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四八、銀元時代下的上海生活

陳存仁先生是民國時期的知名中醫，他曾寫過兩本關於上海生活的歷史隨筆，一為《銀元時代生活史》，一為《抗戰時代生活史》，其間的所見所聞，都是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生活點滴及歷史。陳先生雖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但其記述卻真實入微，可讀性強，結合其他人的回憶錄及統計，倒也可以一窺民國時期的上海生活。 陳存仁出生於1908年，原是上海老城廂世代讀書經商的地道上海人。六歲的時候，陳存仁去姑母家拜年，其姑母家巨富，給了他一枚銀元做壓歲錢，令他興奮不已，因為當時剛滿師的學徒一個月也不過拿一元的月錢。民國初年，小孩子是很少有機會見到一枚銀元的，他們接觸最多是銅元。 據陳先生的回憶，一枚銅元在當時的用處很大，可以買到十粒八粒糖果，或大餅油條各一件，或生梨一二枚。去城隍廟玩的時候，一枚銅元可以買到一塊百草梨膏糖，兩枚銅元一碗酒釀圓子，四枚銅元一碗肉麵，肉又大又厚，當時已有荷蘭水（外國汽水），每瓶兩枚銅元。當時的雞蛋，一銀元可以買150多枚，比兌換的銅元還要多。民國時期的著名影星胡蝶和陳存仁先生系同年出生，她也曾經在回憶錄中說，她八歲的時候（1916年），一個銅板可以買一個肉包子或一大堆糖炒栗子。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市場上流通的各種貨幣，既有銀兩銀元，又有各種銅幣和貶值的鈔票（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發行的紙幣，一般都要打七折使用）。銀元，是當時的流通主幣，其中又有袁世凱元、龍元、孫中山元，還有因外貿而從外國流入的外國銀元如西班牙卡洛斯銀元、奧匈帝國銀元、秘魯銀元及英美日等國流入的貿易銀元。據1929年的統計，外國流入中國的銀元達15種之多。至於銀兩，則更無一定之規，在使用時還需要看成色、稱重量，如元寶、銀錠、銀塊、銀片等，很多都需要錢莊中轉兌換。輔幣銀角子和銅元往往由各省自行鑄造，五花八門，在成色、比價上大有文章可做。 老一輩的人對鈔票（紙幣，甚至錢莊的莊票、支票等）大抵是不信任的，特別是外國銀行的鈔票。當時有兩種外國鈔票曾讓中國人吃過大虧，一是“一戰”結束後崩潰的德國馬克，二是俄國革命後變得一文不值的盧布。就算是美鈔，當時人也是沒有什麼興趣的，他們最感興趣並認為最可靠的是銀兩和銀元，這才是他們心目中貨真價實的財富。

因此，當時的大戶人家甚至是一般人家，大都有藏銀窖的習慣（即便是失火也無妨，屋去而窖藏），多的上萬幾十萬，少的也會藏個幾百幾十的。遇到老屋拆遷或者翻新重建，把藏銀的地窖挖出來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更令人發噱的是，當時上海人過年時祝福別人發財的時候，不是說“希望你中馬票”，而是說“希望你掘到藏”。 八歲那年，陳存仁就親眼經歷了“掘藏”的一幕。當時其姑丈去世，姑母將其四伯父（即娘舅）請去分配家產（江南一帶，請娘舅來主持分家是沿襲已久的傳統，娘舅在外甥女出嫁的婚宴上也要尊為首席），四伯父便把他一起找去作見證。在去之前，四伯父先把他拉到城隍廟，讓他向城隍菩薩賭一個咒，保證在分家的時候看到的事情永遠不告訴別人。等到姑母家後，其家人全部在場，就等著娘舅和見證人來掘藏分家了。半夜時分，等家中的佣人都被打發到廟裡守靈去了，掘藏才正式開始。

四伯父說，“姐丈病重時只說了一句話，'東西放在書房畫箱底下'，說這話時，已經是奄奄一息了，他還伸出兩個手指，說著'二十'二字，這'二十'是什麼意思？”當時姑母家的人都認為是二十個瓦缸。於是大家一起動手，將書房畫箱搬走後開始往下挖，挖了好大一會才挖出八隻缸，裡面全是銀元，每缸一千元，上面還有一對銀元寶（每錠重十兩）。由於挖出來的數目和“二十”不對，因而大家又繼續往下挖，最後才將其餘的十二缸銀元挖出，總計二萬銀元和二十對銀元寶。 上海開埠之初，一些富商也自行鑄造過銀餅，每餅五錢，後流入市場，但這種銀餅不夠標準，使用起來多有不便。當時官方的銀元為白銀七錢三分，庫秤是七錢二分，在當時流通的銀元中，銀質最標準的是墨西哥銀元，因其正面有一隻鷹，所以被人稱為“鷹元”，上海人又稱之為“洋鈾”。清朝末年，清廷從外國引進了機器鑄造銀幣，因為上面有一條龍，因而又被稱為“龍元”；民國後，袁世凱時期又鑄造了新的銀元，銀幣正面有一個很大的袁世凱頭像，也就是民間慣稱的“袁大頭”，這種銀幣是法幣改革前使用最廣泛的。

