所有盟國和國際聯盟。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表示支持，而英國卻違心地接受了希特勒所造成的既成事實，還表示將在重建中給德國提供幫助。在依靠聯盟無望的情況下，法國又考慮實行全民總動員，最終卻沒有實行。戰後解密的情報發現，如果法國真的投人近100個師的法國陸軍，德國參謀部肯定會迫使希特勒撤退進駐的軍隊。即使沒有其他的援助，單以法國一國之力，也可以把德軍逐出萊茵河。而法國遲遲不動，就永遠喪失了本來不必經過大戰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後機會。

接著，希特勒又挑戰禁止德國軍事武裝的規定。 10月3日，德國下水了一艘3.5萬噸的戰列巡洋艦，其噸位遠遠超過了《凡爾賽條約》所限定的1萬噸；16天后，希特勒授命戈林執行一項4年計劃，其目標在於，使德國徹底擺脫對外國進口原料的依賴。這一計劃理論上將使德國從1941年起，獲得發動戰爭的更大能量。 11月，德國單方面廢除了《凡爾賽條約》中對流經德國的萊茵河、多瑙河、易北河、奧得河和尼耶曼河等5條河流採取國際管制的規定。法國希望《凡爾賽條約》締約國進行集體抗議，但抗議還是胎死腹中。 希特勒還在德國國內強化納粹的統治基礎，為戰爭進行物質和精神準備。他強制德國青少年必須加人希特勒青年團，並進行納粹思想的灌輸，這使得基督教青年團不僅喪失了群眾基礎，還使千百年幾乎一直佔據著德國人生活中心的基督教信仰被納粹精神崇拜所取代。他要求德國少年至18歲要在自願的基礎上參加衝鋒隊2年；每個年滿20歲的男性青年，必須參加勞動營為國家服務6個月，使他們通過修築道路、建造軍營，從身體素質上具備服兵役的體格要求。在希特勒看來，德國應成為世界法西斯主義和在各方面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社會主義和猶太人”相抗爭的保守者的中堅。因而，9月召開的每年一度的納粹黨大會，主題即為發動一場反“世界布爾什維克主義危機”的聖戰。

希特勒的反社會主義聖戰，終於找到了同盟者。在亞洲，它與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雙方同意聯合起來追求反共產主義的“共同目標”。在歐洲，它承認以布爾戈斯和佛朗哥為首的西班牙反政府組織政務會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並援助佛氏從飛機到軍需品乃至直接派出成批軍事人員，幫助西班牙叛軍作戰。 德國人在不長的時間內，重新武裝起來，且不放一槍一炮，就使整個歐洲的凡爾賽體系崩潰瓦解，令德國境外的人們感到格外恐懼，這在美國羅斯福政府看來是不可容忍也是不能忽視的。羅斯福總統授權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在德國納粹黨召開全國大會之際，公開提出嚴重警告：“目前，爆發一場全面戰爭將導致無法控制的暴力，這種暴力很容易導致現代政治理念及其成就的毀滅，並有可能真正地粉碎我們的文明。”事後證明，美國的警告並沒有起到阻止德國擴張野心的作用。

第三件：意大利完成吞併阿比西尼亞。 意大利染指位於北非的阿比西尼亞，並非只是單純的領土擴張慾望的驅使，而是墨索里尼建立獨裁統治的政治需要。 19世紀末，“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戰敗恥辱，以及那裡一支意國軍隊不但遭受殲滅或俘虜，而且很丟臉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引起全世界的訕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上。他們曾經看到英國人在經過若干年後，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馬祖巴的戰敗之辱。在意大利，報阿杜瓦戰敗之仇，就像法國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一樣，令人顯得揚眉吐氣。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險，不費重大代價，輕易地鞏固他本人的權力，或者正如他所認為的那樣，提高意大利在歐洲的威勢，這似乎只有洗雪幾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並且把阿比西尼亞併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國版圖才能辦到”。把個人的權力穩固基礎建立在對國際法的踐踏、對別國主權的侵犯、對人類生命安全的蔑視上，完全是強盜邏輯，但墨索里尼就是要這樣顯示他的能量。

開戰是需要理由的。 這樣的理由終於在1934年12月5日來到了。這天，位於意屬索馬里邊境的阿比西尼亞士兵與意大利的邊境要塞士兵發生交火事件。第二天，意大利援軍在飛機和坦克的支援下對阿比西尼亞人進行報復並使阿國人員傷亡慘重。在1935年1月的第一個星期內，阿比西尼亞把這一沖突呈報國聯，請求國聯仲裁。國聯斡旋下的兩國直接談判還未展開，又一起導致5名意大利士兵喪生的衝突事件，使意大利找到了徹底撇開國聯單獨行動的理由。 2月22日，意大利政府出動2個師，踏上了阿比西尼亞土地。接著，意大利又派出了1個師的軍隊和2個黑衫志願者師，並在全國進行了戰爭動員。 此時，國聯的調解努力已經不起作用。墨索里尼公開宣布：“絕無停止前進的可能。我們的政府和人民現在已經投身於一場戰爭，對此我們已經決定艱苦地將其進行到底。”

英國人對墨索里尼的狂妄感到憤怒。議員喬塞亞·韋奇伍德警告說：“如果不能阻止一個獨裁者進攻阿比西尼亞，那麼就沒有什麼能阻止另一個獨裁者進攻拉托維亞、梅梅爾和奧地利。”如果國聯不能阻止戰爭，那麼，“安全將不僅遠離那些小國家，同時也將遠離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丘吉爾首相也贊同議員的觀點，他甚至走得更遠。為了檢驗他即將作出的政策的民意基礎，由工黨和自由黨所支持的一個組織發起了一次和平投票。和平投票圍繞下列五個問題： 一、英國是否應該仍為國際聯盟的成員國？二、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施全面裁軍？三、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行全面廢除各國陸軍和海軍航空兵部隊？四、國際協定是否應該禁止為私人謀利的軍火製造及其販賣？五、假使有一個國家堅持要進攻另一個國家，那麼你認為其他國家是否應該聯合起來採取（一）經濟的及非軍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時採取軍事手段，來強迫他停止進攻？

