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十章民國第一疑案

1913年3月20日晚十點，上海火車站（老北站）進站口。 槍聲響起！準備從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 循聲望去，只見人群中一個黑色的身影不顧一切地逃竄。 送行的好友黃興、於右任等人大驚失色，趕緊將宋教仁送往醫院。宋教仁是背後中槍，子彈斜穿到腰部，腎臟、大腸均被擊中，更可怕的是，這顆子彈上竟然有毒！ 暗殺！毫無疑問，這是一樁精心策劃的政治暗殺，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於死地。 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便強忍疼痛呻吟，對陪護左右的好友黃興、於右任口授遺囑，說有幾件事情還需同志們相助。 第一件事情，克強，你給袁大總統發一封電報，算是我的政治遺囑吧。電報裡就說我不行了，我讓人用槍打了，但是不要以我為念，希望以後袁大總統繼續沿著議會選舉、陽光參政、公平競爭的憲政民主道路循序漸進。

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書都捐給南京圖書館。我沒什麼錢，家裡也窮，而老母親尚在，請克強你們這些朋友幫我照顧母親。 第三件事情，諸位同志要繼續奮鬥救國，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 一個將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時，沒有去想是誰殺了自己，沒有去請同志們為自己復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誠的國家、熱愛的人民和摯愛卻有虧欠的老母親。 雖為國盡忠、為母盡孝二者不可兼顧，可他仍對自己憲政救國的理想矢志不渝，這是怎樣的胸懷和境界！ 說實話，可能在這之前，宋教仁給人的印像還只是一個才情橫溢、熱血滿懷的愛國青年，隱隱有些毛躁，不夠紮實，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總而言之，他更像一個學生會幹部，更適合的工作是組織大家參加社團活動、上街撒個傳單什麼的，絕對不被人看好是一個內閣總理的合適人選。

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卻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堅韌、寬容和赤心奉國。 這樣的人，即便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們都應該給他一個贊。因為我們中國向來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勞任怨的實干家，唯缺純粹的愛國者！ 他在最燦爛的時候隕落，他在達到巔峰的時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劃過夜空的流星，雖然短暫，卻迸發出奪目的光華。 生命有終點，歲月無盡頭。 3月22日下午，32歲的宋教仁傷重不治，與世長辭，死時雙目直視不瞑，雙拳緊握不張，眼眶中尚有淚珠，足見他對這個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戀和不捨。 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動！ 雖說人類歷史的進步總是需要殉道者以鮮血和生命去推動，政治人物被暗殺並不少見，但在中國近代史上，沒有哪一個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樣巨大的影響。

他的死，直接導致“二次革命”的發生，阻斷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接下來國家分裂為南北兩個政府，孫中山、黃興分道揚鑣，軍閥混戰，難以計數的各種名目的“革命”蜂起，國家戰亂幾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張學良東北易幟，國家才算勉強統一。 他的死，使得本可脫胎換骨的古老中國，失去了一次千載難逢的轉型為民主政體和法治國家的機會。 因此，對於“刺宋案”這一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和無數人命運的歷史事件（也是史稱“民國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們有必要花費相當的筆墨去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和背後的真相。 讓人覺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殺一案的偵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 在袁大總統與江蘇都督程德全的協調與重賞下，這一次，從未破獲過政治暗殺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僅僅花了三天，就輕鬆破獲了這起民國第一驚天大案。

簡單解釋下，為什麼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來查。 因為嫌疑人應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匯路20號）。在中國，租界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外國人在租界內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中國人不得乾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來斷案。 話題回到破案上。 根據巡捕房的呈堂證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學者張耀傑考據：此案有人報案，報案人是以陸惠生、張秀泉、鄧文斌為首的國民黨人。他們向巡捕房舉報：應桂馨是主謀，武士英是殺手，古董商王阿發可以作證。這些人為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甚至把王阿發給“請”了過來。 王阿發說他是一個古董字畫商，然後慢慢講述了事情發生的過程。 一個星期前，他去老主顧應桂馨家中兜售字畫時，應桂馨說願出一千銀元請他殺一個人。犯法的事他可不會幹，因此沒有答應。應桂馨改口說，要不你幫我找一個殺手也行，隨即把一張照片給他看，說就殺照片上的那個人。王阿發考慮了一會兒，原則性很強的他還是拒絕了這單違法生意。

