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二章是戰？是和？張、楊將軍為國犧牲自我

★蔣介石提出解決西安問題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體”。處在困境之中的楊虎城，決定以戰促和，迫使蔣介石放張，中共支持這一戰略設計 ★東北軍內部形成兩派，少壯派主張與南京衝突到底，救出張學良；主和派主張接受南京的條件，徐圖救張。 “戰”與“和”的衝突導致了東北軍的分裂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後，堅持原則繼續與國民黨談判，促使蔣介石履行抗日承諾，實現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舉國團結抗日禦侮的局面終於掀開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歷史新頁 張學良送蔣回京後遲遲未歸。 1936年12月26日下午1時許張學良飛抵南京，在洛陽換機後引發的些許不快並未使他想得更多，因而當他到達南京見到東北軍的舊部荊有岩、魯穆庭時仍掩飾不住他把天戳了個大窟窿的快意，一見面就興奮地說：“（我）為國家的抗日辦了一件大事，蔣先生答應一致抗日了”，“我明後天就要回去”。

27日上午，荊等再去看他，張學良說：“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遲幾天走。” 按他在行前所下的手令說“最遲三五天”的期限，12月31日應是回西安最遲的時間了。但這一天，西安方面不僅沒有張副司令回歸的任何訊息，而且傳來一個令人驚愕的壞消息：張學良將在南京受審。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元旦，這一消息得到確認。幾天過後，雖然張學良被判的10年徒刑得到赦免，但赦免令卻留下了一個超越法律的“尾巴”——“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什麼叫“管束”？ 此時的中華民國法典上找不到這個詞彙。按照今天的說法，類似於“管教”，即對某些有罪行的人，由政府和群眾監督教育，使之改過自新。但這種被管教的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只是他所從事的活動需要受到某些監督。而張學良顯然不屬這種類型，他自被宣判以後即失去了人身自由。

那麼，對張學良的處置適用了什麼法律呢？也就是說張學良今後的前途是什麼呢？是繼續被關押？還是能夠被放出來？人們找不到法律依據，因而誰也說不清楚。 這不能不引起西安方面的極度不安。 引起西安方面不安的，還不光是張學良的安危問題。蔣介石還要徹底拆散西北的“三位一體”，迫使張、楊的部隊完全置於南京的控制之下。 1月1日，蔣介石召集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甘肅綏靖主任朱紹良、參謀本部廳長林蔚等，舉行會議，確定西北問題的方針。會後，根據會上確定且由蔣介石提出的政治為主、軍事為輔的方針，以及“用軍事壓迫手段，迫使西安就範”的行動策略，蔣介石立刻部署5個集團軍的兵力對西安形成夾擊態勢。

東線：以顧祝同為總司令的第一集團軍，轄10個師，位於潼關以西至華陰、華縣，沿隴海路西進；以陳誠為總司令的第四集團軍，轄10個師，位於第一集團軍右翼，沿渭河北岸西進；以衛立煌為總司令的第五集團軍，轄4個師，置於第一集團軍左翼，在潼關以南的商、雒一帶，從東南方向威逼西安。 西線：以蔣鼎文為總司令的第二集團軍和以朱紹良為總司令的第三集團軍，位於陝甘邊境，共有15個師，從西面對西安構成威脅。 東西兩翼第1線部隊共39個師，第2線部隊約10個師。此外，以毛邦初為指揮官的空軍部隊也加入戰鬥序列。 蔣介石違背諾言，並以武力威脅逼迫西安屈服的行動意圖，使西安方面極為氣憤。於是，圍繞如何反擊南京的軍事壓迫，如何營救張學良返陝復職，西安向南京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西安方面內部圍繞是以戰求和，還是以和避戰的問題，也發生了爭論和摩擦，而這些對於西安事變的結局，對於張、楊的個人命運都產生了影響。

圍繞西安事變“善後”的鬥爭可謂是一波三折！ ★蔣介石提出解決西安問題的方案，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體”。處在困境之中的楊虎城，決定以戰促和，迫使蔣介石放張，中共支持這一戰略設計 蔣介石回到南京以後，西安事變如何進行善後便成為舉世關注，也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在蔣介石看來，西安是他的“滑鐵盧”，是他終生的屈辱。對他的統治構成威脅的不是張、楊個人，而是這兩支部隊，是在共產黨主導下的“三位一體”。解決西安問題，必須拆解“三位一體”。 蔣介石對拆解“三位一體”設計的策略是：第一步，扣押張學良，使東北軍群龍無首。第二步，對東北軍和17路軍進行分化，力圖從兩軍內部打開缺口，弱化兩軍的力量。第三步，將兩支部隊調離陝甘，使之遠離中共，再各個擊破。

在這一策略指導下，南京國民政府提出了解決陝甘善後的四大目標： 一、整頓東北軍和17路軍，規定國民黨“中央軍”入陝部隊與東北軍和17路軍進入國防準備位置，由國民黨中央嚴加整頓充實。 二、更換人事組織，擬任命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綜理陝甘青寧軍事及西北國防準備事宜，以王樹常為駐甘綏靖主任，在行營指導下，擔任甘肅綏靖事宜；以楊虎城為西安綏靖主任，在行營指導下，擔任陝西綏靖事宜，馮欽哉為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於學忠撤職留任，戴罪立功。 三、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17路軍各劃分駐地，分而治之，規定： 1．從潼關沿鐵路至寶雞再沿渭河至天水泰安線（含閬、朝邑、華陰、華縣、渭南、臨潼、西安、雒南、商縣、蘭田、三原、涇陽、咸陽、興平、雩縣、醴泉、武功、整厘、扶風、岐山、風翔、寶雞、汧陽、隴縣、清水、泰安、郡縣、天水、通渭、甘谷等縣），歸國民黨“中央軍”駐防；

2．17路軍直屬各警備旅移駐止寧、枸邑、永壽、靈臺、寧縣、長武、彬縣、麟游、乾縣、淳化、耀縣等縣，孫蔚如部第17師移駐甘泉、富縣、中部、宜君等縣； 3．馮欽哉部駐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韓城、宜川等縣； 4．東北軍一律恢復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 5．現在黑城、鎮海、原同、心城一帶的國民黨“中央軍”，暫駐原地整理。 四、軍需統一，陝甘各駐軍的餉糈，由國民黨中央統一發給，在西安設軍需局辦理軍需發行，由行營指導和監督。 上述四大目標，表面看起來是著眼和平解決陝甘善後的，但其實質是在和平的幌子下分化東北軍、17路軍，拆散“三位一體”聯盟，實現“中央軍”進駐陝西，並威脅紅軍，意在通過談判達到用戰爭手段才能達到的目的。還以更換組織人事的手段，撇開張學良，用顧祝同代替張學良，將陝甘軍政置於國民黨中央的管轄之下；駐地劃分是將東北軍和17路軍置於“中央軍”的監視之下；軍需統一則是要陷斷東北軍和17路軍的軍餉來源，阻止其勢力的進一步擴大，使其更加依賴國民黨中央；而軍事整頓只不過是削弱東北軍和17路軍的代名詞而已。