投票結果顯示，1100多萬人作出了支持採取行動、支持為正義事業而戰的選擇。於是，9月5日，在英國工會全國會議上，以296萬票對77萬票通過決議，如果阿比西尼亞遭到襲擊，英國將對侵略國實施軍事制裁。 與此同時，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第16次全體會議上，英國與法國、蘇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和愛爾蘭自由聯邦達成共識，並發出採取堅決性行動保護阿比西尼亞的呼籲。 國聯理事會根據多數國家的意見設立了一個五國委員會，並提出了一個解決意、阿衝突的折中報告。報告規定：將派一個外交專家代表團前往調查改組阿比西尼亞政府部門的必要性；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經濟中的“特殊利益”得到認可；英法兩國將幫助調整阿比西尼亞毗鄰意大利殖民地東部和南部的邊境領土，使之有利於意大利。 應該說五國的報告已經向意大利作了很大讓步，但意大利並不滿足於這些。就在國聯理事會緊急討論阿比西尼亞主權前景的問題時，意大利軍隊已經分3路進入阿比西尼亞。 至此，和平的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剩下的只有如何懲治墨索里尼這個戰爭販子了。國聯理事會首先宣布意大利為侵略者。這就意味著國聯已經開啟了集體向侵略者開戰的綠燈。如果按照英國此前作出的決議，此刻皇家部隊應該出征討伐問罪了。就在內閣作出決定，宣布英國要遵守條約和國聯盟約義務之後，首先變卦並導致先前的一切努力成為泡影的是丘吉爾首相。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書寫的回憶錄中坦承了是什麼原因導致他最終放棄了對正義的支持。丘吉爾首相在發給外交大臣霍爾爵士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相信你一定會很謹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軍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錯誤。我們在1914年曾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們的艦隊在什麼地方？它們的情況很好吧？它們的力量是否足夠強大？它們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們是否安全？它們事先是否會接到戒備警告？不要忘記，你正在對一個可能不顧死活蠻乾一切的獨裁者施加極大的壓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後兩個星期內某個時候，認為你有什麼圖謀，超過目前內閣所能預料的。當你正在談論精確規定的明智的信條時，說不定他就會採取暴力行動；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誘惑物。 我在報紙上看到，地中海艦隊正在離開馬耳他開往勒旺島。 （為艦隊著想）離開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為我知道馬耳他完全沒有防空設備。以亞歷山大港等處為基地的地中海艦隊，比意大利海軍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時間來查一下大戰以來兩國巡洋艦和驅逐艦的建造情況。我覺得以現代化的巡洋艦和驅逐艦而論，我們的實力還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說現代化的潛水艇了。因此我認為目前必須向海軍部問清楚的問題，就是在勒旺島的英國艦隊的情況。它非常有可能使我們遭到慘敗。它有足夠的力量來自衛嗎？要用大西洋艦隊和本土艦隊去支援，還得航行3000哩以上。在這些艦隊開去與之會合之前，恐怕已經發生許多事情了。我並不懷疑，的確也不敢懷疑，海軍部對這種部署是否用心研究過。我希望你將獲得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恰當回答，使你感到滿意。 早些時候，我曾聽到有人談到這樣一個計劃：一旦同意大利發生戰爭，就把艦隊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羅陀海峽和紅海。看來，現在把地中海艦隊開去勒旺島，就是這個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話，我希望這個計劃是經過周密的考慮的。因為我們一旦同意大利處於戰爭狀態或半戰爭狀態，如果我們真要是放棄地中海，那我們就沒有什麼力量來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舉登陸，奪取蘇伊士運河。只有法國還有這種力量。萬一發生這種情況，海軍部能否肯定法國一定會挺身而出呢？ 英國首相的這種擔心，間接地否決了軍事干預的任何可能。於是，國聯理事會緊急啟用第16條款，研究對意大利實行製裁。就在參加國際聯盟大會的各主權國家以50對1票的表決結果通過決議，並成立一個18國委員會來製定具體的製裁措施之際，墨索里尼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聲明。聲明暗示：他不能容忍對他施加任何阻撓他人侵阿比西尼亞的製裁。如果他的事業受到危害，他將與阻擋他前進的任何人作戰。他威脅說：“五十個國家！五十個國家，為首的只是一個國家。” 墨索里尼的威脅雖然沒能使國聯收回成命，但也絲毫沒有滯遲戰爭的推進。到1936年5月，墨索里尼的部隊已經佔領阿國首都亞地斯亞貝巴，阿比西尼亞皇帝海爾·賽拉西剛一流亡到巴勒斯坦，墨索里尼即宣布：戰爭結束，阿比西尼亞並人意大利。通過佔領阿比西尼亞，意大利實現了對東非一大段地區的控制，阿比西尼亞、厄立特里亞、索馬里都成為他的勢力範圍。 上述3個重大歷史事件，都發生在與法西斯軸心國相鄰的地區，都與法西斯政權對外擴張有著直接的聯繫。有的為了消滅信奉共產主義理想的社會主義新生政權，有的純粹為了自身利益而向弱國舉起戰斧。這些事件說明，1936年的世界秩序，是充滿硝煙、戰火四起、太平安寧已遠離而去。法西斯政權已對世界和平構成了嚴重威脅，法西斯主義向人類社會公認的正義和準則開始了瘋狂的踐踏，也對西方大國首肯的原有“秩序”發起了公開的挑戰，但西方大國對法西斯暴行採取的“不干預”政策仍然沒有根本改變。 ★近看中國：日本佔據我半壁河山，國家經濟陷於癱瘓。蔣介石不抵抗政策招致南京國民政府危機四伏。英美支持軟弱無力，南京國民政府不得已將目光轉向蘇聯 這一年，執掌中國中央執政權的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 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它的前身是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創建的同盟會。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長。其綱領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此後，孫中山對這一綱領作了進一步闡發，將16字綱領概括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民族主義，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以武裝革命推翻清朝反動統治。民權主義，即“建立民國”，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民生主義，即“平均地權”，在不根本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礎上，部分地實行資本主義國家土地所有製。 