“刺宋案”發生後，他發現各報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應桂馨之前給他看的照片上的那個人，所以趕緊前來報案。 巡捕房的人聽他說得言之鑿鑿，也覺得比較可信。既然有了人證，那就行動吧！ 於是，抓捕隊伍在國民黨人的帶領下，先在應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層移動辦公的某妓女家將其擒獲，隨後在應桂馨家中查獲了一把槍——後來證實為刺殺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應桂馨、洪述祖、趙秉鈞三者之間的密電。 與此同時，在陸惠生的指認下，抓捕隊伍在應桂馨家大門外拘捕了一名氣喘吁籲的衰男，這個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釋為何自投羅網——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應桂馨家里人報訊。 武士英被捕後，沒有說什麼“阿Sir，我冤枉啊”之類的鬼話，當場就供認不諱，承認宋教仁就是應桂馨指使他殺的。然而他一周後當庭翻供說，此案和應桂馨毫無關係，是自己出於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點引向袁世凱政府。

接下來，武士英在獄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個謎，他的供詞是個謎，而他的死更是一個謎。 後來，應桂馨越獄逃跑，最後被袁世凱派人亂刀砍死。 應桂馨死後一個月，嫌疑人趙秉鈞也死了。 雖然所有的線索就此全部中斷，但這並未影響上海租界巡捕房結案。為方便大家理解，特將租界巡捕房的結案陳詞簡而言之： 可信嗎？殺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個人物，居然會有這般荒謬如同兒戲的籌劃和安排，也太鄙視中國警察的祖宗袁世凱、趙秉鈞了吧！ 受此結案陳詞的影響，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不管是正史還是教科書，甚至小說，都異口同聲地斷定背後的主謀是袁世凱。 但是，如果仔細考察相關史料，就會發現直接證據明顯不足。而這些正史、野史、小說最關鍵的證據居然是：袁總統是個壞人。似乎袁世凱乾一切壞事都天經地義，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凱頭上就不會錯。

實事求是地說，這個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複雜，案情也很離奇，而且案中有案。以當時缺少司法獨立的國情，以當時上海復雜的政治局勢，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 因此，在一百年後的今天，讓我們一起抱著負責任的態度再回首這起民國第一疑案。不過，要透過表象尋找歷史的真實，就請大家忘掉腦海中固有的定論，只相信動機、合理的邏輯和證據——下文采納的證據，所用史料眾多，來源龐雜，出處就不一一列出。 先有請證人“發哥”王阿發出庭。 此案的關鍵人證“發哥”——王阿發先生是個來歷不明的黑戶，因為他無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證明。雖然他自稱是古董商人，可是據查，這位古董商人幾個月前還在武漢賣保險。轉業幅度真大，神人一枚。 暫且不管他的身份、從哪裡來去往何處，單看他在法庭上的反應，就知道這是一個“托兒”。

王阿發的表現有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 第一，他跟應桂馨的關係。王阿發在巡捕房報案時說，應桂馨是他的老主顧，可是在法庭上跟應桂馨對質時，又說只見過兩次，後來又說只見過一次。 第二，證詞漏洞百出。王阿發在巡捕房報案時說，他是去應桂馨家中兜售字畫的。然後法官就問他兜售的是什麼字畫，他回答說：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這下露出了馬腳——仇英石只畫人物，不畫山水，更不會畫松竹。 法官還不死心，於是繼續發問：“你的畫是從哪裡收購來的？” 王阿發回答道：“從東清鐵路之覺魯生處得來。” 應桂馨在一旁大聲糾正：“東清鐵路只有拓魯生，他在說謊！” 王阿發在接下來的答問中，更是前言不搭後語，甚至連見過應桂馨幾次、什麼時候見的都弄混了。

這麼看來，似乎國民黨就是這場破案大戲的編劇，事先已經告訴了關鍵男配角王阿發台詞和接下來的劇情，可惜大牌演員王阿發臨場發揮太差，沒能按照劇本來演。 如果再聯想到：短短幾天，人證（做假證的“發哥”）、物證（應桂馨、洪述祖、趙秉鈞三者之間的密電）以及人犯（應桂馨和武士英）在國民黨人的幫助下紛紛起獲，就可以確認：國民黨事先掌握了應桂馨和武士英參與謀殺宋教仁的確鑿證據，然後又“製造”了各種線索，主導了破案的進程。至於國民黨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後面詳解。 換句話說，報案線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絕對是真。 也就是說，王阿發雖然是假的，但另外五個嫌疑人——應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趙秉鈞、袁世凱真是假不了。鑑於趙秉鈞、袁世凱咱們已經很熟，就不再介紹，下面有請其他三人出場。

應桂馨，原名應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這個富二代的愛好是當古惑仔。 他在青年時期靠著膽子大、出手狠成為上海青幫頭目，後來結識打入青幫內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陳其美，並在其美同志的介紹下加入同盟會。跟所有的會黨一樣，應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領兄弟支持革命，跟清軍捉對兒廝殺，甚至還幫助陳其美從李燮和手中搶到了上海都督的職位。 事成之後，陳其美投桃報李，應桂馨成為上海都督府的情報主管。 孫中山從海外歸來後，陳其美推薦應桂馨做了孫中山的衛隊隊長。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孫中山身邊，應桂馨仍然養二奶、嫖妓女，賭博、吸毒、貪污、受賄、打架也時有發生，黃賭毒全沾不說，甚至還對孫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孫中山只好請他滾蛋。 應桂馨失業的時候，正是組黨最時髦的時候。應桂馨也從中發現了機會，一個給兄弟們爭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機會。 應桂馨聯合上海三家黑幫，建立了一個叫“中華國民共進會”的政黨組織。憑藉在青幫中的地位，還有陳其美的關係，這小子輕鬆當上黨魁（會長）。 這個“共進會”名義上是政黨，本質上只是一種將身份從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幫會。 武士英原名吳福銘。曾在雲南當兵，槍法很準，身手敏捷，具備成為殺手的職業素養。辛亥革命後，軍隊裁員，他正是“被下崗”大軍中的一員。失業的武士英輾轉來到上海謀生。 請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場的王阿發，都是剛到上海不久、社會關係單純並且窮困潦倒、急於發財的外地人。換句話說，這種人比較好欺負，死活沒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選。 剛到上海沒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買兇殺人的陳玉生。陳玉生是應桂馨派出來尋覓殺手的負責人。 應桂馨勢力如此之大，為何不從自己的小弟之中選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這樣一個陌生人？ 