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三八、三湘大地烽煙再起

1917年8月1日，馮國璋在北京就任代理大總統，這也標誌著短暫的“黎、段”體制結束，民國中央政局進入“馮、段”體制時期。 沒了黎元洪和國會的製肘，對德國宣戰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發佈公告，正式向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並宣布之前與德奧簽訂的條約協議一律無效。換句話說，德奧在中國的租界及其特權全部收回，庚子賠款也不必再支付了。 真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啊。 那有人要說，既然參戰了，那應該組建軍隊去歐洲參戰吧？這天上掉餡餅的事，終究不可靠啊。值得慶賀的是，這種想法在當時確實多慮了。中國雖然宣布參戰，但並沒有派出一兵一卒加入戰場，也沒見德奧提兵前來報復，這實在是一件包賺不賠的好買賣。

當然，中國還是派出了一些勞工前往協約國集團的法俄等國的，因為當時歐洲打了幾年仗後，青年都上了戰場，後方壯勞力極度缺乏，因此他們請求中國派出一些勞工前往歐洲，幫助他們在後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兵站運輸、防禦工事的挖掘修建等工作，也算是代中國軍隊間接參戰了吧！ 馮、段雖然外交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內政上卻遭遇了大麻煩。原來，在段祺瑞拒絕恢復國會後，部分議員們來到廣州並於8月25日召開了“非常國會”。所謂“非常”者，乃是人數不及法定出席人數也。按例，國會通常為“八百羅漢”，須過半數方可開會，當本屆國會議員自選舉後已近5年，部分議員或老或病或死或退，已經難以湊足八百，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個國會也不過剛過半數。這次來廣州“非常國會”的議員，人數在一百五十餘人，已屬不易。

經“非常國會”的“非常會議”之後，廣州便組織了以孫中山為大元帥的軍政府，與老段的北京政府遙相對峙，分庭抗禮，而其依靠的勢力卻是西南軍閥，如雲南的唐繼堯和兩廣的陸榮廷，這二位大佬也被選為元帥。 自命為正統的馮國璋大總統得知廣州另立中央後非常生氣，他一邊指責廣州方面非法召開“非法國會”，一邊還下令將廣州軍政府的成員一律緝拿嚴辦。段總理來得更直接，他氣勢洶洶的宣布要出師剿滅南方軍隊，決不寬恕。 在北方的威脅恫嚇之下，南方也不甘示弱，陸榮廷在召開會議後提出四項主張：一是迎黎元洪復職、二是恢復國會、三是罷免段祺瑞、四是撤免湖南督軍傅良佐，如果北京政府不肯答應，哼哼，他們也要武力征伐。 在這個比誰的拳頭粗的軍閥年代，非常即常，常也不常，哪裡來的這麼多講究！

陸榮廷的前三個條件，即“迎黎元洪復職、恢復國會、罷免段祺瑞”，稍有理智的人就知道這斷無可能，要是滿足了這三個條件，那還不如請你陸榮廷去北京做總統、重組政府得了。很顯然，這不是談判的友好方式，也毫無談判之誠意。南北雙方，彼此彼此。 說到第四個條件撤免湖南督軍傅良佐，卻是引發南北衝突的直接原因。原來，在辛亥革命後，湖南革命黨推年僅26歲的焦達峰為湖南都督，但不到十日便被人刺死，後由進士出身的知名立憲黨人譚延闓繼任都督。 譚延闓出生於1880年，其父譚鍾麟曾做過陝甘、閩浙、兩廣總督等職，曾與陳三立、譚嗣同並稱為“湖湘三少”。譚延闓從小就聰穎好學，帝師翁同龢也曾稱他為奇才，後來譚延闓果然連中秀才、舉人，並在1904年的全國會試中一舉拔得會元（會試中的頭名），填補了湖南近200多年來沒出過會元的空白。而這一次，也是中國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譚延闓當上都督後，由於湖南革命黨的勢力比較強大，因此譚延闓也在民國初年偏向革命陣營並加入了國民黨。在“二次革命”中，譚延闓因試圖在南北雙方中維持中立而被袁世凱逼走，改由海軍次長湯薌銘出任湖南都督。 湯薌銘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憲派領袖湯化龍。湯薌銘曾中過舉人，後來改習海軍並到歐洲留學五年。回國後，湯薌銘進入海軍，並出任了統制薩鎮冰的參謀長。在辛亥革命中，湯薌銘率領艦隊起義，後來被袁世凱委為海軍次長之職。 “二次革命”爆發後，湯薌銘重披戰袍，率艦隊前往江西、湖南助攻，並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在洪憲帝制中，湯薌銘帶頭勸進，袁世凱喜出望外，隨後封其為一等侯，不料護國軍起，局勢大變，湯薌銘在其兄的勸說下又倉皇宣布獨立。袁世凱得知湯薌銘都倒戈了，氣得病情加重，是謂“送命二陳湯”也（“二陳”即為陝西的陳樹藩和四川的陳宦）。