在孫中山資產階級革命主張的影響下，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成功地組織了武昌起義，打響了推翻清朝統治的第一槍。受武昌起義勝利的影響，湖南、湖北、陝西、雲南、上海、浙江、江蘇等省紛紛爆發起義，宣布獨立。而上述7省的革命成功，直接推動了貴州、安徽、廣西、廣東、福建、四川、山東等7省的獨立和光復。短短1個月時間，當時全國24個省已有14個省和全國第一大都市上海光復獨立，清朝政府土崩瓦解，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到了盡頭。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莊嚴宣布中華民國成立，定都南京並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年8月25日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此後，又歷經中華革命黨時期，演變為中國國民黨，並經孫中山決斷實行“容共”的國共首次合作後，於1924年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孫中山逝世以後，主持黃埔軍校的蔣介石依靠其掌握的軍權，使自己在政治上迅速升騰，次第攫取國民黨軍政大權，並於1927年徹底推翻了孫中山“聯盟、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發動“四一二”反共事變，與昔日的盟友共產黨屠刀相向，兵戈相見。至1928年，蔣介石僅用3年多時間，即已當上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成為中國政壇上無出其右的實力獨裁人物。 在這一年裡，年輕的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幫了蔣介石的一個大忙。他於12月29日對外宣布：東北軍“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張和他的東北軍“歸服”於南京國民政府，使中國南北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自此，中國開始了蔣介石時代。 張學良於1901年6月3日（農曆四月十七）出生於遼寧省海城縣桑林子詹家窩堡，字漢卿，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長子。 張學良自一出生即獲得乃父張作霖的極為器重，有這樣一個說法：張學良出生之前，其父張作霖的事業尚不順利，而張學良出生的當天，張作霖在前線作戰即打了勝仗，自此以後張作霖就發達起來，也難怪張作霖把張學良視作自己的福星，一直疼愛有加。 張作霖做夢也想不到，長子張學良出生這一天，既給他帶來了好運，也給他帶來滅頂之災。 27年後他在這一天登車返回東北，隨即殞命於日軍策劃的“皇姑屯爆炸案”。 為了培養兒子將來繼承父業，張作霖不顧張學良的反對，將張學良送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使其從此走上職業軍人的道路。在張學良剛滿20歲那年，又被委以少將旅長。第一次直奉戰爭慘敗之後，張學良又協助父親對奉軍進行改革和整訓，參與了聯絡孫中山、段祺瑞，建立孫、段、張（作霖）三角聯盟。從而結識了孫中山，開始了第一次與國民黨高層接觸。 孫中山對建立“反直三角聯盟”表示贊成，他派遣汪精衛於1923年秋天來到奉天，並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公開討伐曹（錕）、吳（佩孚），東北軍進軍關內直搗北京。張學良、張作霖支持這個南北夾擊的方案，為保證搗毀北京政府的計劃成功，在馮玉祥與李德全結婚時，張氏父子還派人前往祝賀，以從直系內部打開缺口，經過反复協調，雙方達成了合作協議。 待1924年初夏，孫中山派伍朝樞來東北與張學良父子聯繫有關討伐曹、吳的具體步驟，同時考察奉軍的軍事實力之後，張氏父子即派人赴廣州拜會孫中山，張學良還帶去一封親筆信，表達對孫中山的仰慕之情。 是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張學良被任命為奉軍第三軍軍長，與第一軍組成聯軍，在山海關、九門口一帶與直軍激戰。這時，張氏父子與馮玉祥建立聯繫的反直聯盟產生了效果。 10月22日，馮玉祥部秘密返回北京，軟禁了曹錕，此舉使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朝垮台。 同一日，張學良收到孫中山先生給他的回信。信的全文如下： 1924年12月14日，孫中山先生應張作霖、馮玉祥的邀請，在宋慶齡等人陪同下，抱病北上，來到天津。張學良同父親張作霖率各界人士前往港口迎接。 為了感謝張氏父子在反直三角聯盟中的貢獻，孫中山率國民黨要員回訪張府。在與張作霖會晤後，孫中山為表揚軍閥混戰中首先倡導弭兵，鼓吹息內爭、禦外敵的青年將領張學良，欣然揮筆書寫了“天下為公”四個大字。 不久，孫中山肝病惡化，被送往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張學良專程到醫院探望。孫中山躺在病床上對張學良殷殷囑咐：“東北青年責任重大啊。” 從孫中山與張學良的幾次接觸看，他對張學良是寄予期望的，政治上是看好的，對張學良與對待張作霖是有區別的。其實，就張作霖而言，與其他軍閥也有所不同。張作霖雖然與日本人早有來往，但卻不肯出賣中國東北主權。也正是這一點導致他於1928年6月4日死於日軍的暗殺。 張作霖死後，張學良子承父業，接過了對東北的控制權，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開始成為統治一方的軍政實力人物。 日軍原計劃炸死張作霖可以造成東北混亂局勢，乘機進占東北。但張作霖死後東北並沒有出現亂局。這中間，大帥府軍署參謀長臧式毅等人是有貢獻的。為防止張作霖的死訊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考慮日本的虎視眈眈，臧式毅在張作霖家人的支持下決定，在張作霖指定的繼承人張學良回到奉天之前，封鎖消息，密不發喪。帥府每天照常開大帥的飯食，醫官也每天來府假裝為大帥換藥，填寫醫療記錄和處方等，迷惑了日本人的窺探。 張學良回到奉天后，一方面繼續對外實施瞞天過海之計，公開宣布張作霖的傷勢正在好轉。一方面，迅速將所有部隊撤回奉天，並任奉天軍務督辦，兼任由17個權威人士組成的東北保安委員會主席，並召集高級會議統一思想。此後在控制了東北局勢之後，才公佈父親死訊並辦理喪事。 張學良對日本的殺父之仇，促使他主持東北政局後，立刻改變了其父謀求東北獨立，甚或問津中原、實現政治野心的主張，而採取了歸服南京國民政府、支持中國統一的政策。 1928年7月1日，也就是他剛剛上任的10天后，即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決不妨害統一通電》，表明自己“愛鄉愛國，不甘後人，決不妨害統一之意”。同時建議當局，“以國家大計為前提，同時收縮軍事；一面以最簡捷辦法，速開國民會議，解決目前一切重要問題”。 蔣介石自然求之不得張學良能馬上歸附中央。他於收到張學良通電的第6天，即在北平碧雲寺的孫中山靈前宣告：北伐成功。爾後派代表與張學良秘密接洽統一問題。蔣介石答應張學良易幟的條件是：確保張學良在東北的統治權力，任張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熱河劃歸東北統治；要求張學良儘早換掛“青天白日旗”，以實現全國統一。