為了使西安方面接受南京的條件，蔣介石於第二天又對上述方案作了兩點補充： （甲）東北軍全部應先調集甘境，歸王樹常節制指揮，並負責整理。 （乙）17路軍除准在西安酌留一部分外，餘照昨電辦理。 蔣介石回南京短短幾天，就改變了在西安許下的條件，有人對他回到南京短短10天之內的“賴賬”記錄作了統計，大概有如下7條： 1． “中央軍”自12月25日撤出潼關一條不但徹底抹了，而且還大量開進。 2．西北各省統由張、楊負責一條全抹了。 3．張學良已被扣押，保證他們安全的承諾不算數了。 4．蔣介石並沒有按其在西安的承諾，辭掉行政院長；清除親日派只是像徵性的，何應欽還是軍政部長；改組政府、容納進步分子毫無動靜。

5．召開救國會議一事根本未提。 6．蔣介石回京後也未下令釋放“七君子”（“七七”抗戰開始後“七君子”才取保釋放，直到1939年1月高等法院才撤銷起訴）。 7． “中央軍”大兵壓境，內戰有重新爆發的危險。蔣介石在西安登機前曾說：“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但回到南京不幾天重又派出大軍殺向西安，拉開重開內戰的架勢。 蔣介石的所作所為，證實了楊虎城此前對他的擔憂是正確的。 面對蔣介石的武力威脅，以楊虎城為首的西安方面做出了針鋒相對的反應。楊虎城認為，蔣介石此舉意在拆散西北“三位一體”，而西安的團結關鍵在於擁有重兵的東北軍的首領張學良。張被扣於南京，西安等於群龍無首。張學良臨走前雖然將東北軍的指揮之權賦予楊虎城，但對於只忠誠於張學良的東北軍來說，楊虎城作為一個外人是很難駕馭他們的；張學良同時把東北軍的指揮重任交給於學忠，於雖然也是東北軍的老人，但他的軍事淵源是直系，他本人原籍並不在東北，而是山東，且他統率的部隊遠在甘肅，西安沒有他一兵一卒，這些將領也不會聽他的。楊虎城深知，救出張學良對於維護東北軍內部的團結，對於維護“三位一體”的團結，對於他個人的前途都是極其重要的。為了救出張學良，楊虎城作出了不惜與南京開戰的決定。楊虎城認為：

不戰，便無法支撐這個局面，更無法營救張學良。他希望渭南不撤兵，也不為戎首，作防禦戰，如果蔣介石不改變國策，不放張回來，便作戰到底。打一仗，一方面可以使華北的宋、韓，廣西的李、白，四川的劉湘有武力調停的藉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蔣介石感到，不放張回西安，便無法收拾西北的局面；同時，打一仗，也可以鞏固兩軍內部，維持“三位一體”的團結，否則，各將領自尋出路，“三位一體”瓦解。就失去了爭取張學良回西安的資本，他個人的前途也堪憂。 1月5日，在南京發布處理西安問題善後方案的當天，楊虎城領銜通電全國，斥責南京國民政府扣押張學良，派兵進攻陝西，挑起新的內戰，表示對南京的進攻要堅決回擊。通電說： 客歲雙十二之舉，純出於愛國赤誠，毫無私意，迭經電達，計邀洞察。當蔣委員長在陝時，虎城等追隨張副司令之後，以文電所舉八項抗日救國主張，反复陳請，業蒙虛懷採聽，允於返京後分別實行。張副司令及虎城等，深以為非全國一致抗日，決不足以救亡；而具備領導全國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實唯我蔣委員長。所幸我委員長熟審冒瀆，且更採及芻蕘，此誠為蔣委員長人格空前偉大之具體表徵，亦即我國民族復興之偉大關鍵。凡我國人，均應公認張副司令只知愛國，純潔無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於蔣委員長面允所請之後，親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種前史所無，世界僅有之偉舉，自足以表示其心蹟之光明。凡有血氣，能無感動？虎城等及所屬20餘萬兵士，無不以張副司令之心為心，但求能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效死抗戰，為國家民族確盡一分對外之力量，則其他一切均非所計，謂予不信，盡可求事實之證明。憶蔣委員長到京後，曾令“中央軍”隊向東撤出潼關，而離陝以前，更有“有我在，決不任再起內戰”之語。我國苦內戰久唉！今得負責領袖出此一言，不獨張副司令及虎城等親聆之下，欣幸萬分，即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聞之，怎當不額手稱慶。凡我袍澤，尤應仰體領袖之意旨，而為一致對外之要求。乃正當蔣委員長休假還鄉，張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際，“中央軍”隊匪惟遵令東還，反而大量西進。計有第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零三、第八十三各師暨教導總隊等集結推進，至潼關、華陰、華縣一帶，築壘布陣，積極做挑戰之形勢；更複時時截斷電話，始終阻礙通車，以致群情激憤，萬眾憂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內戰，而以封鎖作慢性之脅迫。以虎城之愚，誠不知其具何心，究竟持何理由？國危至此，絕不應再有萁豆之爭，固盡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舉國一致，槍口對外之策，虎城等無不樂於聽命。如不問土地主權之喪失幾何，西北軍民之真意為何，全國輿論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錢購得之武器，施於對內，自相殘殺，則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張副司令既領罪於都門，虎城等以救亡為職志，而中央猶煎迫不已，使不免於兵爭，則誰肇內戰之端？誰召亡國之禍？舉世自然公評，青史自召直筆也。血淚陳詞，非敢諫聽，舉國上下，幸鑑愚衷，遠錫教言。尤所企盼。

這封電報不無諷刺地指出了蔣介石在西安曾對張、楊的許諾。特別是蔣曾接受八項救國主張，這是蔣介石最怕大白於世的秘密。把這一秘密披露出來，目的是對蔣介石造成一定壓力，使其在撕毀於西安答應的條件時不能不有所顧慮。同時這種披露又藉托讚譽的口氣出現，表面上是讚揚蔣、批駁南京國民政府，實質上矛頭直指此時正在奉化休息、遙控操縱局面的蔣介石。這一招使蔣介石雖很生氣，又不好明里反對。 這一天，西安方面還由楊虎城領銜向蔣介石發去一封電報。該電較之於上述通電更加直接地向蔣提出了放張的問題： 聞張副司令蒙鈞座呈請特赦，明令已頒，政府扶持正義，寬大為懷，同深感慰！張副司令以仇恥百倍之身，愛國家、愛領袖、愛紀綱、愛信義，證以其毅然歸罪之舉，益見其捨身為國之誠。鈞座矜其苦心，呈請特赦，並請責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贖，仰見為國惜才，仁言利溥，曷勝感戴！今張副司令雖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復公權，雖欲圖功，安由自效……張副司令一日不歸，即西北軍民一日不安。 對楊虎城接連拍發電報，抗議南京軍事行動和扣留張學良，蔣介石不能不心生擔憂，他所怕的是，如果把楊虎城逼急了，戰端一起或是楊乾脆投向中共，那他的計劃就全落空了。