民間也會造假銀元，因而錢莊伙計的第一要務就是必須懂得識別銀元的真假。最傳統的手法一般是聽聲音，將銀元往大櫃檯上一擲，聲音清脆悅耳的是真，聲音渾濁不清的便有假的嫌疑。要不就是用兩手指夾起銀元，往其邊際一吹，真的銀元會發出輕微但悠長的銀笛聲，如“殷”的一聲，假的就沒有（筆者小的時候，家裡也有幾枚留存下來的“袁大頭”，的確是屢試不爽）。 一般說來，當時十元以下的交易大都使用銀元，十元以上使用銀元的就不方便了，因為一枚銀元七錢三分，一百枚就是七十三兩，碰到大宗交易使用現銀是非常麻煩的，因而這時就需要使用銀兩或者錢莊的莊票了（即相當於銀行的本票，見票即付）。在銀元之下，有兩種輔幣，一種是銀角子，另一種是銅元。這兩種輔幣並非十進制的，而是根據銀價變化而變化。在當時的錢莊，每天都會掛出兌換率，不過浮動也不會太大，一銀元一般兌一百二十八枚銅元左右。

陳家在民國初年開始家道中落，最初是家族生意破產，後又因為父親突患痢疾去世，因而只能改過粗茶淡飯的生活。據陳先生的記載，他八九歲的時候，米價每擔三元六角，每天的食品限定四個銅元，一個銅元煮青菜一盤，一個銅元購豆腐豆芽之類，兩個銅元買“東洋魚”一塊（日本銷來的薩門鹹魚幹），一個月都難得吃一次肉絲。在小學畢業的時候，他吵著要買一雙兒童皮鞋，但要價須一枚銀元，最後只能忍痛作罷。 等到陳先生中學畢業、開始學習中醫之後，此時的物價有所變化。當時的銅元一枚，可買臭豆腐乾兩塊，粽子糖五粒；品海香煙和強盜牌香煙都是銅元三枚；米價已經漲到每擔四元六角。有一次，陳先生和他的表兄去半淞園遊覽，談起今後的願望時，表兄說他希望在洋行工作，每月可拿30元，而陳說自己希望做醫生，每月賺40元。當時每月賺30到40元，已經足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了。

民國名記者包天笑在其自傳《釧影樓回憶錄》中說，1906年的時候他到上海租房子，開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現南京西路、鳳陽路）找，連找幾天都無結果，後來他發現一張招租，說在北面一點的愛文義路（現北京西路）勝業裡一幢石庫門有空房。貼招租的房東也是蘇州人，當時講清住一間廂房，每月房租7元。當時上海一家大麵粉廠的工人，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7到10元，而包天笑當時在《時報》任編輯，每月薪水80元。包天笑的薪水在當時是不算菲薄的，因為他有一位同鄉比他早兩年進《申報》館當編輯，薪水只有28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時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並不算貴，比如在虹口區一棟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別是“一二八事變”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亭子間的月租都已經漲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廣告剛貼出去，往往漿糊還沒有乾，房子已經租出去了。這樣的情況，在抗戰爆發後更是如此。

上海的亭子間，可以說是石庫門房子裡最差的房間。它位於灶披間之上、曬台之下的空間，高度兩米左右，面積6到7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雜物，或者居住傭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輕的作家來到上海謀生，往往先找這種房子棲身，以至於後來出了一個新名詞，叫“亭子間文人”。 亭子間文人的收入其實並不算低，當時一個多產的流行小說作家（如寫連載的鴛鴦蝴蝶派們），一個月可以賺到300元。 1921年，茅盾在給一家商業性雜誌做編輯時，月工資是100元；而據黃天鵬在1930年出版的《中國新聞事業》中記載，當時的一個總編輯的月薪在150到350元，編輯主任為120到200元，普通編輯60到100元，駐外地記者100元左右外加業務費，本地採訪記者大概為50元，抄寫員每月只有20元的收入。