張學良對實現全國統一表示贊同。他表態：請轉達介公，無論何時，願對國府服從到底。 東北易幟的消息傳出，引起日本內閣的驚慌。他們先是通過駐奉總領事林久治郎轉達日本政府的兩點關切：（1）日本在利害關係上，不願見東三省政治上有急劇變化，致影響及於安寧秩序。 （2）依日本觀察，國民政府基礎尚未確定，此時與之合為一體，似有考慮餘地。繼而，又授權林久治郎以日本政府的名義，公開反對東三省易幟，並威脅說：“倘若東三省蔑視日本之警告，擅掛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強固決心行其所事。”在張學良暫緩易幟之後，日本又祭起了“滿洲皇帝”的牌子，希望以此誘使張學良徹底放棄易幟的打算。並通過張學良的日本顧問土肥原賢二，說服張學良出任“滿洲國皇帝”。 張學良不僅不為利誘所動，而且加快了易幟的步伐。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聯名發表通電，宣布東北易幟。從此，張學良開始歸附於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加入到國民黨新軍閥營壘之列。也就是從這時起，張學良開始了與蔣介石的密切合作時期。 此刻，蔣介石也沉浸在實現統一的“喜悅”之中。睥睨天下，已無人能出其右，他的野心也不斷膨脹。無論是歷史上的皇帝秦始皇、雍正，還是當代世界的法西斯巨頭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時間都成了他效仿的楷模，他也要像他們那樣建立高度集權，實行強人統治，成就一代霸業。由是，他在內政外交上都著眼於千方百計為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基礎服務。 對外，奉行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外交方針。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次外交聲明，就定位中國外交“不採暴力手段”。這就暗示，對於歷史上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人民的各種不公平條約繼續有效，列強在中國的利益得到保護。蔣介石在訪問日本時進一步闡發此一外交要旨，指出：“中國軍隊的革命運動，包含著中國及列強的利益目的”；只要日本支持其“早日完成革命”，則“滿、蒙問題也容易解決，排日運動會絕跡”。 蔣氏這一外交宣示，赤裸裸地以國家的主權、滿洲的利益作誘餌，來換取日本對其政權的支持，如此言論，說是招引強鄰覬覦的媚外之論也不為過。 這一屈辱的外交政策所產生的後果，很快顯現出來：到1931年，產業方面，外國控制下的機械採煤產量佔全國機械採煤總產量的69.1％，生鐵產量佔全國生鐵總產量的97.2％。交通方面，由外國直接經營和控制的鐵路里程數佔中國鐵路總里程數的84.3％。金融方面，據1933年的調查，149家華商銀行的實收資本僅有2.67多億元，而英國在中國的4家銀行總資本就達4億餘元。此時全國華商銀行存款不過30億元，而美國在中國的花旗銀行吸收的存款就達50億元。外國列強對中國經濟的滲透和控制不斷加劇，使中國經濟對他們的依賴性更大了。 蔣介石的媚外外交，並沒有使帝國主義收斂他們對中國的領土野心。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隊公然侵占中國東北，就等於公開給蔣介石的外交政策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對內，蔣介石實行獨裁統治。他把中國共產黨視為最大威脅，徹底背棄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繼通過“整理黨務案”，把共產黨員清理出國民黨，發動“四一二”反共事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之後，又調動多路大軍，親自坐鎮指揮，對中共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軍事圍剿。 對國民黨內部的不同政見者，蔣氏同樣痛下殺手，排除異己。 1929年3月，發動蔣桂戰爭，拆散了粵桂聯盟；10月，發動蔣馮之戰，削弱了馮玉祥；11月，發動第二次蔣桂戰爭，擊敗了張發奎；12月，發動蔣唐戰爭，擊潰了唐生智。 1930年5月，發動中原大戰，經過7個月軍事廝殺，蔣氏擊潰了閻、馮實力派幾十萬軍隊，馮玉祥、閻錫山被迫下野。 如果說當時的中國政壇實行的仍是憑藉武人實力說話的新軍閥“政治”，地方各大派係為擴大自身的利益，必然要與中央爭奪控制權，而對於不聽中央指揮的地方大員，興兵討伐、削其實力，還有統一中央政令、維護國家統一的說辭作為“理由”的話。那麼，1931年2月，蔣介石對不聽話的國民黨元勳、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擅自扣押，軟禁於南京湯山，導致國民黨又一次政治危機，則是完全的獨裁私慾使然。 中原混戰硝煙尚未散盡，蔣介石就於1930年10月3日，在河南蘭封前線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其意在於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國民黨一黨專政和總統制的國家政治體制固定下來，使蔣集黨權、政權、軍權於一身的獨裁統治合法化。 比蔣介石資歷老出許多的胡漢民，不會看不出蔣介石的心思，但他有自己的“小算盤”。 “四一二”反共事變以後，他與蔣介石攜手“合作”，互相利用，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他希望藉助蔣介石的軍事實力，在中國建立一個“五權分立”的責任內閣制的國家政權機構。 1928年10月，他再度與蔣氏“合作”，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出任立法院院長，並意欲通過“黨務審查委員會”，把黨權集中控制在自己手裡，實現“以黨治國”的策略。為防止蔣介石軍政勢力的擴張，胡漢民還企圖利用他暫時控制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以實現“黨治的政府”的目標。而這些，都與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水火不容。胡自然不肯輕易地輸給蔣介石，因而在一個月後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胡漢民對蔣介石提出的召開國民會議的方案提出質疑，僅表示同意召集國民會議，但卻認為國民會議無權代替國民大會制定約法，還激烈抨擊蔣介石意欲擅制約法、不合法制的行為，這就使蔣、胡矛盾激化，並由暗爭變為明鬥。 蔣介石是何等人物？ ！他豈能屈服於胡漢民的反對？ 1931年2月28日晚，蔣介石借宴請議事名義突然將胡漢民扣押。這種荒唐之舉立刻招致各方反對，使蔣胡合作的局面迅速轉為蔣胡兩大派系的尖銳對立。 但是，蔣介石一意孤行，仍按既定方針籌備國民會議。 3月2日，國民黨中央通過蔣介石提出的《訓政時期約法案》，並派吳稚輝等11人組成約法起草委員會；4月24日，公佈了《國民會議組織法》；5月5日，國民會議終於在南京召開，並如蔣介石所願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還有《昭告全國擁護和平統一案》、《剿滅赤匪報告決議案》等等。 