儘管湯薌銘氣袁有功，但他畢竟是帝制運動的積極分子，最終為湘人所不容，後來被逼出湘，而譚延闓則捲土重來，做上了湖南省長兼督軍。上任伊始，譚延闓便搬出民國初年的一個口號，叫“湘人治湘”，實則是再次販賣他“嚴守中立”的看家法寶，防止其他勢力覬覦三湘大地。 說起民國初年的口號或者說理念，那可謂是不勝枚舉。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類的來說吧，意思就是由本省人來治理本省，具體體現便是由本省人來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做湖北都督（黎為湖北黃陂人）、閻錫山做山西都督（閻為山西五台人）、李烈鈞做江西都督（李為江西武寧人）、譚延闓做湖南都督（譚為湖南茶陵人）、陸榮廷做廣西都督（陸為廣西武鳴人）、胡漢民做廣東都督（胡為廣東番禺人）等等，諸如此類。

民國初年，南方民黨推薦參加革命的原廣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結果引發了袁總統世凱和唐總理紹儀的一場衝突，弄得最後，唐總理被逼掛冠而去，未嘗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導致。南方民黨的推薦理由很簡單，王芝祥是直隸通縣人，由他出任直隸都督理所當然。唐紹儀對此本已答應，但直隸是什麼地方？袁世凱豈能容忍臥榻之側來個革命黨做都督？此事鬧得不歡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類似的理念，其實是各省自治的初級階段，後來還擴展成“聯省自治”的高級階段，其濫觴便在於此。 與“湘人治湘”類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軍民分治”。所謂“軍民分治”，就是要將各省的軍政事務與民政事務分開，一來防止軍閥專權，二來也是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時候，各省的總督巡撫是兼管軍事民政司法獄政的，後來清末搞什麼統一軍權，把各省都督巡撫的軍權收去，結果總督巡撫控制不了各省的新軍，這其實也是清朝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理論上說，清末統一軍權的政策並沒有錯，錯就錯在操之過急，結果辛亥革命一爆發，各省新軍各行其是，把老的總督巡撫趕走，自己做督軍。君不見，民國初年的各省新貴，那些新軍的將領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鍔、李烈鈞、閻錫山等都督，他們當時也不過就三十出頭，倘若不是武昌起義的機緣，如何能發生此等不可思議之事？以他們的知識、閱歷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數千萬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閻錫山這樣的，實在是鳳毛麟角。 民國建立後，各省大權均集中在都督手中，這對中央政府統一政令自然不利。於是，袁政府也就接過前清的政策，打出“軍民分治”的旗號，要將各省都督的權力分離，也就是在各省分設省長和督軍兩職，省長管民政，督軍專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牽制，而中央政府也可藉以統一政令，防止地方軍閥的危害出現。

不管是口號也好，理念也罷，“湘人治湘”和“軍民分治”都可以說是好東西，但中國的問題往往在於，東西是好東西，但執行起來卻走樣變形，其中的問題出在哪裡？關鍵還在於人的私心摻雜其中，弄到最後，好理念、好政策都要變成歪經。 這不，譚延闓說“湘人治湘”，段祺瑞便提出“軍民分治”，理由是譚延闓文人出身，不諳軍務，理應辭去督軍而專任省長；至於督軍一職，則由時任陸軍部次長的傅良佐來出任。傅良佐原本就是段祺瑞的學生和跟隨多年的親信，這次得以出任湖南督軍，老段特意解釋說，傅良佐乃是湖南乾城人，回老家署理督軍一職，豈不是“湘人治湘”和“軍民分治”的完美結合？一石激起千層浪，譚延闓心裡是一百個不願意，因為大家都知道，傅良佐雖然原籍湖南，但他是生於北方、長於北方，說的北方話，吃的北方飯，當地就沒有幾個人知道他是湖南的。因此，說傅良佐回老家當督軍是“湘人治湘”，實在是過於牽強。但是，譚延闓又不能公開違抗中央軍令啊，於是他只能把希望寄託在西南軍閥的身上。對於老段派傅良佐督湘的目的，南方的大佬們陸榮廷、唐繼堯等人當然是心知肚明，他們也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因為一旦傅良佐拿下湖南，下一步就可能要進軍西南，實現段祺瑞“武力統一”的夢想了。