一些專門從事寫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體是可以的，如鬱達夫在20年代末期，每個月的版稅收入有100到200元，而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這已經足以養活一家五口人了。後來被殺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稅800元，年輕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於沒有名氣、初來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們每月的稿費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夠上海一月的生活費，可謂是標準的“亭子間文人”。 據陳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與錢》一書中的統計，魯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約是420元，而與他同時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並不比魯迅低，如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月薪為400元，主編《新青年》雜誌還另有每月200元的編輯費，這樣算下來，陳獨秀每月收入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學校長，月薪600元，另外還有翻譯的稿費（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稅，收入是不菲的。在版稅收入中，林琴南可能是最高的，他一生通過翻譯作品拿到的版稅是22萬元（遠高於魯迅等人），另外，他在北京大學任教還另有月薪550元的收入。

民國律師的收入更加令人咋舌，如1926年從法國里昂大學畢業的吳凱聲律師，他和另三位律師合開了一個事務所，每個月的收入至少在1000到2000元，高的時候達到一萬元。因此，吳凱聲在兩年之內便發了財，買了大房子和汽車。 1927年底，他花三千兩銀子買了一塊地皮，僅僅三年多點時間，便以十倍的價錢轉手賣出。當然，這是名律師的收入，普通的律師每個月的收入大概在一二百元。 教授是民國時期的高收入人群，北洋時期在180到280元，國民政府時期在100到600之間，而30年代的中學教師月薪為100到260元，小學教師在60到100元。當然，這些工資的記載是名義上的，民國期間因為局勢不穩定，中小學教師被欠薪的事情是屢有發生的。據1934年《申報》的報導，上海各大學教授的月薪如下：中法工學院最高，1500元；同濟大學，775元；交通大學：600元；復旦大學，530元；上海醫學院、上海商學院，400元；震旦大學、滬江大學，300元；大夏大學，290元；上海法學院，210元。同時期由司徒雷登主政的燕京大學，教授月薪為360元，校長為500元。