這一所謂國民會議從法律上鞏固了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但他卻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差點終結他的政治生命。由於蔣介石的一意孤行導致國民黨內部又一次大分裂，反蔣派繫再一次聯合起來，他們紛紛南下廣州，籌備召開國民黨非常會議，醞釀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來對抗南京國民政府。 4月30日，國民黨甲央監委鄧澤如、林森、肖佛成、古應芬等4人聯名發出“彈劾蔣中正通電”，要求釋放胡漢民並要蔣介石立即下野；接著，陳濟棠於5月3日通電響應4監委提案；5月25日，由唐紹儀領銜，汪精衛、孫科、李宗仁、許崇智等22人聯名，通電要求蔣介石在“48小時之內，即行引退”。 5月27日，齊集廣州的各派反蔣勢力，正式組成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決定另組國民政府，並推舉汪精衛擔任主席。 廣州非常會議的召開，使寧粵矛盾進一步激化。南京國民黨中央決定開除鄧澤如、林森、古應芬、孫科等人的黨籍，並下令通緝；粵方派兩廣軍閥出兵北上，突襲湘、贛，佔領郴州、衡陽等地，引發寧粵戰爭。雙方紛爭一直鬧到“九一八事變”爆發還沒有“叫停”的意思，更為可笑的是，年底的國民黨四中全會竟然成了三地會議，蔣方在南京召開，而反蔣派則在廣州、上海召開。不僅如此，12月17日，另一個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政治組織——廣州中央黨部宣告成立。這次鬥爭的結果使蔣介石敗得很慘，以他辭去所任各職，並同意第一次下野，才換取到廣州國民政府宣布取消。蔣介石雖然很快就再度出山，但權力卻被削弱，形成了蔣主軍，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汪主政，任行政院長，蔣、汪共管黨的局面。儘管實權握在蔣介石的手裡，但相比於1928年那樣的風光，確實有一種如刺存喉的感覺。 蔣氏何以敢冒“翻船”的風險來挑戰權力的平衡呢？且看他在其所執意召開的國民會議上所言。蔣介石說：“欲求中國之真正和平統一，以達於憲政時期，必首經訓政時期”。在訓政時期，“共產主義之政治理論”，“不適於中國產業落後情形及中國固有道德”，中國斷“無需乎此”。而“自由民治主義之政治理論”，雖“可以實行”，但沒有英美“長期演進之歷史”，行之勢必發生紛亂。他認為，解決“使共產黨、軍閥坐大於中原”的問題，“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是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施行不可”。而“法西斯之政治理論”，是“操之者即係進化階段中最有效能者”。因而，“意大利法西斯蒂黨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可以藉鑑”。 這段話，應是蔣介石此時真實心蹟的表露。他所追求的是建立法西斯的獨裁統治，之所以要效法法西斯，就是要消滅共產黨，打倒異己實力派。 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就這樣邁進到1936年，而此時的中國又是個什麼樣子呢？ （一）主權被日寇踐踏，民族到了生死關頭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卻誣稱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並以此為藉口突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發動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力之爭正鬧得不可開交。名義上執掌南京國民政府權力的孫科，實際上對軍隊沒有指揮權，而握著兵權的蔣介石雖已“下野”，但他的一紙“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的不抵抗電令，卻仍在發揮作用，致使日軍長驅直入： 19日晨，日軍攻占瀋陽，當日掠地千餘里，攻陷長春、營口、撫順、安東（今丹東）等20座城市。 21日，日本駐朝鮮軍第39旅渡過鴨綠江，攻進遼寧、吉林。一周時間內，遼寧、吉林兩省被佔。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尚未“消化”完全，又在上海挑起侵略事端，是為“一·二八”淞滬抗戰。是役，國民黨內屬地方實力派的19路軍在全國人民支援下，奮起抵抗堅守上海一月有餘，但卻得不到國民黨內蔣介石“中央系”的有力援助，這當然是南京國民政府內派系之爭影響到19路軍的前方抗日軍事所致。 在全國人民抗日呼聲的壓力下，面臨國難當頭的局面，國民黨兩大政治勢力，終於達成暫時的權力分配協議，蔣介石於2月28日回到了南京主持大政。而就在此前後，東北三省已全部淪人日本侵略軍之手，而就在同月25日日本已悍然策動漢奸宣布“滿洲獨立”。國人期盼蔣介石主政以後，能夠集中民力、發揮民智，負起中樞指揮之責，支援19路軍奪取淞滬抗戰的勝利，使日軍入侵以來的被動局面有所改觀，但人們很快就大失所望。蔣介石的“先安內、後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沒有任何改變，南京國民政府也根本沒有抗戰的勇氣和決心。早在戰事剛一爆發，何應欽就電告上海市長吳鐵城“商酌適可而止”，同時又密令空軍“對日海軍，決不拋擲炸彈”。在中國軍隊一度佔據戰事上風的情況下，蔣介石到浦鎮“指示滬事”，不是指揮將士乘勝追擊，擴大戰果，而是指令前線“以19路軍保持十餘日來之勝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與決戰為主。” 世上哪有軍隊指揮員不希望士兵奮勇殺敵的？哪有主帥拒絕戰爭取勝的？可此時的戰爭指導者就是這樣一種心態，他們從骨子裡懼怕勝利會激怒日軍，懼怕會擴大事態。這樣的戰爭指導，其結果只能是導致失敗。而當淞滬戰事還呈膠著之時，國民黨卻很熱心地接受英國公使的調停，儘管這一《淞滬停戰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很屈辱的，它實際上承認日軍可以駐留上海，而中國軍隊卻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圍駐守、設防，但當時的中國政府代表仍是不持異議地“爽快”簽字。 日軍是不會因為南京國民政府息事寧人的態度而放緩他的侵略步伐的。 1933年新年第一天，日軍就挑起“山海關事件”，由此開始了“九一八”之後新的侵華進軍——進攻熱河與長城。這天夜裡，日軍藉口中國軍隊向日軍憲兵隊投擲手榴彈，而命令日軍第8師團進犯山海關。我山海關守軍——張學良東北軍的何柱國部拼死抵抗，其中安德馨營全營300多將士力戰殉國。死守到3日，我山海關和臨榆縣城落入敵手。 4日，日軍又佔領了熱河省省會承德。 日軍進逼山海關和長城一線，是出於兩大戰略目標考慮的：其一，進攻熱河，擴大偽滿洲國的地盤；其二，消滅張學良的東北軍的勢力。因日軍的目標不僅是滿洲的獨立，而是要擴大至華北獨立，最後滅亡中國。