於是，蔣急忙於1月7日復電楊虎城，向其委蛇說項： 中（蔣自稱，下同）請國府特赦呈文，諒荷察閱。赦令中未提復權字樣，當以主刑已赦，此節將來不難彌補。現國府明令有交軍委會管束之語，聞開會時多數意見，均以此時留漢卿在京，即所以保全漢卿，而原諒與愛護之意，則絕無二致。中此時正在休假，不便於明令甫頒之際，向中央頻頻陳述，但對漢卿務從優待，勿使略感不便，稍緩即為續請，務望兄等放心！國事至此，惟有使救國主旨，貫徹於提高國家紀律之中，而地方元氣與袍澤力量使整個安全，各無遺憾。故解決之道，必須公私兼顧，情理兩安。願兄等以信中正者信中央，更望陝中各將領均能體漢兄愛國家、愛紀綱之苦心以愛漢兄也。 13日，經蔣介石親自修訂的解決陝甘善後的方案，正式送到楊虎城手中。這個方案分甲、乙兩案，供西安方面選擇其一。 甲案 一、東北軍全部調往甘肅。 二、第17路軍各部仍駐陝西原防，歸綏靖主任楊虎城指揮，該部得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以便行使綏靖主任之職權。 附記：陝西綏靖主任公署或移設三原亦可。 三、自潼關至寶雞沿鐵路各縣，歸中央軍駐紮（鐵路線各縣以外，得由17路軍部隊駐紮）。 乙案 一、東北軍全部調駐豫皖兩省，可先由西荊公路集中南陽、襄樊、信陽一帶。 二、以王樹常（或由漢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調於學忠任綏靖主任，統率駐豫鄂皖之東北軍。 四、調楊虎城為甘肅省政府主席，仍兼17路軍總指揮，第17路軍全部調往甘肅。 蔣介石對這一方案要求西安方面必須在1月16日之前，對接受甲案或是乙案作出選擇。 這個方案是在蔣介石處理陝甘問題方針的主導下形成的，較之於南京國民政府提出的內含四項目標的善後方案，蔣在某些方面還是作了一定讓步的。這個讓步主要體現在對待楊虎城的17路軍上。原方案人事任免已以行政院決議方式公佈；部隊防區劃定為（一）商雒地區及隴海路（包括附近一些縣如朝邑、涇陽、三原、周至、扶風、歧山等在內）與西蘭公路上各縣由“中央軍”駐防；（二）17路軍17師及各警備旅駐關中，馮欽哉部升為27路軍，仍駐大荔、蒲城至宜川一線；（三）東北軍恢復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現甲案是讓17路軍仍由楊虎城指揮，各部仍駐陝西原防，並留一部駐西安，只是隴海線沿線由“中央軍”駐防。這個方案顯然是向楊虎城作了一點讓步。 但是，這個讓步也是有限的。只要一實行甲案，就抹掉了蔣介石“將西北交張、楊”的諾言，而且南京國民政府一旦控制了西北首府西安與隴海鐵路交通幹線，對西安就不僅是威脅的問題了。 即使這樣的讓步，也有被囚中的張學良的貢獻。張學良雖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依然十分關注西北局勢。 1月7日，蔣介石致函張學良告之他對處理陝甘善後的意見後，張學良抓住這一機會，立即呈蔣意見書，提出他對解決西安問題善後的主張。張學良提出的兩個方案是： 甲、剿匪 一、調東北軍全部駐開封、洛陽或平漢線上，整理訓練，擔任國防工程，由良負責調出及整理。 二、請虎城出洋考察養病半年，不開缺，以孫蔚如代理，由鈞座給予充分之款項，對日發動，即召返國。 三、餘陪同墨三等到洛陽，最好到潼關或臨潼，由啟予或龐炳勳派兵陪同前往，請虎城及各軍長來會商。 乙、匪不剿 一、調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劉經扶為西北行營主任，以龐、商、蕭之楚、萬等軍駐陝。 二、調東北軍駐豫鄂一帶整理訓練，擔任國防，由王樹常負責，由良幫助整理完畢，良願去讀書。 關於虎城講話問題，良以為力子、雪竹兄或於先生協同良到潼關或到馮欽哉防地，請虎城來談。 張學良這個方案，反映了他對解決西安事善後的誠意，同時探試蔣介石對西安及其對他個人的態度。蔣介石在最後定調形成的善後方案。部分地採納了張學良的主張。比如，東北軍調豫皖兩省，楊虎城調甘肅，王樹常的任用等，張的這些主張基本上都反映在了蔣介石的方案中。當然，張學良提出的由他出面與楊虎城面談，整理部隊的設想，蔣介石是不會同意的。 楊虎城也看到這一方案對自己有利的一面，但他認為現在的當務之急，是爭取張學良返回西安，使“三位一體”的團結得以維護，而自己的局部利益尚在其次。於是，經過與東北軍與中共研究，楊虎城提出了他對解決事變善後問題的方案。內容如下： 一、 甲、維持中央威信問題： （一）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接受中央命令。 （二）取消12月12日以後臨時組織，恢復一切常態。 乙、張副司令出處問題： A： （1）設陝甘綏靖主任，以張副司令為主任，楊虎城為副主任。 （2）行營顧祝同主任駐洛陽。 B： （1）行營以張副司令為主任，楊虎城為副主任。 （2）行營以張副司令為主任，顧祝同、楊虎城為副主任。 丙、軍事善後問題： （一） A： 為免除國際間誤會起見，潼關、華陰一帶酌留“中央軍”駐紮；陝甘其他各地由東北軍、17路軍、紅軍分駐，駐防地經三方協定後，呈請委員長批准。 B： （1）東北軍駐武威、蘭州、成陽、固原、天水一帶地區。 （2）17路軍駐西安、涇陽、洛川、韓城、朝邑、華縣、商縣一帶地區。 （3）紅軍駐延長、延川、膚施、部縣、慶陽、淳化一帶地區，一部駐雒南，另一部駐涼州以西。 （4）“中央軍”護路部隊最大限3至4團。 （二）東北軍、17路軍在委員長指揮之下，其用人行政及訓練事宜由各本部全權處理。 （三）為免除國人疑懼起見，在承商期間，請委員長令何（應欽）部長停止“中央”各軍前進及其他一切軍事行動。 附記：委員長在西安所採納之各項具體救國方案，請負責實現。此外，關於一切善後所需軍費及軍隊編制餉糈，另定方案辦理。 二、 （一）給楊虎城以援綏名義率領17路軍及東北軍或騎兵軍一部，組織援綏軍（但此條仍恐有不完滿處）。 （二）東北軍開甘肅，17路軍仍駐陝西，“中央軍”駐潼關、漢中。 （三）為建設西北計，陝省主席仍由“中央”派人。至行營主任，擬請何雪竹、帶肖之楚部駐西安。 楊虎城的這一方案，是針對蔣介石的方案而來的，並依蔣所提各款，一一提出自己的主張，目的在於解救張學良，使南京不能干涉西北行政，保持“三位一體”的團結，並促蔣落實其在西安承諾的各條。這與蔣介石的方案相去甚遠，勢必被南京方面所拒絕。 在此前後，中共對楊虎城在張學良離陝之後與蔣周旋的對策採取了贊同和支持的態度。 蔣介石於12月25日離陝返京後，中共中央於27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蔣介石獲釋後的形勢和方針。根據這次會議精神，中共中央當天向黨內發出《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 蔣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但要徹底的實現抗日任務，還須要一個克服許多困難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快慢，首先決定於抗日派力量的壯大。 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也致電中共北方局胡服（劉少奇），指出釋蔣以後： 一方面估計到蔣系欲恢復其已喪失之威信與權力，不能不依靠左派及西北革命勢力才能製裁已經膨脹之親日勢力……但另方面估計到日本與親日派之壓力，估計到英國之立場，蔣介石的改革內政、聯共與對日抗戰等基本問題上仍有動搖與延遲之可能。 ……徹底（改變）蔣介石之動搖地位，斷絕其過去所謂抗日、親日以外之第三條路，這還是要用很大努力的。 同時，中共中央明確當前的任務是：（一）宣傳西安事變的勝利解決，號召全國團結抗戰。 （二）逼迫蔣介石實現在西安的承諾。 （三）鞏固“三位一體”的團結。 （四）繼續推動各地方實力派與西安方面合作；推動南京國民政府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實現改組政府。 （五）擴大全國救亡運動。 （六）鞏固與發展黨組織，以適應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中共中央對形勢估計有樂觀的一面，但重點仍放在繼續鬥爭以逼蔣抗日，從此後事態的發展來看，這是有遠見的。 周恩來對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針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使之更加全面和完善。他在《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局勢和我們的方針》的電報中，向中共中央建議： 一、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意味著中國的政治生活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就是： 1．進攻紅軍戰鬥走向停止； 2．對外退讓政策將告終結； 3．國內統一戰線初步局面的形成； 4．陝甘兩省變成抗日根據地之現實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指示著階級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結合，特別是資產階級營壘之決定性的分化過程，其意義就在推動和加速了資產階級營壘中左派之集中。打擊了中間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過程沒有終結，大致的情況仍然存在著三個營壘：抗日、降日、中間。新的變動就在： 1．抗日力量的增強與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2．親日派遭受致命打擊； 3．中間派開始接近於左派（雖然依舊不免動搖地緩慢地，即保存中間之基礎）。 方針：打擊親日派，鞏固以西北為中心之左派，影響與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個過渡的政府。這個政府目前基本問題——對日問題上將採取較強硬的態度，在民主問題上或許可有一小步之前進，但顯然在許多方面仍然會繼續著舊的路線。我們對孔、宋政府，應當以過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動與讚助其抗日傾向，爭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時絲毫不放鬆對他的批評。如一切過渡政府一樣，有著必然的動搖與不同可能的前途，我們應與他每一個搖擺鬥爭，而爭取他過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這個情況下召集抗日救國會議的運動，在發動、覺醒、組織群眾及推動時局的進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義。應該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會議和人民的促進運動聯結起來。但會議召集的時期及勝利的保證，依靠於促進運動之開展，這是局勢開展之一個重要的環節，加強抗日統一戰線的群眾性的關鍵。 五、局勢開展之另一個中心環節是鞏固西北，將西北變成抗日根據地和統一戰線的模範地區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這需要： 1．規定和實現三方面合作的綱領和西北的軍事計劃； 2．張、楊兩部之鞏固與改造，紅軍的休整與在新的基礎上之正規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關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3．群眾運動之開展和發動，在這個基礎上地方政權之民主化與改造； 4．寧、青、甘西之解決回民問題。 六、堅持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發動者的立場：一方面，在抗日與打擊親日分子的基礎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間派到我們方面來；另一方面，結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為中心，以抗日為目的和平條件，為推動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轉變黨的全部工作，使之適合於新的環境，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 1．恢復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階級中的黨的工作。 2．改變各地零散的游擊隊為農民自衛武裝，並成為農民運動之策源地。 3．遷移中央至便於領導全國政治生活之地區。 4．教育與重新教育幹部。 周恩來的建議深得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的讚同。 在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後的國內形勢給予正確判斷、作出上述指示的同時，蔣介石推翻他在西安作出的承諾、報復張、楊的姿態卻越來越明顯地表露出來。首先是扣押張學良，接著是拋出解決陝甘問題的方案。還為逼使西安方面就範，以大兵壓迫，作出不服即戰的姿態。 楊虎城決心一戰，他高舉營救張學良的旗幟，謀求在張學良的旗幟下團結東北軍，進而維護“三位一體”的團結。 中共認為楊的這一策略是正確的。因為蔣介石解決陝甘善後方案之用意在於拆散“三位一體”，而只有張學良回西安，“三位一體”才能維持下去，因為在東北軍中沒有能夠替代張學良的人選。只有“三位一體”團結起來，不管是張學良，還是楊虎城的安危和前途才有保證。 中共還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蔣介石在著手善後西北問題的同時，解決中共的問題也擺上日程。 1月4日，陳立夫告之中共駐南京代表潘漢年：西北之善後，南京決取政治方式解決，希望中共置身事外，“以免外交發生困難及不利於雙方談判之進行”。陳立夫還委託張沖即日前往西安，接周恩來“從速秘密來京見蔣先生，面商一切”。這時，南京方面的用意已經十分明顯，即用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善後問題要同解決國共兩黨之間的問題分別進行，企圖以此把紅軍從“三位一體”中分離出來。