答案很簡單，方便脫罪。 應桂馨後來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認是他指使武士英殺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聯絡人陳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沒法坐實應桂馨的主謀罪名，令應桂馨身上的罪惡光環失色不少。 洪述祖，字蔭之。 洪述祖有個兒子叫洪深，是新中國的大藝術家。他還有個孫子叫洪金寶，洪金寶洪爺是20世紀80年代香港娛樂圈的老大。 當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門之後，他爺爺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學者。 洪述祖出身名門，本該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兒子受苦，無論什麼事情都依著他，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從沒人責罵他，就更別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幹什麼就乾什麼，也沒有人管他，這很正常，連他爹都不管，誰敢管？ 敗家子就是這樣煉成的。 更嚴重的是，洪述祖還智商過人，十分聰明。可問題是，越是聰明就越會敗家。因此，敗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圖、膽大包天都被他發揚光大到了除了臉什麼都要、除了自己誰都不愛的地步，以致他在壞人界混出了“陰人”、“洪殺胚”這等蓋世奇名。 隨便挑兩件此人被寫入史書的“壞人事蹟”，你就會明白他的膽大妄為和厚顏無恥。 第一件，在中法戰爭中，洪述祖作為台灣巡撫劉銘傳的參謀，私自將清軍的兩海輪軍火贈送給法軍，法國人付出的代價僅僅是賄賂洪述祖的兩千兩銀子。 第二件，在張之洞手下混的時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國的土地賣給洋人（勾通洋人盜印地契）賺取好處費。 洪述祖乾了無數件壞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無數次屁股，可到了後來，他老爹再也擦不動了，因為再也無人敢為他的壞兒子賣他面子。 洪述祖失業了。 失業的洪述祖決定去禍害上海，尋找新的發財機會。在上海，這小子繼續破罐子破摔，以違法生意為生，成為上海灘很有名氣的“洪公子”。就是在這段時期，他結識了一些青幫人物。 辛亥革命後，洪述祖通過種種關係找到了一個大靠山——趙秉鈞，據說是因為他姐夫趙鳳昌跟趙秉鈞關係比較好。不過裙帶關係也好，人情面子也罷，總之他成了趙秉鈞麾下的國家公務員。 話說趙秉鈞在用人之前，沒有考慮過諸如公開選拔結合競爭上崗此類比較科學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嗎，沒有調取洪述祖的人才檔案進行政治審核嗎？這種有才無德、唯利是圖的人，就是一顆定時炸彈，怎能委以重任？ 趙秉鈞這個領導的用人水平實在是有些丟人，他一定會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也請諸位千萬記住：洪述祖是個極品壞蛋，是一個會用故意犯罪危害社會的傢伙。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對下面發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話說洪述祖先生投奔趙秉鈞之後，很快就靠壞人本色和厚黑專長在辛亥革命後的南北談判中立下些許功勞，並憑此坐穩了內務部秘書的位子。 可洪述祖和應桂馨這兩個看起來毫無關聯的人，是怎麼聯繫到一起的？ 這還要從會黨說起。 由於會黨參加革命的唯一動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後，失去前進動力的他們又乾起了本職工作：破壞社會秩序。 會黨中膽小的，主要社會活動是貪小便宜。看電影不買票、坐車逃票、吃喝嫖賭不給錢那是家常便飯，心情好的時候調戲下良家婦女，心情不好的時候找人打個架，不過這也就完了。而膽大的就厲害了，主要社會活動是無法無天。他們殺人越貨，私設公堂，代官行刑。 社會秩序的破壞者與社會秩序的重建者本來就是天生的對頭。 “破壞遠強於建設”的會黨，因此迅速從革命者轉變為被革命者。革命黨與立憲派聯手鎮壓會黨，海外洪門自恃有功想回國參政的計劃就此完蛋。 在湖南，集哥老會老大與共進會革命黨於一身的焦達峰被立憲派暗殺，立憲派頭頭譚延闓做了大都督。 在四川，哥老會被革命軍取締，二百多個公口全部被一掃而空。 在陝西，哥老會軍隊大部分被立憲派改編，會黨首腦萬炳南被殺。 在廣東，革命軍正式取締三合會，首領許雪秋等人被殺，眾弟子被強行改編。對革命貢獻較大的三合會從此淪落為香港的犯罪組織。 而在上海，對付會黨、改組排斥青洪幫的人，正是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 應桂馨作為青幫高層，自然會奮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傢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設立共進會——自己動手改組青幫，將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護自己和麾下的小弟。 儘管應桂馨解決了自己的身份問題，但他並沒有放下對國民黨尤其是對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後“忘恩負義”的仇恨。仇恨的種子就此萌芽，等到時機成熟，它將破土而出並開花結果。而將其化為果實的那個人，正是洪述祖。 袁世凱政府很快也頒布了嚴禁秘密結社的命令，大力打擊會黨。 而應桂馨正好撞到袁大總統的刀口上。 在袁世凱和趙秉鈞看來，應桂馨是個拿來開刀的上佳選擇：作為勢力龐大的黑幫頭子，又跟國民黨走得很近，還敢組黨（共進會），不整你整誰！ 稍提一句，應桂馨還嫌死得不夠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張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勳爭權奪利的鬥爭。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處通緝應桂馨，要藉政府的力量給亂管閒事的應桂馨一點顏色看看。 在這種背景下，趙秉鈞派了一個專員來上海專門解決應桂馨問題，此人就是洪述祖。 為何派洪述祖來？估計是因為趙秉鈞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優點”——性格凶狠狡猾，騙死人不償命，在青幫中有熟人。 洪述祖人脈極廣，到上海後沒多久，便聯繫上了應桂馨。他對付應桂馨的辦法還是官場的老套路。先一起吃個飯，然後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後，他便說出了“招安”的來意。應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祿。