而實現所謂“華北戰略”的前提在於東北三省的穩固，而東北三省穩固的最大障礙又是與日本有著新仇舊恨的張學良及其統馭的幾十萬東北軍。為此，在2月10日關東軍公佈的進攻熱河計劃中，明確指出，其“目的在於，使熱河省真正成為滿洲國的領土，並為消滅擾亂滿洲國禍根即華北的張學良勢力創造條件”。 13日，日軍第8師團在其作戰計劃中也宣稱：“對於熱河省的張學良部隊，要迅速予以極大打擊，平定該省；同時要促使華北張學良勢力覆滅。”10天之後，日本駐南京總領事上村伸一向中國政府遞交聲明，內稱：日軍在熱河之行動，“原則上僅限於滿洲國領土以內，惟張學良軍隊等若採取積極行動，則難保戰局不及於華北方面。”關東軍司令官的聲明也稱：只要中國方面進行抵抗，就“不得不將戰禍波及華北”。 兩個聲明，等同宣戰書，開始了日軍向熱河省的大舉進犯。 3月9日進犯長城喜峰口至羅文峪一線；中旬，進犯長城古北口至南天門一線；5月初，進犯冷口、懷柔一線。至5月11日，已侵占中國華北密雲、遵華、薊縣、豐潤、唐山等冀東22縣。 面對著強敵入侵，南京國民政府再一次上演屈辱、求和的丑劇。這次簽署的《塘沽協定》，較之於先前簽署的《淞滬停戰協定》，使國人蒙受了更大的屈辱。它突出表現為：《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日本佔領東三省和熱河省的合法化，並承認了長城一線為偽滿洲國的“國界”。 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在抗日上表現消極，但在執行喪權辱國的條約上卻非常賣力。到1935年1月，日本自《塘沽協定》以來的所有要求全部實現。不僅如此，南京國民政府還在這年上半年發起了一場對日“親善”運動。 2月13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取消抵制日貨令》；27日，蔣介石、汪精衛聯合發布《廢除排日命令》，中央政治會議通告各報社、通訊社，禁止刊載排日或排日貨言論；28日，國民黨中常會免去倡言排日的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元沖的職務。 5月27日，中日雙方共同宣布，派駐對方的公使升格為大使。 西方人看不明白，日本佔據中國半壁江山，並欲滅亡中華民族，中國當局不去抗日，卻與日搞起了“親善”？倡言排日的邵元沖不僅得不到獎賞，卻為此丟掉了“烏紗”？而位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也因為支持、資助並組織察北民眾抗日同盟軍抗日而受到責難和批判。 日本軍部也看不明白，交戰雙方軍隊正在流血，外交卻奇怪地升格。但他們只信奉一條，滅亡中國是既定國策，在圖謀得逞之前，決不能停止進攻。因而，雖然那邊搞什麼“親善”，但日本軍部卻從未停止發動新攻勢的籌劃。這時，有兩件事引起了日本關東軍的不滿。 一件是，抗日義勇軍將領孫永勤率部進入遵化縣境內。孫永勤是興隆縣一名普通農民，1933年日軍進兵熱河後他率領村民揭竿而起，曾創造了一年多時間攻克敵偽軍據點100多個，殲滅日偽軍15000人的記錄。這使日軍對他的仇恨沒齒不忘。 1935年2月，抗日義勇軍在遵化茅山地區又與日軍遭遇，並被包圍。在這次作戰中，孫永勤率部與日軍激戰兩晝夜，后孫部1400多人突出重圍，孫永勤卻壯烈犧牲。日軍以此為藉口指責中國當局援助孫永勤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了《塘沽協定》。 另一件是，天津兩個漢奸報社社長被暗殺。當地報紙報導說，1935年5月2日晚11時許，天津親日的《國權報》報社社長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飯店樓下16號房間，被突然闖進來的兩名槍手槍殺。當日租界巡捕聞聲趕到，兇手已經逃脫。第二天清晨，天津《振報》主筆白逾桓，在日租界須磨街22號，同樣遭到兩名不明身份人員槍擊，並使白當場斃命。按道理，二人是在日本租界內辦報，在日租界內被殺，中國當局不負任何責任。但是，日方硬說這是國民黨藍衣社所為。 不管這兩件事是真是假，但只要有了這兩件事，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日本駐北平公使館武官輔佐官高橋垣，就有了與中國執政當局討價還價的籌碼。他們在會見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秘書長俞家驥和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時，直截了當地開出了條件：“最低限度對上述政策之執行機關憲兵第3團及類似團體、軍事委員會分會政治訓練處、國民黨黨部及藍衣社，有必要從華北撤出。此外，對其'後盾'之第2師、第25師等中國軍隊，希望一併撤出。對與此事件直接有關的蔣孝先、丁正（昌）、曾擴情、何一飛等，及無視停戰協定精神與上述各機關通謀，在華北與日本軍勢不兩立之於學忠，有必要予以罷免。” 同一天，日本華北駐屯軍亦向國民政府當局提出通告，要求：於學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由天津遷至保定；天津市長張廷諤及公安局長李俊襄應即更換；憲兵第3團團長蔣孝先及軍分會政訓處長曾擴情免職；暗殺胡、白的兇手要逮捕嚴懲。 對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蔣介石儘管極不情願，但還是在十天之內一一辦理。他委託何應欽對日方說：對日方希望各點，已完全辦到：於學忠、張廷諤已免職；軍分會政訓處已結束；憲兵第3團已他調；河北省黨部已移保定，天津市黨部已結束；已嚴令平津地方當局負責取締一切有害國交之秘密組織；51軍已決定移防。 日軍對此還不滿足，又開出了新的更為苛刻的條件：（一）河北省內一切黨部完全撤銷；（二）51軍撤退並將全部離開河北的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軍必須離開河北省境；（四）禁止全國一切排外、排日行為。以上各點希望即日辦理，否則日軍即採取斷然之處置。一、二、三項必須照辦，絕無讓步可言，限中方6月12日午前答复。 如此蠻橫、霸道的做法，如此藐視地對待中國當局，而蔣介石和國民黨掌控的南京國民政府仍沒有絲毫地反抗。不僅照單全收，而且比時限提前2天兌現了日軍要求的所有條件，而由這兩次讓步所形成的《備忘錄》即為《何梅協定》。 儘管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在委曲求和上不費躊躇，但他們還是知道此乃國之大恥，因而不願意留下這一“外交”的文字佐證，因此以“書面通知”的形式代替了在“協定”上簽字。戰後，蔣介石、何應欽都極力否認有《何梅協定》這件事，但事實終歸是事實。不僅日本戰前外交方面的關鍵人物、1945年以外務大臣資格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的重光葵在戰後所著的《昭和的動亂》一書中披露了這一歷史事實，而且由何應欽親筆簽字的致梅津美治郎的“書面通知”的內容後來也公之於眾。全文如下：“敬啟者：6月9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閣下。何應欽（簽字）1935年7月6日”。 幾乎在簽署《何梅協定》的同時，南京國民政府還屈服於日本淫威簽署了另一個喪權辱國的協議《秦（德純）土（肥原）協定》。 