在危險面前，西南的各軍閥們立刻聯合起來，他們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派兵入湘支援譚延闓。但是，西南軍閥畢竟山高路遠，而且內部也不甚統一，雖說要出兵，但只聽雷聲大，卻不見雨點下，倒是段祺瑞那邊行動迅速，先是傅良佐在8月下旬即動身南下，準備前往湖南赴任。按說，去湖南本應該走京漢線，但傅良佐卻繞道津浦路，先去南京拜見江蘇督軍李純，隨後又溯長江而上，到武漢拜會湖北督軍王占元。很顯然，傅良佐此舉是為了爭取直系軍閥的支持。 說起北洋時期的軍閥，實在是名目繁多，令治史者和讀史者頭疼不已。但大體而言，在清朝覆滅後，北方除了新軍將領出身的閻錫山盤踞山西自保門戶外，長江以北基本屬於北洋系的控制範圍，長江以南則是民黨的勢力範圍，但民黨也有派別，可分為革命黨（如胡漢民之於廣東、李烈鈞之於江西）、原新軍將領（如蔡鍔之於雲南，唐繼堯之於貴州）、舊派勢力（如譚延闓之於湖南、陸榮廷之於廣西）；二次革命後，北洋系的勢力擴展到長江以南，將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納入北洋的範圍之中，而西南五省（兩廣、雲貴、四川）也噤若寒蟬，屈從於袁世凱的威勢之下……袁氏當國的這幾年，也是民國時期難得的統一時期。

袁世凱死後，各級軍閥又活躍了起來，首先是西南五省乘護國軍之餘威，藐視段氏中央；接著是奉系軍閥張作霖隱然崛起，雄踞關外；山西軍閥閻錫山仍舊是閉境鎖省，自謀發展；新疆軍閥楊增新從辛亥革命後便僻處偏遠，不問中原，而內蒙、西藏也因為北京政府的反复而局勢不定。 更不妙的是，北洋系內部也出現了分裂，先是張勛一通亂搞，自取滅亡，接著是段祺瑞和馮國璋悄然形成兩派，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皖系軍閥和直系軍閥。所謂皖系，便是以段祺瑞為首的一批軍頭，因段祺瑞是安徽人而得名。在最初的階段，段祺瑞並無自己的地盤和軍隊，不過憑藉自己的威望和多年維繫的部屬或者弟子成一派之長。直到後來參戰軍和西北軍的組建，老段才算是真正擁有了自己的軍事力量，並由此觸發了後來的直皖戰爭。 直系則相對複雜一點，可分為老直系和新直系，老直系以馮國璋為首，其中又包括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外圍還有直隸督軍曹錕等人。馮國璋的直系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後來稱的直系實際上是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軍閥勢力，因為馮國璋和曹錕都是直隸人，因此直系也可分為新老兩個階段，這是後話。 段祺瑞要傅良佐前往督湘，實際上是深思熟慮且又是個一石二鳥的好計謀：一是可以據住長江中游，打進馮國璋的贛鄂勢力；二是可以藉湖南為入口，南征雲貴兩廣。此所謂，攘外必先安內，外戰固然可宣而不戰，但內戰卻是火燒眉毛，迫在眉睫。 在傅良佐抵達湖南之前，譚延闓以原辛亥革命黨劉建藩為零陵鎮守使，並將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林修海部移駐衡山。表面上看，譚延闓是對傅良佐虛位以待，表示長沙不設防，但實際上為了保存實力，先行準備。 老段自己是軍人出身，他心裡也清楚，如果沒有軍隊在背後撐腰，傅良佐在湖南肯定是一事無成。於是，他隨後便調遣北洋軍第八師王汝賢部和第二十師范國璋部隨傅入湘，協助控制湖南。在北洋軍的壓力之下，譚延闓只好藉口回老家茶陵省親，不辭而別。 1917年9月9日，傅良佐帶著自己的衛隊營來到長沙走馬上任。新官伊始，傅良佐便給了湖南的小軍閥們來了個下馬威，他先是將林修海的旅長撤去，改派自己的隨從鄒序彬出任；緊接著，又將劉建藩調任外省，改陳邃章為零陵鎮守使。林修海和劉建藩也是手裡有槍的小軍閥，他們豈會束手就擒，輕易買賬，隨後這二位便在衡陽、零陵同時宣布獨立。由此，戰爭爆發了。 傅良佐對林、劉二人的獨立早有預料，而且早有準備，隨後便請調北洋軍第八師和第二十師前往清剿。戰爭是從10月6日開始的，由於湘軍的兵力單薄，實力太弱，北洋軍基本沒有遇到什麼大的抵抗，便相繼攻下了衡山、寶慶等地。 初戰告捷，傅良佐心裡樂開了花，隨即便打電報給老師段祺瑞報喜。老段聽後也十分高興，他不但通電嘉勉，還命人採購了大宗物品送到前線，以鼓勵他們乘勝南下，一舉平定西南。 但正當老段在北京喜滋滋掐著指頭算勝利日期的時候，前方一紙電報傳來：王汝賢和范國璋兩位師長竟然要求停戰議和！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