外加洪述祖一番連哄帶嚇，封官許願，應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 洪述祖和應桂馨也因為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當洪述祖和應桂馨這兩個看起來無人關注的小人物兼大壞蛋聯繫到一起的時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經不可挽回。 接下來，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應小弟以金錢——金幣和美食——生猛鮮活的上海大閘蟹為代表的糖衣砲彈之下。禮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處的洪述祖不但幫應小弟擺脫了黎元洪的壓力，還承諾給對方申請中央特派駐滬巡查長一職。 權錢交易的威力果然是無所不至。 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幾個月後，應桂馨先生趕赴北京辦理出任中央駐滬巡查長相關的入職手續。 這個巡查長的主要工作內容是蒐集情報，尤其是國民黨的核心領導孫中山、黃興、宋教仁以及武漢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動向，幹這種爛事是應桂馨的專長。 1913年1月14日，趙秉鈞致信應桂馨並寄去一個“密碼電本”。 解釋一下，“密碼電本”並非間諜的專利，在那時是普遍做法，無論是政界還是民間商務都如此辦理。因為幾乎沒有專線，電報基本都由商辦的郵電局處理，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碼本。而趙秉鈞發給應桂馨“密碼電本”自然是辦理新人入職手續時的正常公務行為。 上面的這封信函，是趙秉鈞唯一一次主動聯繫應桂馨，內容是趙秉鈞讓應桂馨以後有事直接發電報給國務院。除此之外，趙秉鈞從未給應桂馨發過進行犯罪活動的指示。當然，並不能因此排除他通過洪述祖指揮的嫌疑。 應桂馨有了上達天聽的能力之後，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為早就有心報復宋教仁的應桂馨，決定藉機拿他找金錢慾望超強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換些錢花花。 不信的話，請欣賞如下信函和電報。 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給應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隱晦地說：只有搞大項目，才有錢可賺。 可弄一個什麼樣的項目呢？ 一天后，深刻領會了老大精神的應桂馨，醞釀了一個金點子——“臭雞蛋”計劃，他打算搞到孫中山、黃興、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醜聞”，然後公之於眾，盡毀三人的名譽（已向日本購孫、黃、宋劣史。黃與下女合像，警廳供抄宋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 應桂馨這麼主動積極地搞破壞，好處在哪裡？ 應桂馨說：“孫中山已計劃派人以三十萬的價格'重資買毀'，而我雖然千方百計地阻撓，但奈何腰包裡只有三萬塊錢，要想買到這些'醜聞'，資金上還差得遠（孫得信後，要黃遣馬姓赴日，重資買毀，索三十萬，計定，陽許陰尼，已得三萬）。” 應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顯，政府該給我多少錢，你們看著辦。 很快，洪老大寫信回复應小弟說：“你的電報趙總理已經看過了，後來趙總理又讓我將電報面呈袁大總統，總統看過後非常高興，夸你有本事，讓你盡快操作。兄弟我見縫插針，在袁總統面前提了提錢的事情，總統的意思是讓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過來，見貨再說。” 如果洪述祖沒有言過其實，那麼此電足以證明袁世凱和趙秉鈞對搞臭宋教仁還是很有興趣的，原因不難想到——當時各地都在搞民主選舉，搞臭宋教仁可以影響國民黨獲得選票。 不過，洪述祖並不完全相信應桂馨這個青幫流氓。這很正常，兩人都是一樣的陰險、卑鄙、無恥，誰能相信誰？ 2月8日，洪老大首次寫信催促應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裡搞？到底靠不靠譜？中央對這個有所疑慮！ 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寫信催促應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錢。 半個月後，洪老大再補一封信說：“以後除了中央特派駐滬巡查長相關的公事，你不要再給國務院發電報，人多眼雜，保密性不好。上頭髮話了，以後由我全權負責與你的聯絡。” 洪述祖從此成為中央與應桂馨之間聯絡的全權負責人，其間上下其手，這是宋教仁的不幸。 在這封信的後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對應桂馨說：“不是不給你錢，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額不會超過三十萬。” 洪述祖數次催促應桂馨，可等到花兒都謝了，也沒等來江湖騙子應桂馨的黑材料。 洪述祖的日子很難過，他在總統和總理面前誇下海口卻交不了差，壓力很大，他如坐針氈，心情十分焦慮。於是，3月6日，洪述祖給應桂馨寫了一封“工作指導意見”信。現在將此信的關鍵之意翻譯成白話，奇文共賞： 插一句，這句“方可下手”語義模糊，但結合鄧家彥蹲大牢的經歷以及現在難於交差的現實，不排除洪述祖讓應桂馨趁目標有“激烈舉動”時動用武力交差的意思。 應桂馨收到這封信之後，有何感想？ 四天后，即3月10日，應桂馨給洪老大發了一封電報：請轉呈財政部，讓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賣我三百五十萬公債。 這封電報似乎出現得過於突兀：應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兒，提公債幹什麼？ 公債就是國民政府發行的一種債券，只是這種債券相當搶手。原因是政府急於套現，公債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盡快出售。而等到公債到期還本時，都按票面價值加利息計算。 也就是說，應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優勢用公債套利，發一筆橫財。 可這與搞臭宋教仁他們的計劃有什麼關係？ 洪述祖也暈了，因為電報內容看起來不像是答復自己發出的那份“工作指導意見”（下文簡稱“意見”）。因此他寫信給對方：我沒明白你的意思，請給我詳細解釋一下（來意不明，請詳情再轉）。 不等應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給應桂馨發去一封至關重要的電報：已交財政總長核辦，償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過，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洪述祖告訴應桂馨，公債的事我已經交給財政部長在辦，估計利息達不到你說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較大，恐怕通不過財政部的審核。 根據洪述祖先生幾天之後的表現推斷，他並沒有盡力去辦公債的事，甚至根本就沒辦。