這不僅對東北軍、17路軍不利，對中共與紅軍自身也極其不利，而中共若置身西北善後事外，在道義上也對不起朋友。 於是，毛澤東當天即復電潘漢年，表示：“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善後問題”，但有三個“先決辦法”，一是“立即撤兵”，二是“立即釋張”，三是“保證西安協定之實行”，“維持西安商定之六個和平解決條件”。 在中共中央全力爭取“鞏固張楊兩軍團結於紅軍周圍”方針的指導下，周恩來與楊虎城和東北軍的將領一起商定，由楊虎城領銜向南京方面發出抗議通電，抗議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和準備重新挑起內戰的陰謀，並以此向全國人民表明西安方面的態度和西安事變的真相，揭露蔣介石背信棄義，營救張學良回陝主持抗日大計。 為回擊南京的軍事挑釁，中共做好了與東北軍、17路軍一起堅決武裝自衛的準備。並派周恩來和紅軍參謀長葉劍英同兩友軍擬汀了三方聯合自衛作戰方案。毛澤東批准了這個方案，電令紅軍主力迅速向關中集結。 1月8日至9日，紅一軍團抵達耀縣、三原，紅十五軍團集結於咸陽。 10日，紅二十七軍也迅速布防於洛川等機動位置上。這期間，東北軍、17路軍也相應地在渭南、華陰、華縣等地部署展開擺出了迎戰陣勢。 周恩來還根據中共中央批准的軍事行動方案，在短短幾天內，聯絡友軍將南進紅軍主力部隊急需的彈藥、給養、無線電器材等迅速補充完畢。 當紅軍參戰部隊到達指定位置後，周恩來又親臨駐地看望部隊官兵，向他們講明西安事變的意義，鼓舞指戰員的士氣。 紅軍主力的上述行動，引起了南京及各方面的關注與震動。 這正是毛澤東所需要的。南京各界關注紅軍的動向，即可起到牽制蔣介石的作用。蔣介石本意也不是要用兵西北的。因為他知道，西安事變後的國際國內形勢已不允許他再打內戰，他之所以要擺出打的架勢，目的在使西安屈服他的條件。 西安方面也效仿紅軍的做法。 1月8日，東北軍、17路軍126名將領聯名通電錶示：“誓將起來周旋，至死不悔”。 9日，西北各界群眾舉行了10萬軍民參加的示威遊行，參加遊行的民眾和東北軍、17路軍士兵義憤填膺，決整武裝，堅決自衛之決心溢於言表。 親眼目睹這次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的英籍新西蘭著名記者貝特蘭，在日後為英國《泰晤士報》和《每日先驅報》撰寫的文章中寫道：在中國，任何抗日活動無疑都會得到群眾的支持。我甚至還感到：捨此而外從任何其他方面出發，要想成為一場群眾運動，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蔣介石在奉化溪口接連收到南京報來的關於西安方面的情況，非常忌憚楊虎城及西安方面會不顧一切地行事。 10日，他電令“中央軍”駐豫甘準備進攻西安之部隊：“嚴令各路前方部隊，未下總攻擊令以前，應力避衝突，勿使接觸。” ★東北軍內部形成兩派，少壯派主張與南京衝突到底，救出張學良；主和派主張接受南京的條件，徐圖救張。 “戰”與“和”的衝突導致了東北軍的分裂 楊虎城提出的代表“三位一體”利益，得到包括東北軍和中共同意的善後方案，蔣介石卻不同意。 南京方面看到這個方案最早是1月16日。是13，楊虎城派他的駐南京辦事處主任李志剛和東北軍方面的代表鮑文樾、米春霖等3人攜帶楊致蔣介石、何應欽的親筆信和善後方案，來到南京。何應欽對鮑、米、李3人說：你們來了很好，委員長現在奉化，要你們明天去。 看完這個方案後，何應欽18日致電孔祥熙，認為西安的條件，“似已草人容共及陝甘特殊化問題，'中央'勢難以採納。” 就在這一天，蔣介石於“病榻”上召見了西安的信使鮑文樾等。鮑向蔣遞上了楊致蔣的信和善後方案。楊給蔣的信主要是，要求釋放張學良回陝，並敦促蔣銷假回（南）京視事。 鮑文樾簡要說明了東北軍和17路軍迫切要求張學良早日回西安處理善後。蔣介石回答說：“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國家問題，是紀律問題。張漢卿來京以後，承認自己的錯誤，覺著自己讀書少，修養不夠，再三表示要跟著我讀書，學習修養，他自己不願回去，你們也不能強迫他回去。” 鮑文樾又提出“中央軍”向西安進逼的問題，蔣說：顧祝同部西進，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調度軍隊，恢復原來秩序，如果不聽國家調度，才要解決的。蔣並強調：西安方面必須按照甲、乙兩案，擇一執行。你們既然要我領導，我就有調度之權，不服從我的命令，就是不守國家紀律，這是不能容忍的。 蔣介石的說法與做法，使耿直的鮑文樾無法接受。鮑想像不到，蔣身為一國領袖，卻沒有任何信義，明明是扣住少帥不放，硬說是少帥不願回去，明明是自己公報私仇，硬說是維護國家紀綱。鮑文樾發誓從此不再與蔣周旋了，他認為與蔣談下去已沒必要，並於一氣之下提前單獨返回了西安。 18日下午，蔣介石又單獨召見李志剛。蔣問李：“你可以講一講，他們究竟打算怎麼辦？” 李回答：“自委員長回來以後，對於答應的問題還沒有實現，又把張先生留住不讓回去，大量的'中央軍'開進潼關，西安方面群情激憤，東北軍、17路軍團結一致，張先生若不回來，他們要打仗。” 蔣介石聽到此語，立即從病榻上翻身起來，說：“他們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準備好了，因為怕糜爛地方，所以未進去，要打的話，我在幾天之內就可以消滅他們。” 李志剛直率地說：“紅軍也向關中開進，打起仗來，恐怕不好。” 蔣介石聽到這裡，把語氣緩和下來，又重複一遍先前說過的話：顧祝同部西進，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調度軍隊。又說：“虎城與17路軍有革命歷史，不能與東北軍相提並論，回去你告訴虎城，只要他聽我的命令，我答應的話都可以實現。我親自寫一封信給他，你帶回去。” 19日，蔣介石寫了一封2500字的長信給楊虎城，全盤否定西安方面的釋張要求及所提的善後方案。他首先給楊虎城等扣上“不守軍政，破壞統一”的大帽子，指出：“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測兄近來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職掩蓋國人之耳目，一方面則欲更進一步的割裂軍政，破壞統一，以造成西北為特殊區域……質言之，即不許中央過問西北之一切，亦無異使陝甘不為國家軍令政令所及之陝甘，直欲使西北淪亡為東北之續，而一方面則以要求漢卿回陝主持為解決一切之關鍵。” 接著，蔣介石從3個方面指責西安方面的合理要求為不當：第一，指責西安方面不該怪他用兵西北。說，“'中央'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西北”，'中央軍'不駐西北，投資則無安全感，一切建設無法繼續，國防亦無保障，“'中央'若放棄西北，即無異放棄國防……若就國家生存大計而言，則劫持統帥之咎猶小，而破壞國防之罪實大。”第二，指責西安要求釋放張學良不妥。蔣介石說：“陝甘之統一一日未復，即中與漢卿之罪責一日不得而亂扣帽子卸除。漢卿深知此意，並無回陝之請求，而惟望問題之速了。……望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漢卿與中之罪戾也。”第三，指責西安方面的善後要求是“假此以遂其把持割據之私圖……為保持軍事與統治之統一，即不容自劃區域，而形成割據獨立之形態……西北為我中華民族發祥之地……斷不能任其有赤化惡化之情勢，淪為危害國本之根據地”。 