《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的簽訂，使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大為削弱，而此時的華北地區已幾成日軍的囊中之物。 （二）國家經濟命脈遭受重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國民黨執政後不停的內戰戰火，不僅導致了國土淪陷、人民生命塗炭，也使國家經濟更加困難。 一份歷史資料再現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和人民生活情況。 1935年，歐洲的一些較弱國家的年平均工農業產品指標為：糧食生產，主要穀物保加利亞為3240千公噸，捷克斯洛伐克為5796千公噸，匈牙利為6364千公噸，波蘭為12843千公噸，而中國所有農作物生產總量只有316200萬擔；工業方面，鋼的生產，捷克斯洛伐克為1800萬公噸，匈牙利為600萬公噸，波蘭為1300萬公噸，而中國祇有41萬噸。交通運輸方面，註冊的機動車輛，捷克斯洛伐克為12.2萬輛，波蘭為4.2萬輛，南斯拉夫為1.9萬輛，而中國祇有公路10萬公里，機動車寥寥無幾。當時公路發展最快、全國排名第一的廣東，其政績也只是9年間修了24條公路，通車里程1萬多公里。 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反映到老百姓那裡，必然是極為貧窮。時年，剛剛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的費孝通，在姐姐費達生的幫助下，對江南農村進行了一番走街串巷和登門入戶的調查。他在發出的報導中反映，農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他寫道：“當飢餓超過槍殺的恐怖時，農民起義就發生了……如果《西行漫記》的作者是正確的話，驅使成千上萬農民進行英勇的長征，其主要動力不是別的，而是飢餓和對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此時，廣東人是國人中生活得比較舒服的一部分人。據國立中山大學的統計，從1926年到1936年這10年間，廣州的米、食品、衣料等貨品的批發物價相對平穩，每年變動不超過10％，也比較便宜，花1港元可以買到花布20碼，花港幣1個先令，可以買到1份早餐，內含芽菜炒粉、粥1碗、油條1根。即便如此，仍有許多人衣不掩體、餓死街頭。 北平的物價尚稱便宜。 1塊銀圓可以買6斤上好豬肉，或20張公園門票，或2本不太厚的書，或1份西式大菜套餐。而此時北平最盛行的娛樂是聽平劇（即京戲），四大名旦、四大須生的票價也就1元左右。一個有十來間房子的四合院，月租不過20到30元，碰巧還裝有現成的電燈與自來水。但是，真正能夠享受此種文化娛樂的多半是社會名流和社會層級較高階層的家庭。而與此構成鮮明對比的是，就在1936年3月7日一天之內，平津兩地即發生10起自殺案件，天津《大公報》報導這一事件時，評論說：“自殺風熾，大多為經濟所迫。” 且不說普通百姓，共產黨領導的中央紅軍每天的伙食也是三碗小米飯或高粱米飯和一點酸菜。 1935年12月紅軍發布的經費使用標準，規定各級機關辦公經費為：軍司令部和軍團部每月20元，師部10元，團部5元，營部4元，連部3元。翌年，紅軍東征籌到50萬元款後，周恩來甚至親自主持設立後勤站，任命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負責管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時蘇區經濟的緊張程度。 不僅共產黨感受到經濟的困難，執政的國民黨及其軍隊也為缺錢缺物而叫苦不迭。李宗仁後來這樣回憶他對蔣介石的宿怨：“我們所不服的，只為中央政府的無能……廣西數年來，在我們的苦心孤詣建設之下，各項成績俱有可觀，全國譽為模範省。中央無片言隻字的褒獎，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脅迫我輩離境，好叫他們來糟蹋。”經濟因素當然也是後來“兩廣事變”的誘因之一。 當然，中國經濟落後自有其歷史原因。 從1840年開始，晚清政府不斷向外國列強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使本來就落後的經濟更加落後。 1842年，簽訂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賠款銀圓2100萬元；1895年，簽訂中日《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列島，賠款2萬萬兩。這些不平等條約，不僅使中國主權喪失，領土縮小，許多年積累下來的家底一下被掏空，而且大大地減弱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影響及至以後多年。 不僅如此，經濟掠奪也是帝國主義侵華戰略的一部分。 1843年7月和10月，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使中國的海關關稅損失了50％—90％；1858年11月，清政府與美、英、法三國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和修改《海關稅則》，使美國的斜紋布稅率降低到4.63％，棉紗稅率下降到4.86％，棉花稅率下降為5.72％外國還大肆在中國辦廠，自1895—1912年，共在中國開辦工礦企業136家，資本總額達10億多萬元。開辦洋行3805家，資本總額達1.42億美元。這些經濟活動，不僅掠奪了中國資源，還限制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推翻清朝後的北洋軍閥執政時期，歷屆北京政府，都是靠大量舉借外債維持日子。截至1919年5月，各派軍閥秘密或公開舉借外債180多次，數額達銀圓8億元以上。 國民黨執政以後，前朝留下的債務、經濟生活的弊端、列強對中國領土的侵占等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許多方面不僅繼承了歷屆軍閥政府的做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軍費開支，袁世凱時期佔國民總收入的1／3，而蔣介石主政後，超過了總收入的2／3，1928年軍費開支為2.1億元，1929年為2.45億元，1930年為3.12億元，三年間增加了50％。大量的戰爭費用，使財政支出不斷增加，1927—1936年的8年間，支出就增加了8倍，預算赤字也不斷攀高。 1930年赤字1.01億元，1931年赤字2.17億元。彌補赤字的辦法還是藉債，1927—1937年的10年間，舉借外債14筆，達4億美元；內債方面10年比北洋政府15年增加近1倍，達到26億元。這一點蔣介石一點也不比袁世凱、段祺瑞遜色。 西方列強對中國經濟的掠奪，這期間亦沒有任何改變。統計數據表明：到1936年，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資本已達43億元。其中，外資紗錠佔全國紗錠總數的46.2％，線錠佔67.4％，布機佔56.4％。 1927—1937年的10年間，帝國主義國家控制了中國機械採煤量的73.9％，控制生鐵產量的96.5％。這使中國的對外貿易銳減，由1931年的36.5億萬元，下降到1936年的16.4億萬元，下降率達55％。 