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點事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長崎考察鐵路的孫中山，收到了一封來自國內的電報：宋教仁於上海火車站被暗殺。 殘酷的事實最能教育人，孫中山終於從鐵路之夢中驚醒過來，立即訂了返回上海的船票，並在四天后趕到上海。 當晚，國民黨高層便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 孫中山憤憤地先發言：“這肯定是袁世凱幹的！”頓了一頓又接著往下說，“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決，你們給我組織兩個師的部隊，我要親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凱算賬！” 黃興不等孫中山把話說完就大聲道：“此事萬萬不可，民國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審理對我們有利，我們應該先考慮法律解決。而且現在又沒有證據說是袁世凱幹的，若興兵討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順。”

實際上，刺殺案的審理進度非常緩慢。主要原因是相關人員無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趙秉鈞“病”……怎麼審！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凱迫於壓力，批准趙秉鈞辭職，由段祺瑞代內閣總理。 現在兩位巨頭掐起來了，會議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著升級。但各有各的道理，誰也說服不了誰，大家不歡而散。 第二天，國民黨的三個實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也都電告孫中山，表示絕無實力獨立。 這裡著重介紹一下李烈鈞，此人在接下來的革命歷程中將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還是極少數能一直追隨孫中山的人。 李烈鈞，字俠如，號俠黃，又名協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紀的80後。 李烈鈞出生於光榮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榮的太平天國戰士，因此李烈鈞遺傳了幾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裡熱血得厲害，很講義氣，擅長搞人際關係。

晚清民國時的革命家，參加革命之前的經歷都差不多——考試成績好，然後留洋，歸國創業。 似乎革命家們年少時的經歷看起來不夠刺激，不過也沒辦法，富人子女讀書用錢鋪，窮人子女致富靠讀書。 李烈鈞自然也不例外。他學習成績比較好，後考去日本留學，並在日本期間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他去了著名軍校雲南講武堂當教官，由此開始積蓄革命資本的生涯。武昌起義爆發後，李烈鈞迅速趕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軍，並憑著多年積攢的威望和資歷擔任了江西都督。 話題回到孫中山得知李烈鈞等人不同意自己動武的時刻。 孫中山極為生氣，他沒有想到大家都不聽自己的。可他也沒有辦法，要錢沒錢，要人沒人。怎麼辦？ 只能等，等袁世凱出錯。

很快，孫中山等待的機會就到了。 在“刺宋案”陷於停頓的時候，袁世凱正忙著辦一件大事。他在策劃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經談了一年多的“善後大借款”問題。 由於民國新立局勢未定，原本應繳納的稅收大都沒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繳給中央。當然了，地方說自己不是不上繳，是沒法上繳，他們要養民軍，要安撫百姓。 但問題是：地方不繳稅，中央就沒錢。 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國家沒有錢總是萬萬不行的。何況民國初建，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廣東等地的民軍，償還不平等條約賠款，支付政府辦公費用，履行對隆裕、溥儀的承諾…… 總之，為了解決因為革命產生的或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1912年2月底，袁世凱開始讓內閣向西方列強的銀行申請貸款。

有經驗的同志們都知道，找銀行貸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是國力貧弱的中華民國向西方列強借貸，這中間牽扯的利益干係太多。所以中華民國的前兩屆內閣都沒有搞定此事。 在討價還價一年多以後，借款一事終於讓趙秉鈞內閣給完成了。 1913年4月26日晚，財政總長周學熙、外交總長陸徵祥在北京匯豐銀行大樓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的代表進行最後的談判。 談判進行得很艱苦，雙方代表一直談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議定各項具體條款。 雖說借款不多，只有兩千五百萬英鎊，但是黃世仁在楊白勞面前還是很有權威的，“善後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條件。 首先，必須以中國鹽稅、海關稅作為擔保。 其次，銀行團享有各種優先權、監督權、審核權、用人權，等等。

當時的百姓也不懂什麼國際會計原則，驚呼這些條款為“賣國”，斷不可行。 一般人這麼想也就罷了，可是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國民黨也這麼想，那就大事不妙了。 孫中山、黃興等人發電報斥責袁世凱違法借款，藐視立法機關，意欲擴軍備戰，紛紛興師問罪。 尤其是孫中山，還說了一些刺激袁世凱的話，比如，“公今日舍辭職外，決無他策”、“必以前次反對君主之決心，反對公之一人，義無反顧”。 其實大部分人經過理性思考後，便會知道借款是擺脫財政困境的必然，可國民黨不這麼想。 袁世凱看到國民黨人發來的電報後，很是惱火。最近一段時間，從內閣黨爭到宋教仁刺殺案再到善後藉款，國民黨人實在是太不給他面子。因此，面對孫中山等人的詰問，他也就乾脆撕破了臉皮。