在這封信中，蔣介石把西安方面對西安事變善後的主要主張都否定掉了：張學良回陝的問題，蔣介石一口否決“不可能”，並威脅說，如果西安方面孤行到底，張學良今後如何處置他就撒手不管了。東北軍、17路軍仍駐陝西問題，蔣介石以維護“中央”統一為由予以回絕。保持“三位一體”團結的問題，蔣介石直言不諱地說，不能容忍西北成為赤化的根據地。甚至還放出劫持統帥可以原諒、而西北的半獨立狀態不能原諒的重話。 20日下午，李志剛等帶著蔣介石的致楊虎城信回到西安。楊虎城立即召集兩軍軍政人員開會，會上宣布了蔣介石給楊虎城的長信，李志剛報告了見蔣介石的情況。面對張學良不能回、陝甘不能留駐、“三位一體”將被拆散的局面，參加會議的眾將領都是義憤填膺。東北軍方面的人紛紛斥責蔣介石背信棄義、分化東北軍與17路軍的企圖，表示決不能上當。孫蔚如亦表示，絕不能就任陝西省主席職。杜斌丞也說：“張先生不能回來，我們大家要堅決同蔣介石拼命。”會場上情緒激昂，約定第二天再作商量。 散會以後，李志剛留下繼續與楊虎城討論南京的勢態及其蔣介石的真實意圖。 蔣介石對西北善後態度早已明確，楊為何還在這個問題上徘徊？事後人們才知曉，楊虎城在1月17日收到嚴莊的一封密電，透露出南京的新動態。密電說： 黨方與言論束縛可稍去，但有限度。國民大會事當有決定。望對國策有表決，恐非時機。孔（所）制嚴密“中央”機構，以收行政效能，俾成國難政府，禁絕軍人干政與安定地方，發達產業，藉作安內之基礎三案，未必能提出。孔長行政院，尚未大定。宋不得長財，則人言鑿鑿。 西山（派）、政學（系）與汪（精衛）結合日深，非國家之福。蔣為所包圍，旋轉實費大力。 嚴的這封電報，不僅說明改組政府、開放言論困難重重，而且指出了蔣介石仍受親日派包圍，南京的政治空氣依然十分凝重。這增加了楊對蔣介石反悔承諾的疑慮。楊虎城判斷，蔣介石扣押張學良是推翻其在西安承諾的開始。 21日上午，楊虎城召集三方面負責人開會，繼續討論解決陝甘善後問題。楊首先介紹了西安代表見蔣的詳情和他對此行的看法，然後圍繞應蔣邀請再派李志剛去奉化與蔣交涉之問題展開討論，最後以楊虎城的提議為基礎形成了三點意見：一、要求張學良回陝；二、質問“中央軍”為什麼大舉西進？三、看蔣介石有無轉變國策的準備。 鑑於前兩個問題，在第一次奉化之行中以及蔣致楊虎城的信中都已談及，李志剛第二次奉化之行重點是了解蔣介石有無抗日的決心，而不再要求蔣介石撤兵釋張了。這對西安來說，已經是又一次讓步。 李志剛到達南京後，先後拜訪了於右任、陳立夫、馮玉祥、何應欽等人。何應欽一貫親日反共，在西安事變時又任討逆軍總司令，蔣介石回京後他為了表示效忠以謀自保，在宴請李志剛時，攻擊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是存心割據，而對今後政策閉口不言。陳立夫在西安事變中主和是為了保蔣，蔣介石回京後他繼續反共，他見李志剛後，只問西安的情況，不談國家前途。於右任雖宴請了李志剛，但他對潼關吃楊虎城閉門羹仍耿耿於懷，也不談實質性問題。只有馮玉祥對時局作出了自己的正確估計，他說：“蔣介石今後還要打內戰嗎？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 23日，李志剛在戴笠陪同下乘汽車由南京去奉化，面見蔣介石。蔣問：“西安方面的意見怎樣？”李志剛把楊虎城給蔣的信遞送上去，而後說道：虎城和東北軍、17路軍負責人開了兩次會，他們一致要求讓張先生先回去。蔣介石搖頭說：“我在西安上飛機時，張漢卿要送我回南京，我勸他不要來，他一定要來，我只好聽他來，那時由他也由我。他到南京後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他住在這裡，你可以去看他，問他是不是那樣？” 蔣介石這次還真的讓李志剛去看望了張學良。張告訴李志剛：“蔣先生是不會讓我回去的，回去會增加他不喜歡的力量。請告訴虎城，多容忍。要團結。我估計除非全國抗日，東北軍還存在，可以利用我在東北軍中發揮作用時，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則是不能出去的。” 到這時，張學良終於明白，扣留他不放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出於蔣之本意。 李志剛在這次與蔣介石見面中，直言不諱地追問了蔣對抗日的態度。李說：“他們極關心委員長對抗日的政策問題。”蔣介石一听就來了氣，幾乎是狂吼著說：“楊虎城不學無術，不看我的《廬山軍訓演講集》，不了解軍訓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麼你們也不幫助他看呢？你們也不懂得嗎？”隨後又轉換語調對李志剛說：“你切實告訴虎城，只要他聽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對得起他們。”蔣介石還再三囑咐李志剛，把他的話立即電告楊虎城。 楊虎城在收到李志剛來電的同時，亦收到張學良19日的來信。張在信中表示，斷不可以他個人的出處作為解決當前問題的焦點。指出：“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帶去之甲項辦法立即實行，以免夜長夢多，或者違反我等救國不禍國之初衷。”他盼楊“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為倡導，毅然實行”。於是，三方面商定，按照張學良意見，接受甲案。楊虎城於24日致電蔣介石作出了同意甲案的表示，但此時蔣介石已將陝事交顧祝同全權處理。 22日至24日，蔣介石兩次打電報給顧祝同和劉峙，交待談判條件。這些條件，綜合起來有七項： 一、“中央軍”本月28日以前暫駐原防地。 二、東北軍、17路軍須於本月28日前撤至涇陽、成陽、雩縣以西地區；徐海東、陳先瑞在陝南各部應同時撤至陝北。 2月5日以前，“中央軍”進至成陽至寶雞一線，接防完畢。 三、“中央軍”本月29日進駐西安與成陽之線。 四、東北軍可酌留1師約3團至4團兵力暫駐西蘭公路成陽至邪州一段。 五、17路軍可酌留1團至2團兵力駐西安附近，但其駐地由行營指定，並於“中央軍”到達西安時，17路軍駐西安部隊暫時集結於王曲與新城二地，以免誤會。 六、張副司令之出處與名義，須待西北問題完全解決時另定之。 七、對第三者部隊（指紅軍撰者註），準由楊主任秉承顧主任之意，設法接濟。 西安與南京雙方的談判於1月24日正式拉開帷幕。西安方面的代表是米春霖、謝珂、李志剛，南京方面的談判代表是顧祝同。第一次談判，在潼關舉行。這次談判的重要問題，西安方面由楊虎城、於學忠、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等商定，必要時邀請周恩來共同商討。南京方面，以顧祝同和他的參謀長趙啟驟為主，重要問題請示蔣介石。 當時，顧祝同在火車上辦公。西安代表去時，他正集合各路司令官作出準備打仗的姿態。謝珂見狀很不滿意，首先作了措辭強硬的發言。他說：“蔣委員長在西安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既有諾言在先，軍隊就應東開，準備抗日，為什麼'中央軍'反而西進，是不是又要來打內戰？東北軍和17路軍對此非常激憤，假若壓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話，我們是有準備的。” 