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偏重於財政，收攏資金，鞏固政權。它實行統一財政、整頓稅務、改革幣制、爭取關稅自主等措施。為加強對財政的監管，建立了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信託局這“四行兩局”的官僚壟斷資本金融體系，實現了全國財政統一管理。 1933年3月1日，發布《廢兩改元令》，將流通的貨幣由清朝時的銀兩改為銀圓。這一改革，使南京國民政府控制了全國貨幣的發行權，統一了國家貨幣。 1935年11月3日，公佈《法幣政策實施辦法》，實現了以鈔票代替現銀，回攏白銀3億多元。為增加國家財政，南京國民政府更加緊搜刮民財，也就是不間斷地調整各種稅收。關稅的稅率最高時達到80％。鹽稅歷來是舊中國政府的重要財源，1930年稅收為13939萬元，1931年達到17665萬元，增長率達21％。還仿照歐美國家一物一稅的做法對日用品開徵統稅，並頗有效果，到1936年，關稅、鹽稅、統稅三稅的收入就佔了南京國民政府財政總收入的64.6％。 事物的發展規律總是這樣，增加政府收益的基點不是靠總財富的增長，而是建立在加大對民利的盤剝上，那麼就只能出現這樣的局面：政府的收益越多，民眾的獲利越少。南京國民政府的問題就出在這裡，一方面，國家經濟對戰爭起重要支撐作用，但在國家發展的宏觀佈局上，經濟始終處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推動國家經濟的重點是發展，而政府卻把經濟的重點放在財政上，即使抓一點建設，也是偏重於抓與軍事機器密切相關的工礦業，而忽視中國最廣大的農村、農業和農民。 這就必然使國家的綜合國力發展緩慢。能夠印證發展緩慢的有這樣幾組數據： 紗廠：1921—1930年，年增長率紗錠為7.8％，布機為10.44％，棉紗產量為2.37％，棉布產量為16.21％。而1931—1936年，這幾項的年增長率都出現下滑。紗錠下降到1.19％，布機下降到6.32％，棉紗產量下降到0.25％，棉布產量下降到5.92％。 繅絲工業是中國近代紡織業中的一個重要行業，曾經出現過中國機器繅絲工業的“黃金時代”，但1930—1936年，這個國字號行業卻出現出口急劇衰減，其中，上海的絲廠開工數由111廠減至49廠，下降了56％，出口生絲從132991關擔跌至29600關擔，下降了78％。 衰退最為嚴重的是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中央農業試驗所所作的調查概算，1930—1935年，南北各省夏秋收成數一般都在六七成左右，低的只有五成多。土地產量和農業收成的不斷下降，加劇了農民的經營虧損和經濟貧困化。 1934年對南北22省850縣農戶借債情況的調查，農戶的借債率高達70％，其中，破產農戶達4.8％。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甘肅、江蘇、安徽，這一比例突破10％，而甘肅省某些農村，則有90％以上的農戶離鄉出走，甚至全村不見人煙。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又加劇了農村土地的嚴重荒蕪，更引起社會的不穩。 （三）親西方政策歸於失敗，國民黨外交轉向聯蘇 南京國民政府奉行親西方的外交政策，這一政策在“九一八”事變後受到挑戰。這就是如何對待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國民黨及其領導的政府看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是對國際法和中國主權的嚴重踐踏，作為中國友邦，應該幫助中國以外交、經濟等壓力迫使日軍撤退。而當時的美國奉行的是對外“不干涉”政策，不願意為了中國而開罪日本，樂意做的僅僅是在國際舞台上給予聲援，利用國聯向日本施加壓力，即通過外交努力維護包括其在華權益之內的中國“利益”。它也這樣做了，但做得非常無力。能夠證明這種無力的有兩件事：一是事變發生後，國際聯盟曾先後兩次開會討論滿洲問題，但美方遲遲不表態度；二是終於等到有了美國的聲音，可這一聲音採取的是由美國駐日本公使向日本政府轉達的方式，而不是採取直接聲明的方式。即便是這樣一種形式，最後還是要別有意義地申明：“美國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務，此文不得視為抗議。”這不能不使得美國表態的“含金量”大大縮水。此後，在國聯種種努力無效的情況下，當南京國民政府再求美國政府採取行動，防止事態擴大時，美國政府照例照會中日兩國政府，稱：“凡中日兩國政府及其代表所訂立之任何條約和協定，足以損及美國或其人民在華條約上之權利，或損及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之完整，或違反國際上關於中國的政策，即通常所謂'門戶開放'政策者，美國政府均無意承認。”這一照會，終使南京國民政府高官們看清了美國當時支持中國抗日的程度的底限。 南京國民政府對美國大失所望。 再求英國，也同樣不能如蔣介石所願。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想到了蘇聯。蘇聯不僅是中國的鄰邦，而且正是在蘇聯的幫助下，孫中山先生才得以完成改造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後來也才能順利發動北伐，打倒了北洋軍閥。也是由於蘇聯提供資金、武器和教育指導，建起黃埔軍官學校，培養出大批人才，才為蔣介石政治上的快速上升提供了可能。蘇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看好蔣介石，為蔣介石的實力躥升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據現已解密公開前蘇聯的檔案資料記載，1925年6月至8月，蘇聯以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國際革命戰士準救濟會的名義，從國庫中撥給中國上海罷工工人經費20萬盧布，這年的4月至10月，又給中國提供46萬盧布的武器經費。此後，在1925—1926財政年度中給國民黨軍事援助的撥款更高達1100萬盧布。而此一時期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匯給中國共產黨的經費則少得可憐。因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在1925年3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第2號報告中，不得不要求追加經費。陳獨秀在報告中，要求共產國際每月給中共中央追加經費1400元，連同以前批准的每月2250元的預算，要求每月按時寄給中共中央3650元。 原來，斯大林對蔣介石領導的軍隊的性質上發生了認識偏差。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裡。”毛澤東在自己的著作裡曾多次引用斯大林的這句名言，得出“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一個人民的一切”的結論。但問題是，武裝的革命是誰？武裝的反革命是誰？毛澤東定義的“武裝的革命”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