當然，洪述祖的這種行為也可以理解：不見兔子不撒鷹。應桂馨承諾的黑材料沒有著落，讓洪述祖在領導面前丟了好大的面子，結果你應桂馨還想藉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價購買公債賺利息，哪有那麼便宜的事情！ 因此，洪述祖在電報的後半部分暗示應桂馨：你想拿好處也行，但你必須有更加積極明確的表示——“毀宋酬勳位”。 “毀宋酬勳位”下文會深入剖析，暫時不多說。 同日，即3月13日，應桂馨發給洪述祖一封信，這是一封堪稱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臉的犯罪信，信的內容可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話：“三月初九來函，及十三號電，均敬悉。茲分別詳陳於後。”這是解釋寫此信的目的是回復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於3月6日寫就的那份“意見”以及一封電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綿里藏針的“毀宋酬勳位”電報。 可為何要在這封信中回复“意見”？ 秘密就應該藏在應桂馨收到“意見”的日期“三月初九”裡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費解，應該不是指陰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陽曆的說法。不管怎麼樣，或許是應桂馨在發出電報後才收到“意見”，也或許是收到了卻沒來得及看。總之，那封買“公債”的電文並不是對“意見”的回复，這是可以確定的。 在第二部分，應桂馨詳細解釋了公債的事情。 應桂馨說，中央政府去年9月發行的那種利息八厘的公債，現在市面上有人只賣六五折（外間展轉出賣，每百萬隻賣六十五萬），而他出於幫中央解決財政困難的目的，打算以高於市面價格的六六二折購買。這小子還強調說，他費了很大的勁才搞到這麼一個好點子，而且不要好處費，這當然是給自己臉上貼金的鬼話。 應桂馨說了這麼多，言外之意就是我開的條件不錯，你洪述祖之前責怪我開的條件太高是沒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財政部長面前美言幾句，公債不難買到。 插一句，根據民國初年公債相關的史料以及洪、應二人的來往電函可知，買賣公債這種商業行為的最終決定權在財政部，財政部長說了算，並不需要取得袁世凱的同意。 絮絮叨叨說了這麼多公債相關的事情，只為了說明一點：買公債跟“謀宋搞錢”一事沒有直接關係。這是一條非常關鍵的信息。 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應桂馨對“意見”的正式答复。 應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採納了洪述祖教給他的辦事流程應付差事。 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對文章——他收集了《民立報》轉載的宋教仁演講稿寄給洪述祖。 趁目標有特別不軌的激烈舉動，方可下手——他偵探到了對方的“激烈之舉”——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論非常危險，而且黃興也表現得很不安分，昨天黃興把應桂馨幫忙轉賣公債得來的現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聯絡江蘇、浙江、安徽等地駐軍的活動經費（專任蘇、浙兩部暨運動徐皖軍馬之需）。 隨後，他解釋自己這次幫助黃興賣公債是為了打入“敵人”內部“幹革命”，讓洪述祖在領導面前替自己說兩句好話。 信的第四部分則明顯是應桂馨深刻領會了“毀宋酬勳位”電文之後的自我發揮。 他說，我個人本來不在乎什麼功勞賞賜，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們不釜底抽薪幹掉他（去宋），恐怕對大選的局面不利。可辦宋教仁這事兒所需手續費很多，而我傾家蕩產也才墊付二十餘萬（惟中間手續，無米為炊……餘產拼擋，足可挪撥二十餘萬）。 應桂馨的這次喊價：二十餘萬，與之前索要的報酬三十萬元相當。也就是說，其最終報價還是三十萬。 一天后，應桂馨主動提出明確的刺宋計劃：梁山匪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 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設法剿捕”取意暗殺，“乞轉呈”是讓洪述祖徵求領導（趙秉鈞、袁世凱）意見。 刺宋的劇本就此完成。 看到這裡，似乎洪述祖沒有得到任何好處，這可不符合他的一貫作風啊？ 洪述祖用實際行動告訴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撈錢。 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發電給應桂馨：債票特別準，何日繳現領票。另電，潤我若干，今日復。 債票特別準，表面上似乎在說公債肯定能辦下來，但實際上是肯定應桂馨的刺宋計劃——三十萬的報酬沒問題，勳位沒有問題。然而洪述祖擔心應桂馨再次滿嘴跑火車，於是激他：“你別光說不做，趕緊行動（何日繳現領票）！”至於最後一句話“潤我若干，今日復”，意思是記得給我回扣，今天務必答复我。 可接下來的兩天，應桂馨並沒有給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發兩份電報，催促應桂馨兌現承諾。 3月20日，應桂馨回复洪述祖：電報我已經收到，但請你先呈報給中央。 至於洪述祖有沒有“先呈報”，下文再說。反正應桂馨是沒管三七二十一，以相當雷人的理由——替四萬萬同胞除害和相當離譜的價格——三十元（承諾一千，實付三十）請得殺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開始的那一幕。 …… 至此，案情的大致脈絡漸漸清晰起來：應、洪二人想通過搞臭宋教仁來弄些黑錢，原本這個計劃已經得到了趙秉鈞和袁世凱的同意，但應桂馨是個滿嘴跑火車的傢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於是騎虎難下的應桂馨在同樣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殺了宋教仁，試圖以此交差並取得酬勞。 但問題是，洪述祖有沒有受到袁世凱或者趙秉鈞的指使呢？ 這涉及兩句電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給袁世凱定罪的兩句話——洪述祖分別於13日和17日所發電文中的“毀宋酬勳位”以及“債票特別準”。 “毀宋酬勳位”應該作何解釋？不同的解釋，似乎可以引發不一樣的結果。 國民黨人的解釋是：毀宋酬勳者，殺宋教仁則酬以勳位也。而“酬勳位”這麼大的事不是洪述祖這樣一個小秘書可以決定的，必須得到總統的同意。因此可以證明，洪述祖之所以能發出“毀宋酬勳位”的電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凱的授意。 對於國民黨的說法，袁世凱和趙秉鈞自然是矢口否認，而且他們也給出了說得過去的解釋：“授勳”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們以應桂馨“毀宋”有功的名義授予對方勳位，豈非不打自招？難道我們的智商有這麼低嗎？ 