顧祝同說：“西安方面既表示接受國家領導，就應該服從國家的命令，國家有統一調度軍隊之權，現在國家要你們拆除二華防線，'中央軍'進駐西安，17路軍調駐渭河以北地區，東北軍調駐邠縣以西一直到蘭州地區。你們不聽國家命令，反而在二華增兵布防，這就是不服從國家領導的表現，所以才進兵解決。” 謝珂又說：“在張學良將軍未回西安以前，'中央軍'是不能西進的。” 雙方各執一詞，談了3個小時毫無進展，最後商定兩天之內可以繼續談判。 由於雙方談判一開始即出現僵局，顧祝同轉而又與何柱國會談。何柱國向他提出兩點要求，都是關於軍隊布防的，一是在西蘭公路上東北軍駐一個軍；西安附近17路軍駐兩個旅。顧祝同對此兩點未表異議，並於其後向蔣介石發電請示兩個問題： 一、紅軍移動時發給若干經費，總需30萬（至少）至50萬元。 二、西安事件中已用之費600萬彼方請予核銷，可否准許200萬元。 此時，楊虎城對於和談成功寄予很大期望。聽完談判代表的報告後，他說：“只要國家政策有轉變，我們是不願意打仗的。”他擔心東北軍以釋放張學良為談判先決條件，將把事情弄僵，於是加派曾在黃埔軍校任外文秘書、與顧祝同有私交的17路軍參議王宗山為談判代表，以緩和談判氣氛，便於和顧祝同商談。 蔣介石也急於使談判取得成果。針對顧祝同的請示，他於1月25日上午9時，對潼關談判提出七項要點： 一、東北軍在西蘭公路上可先駐4個團，待其移動完畢以後準再增2個團亦可。但成陽城內不可駐部隊。 二、17路軍在西安附近，於其他各部未移動完畢以前不能超過兩團兵額。待各部移防完畢後，如有必要亦可酌增一、二團。惟其駐地仍須由行營指定令行。 三、第三者（紅軍）移動時，以30萬元為度。 四、西安事件報銷之費用，最多不得超過200萬元。 五、17路軍、東北軍移動時，準發1個月伙食；待其移防完畢時，準再先發1個月。 六、張漢卿名義必待其部移防完畢後方能呈請，此時如果請求不惟無益，適增國民之反響，徒戾漢卿而已。 七、第一步，各部撤至西安、成陽以西日期，最遲不得超過本月30日；第二步，移防完畢不得超過下月10日。但東北軍入甘路程較長，准予酌量展申，然亦不得過下月15日也。惟“中央軍”接防隴海全線至寶雞，必須於下月5日以前完畢。 對蔣介石提出的7項要點，楊虎城和中共未提疑問，東北軍錶示原則同意，但要求“先發表張之名義而後移動”，這使談判進展又緩下來。 26日，顧祝同通過何應欽向蔣報告：“商談情形不能迅速開展，楊之態度並不如何堅持，第三者亦未出而搗亂，問題全在東北軍。”而東北軍內，“高級將領大體均可接受命令，但對下級不能妥為運用……軍官中亦有態度甚惡者，均為下級居多。” 蔣介石對東北軍持此態度甚為惱火。當天傍晚，他指示劉峙、顧祝同向東北軍發出恫嚇，聲明：第二天中午前為談判最後期限，屆時如果還達不成協議，東北軍還不撤退，即為和平破裂，“中央軍”將開始對東北軍前線陣地及前方指揮部進行轟炸，而暫緩對西安新城目標的轟炸，以示區別。善於恩威並施、分化對手的蔣介石，在發出戰爭威脅時仍不忘製造對方內部的不和，以牽制對手。 27日上午，蔣介石又致電東北軍各將領，進行“勸說”，再次承諾： 關於漢卿出處問題，一俟移防完畢後，中可保證必為負責請求，使漢卿出而效力國家，至於復權更不成問題。但此時萬勿提出事實上不可能之問題，以延誤大局也。 不管蔣介石的承諾能否兌現，也不管人們對他的承諾有幾分相信，但有了這一承諾對於化解在談判中因張學良出處問題而出現的僵局總是有益的。 張學良對於因他的出處問題而使談判陷於僵持也深表不安。 27日，他急電東北軍前方將領，要他們千萬不能把他的出處問題作為接受甲案的先決條件。電文說： 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萬分焦急。此事如前次瑞風、志一兩兄弟回陝時，兄等接受甲案並即實行，則良之出處此刻已不成問題。今因遷延，引起誤會，委座實屬為難萬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問題為先決條件，即愛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團體，害我國家矣。時機迫切，務望諸兄立命部隊於今日正午以前開始移撤，勿再固執誤事為要。 對於談判陷入僵局，中共中央亦十分關切。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如確能停止戰爭，可保證讓步。如要“出現比西安事變前更壞之局面，則不能讓步”。毛澤東在這次電報中還告知周恩來及中共代表團：無論是和或戰，應由楊虎城、王以哲左派打定主意，我們應處在建議與讚助地位。與此同時，為加強黨對西北善後的領導，中共中央還派出名義上仍在“負總責”的張聞天秘密到達西安。 毛澤東、張聞天的電令，使中共代表團對解決西北善後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周恩來、葉劍英等經過認真研究，決定加入談判。中共作為“三位一體”的一方不僅應該參與西北善後的謀劃，而且中共作為一舉足輕重的重要力量加入善後談判，對於推進談判進程也是極為有益的。這一動議經過東北軍的何柱國轉報顧祝同後，得到蔣介石的首肯。 中共加入談判以後，談判很快取得突破，三方於第二天即1月28日，基本達成東北軍在7天內將渭河南岸部隊撤到北岸的協議，並決定執行甲案。在這個協議中，南京方面也作了局部讓步，比如，進駐西安與潼關一線的“中央軍”由12個團減為3個團，同意在三中全會前呈請恢復張學良公權，給以職務，讓張學良來陝訓話後部隊移防等。同時明確，談判所達成的協議僅限於軍事問題，政治問題留待五屆三中全會解決。 蔣介石一直把中共視為宿敵，頑同堅持“剿共”，但中共為了抗日的大局，為了避免內戰重啟，堪稱以德報怨助蔣化解了僵局。 對此，蔣氏是心存感激的。周恩來抓住這一機會，以毛、週的名義致電上海的潘漢年，請潘設法向蔣介石傳遞中共的下列意思： 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中共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並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楊以寬大，以安其心。但是，蔣必須同意： （一）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 （二）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之供養。 （三）暫時容許一部分紅軍在陝南駐紮。 （四）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 （五）親筆复恩來一信。 蔣介石表示同意中共意見，並於1月31日電告顧祝同：紅軍駐地陝北，南京每月給20萬至30萬元的經費；同時委託宋子文答复潘漢年：同意兩黨聯合抗日。此後又同意在西安設立紅軍聯絡處。 對於西安方面與南京即將達成的和平協議，在東北軍內部卻引起了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打還是和。 主和的是東北軍的元老派，他們是師級以上的將官，以於學忠、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為代表。主戰的是少壯派，他們大都是抗日同志會的領導骨幹，以應德田、孫銘久、苗劍秋為代表。 主和的元老派只有少數人，他們從和平解決事變這個大局出發，也爭取釋放張學良，但並不以此為先決條件。