袁世凱非但不理睬國民黨人的抗議，反而氣勢洶洶地斥責孫中山：“我現在算是看透了，你們這些人左也是搗亂，右也是搗亂，除了搗亂，你們就沒有別的本領。什麼'公今日舍辭職外，決無他策'，你真是決心跟老子乾呢！我可以告訴你，我袁世凱就不能聽人搗亂，你孫文若敢動槍動炮，或另行組織政府，我就發兵征伐，絕無姑息養奸之餘地。” 正在擬稿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遲疑了一下說：“大總統，這樣說是不是太直接了點？” 袁世凱氣呼呼地答道：“就這麼說，我對這話負責！” 這場起因於“善後藉款”的嘴仗，標誌著袁世凱與孫中山的正式決裂。 兩人從握手言歡到刀鋒相向，時間不到一年。 既然徹底決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見。

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袁世凱先動手。他先是收回黃興的陸軍上將軍銜，免掉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這三個握有軍權的國民黨實力都督，隨後滿世界通緝陳其美。 袁世凱為何要特殊“招待”陳其美，難道他知道陳其美在“刺宋案”中沒干好事？真實原因，不得而知。 如此一來，南方的國民黨人也只能起而應戰。 7月13日，李烈鈞成立江西討袁軍並發布討袁檄文，宣布江西獨立。 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發。因為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戰又稱“癸丑之役”。 兩天后，黃興趕到南京，並立即在他上次整編出來的精銳部隊——第八師的基礎上組織討袁軍。隨後，黃興趕跑江蘇都督程德全，佔領南京，宣布江蘇獨立。 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隨後宣布獨立。

由此，安徽、江蘇、江西構成掎角之勢，直面北洋勢力。 有李烈鈞、黃興、柏文蔚做榜樣，廣東隨之宣布獨立，上海陳其美、福建許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師反袁。 表面上看，反袁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其實仔細分析過後就會發現，反袁聯盟十分脆弱，不堪一擊。 一、沒錢。 這是個大問題，沒有錢，槍砲就沒有彈藥，士兵就得餓著肚子，戰鬥就不能繼續下去。 二、不得民心。 在民國建立後，反對武力解決問題已成為當時國內的普遍輿論。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市井平民並不懂得什麼革命大義，他們只希望能過幾天太平日子。 因此，對這次由信念最堅定的國民黨人以“刺宋案”、“大借款”為藉口引發的內戰，大部分國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

一向開明的雲南都督蔡鍔也站出來反對：“總統如果有謀叛行為，應由臨時參議院彈劾；政治上有過失，則由國務院負責。動武就是叛亂，是國家公敵。” 三、革命軍力量分散，各自周圍都有強敵，無法互為後援。 像陳其美要應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擊，廣東要應付廣西陸榮廷的進攻，而四川熊克武那裡勢小地偏，對大局無甚影響。 四、革命軍內部素質參差不齊，思想也不統一，軍官投敵、軍隊譁變屢有發生。就這種水平的戰鬥力，能打勝仗那就是怪事。 國民黨在財力、軍事實力、社會輿論等諸多方面都不佔優勢，“二次革命”的結果可想而知。 袁世凱的軍事安排是這樣的——北洋軍兩路分進，一路以湖北為基地，進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為前沿，向安徽和江蘇進軍。湯薌銘率海軍沿長江策應。