其實，國民黨和袁世凱雙方的論據都不成立。 政治界有一個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欲賞之功，也同樣何患無辭！ 就“毀宋酬勳位”一事來說，“應桂馨於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個很好的“辭”，一個很好的藉口。 因此，國民黨認定洪述祖沒法“酬勳位”的假設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氣假傳聖旨，因為他可以用這個藉口為應桂馨申請勳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確實有用這個理由為應桂馨申請勳位的計劃，這可不是瞎編。 1912年10月，洪述祖給應桂馨寫了一封信。洪述祖在這封信中讓應桂馨補寄申請勳位所缺的“革命資料”（望補寄，因要敘勳，非如此不可也）。至於為何拖了幾個月也沒有辦下來，可能是因為洪述祖不滿意應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現吧。 同理，袁世凱也不能用“酬勳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來洗脫干係，因為他可以用這個藉口光明正大地為應桂馨授勳，不用任何暗箱操作。 也就是說，“毀宋酬勳位”既無法證明袁世凱下令“毀宋”，也無法證明袁世凱沒有下令“毀宋”。 至於洪述祖給出的承諾：債票特別準，也有人提出質疑：若沒有袁世凱和趙秉鈞的同意，即使殺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債嗎，他又以什麼樣的名目搞到三十萬的酬勞？ 對於公債的事情，前面已經講了很多，也有了結論：公債與“刺宋案”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更不需要袁世凱批准。 至於如何拿到三十萬的酬勞，這個簡單。鑑於之前袁世凱已經承諾只要見貨就交錢，因此在拿違法當鹽吃的洪述祖看來，只要應桂馨不暴露，殺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個好藉口把這筆已經準備好的錢拿到手的。 既然“毀宋酬勳位”和“債票特別準”都無法證明袁世凱直接涉案，難道袁世凱就此洗脫嫌疑了嗎？ 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必須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 應桂馨於案發後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則在案發後逃到了青島德國租界。 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島通電，承認是自己“冒用中央名義”，是自己假傳聖旨，袁世凱和趙秉鈞沒有命令他“毀宋”。而他提出的“毀宋”是指誹謗，是利用黑材料毀掉宋教仁的名聲，至於後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應桂馨自作主張，跟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僅欲毀其名，何得認為謀殺之證據）。 這之後，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潤。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1917年春，自以為已被大家遺忘的極品壞人洪述祖先生，從青島來到了上海這個他當年戰鬥過的地方，並找到了新的就業機會——替日本人推銷鴉片。 放眼整個中國近代史，幾乎沒有人能把極品愛財奴本色發揮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 洪述祖自以為大家都已經忘記了他這個刺宋案的主謀之一，自以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沒有想到，上海對於他來說就是一張虎口。因為有兩個人一直時刻關注著他的行踪——宋振呂（宋教仁的兒子）和劉白（宋教仁的秘書）。 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頓，後又被扭送到了他最應該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華民國的最終審判和刑罰。 鑑於這樣一個客觀現實——袁世凱、趙秉鈞此時已死且聲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個新說法：“毀宋酬勳位”的電報是袁世凱通過趙秉鈞轉交給自己的，自己完全沒做任何加工，至於“毀宋”被理解成什麼意思，完全取決於應桂馨同志的個人理解能力。 總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毀宋”跟他洪述祖沒有關係。 但法官不為所動，因為洪述祖的這種說法在邏輯上存在三個漏洞。 漏洞一：應桂馨明確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對“意見”與“毀宋”電文的綜合答复，而“意見”很明顯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說，即便洪述祖把“毀宋”電文推到袁世凱的頭上令其負有領導責任，也不能說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為“意見”有明顯的教唆意圖。 漏洞二：假設“毀宋”電文出自袁世凱之手，那麼對於應桂馨之後數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進一步指示的電文，洪述祖就應該呈送給袁世凱看，讓袁世凱作出進一步批示。而一旦呈報給袁世凱，那麼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凱的指示殺人，他便可以藉此脫罪。 當時袁世凱、趙秉鈞都已經故去，沒有人會威脅他說出所謂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給自己辯護。可是洪述祖並沒有這麼做，並沒有指證袁世凱或趙秉鈞對應桂馨的刺殺方案做了批示。 換句話說，洪述祖是真的沒有“呈上”，而袁世凱也沒有直接參與“刺宋”。 漏洞三：洪述祖沒有辦法解釋自己在應桂馨提出“刺宋”之後仍催促對方趕緊兌現承諾的行為。 洪述祖不但沒有“呈上”，還催促對方趕緊“去宋”。那隻有一種解釋：洪述祖自作主張同意了應桂馨的刺殺方案，他就是主謀。 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處絞刑。這是中華民國的第一起絞刑。 4月15日，洪述祖被絞死。 死狀極慘，行刑過程中頭頸分離。 這對那些曾經被他傷害過的人來說，也算是一種交代吧。 雖然根據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經解密的檔案，沒有任何一件證據可以證明袁世凱曾下令“刺宋”，雖然洪述祖先生從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沒有人品，但要說他是單純地為了錢而去謀殺政要，還是略微有些瘋狂。 