其中態度最堅決的是董英斌，他始終堅持“三位一體”的團結。王以哲忠於張學良，也尊重周恩來，傾向於接受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 張學良被扣以後，面對西安方面群龍無首的局面，面對“中央軍”強大的軍事壓力，面對南京特務的收買瓦解，元老派中也出現了各為自己打算的傾向，沈克、檀自新與蔣介石的密使打得火熱，外界甚至還傳出了於學忠已投靠南京的傳聞。甘肅省財政廳長陳端也於1月9日向孔祥熙密報，稱“於學忠已表示服從中央並建議作調解人”，故“中央軍”對51軍保持友好姿態。蔣介石於15日批准陳端的建議，並電令胡宗南與於學忠切實聯絡，避免衝突。 主和派的這些做法，使少壯派十分不滿。他們認為：元老派被蔣介石收買了，腐化了，營救張學良不力。 少壯派大都是張學良在武昌行營期間和到西安後提拔起來準備用以抗日的干部。其中，孫銘久是1935年調到參謀秘書處工作，管人事檔案，後兼隨從參謀，參與機要。應德田本是負責陪李杜去聯絡蘇聯的，因一時難以成行，才回武昌行營任秘書。張學良認為，打起仗來，既要依靠“拿杆儿”的老將，也要依靠少壯派這些聯共抗日的先鋒和骨幹，兩者不可或缺。因而對少壯派非常賞識，委以重任。張學良親任會長的抗日同志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培養抗日骨幹的少壯派的組織。在張學良培養提拔下成長起來的少壯派，對張學良自是絕對忠誠。他們認為，不救回張學良一切無從談起。 少壯派的成員雖然都是一些團、營職軍官，但他們人數卻很多。他們提出的“為釋張學良不惜一戰”等營救張學良的主張，在東北軍內頗有市場，無人敢說“不”，也為廣大的東北軍官兵所贊同。 張學良從抗日準備出發，從東北軍的發展出發，培養年輕一代軍官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後來的發展也表明，少壯派積極擁護聯共抗日主張，在西安事變起到了先鋒和骨幹作用。但是，培養年輕幹部的依托——抗日同志會，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也少有具一定政治經驗的軍、師長加入。因而，少壯派在政治上把擁戴張學良看得高於一切，認識和處理問題就難免陷入簡單化，自然也不會認同元老派的主和意向。 1月20日，蔣介石公開拒絕釋放張學良後，少壯派的活動更加頻繁了。他們認為，蔣介石不肯釋放張學良，只有走“打”的一條路。這時，一度曾經傳出的東北軍有人“擁王代張”的謠言又乘間興起，這使少壯派確信主和的將領都是為了升官發財。他們發起了營救張學良的簽名運動。這個“簽名運動”主張為了救出張學良不惜對南京方面作戰，“戰勝了可以使張學良獲得自由，戰敗了就投靠紅軍”。應德田、孫銘久等帶頭簽名，主戰的少壯派隨之響應。徵集簽名的活動延伸到渭南前線，團長以上的軍官有100多人都簽了名。團長們簽了名，師長們也跟著簽，最後有的軍長也簽了名。 簽名的成功，使少壯派受到鼓舞，調子越唱越高，他們以此為據，宣揚對南京開戰是東北軍上下一致的主張。 在當時，選擇甲案，乃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甲案，對東北軍不利，因為甘肅是個窮鄉僻壤之地；乙案對東北軍有利，因為豫皖比較富庶。但是，接受甲案，意味著“三位一體”不被拆散；而選擇乙案，意味著“三位一體”不復存在。而現實是，只要東北軍、17路軍和紅軍“三位一體”靠攏在一起，對西北局勢的發展就有利，營救張學良回陝也是大有希望的。正是看清了這一點，周恩來建議楊虎城：對乙案堅決拒絕，對甲案可基本接受。楊虎城及17路軍的想法與周是一致的，張學良也是這個意見。 當然，選擇甲案或者乙案也有風險。這就是不管是接受甲案還是乙案，都意味著“三位一體”要讓出西安這一戰略要地。作出這一重大犧牲和讓步之後，能否保證內戰從此停止，抗日從此而起？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有這個顧慮。為此，毛澤東於1月21日電示潘漢年，要求蔣介石寫一個保證書，保證和平解決後不會再有戰爭。 少壯派顧慮的不是這些重大戰略問題上是否還起變化，他們緊盯的只是眼前救張問題能否馬上實現。少壯派認為，無論接受甲案還是乙案，都不可能把張學良救回來。他們對接受哪個方案都反對，一心想要的是“開戰救張”。 “開戰救張”雖然從戰略全局上看並不可取，但這一主張卻很容易在東北軍中下層官兵中取得共鳴與支持。元老派雖然主和有理，並握有兵權，但都怕背上不救張學良的罵名，而不敢公開講反戰問題。 楊虎城是西北方面的最高負責人，他原本是主張接受甲案而和平的。對戰的問題，此前他取的是以戰促和的態度，現在和平在即，選擇戰勢必失去和平的機會。但是，他更擔心如果採納甲案，“中央軍”開進西安後會對他報復，在張學良被扣之後他的這種心理負擔進一步加重。楊虎城在“戰”與“和”問題上的搖擺不定，與少壯派有著共鳴，並使少壯派從中看到了希望。 這樣，勸說少壯派罷戰的重任就歷史性地落在了中共的肩上。 1月下旬，彭德懷、任弼時等紅軍將領來西安在張學良公館大廳舉行座談會，邀請兩軍主和、主戰的主要人物參加，做大家的工作。彭、任先後講話，大致意思是： （一）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要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重新瓜分殖民地。日本決心滅亡全中國。英、美雖與日本有矛盾，但尚無決心與實力製止日本的侵略。蘇聯雖是反對一切侵略，但重點是對西邊的德國。我國面臨亡國之禍，必須全民團結，爭取國際援助，共同抗日。 （二）民族矛盾已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階級矛盾降為次要矛盾，因此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民族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依據，也是當前的基本政策。 （三）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國際上更依賴英美，在英美與日本有矛盾的時候，他仍有抗日的可能性，釋蔣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正確的，更增大了這種可能性。蔣介石是可以抗日的，只要大家團結好，在全國抗日高潮中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張漢卿先生是可以回來的。 （四）目前形贄不宜用戰爭去解決問題，打仗可能引起更混亂的局面，更不利於張先生回來，高興的只有日本帝國主義。 彭、任兩人談了近兩個鐘頭，然後問大家有什麼意見，但大家均無表態。這種沉默，當然不意味著與會者的思想統一，而只能是信任和溝通的橋樑發生裂縫的表現。十年後，周恩來在對美國記者李勃曼談及西安事變時曾說：“在西安混亂的兩個月中，說服東北軍的工作，比張學良在西安時困難百倍。” 1月27日晚，周恩來邀請東北軍少壯派的主要人物應德田、孫銘久、苗劍秋等人，到金家巷張公館繼續做他們的工作。 會談伊始，少壯派即激烈地反對和平解決的方針，主張只有張副司令回來才能撤兵，並要求紅軍予以支持。 周恩來耐心地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