至於官員與公務員，工資並不算高，如1927年政府公報所公佈的，部長的月薪為800元，副部長為675元，局長（或司長、處長）為450到600元，秘書為300到450元，科長為250到400元，科員為60到180元。法院的大法官倒是收入很高，月薪達1000元，普通法官最高有400元，最低160元，但他們沒有額外收入。 按陳存仁先生所記，當時上海衛生局人員不過八人，科長薪水每月30元，小書記員每月只有8元。當然，這是名義收入，比如後來衛生局通過審核醫士執照便收了一大筆錢，全體人員由此立刻都加了薪。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過50元的話，就基本達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兩百元，就可算是中產階層。張治中在回憶錄中說，他於1921年因失去軍職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個樓面是16元，這個房間用布簾隔開，一間做臥室，一間做書房，他與妻子及一個孩子每月的生活費是50元，這還是比較拮据的。 1928年，已經小有名氣的胡蝶轉入明星電影公司，月薪拿到2000元（實支1000，公司欠1000）。 1931年，明星公司以她為女主角，拍攝了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影片歷時6個月，共耗資12萬元。不過，這個電影的收益是很不錯的，除了國內的票房外，光賣給菲律賓片商的放映權就收入1.8萬元、賣給印尼的則為1.6萬元。 與胡蝶相比，剛出道的周璇就差了不少，她最初與電影公司簽訂的月薪為200元。男演員的薪酬一般比女演員低，如趙丹的月薪是200元，謝添250元。沒有大名氣的女演員薪水也很低，如藍萍（江青）從影期間，其薪水是每月60元，秦怡也是60元。 民國時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還是不錯的，普通人家每個月一般吃四次葷菜（肉、魚、蛋、海鮮等），通常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這幾天叫做“當葷”，其他日子則以蔬菜、豆製品為下飯菜。前面陳存仁先生說他八九歲的時候一個月只能吃一次葷，說明當時他家的生活是比較困難的。 按上海的習慣，如果家裡來客人的話，那就必須以葷菜為主，“無葷不成飯”，蔬菜則是配菜。至於那些拉黃包車的苦力，他們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鹹魚等，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極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當時一首兒歌唱的：“當肚皮餓的時候，我們馬上拿起筷，奔向廚房間，看看有點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來下飯？” 20年代後的上海米價，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動，這與房租一樣，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來的，所以米價一上漲，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搖頭嘆息，說日子過不下去了，但對於高薪人士來說，這點浮動根本就算不了什麼。 當時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車為主，起價多為十個銅板，按里程議價，但由於競爭激烈且毫無技術含量，人力車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十元多點，僅能夠維持一個人的生存。上海在民國初年就有電車了，當時從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銅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銅元；十多年後，又有了出差汽車（即今日之“的士”），這個收費就貴了，從大世界（今人民廣場）到南市（今豫園、城隍廟往南），車價就要一銀元以上，一般人是打不起的。事實上，當時一輛小型汽車的價格也不過1000銀元左右。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學一般是四年制，學費每學期2到4元，中學也是四年制，學費每學期16到36元，大學的學費最低40元，最高的是聖約翰大學，學費高達150元。陳存仁先生當年在育才小學讀書，每學期學費為3元，後因為家庭困難而改讀更便宜的浦東小學；小學畢業後，他在四伯父的資助下入讀明立中學，每學期學費16元；中學畢業後，入讀南洋醫科大學（東南醫學院前身），每學期學費40元，這在當時已經是很貴了；讀了一年後，轉入上海著名中醫丁甘仁開辦的中醫專門學校，學費為24元，其四伯父的負擔就輕了不少。當然，不怕花錢也有，比如張嘯林的兒子張法堯，他的流氓老子覺得出國留學是一件很風光的事情，後把張法堯送到法國鬼混了幾年，據說用掉三十幾萬，這簡直是不得了的天文數字。 上海的世家子弟結婚，禮金也是很高的，據陳先生透露，大概在兩千到三千銀元。與上海的物價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陳先生在新婚之後與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國飯店住了一宿，房價6元，這個價格恐怕可以與現在的五星級飯店相媲美了。設施並不比六國飯店差的東華客棧，當時的房租是每晚一元六角，住的人已經是非官即貴了。當時北京的房租也不貴，一個大四合院租給四戶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過8元。 當然，要花錢還得會賺錢才行。陳存仁先生滿師之後，在南京路“心心照相館”的二樓租了一個房屋開業，月租金為50元。由於陳先生受教於名醫，一開始定的門診費就非常高（一元二角，接近名醫的收費標準），但開業第一天乃至之後的十余天都吃了個鴨蛋，同學來看他，都搖頭說收費太高，好在三友實業社的老闆看得起他，請他做他們社里500多名職工的常年醫生，一個月付50元，這才幫他度過最初的危機。 到後來，就診的病人逐漸增多，業務多了，陳先生便請了一個掛號職員，每月薪水6元，還花8元錢包了一輛黃包車，以便出診，當時出診的費用是5元。一年之後，每日門診也有十號左右（上海名醫丁仲英，也是陳存仁的老師，每日門診可達百人，月收入至少在3000元以上）。後來三友實業社擴大到三千員工，每月固定診費也就提高到300元。後來，陳先生又擔任了家產極豐的猶太富商哈同家的常年醫生，每月可以拿到200元。光這兩項固定收入，陳醫生已經躋身當時高薪人士的行列了。 另外，陳先生還辦了一份報紙（即《康健報》），每份銅元二枚，一年訂費加郵費為兩元，第一期的銷量就達到1.4萬份，不久便將訂戶擴展到8000份，一下就有了一萬幾千元的現款，加上已經預收的廣告收入一年1600元，光這項收入就夠報紙近五年的成本了。幫他做抄寫的一位朋友鄧鈍鐵，當時也在華安合群保險公司做抄寫員，月薪只有35元，後來此人改名“糞翁”，每次在展覽會上賣書畫作品，收入竟可達到八九千元。 不過，最厲害的並不是會賺錢，而是以錢賺錢，那就是買地皮。陳先生曾在高人的指點下在靜安寺路愚園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買了一塊面積三畝七分的地，成交的時候，賣主四兄弟挑了籮筐前來分銀元，當地人只信銀元，其他的莊票支票一概不要。就這塊地，不到三年的時間，陳存仁便以3萬元的價格出手，而數年之後，更是漲到了10萬元，可見投資地產是何等一本萬利的生意。當然，適當地購買一些藝術品、珍貴首飾甚至是皮貨也不錯，譬如陳太太在北京花60元買了兩件玄狐的皮筒子，後來被人用600元買去；而當時花120元買的一對翡翠耳環，在隔了二三十年後，陳家夫婦到了香港，以原價1000倍的價格出手，後來更是漲到了5000倍的價格。 由此或許可以看出，銀元時代的物價相對還是比較穩固的。等到了紙幣年代，那就完全取決於政府的信用了。