好在有一種假設似乎可以用來解釋這種不合理，該假設是這樣的： 洪述祖通過袁世凱不但願意掏錢還常常催問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領導對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進而破壞國民黨大選一事的強烈支持，於是一股強烈的喜悅感油然而生：我要藉此機會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與袁世凱有限的幾次接觸中，袁世凱還曾表達過一些對宋教仁不滿或頗為忌憚的言語，令他感受到了領導的慫恿，從而堅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 因此，洪述祖決定拍馬屁和撈錢並舉，因而一步步將行動升級，直至提升為刺殺。 有人不認同這種“袁世凱知情慫恿，洪述祖主謀”的假設，說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的構想已經威脅到了袁世凱，袁世凱有足夠的殺人動機。 實際上，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的構想，不僅威脅到了袁世凱也威脅到了孫中山。若按照這種說法，豈不是國民黨也有殺人動機？ 根據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的經驗，要想順利施行責任內閣制，就得依賴於一點——沒有一個強力總統。要不然一個強力總統，一個強力內閣，估計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幹不了正事。 因此，宋教仁早就計劃推出一個適合他的大總統，但這個總統人選既不是本黨頭號領袖孫中山，也不是現任總統袁世凱，而是綜合實力較弱的黎元洪（吳湘相《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 這能令國民黨內部的激進派服氣嗎？不可能服氣，證據如下：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寫給自己的秘書兼湖南同鄉劉白的信中，直言“聞本黨有內訌，前日兄來電警告弟以危像，弟總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縱小有波瀾，當不至於成大風潮”（宋教仁《與劉羹臣書》）。 透過這封信以及寫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宋教仁同黨內的激進派近期矛盾很深。 因此，“袁世凱有殺人動機”並不能證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凱殺的，可惜很多人都據此認定這就是袁世凱幹的。不過話又說回來，袁世凱被扣上幕後主使的帽子，也怪不著別人。畢竟玩火（使用陰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燒了自己的準備，甚至是被燒死。 洪述祖與應桂馨這兩個膽大妄為的神經病聯手幹下這樁大案，大概就是事實的真相，不過還有四個疑問沒有解決。 答案不復雜，因為得到了準確的情報。 滬軍都督陳其美作為辛亥革命後上海軍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領導，當然會將心腹安插到各個關鍵的崗位。當時的上海電報局局長吳佩璜就是陳其美的人，而且吳佩璜先生還是陳其美的情報官。 在這裡插一句，雖然滬軍都督一職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凱裁撤，其職能劃歸江蘇都督。但這對羽翼已豐的陳其美來說，絲毫不影響其對上海的實際掌控力——他的部隊仍駐紮上海，上海軍政機關的要害部門仍由他的親信控制。 話題回到吳佩璜身上。 那時，應桂馨和洪述祖的電文都是通過上海電報局收發，所以吳佩璜有能力掌握應桂馨和洪述祖之間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與應桂馨之間的秘密勾結，就很容易順藤摸瓜找到武士英。這種智商，陳其美肯定有。 武士英關在租界看守所時，巡捕房的華人偵探黃金榮直接參與此案偵破。黃金榮先生的威名不僅在當時的上海灘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時至一百年後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幫頭子，流氓大亨。而且，黃金榮跟同為一個系統的幫會大佬陳其美私交也不錯。 武士英後來翻供，明顯是有人在他入監後教唆串供，黃金榮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 4月17日，案犯應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關入上海檢察廳的模範監獄。 由於國民黨堅決主張成立特別法庭公審“刺宋案”，應桂馨和武士英並沒有在這個模範監獄待上幾天，就被轉押至滬軍六十一團的軍營中。 滬軍六十一團是陳其美的嫡係部隊，在這裡，他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 兩天之後，也就是開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獄中。 武士英翻供顯然是受人唆使，現在又被滅口，顯然殺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個唆使的人。 前有翻供，後有滅口，陳其美沒有辦法洗脫嫌疑。 應桂馨的死，可以簡單地用兩個字概括：作死。 不作死就不會死。 應桂馨被抓後沒多久，就在陳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國版的《越獄》。 可陳其美為何要放過應桂馨這位貨真價實的“刺宋”兇手？是出於哥們儿義氣，還是想通過應桂馨這根攪屎棍給袁世凱添些堵？ 根據後面發生的事實來看，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逃得一命的應桂馨來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凱兌現洪述祖在電報中承諾的“毀宋酬勳位”。 應桂馨先生的智商顯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腦袋有些二百五。 此時洪述祖還沒有蹲大牢，剛剛發表聲明說“毀宋”是他假傳聖旨，不關袁世凱的事。而在這種情況下，你應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凱索要勳位？難道你想讓袁世凱往自己腦袋上扣屎盆子嗎？ 這就是應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極品壞人“榮譽”的原因：雖然夠壞，但是水準不夠。 袁世凱對付這種流氓，向來就是一招：用流氓的辦法對付流氓。 1914年1月，軍政執法處人員郝佔一和王雙喜將應桂馨亂刀砍死。 後人都說袁世凱幹掉應桂馨的動機是殺人滅口，其實這在情理上講不通。 此時，袁世凱已是殺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於殺人滅口的目的派人殺掉應桂馨，難道他不怕落人口實嗎？ 仔細想來，心虛也別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凱應該還是明白的。 再者，袁世凱與應桂馨之間幾乎沒有交集，實無滅口的必要。