戰事的進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斷，勝利的天平往一邊傾斜。 李烈鈞的討袁軍最先潰敗。起事一個月後，南昌失陷，江西戰場沒國民黨什麼事了。 黃興的第八師在北洋軍的左右夾擊之下，十分狼狽，只比李烈鈞多撐了幾天。黃興見事無可為，便在某個夜間乘船離開南京，一走了之。黃興一走，其他的高級將領也紛紛出逃。南京局勢陷入混亂。 南京再無可戰之將領，似乎局勢再也不可挽回。 但是，就像某運動品牌的廣告語說的那樣，一切皆有可能。 像武昌起義一樣，在高級將領缺位的情況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動站了出來。在臨時領袖何海鳴的帶領下，南京守軍與北洋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 攻城的主力是張勛的辮子軍。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張勛輸給了攻城的革命軍，他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場子給找回來。 開始的幾天，南京革命軍並未明顯落於下風。但由於雙方實力相差太大，革命軍在堅持了二十多天后終於撐不住了，南京陷落。 南京城破後，張勛迅速變身為前輩曾國荃，將殺人放火屠城進行到底。辮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姦淫搶掠。 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總是要遭報應的。 辮子兵在肆虐的過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幾個日本人，一不小心引發了一起國際外交事件。 就因為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換來江蘇都督一職的張勛，在江蘇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沒有坐熱，就被迫將都督拱手讓給了馮國璋。這下可是把張勛氣得半死。 接下來，安徽、上海各地的討袁軍紛紛潰敗，“二次革命”徹底失敗。 從舉事到失敗，兩個月而已。 嚴格說來，兩個月不夠精確，因為有一支隊伍堅持了一年。 這支隊伍是一群來自河南的土匪，頭頭外號“白狼”。 孫中山、黃興從來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時候都是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們也給白狼打了一個招呼：大家一起來殺大獨裁者袁世凱。 白狼還真不客氣，自封“中華民國扶漢討袁司令大都督”，並根據敵眾我寡的特點，避實擊虛、聲東擊西，用游擊戰、運動戰對付政府軍，袁世凱的表弟河南都督張鎮芳根本招架不住。 一時間，白狼的土匪軍無人可擋，轉戰於河南、陝西、安徽、甘肅四省間，攻城殺官，聲勢很大。 袁世凱眼看河南老鄉白狼把造反項目越做越出色，於是緊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衛軍統領陸建章：“你們立即出發，去把張鎮芳換下來。我不管你們誰前堵誰後追，總之盡快剿滅白狼。” 打擂的雙方，力量不在一個層次上。 半年後，也就是1914年8月，疲憊的白狼土匪軍返回河南老巢時，中埋伏全軍覆沒。 此仗打完，收穫最大的當屬陸建章，他一躍而為陝西省軍區司令——陝西督軍。 提一句，陸建章的麾下有一員猛將，曾在“灤州兵諫”中作為龍套出場，此人是個大塊頭，也是他的內侄女婿，名叫馮玉祥。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陳其美、李烈鈞、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開始他們的流亡生涯。 流亡並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 他們的革命行動竟然得不到國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罵他們是以反袁為藉口爭奪權力，罵他們用革命的名義綁架全國人民，所謂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沒有為袁世凱做嫁衣裳痛苦。 這場戰爭，不僅嚴重削弱了國民黨在廣東、江西、安徽、江蘇等省的勢力，而且給了北洋軍源源不斷地進入南方各省的寶貴機會。戰爭結束後，除廣西、貴州、四川、雲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納入北洋軍及其附屬軍的控制範圍。 更嚴重的是，這場戰爭把中華民國剛具雛形的政黨政治衝擊得七零八落，中國的憲政之路從此一去不返，這個結論的論據如下： 論據一，軍人勢力趁機坐大，軍人政治開始形成。 北洋的師長到了地方就當都督，掌控一省軍政，成為半割據勢力，更何況還有閻錫山、張作霖這種死抱著地盤和軍隊不放的土皇帝。槍桿子裡出政權，接下來的三十年中，政黨和士紳開始依附於入駐各地的軍人，軍人干政成為政治生活的常態。 論據二，《臨時約法》成了空架子。 《臨時約法》這個套在袁世凱頭上的緊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凱始終不敢公然違背，但“二次革命”卻大大削弱了製約袁世凱的力量——國民黨，使得袁世凱在接下來的時間裡，輕而易舉地將《臨時約法》中所有針對他的製約體系一一拆除。 如此看來，貌似袁世凱贏得了最終的勝利。 但他真的贏了嗎？答案將在不久後揭曉。 好不容易趕跑了與自己政見不合的國民黨，袁世凱開始頭疼另外一個問題——地方各省與中央的矛盾。 清朝解體後，地方各省自立山頭。他們從自己的利益立場出發，希望地方分權，特別是地方財政（財權）獨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權）獨立。 而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則希望中央集權，貫徹落實“孫、黃、袁、黎協定之八大政策”，以解決地方擁兵自重的問題和中央政府的財政困難。只有裁軍杜絕亂源，只有將地方稅收收歸中央財政，袁世凱才有足夠的能力去收拾亂攤子，進而富國強兵。 這個矛盾不太好調和。 袁世凱同志與他的團隊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來一個副作用很大的解決辦法：一步一步地集權於中央政府。確切地說，是集權於大總統之手。 好了，下面就來看一看袁世凱同志如何具體操作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