如果非要滅口，似乎選擇在袁世凱與應桂馨之間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 趙秉鈞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認定袁世凱殺宋教仁的證據。 其實，歷來被滅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訂立攻守同盟的。但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都說趙秉鈞是被毒殺，七竅流血而亡。 這絕對是以訛傳訛，因為沒有任何確鑿證據可以證明趙秉鈞是被毒死的。 事實上，趙秉鈞身體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並無甚麼異常之事。趙秉鈞在去世當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點的時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將天津最有名的軍醫官屈永秋、徐德順和名醫王延年請來，但這三大名醫也毫無辦法，最後趙秉鈞在當天上午死亡。 其家屬、醫生都沒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說法。 1998年，趙秉鈞的孫子趙純佑，親述趙秉鈞死於腦溢血，無任何中毒症狀。趙秉鈞之死因由此一錘定音。 解決了這四個問題，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既然陳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與應桂馨的秘密，為什麼不揭露他們的陰謀？ 答案很簡單：私慾。而私慾的根源就在於他對權力的貪婪。 論資歷，陳其美比不上汪精衛和胡漢民，但陳先生有三個汪、胡二人沒有的優勢——他有青幫幫襯；他是同盟會光復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軍隊。 憑藉這種綜合實力，陳其美在黨內擁有了很高的地位，是黨內著名的激進分子。 當時，國民黨中的領袖排位是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前兩個人已經淡出政壇，而陳其美作為國民黨中的少壯實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後，這是果敢堅毅、自信自負，素來信仰武力第一的陳其美很難接受的。 現在有這麼一個刺宋的機會讓他升位，不甘居於人下的陳其美豈會放過，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當了漁翁的角色。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陳其美“順其自然”地讓宋教仁去死，讓與他陳其美所代表的激進派政見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順道借刺宋把袁世凱搞臭，一箭雙雕。 這就能解釋為什麼陳其美要讓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後又殺人滅口。 至於後來發生的“二次革命”讓陳其美的算計落空，勞而無功，那也是沒辦法的事：雖然想法不錯，但實力不行。 好了，除去上面的諸多推理和猜測，之所以肯定陳其美能做出這種缺德事，是因為他是一個有案底的人。 1912年1月14日凌晨，淒風冷雨，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205房間門口站著兩個人，帽簷壓得很低。 敲門、門開、槍響、兇手逃走。 光復會領袖、“章瘋子”的忠實戰友、浙江軍政府總參議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 背後主謀是陳其美，刺客就是陳其美的結拜兄弟，後來大名鼎鼎的蔣委員長：蔣介石。從此刻起，此人將佔用越來越多的筆墨。 蔣介石刺殺陶成章的證據來自他的日記。蔣介石的日記在其生前並沒有公佈，一直折騰到2006年才公開，其日記涉及很多個人隱私和重大歷史事件。 他什麼人都罵，朋友、親戚、同僚、敵人幾乎都沒放過。 他的重要“賣國”證據——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 …… 總體看來，蔣介石的日記有比較高的真實性。觀點對錯不論，但起碼是他本人當時的真實想法。下文會多處引用蔣介石日記中的內容。 1943年7月26日，蔣介石寫道：看總理（孫中山）致吳稚暉先生書，益憤陶成章之罪不容誅。餘之誅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餘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 蔣介石承認他就是刺殺陶成章的兩個殺手之一，並且猜想後來孫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於此事，儘管二人並未明確提及。 刺殺陶成章使蔣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儘管是一桶黑金。 可陳其美為什麼要刺殺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倆關係很差。 陳其美先生雖有革命偉人的光環，但他名聲很壞。至於具體有多壞，這麼形容吧：飛揚跋扈、流氓習氣、腐敗淫亂等跟權力、金錢、美色沾邊的詞幾乎都跟他有關係，而大公無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等形容黨的好乾部的詞幾乎都跟他沒關係，玩八卦的人們甚至用性病為其冠名“楊梅都督”。 陶成章很看不慣陳其美，他曾收集了陳其美同志作為黨員領導幹部帶頭違法違紀、違背社會公德的證據，然後拿著這些證據當著孫中山的面舉報陳其美，並憤然指出陳其美同志經不起權力、金錢、美色考驗的癥結所在——品行不端、道德敗壞。 二人因此結下樑子。 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於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開反對陳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簡直是把陳其美往死裡得罪。 此外，陶成章的光復會跟孫中山的同盟會恩恩怨怨實在太多，不再多說。 既為私仇，也為公怨，陳其美派兄弟蔣介石乾掉了陶成章。 除了陶成章，遭陳其美刺殺的人還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統一戰線上的友人陶駿保、立憲派夏瑞芳等。 陳其美殺了這麼多人，自己卻安然無事，想來是同盟會和國民黨的大力庇護起了作用。 不過，殺人者，人恆殺之。出來混的，遲早都要還。 故事終於結束了。 雖然對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歷史記載，但卻沒有辦法篤定地告訴大家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實全過程。或許，正是因為逝去的歷史永遠無法定論，所以世人才會一次又一次地不斷解讀它吧。 不管怎麼說，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